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表述技術

㈠ 簡述立法的特徵

立法活動具有如下的特徵：

第一，立法是由特定主體進行的活動。回

第二，立法是依據一定的職權答進行的活動。

第三，立法是依照法定程序所進行的活動。

第四，立法是具有專業性和技術性的活動。

第五，立法是制定、修改、廢止或認可法律規范的活動。

(1)立法表述技術擴展閱讀：

在現代社會，各國的立法權一般由議會行使，各國的議會制度也不盡相同。三權分離立法機關。除了立法權之外，議會通常有權使用稅收。在兩院制的議會制中，下議院通常具有最基本的稅收權力，並且可以通過否決政府預算來控制稅收的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立法機關，而且是最高權力機關。它擁有任命行政長官、首相和首席法官的權力，但並不單獨擁有所有的立法權力。行政機關和政府也有一定的立法權，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單獨頒布，具有法律效力。規則。

㈡ 立法的技術內容

立法技術 （廣義）指在法的創制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知識、經驗、規則、方法和技巧等的總和。（狹義）如何表達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內容的知識、經驗、規則、方法和技巧等，包括法律文件的內部結構、外部形式、概念、術語、語言、文體以及立法預測、立法規劃等方面的技術。立法技術的價值和目的在於使法律規范的表達形式臻於完善，使其與內容相符合，以便法律的遵守和適用。采不同標准可分為預測技術、規劃技術和表述技術。

㈢ 法的制定的立法技術

1、立法技術是指在整個立法過程中產生和利用的經驗、知識和操作技巧，包括立法體制確立和運行技術、立法程序形成和進行技術、立法表達技術等。這里主要是指立法表達技術，它包括：
①規定性法律文件的內部結構、外部形式、概括的語言表達、文體的選擇技術等；
②法律規范的結構和分類技術；
③規范性法律文件規范化和系統化技術。
2、立法技術的內容立法技術有立法預測技術、立法調查技術、立法規劃技術、立法決策技術、立法協調技術、立法表達技術以及立法監督技術等。這里僅句立法表達技術要求的重要內容予以敘述。
第一，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表達。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也就是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范化。首先，法的名稱的表達要規范和統一也就是說，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為其法律效力層次不同必須有不同的名稱來表達。
②法的內容要完整，法的要素應該齊全、完備。
③法的體例安排要規范和統一。
第二，法律規范的表達。法律規范的表達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確。
第三，立法語言的運用。立法語言的運用要做到准確、嚴謹和簡明。
①所謂准確，就是說要用明確肯定的語言表達明晰的概念。
②所謂嚴謹，是指用邏輯嚴密的語言表達法律規范的內容。
③所謂簡明，是指用盡可能簡練明白的語言表達法律的內容。

㈣ 唐律疏議的典型立法技術的表現

第一，律典體例的科學化。唐律疏議，定為12篇，500餘條，這是有史以來最為簡潔的內體例容。其12篇的排列順序，體現了總則統帥分則、實體統率程序、鞏固皇權、從嚴治吏由於其他治理需要的立法理論。

第二，多種法律形式的完美結合。其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六典、編禮、例、敕等許多種，它們有著相互完善相互協調配合的關系。內容最廣泛的是令，它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格、式、敕是對國家各類特別事務的特別處置制度，例、禮將生活中的習慣法加以整理，補充令、格、式的不足，最後以律作為所有嚴重違法行為的制裁之法。
第三，在技術性法律原則上有顯著成就。其集此前中國法制進化史所開創的全部技術性法律原則之大成，確定了累犯加重、自首減刑、區分故意過失、從舊兼從輕、數罪並罰、有限罪刑法定、類推適用刑法等一系列原則。

㈤ 立法的表達技術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1、規定性法律文件的內部結構、外部形式、概括的語言表達、文體的選擇技術等。

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表達。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也就是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范化。首先，法的名稱的表達要規范和統一也就是說，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為其法律效力層次不同必須有不同的名稱來表達。

2、法的內容要完整，法的要素應該齊全、完備。

法律規范的表達。法律規范的表達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確。

3、法的體例安排要規范和統一。

法律規范的表達。法律規范的表達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確。

4、法律規范的結構和分類技術；

5、規范性法律文件規范化和系統化技術。

6、立法語言的運用。立法語言的運用要做到准確、嚴謹和簡明。

①所謂准確，就是說要用明確肯定的語言表達明晰的概念。

②所謂嚴謹，是指用邏輯嚴密的語言表達法律規范的內容。

③所謂簡明，是指用盡可能簡練明白的語言表達法律的內容。

(5)立法表述技術擴展閱讀：

用立法表達中國人的精神：

這些年，熱點社會新聞中常常有好心人挺身而出、見義勇為，卻反而可能被要求賠償，讓「流血又流淚」。長此以往，誰還敢對陌生人出手相助？

民法總則為匡正社會風氣，鼓勵見義勇為的行為，不僅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而且還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法不遠人，民法乃至法律中充滿著濃厚的人文關懷色彩。」中國民法學研究會秘書長助理王雷認為，民法總則第183條、第184條中關於對見義勇為行為的鼓勵和寬容，是團結互助、友善待人的社會美德在民法典具體規則中的體現，增強了民法典的道德底蘊。

