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法學家
① 著名公知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公知的代表人物有以下：
經濟學家：茅於軾、吳敬璉、溫鐵軍、張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歷史學家：袁偉時、朱學勤、秦暉、吳思、許紀霖、丁東、謝泳
哲學史家：杜維明、徐友漁
政治學家：劉軍寧
社會學家：李銀河、鄭也夫、楊東平
作家、藝術家：邵燕祥、北島、李敖、龍應台、王朔、林達夫婦、廖冰兄、陳丹青、崔健、羅大佑、侯孝賢
科學家：鄒承魯
公眾人物：華新民、王選、高耀潔、阮儀三、梁從誡、方舟子、袁岳傳媒人：金庸、戴煌、盧躍剛、胡舒立
(1)公知法學家擴展閱讀：
公知通常具有五個基本特點：具備學術背景和專業知識；擁有普遍價值的基本底線；保持個人獨立和正義立場；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能夠對重要公共事務發表真實意見。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知」。廣義的「公知」概念，僅指對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的專業知識分子。自從有公共媒體以來，就有公知的存在。
② 拿什麼拯救你，中國法理學
2016年4月27日晚上7點，由法律出版社•《中國法律評論》主辦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理學」學術沙龍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學術報告廳隆重舉行。
參加本次沙龍的嘉賓有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季衛東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舒國瀅教授、北京大學法學院徐愛國教授、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桑本謙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陳景輝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馬劍銀博士、清華大學法學院聶鑫博士參會。
召集此次學術沙龍的始因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徐愛國教授在《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批評欄目刊文《論中國法理學的「死亡」》。由此引出：中國法理學是真亡，還是假寐？中國法理學的死亡，是自殺，還是他殺？中國法理學的根基何在？中國法理學如何在超越中再生？一時間引起法學界矚目熱議。
本次沙龍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陳景輝教授同時客串主持，七位嘉賓分別對「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理學」作了十分鍾的相關主題發言，隨後進行了熱烈而富有成效的討論。
中法評 · 會客廳
本次沙龍討論的精彩內容將獨家刊於《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3期對話欄目，敬請期待。本次活動版權由《中國法律評論》編輯部獨家持有，任何媒體（包括自媒體）非經授權，不得發布討論內容。侵權必究。
③ 依法治國的對象
依法治國的對象
依法治國的對象是指依法治國的受治者，即法治主體依法所治的對象，它具有復雜性，指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諸方面。一方面，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是法治所治之對象，主要體現為國家公共權力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活領域的功能和作用范圍以及作為權利主體的人民由此獲得利益保障和權利救濟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家事務應作為法治的重點，因為依法治國所「治」之「國」，具有非常豐富的含義，國家既是由人口、地理環境、民族等因素復合成的地域概念，在此更是意指它的政治意義(state)，政治國家包含兩重含義:一是以政府機構名義組織而成的政治共同體，二是政治共同體擁有的權力和權威。如前所述，盡管國家權力的執行機關及其公職人員並非權力的來源和主體，但由於其所處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權力所具有的既能保障人權又能損害國民利益的雙重屬性，因此，它們應成為依法治國的重點對象。當然，這並不排斥對其他對象的調節與治理，但應有輕重緩急之分。具體而言，依法治國的重心應定位於以權力為基點的權力組織，權力活動以及由此產生的權力關系三大方面。
首先是指權力組織。依法治國的對象定位於權力組織及其成員的內在依據在於，權力在淵源上應歸屆於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權力組織及其成員所握有的權力不過源於人民主權者的授權，應當成為人民主體治理和監督的對象。正如當代美國法社會學家塞爾茲尼克所說，法治的中心是減少專斷。當適當的利益不被考慮、公布的規則與官方的目標毫無關聯時，規則便成為專斷的;如果規則所反映的不過是混亂不堪的政策，而且是建立在無知或錯誤的基礎之上，根本就沒有提出連貫的評價准則，對人或事的處理變幻無常或受與合法手段、目的無關的規則所左右，這便是專斷。實現法治，必須探尋產生專斷的種種因素並找到減少專斷的靈丹妙葯。對此，甚至有人做出了更為武斷的結論，「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聽到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鉸鏈來約束他不做壞事」。盡管這是基於人性惡的主觀論斷而進行的歸納，但強調法治對權力執行者的制約作用的極端重要性卻具有一定的可取之處(
其次是指權力活動。權力的存在往往是一種有組織的強制性活動，體現為官方行為的展開及相對一方事項的被處置過程。法治要求使官方的權力行為接受法律的有效治理，強調官方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法治的實質必然是:在對公民發生作用時(如將他投入監牢或宣布他主張有產權的證件無效)，政府應忠實地運用曾宣布是應由公民遵守並決定其權力和義務的規則。如果法治不是指這個意思那就什麼意思都沒有。權力行為既包括權力的濫用，也包括權力的怠用，無論是積極或者消極地違背民意和法律去運用權力的行為，均應成為法治矯治的對象。對此，也有學者特別強調行政權力行為在法治對象中的中心地位。英國著名法學家威廉?韋鎔便是從依法行政的角度來認識法治中心問題的，認為盡管法治意指任何事情都必須依法而行，但其重心在於政府應該依據公知的、限定自由裁量權的原則和規則體系辦事，即要求政府的權力行為包括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自由與義務的行為都必須能證實具有法律的授權、能說明其嚴格的法律淵源;政府不應享有超越於普通法律的特權與豁免權;並且法治還要求對政府行為是否合法的爭議應當由完全獨立於行政權利之外的司法機構進行法律上的判斷，以阻止政府濫用權力。實際上，不僅政府的行政權力行為應成為法治治理的重點對象，而且所有權力運行行為都應該成為法治必須給予特別關注和強調的對象。
