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產品責任立法
Ⅰ 我國產品責任法對產品責任規定了哪些抗辯理由
三點抗辯理由
1、未將產品投入流通。
2、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3、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的存在。
Ⅱ 我國《產品責任法》有沒有懲罰性賠償
中國《產品質量法》分別對產品瑕疵和產品缺陷的法律責任作出規定。該法第28條是對產品瑕疵擔保責任作出規定。第29條至第34條是對產品缺陷賠償責任作出規定,這幾條規定「實際上相當於國外的一部產品責任法」。根據中國法律規定,因產品缺陷造成受害人傷害和(或)財產損失的,損害賠償包括人身和財產損害賠償。造成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以及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用;造成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撫恤費、死者生前撫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造成財產損失的,侵害人應當恢復原狀或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也應賠償。但法律未對「其他重大損失」作出解釋。「其他重大損失」是指其他經濟方面的損失,包括可得到利益的損失。對於受害人由此受到的精神損害的賠償問題,《產品質量法》未作規定,但司法實踐中已出現了這類案例。
可見,對用於個人使用或消費的財產因缺陷產品致損,受害人可獲得賠償,但排除商業性損失的賠償,這是各國以及國際產品責任立法的共同之處。對於人身損害賠償,各國立法和國際產品責任立法均作出規定。對於精神損害賠償,各國的立法不盡一致。
關於賠償數額中國的《產品質量法》未對賠償限額作出規定。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產品責任案件的賠償數額比較少,因而暫不存在數額驚人以致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
Ⅲ 我國產品責任制度的研究屬於什麼法方向
產品責任制特徵:
(1)產品一般指動產;
(2)多數國家立法未將初級農產品列入產品責任法范圍。原因在於農產品易受自然環境因素影響,其產生的潛在缺陷難以確定缺陷來源,而且農產品沒有明確的質量標准;
(3)產品一般指有形物品。
我國《產品責任法》規定的免責事有:
1、自然災害如地震、台風、洪水、海嘯等。
2、政府行為。政府行為一定是指當事人在訂立合同以後發生,且不能預見的情形。如運輸合同訂立後,由於政府頒布禁運的法律,使合同不能履行。
3、社會異常形象。一些偶發的事件阻礙合同的履行,如罷工騷亂等。不可抗力雖為合同的免責事由,但有關不可抗力的具體事由很難由法律作出具體列舉式的規定,因此根據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在訂立不可抗力條款時,具體列舉各種不可抗力的事由。
產品責任法是經濟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各國都很重視產品責任立法。開展中外產品責任法比較研究,有益於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利於保護廣大用戶、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同時可以豐富法律責任理論,使中國的產品責任法更加科學化、規范化。
Ⅳ 我國最新的侵權責任法和以前的侵權責任法中關於產品責任法的區別以及對承擔責任的影響
一、明確「產品責任」的性質為侵權責任
產品責任是指因產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我國民法學者一般認為產品責任是一種特殊的侵權責任,而不是一種違反合同的責任。《侵權責任法》首先規定了生產者的侵權責任,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同時,該法也規定了銷售者的侵權責任,該法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銷售者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也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供貨者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的上述規定比《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的「賠償責任」更為明確。「侵權責任」與「違反合同的責任」不同,它不以加害人與受害人之間存在合同關系為前提,而是基於產品缺陷造成他人損害這一事實而產生的,它是對法定義務的直接違反而產生的法律責任。因此,無論是與缺陷產品的生產者或銷售者有直接合同關系的消費者、用戶,還是其他第三人,因使用缺陷產品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受害人均可要求賠償。從舉證責任上講,只需要證明產品的缺陷、損害、使用有缺陷的產品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
二、未規定排除適用「產品責任」的情形
《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了生產者三種排除產品責任的情形,即生產者能夠證明未將產品投入流通的;產品投入流通時,引起損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將產品投入流通時的科學技術水平尚不能發現缺陷的存在等情形不承擔賠償責任。然而《侵權責任法》對這三種排除情形未作規定,從立法進程來看,最終頒布的法律成文刪除了徵求意見稿中提出的「依據法律,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內容。也就是說,從《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精神來看,只要產品缺陷確實造成了他人損害,生產者都不能免責。從法律適用的原則來說,同一層級的法律規定,「新法」優先於「舊法」。因此,從這一條款來講,無論是否投入流通,生產者必須承擔產品缺陷引起的侵權責任,加大了企業的責任,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的意識。