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立法

① 中國的反腐什麼時候開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備受關注的話題。在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強調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大貪小貪均不放過。古籍上記載的三大特例，堪稱古代反腐的「非常」之舉

1.反腐從官員選拔開始

貪贓枉法，受賄藏污的腐敗行為，是一種官場寄生現象。可以說，從官場誕生那天起，就出現了。西周穆王時編修的刑法《呂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種執法受賄行為，即所謂「五過之疵」，可見上古三代時官場腐敗已成社會問題。

針對官員腐敗問題，歷代都曾採取不少措施和手段，從用人角度來看，首先是選出賢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場「准入」制度，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注重搞好乾部隊伍建設」，古人稱之為「吏治」。

什麼樣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標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為本。「清」，即廉潔，是官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廉潔的官員被古代史家稱為「循吏」。為了選到循吏這樣高素質的官員，在先秦時即出現了一種「察舉」制度，面向社會公開推薦官員。這種察舉手段，民間叫「舉賢」，到兩漢時，舉賢已成為官員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且，「察舉」也有嚴格的法規，先秦時的秦國規定，如果所推薦的官員「不善」，推薦人也要治罪，在漢代則叫「連坐」。

此後，曹魏時期出現的「九品中正制」、隋唐開始的「科舉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層為了選拔到「好官」而採取的手段，特別是科舉制度，最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這些常規選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還結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員選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紀的五代十國時期，便出現了一種另類絕招 「閹割」。

此手段真可謂天下奇聞。實施這種另類選官制度是南漢，地域在嶺南今廣東、廣西一帶。《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記載，當時的南漢皇帝叫劉鋹（後主），相當荒淫，政事全權委託當時的龔澄樞、陳延壽一班人處理。龔澄樞等人便根據劉鋹的意思，規定擬用官員均須閹割，此即史書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記載。

如此選拔官員的理論依據何在？劉鋹有這樣一番解釋：「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沒了生殖器的官員就不為子孫著想，不貪，忠心？顯然是否定的。歷史上宦官腐敗一直是官場重災區，從秦二世時的宦官趙高，到明武宗時的掌印太監劉瑾，都以斂財弄權，禍害朝政出名。

據明王鏊《震澤長語·雜論》所記，劉瑾出事後，從其家裡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其他大量財寶還未計算在內。所以，史書上稱劉鋹「尤愚」。

但讓官員「凈身」後上崗，也不能說對反腐沒一點用處，起碼在防止官員生活腐化、亂搞兩性關系方面，還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勵民間參與。

漢武帝劉徹設立「刺史」提倡「打小報告」

一個不容迴避的歷史事實是，不論古代選拔官員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官場腐敗仍層出不窮。於是古人在注重選拔高素質官員的同時，也想到預防腐敗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當於今反貪局或監察部這樣的中央監察機構。

秦朝是中國歷史第一個建立完備監察機構的朝代，此機構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級別，其下還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監郡御史，地方郡縣也都配備了相應的監察官員。

漢代時，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級別。劉恆（漢文帝）當皇帝時，鑒於當時御史監察不力的情況，臨時調派身邊可信人員到下面核查，此行為稱為「刺」。劉恆孫子劉徹（漢武帝）當皇帝後，覺得這做法好，於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設立「刺史」，成為中國古代反貪史一種新型的「反腐辦」。

在常規監察機構反腐外，古代還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動員民間參與反腐，在「舉賢」的同時，鼓勵民間積極「舉報」。其具體操作辦法是，鼓勵越級上訪。劉徹在位時曾專門下詔，保障吏民的言論自由，即建立所謂「言事變」制度，鼓勵基層官員、民間人士越級上書、詣闕言事。這種在非正規渠道外反映情況的行為，叫「言事變」，其實就是俗話所說的「打小報告」。

南北朝時的北魏也提倡「打小報告」。《北史·魏本紀第一》記載，拓跋嗣（魏明元帝）當皇帝時，於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專門下詔，鼓勵民眾舉告貪官：「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闕告之」。

「打小報告」這種上書行為，又叫「上奏摺」。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備受重視，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給皇帝寫過很多這樣反腐奏摺。《包孝肅公奏議》一書幾乎全是揭露、舉報官員腐敗的，全書187篇，有55篇直接舉報貪官污吏，當時的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報告」推到了極致。朱元璋除了允許越級告狀、鼓勵實名舉報外，還支持民間進京上訪。據朱元璋組織編撰的《大誥·民陳有司賢否第三十六》，不論大小官員，只要發現「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財」，老百姓可以聯名寫舉報信，到京城上訪。

老百姓甚至可以將貪官直接「綁縛赴京治罪」。《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記載，押貪官進京途中，即使身上沒有證明信，官員也不得阻攔，關卡要「即時放行，毋得阻擋」。如果有人敢阻擋進京，「其家族誅」。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官員一旦被查出是貪官，是別想挪個地方做官的，連其兒、孫都將被「株連」，失去當官機會。

