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積法學

① 大陸法系的歷史

法系是根據若干國家和地區基於歷史傳統原因在法律實踐和法律意識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進行的法律的一種分類，它是這些具有共性或共同傳統的法律的總稱。
（1）在羅馬全盛時期，羅馬統治者以武力擴大其版圖，強行適用羅馬法，被征服地區的居民也因羅馬法的發達和完備而自願採用羅馬法，使羅馬法成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
（2）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後，日耳曼法採取屬人主義原則，使羅馬法得以保存。日耳曼人建立的國家編纂的法典受羅馬法影響。公元9世紀，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法律的屬人主義不再適用，羅馬法與日耳曼法融合。
（3）12世紀後，羅馬法復興運動興起，羅馬法研究同社會實際需要相結合，成為西歐大陸國傢具有權威的補充法律。經過改造和發展的羅馬法成了歐洲的普通法，具有共同的特徵和法律傳統，從而奠定了大陸法系的基礎。
（4）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西歐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並鞏固以後，適應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國家之間的交往，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相互間的聯系和共同特徵獲得進一步發展。首先在法國，以資產階級革命為動力，在古典自然法學和理性主義思潮的指導下，在羅馬法的直接影響下，開創了制定有完整體系的成文法的模式。法國法典成為歐洲大陸各國建立自己的法律制度的楷模，標志著近代意義上大陸法系的模式的確立。隨後在德國，在繼承羅馬法、研究和吸收法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典。德國法典成為資本主義從自由經濟到壟斷經濟發展的時代的典型代表。
（5）由於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適應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並且由於它採用了嚴格的成文法形式易於傳播，所以19世紀、20世紀後，大陸法系越過歐洲，傳遍世界。
20世紀，自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提出「 法系」一詞以來，對於此問題的爭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是如紹塞爾—霍爾所說的分為印歐法系、閃米特法系和蒙古法系，以及各未開化民族法系；還是如阿爾曼戎、諾爾德、沃爾乎主張的世界存在法國法系、日耳曼法系、斯堪的納維亞法系、英吉利法系、俄羅斯法系、伊斯蘭法系和印度法系這七大法系。
這個問題似乎越來越復雜，但正所謂真理越辯越明，至少在一點上，中西方學者們是取得了普遍的一致性。即以法、德為主的歐洲大陸、拉丁美洲以及一些亞洲國家被統統歸入大陸法系這一法系之中。

