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指導思想存在問題

『壹』 秦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秦朝立法指導思想是：

1、法自君出，君主獨斷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建立了以皇帝為中心的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使皇帝成為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於一身的最高主宰。

據史籍記載，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自稱為始皇帝，改「命」為「制」，改「令」為詔，使之成為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規范。同時，他「晝斷獄」，「夜理書」，把行政、司法也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是秦朝立法、司法的首要原則。

2、以法為本，嚴刑峻罰

「法治」和「重刑」是法家的基本主張。從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執政以後，把法律、法令推到治國的最高位置，長期的法治使法律、法令在秦朝社會生活中具有廣泛的權威性。

在推崇「以法為本」的同時，秦統治者也把「重刑」原則推向極端，對全國實行空前嚴酷的刑罰統治。大歷史上看，秦朝刑罰種類繁多，行刑方法之殘酷，為其他各朝所莫及。「法治」，「重刑」也是秦朝法律制度的基本特色。

3、治道運行，皆有法式

為實行「法治」，秦始皇朝統治者極為注重立法工作，立法的范圍不斷擴大，法律規范也越來越細密。從現存的歷史資料看，秦朝的法律包括刑事、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等各大類，內容涉及軍事、外交、皇室警衛、社會治安、商業、金融、手工業、農田水利、司法訴訟等各個方面。

事無大小皆有法式也是秦朝法制的基本特色。

4、法令由一統，民以吏為師

為了使法律、法令能在更廣的范圍、更深的層次得到貫徹和施行，秦朝鼓勵並要求全體臣民學法、知法，規定為官者必須通曉法律，民眾學習法律則應「以吏為師」。這也是秦朝法制的特色之一。

(1)立法指導思想存在問題擴展閱讀：

在秦朝的經濟立法：

一、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立法。早在兩千年前封建統治者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自然生態的規律，同時採取了周密的管理措施，通過法律令加以保護。

二、農業生產管理方面。獎勵農耕，發展農業生產，是封建地主階級早在變法革新時就已提倡的事業。秦始皇即位後，用法律令對農業生產加以規定以促進農業的發展。

三、官營手工業管理方面的立法。

1、產品規格（產品規格要一致；為保障產品質量，秦朝建立了生產責任制和產品檢查評比制度）。

2、產品定額、勞動力計算方法（根據季節、勞動工種、性別、年齡、熟練程度用不同的摺合辦法計算產品數量）。

四、市場貿易管理方面的立法。

1、出售商品要明碼標價。

2、貨幣的比價與使用 （在秦朝，有三種貨幣，分別是錢、金、布。三者之間有一定的換算比例。

3、度量衡的使用與管理關於農業生產管理的立法。

秦朝作為第一個中央集權封建王朝，他代表著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在經濟方面的法令，必定有些片面性，這些法令收益的是地主階級。

『貳』 跪求論文《土地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急！急！急！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30年前，擁有96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泱泱中國，沒有一部專門規范土地管理和利用的法律。

30年過去，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土地管理法律體系已初步建立，土地權利保護、土地登記、土地用途管制等諸多重要方面，均從法律上得以規范。

在市場化配置土地資源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廣袤的城鄉土地激情擁抱法治。

零的突破：選擇市場，選擇法治，土地管理和利用步入有法可依的軌道

土地管理法制建設，合著改革開放的節拍而動。

改革始於土地，改革喚醒了對法治的需求。1978年12月，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的包干協議一舉掀開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新的歷史，農村土地從人民公社的集體化大生產轉變為以戶為單位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1982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土地管理法制化進程不斷加快。1982年，國務院決定在農牧漁業部內設置土地管理局，作為依法統一管理全國土地的職能機關。同時，《國家建設徵用土地條例》、《村鎮建房用地管理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建設用地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規出台、實施。

然而，這些規定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土地分散管理、政出多門的局面。1985年，全國耕地凈減少高達100萬公頃，喚醒了人們對耕地資源的嚴重稀缺及加強耕地保護緊迫性的認識。

