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家
Ⅰ 法家和儒家他們與法律和道德有什麼關系
法家主張法治,具體指用酷刑來杜絕犯罪
儒家主張德治,是通過道德來約束民眾的行為
Ⅱ 儒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和哪一家
1、法家創始人:李悝;李悝(ǐ kuī)(前455—前395年),河南濮陽人。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人物。法家重要代表人物。[1] 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李悝在魏國的變法,是中國變法之始,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當時便對其他各國震動很大,從而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全國性變法,為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鋪平了道路。後來著名的商鞅變法、吳起變法等,無不受到李悝變法的影響。
2、 墨家創始人:墨子也叫墨翟;墨子(約前468年—前376)名翟,春秋末戰國初魯國人,出生於今山東省滕州市,是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出身低賤,一生中除著書立說和教授門徒外,還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墨子有著作傳世,較能代表墨子學說和思想的有《尚賢》、《兼愛》、《非攻》。學說思想主要包括: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尚同尚賢,節用,生活上奉行「以自苦為極」。墨家在戰國時是一個重要的學派,與儒家並稱「顯學」。
3、儒家創始人: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栗邑(今屬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出生地魯國陬邑(今屬山東省曲阜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學說成為中國二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統。他興辦私學,突破官府壟斷,擴大教育對象的范圍,曾受業於老子,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4、道家創始人:老子也叫李耳;老子(約前57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號聃,楚國苦縣人,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曾在東周國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向老子問禮。傳說他晚年乘青牛西去,並在函谷關前寫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經》(又名《老子》),最後不知所終。老子思想的精華是樸素辯證法。例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在修身方面,講究性命雙修、虛心實腹、不與人爭。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其思想對後代影響深遠。例如:漢初的統治者一度把老子的「無為」思想作為信條,採取「與民生息」的政策。老子的思想被莊子所傳承,並與儒家和後來的佛家思想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
5、兵家創始人:孫武;孫武所處的時代在春秋後期。他出生於貴族家庭,又是武將世家,因而他有條件受到良好的教育,並掌握軍事文獻和有關的檔案材料。春秋中後期,戰爭十分頻繁,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他總結春秋時代的豐富的戰爭經驗和規律,使之上升為軍事理論,寫成《孫子兵法》這部偉大著作,成為兵家始祖。
Ⅲ 用儒家道德教育、法家規章制度、道家自我覺悟的觀點,為保護校園環境提出你的建議
儒家我覺得可以從一些歷史中找一些有關環境的入手,深入開展一系列鼓勵同學多多學習環保方面的知識,以及鼓勵同學開座談暢聊彼此的採取何種方式、方法進行環境保護。可以和家庭聯合起來做一些影響同學的有意義的環保舉措,另外在制定一些有約束性的措施來督促學生,做到從我做起,相互監督,共同進步
Ⅳ 法家的一句話,吃飽再談道德
出自《管子》:「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意思是說,糧倉充實了,人民才懂的做人的禮節;衣食豐足了,人們才知道榮譽和恥辱。
網路。
Ⅳ 法家思想的核心有沒有重視道德與人倫
沒有,法家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法治國,不管是不是親人,也不管你的身份高低。道德和人倫都被法制約束。
Ⅵ 法家的創始人!
法家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創始人!