再次是指權力關系。以權力為依託形成的全部權力關系及其載體與表現都應納入法治的調控視野，包括權力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及權力與權利之間的關系兩個方面。作為一種治國方賂，法治與專斷地行使獨裁權力的人治針鋒相對，同權力的過分集中與壟斷格格不入。它要求對權力的存在形式進行合理布局，形成權力劃分及由此派生的在諸種權力形態之間的良性
④ 當今時代學者的定義是什麼怎樣才叫學者學者最基本的特點或原則是什麼學者的使命又何在
學者，這不僅僅是職業。學者與知識分子有類似的意思。知識分子曾經被當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曾經被當作最頑固的需要加以思想改造的對象。知識分子在古代乃是聖賢，先知，哲人，覺悟者，牧師，也就是廣義的教師。學者的職業通常是教師。教師乃是具有智慧並傳承智慧之人。智慧乃是心靈（psyche）之光。心靈或精神乃是學者耕耘之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是一種政治哲學，這是說，精神高於肉體，理想高於現實，宗教高於政治。勞心者乃是宗教家。宗教家與政治家的分離與結合乃是人類文明歷史演化的重要動因。這個譜系柏拉圖曾經有過精彩的描述，如普羅米修斯與宙斯。柏拉圖、馬基雅維利、盧梭、馬克思、尼采，這些人到底是宗教家還是政治家，實在是說不清楚的，他們的思想熱情在於政治，當然，這里的政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最廣泛的政治也就是人的現實生存。無論如何，人的問題是所有問題的問題所在。
學者的真正含義乃是：第一個人。學者最終成為一條路，或者一個路標，一個方向。耶穌自身成為一條路，這就是基督教。釋迦牟尼指明了一條路，這就是佛教。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設定了一個路標，這就引向了哲學。孔子的吶喊成就了儒教。這就是奠基。這個奠基是道路的奠基，也是人格的奠基。這些宗教家乃是第一個人。歷史的敘事經常提高這樣的「第一個人」，或者是宗教性的，或者是政治性的，或者是結合的，譬如：阿伯拉罕、大衛、摩西、耶穌、黃帝、堯、周公、孔子、宙斯、梭倫、亞歷山大、釋迦牟尼。一旦人們確定了這樣的「第一個人」，他的「前人」就成了這第一個人的「鋪墊」，他的後人就成了這第一個人的「延伸」。第一個人乃是「神」，亦即是其他人的開端、來源、祖先、典範、模型。這就是普通人的歷史的神話敘事學。第一個人乃是這種歷史的斷裂，他與所有模型相區別而自身成為模型。或許有些人會設想：為什麼不讓每個人自身都成為模型呢？這樣的設想乃是「後現代」的設想。因為，此前人們總是認為模型乃是先定的，遵照模型才是成為人的途徑。這就是封閉性的智慧與開放性的智慧的差異。封閉性的智慧設定唯一的至高的神或天，而開放性的智慧試圖打破這種設定。因此，當基督教學者說啟蒙運動的「謬誤」是企圖讓人取代神的位置時，他們的說法是對的。
有不同類型的學者，他們傳承不同類型的智慧。孔子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是中國儒家學者的箴言。柏拉圖言，愛智者乃是神性的，愛智者的生活就在於追求神，或智慧本身。這乃是某種柏拉圖主義學者的信念。猶太教或古印度各教義有別樣的智慧，他們傳承了別樣的學者。耶穌教人愛神和他人，尼采教人超越道德而恢復原始的或審美的野性。
⑤ 公知的要求
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群體的變化，能夠像知識分子的變化那樣隱喻「社會」的結構裂變。如今，「公知」一詞迅速貶值，甚至成為了被公眾戲謔的對象。然而真正為知識人所痛心的，卻是這泥沙俱下眾聲喧嘩之中，無法被清晰辨認的操守與良心。
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標准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其中大學教授、作家、媒體人佔了絕大部分。公知們往往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以治理天下為己任，所以非常關心一些所謂的公共事務，自認為是真正排除個人利益干擾而站在集體或公共利益的立場上發言。所以人們發現公知們在很多問題上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批評政府，因而贏得了較高的公信力。
然而，關於「公知」的微詞不少，說他們貌似公正博學，以評判天下為己任，視政府和百姓問題多多，自認擔綱啟蒙責任，實則搖擺不定、肩膀不鐵、骨頭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網路輿論甚至罵之為「母知」。且不說這種評價是否包羅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狀而言，其實也只不過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老毛病。 美國法學家波斯納提出了在當代美國和西方社會出現的「公知」現象，並批評了他們的種種毛病，而對於「公知」的精神，則是我們國內的媒體首先提出並倡導的。2004年中國《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說這些先生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著名評論人曹宗國在《公知與士節》的文章中說，他們是否堪當此評姑且不論，就這定義本身的內涵而言，也不過是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並指出公共知識分子這名詞兒看起來挺有現代民主和「精英治國」的味兒，其實中國幾千年來，就是按照儒家倡導的「士」的精神來培養和要求所有讀書人的，可以說中國最具有「公共知識分子」文化傳統。