② 通過法律課的學習有哪些收獲和啟發

從美學的觀點看法律——法美學散論 或許是由於工業化和商品化時代濫用理性和「計算」規則的緣故，我們現在已愈來愈喪失了黑格爾所稱謂的「理念的感性顯現」（審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靈激盪，「無利害感」的游戲沖動，詩歌語言引動的驚異與純喜，無限想像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風格」、「趣味」的體驗與追求，以及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描繪的「酒神狀態的迷狂」[1]，似乎也漸漸遠離了我們感性直觀的視野。以至於，當我們從藝術和美學的觀點來審視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謂「法的世界」的時候，我們要面臨著那些把法學作為純規范科學的專家們的指摘，「法美學」的理論旨趣甚至可能會被看作是「不倫不類的妄議」而遭受譏諷，被排拒於法學神聖庄嚴的殿堂的大門之外。人們難以接受的事實是：法律怎麼能夠成為美學或藝術的「視之對象」呢？ 所以，當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學》（1932年德文版）一書中主張通過文學創作和藝術作品來認識法律的本質，並且要求建立一門法美學（Aesthetik des Rechts）之時，他實際上已經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藝術（美）的世界」之間的隔膜給現代人類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響。拉德布魯赫指出，隨著文化領域的特定化，法與藝術逐漸趨於分化，甚至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構體（Kulturgebilde）中屬於最為僵化的一種，而藝術則是變動的時代精神最為靈動的表達形式，兩者處在自然的敵視狀態。那些富於才情的浪漫詩人甚至咒罵法律，把它們看作是「每時每刻折磨人的心靈、令人恐懼的東西」[2]。我們在學術史的發展中發現：正是由於法律和藝術（美）分屬不同的精神領域的緣故[3]，那些早年抱持「尋找一份體面的職業」投考法學院的才華橫溢的學子們（如歌德、席勒、馬克思、雅斯貝爾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靈的折磨」，後來又紛紛放棄從事法律職業。 不可否認，法學是反映人的經驗理性的學問，是人的法律經驗、知識、智慧和理性的綜合體現。自然，法學也可能會滲透研究者個人的感性的觀察和領悟，但它絕不是個人感情的任意宣洩。就其本性而言，法學是與一切展現浪漫趣味和別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法律活動愈來愈趨向專門化和職業化，法學與法律的語言經過法律專家們的提煉、加工，已經演變成不完全等同於「日常語言」一套的復雜的行業語言。在談到其特點時，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的語言是冷靜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聲調；法律的語言是剛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說理；法律的語言是簡潔的，它排除了任何學究之氣.我們還可以說，法律的語言具有精確的意義和所指，但由於它們是需要專家操作或「表演」的語言，是一種由高度發展的文字偽飾過的語言，它們也就不那麼貼近人們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總是與普通人的感性直觀保持著一種「距離的間隔」，有時甚至會抑制人們通過審美的自由追尋「終極愉悅」（極樂）的那種渴望和沖動。這樣，至少就近現代的所謂「法學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們表面上愈來愈喪失了令普通人感到親和愉悅的直觀的趣味，這亦無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獨特的審美的性質和價值。 （二） 歷史悠遠的距離所造成的朦朧感，可能會喚醒我們現代人心靈中一絲尚存的審美意識，促使我們去探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亦法亦歌」的規則，研究那種與人類的感性正義觀念渾然一體的生動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會對那些與我們的性情和認知完全隔膜的現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動產生審美的興趣。 感謝18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能力感」的時代，寫下《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把我們的心性帶到古代如夢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們感受到先民那種不同於技術理性和數學方法之「詩性智慧」及其創造物的魅力。「詩性的經濟」、「詩性的倫理」、「詩性的政治」、「詩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語言背後的意義空間所展示的圖景，至今仍然在我們受技術宰制的心靈里產生震顫。 維科以其獨特的語辭分析和生動的筆調描繪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關於古羅馬「法」（ius）一詞的詩性推論，透現著對法律的一種審美情感。維科指出： 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古羅馬法是一篇嚴肅認真的詩，是由羅馬人在羅馬廣場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5] 其實，在更早的時期，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國家篇》（《理想國》）和《法律篇》中已經隱約地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圖把「法律和社會組織的美」視為一種居於較高層次的「美」[6]；在他看來，建立一個城邦的法律是比創作一部悲劇還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劇）劇本只有憑真正的法律才能達到完善。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立法者（如斯巴達的萊庫古和雅典的梭倫）才是偉大的詩人，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偉大的詩。[7] 晚出於維科的德國著名童話作家（《格林童話》的著作者之一）、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於1816年發表長篇論文《論法之詩》（Von der Poesie im Recht），從詩性的法律語言、法律象徵、詩歌形式諸角度考察了法與詩歌之間的關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詩性規則（法律的韻律）。他在文章的開篇即表達了與維科相同的觀點： 法和詩相互誕生於同一張溫床。……的確，兩者的起源都建立在兩種本性之上：一種建立在驚奇之上，一種建立在信奉之上。這里的驚奇，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任何一個民族法律和民歌的開始。……所以，詩中蘊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蘊涵有詩的因素。[8] 也許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開創的研究傳統的影響，「法與詩歌」、「法與戲劇」、「法與繪畫」、「法與美」等等論題，亦間或地進入德國晚近的法學家們的理論視野。總體上講，德國人對我們能夠想像到的問題，已經作了盡可能廣泛的討論。這里，僅列舉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們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歷史法學派的後期領銜人物奧托·馮·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首創人約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學舞台前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齊特爾曼（Zitelmann）著《作為藝術的法學》（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話》（Der Witz im Recht，1938）； G·繆勒（Georg Mueller）著《我們民族詩歌中的法與國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像》（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漢斯·費爾（Hans Fehr）著《繪畫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詩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劇》（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為科學的美學和法學》（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著《論法的風格：法美學文集》（1947）； H·馬爾庫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與美學》（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國學人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心靈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樣，法可以為藝術（美學）服務，藝術（美學）也可以為法服務。