為了平衡受害人與生產者、銷售者的責任,《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的,生產者、銷售者應當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未及時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補救措施不力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據此,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生產者、銷售者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有力補救措施的,可以不承擔侵權責任。這一條款也是「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法律依據。相比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於經營者發現嚴重缺陷採取措施,向有關行政部門報告,告知消費者,《侵權責任法》的規定為消費者提供了更高層次的保護,更加符合產品質量狀況「符合性標准」達標、「可靠性標准」不符合的新形勢,鼓勵企業在發現產品存在缺陷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
三、第三者過錯造成產品缺陷可追償
雖然《侵權責任法》沒有直接規定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產品責任,但是該法明確規定了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對第三人責任的追償。《侵權責任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因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這一新的規定明確了造成產品缺陷第三人的過錯責任,保護了生產者、銷售者的合法權益,也是對「產品缺陷由生產者造成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向銷售者追償」等規定的發展,體現了民事責任歸責的新要求,符合當今產品生產製造分工日益復雜多樣的實際情況。
四、「產品缺陷危險」可以預先介入
「產品缺陷危險」是指產品缺陷可能產生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後果,但尚未發生損害後果的情形。《產品質量法》僅對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財產損害規定了救濟措施。《侵權責任法》除了對已造成損害的情形進行調整,還對產品缺陷危險規定了承擔責任的形式。按照《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因產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生產者、銷售者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通過及時排除、消除缺陷產品損害的危險,防範於未然,能夠最大限度保護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
五、懲罰性賠償適用於「產品責任」
懲罰性賠償,是由法院所做出的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懲罰性賠償是嚴厲性程度最高的一種民事責任形式。懲罰性賠償是在承擔補償性民事責任基礎上承擔的增加賠償責任,其用意在於涉及責任人的精神痛苦,即國家通過強制性手段對責任人財產施加損失以達到懲罰的功效。《侵權責任法》新規定了「產品責任」的懲罰性賠償,在對消費者給予補償性賠償之外,還對責任人處以懲罰性賠償。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一規定,一方面提高了受害人獲取賠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通過樣板作用,懲罰過去的行為遏制未來類似的行為。這無疑對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經營者產生巨大威懾作用,使他們不敢肆意妄為。相比較之前我國僅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有關於因欺詐產生退一賠一的懲罰性賠償規定,《侵權責任法》的新規定作為立法的亮點,引發生產經營者、消費者的很大關注。從操作性上看,還需要進一步明確懲罰性賠償的「倍數」,關於「缺陷」的界定還要更謹慎,如何證明生產者或銷售者「明知」,值得思考。
六、「產品責任」作為侵權責任應當優先
《侵權責任法》在第一章「一般規定」中確立了「侵權責任優先」的原則,即侵權人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侵權人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擔侵權責任。在法律實踐中,法律責任包括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產品質量違法行為可能同時產生兩種以上的法律責任,而有時數種法律責任又不能相互取代,當這些法律責任都要以財產支付為內容時,可能出現違法者財產不足以同時承擔全部財產責任的情況,這時應當優先承擔產品責任。這是對《產品質量法》規定的延續和發展。《食品安全法》也體現了民事賠償責任優先的精神。產品責任優先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以人為本,以消費者為本,以受害人為本的法治理念。通過違法者的損害賠償彌補受害人財產上的損失和精神上的損害,真正體現法律的公正性。
七、「產品責任」適用精神損害賠償
