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衰微
1. 什麼是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的症狀：
1、患者經常感到精力不足、萎靡不振、不能用腦，或腦力遲鈍，肢體無力，睏倦思睡；特別是工作稍久，即感注意力不能集中，思考困難，工作效率顯著減退。
2、患者在閱讀書報或收看電視等活動時精神容易興奮，不由自主地回憶和聯想增多。
3、自製力減弱，遇事容易激動；或煩躁易怒，對家裡的人發脾氣，事後又感到後悔；或易於傷感、落淚。
4、感到頭重、頭脹、頭部緊壓感，或頸項僵硬；有的則訴述腰酸背痛或四肢肌肉疼痛。
5、入睡困難、輾轉難眠，以致心情煩躁，更難入睡。
2. 西南政法大學怎麼樣我在福建排924 可以穩上法學了。但聽說西政日漸衰落，我該不該上
西政抄的法學本科教育是很不錯的，老師們很優秀，課程也很全。但是學校的資金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果去學習的話是很好的，有很好的學習氛圍，因為遠離嘈雜的中心，可以避免很多的誘惑，好好的讀書，其次是學生們的那種敢於挑戰權威的精神。研究生教育就不太清楚了哈！它既不是985也不是211。單單從法學的排名是很不錯的，但是綜合上來說就有待提高了。學法學如果有能力進入北大，人大是很不錯的。中政的發展潛力比較大，華政有很大的區位優勢，中南財經政法可以一邊學習財經類，比較復合，西政的歷史傳統很好。同時西政的本科法學分很多學院，各個學院名稱不同，學的內容是一樣的只是在本學院分管的專業方面可能會有一點差異。只是在研究生時有區別。
3. 中國人民大學是怎麼一步步衰落的
中國人民大學並沒有衰落一說。
所謂有些人認為人民大學衰落，純粹是一種被不靠譜的大學排名誤導而產生的幻覺。寫大學排名，多以規模為上，而作為社科類院校的人大因為原來並未開設理工科、醫學，而無法在綜合排名中顯現競爭優勢。而這些大學排名雖然毫無科學可言，但卻在聲譽方面給特色類高校或偏科的高校造成很大的消極影響，讓人感覺人大的聲譽不如以往。
事實上，從教育部上一輪組織的學科評估看，在28個人文社會科學類一級學科中，人大擁有17個為人文社會科學類一級學科，在本次評估中有13個一級學科排名全國前三，其中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統計學、工商管理、公共管理9個學科更是排名第一，穩居人文社會科學類首位。
4. 簡述古羅馬律師制度的主要特點
摘要 古羅馬的律師制度
5. 古典學術衰落表現在哪些方面
主要有下面幾方面：
1：文學、史學、哲學等曾在古典文化中放 射出璀璨光芒的領域，在羅馬帝國後期迅速走向 衰落。 在文學領域，帝國末期文學的突出特點是異 教思想興起，現實主義衰退，作品內容空虛，創作 缺乏生命力，文學活動主要是對古代作品進行詮 釋，許多作家只是復述或抄襲前人的作品，並無自 己的創見。
在哲學領域，帝國後期盛行新柏拉圖主義，它 是古典時代集神秘因素之大成的哲學派別，也是 古典哲學的最後一個派別，實際是各派哲學的大 雜燴。恩格斯指出：「新柏拉圖派的哲學不過是 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和懷疑論派的學說跟柏拉 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內容的荒唐的結 合。」
2：學校和圖書館作為文化傳播的基地在文化領域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羅馬帝國晚 期，隨著日爾曼人的大規模入侵，學校逐漸從羅馬 世界消失，古典文化傳播的渠道被堵塞。正如英 國歷史學家菲利普·沃爾夫所言：「就像一株被 挖去了根的植物，羅馬文化只能萎縮和枯 死。」 同時，遍及帝國各地的公共和私人圖 書館在 4世紀後半期也大都遭到焚毀，「圖書館 永遠像墳墓一樣關閉了」 。隨著作為文化 傳播載體的文化典籍的消失，古典文化的消亡已 不可避免。
3：法學、建築藝術、工程技術等羅馬文化 中堪稱有獨特創造的領域，在帝國後期仍有發展，如法典的編纂、卡拉卡拉大浴場和君士坦丁大會 堂的建造等。卡拉卡拉皇帝在羅馬興建的大浴 場，在同類工程中規模最大、設備最完善、結構最先進，它的廢墟至今令人感嘆不已。君士坦丁大會堂的廢墟在羅馬廣場的所有建築遺跡中最為宏偉，以至於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崇尚的古典建築的最高理想就是「把羅馬萬神廟的圓頂和君士坦丁 大會堂的結構結合起來」。君士坦丁還在拜占庭另建新都君士坦丁堡，竭盡全力再建一個「新羅馬」，工程量可謂前所未有。 然而，像一切盛極而衰的文明一樣，混亂頹敗 的另一面往往就是統治階級腐化墮落造成的「畸 形繁榮」。
因此總的來看，法學、建築、工程技術 等羅馬文化中曾有偉大創造的領域已開始走下坡 路，法學方面沒有創新，建築藝術趨於程式化與抽 象化，工程技術水平明顯退化。
以造型藝術為例，凱旋門曾是羅馬人最引以 自豪的紀念性建築，是羅馬人高超的建築工程技 術與精美的浮雕裝飾的完美結合。帝國後期著名 的君士坦丁凱旋門建造的雄偉壯觀，表明這一時 期羅馬人在工程技術方面的成就。但凱旋門上的 精美浮雕大多是借鑒甚至完全照搬帝國前期的紀 念性建築，而真正由君士坦丁時期的匠師創作的 浮雕則毫無神韻，只是程式化的圖解，與帝國初期 的作品相比有天壤之別，表明帝國後期建築藝術 的退化。雖然君士坦丁想以此炫耀自己的偉大功 績，顯示帝國的強大威力，但那些技藝拙劣、形象呆板、缺乏空間效果的程式化圖解卻表達了其內 心的空虛。
4：羅馬帝國晚期，被視為古典文明之精 髓、由希臘人開創、被羅馬人繼承發揚的理性與法 制精神逐漸喪失殆盡，羅馬人推崇的民主和自由 也因君主制的實行和專制統治的強化而銷聲 匿跡。 政治混亂和經濟崩潰必然帶來文化的衰敗及 世俗風氣的江河日下。一方面，君主製取代元首 制，專制統治不斷加強，公民的自由被剝奪，整個 社會走向軍事化，致使文化領域失去生機活力，變 得沉悶不堪。另一方面，社會處於混亂無序的狀 態：政局動盪，戰爭頻繁，法制盪然無存，法律秩序 不復存在。從此，羅馬人津津樂道的法制精神被 踐踏，羅馬人原先提倡的人道精神被毀滅，人們完 全失去對古典文化的信心。