象任何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法也需要具體的表達手段：語言、手勢、服飾、符號和建築等。法的這些具（物）體表達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過審美作出評價。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學著作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是法的擔當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們也可以接著說，人也是美的擔當者。幾千年來，藝術（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較性，因為它們都有著神秘的起源，均追求著某種永恆的價值（如「善」）。法表現為正義的工具，而藝術則是創造美的「技藝」（Koennen）——在希臘人那裡稱techne，在羅馬人那裡稱ars。所以，在歐洲中世紀，近代，甚至到了18世紀，某些藝術家和法律家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親緣關系，他們被封為供職的「藝術創作者」（Kunstwerker），為教皇和王室服務。他們的技藝包含多種多樣，如詩歌、建築、繪畫，甚至還有法的修辭和法的藝術（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藝術和法遵從的是美和正義的「傳統」。 法律與藝術（美）的結緣，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風雅的時代」（例如「巴洛克時代」或「洛可可時代」）矯揉造作生活的一種表象的修飾，從根本上講它是人們試圖將一切事象訴諸直接的「觀看」和「欣賞」而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正是處在遵循傳統與尋求自由伸展之機的人們才會把他們驚異的目光以及想像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觀察的對象之上，不僅繼續探尋對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內含之「美」。 的確，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承認「真」、「善」、「美」之內在的關聯性，康德（Kant）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甚至認為，追求功利的「善」與表達為概念的「真」有害於「美」的純形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探討「美的本質」，而是把美視為對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屬性，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任何對象物及其屬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而且，有時，認識事象的美，正是獲知事象之真、善的橋梁和基礎。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藝術家們》（1789）一詩中寫道： 只有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 你才能進入認識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事象所暗含的所謂無意識的「隱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時也必須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才能被人們所知覺和認識。在此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把「法美學」看作是一門「畫地為牢」的學科，而看作是那種用美學的觀點、方法和態度來把握、審視和判斷法律現象的問學方式及方向。「法美學」並不象其他藝術門類那樣通過直觀、感性呈現的方式把美的對象物直接展示給「觀看者」（Spectator），而是通過直觀的認識來發現法律內在的美的秩序，探求這種秩序形成的審美動因，並為法律的構建提供某種可以參照的美學標准和原則。無疑，法美學將從感性的進路拓展法學的生動形象地觀察法律的視野，同時也將激活被傳統法學長期壓抑的法律認識，使法律研究者們從絕對主義和純粹理性規則主義的法律教義中逐步解放出來的，在法學理論中尋求一種「和諧的自由活動」之旨趣。或者，簡括地說，法美學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們在法律認識領域正悄然逝隱退化的直觀想像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原創力和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看，法或法律作為美學（藝術）考察的適切的對象，作為藝術素材來對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獨特性質所決定的。如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蘊藏著某種「戲劇化的沖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內在地包含有一個多樣態的反題，即事實和價值、實然和應然、實在法和自然法、正統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義和公平、法和寬容之間的對立性[10]。藝術形式（尤其是戲劇）的本質在於闡釋反題（矛盾），它也特別喜歡抓住法或法律現象的內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惡有惡報》等，均極盡曲折而生動再現了「想像的現實」中「法律的故事」之動天哀地的情節，通過安提戈涅、鮑西婭和伊薩貝拉們沖突的命運，揭示出人情與法律、罪孽與寬恕、殘酷與仁慈、冤苦與正義伸張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與此相應的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性（Problematik）。[11] 在這里，藝術（美）形象地復述出法律世界中的「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使法律的敘事和對話形成「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部組成的復調」（米·巴赫金語）[12]。這樣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將打破或改變傳統法學理論研究中那種既定的、「獨白式（主調）的」解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談（Diskurs）或對話的規則，以便在復雜的「疑難案件」（hard case）的辯談中引申出更切合問題性的法律義理。 除了戲劇外，還有另一些藝術（美）形式表明特別適合表達法的矛盾性，這其中包括諷刺作品和漫畫藝術。一個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職業生涯中不能及時充分認識到其職業中存在的深層的問題性，就不是一個好的稱職的法律人。因此，嚴肅的法律人應當喜歡看待那些用諷刺形式批評其法典的人，應該喜歡那些詩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為他們對正義基礎中值得懷疑的人性比較敏感；同時也應該喜歡托爾斯泰，喜歡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偉大的司法諷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這些人既是諷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才會過分陶醉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純粹「專業性質」，每時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養成偏狹獨斷的職業作風。而法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機械精細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偉大的博愛精神、人文的關懷、美學的原則和正義的情感以專業化的、理性而又藝術的方式表現出來。 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律人應當同時是工匠和藝人（Kuenstler），是法律藝術的創造者。 （四） 從美學的觀點觀察法律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把一個抽離了一切內容和規定性（Gegebenheit）的「純粹的法」或法的純形式作為法美學的對象物來研究。