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混亂

『壹』 我國的立法體系是否已經不適應互聯網時代了

互聯網領域立法並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或部門立法，而是信息革命引發的宏大的法律全面更新的一部分。網路在深刻改變人類社會客觀世界的同時，也必然推動法律體系的全面更新，網路因素已然介入全部部門法領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未來的任何立法活動中，網路因素都必須納入到思考的范圍中，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應對信息時代革命引發的法律變革需求。因此，未來我國立法活動中應當具有全面的互聯網思維、互聯網意識，創制能夠同時適用、規范現實社會和網路社會的新時代法律。
（一）傳統部門法中網路思維的貫徹是信息時代立法更新的基礎
信息時代的法律更新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法律的發展不能出現「斷崖式」發展，傳統部門法已有的基本體系和理念雖然大多形成於工業時代，但基於社會發展的延續性，在信息時代依然具有廣泛的適用性。然而，傳統部門法也必須進行全面的審視和修改，使傳統部門法能夠適用我國社會最新的網路化發展。
當前，網路因素滲透到人類社會的全部領域，人的現實空間行為同時亦必然具有網路屬性，網路性深刻地烙印在每一個部門法所規范的領域，而傳統部門法卻對此反應遲鈍，傳統部門法對其所保護的權益和規范的行為網路化發展未能准確回應。迫不得已，各個部門法領域的司法解釋都充當了先鋒，出台了專門的網路化司法解釋。例如，《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路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此種方式雖然能緩解傳統部門法中網路因素關注的不足，但是卻強行地割裂了現實空間行為和網路空間行為，因此，傳統部門法中網路思維薄弱，依靠司法解釋補足的模式必須改變。未來立法工作中應不斷地推進傳統部門法的更新，通過立法方式確認傳統權益的網路化。例如，虛擬財產屬於財產、網路秩序屬於公共秩序等，貫徹網路思維，使傳統部門法能夠適用於在傳統現實空間和網路空間不斷流轉各類權益和行為。
（二）網路法部門法體系的建構是信息時代立法更新的先導
從權益的來源看，網路時代的權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法益網路社會的發展，例如財產權的網路化等，另一類是時代衍生出的全新權益，例如信息數據權益等。傳統法益依然是在傳統部門法的規范領域，而全新的權益引發了新的權利保護需求和權力行使需求，圍繞著全新的網路權益，有必要建構獨立的網路法部門法體系。
網路法是為了保護互聯網空間特有的權益，調整互聯網參與主體在互聯網空間中的各種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然而，網路法的概念目前依然停留在理論界，而我國現有互聯網領域的立法更新，缺乏網路法的系統立法思維，各類互聯網領域的專門立法或者自成體系或是依託於傳統的部門法，這也造成了我國互聯網領域的專門立法鬆散、混亂，互聯網領域的立法缺乏統領全局的基本原則、理論框架，當然談不上體系性構建。實際上，經過前期的理論積累和立法實踐，互聯網領域的法律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條件已然成熟。一方面，從調整對象來看，網路法的調整對象是互聯網領域的特有權益以及圍繞這些權益引發的互聯網各類主體之間的關系，主要圍繞著互聯網空間的整體秩序和安全、網路用戶和網路平台在網路空間特有的權利和義務、各類公權力部門在網路空間的權力和責任。上述法益都屬於網路時代衍生的全新法益，與傳統部門法的調整對象並不重合；另一方面，從調整方法來看，網路法的調整方法是通過明確「普通網路用戶、網路平台管理者、公權力網路主體」三類不同互聯網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權力、責任的方式維護和促進互聯網的健康發展，具有特殊性。
因此，為了實現我國互聯網領域的體系化立法，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確定網路法部門法的概念，整合現有的互聯網專門立法，適時制定網路法部門法基礎性法律，從而明確網路法的基本原則和基礎框架，雖然網路法未來的立法趨勢依然是分散立法，但所有分散立法都應當受到網路法基本原則和基礎框架的制約，確保後續互聯網立法的體系性。