與古典學術衰落相關的事件：
* 古亞歷山大圖書館被多次焚魂
* 塞拉皮斯神廟圖書館被毀
* 希臘化古埃及女學者希帕提婭被殺害
* 公元539年，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封閉學院，放逐了學院里的科學家
古典學術衰落的主要原因：
1. 古典學術懸浮在社會學的真空中；自由科學過於純粹，拒絕與實際事物發生聯系。
2. 奴隸制的存在，使人民對提高生產力喪失熱情。
3. 宗教（基督教）的出現。 反智主義
6. 對中國法律現狀的認識和調查
我們絕不能輕視學科研究的目的，學科研究的目的型構著我們的學術理念，我們對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據其正當理念和正義理念的發展邏輯而獲得。傳統的西方法學是通過自然法的理想對其法律史研究進行型構，而傳統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史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當我們真正試圖從法律的路徑對中國法律史進行研究時，當我們真正試圖從現代法的分類對中國法的歷史進行探索時，我們卻迷失了路徑的切入。建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尋路徑乃是我們當務之急。當前，中國社會正在體驗著百年不遇的社會轉型，西方法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法律的穩定時期或固化時期，哲理法學家始終是不受歡迎的。然而，在法律的發展時期，哲理法學家極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 [1]因此，對我們從事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人來說，轉型中的社會是一個創造哲理法學家領袖人物的時代。 一、法的歷史研究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所謂歷史，不僅是指客觀歷史——人類的過去，人類的一切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更重要的還是指主觀歷史——人們對自己過去的記述和認識）。由於我們在歷史中加人了人類的主觀認識，於是就形成了意義、思想。可見，「歷史學並不單單是有關過去事件的記錄，而且還是------『有意義的』記錄——即把各種事件都聯系起來的敘述。於是馬上就出現了這一問題，即它們之間被聯系起來就蘊涵著有歷史思想的性質。」 [2]法的歷史是由法的理論組成的，沒有法的理論就沒有法的歷史。當中國法的歷史被儒家學說型構時，就形成中國傳統的倫理法歷史。既然法的歷史與理論是統一的，那麼法律史學和法理學也應是相互影響的。法律史離不開法理學思考，法律史不應該僅是對人類的過去的法制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的記錄，而是對法律進步過程的理性探索。法的歷史進步乃是一種趨向於法律制度的進步，對這些制度而言，體現的是人類自由理念的展現。這種展現還被認為是與法理學的發展進程相符的，並與我們的學術發展相一致。 法理學是所有法律學科的基礎學科，法理學描述了人類自身對法的認識、其所處的法制環境、正確的行為標准、以及對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學總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問題，並試圖獲得一個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檢驗的法的方法論——系統化的程序基礎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繼續發展這些基本問題。同時，法理學作為是法律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它主要是對法律史的內容進行整理和系統化處理。當然，這種系統化處理思維包含了法理學思維，這就要求法律史學家必須具有法理學的素養和眼光。龐德認為，「在法理學中，我們被認為是在探尋正義和正當理念的形而上學基礎並按照邏輯方法揭示這些理念以達成一個體系。在法律史中，我們被認為是在研究這些理念在歷史上的展現過程。法律史被視作是正當理念或正義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審判和學術研究中逐漸實現的記載。」 [3] 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們日常的學術認知中，根本沒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麼是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回顧法律學術史上的學人與著作，能夠留存人們記憶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薩維尼的《中世紀羅馬法史》與《現代羅馬法體系》、梅因的《古代法》與《早期制度史講座文稿》，等等。我們很難說他們應歸於法律史學還是法理學，他們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卻被認為是研究西方法理學史的標准著作 [4]。這些著作不僅是我們法理學專業的必讀書本，同時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也正是這些法學巨著，給出了我們許多法律理論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種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史，乃是對一種自由自我主張的理念（即通過自由確定個人自己的關系和責任而得到表現的那種理念）的實現記載。」 [5]，等等。由於法律史學乃是對某一理念不斷展現的記載，所以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學思考。如果我們將法律看作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那麼與法律生活密切相關的國家機構、司法機構也都是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對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導是萬萬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一是對法制史學進行法理分析，即對法律史學家的工作進行邏輯的、概念的和認識論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歷史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或歷史進程的一般性質中去發現某種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學工作理解之外的含義或意義。如果我們依照歷史哲學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將這兩層意識表述為『法的客觀歷史「和』法的主觀歷史」。法的客觀歷史是把法的歷史存在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並試圖概括和發現它的本質、意義和發展方向、模式、節奏和規律等等。這是一種宏觀法史理論、法史理論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本體論。法的主觀歷史則是法律史學家工作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及邏輯學等方面的問題，它並不涉及法律史學家和法的客觀歷史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認識論。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反映的是一種研究個體的理念（這種理念乃是隱含在短暫無常現象背後的實在）追求逐漸展現的過程。所以，法史本體論研究的是法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東西，「是形而上學的歷史本體；是支配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的歷史規律——不管歷史哲學家是否自覺意識到或是否真正發現這種規律。」 [6]法史本體論是對法的歷史進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學的歷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學的歸納、綜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歷史理論的研究定位 我國當今法律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設置，天生就與法理學保持平行的的關系，我國法律史研究並非起源於法理學研究。 由於中國傳統的學科的設置關系，人們對中國法律史的主觀認識要晚於中國傳統歷史的認識。中國法律史歷來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傳統法律史研究是依據中國傳統歷史的研究方法而展開。而就我國當代法律人對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還是對中國歷史承載著的法律信息的早期書面表達的理解。如：研究中國法律史的最早資料是從公元前的殷周時期 [7]年到清朝末年間的書面記載，例如關於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還有各個朝代頒布的具體法律規定和特定法律行為的令狀。它的研究方法與我們傳統人文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並無二樣。於是，這也使一些法律史學者認為，法律史學已經也就是依據歷代傳述者的記載，按年代的順序，對歷史上的法制事件進行忠實地敘述，而無需進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種法律史學觀常常導致法律史學者將法律史研究的方法僅僅局限於對史料來源即傳述者的考證上。於是有些法律史學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學。 「黑格爾視歷史為一種理念逐漸展現的過程，歷史的撰寫也就是講述一種理念在人類經驗中最初是如何出現而此後又是逐漸實現的故事。歷史材料乃是這一理念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記載。」 [8]而筆者覺得，當前，我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可能也在這里。當今我們許多法律史學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而忽視對法的歷史背後蘊涵的法理問題——如理念等問題的探討。這種不脫離法的理論的法史研究狀況，正在極大的制約著中國法律史學的發展。