但事實上，能夠成為審美對象的法均包含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或者說，法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現實地」存在過，它才會被人通過審美意識所經驗和認識。沒有歷史和地域的規定性，沒有現實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許是可以成為（形而上學）「思」之對象的，但絕不可能成為（法美學）「視」之對象。畢竟，法美學不是關於法律的思辯的哲學，而是研究人對法律之美的感性審視的學問。 「法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還包含這樣一層涵義，即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學價值和表現形式的。我們不可能以超時間的美學標准來審視歷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驗地預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換一個角度說，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所謂「一般的法」有什麼樣的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而總是說處在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的「法」有什麼樣獨特的美學意義、價值或性質。在此，法律的審美態度實際轉換成了一種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m）的態度。 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法律，我們總是要謹慎地對待所觀察的法律形成的歷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進的隱秘過程，比較不同地域（如東方與西方）和不同時間段（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現形態、「式樣」、「風格」等等。或者說，我們對待不同形式的法律（習慣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東方法」、「西方法」、「大陸法」、「英美法」）、不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法和現代法），所持的審美觀點、方法和態度應當是存有一種情境的差別的。 （五） 法美學若是有生命力的，那麼它就應當更多地從法的表現形式之美的研究中獲得滋養。如果我們懷有維科和格林們那樣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們將會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詩歌、古律、判例、話本小說、戲劇和民間傳說等不同文本的解讀中尋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蹤跡。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動的，可能是探尋維科和格林均描述過的悠遠年代的「詩體法」。這些以詩歌表現的法律，記載著每一個在成長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記載著他們對朦朧的正義、神聖的規則及隱秘的秩序的想像和渴望。在以「輸洛加」（Slokas）詩體寫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們甚至讀到了來自遠古「詩化的」醍醐灌頂的智慧[13]。這些充滿著先民驚異、想像和虔誠的詩體法，對我們後來逐漸成熟老化變得精明世故的人類將是值得永遠自我觀照的鏡鑒。它們的魅力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日益增強。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有時必須呈現生動形象的外表，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們現實的身影[14]。在這里，生動形象的詩歌之美「調和了它自身的內外界限，調和了規則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動表達，並不只限於詩歌，它們也可能表現為民間俚諺（語）、格言、散文、韻文或繪畫。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進化論》中提供的鑿鑿之據表明：在東方和西方的法律進化史上，從「無形法」到「成形法」的過渡，其間經歷了「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和「文字法」諸階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諺簡明勻稱，羅馬法《十二表法》句韻切合，中國太古之「象刑」（繪畫法）栩栩生動，均屬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積氏看來，這些法律表達形式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智慧、認知能力的增長和社會力之自覺的發展過程[16]。 此外，歷史上各個時期法官的判決（判例）也是表達法的的審美價值的合適形式。實際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則（如法律語言的對稱均衡、邏輯簡潔性和節奏韻律，法律文體的多樣統一，等等）更多地體現在那些獨具個性而又富有審美趣味的法官們的判詞之中。法官們的「優美的」判決所生發的美學價值，決不壓於任何優秀的藝術作品。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經贊揚塞爾蘇斯（Celsus）的判決才能，說他能夠從個別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規則，運用最為簡潔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具有凌空飛動的語詞的沖擊力，令人升華，使人澄明，猶如一道閃電照亮遙遠的風景[17]。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審美渴望，美國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說：「除非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過引入不連貫性、無關聯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破壞法律結構的對稱性。」[18] 總而言之，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文字法和優美的判詞等等，這些法的審美素材存在於各個民族的漫長歷史之中，成為亟待探掘的豐富寶藏。法美學應當點燃火光並小心地護衛這光亮，以照亮進出幽暗深處探掘的通道。 （六） 最後要指出的，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即人們可能會把法美學的研究等同於一種法律浪漫主義或法律唯美主義（完美主義）傾向。這里，筆者不擬做過多的討論，只想交代一點：法美學是利用多學科方法、態度求知問學的一種，而法律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則屬一種實踐指向的「意蒂牢結」（Ideology，意識形態），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法美學研究之旨趣絕不是要服務於這種「意蒂牢結」或與之共謀，恰恰相反，它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法律觀念或法律綱領的。因為，只有認識到「美」的界限的人，才會在法律的理性實踐中做出審慎的判斷和決定，避免唯美主義在實踐上的獨斷專行[19]。 法美學所崇尚的，是一種開放的探索精神，一種不斷探尋未知的態度。如果哲學要奔赴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中之路」的話，那麼法美學同樣會選擇這條可能「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的道路。海德格爾（M. Heidegger）在《詩人哲學家》中道出了問學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與思量， 階梯與言說， 在獨行中發現。 堅忍前行不息， 疑問與欠缺， 在你獨行路上凝聚。[20] ——這，亦當成為一切追求法美學「探險」的學人們的共同志趣。 [1]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頁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爾的解釋，法律屬於「客觀精神」，藝術或美學屬於「絕對精神」的感性階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維科：《新科學》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頁563。 [6] 柏拉圖：《會飲篇》210B-D。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頁262。 [7] 詳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55以下。比較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 一起看看吧.

