法治文明建議

Ⅰ 如何推進法治建設

一、要處理好法治與經濟建設的關系

鄧小 平早就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既然兩手抓，我們就要注意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法治要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要把法治建設的著力點放在促進經濟發展上，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搞發展。把法治建設的落腳點放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利益。通過抓法治建設，促進經濟快速發展；通過法抓法治建設，保障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通過抓法治建設，推動社會各項事業全面進步。同樣，搞經濟建設也要有利於推動法治建設。我們在抓經濟工作時，首先要考慮的是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我們搞經濟建設，發展生產、上基礎設施項目，既要敢為人先,邁大步子,又要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決不能不顧客觀實際與可能,不通過周密的科學論證，不按法定程序操作，盲目搞「形象」工程，熱衷上「政績」項目。其結果不但拿不到什麼「政績」，反而事與願違，得不償失，甚至在不知不覺中觸犯刑律，成歷史罪人。這樣的教訓在社會上並不少見，我們要舉一反三，引以為戒。總的來說，我們要通過抓法治建設，保障經濟健康發展，又通過抓經濟建設，促進文明法治建設。

二、要處理好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就是通過依法強制執行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德治，就是通過規范人們行為和過細的思想工作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法治和德治是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如果能夠把二者之間關系處理好，使之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就能達到標本兼治的目的。要以抓法治促德治，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正常的工作、生產和生活秩序，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支持。同樣，要以抓德治為法治提供良好的基礎條件。要採取各種形式深入開展公民道德教育和道德實踐活動，以學習貫徹《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為契機，掀起新時期公民道德建設熱潮，不斷增強公民的道德修養，促使遵守法律法規逐漸由外在約束變成廣大公民的內在的自覺行動。由此可見，法治以德治為基礎，德治又需要法治作保障，二者在目標和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時二者之間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只有把道德規范這種軟約束和法律規范這種硬控制緊密結合起來，才能更加符合治理國家的客觀規律，才能有效地發揮調節人們行為的作用，以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

三、要縱橫結合，各方協作，齊抓共管

縱橫結合，「縱」就是各行業、各戰線，如工業、農業、財稅和教育等要保證本行業、本戰線的法律法規得到有效落實。「橫」就是以行政區域為單位，如省、市、縣（區）要抓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區），也必須在各行政區域里保證國家法律法規的順利實施。就是說，我們既要抓橫的依法治理，又要抓縱的依法治理，並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抓緊抓好，務求實效。同時，在法治建設中，上下之間、部門之間、單位之間必須從建設文明法治社會的大局出發，十分注重抓好協調和合作。工作上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互相協調，通力合作；出現問題，互相補台。真正形成合力，齊抓共管，整體推進法治建設進程。

Ⅱ 對法治中國建設獻言獻策

依法行政是建設法治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什麼是法治？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他對法治的註解是：「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制定的法律應獲得普遍的服從；而人們所遵從的法律本身應該是成文的和良好的。」也就是說，法在全社會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社會的治理應該遵從良好的法律。托馬斯·潘恩曾精闢地論述：「在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的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而且不應該有其他的情況。」
依法行政的含義是，由法律給行政機關的權力劃出嚴格的邊界，任何行政機關和行政官員都不得越過這個邊界。如果越過法律劃定的邊界，就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和後果，就須受到相應的追究和懲處。
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國的客觀要求相比，依法行政還存在不少差距，如行政管理體制與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還不適應，依法行政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行政決策程序和機制不夠完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時有發生，人民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等等。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礙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之道就是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憲行政。在法律體系中，憲法是最高位階的法律，是萬法之母。溫 總 理在國務院第三次學習講座時的講話中指出：「依法治國，最根本的是依憲治國；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憲行政。各級政府都要把憲法作為根本的行為准則，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
依法行政就是要對人民負責。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行政機關掌握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因此，必須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決不允許以權謀私，與民爭利。否則的話，就應受到法律和法制的懲處。
依法行政需要完善行政決策程序。涉及全國或者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事項以及專業性較強的決策事項，應當事先組織專家進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論證。社會涉及面廣、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決策事項，應當向社會公布，或者通過舉行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意見。重大行政決策在決策過程中要進行合法性論證。
依法行政要求合理劃分和依法規范各級行政機關的職能和許可權。科學合理設置政府機構，嚴格核定人員編制，實現政府職責、機構和編制的法定化。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和公共服務意識，簡化公共服務程序，降低公共服務成本，逐步建立統一、公開、公平、公正的現代公共服務體制。
落實依法行政要建立起完備的監督機制，明確監督主體、監督內容、監督對象、監督程序和監督方式，尤其要大力加強公民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媒體監督、民主黨派監督和法院監督。同時，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建立健全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實現決策權和決策責任的統一。
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社會，才可能是長治久安、長盛不衰的社會。