在文中，曹宗國詳細論述了幾千年來中國都按「公知」的要求培養讀書人。在古代，當年孔子辦學的培養目標就是「士」。他的學生精通「六藝」，當然就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他帶著一群研究生游說各國，也就是「進言社會」，他自己擔任魯國國相並號召大家都「學而優則仕」，無疑就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而後世儒家在《大學》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是明確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會職責。孟子說「士」就是「無恆產而有恆心」，就是「士」要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不依附於任何政治經濟利益集團，保持獨立的人格。他還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價值，只是後世和今世的人們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節」的問題忽略了。其實，把孔子的「肉體」和孟子的「骨頭」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別是後來一些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英之士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是表達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和歷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是如此，在現代劃分知識專業的情況下，其精神價值和文化傳統也一直在發生影響。可以說，「公知」精神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價值目標，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種優秀文化傳統，但問題是公共知識分子這種代表社會精英階層的群體，逐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說一個人是「公知」，已經帶有嚴重的貶義色彩，甚至還衍生出了「母知」的戲謔、調侃的名詞。公共知識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報》2004年6月19日發表文章指出，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公共」的獨立性的社會群體，已經開始出現雛形。進入199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群落紛紛風流雲散，與此同時，作為知識生產空間的學院開始急劇膨脹，成為最大的知識工廠。學院膨脹以及學院體制健全化的結果是，知識生產不再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活動，而是與生產者的利益密切相關，通過職稱評定、職務考評、研究項目立項、學術經費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識分子大多被嚴格限定在學院體制范圍之內活動。另一方面，現代學院學術因學科專業高度細分，知識的整體性不復存在，公共知識分子問題所涉及的一系列相關概念，諸如市民社會、公共領域、公共性、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公共利益、社會共識，等等，本身就是知識分工高度精細化的產物。正如學者許紀霖（微博）所指出的：「這種學院化的專業趨勢，形成了知識分子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斷裂。在其內部，原先統一的知識場域被分割成一個個細微的蜂窩狀專業領地，不同學科之間的知識者不再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領域和共同的知識旨趣。在其外部，由於專業知識分子改變了寫作姿態，面向學院，背對公眾，他們與公共讀者的有機聯系因此也斷裂了，重新成為一個封閉的、孤芳自賞的階層。」
21世紀初開始出現的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的密集談論，實際上是對學院化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分子群體蛻變狀況的嚴重不滿。人們呼籲知識分子重新進入公共領域，關注公共事務，不希望這些受過精英化教育的群體，在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集體失聲。
但2011年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在互聯網和大眾媒體中開始被簡稱為「公知」。當「公共知識分子」被簡稱為「公知」的那一刻起，這一名稱就被嚴重貶低了。
縱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士」到「公知」的文化傳承和時代變遷，曹宗國以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卻「公」不起來，「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正直人格，缺乏「士節」。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當代中國需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獨立思想、批評精神與人文關懷。
首先，知識分子不應從「學而優則仕」的立場出發，以從政入仕作為自己的理想目標。「無欲則剛」，只有和現實的權力距離較遠，才有可能對社會公權保持質疑的立場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對社會公平和社會公正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權濫用的警惕，才有可能從思想啟蒙、思想批判的立場致力於社會的法制建設。對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來說，進行憲政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拷問應是超越個體利益的一種社會責任。這是識別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真偽的試金石。
一般來說，公共知識分子和專業型知識分子相比，其內涵具有明顯的不同點。其一，公共知識分子具有相對獨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們以自己的理想和觀念來看待現實社會，是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其三，他們將關注世界、國家、人類、民族、社會的公益之事，視為自身義不容辭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其四，他們把是否將對人類社會的人文關懷付諸於實踐提高到個人道德高低的判別標准，即所謂「鐵肩擔道義」；其五，他們對現存的各種知識體系、觀念體系存在一種本能的懷疑和批判；其六，他們往往會藉助於職業平台來傳播自己的思想和觀念，以此來影響社會各階層的思想選擇和價值取向。他們本身也成為社會公眾心目中的一種社會良知、社會理性的楷模；其七，他們更多地是從社會契約理性的高度，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精神來探索終極答案和完滿境界。具有這些特徵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法制社會里有可能成為一種相對獨立、具有很大社會影響和能量、代表社會的良知和人類理想的社會階層。