『貳』 哪位大神可以給我一些歷史上由於違背三權分立的原則而導致國家陷入嚴重混亂的例子。。最好是英美法系的國

法國大革命
1789年7月13日攻佔巴士底獄，8月26日通過《人權宣言》，9月制憲議會制定了一部以「一切政權由全民產生」、三權分立的憲法，規定行政權屬於國王、立法權屬於立法會議，司法權屬各級法院。法國大革命引起周邊國家不安，普魯士、奧地利成立聯軍攻打法國。由於路易十六的王後、奧地利皇帝的妹妹瑪麗·安東尼特泄露軍事機密給聯軍，使法國軍隊被打敗，聯軍攻入法國。1792年7月11日立法議會宣布祖國處於危急中。8月10日再次發生起義，使吉倫特派取得政權。從1792年秋季起，人們對吉倫特派的政策不滿，與此同時，在1793年2月，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荷蘭、薩丁尼亞、漢諾威、英國成立了反法同盟，對法國進行武裝干涉。然而吉倫特派無力抵抗外國軍隊，巴黎人民於5月31日 - 6月2日發動第三次起義，推翻吉倫特派的統治，建立起雅各賓專政。
雅各賓派的羅伯斯庇爾參加公安委員會，改組革命法庭，簡化審判程序，實行雅各賓專政，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懲罰罪犯和革命的叛徒，史稱「恐怖統治」，許多無辜的人都被誣告並殺害，成千上萬人被送上斷頭台。其中包括國王的親屬和大部分貴族，有人批評這種政策為「誅九族」和違反人道。
公安委員會新組建革命軍，一方面平定內亂，一方面擊敗外國干涉軍，先後擊退普魯士、奧地利、英國和荷蘭的聯軍。1794年2月，頒布「風月法令」，沒收「人民公敵」的財產，分配給愛國者。公安委員會在主張激進政策、要求擴大恐怖的埃貝爾派和主張寬容、放鬆鎮壓的丹東派之間保持平衡，將兩派領袖均送上斷頭台。
羅伯斯庇爾在抨擊天主教會的同時也反對非基督教化運動，懷疑無神論者的動機。1794年5月7日，他在國民公會提交《關於最高主宰崇拜和國家節日法令草案》，體現了盧梭的影響。最高主宰日的慶典活動在6月8日舉行，由畫家大衛設計安排。當時擔任國民公會主席的羅伯斯庇爾發表演講，焚毀了象徵無神論和虛無的偶像。
1794年3-4月雅各賓內部開始了激烈的斗爭。馬拉被暗殺，羅伯斯比爾以搞陰謀的罪名處死了雅各賓派中與他政見不和的丹東、埃貝爾等人，使雅各賓派趨於孤立，人民也開始反對恐怖政策。
7月，國民公會中反羅伯斯比爾獨裁的力量組成熱月黨，於7月27日（法國新歷共和二年熱月9日）發動熱月政變推翻羅伯斯比爾並將他斬首。
從以上可知，雅各賓派實行的是專制統治而非三權分立制度，最後遭到人民的反對被推翻，法國再次陷入混亂直到拿破崙上台。但其實拿破崙上台後也沒有好到哪裡去，法國真正走上民主正軌是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憲法頒布之後。

『叄』 民事訴訟法在立法和實踐中有哪些不足

民事訴訟法之所以要修改，是因為其存在不足或缺陷：或是現有的制度已經滿足不了社會現實情況的需要，或是現行的制度不符合甚至違背了訴訟的基本原理或者說不符合訴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也就意味著，要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首先要發現民事訴訟法所存在的問題，而這將有賴於社會實踐的應驗和知識的力量。社會實踐反映出來的問題一般而言是比較顯現的，相對而言比較容易認識一些。而藉助理論上的原理來分析民事訴訟中的問題，相當的理論水準則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毋庸置疑，近幾年來，隨著中青年訴訟法學學者的崛起，我國的訴訟法學、特別是民事訴訟法學的理論水平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在民事訴訟理論的相關領域中出現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確信的是，就民事訴訟法修改問題，在民事訴訟知識的儲備上我們還有許多的不足。

首先，對民事訴訟理論中的一些基本問題，我們還沒有相對統一的認識：審判獨立是法院獨立還是法官獨立、民事訴訟當事人的確定是實質標准還是形式標准、在證據的判斷上是否有所謂的法定證據與自由心證相結合的判斷證據證明力的判斷證據的標准、舉證責任負擔理論的基礎性學說是什麼，等等，都存在著比較大的分歧。對基本理論或原理認識的不統一，其結果很可能導致立法上的混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規定》(該規定的性質是司法解釋，但從其反映的內容上看無疑具有立法的性質)中的有關內容為此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注腳。

其次，對民事訴訟法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沒有很好地去區分問題的症結所在：是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不符合訴訟原理或訴訟規律，還是受社會環境的其他因素的影響，抑或兩者兼而有之且哪一個是主要的症結。沒有這樣的一種區分，其結果是可能在解決問題時針對性不強，無法對症下葯，問題得不到真正的解決，甚至還會引起新的問題產生。

比如，地方保護主義在司法實踐中有不少的表現，那麼，導致地方保護主義的原因是民事訴訟法中的有關制度不科學，還是其他方面的社會因素在起主導作用，在理論上認識就不大一致。如用以調節級別管轄制度的管轄權轉移制度，其設立是遵循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以適應社會生活中某些特別情況的案件的有效審理的需要，但在實踐中，有些地方法院為了使得案件的終審不出本地區的法院，而不顧案件的實際情況適用管轄權轉移制度，這樣的問題，是屬於制度本身的問題還是社會其他因素導致而產生的問題，理論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對問題產生的症結如果分析錯誤並以此引導立法的話，背離訴訟原理或訴訟規律的制度就有可能產生。