1986年是新中國土地管理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土地管理制止亂占濫用耕地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規」，「抓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4月，農業部上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經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後提請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6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於6月25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依據這部法律，我國對城鄉土地集中統一管理。1986年8月1日，原國家土地管理局誕生，代表國務院對全國范圍內的城鄉土地實行統一管理。隨後，省、市、縣、鄉四級地方土地管理機構也相繼建立，我國土地管理隊伍不斷壯大。

我國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斷加快。1987年12月，深圳經濟特區敲響了土地拍賣第一槌，突破了當時《憲法》對出租土地的禁令。法隨事變。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同年12月29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修改後的《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國家依法實行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制度」。

這次適憲性修改，一舉掃清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面臨的法律障礙，為土地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開辟出一條法治之路。

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後，以《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規建設為中心，形成以《土地管理法》為基本法律的法規體系框架。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86年8月到1992年年初的5年多時間里，國務院先後制定頒布了《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外商投資成片開發經營土地暫行管理辦法》、《土地復墾規定》等；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制定頒布了《土地違法案件處理暫行辦法》、《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審批管理暫行規定》、《劃撥土地使用權管理暫行辦法》、《土地登記規則》等。

土地管理有法可依，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特別是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土地管理面臨嚴峻挑戰。法律規定的分級限額審批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大打折扣。各地通過「化整為零」、「下放土地審批權」等辦法，大量佔用耕地。據統計，1986年到1996年，因各項建設佔用、農業結構調整以及災毀等原因全國共減少耕地約1.02億畝，而同期開發復墾的耕地只有7368萬畝，10年間，耕地凈減少2898萬畝。

嚴峻的現實，迫切要求土地管理法制與時俱進。

關鍵之舉：確定用途管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思想發生根本性轉變

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為法制變革打下堅實基礎。

1996年初，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下達了11個重點調研課題，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護問題。原國家土地管理局黨組十分重視，舉全局之力開展這項調研。經過對廣東等13個省（區）和上海等12個城市歷時10個多月的調查，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護耕地的政策性意見，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修改和制定有關法律。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號文件下發，明確提出，必須從體制、機制和法制上採取治本之策，扭轉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減少的失衡趨勢。

此時，《土地管理法》的修訂也正式啟動。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組， 8月18日修訂草案上報國務院。經國務院第64次、第65次常務會議討論審議原則通過後，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1998年4月11日，由國務院正式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4月26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聽取國務院就《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作的說明。8月29日上午，出席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的141名代表按動了表決器，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以139票贊成獲高票通過。

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以立法形式明確肯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確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利用規劃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從保障建設用地供應為主轉到切實保護耕地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從分級限額審批制度轉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從外延粗放型轉到內涵集約型；在各級政府土地管理職權分配上，從土地管理權主要集中在市、縣轉到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劃分；在執法監督工作上，從傳統的土地監察轉到建立現代土地執法監察體系；在調整范圍上，從單純調整行政管理關系轉到既調整行政管理關系又調整財產關系。

1999年1月1日，新修訂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實施，作為其重要配套法規的《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同步施行。速度之快，在中國立法史上前所未有。

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繼續向前推進。2001年，《國務院關於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出台，明確規定四類經營性用地一律實行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和掛牌出讓。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征地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征地問題的土地信訪數量不斷攀升，因征地補償安置引發的矛盾和糾紛日益突出，社會各界對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呼聲十分強烈。

2004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決定將《憲法》第十條第三款「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用」，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這一修正，不僅將原來的土地徵用區分為土地徵收或者徵用，而且從《憲法》層面上強調無論徵收或者徵用都要給予補償，體現國家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

同年8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的決定》，對《土地管理法》的部分條款進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是將總則第二條第四款的「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徵用」，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同時，將《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徵用」全部修改為「土地徵收」。

隨著土地管理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國土資源部門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不斷提高。以《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徵求全民意見的成功嘗試為起點，國土資源部對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法律草案，積極採取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形式多方聽取意見，奉行「開門立法」。對一些技術性較強的立法，認真組織專家咨詢論證。《徵用土地公告辦法》、《國土資源信訪規定》等規章在出台前，都全文公布，向社會徵求意見。