當前一些法律史學者皓首窮經，搜集了無數史料，編纂出無數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卻很少有長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韋伯關於一般學術成成就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的說法， [9]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隻有五年時間，而有些法史學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經沒有學術生命了。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問題恰恰是這些作者缺乏法理學的批判眼光，從而導致無法對史料作出客觀正確的判斷。西方19世紀的歷史法學家認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類社會控制經驗中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一種記載，而形而上學法學家則認為法理學乃是同一個理念的展開，而不論這個理念在倫理學上被視作是一種正當的理念，還是政治學上被視作是一種自由的理念。」 [10] 其實，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法律史的認知目的無法一言以蔽之。但無論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一般正義觀。另外，對於作為與一國法律體系的產生與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等基礎性關系的理解，也屬於法律認知的范圍。因為，法律史學的內在含義是以法的理性為線索對法律史實之真相的推理與考證，對事物之起源與原因的詳盡闡釋，對歷史事件知怎樣發生及為何發生的深入認知。所以，法律史學的研究必須將法理學深深地融入其中。對我們而言，法的歷史研究意味著對法之史實進行法的評價，以及對被研究者認為重要的、奇妙的、光榮的事件進行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法律史學家心中的法律觀和價值觀。每個獨立的法史學研究者都應該有自己的法學觀和價值觀，以及在這二者影響下的法學研究方法論。而這些又是法理學的范疇，因而，法的歷史研究擺脫不了法的理論影響。 「法律史和哲學之間仍存在著無數的交叉點和聯系線索。兩者都追求對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學家首先關注法律生活中的歷史人物，而法哲學家則試圖認識一般正義原則；法律史學家揭示法律中的變化，而法哲學家則闡述法律中的永恆。兩種觀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補充：法律史顯示，在永不停止的變化當中總是存在不斷回歸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規則。對規范的需求和規范解決方案在一點程度上的永恆性是顯而易見的，這顯示了正義的基本原則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恆性。相反，法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一般基本原則只有在具體的個別規范中才能發揮其作用，並在具體判決的案例的判決中得到維護；如果他想認識現實，他就必須認識法律中的具體人物以及法律的可變性。」 [11] 三、我國法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現狀與改進 筆者提出加強我國法律史研究中與法理學色彩，目的是為了法律體系中各種制度和准則的法理學基礎以及該體系中的理想要素，從而改變目前我國法律史研究中有史無理的狀況。 在我國當今的法學研究中，應該說，通過這幾年法律教育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學科的設置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對法律史進行全方位的法理學思考卻比較缺乏。比如，當我們遇到社會轉型中的現實問題時，一些學者也常常會從我國歷史中去挖掘研究資源。如當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時，有人便提出中國古代的一國兩制；當遇到依法治國時，也有人提出中國古代的依法治國；當遇到司法公正問題時，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這些都是學術功利主義的表現。如果我們中國法的歷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標准來證明中國法的歷史價值的話，那麼中國法的歷史科學將毫無存在的意義。其實，當歷史上的那些傳統的法律理念、價值，當它被人們重新認識，並賦予了現代人的價值標准後，實際上它已經體現的是現代價值的了。因為，從法理學的認知來看，古代法制與現代法制並非時間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理念與制度上的不同。 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能完全歸於我們今天的學者，因為我們當今的法理學也沒有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種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種相對獨立方式追求著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實際是把法律史領域和法理學領域分而割離，而且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檢討和批判也是根據這些學說和制度分別論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學的指導，就會失去活力，成為一具無靈魂的軀殼或僵屍，將會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史學前輩梁啟超說：「要之，苟無哲學是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 [12]他把哲學素養作為合格史家的必備條件之一。