其次，公共知識分子應是一個職業道德操守優良的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評價標准不僅體現在對信仰和理想的堅定性和實踐性，體現在他們的思想和批判的獨立性，而且也表現在他們個人的道德表現和職業道德的水平。因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使他們成為社會公眾人物，社會公眾對他們個人道德和職業道德標準的要求遠比對一般職業知識分子的要求為高，往往是從社會公德的角度，提高到個人道德必須為社會負責的高度進行審視和評價。社會公眾不能容忍一個職業道德敗壞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媒體上大談對社會的人文關懷，大談社會誠信和社會公德的重要性，大談社會的公平、公正。對職業知識分子職業道德缺陷的批評、剖析是公共知識分子一個重要的社會責任。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就必須面對社會公眾的審視和批判，必須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會公眾公開懺悔的勇氣。因為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是公開的，所以他們接受社會公眾的審視和監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識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會公眾人物的「紅利」，另一方面卻拒絕承擔社會公眾人物的道德責任。作為社會公眾人物的知識分子的道德作偽最為社會公眾所不齒，認為這是對現代文明的公開褻瀆。
第三，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僅要展現思想魅力，更應該通過行動踐履。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具備的知識，使他們對人類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認識比其他社會成員高。他們的人文關懷就是以人類基本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為前提，從而對人類、國家、民族的生存狀態和發展前景表現出深切的關注。這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公共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具體表現為對人類生存實態的憂慮，對現行社會秩序的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對特權群體的監督。公眾知識分子在各種場合表達人文關懷時，更多的是從思想、理論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現實的社會秩序，指出改進的途徑和應該實現的前景。
⑥ 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一、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
輿論監督有利於司法公正，輿論監督就像一面鏡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時刻警醒他們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維護司法公正，並且我國對於輿論監督的態度也越來越開明。2009年12月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就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一）輿論監督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司法腐敗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了《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在權利面前，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人們傾向於安全，有序，可預見的世界，不希望出於混亂，難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適應中，由於權勢，金錢的影響，導致一方受到偏袒，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無序的狀態。」人們對於自己的出身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人們渴望在後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輿論監督，司法活動就被置於公眾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擺脫了由於金錢和權勢帶來的不公，為司法審判塗上了一層防腐劑，從而有利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實現。
（二）輿論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輿論不僅對社會、對群眾起著特殊的監督作用，它對於黨、對於政府、對於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者也起著監督作用……經過這樣經常的輿論監督，這類行為將會大大減少。例如中央電視台法制頻道以及各地方衛視的法制節目在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輿論監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農民時建峰偽造軍車牌照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案，電視台對其庭審進行了現場直播。類似的輿論監督使得案件在公開、公平、公正環境中的解決，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糾紛。此外，輿論監督是的廣大的普通的民眾參與到案件的評論中來，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監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專斷以及冤假錯案的出現。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對於案件的持續跟蹤報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識以及警示社會大眾的效果。