Ⅲ 如何加強本部門，本單位法治文化建設

創新機制，夯實法治文化建設基礎。法治文化建設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具有公益性、群眾性、社會化和經常化的特點，必須要在建立和完善長效機制上下功夫，以機制創新推進法治文化建設。一是強化責任。各級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真正將法治文化建設列入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的重要議事日程，納入「六五」普法、平安建設、社會管理創新、文明和諧社區評比和黨的建設等整體規劃中，同重點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檢查、同考核、同獎懲。要建立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司法行政部門牽頭協調，宣傳、文化、廣電、新聞部門等單位共同參與、各司其職的組織領導體制，形成條塊結合、部門協同、上下聯動、整體推進的工作格局。要完善領導責任機制，明確目標，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形成主管領導親自抓、分管領導具體抓、業務部門積極抓、其他條口協同抓、各個社區自覺抓、列管單位配合抓的工作機制；二是落實保障。要將法治文化建設經費列入各級政府財政預算，專款專用。要將法治文化宣傳過程自然生成的各種產業化資源充分開發利用起來，採用社會化、市場化運作等方式籌集法治文化活動經費，彌補經費的不足，實現法治文化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最大統一。要充分發揮地區普法講師團、法制宣傳工作者、法制新聞工作者、法律服務志願者、法律明白人以及法治文藝骨乾等人才資源優勢，全方位、多角度地加強法治文化宣傳，為法治文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和智力保障。要注重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工作規律、工作推進方式及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等的研究探索，創新工作理念，改進工作方式，不斷增強法治文化的影響力和滲透力，為法治文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持；三是整合資源。要立足地區實際，充分發揮區域優勢，通過借勢、借力、借腦、借資，不斷動員各部門、發動全地區積極參與和支持法治文化建設工作，構築「積極參與、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有序運行」的法治文化工作聯動機制。司法行政機關要積極履行主管職責，充分發揮協調、指導和監督的職能，克服「小馬拉大車」的消極心態，學會「藉助外力」、「借船出海」、「借雞生蛋」，凝聚各單位、各部門和各階層力量開展法治文化活動，從而實現法治文化工作主體多元化、內容專一化、方式協同化、效益最大化，實現由「主演」到「導演」，由「獨唱」到「合唱」的轉變。

Ⅳ 如何加強中國的法制建設，給點建議

中國的法制改革思路經歷了從加強法制到依法治國的過程。依法治國，建設民主法治國家，已然成為舉國上下的政治共識和追求。具有高度民主的法治國家目標的提出，標志著治國方略的重大變化。依法治國的核心，在於確立憲法和法律作為治國的最具權威的標准，崇尚法治大於人治和黨必須遵守憲法法律的根本原則。依法治國的目標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民主形態的符合國際人權法要求的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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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初步形成由憲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法規組成，以憲法為中心的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經濟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婚姻法，繼承法及其他部門法律在內的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特別是近年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數量不斷增加，使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得到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為建設法治國家初步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國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離法治國家的實質要求和形式要求還有很大的距。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保障方面無法可依或惡法難依的現象依然存在。一些部門法律缺乏基本法律或程序法，缺憲法配套法律法規。各部門法的規定不盡完善，部門法之間不協調的情況突出。許多部門法律制度受到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束縛和影響，不能很好地適應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要求。甚至憲法本身還亟待進一步修改和完善，還缺乏實施保障的系統規定，離法治國家標準的實質要求和形式要求都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和適應法治國家的需要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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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重點首先是要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產關系，信用關系和契約關系，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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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依法治國的方略，還將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現代政治民主形態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條件。要推進政府工作的公開化和法制化，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在行政法制方面，不僅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行政實體法，而且要抓緊制定行政程序法，進一步實現政府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必須體現民主原則，注重從保障公民民主權利的角度出發，通過對行政主體職責，許可權，行為方式的規范，對行政權的運行進行控制和監督。行政法制改革還要求實現行政公平。還要加快推行行政執法責任制，評議考核制，提高行政執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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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依法治國方略還需要大力推行司法改革，確保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要逐步形成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責任制，建立和完善冤案錯案追究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和司法監督機制，確保公正執法。在這方面，要繼續將審判方式改革推向深入。要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把勤政廉政建納入法制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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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要深入開展民主法治宣傳，提高全體公民的民主意識和權利觀念，重點要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民主法治觀念。