《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我國在現行法律中第一次明確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產品責任也適用這一精神損害賠償規定。侵害人身權益包括侵害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等,但不包含財產權。如果侵害了財產權益,就要根據財產的損失給予賠償。《侵權責任法》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還比較原則,比如「嚴重精神損害」的標准,需要作進一步的具體規定,或通過案例指導進一步具體明確。然而,這一關於精神損害賠償的明確規定將對追究產品責任產生積極的影響。當人們由於產品缺陷受到精神損害時除通過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獲得救濟外,受害人也可以請求經濟賠償來救濟和撫慰。精神損害賠償兼容了撫慰性、補償性和懲罰性,既是對受害人精神權益的民事權利救濟,同時也對侵權人彰顯了一定的經濟懲罰性,以示制裁和訓誡。因此,精神損害賠償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消費者的精神權益,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
Ⅳ 完善我國產品責任歸責法律機制的途徑是什麼
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確定產品責任歸屬的准則,是要求行為人承擔產品責任的根據、標准和理由。關於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各國多經歷從合同責任到過失責任(疏忽責任)再發展到現在的無過錯責任的過程。無過錯責任是指損害發生後,無論行為人有無過錯,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行為人應當對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承擔侵權責任。受害人無須就侵權人的過錯進行舉證,侵權人也不得以其沒有過錯為由主張免責或者減責。免責及減責情形由法律明確規定。侵權責任法制定之前,我國現有法律對生產者產品責任的規定主要有,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二條、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二條等有相關規定。
侵權責任法中的產品責任應採用何種歸責原則,在立法過程中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種觀點:一是無過錯責任原則。此種觀點認為不論生產者、銷售者有無過錯,只要產品有缺陷並造成他人損害,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多數人主張此說。二是過錯責任原則。理由是我國正處於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生產者、銷售者承擔無過錯責任的條件,因此,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只對自己的過錯行為承擔責任,沒有過錯即可免責。三是過錯推定原則。認為產品責任既非過錯責任,亦非無過錯責任,是無過錯責任和過錯責任之間的中間責任,即產品缺陷的事實本身,應視為產品生產者或銷售者有過錯,即過錯推定。四是二元歸責原則。認為產品責任既適用無過錯責任,也適用過錯責任,但以無過錯責任原則為主導。產品質量法第四十一條已明確規定生產者承擔無過錯責任,第四十二條規定銷售者承擔過錯責任。
因此,我國法律規定,只要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除了法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責任事由外,不論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都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Ⅵ 產品責任法
中國與歐美產品責任法比較及啟示 (非常的長,一共一萬字)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從產品責任立法體例、產品責任主體、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以及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等方面,對歐美產品責任法進行了比較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就我國產品責任法的完善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議。
【關 鍵 詞】產品責任/產品責任主體/歸責原則/損害賠償……
產品責任是因缺陷產品造成人身、他人財產損害而引起的損害賠償責任。在現代社會,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產品種類日漸豐富,產品功能日益繁多,產品構造日趨復雜,導致產品的危險程度大大增加。因產品缺陷造成的損害事故層出不窮。為此,美國、歐共體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針對產品責任問題開展專門立法,以維護消費者、用戶的合法權益,逐漸形成了各國的產品責任法。本文擬就歐美產品責任法的幾個主要方面試作比較分析,並在此基礎上,談談歐美產品責任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一、產品責任立法體制的比較
(一)以成文法為主的歐洲產品責任法
除英國外,歐洲大部分國家屬於大陸法系,即以成文法傳統為主的國家。一般認為:1842年英國的溫特伯頓訴萊特案(Winterbottom V.union1right)是英國也是世界產品責任制度的發端。不過,在本世紀中期以前,歐洲並無專門的產品責任法,「它們的法院主要是通過引申解釋民法典有關規定來處理產品責任案件。」(註:馮大同.歐洲產品責任法的新發展(J).中國法學.1992(1)。)自70年代初開始,在歐共體的推動下,各國日益重視產品責任的研究和立法。1976年歐洲委員會通過了世界上第一個有關產品責任的實體法規范國際公約《關於人身傷亡的產品責任公約》(Convention on Procts Liability in regard toPersonal Injury and Death);1985年歐共體發布了《產品責任指令》(E.E.C.Direction on Proct Liability)。按照後者的要求,歐共體各成員國應在3年內使其國內法符合指令的有關規定,推動產品責任法的建立和完善。於是,英國在1987年(註:1987年英國發布.消費者保護法.該法第一章「產品責任」實際上就是英國的產品責任法。),希臘、義大利在1988年,盧森堡、丹麥、葡萄牙、德國在1989年,荷蘭在1990年,比利時、愛爾蘭在1991年分別制定了本國的產品責任法,標志著歐洲產品責任法的成文化、專門化趨勢。