（三）社會監督有利於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對的正義需要完善的追求正義的環境和設備。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要堅決執行有關規章制度，嚴格依法辦事，禁止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權謀私，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社會監督可以使司法活動在陽光下運行，從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四）輿論監督可以促使司法工作人員提高其業務水平由於我國建國較晚，法學教育起步晚，各個地區的司法工作人員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特別是在偏遠地地區，司法工作人員的水平更無法保證。輿論監督對於一些案件的關注和評論，迫使司法工作人員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辦案水平。2009年的在「躲貓貓」事件中被處理的民警，就值得整個司法系統人員學習，以及在2010年年底，河南農民時建鋒被指控偽造軍牌騙免368萬多元高速通行費案件中被處理的法官敲醒了警鍾。廣大司法工作人員應該切實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作為人民的公僕應該用好人民賦予你們的權利，盡心盡力的履行自己的職責。切實
（五）社會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披露了孫志剛死亡的情況。此後有關孫志剛死亡的報道在各大門戶網站上被轉載，引起國人的一片嘩然。一時間孫志剛以及導致此次悲劇的收容制度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全國各地的收容所紛紛摘牌，舊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漸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再比如，正在討論的勞教制度的改革無不體現著輿論監督的作用。勞教制度很難保證程序正義，並且做不到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是不符合現行的司法制度以及相關的法律原則。改革勞動教養制度，不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當然要求，也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由之路。相信社會輿論會像促進收容制度的改革那樣監督勞教制度改革的。
二、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妨礙作用
如文章開頭關於許霆的案例，一些法學家認為是社會輿論綁架了法官，干擾了司法獨立。在中國有關新聞、網路媒體的相關立法不健全，媒體在報道有關案件的時候缺少監管，新聞媒體便會做一些捕風捉影的報道，或者只對整個事件的一部分做傾向性的報道，從而給了輿論錯誤的導向。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利益相關者為了逃避自身的責任，濫用新聞輿論的報道、媒體輿論的善意炒作以及公眾同情弱示群體的心態，擾亂司法人員正常的辦案程序。（本文來自於《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一）在中國人情社會的大背景下，道德評判有失法律公正影響司法審判。輿論監督對具體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標准來進行評判，而司法審判則要求司法人員以法律的標准來進行審判，二者評判標准不同，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能達成共識。社會輿論對於一個案件的判斷總是出於主觀的感性的認識，所謂的公知很少從法律的角度對一個案件作出評判。而新聞媒體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會用生活中的道德標准報道一些案件中的熱點問題，在案件沒有作出最後的法律審判之前盲目的做一些報道。作為司法裁判者的工作人員難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在做最後的法律判決的時候難免會考慮社會大眾的承受度。這樣的話，輿論監督就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監督司法活動作用，反而干預了司法，左右了法官的判斷，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二）給審判人員帶來很大的壓力。媒體對於案件的熱點做失真的盲目報道，這樣的話法律裁判者就有來自案件本身和社會輿論兩方面的壓力，他們勢必為了平衡這兩種壓力而做出一些妥協，而很多時候法律裁判者會向社會輿論妥協。因為那樣或許會導致司法的不公，但不會有來自公眾的不理解和社會的輿論壓力。
（三）作為輿論監督主力軍的各種媒體素質參差不齊，盲目的報道會侵害法律權威。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由於缺少法律監管和行政監管。逐利性使得廣大媒體會迅速的介入一宗案件的報道中，並且會做持續的跟蹤報道。甚至會為了利益做一些盲目的、不真實的、具有傾向性的報道去迎合公眾的情緒。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媒體本身的形象，也使得法律的權威性受到侵害，損害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民眾心中的形象。