以法安天下，才能以德潤人心。在一個利益日趨多元、結構深刻變動的社會中，道德價值的堅守更加離不開可靠制度的支撐。老百姓對於得到廣泛認同、較為成熟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有迫切需求。

㈥ 何謂「法律技術」

一次性進行多個簡易程序的交通違章行政處罰，總額超過200元，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么？

法條本身是含糊的，只能進行進一步的學理解釋，是非常技術層面的問題。然而，當我在和一位司機師傅聊天時，他的回答讓我很驚詫：這個交警為什麼對三個違章行為都罰？罰一個警告一下就可以了，三個都罰不是不讓人活了么？為什麼這么和老百姓過不去？兩百多塊錢，對老百姓是小數目么？成天在街上跑，哪能完全不違章？

其實老百姓並不關心法律是怎麼樣的，法律可以怎樣被解釋等等這么技術性的問題，而是這個技術性問題的基礎——法律的合理性問題。一個交警即使在完全依照法律或者法律的精神進行處罰的時候，也會遭遇到這么多的反對，可見是法律以外的東西在發生影響。

首先，設定這些高額的處罰金額的法律條款，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如果已經有罰分制度，那麼罰款就不是交管部門利益的體現？其次，處罰是不是一視同仁的？權貴也會受到處罰么？如果這些回答是否定的， 再加上交警對司機蠻橫的態度，司機群體怎麼可能不對交警執法持完全的否定態度？

當一件事物的基礎就發生問題，摻雜了太多的激情因素，那麼要就這個事物進行理性討論，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所以在目前的中國，我們不僅要學習法律技術，甚至到美國去學習法律技術，還要時常反思法律的基礎問題，考慮如何才能夠建立大家共同認同的規則。

㈦ 立法的技術性規范和倫理性規范區別在哪裡比如商法規范具有技術性而民法規范具有倫理性，為什麼這么說

民法條款來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條款源，即憑社會主體的簡單常識和倫理判斷就可以確定其行為性質，而不需要當事人有很強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判斷能力。而商法是將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和基本要求，基本運作方式等寫入其中的法律規范，由此決定了商法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和技術性。

㈧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㈨ 立法的基本原則

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由此可以認為當代中國立法的原則為法治原則、民主原則、科學原則。
1．法治原則
立法的法治原則要求一切立法活動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符合憲法的精神；立法活動都要有法律根據，立法主體、立法許可權、立法內容、立法程序都應符合法律的規定，立法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范的要求行使職權，履行職責。
2．民主原則
立法應當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確認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應當通過法律規定，保障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應具有開放性、透明度，立法過程中要堅持群眾路線。
3．科學原則
立法應當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尊重社會的客觀實際狀況，根據客觀需要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要以理性的態度對待立法工作，注意總結立法現象背後的普遍聯系，揭示立法的內在規律；應十分重視立法的技術、方法，提高立法的質量。

㈩ 立法技術規范

立法技術規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總結立法工作實踐經驗，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針對立法工作中經常遇到的、帶有共性和普遍性的有關法律結構、文字等立法技術層面的問題制定的立法規范。
立法技術是指在整個立法過程中產生和利用的經驗、知識和操作技巧，包括立法體制確立和運行技術、立法程序形成和進行技術、立法表達技術等。
立法表達技術如下：
1、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稱；
2、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內部結構、外部形式、概念和語言表達、文體的選擇技術等；
3、法律規范的結構和分類技術；
4、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系統化技術，這主要指法律編纂和匯編技術。
立法表達技術要求如下：
1、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表達。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也就是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范化。首先，法的名稱的表達要規范和統一也就是說，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為其法律效力層次不同必須有不同的名稱來表達；
2、法律規范的表達。法律規范的表達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確；
3、立法語言的運用。立法語言的運用要做到准確、嚴謹和簡明。
（1）所謂准確，就是說要用明確肯定的語言表達明晰的概念；
（2）所謂嚴謹，是指用邏輯嚴密的語言表達法律規范的內容；
（3）所謂簡明，是指用盡可能簡練明白的語言表達法律的內容。

法律依據
《立法技術規范（試行）》
第一條 立法技術規范包括法律的結構、形式、文體、修改和廢止的方法等方面的規則，是起草、修改法律需要掌握的具體操作標准。准確地運用立法技術規范，對保證立法工作的科學性、規范性、統一性，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立法工作成績卓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在法律體系中主要的、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已基本制定出來。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要求，除了法律門類齊全外，還要求法律體系內部協調、結構嚴謹，法律之間應當相互銜接。這就要求在立法過程中既需要科學、嚴密的框架設計，又要求條文表述盡量科學嚴謹，用語規范統一。
提高立法質量，始終是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統一的立法技術規范，為法律的起草、審議和修改提供技術層面的支撐，以利於常委會組成人員審議法律草案，提高立法質量，也可以為下位法的制定工作提供指導。在本規范的起草過程中，地方人大的同志也多次表達了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制定立法技術規范的強烈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