(二)判例法與成文法相結合的美國產品責任法
美國產品責任法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42年溫特伯頓訴萊特案(註:此案乃英國判例,但由於美國獨立後繼續沿用英國的法律制度,故該判例所確立的原則(無合同就無責任)同樣為美國所接受。)至1916年麥克弗森訴比克汽車公司案(Mac Pherson V.BuickMotor Company),為合同責任階段;第二階段從1916年麥克弗森訴比克汽車公司案到1963年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Greenman V. YubaPounion1er Procts),為過失侵權責任階段;第三階段,從1963年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至今,為嚴格責任階段。可見,美國產品責任法一直以判例法為主。另一方面,由於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各州的產品責任立法並不統一。如雖然目前絕大多數州已確立嚴格責任原則,但迄今仍有少數州適用疏忽責任或擔保責任(過失責任)。為了克服這種不統一帶來的產品責任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70年代以來,美國加強了產品責任的聯邦立法工作,主要包括:1972年發布的《消費品安全法》(Consumer Proct Safety Act)、美國法律協會(ALI)1972年修訂《統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UCC)時制定的「產品責任—擔保責任」部分、美國商務部1979年公布供各州自願採用的《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Model Uniform Proct Liability Act)等。這表明美國產品責任法正日益呈現出判例法與成文法相互結合、互為補充的態勢。
(三)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的產品責任立法開始於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1986年發布的《民法通則》第122條規定:「因產品質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財產、人身損害的、產品製造者、銷售者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該條通常被學者視為我國產品責任制度之基本規定(註: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馬立法研究(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8。)。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完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1993年我國制定了《產品質量法》,將產品責任納入該法體系。這種立法體例反映了我國從整體上解決產品質量問題的基本思路。但由於該法「集行政法、合同法、侵權行為法及刑事法為一體」(註:(日)植木哲.中國產品責任比較(J).外國法譯評.1995(3)。),混淆了產品責任與產品質量責任的區別,容易使人誤將經營者因產品質量不合格而應承擔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與因產品缺陷致人損害而承擔的民事責任混同起來;同時,考慮到產品責任法的特殊性,其中的許多內容和制度並非產品質量法所能包容。筆者拙見,應借鑒歐美立法經驗,專門就產品責任制定單行立法。
二、產品責任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主體分為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註: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24。)。權利主體是在產品責任法律關系中依法有權獲得損害賠償的當事人,義務主體則是依法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義務的當事人。
(一)權利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是產品責任法的保護對象。對此,歐美各國存在較大差異。
《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9條規定:「為本條之目的,損害是指:(a)死亡、人身傷害;(b)對缺陷產品本身以外任何財產的損害或滅失,其價值不低於500歐洲貨幣單位,但該財產必須是:(i)屬於通常用於個人使用或消費的財產;(ii)主要由受害人為其個人使用或消費目的使用。」《德國產品責任法》第1條第(1)款規定:「如果缺陷產品造成他人死亡、人身或者健康傷害、財產損害,生產者應當就造成的損害對受害者予以賠償。在造成財產損害的情況下,只有受到損害的是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該財產通常是用於私人使用或消費,而且受害者主要為這種目的而獲得該財產,才適用本法。」此外,《英國消費者保護法》第5條、《挪威產品責任法》第8條也有類似規定。由此可見,在歐洲諸國,凡缺陷產品致人損害,若為人身傷害,任何受害者均可要求賠償;若為財產損害,只有基於生活消費目的的私人消費者方可依產品責任法獲得賠償。
與歐洲相比,美國產品責任法的保護對象要廣泛得多。依《統一產品責任示範法》第102條,「索賠人」是指「因遭受損害而提出產品責任索賠的自然人或實體。」這里的損害包括:「(1)財產損害;(2)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3)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4)由於索賠人被置於直接人身危險的境地而引起的並表現為實際存在的他覺症狀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在這里,美國法律既未對財產損害作任何限制,又未將索賠主體限於「私人消費者」而是稱為「自然人」,更將「實體」明確列為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顯見其保護范圍的廣泛性。