Ⅳ 請教大家~從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的角度，提一些提升普法工作水平的意見和意見。

普法並不是人人都要精通法律法規，簡單的去背誦法律條文，而是在行政或司法，以及社會活動的過程中，受到法律理念的支配，堅持依法辦事，養成良好的法律習慣。應該說，從1985年11月2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以來，經過四個五年普法規劃，公民的憲法觀念和法律意識，各級幹部依法辦事、依法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尤其是依法執政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能力，有了新的進步和提高，為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奠定了良好基礎。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普法中還存在重幹部、輕一般職工，重城市、輕農村，重形式、輕實效，重理論、輕實踐等問題。如，普法考試過多過濫，且集中在黨政機關和司法部門，這其中既有司法局的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幹部職工的普法考試，又有部分地方人大常委會的任前法律考試、組織部的新任領導幹部法律知識考試。此外，還有全國性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司法資格考試。特別是普法考試，普遍是組織部分人員提前做好答案，然後集中在一個地方，按照標准答案抄抄而已，有的甚至復印後，填上名字交卷，既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又達不到普法目的。另一方面，在廣大的農村和個體、私營企業、國有企業，以及街道社區居民中的普法工作，卻少之又少，既缺乏集中的法制學習，又沒有以案說法等生動活潑的法制教育，公民法治理念形成的途徑和方式單一。相當部分公民因法治理念缺乏，對法治的信仰不足，堅持依法辦事的習慣尚未完全形成，遇事信訪、信權，不信法，不善於依法維權，依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依法解決矛盾和糾紛，依法維護社會秩序，使一些法律法規形同虛設，有法也等於沒有法。法律只有為人民群眾熟悉和掌握，人人養成依法辦事的觀念和習慣，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公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並同違反憲法、法律和社會主義法制的行為進行斗爭，才能形成依法維護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事業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力量。因此，開展普法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總結借鑒普法的成功經驗，堅持法制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廣泛採取邀請專家、學者、專業人員開展以案說法等形式多樣的活動，加強和改進普法教育，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切實增強普法實效，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奮力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

就目前而言，我國社會仍處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化中，沒有達到法治狀態。由於大眾的法治觀念淡薄和執法人員素質不高，造成了既定的法律得不到有效執行。正如培根所說，「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則把水流敗壞了。」為了全面推進法治建設，法治文化建設，必須努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樹立正確的權利義務觀念，造就健全的現代社會主體。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強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努力實現法律的健全化。但是，由於社會變革的漸進性和社會轉型的長期性，也由於法治文化建設滯後，人們的權利義務觀念還沒有真正樹立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增強公民的主體性，實現人的文化心理、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因而我們必須確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人民群眾中確立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觀念，並且使他們在實踐中學會以法律維護自己的權利，形成法律性格健全的公民，為各種法律的實施創造社會條件。

第二、加強法治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在我國，科學文化落後，文盲半文盲佔了人口的1／4。人民文化素質的低下，是法治文化建設面臨的最大障礙。許多人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權利，也不知如何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參與、民主監督往往流於形式。這不僅使社會主義法治缺乏應有的社會基礎，也為一些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創造了條件。因此，必須樹立科學精神，創新精神，以發展個性、發揮潛能為基礎，全面培養全民族的創新思維。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

第三、以法治文化建設，推動立法和執法。長期以來，由於對法治文化建設不夠重視。造成了許多法律條文停留在字面上，人們並不熟悉，造成了執法的隨意性。以前，我國的立法思想是「成熟一條制定一條」，於是造成了許多漏洞，這就為通過人治使法律受到扭曲提供了機會，使反映社會發展要求的司法行為與落後的文化觀念的形成。我們必須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形成有利於社會法治化的環境，並且把反映社會發展要求的新矛盾、新問題作為法制建設的生長點，以新的觀念、道德推動法律的執行和發展。