3.反腐重在立法嚴懲

明太祖朱元璋懲貪 「梟首示眾」「剝皮實草」

「舉賢」與「舉報」，雖然可以減少官員腐敗現象，但腐敗仍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於是， 「制度反腐」成為一種探索。所謂「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貪用重典」。中國反腐立法時間相當早，在《呂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說法，即官員貪贓枉法，與犯人同罪。

秦國有《置吏律》、《軍爵律》、《內史律》等專門針對官員的立法，嚴懲「不廉潔」的「惡吏」。特別是經濟問題的犯罪，決不手軟：「通一錢，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賄一個錢，都要被判處在臉上刺字，再罰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漢代的量刑標準是：「贓二百五十錢以上」，即免職；主政官員「盜直十金」，即判死刑「棄市」。250錢在當時還買不到一件像樣的襯衫，可見處罰之重。

隋唐時，反腐的相關立法更為縝密、規范。《唐律疏議·職制》「受人財而為請求者」條規定：一般官吏受賄，「坐贓論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實權大權的「監臨勢要」，則加重處罰，「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兩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宋太祖），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詔，官吏盜公物，據為己有的，與其他盜竊一樣，「贓滿五貫文者處死」。五貫錢什麼概念？當時的縣令月俸料錢在10至20貫（千錢），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資就要處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後來酷刑著稱的《大明律》中，官員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僅「免絞充軍」。

但在事實上，明朝懲治腐敗比宋朝厲害多了，因為明朝常設「法外之法」。據清趙冀《二十二史札記》「重懲貪吏」條，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詔， 「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一般貪官罰到京師「築城」；貪污銀子60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

60兩銀子，在當時算是筆小財。據《明太祖實錄》所記，當時1兩銀子可以買到1石米，也就是說，60兩銀子可以買60石米；這等於當時最低一個級別、從九品官的年薪（俸祿）。

為了便於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廣場左邊，設立一座土地廟，將腐敗官員剝皮的刑場就放在這里，民間因此稱此廟為「皮場廟」。皮剝下來後，用草填空，製成「貪官標本」並懸掛起來，「使之觸目驚心」，以此警示官員要廉潔自律。

實際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謂無不用其極，凌遲、梟首、棄市、族誅……當時僅「空印案」、「郭桓案」兩案，朱元璋就殺了8萬多貪官，後來發現，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戰國時的齊威王能與之相比。齊威王是狠君，曾將腐敗官員「一鍋煮」。《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了此事：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比並烹之」。
在這點上，歷朝歷代莫過於制定採用嚴刑峻法了。法家的創始人管子就認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嚴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這位貧民出身的皇帝歷經寒苦，對世間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體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大臣們說過：「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引酒過度。凡民之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貪污蠹害吾民者，罰之不恕。」為震懾官吏的腐敗行為，朱元璋「刑用重典」，頒布《大明律》，之後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為嚴酷的刑律。據史記載，明代僅酷刑就有數十種之多，諸如族誅、凌遲、挑筋以及宮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還發明了不少令人發指的極刑。可見，朱元璋對官吏腐敗的深惡痛決。當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過殺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以重典為手段，其目的還是教育各級官吏和百姓民眾，使全國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終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維護政權。

反腐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對官吏的嚴密監察了。

最早的監察專員應該是刺史了。西漢武帝時，全國劃分為十三個州，漢武帝為每州親自指派一名刺史，並給於他們相當大的權力，以對所轄地區的地方官員進行考察監督。武則天、朱元璋都曾鼓勵民眾赴京告奸，鼓勵打小報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承認民眾擁有監督制約官官府的權力，本身就是一種進步。還有唐代的魏徵犯顏直諫，明代中後期的東西廠特務機構，這些都是各個朝代對官吏監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監察制度建設上，做得成績突出的還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設置了與六部品秩相齊的都察院，這可是一個集組織、紀檢、公安、司法於一身的特設機構，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正是在這種制度和機制下，監察官吏成為明朝政壇上一支活躍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現出不少優秀的監察官員。如洪武時期御史韓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時期給事中吳時來，御史王宗茂、鄒應龍劾內閣首輔嚴嵩、嚴世藩父子；天啟時期左副都御史楊漣劾「九千歲」大太監魏忠賢，都是明代監察官彈擊奸惡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來說說「倡廉」。儒家歷來推崇廉政，所謂「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晉書》曰：「王道治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所以，中國古代的吏治中，特別強調「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豐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會，國家的治亂興衰與最高統治者有著直接的關系。唐末的羅隱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標准。第一，仁德的標准。羅隱認為，君主之所以高貴，不僅在於君主的地位和權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僅是政治權力的代表，而且應該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與儉的標准。他認為，只有節儉的君主才能節制私慾，實行德政。第三，敬與慢的標准。「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理國則人殆'。第四，用賢的標准。君主的個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須依賴賢臣的輔佐才能致治。從根本上講，在這種封建君主專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質就成了整個國家廉政建設的保證。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因此對官吏的廉政教育尤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選任上，各個朝代都很重視考核內容和選士的標准。從察舉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舉賢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強調官吏的廉政素質的培養。以科舉制為基礎的文官選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選任的一大創舉。在這種考核的過程中，封建統治者始終都在給官吏灌輸著為官廉潔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獨自律；又如廉潔守正，淡泊物慾；再如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歷史上不乏清正廉潔的官吏。岳飛「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清代廉吏於成龍，三國淡泊寧靜的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是由其專制主義的制度本身決定的。「人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我們應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黨新時期嚴懲腐敗行為，倡導廉政文化提供借鑒，內外兼治，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加強民主監督，最終在全社會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圍。