與知識積累相聯系的一個問題是民事訴訟法修改運作的問題。在傳統上，我們法律的修改通常會成立一個修改小組來負責法律的修改工作，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上，則比較注重藉助成員個體的力量：修改的內容按章節劃分，交給某一個或幾個成員執筆修改，之後再交到小組上討論。而在此之前，比較少的注意對修改的問題作整體上的規劃，需要修改的問題往往也事先未進行比較充分的討論，而是在初稿形成後再進行爭論。筆者認為，在目前學術界知識積累還不是特別充足的情況下，首先應當發揮集體的力量，就民事訴訟的一些基本理論達成相對統一的共識，在此基礎上，作出一個修改民事訴訟法相關問題的總體規劃。

在問題的討論中，應當充分的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對爭論比較多的一些問題，應當通過一些具體的手段，比如開聽證會來對社會實際情況做認真的調查，在此基礎上進行細致的研究，由此得出一個相對比較科學的結論。附帶的一個問題是，傳統上學者在立法上尷尬的地位與作用應當有所改變，那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現象不應該在今後的法律修改中作為多數學者參與立法的一種基本模式，這種模式之所以要改變，不僅僅是出於對學者和學者勞動成果的尊重，也是對學者參與立法一種職責上的要求，此外，對社會成本也是一種節約。

『肆』 我國立法領域的突出問題

我覺得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法律可能不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與願望。

『伍』 中國有沒有立法的必要

每個國家都是必須立法的，無規矩不成方圓，如果不立法的話，這個世界將會是無序的，非常的混亂。

『陸』 為克服「無政府的混亂狀態」美國頒布了什麼憲法」

為克服「無政府的混亂狀態」美國頒布了：1787年憲法。
制憲會議：
1787年5月25日,代表們雲集費城,提名華盛頓為制憲會議主席.作為一名舉國愛戴的英雄人物,華盛頓的出席為大會增添了合法性.這在當時是一個重要考慮,因為代表們決定不公開進行討論,以便他們在制定取代《邦聯章程》的文件時能夠暢所欲言.
婦女、自由奴隸或無產男子均不允許出席會議；羅得島州決定不派代表.代表多為律師、農場主或商人,其政見和目標各不相同.
立憲程序充滿爭論和妥協折衷,整個過程幾乎持續了4個月.辯論一度陷入僵局,華盛頓後來這么寫道："我對會議的前景幾乎全然喪失希望,甚至後悔參與這一程序."
在討論中,大州希望以人口多少為基礎來確定立法代表人數,而小州則建議各州派出相同人數的代表.
1787年6月,弗吉尼亞代表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提出建立兩院制立法機構,兩院代表由人口多少決定.在辯論該建議時,小州威脅不僅要解散這次會議,還要解散邦聯.
一個月後,康涅狄格州代表羅傑·舍曼(Roger Sherman)提出一項折衷方案,即每州在參議院享有一票,而人口將用於決定眾議員的人數.許多人稱贊該方案拯救了美國憲法.
史學家羅伯特·米德考夫(Robert Middlekauff)在他的《光榮事業》(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年)一書中指出,這次會議"主要通過討論和辯論產生了自身力量.在所有討論中,理性和智慧、非理性和激情、機遇和意外都起了作用."
代表們在代表選擇方式及任期問題上也持不同觀點.一方不相信普通百姓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決定,另一方則主張更多體現平等原則.
作為一項折衷方案,會議決定,在規模較大的眾議院,議員人數由人口分布決定,議員由公眾直接選舉產生,任期為兩年.規模相對小的參議院的成員將由州立法機構任命,任期6年.