③ 穗積陳重的著作

穗積陳重一生發表、著述眾多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法典論》（1890）、《隱居論》（1891）、《法國民法的未來》（1894）、《五人組制度》（1902）、《『新日本民法典， 新日本民法典講義》（1904）、《由井正雪事件與德川幕府的養子法》（1913）、《法窗夜話》（1916）、《祖先祭祀與日本法律》（1917）、《關於名諱的疑問》（1919）、《日本民法典：比較法學研究》（1920）、《法律進化論》（1924）、《神權說與民約說》（1928）、《祭祀及禮與法律》（1928）、《習慣與法律》（1929）、《穗積陳重八束進講錄》（1929）、《復仇與法律》（1931）、《續法窗夜話》（1936）、《相續法原理講義：穗積陳重文庫》（1990）、《禁忌與法律：法律淵源之信仰規范及其諸面》（2007）等。
穗積獎學財團編有《五人組法規集》（1921）、《穗積陳重遺文集》（四冊，1932~1934）。
晚年的穗積陳重構思創作結構完整、體系宏偉的法學名著《法律進化論》，由兩部六卷十二冊構成。雖然最終他沒有完成這一寫作計劃，但通過留下來的三冊書稿，已經比較清楚地將穗積陳重關於法律進化的基本觀點，傳達給了學術界及廣大讀者。作為一名為學術奮斗終生的法學家，穗積陳重一直到去世都在寫作。他的家屬回憶，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穗積陳重已經無法坐起來，只能在病床上放一張斜的書桌，他靠在枕頭上，吃力地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撰寫或修訂他的著作。直至1926年4月去世，筆始終握在他的手中。
中國國內已出版的穗積陳重教授的著作為《法律進化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法典論》（商務印書館，2014年1月）、《法窗夜話》（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2月）。