Ⅵ 如何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增強公民法治觀念調研報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了普及法律常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與過去相比，我國公民的法律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眾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識，對如何依法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等有關的法律知識有了一定的了解，開始有了依法辦事、依法治理的覺悟，人們的法制觀念初步形成。但是，這些成績與現代法治國家的要求仍有相當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識仍然處在較低水平。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仍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
一、我國現階段公民意識欠缺的原因
公民意識在建構法治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國公民的公民意識還不是很強，還存在一些影響公民意識形成的消極因素，究其根源主要有：
（一）臣民意識的影響。從歷史上看，古代中國的基本政體形態是君主專制，維護皇帝的權力、地位和尊嚴，樹立皇帝至高無上的獨尊地位，乃是中國古代社會一切法律制度的出發點。而且法律的至高無上性也被皇權的絕對神聖所代替，皇帝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廢法，使古代中國形成了系統嚴密的官僚體制，這種封建專制制度培育出的是適應封建政治文化發展的臣民意識。近代以來，中國曾經有過幾次思想啟蒙運動，但由於各種原因，大都是曇花一現。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人權觀念、自由與平等、個性解放等現代價值觀念統統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而拋棄，而許多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其中就包括臣民意識卻一直存在了下來。改革開放後，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較大的解放，但由於缺乏系統的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家長制、特權思想、臣民意識在一部分人的大腦中仍然根深蒂固。
（二）權利意識的淡薄。權利意識是公民意識的核心，但在古代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極其淡薄。這主要是由於：1.客觀上由於自然經濟、宗法家族和集權專制三位一體的社會存在形式，導致商品經濟的發展舉步維艱。與之相聯系的權利、自由、平等等觀念無法正常發育與成長。這是傳統社會民眾缺乏權利意識的客觀原因。2.主觀上由於儒家思想一向推崇重義輕利。受其影響，時至今日部分公民依然羞於言利，當他們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居然會因打官司有貪利嫌而不願用法律來維護自身權益。這就不是現代公民應有的意識和行為。
（三）公民教育的滯後。市場經濟的發展證明，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現代化的市場經濟實踐要求有現代法治觀念和倫理精神的支撐，需要有與之相應的思想教育理念和運作體系。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還是沿用計劃經濟時代的那一套教育模式，而沒有及時轉變思路。轉變到提高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民的法治意識和道德水平上來。這也是導致公民意識缺失的重要原因。
（四）社會轉型期制度的不完善。當前我國正處於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這主要表現為：1.存在著制度空場和制度沖突。所謂制度空場，就是制度的供給滯後、不到位，人們有了新的活動卻無相應的活動規則。所謂制度沖突，就是不同制度之間存在著矛盾沖突。比如在法律、法規方面，有些人鑽法律的空子，干著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的勾當。2.現存制度的效率不高或無效。制度的效率是指制度對人們行為的約束作用的大小。如果制度對人們行為沒有約束力，則是無效。如制度對公款吃喝、公款消費等行為的規定，基本上是無效的。如果制度對人們行為有一定約束力，但沒有達到制定製度時的預期效果，則是效率不高。如制度對假冒偽劣、偷稅漏稅等行為的規定。現階段，社會制度失效或效率不高的現象大量存在，甚至出現了諸如打假者被打、索賠者索不到賠、納稅人競爭不過高逃稅等現象。制度的不完善影響了國家社會的正常運轉，對公民意識的形成起著抑製作用。
二、提高法律意識的途徑及方法
培養和提高我國公民社會主義法律意識，是時代的呼喚和歷史的責任，也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認為主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一）必須創造適宜於社會主義法律意識形成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所謂外部環境，主要是經濟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經濟環境方面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為現代法律意識是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產物。政治環境方面要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民主體、政治活動程序和政治觀念的科學化。因為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律意識是在民主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文化環境方面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精神文明組成部分的法律意識必然要受到精神文明整體發展水平的制約，公民法律意識的完善和提高也有賴於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完善和發展。所謂內部環境，主要是指法制自身狀況。包括兩方面，
一是建立和制定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理論和方針；二是努力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
（二）深入持久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活動。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意識的體現。其創制和實施都有賴於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參與。但是，廣大人民群眾法律知識的掌握、法制觀念的增強、正確法律觀點的確立，都需要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來完成。從1985年開始，經過幾次普及法律常識的活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這對進一步提高公民法律意識將起到重要作用。