在我國,《民法通則》和《產品質量法》均未直接界定產品責任的權利主體。但前者第122條使用了「他人」一詞,後者第31條、第32條則規定「受害人」可以獲得產品責任損害賠償。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國產品責任法的權利主體不僅包括個人消費者,而且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團體。這與美國法律的規定基本相同,也符合產品責任立法的意旨和精神,應予堅持。
(二)義務主體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義務主體,也稱產品責任的責任主體,是產品責任的承擔者。歐美法律對此都作了明確規定。
《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1條規定:「生產者應當對其產品的缺陷造成的損害負責。」依該指令第3條,生產者包括:1.製造人,含成品製造者、原材料生產者和零部件製造者;2.准製造人,即在產品上標明自己是該產品生產者的人;3.進口商,指在商業活動過程中以銷售、出租或其他形式的分銷為目的將產品輸入共同體市場的人;4.供應者,在不能確定生產者的情況下,產品的供應者視為生產者。
美國產品責任法將產品的製造者和銷售者作為責任主體。其中製造者包括「在產品出售給使用者或消費者之前,設計、生產、製作、組裝、建造或者加工相關產品」的人,還包括「實際不是但自稱是製造者」的產品銷售實體;銷售者包括產品製造者、批發商、出租人、經紀人。可見,美國產品責任義務主體的范圍比歐洲更為廣泛,它明確將產品設計人、出租人、經紀人等包括在內,而這些在歐洲都未見規定。
我國《產品質量法》頒布以前,有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第122條之規定,認為「產品責任主體包括生產環節中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乃至成套產品的生產者(製造者),流通環節中以進出口、批發、零售等方式提供產品的供應者(銷售者),以及負責產品儲存、運送的倉儲者和運輸者。」(註:王家福.《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產品質量法》頒布後,仍有人將產品的運輸者、倉儲者視為產品責任的責任主體。(註:段曉娟.論我國產品責任法的完善(J).財經問題研究.1993.93。)還有學者一方面認為運輸者和倉儲者不可能成為產品責任的承擔主體」,只能「與產品責任承擔主體發生法律上的關系」,另一方面又認為「運輸者、倉儲者都可能成為承擔產品責任的主體」(註:王渙煥.產品責任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93。),顯然自相矛盾。
綜合國內外立法和我國學者觀點,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作為產品責任主體當無疑問。但運輸者、倉儲者能否成為產品責任主體呢?筆者認為:由於運輸者、倉儲者是產品運輸合同、倉儲合同的當事人,一般不與產品的使用者、消費者直接發生法律上的聯系,如果他們因過錯而對產品質量負有責任,這無疑是一種合同責任,應由運輸者、倉儲者向托運人、存貨人負責。缺陷產品的受害人並不能直接向他們請求損害賠償,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也不能因運輸者、倉儲者的過錯而免責。另外,產品責任通常為嚴格責任,而運輸者、倉儲者承擔的是過錯責任,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因此,運輸者、倉儲者不應成為產品責任的義務主體。
三、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比較
「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是確定產品責任歸屬的准則,是要求行為人承擔產品責任的根據、標准和理由。」(註:張騏.中美產品責任的歸類原則比較(J).中外法學.1998(4)。)在歐美產品責任法的發展過程中,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演變。
(一)美國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
根據19世紀普通法的原則,生產者對消費者承擔的責任只能產生於雙方的合同關系,無合同就無責任。「契約關系是消費者對因有缺陷產品所致損害進行索賠的有效障礙」(註:〔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79。)這一障礙直到1916年著名的麥克弗森案才得以消除。按照紐約上訴法院對此案的判決,製造人如果知道一件存在危險的產品會被購買人以外的第三人不經檢驗而使用,則不論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契約關系,製造人均負有注意義務。製造人未盡注意時,應就因此而產生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這一判決突破了無合同就無責任的普通法原則,開始將產品責任納入侵權法系之中,從而確立了美國產品責任法上的過失責任原則(即疏忽責任)。除此之外,美國法院在產品責任判例中還經常適用擔保責任。擔保責任包括明示擔保和默示擔保,本來是一種合同責任,但後來被擴大到合同領域之外,具有了侵權責任的意義。60年代以來,美國產品責任法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對生產者越來越多地適用嚴格責任。這一責任最初是由特雷諾法官在1944年的艾思克拉訴富萊斯諾可口可樂瓶裝公司案(Escala V. Coca Cola Bottling Company of Fresno)中加以表述的,但此案並未依嚴格責任進行判決。一般認為1963年的格林曼訴尤巴電器公司案是第一例嚴格產品責任案件。在該案中,特雷諾法官指出:「當一個製造商將一件產品投放市場時,明知它將不經過檢驗是否存在缺陷而使用,只需證明該產品存在缺陷並對人造成傷害,則製造者對損害負有侵權方面的嚴格責任。」當然,嚴格責任的出現並未排除過失責任、擔保責任的適用,而是由原告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選擇而提起訴訟。此外,80年代以來,美國法院還提出一種所謂市場份額責任,即由若干製造商按其市場份額共同向受害者承擔產品責任。它見之於1982年的辛德爾訴阿爾伯特葯廠案(Sindell V. Albott Laboratories)。這種責任實際上是嚴格責任的因果關系或然化。
(二)歐洲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