『柒』 立法平等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條也規定：「對於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雖然這兩部法律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平等的范圍上都作了限定《憲法》雖沒有像《刑事訴訟法》那樣明確地規定「公民只在適用法律上平等」，但在其司法解釋中對第33條是作「適用法律平等」解釋的，我們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應包括三項含義，即適用法律的平等、守法的平等，立法的平等。由此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在我國立法上應否堅持平等？
在我國，長期以來以法律平等，特別是立法上應否堅持平等的觀點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絕大多數人認為堅持立法平等有違法律的階級性。因此，在通常所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並不包含立法平等的含義，只包含適用法律和守法上的平等，針對此觀點筆者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立法平等是現代法治的精神，要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須首先在立法上就堅持平等，本文將著重對立法平等從不同的角度提出思考。
（一）首先我們要弄清平等的概念。對於什麼是平等？《牛津法律大辭典》是這樣規定的：「人或事物的地位完全處於同一標准與水平，都被同樣對待。」(1)在《法學大辭典》中更具體的解釋是：「社會主體在社會關系、社會生活中處於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發展機會，享有同等的權利。」(2)即人格平等：不分性別、民族、階級、職業、經濟狀況等方法的差別、人人社會地位平等；機會平等：人人享有發揮自己潛能，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同等機會；權利平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資格。
對於什麼是法律上的平等？《伯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是：「平等是依法享有機上的權利、特權，豁免和承擔相同的義務。」(3)它包括立法，適用法律、守法上的平等。守法平等比較容易理解：即人人都必須遵守國家的法律，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國家法律的特殊權力。適用法律的平等是指法律的規定應同等地適用於同類社會主體的同類行為。任何人和任何組織都不得被區別對待和獲得豁免，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而在立法上享有豁免權。而立法平等原則是指所有類屬相同的人或社會主體，必須視為平等地享有同類法律權利的資格和平等地承擔法律義務的主體。而立法上的權利平等是指平等地享有權利人資格，權利平等是社會主體的權利資格平等。
(二)要談立法平等的問題，首先面臨的問題便是如何應對法的階級性的問題。堅持立法平等的最大阻力是法的階級性。確認立法上人人平等的原則，首先必須面臨的非難是：「在立法上對敵人或專政對象能否講平等。」（4）法的階級性被視為堅持立法平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成了反對提倡立法平等的一些學者堅持已見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們認為主張立法平等有違法律的階級性，是敵我不分。而在我國這樣一個因歷史原因非常重視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問題的國家裡，階級分析法幾乎成了進行各種研究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而我們所倡導的立法平等問題與法的階級性確有沖突之處。這也正是許多學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未敢涉及此問題的研究以至於立法平等的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雖然在我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但是直到目前立法平等並不為世人所認可，也正是因為如此，以至於在目前的各種法學教育中，但凡是遇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時，幾乎每本教科書和每一位講授者都會特別強調一點的是：「我們這里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僅指的是守法和適用法律上的平等。並不包括立法平等的含義。」對此，筆者不敢苟同。
的確，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確有相沖突的地方，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並非是一對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必然矛盾，因為階級性只存在於階級社會之中，並不是任何社會所具有的共性，而法律卻不只存在於階級社會之中。從法的起源上看，我們知道，法律並不是階級社會所特有的現象，在沒有階級、沒有階級斗爭、沒有國家的原始氏族社會中，就產生了對全體氏族部落成員都有約束力的風格習慣，盡管它不是成文的，但它可以視為法的最初的雛形，即我們現在所稱的習慣法，它並不失其作為法的本質：發揮著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和維護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作用。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的產生最初並不是出於階級斗爭的需要，而是基於社會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早在原始社會後期，至少在進入父系社會之後，已經出現了帶有社會強制性的行為規范，這些帶有強制性的行為規范便是法，由此可見法在其最初產生的是不帶有任何階級性的，而法的階級性的產生則明顯比法本身產生的時間要晚，它是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之後，出現了階級分化，產生了階級矛盾和對立，並出現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時，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而頒布的法律才體現出嚴重的階級色彩。由此可見，立法與法的階級性的產生並非同步，最起碼在時間上不同的，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並非一對天然的矛盾。
即使在階級社會中，對法律有無階級性，也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簡單的絕對化回答。法雖然在整體上有階級性，但是並不排斥它的某些部分作為獨立的部分的非階級性。部分和整體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整體不等於各部分相加之和，某些特定的法律或法規同作為整體的法律體系之間不只是存在量上的不等，在質上也有區別。如我們承認現階段的法律具有階級性，但是在現階段我們的整個法律體系中許多部門法和法律規范是不存在階級性的，如《婚姻法》、《物權法》、《環保法》、交通法規、消防條例等這些都是無階級性的，在這些法律面前我們同樣要求人人平等，即不僅要求人們在守法和適用法上一律平等，同時也堅持了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由此可見，堅持立法平等與法的階級性至少在某些部門法的訂立上是不矛盾的。
（三）我們倡導立法平等，不僅要正確認識法的階級性，同時還要認識到法律同樣也具有社會性。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了法律的產生早於階級而產生，法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至少是進入父系民族時期，而階級的產生則標志著奴隸社會的形成，此時人類則進入了階級社會，這時的法也即具有階級的特性，體現出一定的階級利益，即奴隸制國家的法體現著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封建社會的法體現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意志利益，而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則體現的是資產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雖然體現一定的階級性，但其所體現的階級性是從無到有並且隨著社會的性質的改變而改變的。也就是說法的性質是服從於法所處的社會的性質的，由此可以看出法是人類社會生活客觀規律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一部分法的規范成了階級斗爭的工具。但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的發展，階級斗爭將逐步消失，因而法的階級性也會不斷縮小和消失，但是法律本身並不會消失。因為法律除了具有階級性外，它還具有社會性，即法還具有處理公共事物的功能，它不僅維護著統治階級的利益，還維護著社會的公共利益，法具有一種社會的共同性，滿足了人們需要一種公共權力的需求，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起著約束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維護整個社會公共秩序的一種社會工具。因為法所具有的這種社會性，因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法的階級性可能消失，但法的社會性卻依然存在。因而法律不管社會如何發展，它都得依然存在，法本身不會消亡，它的社會性職能反而會逐步擴大。共產主義社會也許會有比我們今天更加完備的法律來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意志和利益，發揮其調整生產和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既然法的階級會逐步消失，而法本身則依然繼續存在的話，在這一前提下提倡堅持立法平等還會有障礙嗎？
（四）我們所追求的法律平等其實質含義是法律人格的平等。也即是在立法上確認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就是要堅持立法平等。對一國公民，不受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職務、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響，在立法上確保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承擔相同的義務。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享有平等的權利，並不是說任何人所實際享有的權利、義務相同、對等。這里所講的堅持立法平等是一項「應然」的法律原則，而不是一種「實然」的法律後果。法律應當是什麼？馬克思早就說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也就是說，法律應該是人民共同意志決定的，對立法的實際考察，我們不否定立法，包括社會主義的立法體現的是統治階級（或統治者）的意志，這便是指的立法的歷史「實然」狀況。而並非是我們所追求的立法的「應然」狀況。我們追求法律人格平等，首先就要弄清楚和區分法的「應然」與「實然」狀況，即我們所追求的立法應該是怎樣的，而實際上又是怎樣的。我們知道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堅持立法平等是現代法的精神，對於一國公民只要他不去觸犯法律所確立的禁止性和限制性條款，遵守法律的規律是，履行法定的義務，就會受到法律的保護，不論其人身權利還是其財產權利，而不會同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職務、社會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等其他因素而遭到法律的歧視和區別對待。
