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道德教化

Ⅰ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德教化也出自哪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德教化也＂(吳兢:《貞觀政要·公平》)
答題不易望採納，不懂請追問
非常期待你的採納

Ⅱ 什麼是 道德教化

從本質上說，教化是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如果道德理論不能影響人的心意態度、情感歸依、意志品質和行為傾向，那麼，它就只能是天下虛文。道德教化正是在善的倫理價值層面上，把人從人的本性狀態提升到人性狀態的工作。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則是人成為的特質。人不是天生就成為了人應成為的樣子，所以，人需要教化。

Ⅲ 《老子》是如何教化人們，指導人們的道德行為的

《老子》是強調無為而治，順其自然，來教化民眾的，指導人們的道德行為，希望人們能順從自己的內心，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也是希民風能夠純朴

Ⅳ 是道德的淪喪還是人性的扭曲出處是什麼

出自中央十二套以前的一個節目，叫做《道德觀察》

《道德觀察》作為中國惟一一檔全國平台播出的道德類全日播欄目，直擊種種道德事件，一方面對可歌可泣的高尚行為進行謳歌，在感動中激發每個人心中向善的力量；

另一方面對種種不道德的行為進行揭露和鞭撻，在震撼中讓每個人用思考完成心靈的凈化，已成為「深刻反映中國道德現狀、深入進行道德思考、促進中國道德生態建設」的電視互動平台。

我們只是有一個信念：當我們都學會自律，學會承擔責任，當我們都真心向善時，我們會和每一個人一樣受惠。

我們的原則和信念使我們不會虛妄到認為自己可以教化大眾。

我們不能狹隘,我們更不能惡毒、尖酸。

當我們文明地對待和處理不文明時，當我們以道德的方式糾正不道德時，我們就和觀眾一起踏上了成為合格公民的道路。

(4)人性道德教化擴展閱讀：

主創人員

主持人：路一鳴

昵稱：路易
生日：3月16日
屬相：虎
座右銘：很多，還沒想好
畢業學校：西安交通大學
業余愛好：讀書、聽音樂
最渴望的生活狀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主持人：徐君

2004年11月份進入中央電視台社教中心工作，曾擔任《法治視界》節目主持人。有多年從事記者、編導、主持人的豐富經驗。編導並主持的專題片曾多次獲得山東省優秀電視專題節目一等獎和山東省廣播電視彩虹獎等優秀獎項。

參考文獻：網路-道德觀察

Ⅳ 古代是怎樣實施道德教化的

在先秦時期，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中，孝道是實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條。儒家的回孝道是基於傳答統所重的血緣根基上的，這一根基早在西周時期就被重視並確立起來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調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為我國儒家教化理論奠定了兩個理論基礎：一是對血緣親情紐帶的重視；二是以情感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養、塑造。

周公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限於倡導對親情的重視，更在於制訂了溫文爾雅的表達血緣親情的儀式，獲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偉大功效。

至春秋時期，雖然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但此時血緣根基在家庭的穩定上仍是一個根本原則。因此，儒家仍然把道德的根基奠於親情之上。

Ⅵ 人性的基本道義內容是什麼

洞悉人性，尊重人性，利用人性，以人性為根本立足點和出發點，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奧秘。從人的需求層面看，人性有「好生、好樂、好智、好善、好美」的特性；從人的關系層面透視，根本的人性是自利性與道義性。

自利性是人的自然人性；道義性是人的本質人性，是人異於動物而成為人的特性。

首先要正視人的自利性。自利性是人的第一本性。自利不同於自私。如果自利性無節制地膨脹，才會導致自私。人一生下來，不用教、不必學就會自利。當然，人又有道義性。人有善根，有親善仇惡之心。從根本上說，親善仇惡也源自人的自利性。因此無論好人歹人，善人惡人，打心眼裡都喜歡有道德的人，要想成功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講道。就是做個成功的強盜，也得在一定范圍內對朋黨、團伙講「道」，所謂「盜亦有道」，否則孤家寡人絕對無法成大事。

人的道義性既源於人的自利性，又源於人的理性。他的理性，使他能夠認識到只有講道義，才能保證所有人的利益，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利益，如果沒有道義的約束，當每個人的自利極度膨脹到自私時必然侵犯他人的利益，最終使任何人的「自利」都得不到保障。講道義、能合作，比不講道義、不能合作要好。一旦得出這樣的結論後，從社會到個人都會使他願意做一個講道義的謙謙君子。因此，人能夠通過後天的教化，既有自利性，又有道義性。

小孩子生下來曉得自己拿東西就吃，這是自利性；後來懂得把食物分給小夥伴吃，讓小夥伴先吃自己後吃，這樣的道義性是後天教化出來的。可見，人性首要的是自利性，然後才是道義性。只有對人性如此深刻的認識，我們才能夠利用人性、順應人性，因勢利導，不會藐視人性，違背人性，扭曲人性，犯下大錯。