作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的重要內容，《國土資源聽證規定》是第一部嚴格規范國土資源系統聽證工作的規章。2004年1月9日經國土資源部第12次部務會議通過後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它是最早的由部門制定的聽證規定。頒布並實施《國土資源聽證規定》，是國土資源系統推進依法行政的重要舉措。與此同時，以層級監督和行政救濟為重點的國土資源行政復議工作不斷得到加強，探索建立征地補償安置爭議裁決制度，有效化解因征地補償安置引發的群體性糾紛和社會矛盾，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

法律的創新和變革，使我國土地管理走上法治軌道。

新的起點：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臨新形勢，土地管理法制建設擔負新使命

進入新世紀，我國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提速，土地問題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點。

2004年6月，國務院領導批示要求，在抓好土地清理整頓的同時，著手研究制定管理制度。7月，國土資源部先後召開部黨組擴大會議和專家座談會，專題研討國土資源制度建設，繼而成立了加強土地管理制度建設領導小組，保證《土地管理法》確立的各項制度真正得到執行。當年10月，《國務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出台，決定重申，要嚴格執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規。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形勢的發展，出現新增建設用地供應量過大、工業用地低成本過度擴張、土地地方違法用地比例很高、出現新的違法形式如「以租代征」等。為解決這些問題，中央下定決心，要運用土地政策，切實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2006年8月31日，《國務院關於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發，從調整利益機制、完善責任制度和健全法律機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經過多年的積極摸索，土地管理改革方向越來越明晰，就是法律、經濟、行政手段並舉，建立土地管理的長效機制。與中央的部署相一致，國土資源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200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物權法》，作出了許多有重大意義的規定。如：建立了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完善了土地徵收補償制度，構建了以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為主要內容的土地物權體系；依據憲法，按照黨和國家關於征地補償安置必須保證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的原則，對土地徵收補償制度進行了完善；貫徹平等保護的原則，在土地物權體系方面作出了多項創新性規定。

結合《物權法》的頒布實施，國土資源部部署開展了相關部門規章的制定工作。2007年12月30日，《土地登記辦法》正式向社會公布，並於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規定》等規章的制定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的原則，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決定》同時明確，抓緊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

積極穩妥和規范推進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務迫切，《土地管理法》已進入新一輪修訂。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擬將《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國土資源部黨組對《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高度重視，多次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方案和修改思路，目前，《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的起草工作正在抓緊進行。

據部有關負責人透露，起草工作堅持四項原則。一是既要全面總結和回顧現行《土地管理法》實施以來取得的經驗、成效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又要展望未來土地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為構建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新機制提供法律武器。二是注重將黨的政策上升為法律。黨中央、國務院在土地參與宏觀調控、完善征地制度、提高新增用地成本、節約集約用地等方面已經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將通過法律修改使之上升為法律制度。三是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將被實踐證明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共同責任制度、國家土地督察制度等上升為法律制度。四是堅持開門立法、民主立法。這是我部立法工作一貫堅持的基本原則，也是保證立法質量的關鍵環節。起草《土地管理法》修訂草案，除了由部機關主要司局參與起草外，還特別委託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起草專家建議稿，委託廣東等省廳聯合起草地方建議稿。最終報送國務院法制辦審議的送審稿，將綜合考慮專家和地方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的意見，並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

30年銳意改革和不斷創新，我國土地管理法制建設正站在一個嶄新的起點上，我國土地法治之路必將走得越來越順暢。（

『叄』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1．德主刑輔，禮法並用
2．立法要寬簡
3．保持法律的穩定性
4．強調執法嚴明

『肆』 商朝刑事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商朝繼承製度前後又有哪些變化

1、商朝法制指導思想

商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在夏朝奉「天」罰罪法制觀的基礎上有進一步發展，更加強調「神」尤其是祖先神的作用。

在這種天命觀的影響下，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商王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即「下帝」也稱天子。因此，執行占卜的神職人員——巫，史等，在商朝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2、繼承製度