（四）輿論監督會擾亂司法程序。輿論監督具有炒作性、制約性、傾向性的特點。輿論監督的這些這些特點決定了輿論監督在促進司法公正的同時也會妨礙司法公正。在實踐中，由於缺少監管，一些媒體炒作某一案件，對某一案件做具有傾向性的評價來博的讀者的眼球。於是一些人便利用媒體的這些特點，炒作一些關鍵詞，欺騙廣大的讀者。利用人們同情弱者的心態來干擾辦案人員的視線，以期做出有利於把自己的司法裁判。現階段，由於有關新聞媒體的立法不足，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因此，我國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處於不確定的狀態，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影響有利也有弊。這就要求我們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完善司法獨立制度、吸收國際立法，公約的先進經驗等方法來完善輿論監督。從而更好的平衡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關系。掌握好輿論監管的度，發揮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應該努力做到既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又合理的處理輿論的監督，做到辦案不受社會輿論的傾向性引導，保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公開。這就要求廣大法院檢察院應該堅持依法辦事，依章程辦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同時要求作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檢察官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提高辦案能力，樹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平衡好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兩者的關系，共同努力為中國的司法改革進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作者：包華斌李新鵬單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福建省永春縣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⑦ 古代名人姓南的有哪些
1、南霽雲
南霽雲（712年―757年），魏州頓丘（今河南清豐），唐朝玄宗、肅宗時期名將。出身農民家庭，因排行第八，人稱「南八」，為人勇武過人。在「安史之亂」中，協助張巡鎮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屢建奇功。後睢陽陷落，南霽雲寧死不降，慨然就義。
3、南大吉
（1487～1541）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明代陝西渭南縣田市裡秦家堡（今陝西省渭南市臨渭區官道鎮南家村）人，南金長子。心學大儒王陽明得意弟子之一，著名學者。性豪宕，雄於文。
4、南巨川
南巨川，魯郡(今山東兗州)人。盛王府錄事參軍南琰之子。於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登進士第，曾著《續神異記》，載冥祥靈驗故事，已佚。《全唐詩》存詩1首。
5、南蒯
南蒯（蒯音快）南蒯是魯國後期權貴季孫氏的家臣，幫忙掌管季孫氏的根據地費城。季平子立為季孫氏宗主之後，主掌了魯國政權，但對於南蒯很不信任。南蒯仗著先父南遺給季孫氏管家有功，於是攜忿謀反，卻因不得人心而失敗，最後叛逃齊國，在齊國也不受優待。
⑧ 公知有哪些代表人物
經濟學界的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張曙光，社會學界的鄭也夫、李強、李銀河，法學界的朱蘇力、賀衛方、馮象、季衛東，文史哲學界的汪暉、秦暉、錢理群、徐友漁、雷頤、甘陽，政治學界的劉軍寧、俞可平。
這些人都具備了深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能夠站在公平正義的立場上向公眾傳達出個人獨立而真實的意見，且帶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獲得公眾和媒體的大力推崇，占據了「意見市場」的多數份額。
(8)公知法學家擴展閱讀
公知們雖然通常具有一些專業知識，但是也不可能覆蓋所有領域。在一些新聞事件的判斷和評論上免不了過於依賴直覺。另一方面，由於多數公知年齡層次相對偏大，接受教育較早，知識相對也會比較老舊，有時候會跟不上現實的發展。所以公知們雖然心繫社會，也時不時會提出一些不靠譜的建議。
另外，不少公知都身處政府供養的學術機構，加上年齡、視野的局限，也使他們對一些社會現象的批判力度、深度都有所不足。
⑨ 孔慶東：人為什麼要革命
1990年代，李澤厚先生寫了一本書叫《告別革命》。1990年代起，掀起了一個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很多知識界的人都捲入這個浪潮中，當然選擇不一樣。於是「左派」成了一個貶義詞，出現了一個新名詞「新左派」，其對立面是「自由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這很有意思，左派的對立面不叫「右派」，他給自己起了一個很好的名字———「自由派」。由於老百姓對左派印象不好，就把這些為工農說話的、主張公平的、為革命辯護的人叫「左派」。
人為什麼要革命，是不是無聊折騰?每次革命之後都有人說，有些人煽動群眾上街遊行，總是把群眾運動說成是受鼓動。其實，如果人心中沒有革命的慾望和要求，誰也鼓動不了。革命首先是合乎人性的，把革命和人性對立起來從邏輯上講是不對的。
革命是人性的表現。當一個社區把樹皮都吃光了的時候，怎麼能不革命。這時候，革命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革命包括不包括殺人，包括不包括殺錯人?必須非常殘酷地直面這些問題。正因為法國大革命有很多的教訓、血腥，它替整個人類做了一個實驗，使以後的革命少了很多殘酷。
現在電視台都喜歡播法律節目，往往一切壞事都歸結為不懂法律，歸結為法律不健全。法制節目一方面確實揭露了社會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卻還在為這個不公平的秩序進行辯護。
我們的法制不健全嗎?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頒布了多少法律。不是法制不健全，而是法律是誰家的法律、法律為誰說話的問題。為什麼貧困百姓被冤枉了，沒人替他說話，而黑社會老大、官員被判了死刑，有那麼多大教授出來給他辯護。根本問題是，法律是誰家的法律。
現在按照著名法學家的說法，那楊白勞就是該死，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就是很多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道理，是整個世界強權的道理。在這樣的強權社會中，我們怎麼思考?