對於那種堅持法的階級性而反對立法平等的觀點，認為堅持立法平等便是敵我不分，就是堅持人民和階級敵人講平等的觀點，我們認為堅持立法平等並不是放棄法律懲罰犯罪的功能，這里所講的堅持立法平等是一項應然的法律原則，而具實際中公民所享有的權利，承擔的義務各不相同，則是因為其各自的行為導致在適用法律上的不同後果，某些公民被剝奪某些權利的行使是因其行為的違法性而導致法律上的不良結果。在法律上之所以要使用「剝奪」一詞其含義也正在於此，也就是說本來其享有某種權利，只是因其某種行為而使其該項權利喪失。是屬於違法而進行的事後制裁，而非立法上預先設定的權利不平等。而如果一個守法的公民和一個違法的罪犯實際享有的權利是相同的，那正是有違立法的平等原則。
（五）提倡立法平等還要正確區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我們所說的立法上的權利平等強調的只是享受權利的資格平等。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上任何法律在立法上都包含有平等的因素，只是其平等主體的范圍不同而已。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立法只限於奴隸和封建主之間的平等。而資本主義法律在平等權利上形式上普及到了所有人，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法律雖然賦予人人都享有財產權，但這只對有財產的階級才可以實現其權利，而對無產者，則只享有權利資格，而沒有實現權利的條件，因為他們沒有佔有生產資料。其立法上的權利平等是建立在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基礎之上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的法律平等就是窮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也就是只有形式上的平等。而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因為已經消滅了剝削制度和消滅了階級對立，但是階級差別，城鄉差別仍然存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人雖然都同樣享有公民權利資格，但並不是說每個公民都能同等地實現其權利的行使。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立法上堅持平等，但在堅持平等的前提下也有不平等的因素存在。堅持立法平等就要正確區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即使在階級社會中，在立法上也有堅持平等的成分，即使擺脫了階級性的制約，堅持立法平等的前提下制訂的法律也有不平等的成分。因此，階級性不是制約立法平等是否合理的必要因素。
堅持立法上的平等就是要否定以階級出身和身份不同而在權利資格上差別對待，這是人類「從身份到契約」的一種歷史進步，立法上的平等不僅顯示出道德上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能激發人們利用同樣平等的機會去發揮潛能促進社會進步。正如邊泌所言：「立法上的平等，不是條件平等，而是機會平等。」
（六）堅持立法平等還必須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體作準確的定義和理解。即弄清「人人」是指「人民」還是指「公民」。我們知道，公民是一個純粹的法律術語，它是指具有一國國籍，可以享有某種權利與承擔某種義務的人，而人民則是相對於敵人而言的，是一個集合名詞，是一個政治術語，顯然我們這里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體應該是指公民。由此可知我們談立法平等的主體也是指公民而非人民。即使一個人在法律犯了某項罪，他也許成了法律制裁和打擊的對象。不再屬於人民的范疇，但他仍然是一個公民，因為他並沒有失去國籍，雖然被法律剝奪了其享受一部分權利的資格，但是法律仍然保障他其它權利的順利行使。這也是我國憲法和法律的立法本意。如果我們依然堅持一切以法的階級性為中心的話，以階級的標准來劃分其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范圍。那麼不用說在立法上堅持不了人人平等，就連最起碼的適用法律和守法上也談不了平等了，所有的犯過罪的人都會被排斥在法律的權利保障之外，勢必造成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對立，誇大了法的政治性，維護社會生產和秩序的法律就會化成為單純的階級斗爭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法的科學性。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罪犯也是公民。法律作為保障公民的權利和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基石。如果一味強調其政治功能和階級性，勢必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損失，這樣的先例在我國並非沒有。因此，我們強調立法平等是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權利的實現和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這與現階段我國法的階級性並不矛盾。
（七）堅持立法平等是當前社會發展和國際形勢變化的要求。我國政府已向世界承諾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等一些國際上重要的人權公約，這些國際公約所堅持和奉行的平等原則和非歧視原則我們必須遵守和履行。因此，我們在立法上必須承擔這些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義務，在立法上堅持平等原則。而目前我國又剛剛加入到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因此，我們也必須遵守WTO所奉行的國民待遇原則和無歧視待遇原則以及透明度原則。我國政府已經做出承諾：「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世貿成員。所有的外資個人、團體（包括那些沒有在中國投資或注冊的個人和團）在貿易權利方面將享受至少跟中國企業一樣的待遇。取消雙重定價慣例以及在內銷產品和出口產品待遇上的區別。不用價格控制給國內廠商和服務行業提供保護。入世3年內，除少數例外，所有的企業將有進口商品以及在關稅領土內進行貿易的權利。」針對這些承諾，我國政府已做出對我國現行法律做出重大修改的決定，在今後3年內，凡是與世貿組織的要求和原則相違背的法律都必須廢除和修改。為適應入世的要求，必須盡快制定出一系列與世貿相適應的一些法律法規。針對我國必須履行的相應義務。如「在貨物、服務：知識產權等方面。依世貿組織的規定：給予其他成員國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奉行非歧視原則。」為了更好地履行這些義務，我國現行的法律在短期內將面臨著一個廢，改，立的過程，以適應加入世貿的需要。在這些法律的廢、改、立當中首要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便是從立法上保證平等，如果還堅持法的階級性原則，顯然這些法律改革的適用對象絕大部分是針對全世界的各資本主義國家，豈不是真的要和資產階級講平等了嗎？當然我們不能這樣去理解立法平等，正如前文所述，我們追求的法律平等是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確保其享有的權利平等。至於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實際權利則是另一碼事了。由此可見立法平等已成為社會發展和國際形勢發展變化所需，實行立法平等原則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必備條件。如果再堅持以法的階級性而阻止立法平等的實現，我們的國家將勢必將被時代所淘汰。
（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呼喚實現立法的平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體系；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首先要求市場經濟立法必須堅持平等。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經濟。它不同於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閉關自守，而是發達的商品經濟，自由交易，對外開放，它也不同於計劃經濟，一切由國家計劃壟斷，而是要求自主經營、自由競爭、自擔風險、自負盈虧、意思自治、信息自由、機會平等，所有這些平等和自由是市場經濟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市場經濟同樣是法治經濟，更應從立法的高度保證各參與市場競爭的市場主體的平等性，立法平等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前提和基礎。市場是公平的象徵，保證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平等，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項立法基本原則。立法不平等不利於市場經濟的發育和成熟，對市場主體地位的區別對待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效率原則，使公平競爭的機制喪失，勢必造成市場混亂，嚴重破壞社會交易的安全，同時也容易導致市場的畸形發展，使法律保護的行業和企業逐步形成壟斷和操縱市場，對於受法律排斥的行業和企業逐步被淘汰，從而破壞了市場的有序運作。市場本身便是一隻無形的手在控制著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轉，法律作為維護社會生產和社會秩序的工具。需要作的是從立法上保證參與市場競爭的各方主體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同等的機會，而不是去直接干涉市場的運作。保障市場經濟的權利和自由，主要是平等的，自主的權利和平等競爭和自主發展的機會，缺乏這種保障，市場經濟就不能順利發展，而這種法律的保障本身又來自於立法的平等。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應堅持立法平等。立法平等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結語：
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律向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義，不僅指執法而言，同樣也指立法而言。」（5）立法是「源」，執法，守法，適法則是「流」。要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須從「源頭」抓起，首先在立法的階段就應堅持人人平等，這才是現代法治精神的體現。
參考文獻：
（1）、（2）、（3）郭道暉著《法的時代呼喚》法律出版社
（4）、（5）郭道暉著《法學爭鳴實錄》法律出版社