由此，作為法律史學家只有達到較高的理論層次，才能體現出法的歷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發揮法律史學的作用。否則即使法律史學著作再具有在華麗的文采，考證技巧再嫻熟，對我們今天的法制技術來說也不過形同玩物而沒有法學價值，並可能最終導致法律史學的衰微。耶林也認為，法學家僅僅知道法律是發展之物這一點是不夠的；法學家不僅必須認識到法律是發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發展的，而且還必須認識到法律至今的發展是為了什麼目的以及法律在將來是為了達至何種目的。 [13]從法律文化的視角來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為我們提供若干對於法律哲學來說至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能夠建構起一種普遍的法律史，進而還能夠揭示出下述問題：『法律在與文明理念相關的-------歷史進程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一個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結果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進文明進步的。』」 [14] 然而，當今中國的法理學所表達的，並不是由中華民族的倫理習慣或經由理性而發展起來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學而組合起來的法的理論。這樣的法理學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決問題的原則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與中國的法律史相結合，這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對我們目前的教育趨勢來看，移植、參照西方法理學似乎是每個學者的既定思維。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學能成為我們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模式嗎？如果是，那麼中國的法史研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學顯然也根本不能成為我們一切思維的價值體現。西方法理學最明顯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根本無法解決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問題，反而使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在物的價值面前相對化。因此，整合中國法律史的資源，建構中國法理學體系應該是我們這一代法律人的任務。 在我們認知的著名各法學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們的學識無不是學貫法史學與法理學的。而且，法學流派的產生也無不是在尋找法史學與法理學的結合中分化、產生。西方學者貫通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刻意一這樣，而是學術研究使然。沒有史何來理；沒有理談何史。而中國法學，由於學者研究方式的單一性（雖然，目前也有一些學者著力從其它視角來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創性、啟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將提煉出的科研成果適用於法律的其它領域， [15]致使缺失產生世界級的法學領軍人物。今天，在脫離法理學的中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中，人們不得不對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存在價值產生疑問。 筆者提出加強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學色彩，其深層意蘊是為了中國法律史研究能與中國的法理學相謙和。同時，筆者呼籲當代中國的法學巨匠的產生。
7. 推薦幾本儒家思想對唐朝法律影響的書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曾經創造了五千年的的偉大中華文明，其中包括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法治」，而西方傳統文化中的法治則是指古希臘、古羅馬時代的西方古典法制理論。中國古代法制文明中「法治」的生成，可以追尋到奴隸社會後期出現的法家學說，從而產生了法家「法治」與儒家「禮治」治國方法的論爭。在管仲與子產的治國方式嘗試中，管仲認為一個國家「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①。「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以法量功，不自度也」②。管子依據這種「法治」觀，通過立法以順民心對齊國的經濟、行政、人事於社會等進行了一系列實際改革。