80年代以前,由於缺乏完整的國際產品責任立法,歐洲各國的產品責任歸責原則並不一致。依《法國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任何人不僅對其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而且對應由其負責的他人的行為或在其他管理下的物件所造成的損害,均應負賠償的責任。」法國法院將這里關於物的監護人責任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包括產品製造人的責任,從而使生產者承擔嚴格責任。在德國,依民法典有關規定,產品致損原本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後改為舉證責任倒置,實行過錯推定。而在英國,1987年以前一直堅持過失侵權責任,製造商僅因其違反注意義務才承擔產品責任。歐洲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多元化狀態持續到80年代中期。1985年《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第1條規定:「生產者應當對其產品的缺陷造成的損害負責。」該指令從維護消費者利益的宗旨出發,明確規定生產者應對產品缺陷致損承擔嚴格責任,不僅免除了受害者證明加害人過失的舉證義務,而且不允許加害人以自己已盡注意義務進行抗辯。指令公布後,不僅歐共體各成員國,而且其他許多歐洲國家如挪威、奧地利等,都紛紛確立了本國的嚴格產品責任。
(三)對我國的啟示
在我國的產品責任理論中,學者們討論最多、分歧最大的莫過於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有過錯責任說(註:佟柔.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264。).、過錯推定說(註: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443。)、視為說(註:江平.民法中的行為、推定為舉證責任(J).政法論壇.1987(4)。)、無過錯責任說(註:劉心穩.中國民法學研究述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660。)、嚴格責任說(註:嚴格責任說又人為兩種:一種認為嚴格責任即無過錯責任(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為立法研究[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29);一種認為嚴格責任不同於無過錯責任(齊章宏、庚國慶.兩大法系中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J],法律科學,1993(5)))、綜合責任說(註:綜合責任說也有若干類型:「生產者嚴格責任與銷售者過錯責任」說(孔祥俊.民商法熱點、難點及前沿問題[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100.105);「以無過錯責任為原則,過錯責任為例外」說(楊振山.另民法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628);「嚴格責任為主,過錯責任與擔保責任為輔」說(張騏.中美產品責任的歸責原則比較[J],中外法學,1998年(4)。)等。不過,顯而易見的是,近二、三十年來,「產品責任由過失責任演變為無過失責任,系各國(地區)法制之共同趨勢」(註: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3)[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14。),這從歐美產品責任歸責原則的演變中可以得到印證。當然,這種演變是漸進的,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借鑒國際產品責任立法趨勢,結合我國國情尤其是經濟發展水平,筆者主張我國的產品責任應採取嚴格責任。這種責任既不屬於過錯責任的范疇,又非絕對的無過錯責任(註:關於嚴格責任民無過錯責任的差異曾有學者進行過深刻辯析。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29。)。它允許加害人以某些法定事由進行抗辯,但加害人不能以自己無過錯而要求免除其產品責任。從現行立法看,我國《產品質量法》第29條確立了生產者的嚴格責任;而關於銷售者的產品責任,該法第30條與31條存在一定的沖突(前者為過錯責任,後者則為嚴格責任),有待協調。
四、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的比較
(一)歐洲產品責任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范圍
根據《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包括:死亡、人身傷害;缺陷產品以外的財產損害。其中,對同類產品的同一缺陷造成的死亡或人身傷害,歐共體允許各成員國規定不少於7000萬歐洲貨幣單位的生產者最高責任限額;而財產損害的價值則不應低於500歐洲貨幣單位。《德國產品責任法》進一步規定了「在造成死亡情況下的責任范圍」,「在人身傷害情形下的責任范圍」,同時規定生產者對某一產品缺陷造成人身傷害的最高賠償限額為1.6億馬克,財產損害賠償的最低起點為1125馬克。此外,歐共體還允許各成員國在國內法上規定非物質損害的賠償問題。
(二)美國產品責任法規定的損害賠償范圍
在美國,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包括物質損害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
1.物質損害賠償包括財產損害和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所帶來的財產上的不利益,但「不包括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損失。
2.精神損害賠償屬於非金錢性損害賠償,包括「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以及「由於索賠人被置於直接人身危險的境地而引起的並表現為實際存在的他覺症狀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其「金額不得超過2500美元,或不得超過金錢性損害賠償金額的兩倍,以兩者中的少者為准。但是原告通過優勢證據證明:產品使原告遭受嚴重的和永久的或長期的(1)毀容;(2)身體機能的損壞;(3)痛苦和不適;(4)精神疾病,則不在此限。」