『捌』 立法決策與立法質量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中國有著悠久的成文法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但這種經驗中的主要成分，是統治者運用立法的方式治國安邦維護家天下的經驗，其中堪稱科學立法的因素並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當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學立法的經驗、理論和知識，也難以受到重視，更難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層面而在立法實踐中得以貫徹。最近二十年來，關於立法的科學化問題，在有關立法學者的著述中已引為注意，但立法實踐中對立法的科學化問題，殊少有人看重。這種狀況不能不從負面嚴重影響到立法的質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規難以成為良法，難以在生活中獲取好的實效。轉變這種狀況，提升立法質量，更多地產生良法和更多地減少惡法、笨法，從一個重要的側面推進中國法治現代化，亟待重視科學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國立法的科學原則。
立法遵循科學原則，首先需要實現立法觀念的科學化。要把立法當科學看待，以科學的立法觀念影響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貽誤立法的所謂新潮觀念和過時觀念。構造立法藍圖，做出立法決策，採取立法措施，應當自覺運用科學理論來指導。對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經驗教訓，應當給予科學解答和理論總結。立法實踐主要是摸索的實踐、試驗的實踐而不是自覺的實踐，立法經常付出沉重代價、高額學費，這種狀況必須改變。第二，需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要建立科學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和立法運行體制。整個立法制度應當合乎社會和立法發展規律，合乎國情和民情，合適、合理、完善。立法主體應當由高素質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員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義的，是要解決方法、策略和其他技術問題。從方法說，立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和注重理論指導相結合，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相結合，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穩定性、連續性和適時變動性相結合，總結借鑒和科學預見相結合，中國特色和國際大勢相結合。從策略說，要正確處理立法的超前、滯後和同步的關系；要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來確定立法指標；要盡可能選擇最佳的立法形式、內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顧及全局並做到全面、系統，同時還要分清輕重緩急，合理安排各個項目的先後順序。從其他要求說，要注意各種法之間的縱向、橫向關系的協調一致，法的內部結構的協調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為人接受，寬嚴適度易於為人遵守；還要特別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亂等弊病。