鄭國的子產也通過「都弊有章，上下有限」使「廬井有伍」、「作丘賦「、任賢選能和」鑄刑書「等對社會予以了改革，此後法家李悝對魏國實行改革並創《法經》。上述改革嘗試中，不僅體現了我國傳統法文化中最早的「法治」思想，並且開啟了我國傳統法文化的最早成文法時代。中國傳統「法治」理論的偉大歷史功勛，不僅僅是法家耳目一新的治國理論，而且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統一的封建秦王朝，由於當時歷史情境的變化、生產力發展以及法家治國理論中的嚴刑峻法難以被原先以禮治國的歷史傳統難容，以及被當時社會全面予以認同，因此隨著短暫的親王朝覆滅，法家的治國理論也隨後被儒家的「禮治」學說所代替。漢王朝興起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帶動了儒家文化的興起，從而在立法指導思想上確立了「德主刑輔」的原則的同時吸收了自秦以來的成文法形式，並開創了「禮法並用」的先河。自此，「法治」思想逐漸衰微的同時，「禮治」的興盛一直延續至近代，無疑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封建的生產方式、獨特的政治體制和閉關鎖國的實際國情密切相關。
由此可見，先秦的法家以及隨後興起的儒家思想都是塑造中華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因此，有學者把唐朝以前的中華法律文明分為「禮治時期」、「法治時期」和「禮法調和時期」③，儒家提倡「禮治」、「德治」或所謂「人治」，法家則崇尚「以法治國」④。很明顯，相比之下，法家比儒家更加重視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它們對中國近代史以前兩千年的中國法制影響更大。在漫長的中國思想史中，人們對先秦法家思想的認識和評價各有說法，評價不一。從漢代到近代以前，由於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先秦法家長期受到貶斥和批判。近現代以來，⑥為法家伸冤平反的聲音此起彼落，由於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急需找出變法自強的道路。儒家思想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懷疑和否定，而西方國家成功的憲政和法治，則提醒我們去尋找「古已有之」的類似物――法家的「以法治國」思想。嚴復說：「居今日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⑤章太炎說：「商鞅之中於饞誹也兩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正倡。嗚呼！是惑於說也甚矣。」⑥由此看出，章太炎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了它們的歷史功績，並認為要想治理好國家，必須批判人治，象先秦法家那樣「專以法律為治」⑦
當然，我們應當客觀的去看待法家的立法思想特點。法家在強調重法的同時，其法律觀是有嚴重的局限性：首先，在法家的構想中，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所有國家權力都是集中於君主一身的，而不考慮法律如何去限制、制約君主權力，反映和保護人們的利益和意願；由此看出法家的法最終只是君主的統治工具而已；其次，法家所重視的法幾乎全是刑事法律，對於民法以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必要的認識；最後，法家在強調重刑的同時，並沒有考慮如何設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證司法公正，保證不會濫殺無辜，只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看嚴刑峻法為統治者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從來沒有試著站在人民的地位去了解嚴刑峻法可能帶來的苦難。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法系萌芽的關鍵時期，當時法家對於法的這種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入和多方面司考，由此產生了其獨特的法治觀，是有普遍意義的、經得起時代考驗甚至是值得後人所驕傲的。對於中國近代法制文明直至今天，我們都無法忘記先人在中國法制文明的道路建設上曾經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並從中得到精神上的鼓勵和啟發。與此同時，我們也能從中吸取教訓，客觀的去看待其缺陷和局限性，以防再次出現類似的悲劇。
中國法制文明的內涵和歷史傳統的發展，從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世界觀來認識，都需要經過實踐的考核。無論任何一種先進方法，都必須根據情景、時代、氛圍等因素，來不斷的改進、創新，使得該方法日臻完善。中國法制文明未來將會更加為人類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的創新、完善。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韓非子.有度》。
轉引自楊日然：《法理學論文集》
楊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
李海生：《法相尊嚴――近現代的先秦法家研究》
8. 為什麼會說西南政法大學近來來衰落了
西南政法的衰落起源於政法大學的211的分配，中國政法拿到211了，政法類唯一的211，並歸教育部管，而西政劃到了重慶市。