② 反腐敗法是哪個國家機關出台的,為什麼

在強力「打虎」「拍蠅」讓官員「不敢腐」的同時，一系列治本之策也在推進。在內2015年3月8日舉行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容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張德 江委員長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向大會報告工作時指出，要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研究修訂行政監察法。
制度反腐逐漸被提上議程，全國人大代表、清華法學院教授周光權在今年也提出了《關於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的議案》。
周光權說，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的核心是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在立法的層面，建成反腐體系最為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出台一部反腐敗法。
周光權說，現在的反腐敗立法分散在各種規范性文件、規章、行政法規、法律，包括黨內的法規，結構較為混亂，也有很多不統一協調之處，法律位階上看，作用還是很有限，如果能夠上升為法律，反腐效果會更好。
本版文均據新華社

③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腐敗

一要不斷完善反腐敗法律制度體系。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要通過廢、改、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反腐敗法律制度體系。要善於將黨的反腐敗主張和決策轉化為人民的共同意志，通過國家立法將反腐敗工作納入制度化、法律化、程序化軌道。在十二屆人大已將反腐敗法列入未來五年立法規劃的基礎上，要就盡早著手、科學論證、開門立法、廣聚民意，加快制定出台反腐敗法、重大事項決策程序法、公共信息公開法、預防和處理公職人員利益沖突法、舉報人和證人保護法等法律。要在罪刑相適應的原則下，進一步加大對腐敗犯罪的懲罰力度。要做到預防與懲治、治標與治本，監督與查處、實體與程序、運作規則與一般程序並重。要加強黨內立法與國家立法的協調配合。要對現行的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進行清理，過時的及時廢止，不完善的要盡快制定實施細則，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緊制定，切實提高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為制度剛性運行夯實基礎。
二要大力培養反腐敗的法治思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最具變化性的因素，只有大部分社會成員具備了法治思維，反腐敗法律制度才能落到實處。因此要加強法治文化宣傳和教育，在全社會涵養制度為要、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努力提升法治理念。使全社會成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幹部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都能體現法治精神，讓「合不合法、合不合程序」成為一種慣性思維。要加強黨員幹部的黨紀政紀法紀教育，組織幹部學習法律，引導黨員幹部做到一切立身行事都以法律為准繩，自覺忠於法律、遵守法律，增強公務人員執法、守法自覺性。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切實解決好侵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使領導幹部真正敬畏法律、敬畏民意、敬畏崗位。
三要依法監督保證法律制度剛性。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在於執行，要通過不斷深化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強化紀委的監督責任和監督的相對獨立性、權威性，來確保制度執行到位、剛性運行。推進反腐敗治理體系現代化。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盯緊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使各級領導幹部習慣在監督下工作，在法治軌道上用權，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要深化改革，完善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進一步暢通監督渠道，通過治方式引導和規范群眾有序參與監督。鼓勵實名舉報，善於運用法治方式處理涉腐網路輿情，做到積極應對，正確引導。要進一步加強「三轉」，依法加強監督檢查，做到不錯位、不越位、不缺位。要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對權力失控、決策失誤、行為失范、以權謀私等行為，加大責任追究力度，切實維護法律制度剛性。
四要堅持使用法治方式懲治腐敗。堅持有貪必肅、有腐必懲，把查處違紀違法案件作為紀檢監察機關的基本職能，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做到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同時必須要堅持用法治方式查辦案件，堅守依紀依法安全文明辦案這一原則。要堅持實體正義和程序合法的統一，健全辦案制度、切實規范自由裁量權的運用，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保障被調查人的合法權益。要規范辦案流程，正確使用「兩規」「兩指」措施，絕不能隨意性執紀、選擇性查處和越權違規辦案。要充分發揮反腐敗協調小組的作用，加強職能部門間協同辦案、信息溝通、案件移送，做到「快查快結」。要嚴格遵守案件線索規范管理、辦案安全事故相關人員的責任追究等工作制度。要細化辦案標准，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准確、量紀恰當、手續完備，使查辦的每一個案件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五要打造過硬隊伍提高法治能力。要按照打鐵先要自身硬的要求加強紀檢監察隊伍建設，切實防止「燈下黑」，提高紀檢監察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的能力，推進反腐敗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強化教育，進一步增強紀檢幹部的法紀意識，夯實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要建立健全考評制度，定期對紀檢監察幹部進行法律知識考核，並運用好教育考核結果，重視提拔使用法治思維意識強、善於用法治方式開展工作的幹部。要強化管理，促使紀檢監察幹部進一步樹立「沒有安全就沒有辦案，違反審查紀律就是違反政治紀律」的底線思維，嚴格執行和落實各項制度和規定。要強化監督問責，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提醒、堅決制止，對不適合紀檢監察工作的人員堅決調離，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查處紀檢監察幹部違紀違法問題，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決不姑息、決不袒護、決不手軟，用鐵的紀律打造過硬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腐敗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最大的毒瘤，而法治是人類目前為止發現的最好的社會治理方式，是治療社會弊病的良葯。紀檢監察機關只有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謀劃工作，才能在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融入到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旋律中去，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④ 基本廉正法律法規有哪些