『玖』 決定權，立法權老是搞混亂，怎麼區分求具體例子。謝謝！

決定權是決定一個法案的，立法權是建立法律，你能明白嗎

『拾』 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在適用沖突規范制度方面分別做了怎樣的規定

一、識別：

（1） 有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46條是一條關於侵權行為的識別規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第9條、第11條、第76條、第92條、第117條、第127條和第145條，分別涉及處理識別沖突的總原則以及對動產與不動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和無人繼承財產的識別。

（2） 完善：總的來說，我國原有國際私法對於識別問題是很不重視的。這很容易在實踐中造成識別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法的不合理。為此，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在致力於國際私法立法的法典化過程中，應更重視完善與識別有關的規定。首先，在制定一國的國際私法之前要廣泛借鑒國內外學者從事比較法研究的成果，分析各國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設想可能會發生識別沖突的情形，合理地制定沖突規范。其次，在國際私法中就識別的總原則加以規定，以指導法官根據具體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權，公平合理地處理個別案件中的識別沖突問題。最後，對於某些具體問題，也可以對其准據法的適用范圍作具體的規定，以避免在這些問題上發生額外的，不必要的識別。

二、反致：

（1） 有關規定：從我國的立法上看，目前大陸地區的《民法通則》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有關《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對反致問題沒有作出明文規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中(現已廢止)，表明了我國在決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適用方面不採用反致。同時在司法實踐中也並無關於反致的案例。而在港,澳,台地區,在法律適用上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反致。在合同領域，我國的司法實踐對反致的態度保持了連續性。如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像各高級人民法院下發了《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其中的第48條：「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范，不包括沖突規范和程序法規范」；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的涉外商事合同應適用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范，不包括沖突規范和程序法規范」。 最高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第178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外民事關系的案件時，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的規定來確定應適用的實體法。」表明中國在司法實踐當中不接受反致。

（2） 完善：我國既然規定不接受反致，自有其合理之處：規定適用外國法是認為外國法與該民事關系聯系更密切；符合自己國家的主權；如果都採用反致不可能取得判決結果的一致；避免陷入不可解脫的循環。本人比較傾向於在國內立法上有限制的接受反致，因為反致在不損害本國主權的同時,可以擴大國內法的適用,實現內國實體法所體現的政策。採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選擇的靈活性，使各法域類推適用各自的國際私法。所以，反致制度符合解決我國區際法律沖突的需要。不可否認，反致也存在著弊端，如實踐中的「惡性循環」等。如果對其全面接受，也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通過適用范圍和種類上進行有限制的接受，發揮反致的優勢，作到更好的維護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先決問題：

（1） 相關規定：無

（2） 建立完善：關於先決問題的解決方法，我個人比較贊同武漢大學肖永平教授的觀點，即依主要問題所屬國的沖突規則和依照法院地國的沖突規則來解決。及其兩種較新的觀點：其一是莫里斯提出的個案識別說，認為解決先決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原則（overall general rules），應當根據個案中的不同情況，看先決問題是與法院地法還是與主要問題准據法的關系更為密切，然後才能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其二是適用主要問題准據法所屬國的法律處理先決問題。