西南政法大學（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位於美麗的山城重慶，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高等政法學府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重慶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首批全國重點大學，被譽為新中國法學教育的「西南聯大」。
學校原名西南政法學院，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由劉伯承元帥擔任校長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學。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政法系為基礎，合並重慶大學、四川大學、貴州大學、雲南大學、重慶財經學院的法律院（系）正式掛牌成立。建校伊始，學校得到時任西南局負責人鄧小平、劉伯承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原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將軍出任首任院長，郭沫若先生親筆題寫了校名。1993年，成為博士學位授權單位。1995年，學校更名為西南政法大學。2003年，成為首批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單位。
截至2014年6月，學校有渝北校區、沙坪壩校區和寶聖湖校區三個校區，佔地總面積3067.76 畝；館藏紙質資源190萬冊，中外文資料庫64個；有教職工1500餘人、在校全日制學生24000餘人；下設14個學院（系），開辦23個本科專業，擁有1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10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7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37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6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
9. 英國憲法與王權衰落的關系
到今天為止，英國都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它是700年來習慣法的總和，最早就追溯到《自由大憲章》。《自由大憲章》是英國封建專制時期憲法性文件之一。習稱《大憲章》。1215年6月15日，英國貴族脅迫約翰王在蘭尼米德草原簽署的文件。文件共63條，用拉丁文寫成。多數條款維護貴族和教士的權利。
主要內容有：保障教會選舉教職人員的自由；保護貴族和騎士的領地繼承權，國王不得違例徵收領地繼承稅；
未經由貴族、教士和騎士組成的「王國大會議」的同意，國王不得向直屬附庸征派補助金和盾牌錢；
取消國王干涉封建主法庭從事司法審判的權利；
未經同級貴族的判決，國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監禁任何自由人或沒收他們的財產。此外，少數條款涉及城市，如確認城市已享有的權利、保護商業自由、統一度量衡等。
自由大憲章是對王權的限定，國王如違背之，由25名貴族組成委員會有權對國王使用武力。自由大憲章後來成為近代資產階級建立法治的重要依據之一。
英國不是成文法國家，沒有統一的憲法典一般認為1215年《大憲章》是英國憲法最早的組成部分，
成文法：憲法性法律文件⑴標志著英國憲法產生的憲法性法律：
①《人身保護法》：1679年5月26日查理二世簽署批准。全文20條，約4,000字，主要內容是：除叛國犯、重罪犯，以及戰時或遇緊急狀態外，非經法院簽發的寫明緣由的逮捕證，不得對任何人實行逮捕和羈押；已依法逮捕者應根據里程遠近，定期移送法院審理；法院接到在押人後，應於兩日內做出釋放、逮捕或取保開釋的決定；經被捕人或其代理人申請，法院可簽發人身保護狀，著令逮捕機關或人員說明理由；不得以同一罪名再度拘押已准予保釋的人犯；英格蘭的居民犯罪，不得押送到其他地區拘禁。
②《權利法案》：1689年10月23日威廉三世接受了國會提出的該法案，全文13條，約800字。其內容的核心是限制王權，確立議會至上的資產階級憲法原則。同時，第5條規定了請願權；第8、9條規定了議員的權利和自由；第10條規定了免受酷刑的權利等公民權利。
③《王位繼承法》：1700年制定，1701年頒布，旨在通過規定王位繼承問題，保證資產階級的權利和自由，實現資產階級對王權的控制。
⑵英國憲法變遷時期的重要的憲法性法律：
①完善議會制度：1911年《議會法》規定「上議院與下議院關聯之職權」，而其實質是通過該法進一步削弱和限制議會上議院的權力，使上議院喪失了對下議院通過的一切決議的否決權，而只有延擱權。而1949年《議會法》又對延擱權進行了進一步的剝削和限制。
②改革選舉制度：第一，1918年《國民參政法》，是第一部選舉法，全文5章47條25,000字。分別規定了選舉權、登記、選舉方式及費用、議員名額、通則，放寬了對選民定居期限的限制，第一次賦予部分婦女以選舉權。第二，1928年《國民參政（男女平等）法》，對上法修正，使婦女獲得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第三，1948年《人民代表法》，廢除前兩法的有產者和大學生的復數投票權，統一了參加全國選舉和地方選舉的選民資格。
③規范英國與自治領關系的法律：1931年《威斯敏斯特條例》等。
判例法：英國法院特別是高等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對某些案例的判決和解釋。
習慣法：大多數是在立憲政治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經法院承認的憲法性法律規則。如關於國王的「國王統而不治」、「國王不能為非」；關於首相自行組閣等憲法的慣例