（三）堅定不移地實行依法治國、嚴格執法。認識來源於實踐。社會上日常的法制實踐活動對公民法律意識的形成和提高具有巨大的、現實的影響作用。如果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都能嚴格地依法行政，依法辦案，就能真正顯示出社會主義法制的權威和力量。顯示出法制的嚴肅性和強制性，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遵守，並得到他們的信任。經過長期的重復實踐，就會形成固定的習慣和觀念，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
（四）重視法學教育，開展法學研究。社會主義法律意識發達與否，與法學教育、法學研究是否繁榮有直接的關系。法學教育是培養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徑，而法律人才又是宣傳、傳播、深化法律意識的使者，法學研究是培養健全的法律意識的重要條件。社會在不斷發展，法律也需要發展，人們在運用法律來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仍有許多未知的領域。在法律實踐中，一些新經驗、新思想也需要及時總結、推廣，這些都離不開法學研究。而研究的成果，又通過法學教育使一部分人先行接受，然後又通過這些受教育者用各種方式向社會傳播、推廣並付諸實踐，從而推動整個社會法律意識的不斷更新和提高。
（五）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公民法律意識是一種涉及面最廣、運用最多、影響最大的途徑。所謂大眾傳播就是通過某種媒介(如廣播、電視、報刊等)向眾多對象傳遞思想和觀點的過程。大眾傳播具有信息來源的普遍性、強烈的時效性和敏感性、廣泛的普及性以及公眾教育機能等特徵。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傳播工具的普及率已大大提高。只要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就能產生迅速廣泛的影響，同時極容易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和氛圍，使社會主義法律意識深入人心。
（六）強化或樹立具體的法律觀念。1.權利觀念。樹立公民的權利觀念，是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義務本質」反思的結果，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立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的需要。強化權利觀念，可以使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原則得以真正體現，在廣泛的經濟、社會活動中充分地適用權利，發揮其創造性，同時尊重維護他人的權利。樹立正確的權利觀，應當包括對權利概念、性質、來源的正確認識；行使權利的自主意識和自覺性；權利行使時的求實態度與自律觀念；建立和完善權利行使機制的使命感和創造精神等。這種權利觀首先是公民的，與以往只重視國家權力(利)是不同的，它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在法律上的具體表現。2.契約觀念。商品經濟的交換活動是通過契約的形式連接起來的。而契約具有平等、自主、自願、互利、互相制約等特點。樹立契約觀念能夠減少交換過程中的不確定、不安全因素。其法律含義在於通過明確契約雙方的權利義務，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擔任的法律角色，從而有效地選擇自己的行為。契約觀念的普遍化，是指這種觀念延伸到更廣泛的政治社會領域，使整個社會活動既充滿活力，又有必要的約束，從而達到一種和諧的有序狀態。3.正確的訴訟觀念。程序法是對實體法的保護手段。訴訟是適用法律的必要方式，是解決矛盾和糾紛的正當途徑。由於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人們群眾對訴訟抱有一種深深的偏見。不管有理與否，都認為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並往往把訴訟與受懲罰聯系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人們不是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而是尋求法律以外的方式，這樣就不能運用法律對其權利和利益進行有力保護。社會秩序是一種法律秩序，社會矛盾和糾紛如果只通過非正當途徑解決，往往造成對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壞。因此，樹立正確的訴訟觀念，既是維護個人權益的需要，也是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需要。
三、結語
人們的法律意識狀態是受其物質生活條件和其他社會意識制約和影響的。社會生活的變化必然引起法律意識的變化。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人們的法律意識尤其顯得復雜。因此，從實踐需要出發，深入到社會生活中，調查、了解、把握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和個體法律意識的狀況，分析、總結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提出各種有益的看法、主張，對於培養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推進現階段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Ⅶ 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法治中國提建議

多投錢軍事科研，搞自主研發，少花錢幫老外

Ⅷ 加強法治治理工作好的建議

普法，只有大家都知法守法，才能達到法治

Ⅸ 建立法治社會有什麼建議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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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如何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1、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

2、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加大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領域執法力度。要嚴格執法資質、完善執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

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權被濫用的基本措施就是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把決策、執行等環節的權力全部納入監督制約機制之中，保證權力沿著制度化、法律化的軌道運行，防止行政權力的異化，確保法律公正、有效實施。

三、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完善審判制度、檢察制度，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完善律師制度，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確保司法公正高效權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要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10)法治文明建議擴展閱讀：

各級黨和國家機關以及領導幹部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應對風險的能力。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各級領導幹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