四、法律規避：

（1） 相關規定：我國目前尚無有關法律規避的立法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不過，該條規定中的「法律規范」的外延並不明確，也就是說這里所指的「法律規范」是否包括中國所有層次的立法，還是只包括一定層次的立法，需要加以進一步解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規定：「當事人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或禁止性法規定的，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2） 完善：個人認為，關於法律規避問題，只要當事人規避的法律是本應適用的強行法或禁止性規定，則不論其是實體法還是沖突法，也不論其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都可以構成法律規避。涉外民商事案件當事人凡屬規避我國法律的行為一律無效。而對規避外國法的行為，原則上不作審查，視為有效。但下列情況例外：（1）我國與當事人本國簽定或者共同參加了有關國際私法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人民法院對其是否規避其他締約國法或有關外國法進行審查；（2）若當事人規避某外國法後而得以適用的法的規定與本國的公共秩序政策相抵觸，則可藉助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適用。因此，我認為我國可以從這個方向上考慮進行立法。

五、外國法內容查明：

（1） 相關規定：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遵循「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當依據我國沖突規范的指定，應當適用的法律為外國法時，人民法院有責任查明外國法的內容，當事人也有舉證的責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3條的規定，對於應當適用的外國法律，可通過下列途徑查明：(1)由當事人提供；(2)由與我國訂立司法協助協定的締約對方的中央機關提供；(3)由我國駐該國使領館提供；(4)由該國駐我國使領館提供；(5)由中外法律專家提供。1988年2月8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蘭西共和國關於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8條也規定：有關締約一方的法律、法規、習慣法和司法實踐的證明，可以由本國的外交或領事代表機關或者其他有資格的機關或個人以出具證明書的方式提交給締約另一方法院。我國在實踐中主張，通過各種途徑仍不能查明外國法時，人民法院應適用中國的法律代替外國法。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對外國法的查明作了3條規定，即第51、52、53條的規定。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規定，民事案件實行兩審終審制，無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區別。根據「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我國法院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發生的適用外國法的錯誤。無論是適用內國沖突規范的錯誤，還是適用外國法本身的錯誤，當事人均可對之提起上訴，要求加以糾正。

（2） 完善：我國對於外國法查明制度的規定還很不完善,目前僅在少數司法解釋中對其做出了規定,相關立法仍存在空白。由於立法缺失,司法實踐中各法院的做法不盡相同,較為混亂。而且,由於我國外國法查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往往以無法查明外國法為由,進而排除准據法的適用。面對這一狀況，除了盡快完善外國法查明的立法外，我們認為還應在審判實務中積極予以應對：首先，各地、各級法院應提高對查明外國法重要性的認識，切實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正確查明外國法、適用外國法，克服「歸鄉情結」；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應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示、批復等形式指導各級法院在查明外國法過程中進行規范的運作，發揮監督和指導作用，努力克服司法實踐中的不規范的局面。

六、公共秩序保留：

（1） 相關規定：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早可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可見於1950年11月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員會在《關於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婚姻問題的意見》中指出，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在中國結婚或離婚，不僅適用中國的婚姻法，而且宜於適當限度內照顧當事人本國的婚姻法，但「適用當事人的本國的婚姻法以不違背我國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為限度。」上述行文中明確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的措辭，應該認為是關於公共秩序保留條款的規定。198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4條規定：「訂立合同，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該法第9條第1款又進而強調：「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我國有學者指出，上述行文中的「法律」應理解為我國的強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規范，我認為此種解釋是正確的，如果不做此種解釋，則上述兩規定形同虛設。該法第5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放自然資源合同，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涉外經濟合同法上的上述三個條款」，是間接限制外國法適用的立法規定，是積極（功能）的公共秩序保留條款。1986年《民法通則》第150條規定：「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1982年制定的《民事訴訟法（試行）》第204條在對外國審判承認與執行方面作了關於公共秩序的規定，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對於外國法院要求我國承認和執行的判決，我國法院只有在查明該判決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認其效力，需要執行的，發出執行令」；凡「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認和執行。」此外，中國《海商法》第276條、《民用航空法》第190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也規定了公共秩序保留。

（2） 完善：我國公共秩序保留秩序還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上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措辭闡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似乎過於簡單、含糊；我國立法對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所採的標准並非一致；對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條款排除外國法後，應選擇什麼樣的法律，我國相關立法無此等規定。基於以上一些問題，我們國家在今後的立法當中採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時，應放棄「社會公共利益」的提法，而代之以國際上通行的「公共秩序」或「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與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提法；我國應當統一採用結果說，以達到統一的適用標准，有利於司法實踐，這也是順應潮流的需要；應根據國際私法解決法律沖突和追求公正合理的結果的精神，按照最密切聯系原則選擇同案件有最密切聯系的其他法律，包括內國法和外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