④ 穗積陳重的人物生平

穗積陳重是穂積重樹的次子，早年入藩校明倫館學習，內容涉及漢學、國學、英語、算術和柔道等。1870年（明治3年），他作為貢進生（各藩推薦）被保送到東京的大學南校（今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之源流），次年1月入學。1874年（明治7年），東京開成學校開設了英吉利法學科，穗積陳重等9人作為法科學生入學。
1876年（明治9年）6月19日以文部省留學生遠赴英國進修法學。同年8月轉道美國，在橫渡太平洋和大西洋後抵達英國，同年10月進入倫敦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同年入中殿律師學院學習。在學校時深受英國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英國古代法制史學家梅因的影響。他在學校時正逢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和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的激烈爭論，他對這個問題做了深入研究。後來他用天賦人權論來檢驗進化論。他站在進化論的立場，嚴厲批判了天賦人權論，研究日本的傳統習俗，提出法律也同生物和社會一樣，都是隨著時代進步而進化的。他在晚年編撰出版《法律進化論》以試圖完成其學說體系，但終其世也未能實現。
在刑法領域，穗積陳重研究了切薩雷·龍勃羅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論，將新派刑法理論介紹到了日本。穗積陳重對效益主義（功利主義）哲人傑里米·邊沁極為推崇，並在日後以他為法典編纂的楷模。
1879年（明治12年）畢業並獲得大律師稱號。1880年（明治13年）3月3日轉入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師從海因里希·鄧恩伯格，研究德國法，其領域涉及法理學、民法和立法論等，深受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的學說的影響，這為以後日本民法典引入潘德克頓法體系（潘德克頓學派）提供了契機。1881年（明治14年）5月16日歸國。
1881年（明治14年）7月28日，穗積陳重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擔任講師，講授英國法，並在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開設了「法理學」的課程，積極傳播西方的資產階級法學觀。1882年（明治15年）2月15日，穗積陳重升任東京大學教授兼東京大學法學部長，就任後推進東大總理加藤弘之的德意志法振興政策，在盛行法國法的當時，引入英國法和德國法，專心致力於法學教育體制，對處於創世期的日本法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1882年（明治15年）3月10日兼任東京大學文學部勤務，同年4月28日兼任文部省少書記官兼調查課長。1884年（明治17年）9月22日免兼調查課長，同年10月2日免兼文部少書記官。
穗積陳重作為日本的先驅者和開拓者，在民法、刑法、國際法、國際私法、比較法學、法史學、法哲學、法人類學、監獄學等的法律學的廣泛領域，都扮演了早期研究者們的導師的角色，他緊握法的進化論，雖然反對激變，但認為未來將不可避免地向自由主義方向的進化。他闡明了天皇制的禁忌人類學，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駕崩後，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夫婦自殉，穗積陳重對此持批判態度。
1885年（明治18年）9月10日，穗積陳重與增島六一郎、菊池武夫等一起創立英吉利法律學校（1889年10月改稱東京法學院，今日本中央大學），旨在全面教授英美法學，將經驗主義的自由主義之精神導入日本，以確立司法制度為目標。英吉利法律學校與專修學校（今專修大學）、明治法律學校（今明治大學）、東京法學校（1889年5月改稱和仏法律學校，今法政大學）、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並稱當時的私立的「五大法律學校」。
1885年（明治18年）12月25日任東京大學法政學部部長心得。1886年（明治19年）3月，東京大學改稱帝國大學，東大法政學部改稱帝大法科大學，任帝國大學教授。1893年（明治19年）3月1日任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兼法科大學教頭（教育長），同年3月10日任帝國大學評議官，同年4月10日敘奏任官二等。同年12月2日任私立法律學校監督委員長。1894年（明治20年）10月4日任文官試驗委員。1895年（明治21年）5月7日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成為日本國設立學位制度後的第一代法學博士。1897年（明治23年）4月1日在監獄官練習所講授《刑法法理講義》。同年4月30日任文官高等試驗委員。1890年（明治23年）9月29日——1892年（明治25年）2月17日任帝國議會貴族院議員（敕選）。1890年（明治23年）12月23日升敘奏任官一等。1891年（明治24年）10月19日兼任法科大學教授，1892年（明治25年）9月9日兼任法科大學教頭。
明治22年（1889年）至明治25年（1892年），日本圍繞舊民法實施（明治23年法律第28號、第98號）的延期和斷行展開「民法典論爭」，持法律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德國法學立場的穗積陳重和富井政章鼓吹延期論，持自然法論·法國法學立場的梅謙次郎則主張斷然施行。在高等學府，強烈要求延期施行民法的所謂「延期派」主要以英國法學派據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和英吉利法律學校為中心。要求延期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新法典破壞倫常；第二，新法典減小了憲法上的命令權；第三，新法典與預算的原理相違背；第四，新法典缺少國家思想；第五，新法典擾亂社會經濟；第六，新法典改變了稅法的根源；第七，新法典以強力推行學理」等。穗積陳重等人主張，民法典的編纂，應以德國法為範本，建立一個家父長的支配體制（家制度），也就是宗法制的近現代版。著名的法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穗積八束（陳重之弟）甚至喊出「民法出、忠孝亡」的口號。