五、廉政法律、法規概述
（一）、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
為進一步促進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結合黨員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實際，制定本准則。
總 則
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是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保障；是新時期從嚴治黨，不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要求；是正確行使權力、履行職責的重要基礎。
黨員領導幹部必須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信念，實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須在黨員和人民群眾中發揮表率作用，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必須模範遵守黨紀國法，清正廉潔，忠於職守，正確行使權力，始終保持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必須弘揚黨的優良作風，求真務實，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
促進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按照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要求，加強教育，健全制度，強化監督，深化改革，嚴肅紀律，堅持自律和他律相結合。

廉潔從政行為規范

第一條 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索取、接受或者以借為名佔用管理和服務對象以及其他與行使職權有關系的單位或者個人的財物；
(二)接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宴請以及旅遊、健身、娛樂等活動安排；
(三)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和各種有價證券、支付憑證；
(四)以交易、委託理財等形式謀取不正當利益；
(五)利用知悉或者掌握的內幕信息謀取利益；
(六)違反規定多佔住房，或者違反規定買賣經濟適用房、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第二條 禁止私自從事營利性活動。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個人或者借他人名義經商、辦企業：
(二)違反規定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
(三)違反規定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
(四)個人在國(境)外注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
(五)違反規定在經濟實體、社會團體等單位中兼職或者兼職取酬，以及從事有償中介活動；
(六)離職或者退休後三年內，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第三條 禁止違反公共財物管理和使用的規定，假公濟私、化公為私。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用公款報銷或者支付應由個人負擔的費用；
(二)違反規定借用公款、公物或者將公款、公物借給他人；
(三)私存私放公款；
(四)用公款旅遊或者變相用公款旅遊；
(五)用公款參與高消費娛樂、健身活動和獲取各種形式的俱樂部會員資格；
(六)違反規定用公款購買商業保險，繳納住房公積金，濫發津貼、補貼、獎金等；
(七)非法佔有公共財物，或者以象徵性地支付錢款等方式非法佔有公共財物；
(八)挪用或者拆借社會保障基金、住房公積金等公共資金或者其他財政資金。
第四條 禁止違反規定選拔任用幹部。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採取不正當手段為本人或者他人謀取職位；
(二)不按照規定程序推薦、考察、醞釀、討論決定任免幹部；
(三)私自泄露民主推薦、民主測評、考察、醞釀、討論決定幹部等有關情況；
(四)在於部考察工作中隱瞞或者歪曲事實真相；
(五)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組織考察和選舉中搞拉票等非組織活動；
(六)利用職務便利私自干預下級或者原任職地區、單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
(七)在工作調動、機構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幹部；
(八)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封官許願，任人唯親，營私舞弊。
第五條 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利益。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要求或者指使提拔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
(二)用公款支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學習、培訓、旅遊等費用，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出國(境)定居、留學、探親等向個人或者機構索取資助；
(三)妨礙涉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案件的調查處理；
(四)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特定關系人收受對方財物；
(五)默許、縱容、授意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其他親屬以及身邊工作人員以本人名義謀取私利；
(六)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或者黨員領導幹部之間利用職權相互為對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
(七)允許、縱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個人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經商、辦企業、社會中介服務等活動，在本人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外商獨資企業或者中外合資企業擔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級職務；
(八)允許、縱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異地工商注冊登記後，到本人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經商、辦企業活動。
第六條 禁止講排場、比闊氣、揮霍公款、鋪張浪費。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在公務活動中提供或者接受超過規定標準的接待，或者超過規定標准報銷招待費、差旅費等相關費用；
(二)違反規定決定或者批准興建、裝修辦公樓、培訓中心等樓堂館所，超標准配備、使用辦公用房和辦公用品：
(三)擅自用公款包租、佔用客房供個人使用；
(四)違反規定配備、購買、更換、裝飾或者使用小汽車；
(五)違反規定決定或者批准用公款或者通過攤派方式舉辦各類慶典活動。
第七條 禁止違反規定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謀取私利。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干預和插手建設工程項目承發包、土地使用權出讓、政府采購、房地產開發與經營、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中介機構服務等市場經濟活動；
(二)干預和插手國有企業重組改制、兼並、破產、產權交易、清產核資、資產評估、資產轉讓、重大項目投資以及其他重大經營活動等事項；
(三)干預和插手批辦各類行政許可和資金借貸等事項；
(四)干預和插手經濟糾紛；
(五)干預和插手農村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的使用、分配、承包、租賃等事項。
第八條 禁止脫離實際，弄虛作假，損害群眾利益和黨群干群關系。不準有下列行為：
(一)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 績工程」；
(二)虛報工作業績；
(三)大辦婚喪喜慶事宜，造成不良影響，或者借機斂財；
(四)在社會保障、政策扶持、救災救濟款物分配等事項中優親厚友、顯失公平；
(五)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榮譽、職稱、學歷學位等利益；
(六)從事有悖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動。
第二章實施與監督
第九條 各級黨委(黨組)負責本准則的貫徹實施。主要負責同志要以身作則，模範遵守本准則，同時抓好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貫徹實施。
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協助同級黨委(黨組)抓好本准則的落實，並負責對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第十條 各級黨委(黨組)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方面的教育，將本准則列為黨員領導幹部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
第十一條 各級黨委(黨組)要認真落實黨內監督的各項制度，通過貫徹實施民主生活會、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巡視、談話和誡勉、述職述廉、報告個人有關事項以及考察考核等監督制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執行本准則情況的監督檢查。
黨員領導幹部參加民主生活會和述職述廉，要對照本准則進行檢查，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黨員領導幹部應當向黨組織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自覺接受監督。
第十二條 黨員領導幹部組織實施和執行本准則的情況，應列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幹部考核的重要內容，考核結果作為對其任免、獎懲的重要依據。
第十三條 黨員領導幹部違反本准則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批評教育、組織處理或者紀律處分，涉嫌違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第十四條 貫徹實施本准則，要堅持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相結合，發揮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群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