商朝的王位繼承製為「父子相傳」和「兄終弟及」相結合的繼承製度，商朝前期的兄終弟及王位繼承製度遭破壞。

當繼位之弟死時，弟之子都不肯把王位交還給兄之子，因此造成了廢嫡面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的混亂局面。

之後商朝第十九位國君盤庚結束了這一局面，之後王位交替為父死子繼。

(4)立法指導思想存在問題擴展閱讀：

關於商朝的信息多來自於其後面的周朝，漢朝司馬遷的《史記》，以及商朝金文和安陽甲骨文的記載。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記載是已經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元號。

安陽的殷墟遺址於20世紀上半葉被發現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幾乎完全印證了司馬遷《史記》中所記載的商王世系，殷墟發掘，確證了中國商王朝的存在。

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並為考古學和甲骨文所證實的都城遺址。在以前被普遍看作蠻夷之地的非中原地區，如成都、廣漢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寧鄉的炭河裡遺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證明，在商時期的長江流域也存在發達的文明。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商朝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兄終弟及

『伍』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陸』 漢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先後發生了哪些變化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柒』 漢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先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摘要 漢朝法律的顯著特點是儒家化，這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的開端，正是因為如此，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范圍之廣，歷史之久，以致其他思想都無可比擬。

『捌』 漢朝的立法指導思想先後發生哪些變化對後世有什麼影響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08-05

『玖』 秦朝的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秦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況

(一)立法指導思想

(1)緣法而治：強調以法律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唯一標准，根據封建法律規定治理國家和社會。
(2)法令由一統：強調法律統一，維護君主的最高立法權。
(3)嚴刑重罰：主張嚴刑重罰，達到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
(二)主要法律形式：律、令、法律問答、封診式、廷行事、雲夢秦簡。

二、刑事立法

(一)定罪量刑主要原則：
(1)規定刑事責任年齡；
(2)區分故意與過失；
(3)盜竊按贓值定罪；
(4)共同犯罪與集團犯罪加重處罰；
(5)累犯加重；
(6)教唆犯加重處罰；
(7)自首減輕處罰；
(8)誣告反坐。
(二)主要刑名：死刑、肉刑、徒刑、笞刑、貲刑、贖刑、恥辱刑。

三、經濟立法

(一)農業管理與自然資源保護立法
(二)官營手工業管理立法
(三)市場與貨幣管理立法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機關：皇帝、廷尉、御史大夫與監察御史。
(二)訴訟程序：
(1)起訴；
(2)糾舉與自首。
(三)審判制度：秦朝重視審判工作，把訊問被告和庭審案件作了明確區分，凡訊問被告被稱為「訊獄」，庭審案件被稱為「治獄」。

『拾』 秦朝法律立法的指導思想是

秦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況

(一)立法指導思想

(1)緣法而治：強調以法律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唯一標准，根據封建法律規定治理國家和社會。
(2)法令由一統：強調法律統一，維護君主的最高立法權。
(3)嚴刑重罰：主張嚴刑重罰，達到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
(二)主要法律形式：律、令、法律問答、封診式、廷行事、雲夢秦簡。

二、刑事立法

(一)定罪量刑主要原則：
(1)規定刑事責任年齡；
(2)區分故意與過失；
(3)盜竊按贓值定罪；
(4)共同犯罪與集團犯罪加重處罰；
(5)累犯加重；
(6)教唆犯加重處罰；
(7)自首減輕處罰；
(8)誣告反坐。
(二)主要刑名：死刑、肉刑、徒刑、笞刑、貲刑、贖刑、恥辱刑。

三、經濟立法

(一)農業管理與自然資源保護立法
(二)官營手工業管理立法
(三)市場與貨幣管理立法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機關：皇帝、廷尉、御史大夫與監察御史。
(二)訴訟程序：
(1)起訴；
(2)糾舉與自首。
(三)審判制度：秦朝重視審判工作，把訊問被告和庭審案件作了明確區分，凡訊問被告被稱為「訊獄」，庭審案件被稱為「治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