3.懲罰性損害賠償是作為一種懲罰方式而由加害人給予受害人超過其實際損失的損害賠償金額。「原告通過明顯的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由於產品銷售者對產品使用者、消費者或可能受到產品損害的其他人員的安全採取輕率漠視態度,致使原告遭受損害的,原告可得到懲罰性損害賠償。」可見,懲罰性損害賠償是對製造商、銷售商漠視他人安全的一種懲罰措施。除此以外,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產品責任法對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和最低額均未作規定。
(三)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32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廢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並應當支付喪葬費、撫恤費、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的,侵害人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損失的,侵害人應當賠償損失。」可見,我國產品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包括人身傷害(含死亡)、財產損失、其他重大損失等幾個部分。
1.財產損失的賠償
從廣義上說,財產損失分為直接的財產損失,由於人身傷害、死亡帶來的財產損失以及間接的經濟損失。其中,直接的財產損失是指缺陷產品以外的其他財產損害,通常不包括缺陷產品自身的損失;由於人身傷害、死亡帶來的財產損失包括醫療費、護理費、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喪葬費等;間接的經濟損失即可得到利益的喪失,如營業利潤的損失、因誤工減少的收入、因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而減少的收入等。歐美法律一般是將直接財產損害列入產品責任損害賠償范圍,而對「純粹經濟上損失」多不予認定或給予嚴格限制。(註:劉文琦.產品責任法律制度比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0—75.95—99。)筆者認為,依產品責任法維護受害人利益的宗旨,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應得到合理考慮。我國法律將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疾者的生活補助費、由殘疾者扶養或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必要的生活費等項目列入損害賠償范圍,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受害人的經濟損失,有利於維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2.人身傷害的賠償
在產品責任法上,人身傷害是由缺陷產品引起的對人體的健康的損害,包括一般傷害、殘疾和死亡。人身傷害將使受害人及其親屬遭受兩種損失:一為財產上的損失,如醫療費、喪葬費的支出,收入的減少等;二為精神上的損害,如肉體疼痛、精神緊張、心靈痛苦、情感傷害等。因此,美國法律將人身肉體傷害、疾病和死亡引起的損害分為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並由加害人分別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規定值得我國借鑒。事實上,我國《產品質量法》(第32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1、42條)對缺陷產品致人傷害、死亡的損害賠償規定基本體現了上述精神。問題在於:如何看待我國法律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3.關於精神損害賠償問題
「產品責任的精神損害是指由於產品缺陷事故造成的受害人的精神上的傷害與痛苦。」(註:張騏.產品責任中的損害與損害賠償[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4)。)與財產損失不同,精神損害屬於非物質損害。對這種非物質損害,歐洲各國法律多未直接規定,而美國法律卻予以更多的關注,它要求加害人對由人身肉體傷害、疾病、死亡或其他人身危險而引起的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或情感傷害給予賠償。在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重大分歧。有人認為:「我國的《產品質量法》和《民法通則》對這種精神損害的賠償問題都未作出規定」(註:房維廉.產品技師法的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4.165。);另有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指出:《產品質量法》第32條中的其他重大損失「應當是指人格方面的損害以及由此產生的精神損害」。(註:張新寶.中國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314。)筆者拙見,依法理及美國立法經驗,為維護人的價值和尊嚴,平復受害者及其親屬的精神創傷,在產品責任上明確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極為必要。不過,鑒於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而精神損害賠償范圍不宜過寬,一般應以缺陷產品致人殘疾或死亡為限,而對那些輕微的精神痛苦和傷害可不予認定。
4.關於賠償限制問題
賠償額的限制分為最高額的限制和最低額的限制,兩者具有不同的制度價值。美國由於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對賠償額不加限制,所以巨額賠償案件多有出現。而歐洲產品責任法對最高責任限額和最低賠償額都作了專門規定,從而使賠償數額更趨合理。我國應如何借鑒?