第三章 附 則
第十五條 本准則適用於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中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於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
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含國有和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及其分支機構領導人員中的黨員；縣(市、區、旗)直屬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科級黨員負責人，鄉鎮(街道)黨員負責人，基層站所的黨員負責人參照執行本准則。
第十六條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中央直屬機關工委、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可以依據本准則，結合各自工作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規定，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備案。
中央軍委可以根據本准則，結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規定。
第十七條 本准則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解釋。
第十八條 本准則自發布之日起施行。l997年3月發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試行)》同時廢止。

二、美國的廉政建設
（一）、權力法治日趨完善

美國的腐敗由猖獗走向溫和、並長期穩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恐怕還在於讓相互沖突的利益或利益集團間相互競爭及公共部門間的制衡掣肘，從而達到權力的平衡。

1、三權分立，彼此牽制

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中主要體現為三權分立、代議制、政黨政治、利益集團政治、新聞自由和公民權利等。美國政府機構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個系統，每個系統起著各自的作用，同時又相互制約，它們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國會有立法權，總統對國會通過的法案有權否決，國會又有權在一定條件下推翻總統的否決；總統有權任命高級官員，但須經國會認可，國會有權依法彈劾總統和高級文官；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任命並經國會認可，最高法院又可對國會通過的法律以違憲為由宣布無效。實行分權與制衡的原則，使國會、總統、法院三個部門行使權力時，彼此互相牽制，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導生的腐敗。

2、把權力分散，在沖突中求平衡

美國除了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進行分立外，還注意將權力分散。美國的「立國之父」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個人容易受到權力的腐蝕，自我控制是很不牢靠的保證；要防止權力濫用導致腐敗，必須對權力進行監督和制衡。因此設計了一系列的如「自動糾錯機制」等體制和制度，讓各種社會力量如政黨、利益集團、媒體同樣參與政策制定，讓政治生活表現為多個權力中心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到了19世紀後半葉，美國國會頒布了「利益沖突法」。「利益沖突」的含義是，利益沖突的人參與決策，或做出決定。「野心對付野心」的結果是權力的平衡，從而進一步防止權力過分集中而產生的腐敗，同時也利於社會各界對權力的監督。

3、大規模地進行立法建設，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規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水門事件」後，美國大規模地進行廉政法律制度建設，出台了一批廉政法律法規。其中著名的包括：

《海外反腐敗法》。這是美國1977年制定的一部單行法，旨在禁止美國公司向外國政府公職人員行賄，是目前管制美國企業對外行賄最主要的法律。1977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披露，有400多家公司在海外存在非法的或有問題的交易。這些公司也承認，自己曾經向外國政府官員、政客和政治團體支付了高達30億美元的巨款。這種情況引起美國民眾的擔心。同年，美國國會通過《海外反腐敗法》，旨在遏止這一趨勢。《海外反腐敗法》實施以來，成效顯著。該法嚴厲的處罰措施和嚴格的內部會計制度要求，構成了對美國公司的全方位約束。公司一旦捲入其中，商譽損失更是驚人。因此，該法律的實施，重建了公眾對市場的信心並有力維護了美國企業跨國經營商業道德。

關於財產申報規定。 1965年頒布了《政府官員及雇員道德操行准則》，對各類高級官員及其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作了規定。1978年美國國會又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該法規定在聯邦政府各系統內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並對政府官員離職後的從業行為作出了詳細規定。1989年，老布希政府對該法進行了修訂，頒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將官員離職後從業行為受限的范圍擴大到國會議員和國會高級官員，對行政部門官員離職後行為的限制條款也作了修改，還規定中下級官員也要申報個人及親屬的財產。1992年，聯邦政府道德署頒布了《行政部門雇員道德行為准則》，在禮品、利益沖突、濫用職權、兼職、職外活動等多方面作出了詳細規定，並附有大量實例。這是一部跨部門的法律，是對前兩部法律的進一步細化和完善，集中體現了從政的道德要求和行為規范。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員道德准則》規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職做私人交易。美國法律還規定，去職的政府官員在離職後一年內不得回原工作部門為別人從事游說活動，違反者要受到刑事處分。