主張新法典應立即施行的所謂「斷行派」主要以法國法學派的據點——和仏法律學校以及明治法律學校為中心。提出的《法典實施斷行意見》提出了立即施行新法典的主要理由：「第一，法典施行是當今的急務；第二，延期派誤解法典，毀誣法典；第三，延期派發布了不負責任的言論」等。這場爭論延伸至帝國議會上下兩院，延期派和斷行派議員展開激烈的論戰。盡管想施行民法典的明治政府極力強調推行民法典的必要性，但最終由於保守派、復古主義者和自由民權運動者共同組成的聯合戰線要求法典延期，使舊民法典最後歸於流產。延期派在貴族院取得壓倒性多數，在眾議院也占據多數，1892年（明治25年） ，舊民法被否決。
穗積陳重提到法典編纂有五種目的：治安、守成、統一、整理、更新。而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性質，已經規定日本法典的性質必須是立足於更新。
在他看來，一般而言，法典可以立足於其中一種目的，而兼有其他一兩種目的。他認為明治2年（1869年）刑部省頒布的《新律綱領》，雖是作為更新策的法典，實亦兼有統一策、守成策等等其他目的，而且，他提到此新律參酌《大寶律令》與德川的法例，同時折中於中國唐明諸律，言下之意，就是守成過於更新。在他的理解，這就是後來明治政府下令要編纂法典的主因，因為，「明治維新的革命，不單是政體的變更，更是封建制度的廢止，外交貿易的開通、教育、商業、工業、印刷、禮儀、風俗等，迄今古今未曾有之大變動」，所以法典的編纂需要趨附此局勢之進化而進化。
因為，他對明治維新的本質有相當政治正確的理解，盡管他也是反對日本政府在明治23年（1890年）公布的新民法條文，他對整件爭議周詳深入的法學認識與中道穩健的政治立場，使得明治政府覺得精於英國法與德國法的穗積陳重，乃是極為合適的折中人選來主持修改條文，編纂日本新時代的法典，其他兩位法典編纂委員；富井政章精於法國法與德國法，梅謙次郎精於法國法；富井政章屬於歷史法學派，與屬於自然法學派的梅謙次郎往往針鋒相對，穗積陳重立足於徂徠學派的精義，糅合法律實證主義與效益主義，居中調停兩造。
穗積陳重曾言：「難解的法文是專制的表現，平易的法文是民權的保障」。只要法律是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的保障，這在任何時候都比國民讀法律條文更為重要，理解那些都是必須的。國民閱讀卻無法理解，不是為了國民，而是維護權力的方式，這不是法律所應有的形象。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施行後的1891年（明治24年），沙皇俄國皇太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訪日途中，在大津遭遇擔任沿途警戒的日本巡警津田三藏行刺未遂，即「大津事件」。日本政府決定以「大逆罪」罪名處決罪犯津田三藏，承擔國際法上政府責任，外交上息事寧人。穗積陳重的同鄉出身的老前輩、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向穗積徵求意見時，穗積陳重建言「即使在外國，除非是戰敗國，沒有自國的法律彎曲的先例」並言「在與政府的對決中應堅持自己的主張贏得勝利」。他指出必須有守護法治主義的姿態。穗積陳重以此激勵兒島反對犯人死刑論，在審判和定罪量刑的過程中抵制行政干預，倡導司法獨立，傳播三權分立的意識。 1893年（明治26年）9月21日補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學長，同時還擔當法理學講座主講人。同年11月29日任外交官及領事官試驗委員。1894年（明治27年）3月31日——1902年（明治35年）3月31日任法典調查會委員，同年5月24日任文官高等試驗常任委員。1895年（明治28年）10月12日免法科大學學長。1896年（明治29年）4月22日當選東京學士會院（仿法蘭西學院設置）會員（院士）。1897年（明治30年）4月22日，帝國大學改稱東京帝國大學，仍任教授。同年8月28日升敘高等官一等。1899年（明治32年）2月當選法學博士會會長。同年5月1日赴義大利羅馬出席第十二屆萬國東洋學會並赴歐美各國考察。1901年（明治34年）9月28日——12月2日任外交官及領事官試驗臨時委員長。1903年（明治36年）6月1日——1904年（明治37年）3月29日任教員檢定委員會臨時委員。1906年（明治39年）7月12日任帝國學士院第一部長，學士院會員按專門研究的領域分為不同學部，也就是學部制，第一部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部。1906年（明治39年）——1919年（大正8年）任國家學會評議員長。
1912年（明治45年）3月4日，穗積陳重因病不堪教務，辭去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的職務，改授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回歸故鄉。1915年（大正4年）12月1日依功勛特旨敘男爵爵位，列入華族。1916年（大正5年）1月26日任樞密院顧問官。1916年（大正5年）10月2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2日任帝國學士院院長，登上日本學術界最高地位。1918年（大正7年）10月26日任常設仲裁裁判所裁判官。1919年（大正8年）7月9日——1925年（大正14年）3月31日任臨時法制審議會總裁。1924年（大正13年）4月15日——1925年（大正14年）12月3日任文政審議會委員。1925年（大正14年）3月30日——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樞密院副議長，1925年（大正14年）10月1日任樞密院議長，成為國之重臣，位列宮中席次第一階第三席。1925年（大正14年）10月10日補議定官。1926年（大正15年）4月8日在樞相任內病逝，享年71歲（虛歲72歲）。