革命是社會出現了問題，嚴重問題，就像人得了病，打針吃葯不行了，必須要動大手術。要把壞肉割掉，就得割掉一部分好肉。誰也不可能找到好肉和壞肉明確的分界點。所以為了完全割掉壞肉，就必須割掉一部分好肉。但動手術不是最終目的，就是病人，他也會問，我病好了目的是什麼呢?
魯迅說過，醫治人的靈魂比療治人的肉體更重要。魯迅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他以前是學醫的，他放下醫學的手術刀，拿起醫治靈魂的手術刀。
魯迅說，這些人天生就不是革命家，他們是理想家。他們設想有一個很完美的革命。他們開始就想「畢其功於一役」，認為一次革命就把所有的事情解決了。魯迅為什麼對革命這么堅定，魯迅沒把革命想成太好的事。他把革命看成就是動手術，誰會把動手術看成是好事呢?
我們今天能體會到:一個好的社會能不革命就不革命，革命不是好事，能不能通過改良就解決了，解決在萌芽狀態。但是一旦革命，就有它的必然性，接受或參加革命時就要接受它的殘酷性，革命就是帶著血腥的。革命就是不可能把臟水潑掉，把嬰兒完整地留下，很可能一批嬰兒被拋出去了。這只能說是天道太殘酷。
魯迅一方面沒有把革命看成太好的事，另外一方面，更殘酷的是，魯迅根本就沒有想到革命要勝利。
他認為很多人參加革命是為了革命要勝利，甚至一部分人是算準了革命勝利才來參加革命的。用今天的話說，把參加革命看成是入股，入了一個「革命股」，等著分紅的。這樣的人，一旦革命遇到挫折，馬上從極左變成極右。
4・12大屠殺後，每天都有共產黨員自首，這些人一個月前還是非常革命的。這樣的人很容易從極左走向極右，見風使舵。把革命想得太好，這是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大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發生的問題。
革命初衷，如果是小規模的暴動還有個動機問題，如果發展成規模比較大的革命，初衷一般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往往是在過程中出了問題。比如「文革」，起源動機都有強烈的現實需要。一個新建立的政權，面臨腐化的危險。一批共產黨的官員，雖然跟今天比，算不上什麼腐敗，但別人的孩子走路上學，你的孩子車接車送，這給普通百姓造成多麼大的心理壓力。這時，毛澤東代表中下層人民的利益，要推翻新的官僚體制。
「文革」是人民正義的起義，是中國重新推翻官僚體制的起義。但「文革」同樣有一個幻想，認為經過「文革」，中國就全好了。雖然政策是不殺人，但他要改造人的靈魂。毛澤東有個太超前的願望，他要改造人性。而改造人性自有人類以來，就沒有成功過的，中國有句老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想通過一場革命把人都變得大公無私，而大公無私是做不到的，反而培養了大批的偽君子(今天的右派「精英公知」)。不是把革命想像成一次革命解決一個問題，而是想「改天換地」。由於願望的不切實際，革命中途發生了問題，被革命的對方所利用，最後就夭折了。
光說「文革」中有大量的武鬥，但現在卻不去研究誰挑起的武鬥，武鬥者的武器是哪裡來的，包括很多重型武器，機關槍、坦克是誰給的?還有武鬥中吃虧的是哪些人，是哪方吃虧了，是代表基本群眾的吃虧了，還是高乾子弟?這也是需要研究的。總之，「文革」是一筆糊塗賬。今天一說什麼不好，就說是「四人幫」，再進一步說，就推到毛澤東頭上，說是個人崇拜造成的，而對革命本身不能好好思索，於是從革命馬上跳到反革命。
《走向共和》其實是在幫助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它是在否定革命。很多小孩看了以後，都認為孫中山是壞蛋，最好的是袁世凱，袁世凱是大英雄。就在去年高考中，有學生就寫，慈禧太後是民族英雄，她忍辱負重，外抗強權，家裡還有一幫不懂事的人，還有孫中山這樣的搗蛋鬼。
他們的理解是，只要你是革命的，那你就是壞人。這類現象的出現有它的學術背景。對晚清、近代史的研究，包括很多檔案的解密，革命神聖化的光環去掉，使我們也確實知道了，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也都是人嘛。一旦是人，就有各種各樣的缺點。他們也有七情六慾，有些情況下人格修養也不一定都那麼高尚，講著講著就變成了對這個人的整體否定，革命領袖人格上的缺陷和他的事業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為什麼我們不因為秦始皇、漢武帝的缺陷就否定他的貢獻。為什麼對我們共和國的奠基人要求這么高?