禁止外國貪官入境令。美國是一個法制社會，尤其注重對隱私權等個人自由權益的嚴格保護，這反而給貪官撐起了一把安全的保護傘。但近年來，美國當局在實踐中認識到，不少外逃貪官已經並正在對美國社會產生毒害，並損害其國家利益。如果美國成了貪官的藏身之地，肯定會對美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不好的影響。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美國總統布希2004年頒布一項禁令，禁止任何外國貪官及其家屬進入美國。

美國禁令的發布，對那些已經逃到美國或准備逃到美國的貪官必然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美國政府態度的轉變將迫使貪官權衡風險，已經逃到美國的貪官則對這個禁令可能產生的後果感到驚恐。根據布希的命令，美國已經拒絕一大批拉美國家的貪官入境，美國的反腐特別行動小組也已開始清理在美的貪官的財產，並可能將他們驅逐出境。

美國這一禁令，讓准備出逃的貪官不得不考慮他們的腐敗成本和風險，因為在本國冒著風險將錢帶到美國後，人和錢能否安全地落在美國都是未知數。而那些已經逃到美國的貪官知道這個禁令後必定會惶惶不可終日，理由很簡單，美國的特別行動小組已經開始清理貪官的財產，他們很可能被趕出美國。回到他們本國後，被他們揮霍的贓款無法悉數退還，面臨的又將是更加嚴厲的懲罰。

縱觀美國的權力法治，不難看出具有如下特徵：一是強調權力分散和平衡，嚴防權力過度集中產生腐敗。二是廉政立法大多是預防性規定，而不是懲罰性規定，是一個以事前防範為主的廉政立法體系。這反映出美國社會對治理腐敗的基本態度是避免腐敗事件的發生，防患於未然。三是各類法律規定細密到位。立法對事項規定的非常具體，使每個公職人員都能「對號入座」，可操作性和適用性很強，實踐中也容易落到實處。四是各類法律規定非常全面而周全。美國的聯邦和州兩套立法系統都非常重視用法律來規范公職人員的行為，行事時都有法可依、於法有據。僅聯邦制定的公職人員規則就達4萬多頁，對政府官員個人財產申報及乘坐公車、吃請受禮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二）、注重實效的廉政措施

美國在反腐敗中，採取了許多具體的廉政措施。這些措施綜合了各種反腐敗力量的優勢，有利於確保反腐敗斗爭的實效性。

1、加強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美國提倡「小政府，大社會」。強調政府行使權力的核心是制定社會各方面的政策。通過政策引導國家和社會發展方向，而不是參與管理社會各項具體事務。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勵社會各界為國家創造財富，另一方面又減少了腐敗現象。

2、加強財務控制和審計。美國政府把加強財務監督作為反腐敗斗爭最倚重的措施之一。首先其預算和財務運作情況應依法全部公開，接受公眾監督。機關的各種資金和基金均由銀行代管而不是由機關財務人員直接管理，銀行按程序和機關出具的證明劃撥資金。此外，議會總會計師辦公室也負責監督機關資金運作情況。這種多重監督方式使挪用、貪污公款的案件很難發生。

3、確保反腐敗機構的獨立執法能力。美國實行多黨制，講究權力制衡，執法工作也不例外。為了確保執法工作的公正性，不受政治勢力的影響，美國的反腐敗機構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一旦這種獨立性受到侵害，政府便迅速採取新措施予以保護。

4、實行公開制度。美國制定了許多法律來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陽光法案。《信息披露法》規定：「美國的公民有權看到除法律特別禁止的所有聯邦或州政府的文件，而且實現這種權利無需任何必要的理由和請求。」《陽光政府法》規定，聯邦政府的50個機構和委員會的會議必須公開舉行，所有的會議都公開進行，電視台進行現場直播，選民可以自由參加旁聽；在政府辦公樓的秘書辦公室和經理辦公室里，可以索要到任何材料。所有政府機構的電話、上下班時間、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都很齊備，甚至還有美國總統的聯系地址、電話和電子郵件地址。在財務公開方面，1978年，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體系建立了財務公開制度。1989年廉政改革法案進一步完善了財務公開制度。

5、制定行為准則，規范行為。美國的行為准則包括行政行為准則和廉政行為准則。行政行為准則由行政程序法明確規定，是政府官員在履行公務時必須遵守的程序和行為標准。對違反有關標準的行為，當事人可以向聯邦院提出訴訟。廉政准則是各部門從廉政角度制定的，適用於本部門工作人員行為准則。對違反准則觸犯法律的按美國聯邦法律的要求，均要交由司法部門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律審理後依法作出刑事處罰判決。