⑤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什麼區別

1、法的淵源不同：

大陸法系正式的法的淵源只是制定法；英美法系專制定法和判例法都屬是正式的法的淵源。

2、法典編纂的不同：

大陸法系一般採用法典形式；英美法系往往是單行法律、法規。

3、在適用法律的技術方面不同：

在大陸法系，法官審理案件，首先考慮制定法如何規定，然後按照有關規定和案情作出判決；英美法系的法官則首先考慮以前類似的判例，將本案的事實與以前的案件事實比較後概括出可以適用於本案的法律規則。

4、定義不同：

英美法系亦稱「普通法系」、「英國法系」、「判例法系」。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法律的總稱；大陸法系是指歐洲大陸上源於羅馬法、以1804 年《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各國法律，所以大陸法系也稱羅馬法系或民法法系。

⑥ 穗積陳重的親屬·家庭

穗積陳重的岳父是號稱「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澀澤榮一子爵。哥哥穗積重穎是宇和島藩藩主伊達侯爵家家令，後任第一國立銀行（今瑞穗銀行）行長。弟弟穗積八束是著名的憲法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講授憲法學、國法學和行政法學，倡導國權學派，強硬主張天皇絕對主義憲法論（天皇主權說）。
穗積陳重的妻子是澀澤榮一的長女歌子，育有三子三女。
長子穗積重遠是著名法學家、「日本家族法之父」，歷任東大教授·法學部長、最高裁判所判事等職。三子穗積真六郎，曾任朝鮮總督府殖產局長，是朝鮮半島「產業革命」的總指揮。
大女婿澀澤元治（澀澤榮一的侄子）是電氣工程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工學部長、名譽教授、名古屋帝國大學初代總長。二女婿石黑忠篤（日本軍醫之父石黑忠悳子爵長子）是官僚、政治家，歷任農林大臣、農商大臣、貴族院議員、參議院議員，被譽為日本的「農政之神」。三女婿市河三喜是英語學家、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名譽教授。
長孫穗積重行是西洋史學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大東文化大學學長，專攻近代英國史。

⑦ 穗積陳重的貢獻

穗積陳重是日本著名的學貫東西、博古通今的資深法學大家，日本近代法律的主要奠基人，一生成就頗豐。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創造了日文漢字「法理學」（源自德文Rechtsphilosophie，原譯「法論」、「法哲學」），創立了法理學這一學科，這不僅對日本法學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中國人引入西方法理學開辟了道路。中國最早的法理學的名稱和內容，也來自穗積陳重等日本學者的成果。
其次，倡導和傳播了資產階級法學觀，他把狄驥等法國自由法學派法學家的理論引入了日本。
再次，於1884年系統地提出了法律進化論的思想，他認為世界上的法律制度，一般可以分為五大族：印度法、支那法、伊斯蘭法（回回法）、英國法和羅馬法；1904年，他又在原先五大法族基礎上，增補了斯拉夫法和日耳曼法，從而劃分為七大法系。穗積陳重於1924-1927年著成的《法律進化論》，更是其代表著作。
最後，穗積陳重參與了明治民法典的編纂工作，雖然當時法典調查會由伊藤博文任總裁，穗積陳重和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任主查委員，但其核心人物無疑是穗積陳重。在該部民法典中深深地烙下了穗積陳重關於公民權利、婚姻家庭進化的觀點。可以說，穗積陳重的血和民法典一起融入到日本整個近代法律文化之中。

⑧ 召喚法理學方面的強人。什麼是「法律進化論」呀

法律進化論可在兩種意義上理解。
其一是指的一本書，即日本學者穗積陳重的《法律進化論》，中文版2003年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但仔細讀過這本書可以發現，穗積陳重所謂的進化事實上與達爾文進化論意義上的進化並無多大關聯，他是在隱喻的層面使用「進化」一詞的。
其二是指關於法律演變的一種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代表學者有斯賓塞、哈耶克和霍姆斯等人。這方面的中文文獻可參考劉春興等人的文章，即前面提到的《當法學與進化生物學相遇——進化法理學的興起與展望》，以及現在在人民大學法學院就讀的陶菁的文章。

⑨ 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法律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什麼

從無系統到有系抄統，由人襲治緩慢向法治轉變。
清末以沈家本、楊廷芳為主的法治派和禮學派有爭論。
臨時憲法大綱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時間，被袁世凱改了兩次。
後來軍閥割據，也立了幾個法。
革命根據地主要以土地立法為主。
建國前以人民政協宣言代替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