尊重傳統，一方面是英國憲法的效力源泉。英國的憲法並不具有至上性，英國有的只是議會至上。英國憲法是一部典型的不成文憲法，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憲法性法律，憲法慣例以及憲法判例。這些以普通法律，政治習慣等方式表達出來的憲法與普通的法律和政治習慣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並沒有區別，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卻有相當大的差異。英國憲法不但具有通常的法律效力，而且更有超出一般法律的憲法性效力。它們高度穩定，一些著名的憲法性法律，如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1689年的《權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等，歷經數百年還一直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其神聖性遠非普通的法律可比，甚至連成文憲法國家的憲法典也望塵莫及。而這種獨特的狀況恰恰是來自於對傳統極端尊重的信念。
首先、英國的憲法性法律的權威來自於保守主義。英國憲法採用的是柔性修改方式。因此英國的憲法性法律在修改程序上與普通法律無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英國的憲法性法律會變動頻繁。實際上英國的憲法性法律有相當高的穩定性，要對英國的憲法性法律修改的難度並不在那些規定了嚴格修憲程序的剛性憲法國家之下。1832年英國的第一次議會改革，輝格黨首相羅素三次提交改革議案，並且一度解散議會重新舉行大選，才通過了一部改革力度有限的《議會法》。盡管如此，托利黨人仍不滿意，斷言它「將推翻等級制度和財產的所有天賦權利。」這種修改的困難性並不是因為這些法律本身是憲法性的而不能隨便修改。英國人把這些法律看作是歷史事件的結果。每一部憲法性法律都是一個時期歷史經驗的總結。議會的作用只是把歷史事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記錄而已。這些事件是來自於歷史選擇的結果，它的意義也正在它的歷史性。在保守主義者看來，正因為它是歷史的，所以它也不容改變的。憲法性法律和普通法律的不同點就在於此：普通法律的權威是因為它是由議會制定的有強制力文件，而憲法性法律的權威是來自於文件所確認的事實本身，不僅僅是因為它是議會制定的法律文件。就像著名英國憲法學家詹寧斯所說「使威廉和瑪麗而非詹姆士二世或自命為詹姆士三世的那個人成為君主的，是經革命承認的事實，而不是先前存在的一紙法則。」
其次、保守主義信念保證了英國憲法慣例的效力。憲法慣例作為憲法的一種表現形式，無論是在成文憲法國家還是不成文憲法國家中都會存在。憲法慣例只是人們在憲政實踐中的一種通常做法。雖然對慣例的違反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因而都一般被各方所遵守。但是畢竟它的效力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所以憲法慣例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重要程度上都在各國憲法中都不佔主要的地位。英國卻恰恰相反。英國寧願把許多重要的憲法問題交與慣例而不是法律去調整，如英國的虛君制，責任內閣制等等。英國的憲法慣例得到普遍遵守原因也在於對傳統的尊重。慣例是歷史上長期形成的做法，雖然沒有法律效力，但是英國人尊重這些歷史形成的習慣，並把其視為理所當然，把它作為憲法當然的一部分。而任意改變這些習慣的做法都會冒極大的政治風險。
尊重傳統的另一方面是帶來了英國憲法形式上的穩定性。因為傳統的原因，為了使變化更容易被接受，英國的政治革新一般都會打著復古的招牌。休。塞西爾指出「把政體結構的改變說成好像就是維護和恢復某種更古老和更純粹的傳統，這種做法在我國的全部歷史上一直保持不變，並且在目前的各種爭論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做法在一方面使得英國許多古老的機構都得以保存下來，並且逐漸演變成為現代的國家機構，在政治制度上沒有明顯的斷層。如英國的內閣便可追溯到中世紀的御前會議，其兩黨制也有三百多年歷史。對此、西歐歷史學家哈勒維評論說「英國是供憲政考古的博物館，這里積聚了以往歲月的陳物遺跡。」英國國家機構的這種清晰傳承使得憲法保持著形式上的相對穩定性。這樣做的另一個後果是使英國憲法的內容與形式脫節。「舊瓶盛新酒」，「換湯不換葯」是英國這種特性的寫照。
英國的很多機構已隨著時間的流失喪失或者改變了它的原有功能。但是英國人並不急於把其廢除，仍然還保留著原有的形式。英國的樞密院原來曾是英國的最高國家行政機構，但是光榮革命後，樞密院的權力不斷下降，早已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榮譽機構。現在的樞密院只剩下形式上的權力，但是英國人並沒有廢除這個機構，英國內閣的重要文件都要以樞密院的名義發出。同樣，今天的英國女王已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虛君，但是僅從法律上看，英國的國王還是擁有巨大的權力。
10. 古典自然法學派近代衰落的原因是什麼
古典自抄然法學派也有其歷史局限性襲，它的全部學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因此，「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
從19世紀初開始，在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共同反對下,古典自然法學派逐步趨於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