6、多途徑強化對權力的監督。有效的輿論監督。在新聞自由方面，美國有一條法則：除非能證明媒體存在著實際的惡意，否則對公職人員的報道即使不準確，也免受司法追究。美國的輿論監督以有關政務公開和公民知情權的有關法律和法規為依據，從而確保了輿論監督的有效實施。

到位的監控手段。美國的道德署、檢察長辦公室等政府監督機構，在對政府官員事前監督的問題上，手段多樣。如芝加哥市政府道德委員會要求每一位與政府官員打交道的工程項目承包商、代理商，在會見官員之前必須在道德委員會填寫注冊表格，將會見的目的、內容、所代表的公司名稱、游說工程項目、工程項目資金等內容填寫清楚，並交納200美元注冊費，其目的就是為了跟蹤調查。如果發現會見人沒有填寫注冊表格，委員會可以自發現之日起，對其處以每天2000美元的罰金，並通知政府取消該會見人與政府的合作項目。

⑤ 俄羅斯的反腐敗機制主要由什麼內容組成反腐敗立法設立國家反腐敗堅持機關

①反腐敗立法 ②設立國家反腐敗監督機關 ③制定反腐敗措施 ④加強腐敗懲處

⑥ 反腐立法 時間表 是什麼呀 是列出個時間立法嗎

1999年的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上，時任上海社科院院長的人大代表張仲禮提出了法回制反腐觀點，提交了《建議答制定國家「反腐敗法」的議案》，這份全國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議制定《反腐敗法》的議案，被確定為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的「一號議案」。三年後，全國人大代表宋清渭再提制定《反腐敗法》。2005年、2010年，全國人民代表周洪宇、周曉光，也分別提出了反腐立法方面的建議。去年「兩會」上，徐安等30多名江蘇團人大代表提交《制定反腐敗法，對公職人員廉潔作出硬性規定》議案。法制反腐的呼聲使反腐立法繼續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的共識。
今年，反腐立法終於初露曙光，3月9日，在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解讀「未來5年的立法規劃」時，提到「完善反腐敗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是今後5年的立法重點。這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時間表。這一天，距全國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議制定《反腐敗法》的議案，恰滿14年。
這就是說，在五年內將出台《反腐敗法》，以有效打擊和遏制腐敗行為，讓我們試目以待。

⑦ 網路反腐的立法反腐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互聯網由於其開放性、快捷性和廣泛性等特點，成為網民表達觀點訴求的新平台，這也就是「網路反腐」之所以能夠有效的原因。然而，長期來看，狂歡式的「網路反腐」僅能給網民一時之快，卻不是治理腐敗問題的根本武器。
登錄微博或打開論壇，各類舉報信息、爆料內容絡繹不絕，看似有真憑實據者，卻也有聳人聽聞之嫌。實名舉報且證據確鑿，政府部門因而認真對待、嚴肅處理。如果沒有法律的約束，在互聯網上，人人可以隨意突破道德的底線，也就意味著人人可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當大家都在謾罵、攻擊、詆毀時，網路也會逐漸失去公信力，「網路反腐」自然也會走到盡頭。
近些年來查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領導幹部的腐敗案件來看，很多案件是根據網民向相關機構舉報提供的線索查處的。我們應該清晰認識到，治理腐敗問題，網路代替不了法律，必須要法制，必須依照程序，只有法律才能真正保護舉報人。而《決定》的出台恰恰是為了保護網民的個人身份信息。從這個意義上看，網民大可不必認為《決定》會影響網民對腐敗行為的揭露。相反，《決定》會對網民有所約束，讓網民更加負責任地舉報、舉證，讓紀檢部門更有效率的開展工作，讓那些真正的訴求浮出水面，這樣的「網路反腐」才能進一步成長壯大。

⑧ 簡述加強兼政立法和反腐敗立法的法律體系

第一，建立健全廉政風險防控制度。第二，健全防止利益沖突制度第三，著力健全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制度第四，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

⑨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體現反腐敗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在反腐敗制度建設方面有什麼重要修改和完善，對中國的反腐敗會有怎樣的促進作用?」這是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刑(九)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懲治腐敗犯罪的法網，完善了有關制度，加大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

那麼，刑(九)相關條款是怎樣體現懲治腐敗犯罪法網「嚴密」性的?接下來，將會為反腐敗工作帶來哪些影響?日前，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數額+情節」

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在8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鐵偉介紹，刑(九)進一步完善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准，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准，更符合實際情況，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適應。

「對定罪量刑標准進行修改，使其更具彈性，體現了立法的科學性。」9月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現行刑法過於突出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實踐中的一些具體情形，導致罪刑不相適應。

彭新林分析說，1997年刑法修改時確定的5000元起刑點，與我國自古以來「計贓定罪」的立法傳統有關。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具體標准早已脫離實際，而且也會令公眾產生「量刑不公」的質疑。比如，「為什麼受賄500萬元的與受賄2000萬元的，判處的刑罰一樣?」「為什麼有的貪官受賄幾百萬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受賄幾千萬元只是死緩?」

