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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立法的指導思想

發布時間: 2022-03-10 03:39:06

❶ 中國古代的法律指導思想有哪些延續到現在

1、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禮」為立法的指導思想(《中國法制史》)。
2、「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統一法典結構,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訴訟發、經濟法的內容都裝進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論罪論。

中國法律主要起源於早期氏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古人將這些戰爭稱為"刑征"或"刑伐".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統一的紀律,於是首領的軍令成為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軍紀軍規成為中國法最早的一個形式。<<甘誓>>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這種在作戰前當眾發布的誓詞或者說軍令就是一種比較多見的法律形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 昭公六年》)不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罰方式也來源於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黃帝與蚩尤戰爭中產生的,蚩尤戰敗後,黃帝對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殺,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稱"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異族時創造的,《尚書呂刑》中有記載"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絕苗民,無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幾種方式。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從一開始便和異族聯系,和暴力制裁聯系,這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數人仍把"法"和"刑"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順教化,即是和自己不處於同一范圍的人,因此得出結論,對這些人以重刑懲罰,便是理所當然。中國古代刑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一種"人性本惡"的指導思想上的。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樂,好逸惡勞,趨利避害,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張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認為:"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所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韓非子也說過:"重罪者人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所謂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輕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罰.中國人的重重刑傳統使得整個封建社會法律所採用的刑罰普遍較嚴厲。就以死刑為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斬、梟首、棄市、戮、戮屍、肢解、剖心、炮烙、射殺、凌遲、醢(搗成肉泥)、車裂、活埋、磔(分裂人體)、具五刑(五種極刑並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隨西方法律思想逐漸傳入,中國法制逐漸走向現代化,法律的輕刑化才逐漸得以實現。這個觀點在實際也得到證明:以刑法本身為例,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民法,沒有違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統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門法產生,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由全面保護各種利益逐漸演變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已成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潮流和趨勢,中國法律的發展進化必須與之相吻合。但我國刑罰輕刑化和死刑的廢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世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斷的努力 。

❷ 當代中國立法的指導思想

《立法法》第一條抄 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五條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滿意請採納

❸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❹ 中國法制史 各個朝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夏:對奴隸酷刑,奴隸主則用宗法。商:加強法制。周:奴隸製法制完善,宗法禮法確立並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君主權力加強,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國家機器空前強大。
秦:法家霸道思想。漢:黃老思想----儒家思想(內法外儒形成,以後基本沒變,有時較任,有時較酷。)

❺ 我國現階段立法指導思想是()

當代中國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1.立法指導思想

我國現階段立法的指導思想是: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2.立法原則

立法的基本原則,或稱法的制定的基本原則,是立法指導思想在立法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體現。在具體立法工作過程中,應該遵循下列原則:(1)以憲法為依據;(2)必須從實際出發;(3)總結實踐經驗與科學預見相結合;(4)吸收、借鑒歷史的和外國的經驗;(5)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標准,立足全局,統籌兼顧;(6)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7)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與及時立、改、廢相結合。

三、法的制定程序

法的制定程序即立法程序,是指有法的制定權的國家機關創制、修改、補充或廢止法律或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定步驟和方法。

我國立法基本按以下程序進行:

(1)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提出是指依法有專門許可權的國家機關或個人向立法機關提出創制、修改、補充或廢止某項法律的法律案。

(2)法律案的審議。法律案的審議是指立法機關對已列入會議議程的法律案進行審查和討論。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經過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

(3)法律草案表決稿的表決。這是指立法機關對法律案經過審議後形成的表決稿,正式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活動。這是整個立法活動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4)法律的公布。這是立法機關將獲得通過的法律依法定形式公之於眾(社會)的一個法定程序。

❻ 中國古代的法律指導思想有哪些延續了今天

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不問原因,只看結果。刑罰本是手段,卻當成了目的,為刑罰而刑罰。只有這些糟粕延續至今。「刑而不刑」,早已忘得乾乾凈凈。

❼ 我國立法的指導思想

各種法律的指導思想不同。

「寧疏勿密」的刑事方法指導思想,形成了刑法條文的原則內性規定

勞動法》的立法容指導思想是:①充分體現憲法原則,突出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②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③規定統一的基本標准和規范。④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盡量與國際慣例接軌。這一指導思想保證了《勞動法》的制定工作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❽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❾ 簡述中國立法的基本原則。

1.我國立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
2.我國立法應堅持哪些指導思想 1、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 2、堅持黨的領導 3、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3.我國立法現狀仍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1、立法決策和制定過程通常表現為由上而下,過多體現黨政...

❿ 我國現階段立法的指導思想為()

我已經知道答案了,選:
B、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C、黨的基本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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