(1)關於最高額的限制:有人主張:「為平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關系,應在權衡各種因素的前提下規定產品責任的賠償限額」(註:陳蘭蘭.論我國產品責任立法的完善[J].山東法學,1997年(3)。);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有關賠償數額的主要問題是賠償額太低,根本無法補償受害者損失」,故「設置限額是不可取的」(註:張騏.產品責任中的損害與損害賠償[J].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4)。)。其實,對產品責任賠償額作出限制,是基於嚴格責任而出現的。嚴格責任是對生產者責任的加重,使生產者的風險大大增加,尤其是精神損害賠償又極具不確定性。過高的賠償數額不僅嚴重傷害了生產者,最終也將損及消費者利益和阻礙經濟發展。因此,甚至在充分「傾向原告」的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州規定了非經濟性損害賠償的最高限額,如新罕布希爾為87.5萬美元,阿拉斯加為50萬美元、佛羅里達為45萬美元、馬里蘭為35萬美元、堪薩斯只有25萬美元(註:〔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26—629。)。基於上述認識,筆者認為:我國產品責任立法應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最高數額作出限制,而對財產損害則應貫徹賠償實際損失的原則。
(2)關於最低額的限制:在產品責任法上規定損害賠償的起點限額,主要是針對財產損害而作出的,它要求因缺陷產品所致財產損失(不包括缺陷產品本身)必須達到一定數額以上,受害人方可依產品責任法獲得賠償。此規定的制度價值在於防止出現過多過濫的產品責任訴訟案件,優化法律資源配置,節約社會成本。這一做法無疑是值得我國借鑒的。
Ⅶ 我國產品瑕疵責任的立法、執法、司法概況
立法:主要體現在《侵權責任法》,執法應該是工商局等吧,具體部門我不太了解。司法當然是法院了,民事庭。
Ⅷ 產品責任立法的主要內容
產品責任是指由於產品有缺陷,造成了產品的消費者.使用者或其他第三者的人版身傷害權或財產損失,依法應由生產者或銷售者分別或共同負責賠償的一種法律責任。在責任保險領域內,產品責任保險是發展較為迅速的險種。零售商、批發商和製造商對由離開銷售和生產場所的商品的使用或消費引起的傷害被認為是負有法律責任的。
Ⅸ 我國產品質量法立法條例與國外的產品責任法的相關條例有何異同
產品責任法相關問題比較及我國立法的完善
http://www.studa.net/sifa/060717/14594926.html
產品責任法是本世紀以來在各主要發達國家新興的法律部門。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商品品種稀少,結構簡單,人們對所需商品的選擇憑其經驗即可,不易發生錯誤。因此當時的法律只強調「買者注意」,若買者未盡注意選擇不當受到損害,則應自負其責。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產品種類增多,復雜性增強,使人僅憑一般經驗和知識水平難以作出恰當的選擇。而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經營者,又在利益的驅動下不可能不惜違反誠實信用的交易規則而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粗製濫造,損害消費者利益。在此背景下,「賣者注意」的信條逐漸取代了「買者注意」。.....
我國《產品質量法》與國外的《產品責任法》立法現狀分析
產品責任法是20世紀...產品致人損害的現象日益突出,現代意義...由於我國的產品責任主要規定於《產品質量法》中,故採用該法中的產品質量責任概念.那麼,產品質量責任與國外立法普遍採用...
http://218.28.34.10/media_file/2006_03_14/20060314162401.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