「在單純數額標准之下，人們很容易忽略犯罪情節，如是否對國計民生產生惡劣影響，是否有索賄情節，是否抗拒、干擾調查，是否拒不認罪等。」在彭新林看來，「數額十情節」的彈性標准確立後，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也更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數額十情節」的定罪量刑標准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對待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即無論貪污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受追究;在打擊腐敗和量刑時，可以避免一些爭議和誤解;非常重視腐敗的後果和影響，能提高反腐敗力度，也讓腐敗分子減少僥幸心理。

「『數額+情節』標准，也符合國際反腐大趨勢。」庄德水表示，國際上對腐敗行為也不規定基本數額標准，而是綜合考量結果。從現在反腐敗發展趨勢來看，一些利益輸送、新的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可能具體金額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對此應加以嚴懲。否則有的官員覺得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錢，就不會受到懲處。

根據刑(九)，起刑點在個案中可能會高於5000元，對此該怎麼看?「威懾作用不會減弱。」彭新林說，以往的5000元和現在是不同的，人們對社會危害性的衡量標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在「數額十情節」標准下，同樣的貪污受賄數額，但是情節比較嚴重的，可能比以往處罰得更重。刑(九)對貪污受賄定罪的二元、彈性標准，更科學、更有威懾力。

「終身監禁」

讓「巨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審稿新增一大亮點，即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規定「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內容被保留至表決稿並獲通過。

「這不是一個新的刑種，它的對象只是針對貪污受賄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具體執行中的一個特殊措施。」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

「這在我國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將載入史冊。」刑(九)草案三審時，任茂東委員對「終身監禁」內容表示肯定。這一內容，源於部分常委會委員的建議。草案二審時，針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王其江委員建議增加終身監禁刑罰，趙白鴿委員建議對此進行專題討論。

三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簡稱「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規定「終身監禁」等問題召開座談會。最高檢、公安部贊成死緩不得減刑的規定，認為對嚴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懾作用。與此同時，刑法室也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調研發現，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終身監禁就是最嚴厲的刑罰。該11國法律都規定有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就是『不許他出來』，相當於死刑，但基於人性的尊重又沒有剝奪其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信威懾力會很大。」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景平分析說，司法實踐中，一些貪官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通過減刑、假釋得以重返社會，「這是老百姓對反腐效果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讓一些貪官有了『越獄』的僥幸心理。」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相適應，讓受賄數額不等的人的刑期產生差別。」李景平說。

「刑法中明確寫入『終身監禁』，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訴記者，規定「不得減刑、假釋」，是終身監禁落到實處的雙保險，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我國死刑的負面壓力，更好地開展國際追逃。

彭新林認為，「終身監禁」體現了嚴厲懲處腐敗的方針，高壓反腐會成為常態。同時也體現慎用死刑精神，發揮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對潛在的腐敗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懾作用，「想到沒有出來的希望了，心理震懾會很大。」

嚴懲行賄

讓「圍獵」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過向國家工作人員陳某行賄30萬元、向對水務局相關官員有影響力的市民張某行賄70萬元等手段，接近、拉攏水務局相關官員，違規向該市一水庫傾倒殘渣余土。後法院依據刑法修正案(七)，認定陳某、張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並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徐某的行賄行為，法院僅認定其向陳某行賄30萬元構成行賄罪，而對其向張某行賄70萬元的行為則未定罪量刑。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一則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後，類似徐某行賄張某這種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行賄的行為，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庄德水表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是近年來滋生的腐敗現象，一些行賄中介「圍獵」官員無效的時候，會轉而向官員身邊的人，如親屬或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如高薪聘請、重金送禮、合作經營等，以「曲線」行賄的方式達到目的。「刑(九)的這一條款相當於切斷了行賄渠道，壓縮了行賄犯罪的空間，對行賄人將給予沉重打擊。」

記者看到，刑(九)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並處罰金」。「這是讓行賄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項懲處。」庄德水認為，很多行賄人是為了不正當利益和需求才行賄，現在讓他經濟上受損、無利可圖，相當於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賄人行賄目的是獲取更高收益，如果給予單純的自由刑，其財產沒有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不利於遏制尋租行為發生。而有了財產刑以後，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會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賄行為。

此外，刑(九)還嚴格了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依據現行刑法第390條，行賄人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九)則規定，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對行賄人加大懲處力度，是從源頭上打擊腐敗，從而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手段。那麼，對行賄人「免除處罰」門檻的提高，是否會給司法實踐帶來挑戰?

「這對司法機關辦案會有一定的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來獲取犯罪證據。」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對犯罪官員的懲處，另一方面加大對行賄犯罪空間的壓縮，「兩頭掐，才能真正減少腐敗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應該服從於司法的實質正義。」庄德水表示，換個角度看，刑(九)的這一修改，也是倒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提高反腐敗查案能力，不依賴口供，更多依靠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

「受賄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別是一對一的受賄犯罪人不供述的時候，行賄人如果不指控，會給偵查帶來挑戰。」彭新林分析說，但是刑(九)的修改也並不是說行賄人指控了受賄人就沒有回報，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現時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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