如果一定要有那麼就是:韓非
韓非(約前281-前233),法家沒有什麼明確的創始人,但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摒棄了道家的玄虛、儒家的迂腐及墨家的不合時宜,為中國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提供理論依據。法家使儒家成為」皇帝的新衣「,法家將道德與政治分離,這一點比《君主論》有過之而無不及。
Ⅶ 儒家,道家,法家政治思想及其關系
都是小同大異,不過道家有百家之益,並不百家之弊,但不要沉迷。
學以致用,方位上策。
Ⅷ 道家和法家的缺點
1、道家:
八卦源於兩抄儀 → 兩儀源於太極 → 太極源於無極 → 無極源於混沌 → 混沌源於 「?",
道家指導實踐的 理論研究 ,就只能到「混沌」了,即:混沌之前是什麼?道家理論 就 沒法 再解釋清楚。
道家 研究世界本源 的 「基本指導思想」有缺陷,致使其「研究方法」也有了嚴重缺陷。 這是道家 最嚴重的缺點 或者說 最根本的缺陷。
2、法家:
「一法度」是法家的主要主張。
其實,道德和法律 是維護社會秩序 的兩個不可或缺的保障因素, 但,法家忽視了 道德 對 社會和人的行為的 影響,這是法家的致命缺點。
Ⅸ 用儒家的道德教育,法家的法制思想,道家自我覺悟的觀點,為保護校園環境提出建議。
歷史學習與評價?
是的話加我好友(我有答案)
1L。。。我能告訴你怎麼蛋疼的題目是《學習與評價》出的
Ⅹ 法家的倫理思想
法家思想內容豐富,結構較為完整,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誠信是中國傳統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帶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標准,自古至今中國的先哲們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誠」,真心實意,開誠布公。「信」的基本含義為誠實、不疑、不欺。法家先驅管仲認為講誠信是天下行為准則的關鍵,如何講誠信,他從兩個方面做了闡釋。首先他重誠信,把誠信納入德行的范疇。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備不為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 (《管子·樞言》)。「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明信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管子·四時》)。第二,管仲把誠信的道德觀念拓展到刑罰和軍事領域中。他分別在《管子·權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廢》中指出:「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豈敢為之乎?」;「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暗也。」
吳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誠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導踐行變法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誠信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他是靠誠信為變法打基礎,他懂得用誠信贏得民心,從誠信入手樹立改革者的形象。吳起靠誠實守信受到老百姓的擁護,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呂氏春秋·慎小》記載:「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與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如邑中如前。邑入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司馬遷的《史記·商君列傳》有描述:「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市,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吸取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誠信觀念,崇尚信,宣揚信,首先,他為功利而信。《韓非子·難一》有記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諭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也。』」第二,韓非不吝美言,頌揚誠信美德。《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高調贊美了晉文公以誠信將衛國的事情。「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攻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故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法家先驅人物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即從物質生活中尋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對「義」的決定性意義。不僅如此,法家還認為道德觀念會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變化而變化。韓非在《五蠹》篇中論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法家堅持人們的道德水平與社會的物質基礎有著直接且緊密的聯系,當社會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時,人們就會行仁義、講道德。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正處於「民眾而物寡」、「爭於氣力」的時期,仁義道德退而居之。商鞅提出「利出於地」、「名出於戰」,韓非也明確提出「務力而不務德」,否則國家將面臨貧窮落後甚至是亡國的危機。法家認為儒家所謂的「愛人之心」實際上是「傷民」,而儒家那套繁雜的仁義禮節不但於民無益且有害,是暴政的發端。而法家堅持,利乃是人們的行為的唯一動因,這既是社會事實,也是社會應該倡導的原則。這與法家好利、自為的人性論思想一致,並由其沿襲而來。商鞅提在《商君書·開塞》中指出:「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總之,在法家看來,人性好利,人與人之間也是純粹的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利」則是人的一切行為和交往的唯一動力。在這種義利觀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們也觸及到了公和私的話題,法家肯定「利」,但有「公、私」之分,他們主張去私行公。法家所言的「公」是以君主的利益為大;「私」當然是指受君主統治的群眾。商鞅在《商君書·修權》斷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因為「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他的意思是必須「任賢舉能」,而不是「任人唯親」,這樣才能達到公正、公平,才不會引起爭議和爭奪危害君王的統治地位。慎到的《慎子·威德》中所言:「凡立公,所以棄私也。」韓非《韓非子·飾邪》里也指出:「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意在為了維護「人主之公利」,必須去私利、私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