對他的神化和妖魔化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就是因為過去太神化，所以現在就很容易走向妖魔化。妖魔化的基礎是原來什麼都好，不能有缺點，而一旦發現了缺點，就說成是騙子、大壞蛋，是魔鬼。我們對革命的認識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今天中國的反腐敗問題，對貪官污吏要不要寬恕，法律對他們要嚴一些還是寬一些。從這樣的問題入手就會挖得深一些。今天的老百姓覺得法律太寬鬆了，隔一天槍斃一個，都有人漏網。這不是一種法律思維，這是民怨。魯迅臨死前的一句話:「我一個都不寬恕。」魯迅一生都在反對寬容。
今天很多批評魯迅的人在推崇胡適，稱他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名稱也莫名其妙，胡適怎麼就自由了，魯迅怎麼就不自由了?魯迅從不考慮寬恕，他經常考慮復仇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的世界都在鼓吹和平，是和平發展的時代，說這樣的話，是保險的，保證「政治正確」。不管心裡怎麼想的，表面要說正確的話。
魯迅一輩子總是喜歡大多數人不喜歡的東西，他說話犯忌諱，喜歡貓頭鷹、烏鴉。他在《野草》里有兩篇文章都是《復仇》，他強調復仇的正義性。復仇是以人性為基礎的。
如果你被殺得家破人亡，心裡產生復仇的想法，這是不是合乎人性的?這時候能批評你殘酷嗎?這時候你想把兇手全家都殺掉，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合乎人性?
現在我們有法律，你不能自己復仇。法律剝奪了個人的復仇權。你不是要選擇民主社會嗎，那你必須交出你個人復仇的權力。法律是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掌握在誰手裡?法官律師手裡，但他們也是人，其實你是交給了一個很不可靠的東西，他們用暴力剝奪了你的個人復仇權。
我們假設法律很好，把兇手抓住了，兇手槍斃了，但這個兇手用很殘忍的手段殺過你一家六口人，而一顆子彈就把他解決了，這是否合乎人性?從法律的角度看，這沒有問題但從人性上考慮，你心靈的創傷是永恆的。而古人解決這個問題，則可能是我去把你一家殺了。這就是為什麼武俠小說長盛不衰的原因。
因為武俠小說彌補了法律的不公正。你殺了我一家滿門，我就要殺你一家人，我不考慮他是婦女還是兒童。你讓我講人道主義，你殺我家人的時候怎麼不考慮人道主義?
魯迅不但自己說一個都不寬恕，他還告訴許廣平和他的孩子，最要小心的就是天天講寬容的人。他們損了別人的牙眼，還不讓報復。
一般說，講寬容的人是既得利益者，他害怕別人跟他算賬。現在很多人都要求，其實也都實現了，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寫入憲法。要求最強烈的是那些利用種種不法手段侵吞國家財產的人，已經成功地把國家財產轉入自己賬戶的人。他們急於讓國家利用法律形式把他們的既得利益保障下來。其實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這樣寫，只有在中國要求這樣強烈。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寬容。
現在有好多學者在為有錢人說話，說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要赦免企業家的所有原罪，不管他的第一桶金是怎麼得到的，說這樣才能繼續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們的人權也是這樣喪失的。
美國不斷地批評說中國沒有人權。他們的批評也有道理，傳統上的一些侵犯人權的行為還是存在，但新出現的這種對人權的剝奪是現代化帶來的。為什麼外國人願意在中國投資，因為他們在中國投資能得到在世界各國都得不到的實惠。革命的目的如果是平均主義，那就是革命的隱患。
(本文節選自《天涯》2005年第1期，原題：《九三年》、革命與人道主義)（本文由作者本人根據演講記錄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