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經濟行為的出發點。對於人性的認識，既不拔高，也不貶低，而應實事求是，正確待之。中國曾在經濟建設上栽了大跟頭，就是與人性相背造成的。「狠斗私字一閃念」，不承認人的自利性，連私人做飯的權利也剝奪了，連個人的鍋、灶都沒收得乾乾凈凈，表面看來搞集體主義聯合起來力量大，而實際上卻造成了餓殍遍野、全國飢荒！後來，經濟改革的奇跡，從根本上說也是因為認清了人性，尊重了人性，承認了人的自利性。一下子中國就多長出了糧食，經濟上從深淵走向了輝煌。違反人的自利性與尊重人的自利性，帶來如此天淵之別的巨大差異。

道義性與經濟發展也有密切關系。在很多人眼中，經濟與道德，水火不相容。這種觀念其實大謬不然！道德是經濟發展的靈魂。講信用、信義、信譽，既是基本的道德規范，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已成為經典言論，廣為傳誦。然而人們忽視了斯密還寫過《道德情操論》，反復強調與「看不見的手」對應的「內心的那個人」。「內心的那個人」，其內涵是說「良心」、「同情心」、「正義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經濟發展必需的。斯密說：「把一個人的利益看得比眾人的利益更為重要，內心那個人馬上提醒我們：太看重自己而過分輕視別人，這樣做會把自己變成同胞們蔑視和憤慨的對象。」現代學術思想巨匠馬克斯·韋伯充分評價了富蘭克林關於「時間」和「信用」的觀念，認為這是「完整的資本主義精神」。時間就是金錢，信用更是金錢。如果沒有起碼的誠實、信用，如果沒有起碼的市場道德秩序，必然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吳敬璉講：「有一個小老闆對我說，現在是你騙我，我騙你，稍不注意就給人家騙了，所以現在我有錢也有項目，但是不敢投……坐吃山空也比被人騙走了好。」一旦欺騙成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完全崩潰，經濟發展必將受到嚴重威脅。道德危機最終必將引發經濟危機。

未來經濟是尊重人性的經濟，特別尊重人性的自利性和道義性，並把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未來經濟不僅在產品和服務上重視人性化，而且經濟實體的內部關系也是基於人的自利性與道義性，所以特別強調建立「自由聯合體」和「利益共同體」。只有遵循人的自利性與道義性，才能保障每一個人的最大利益的獲得，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建立最理想的人際關系和最理想的團隊，才能獲得最美妙的結果。

總的來說，未來經濟就是依靠高科技的力量，在高度遵循人的自利性和道義性的基礎上，使人的高人性需求得到充分滿足，即好生、好樂、好智、好善、好美的根本需求得到高層次的滿足，從而使新經濟——信息經濟、網路經濟、生物經濟進步到未來經濟——生命經濟、永生經濟、極樂經濟、人本經濟、宇宙經濟。

高人性只有依靠高科技，才能夢想成真。如果高人性不依靠高科技，那麼最重要的高人性需求——長生不老、終日極樂、全知全能、至善至美，都會變得荒唐可笑，只會成為純粹的幻想而無實現的可能。

高科技需要高人性，高人性也需要高科技。二者必須完美融合。高科技是工具，高人性就是目的；高科技是橋、是船，高人性則是美麗而神秘的彼岸。高科技與高人性，相生相長，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未來經濟應是高科技經濟與高人性經濟的完美融合。新經濟只講高科技，而未來經濟超越新經濟也在於它整合了高科技與高人性這兩種最強大的力量。高科技的發展給滿足高人性的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同時用高科技來實現高人性，才能實現高科技的最大價值，使高科技找到了最大的用武之地。如果有高人性的需求，但是沒有高科技，就不會有未來經濟的出現；如果有了高科技，但是沒有高人性需求，也不可能誕生未來經濟。

日新月異、威力無窮的高科技與好生惡死、趨樂避苦、貴智賤愚、親善仇惡、愛美厭丑的高度結合，將是未來經濟的大趨勢，也必將帶給人類最大的福祉。

－－節選自《第二次宣言》第26章

《第二次宣言》內容提要

本書闡明了未來決定現在。在這個巨變的時代，每個人都應當學會認識未來、應對未來、駕馭未來。在作者筆下，未來是如此引人入勝。她用生動的筆觸揭示了未來經濟發展趨勢、未來文化發展趨勢、未來人類發展趨勢，告訴每一個人將如何把握這些未來趨勢，更好地選擇學業、職業、事業，更好地選擇生活模式和人生模式。

這既是一部造就未來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財富奧秘書，又是一部最能使人認識生命、尊重生命、珍愛生命的生命教科書，更是一部即將對人類和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曠世奇書。全書從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揭示了美妙動人的「中華夢」，並把它轉化成為全人類的共同夢想，試圖為人類遠離戰爭、根除恐怖、為萬世開太平尋求一條新路。

書中信息量極大，內涵深邃，大氣磅礴，汪洋恣肆。內容涉及中外科技史、中外歷史、人類學、生命科學、美學、文學、未來學、經濟學、政治學、現代高新技術等自然科學技術和社會人文科學，讓你享受一場「智慧與知識的盛宴」。同時，富於哲理的深刻分析，宏觀與微觀的巧妙結合，新銳的觀點和絕妙的奇想，必將開闊你的視野，擴大你的胸襟，震撼你的心靈，激發你的想像，對你的思維產生極大的沖擊和啟迪。

Ⅶ 人性本惡,教化他人向善,為什麼

性善論、性惡論，兩個觀點，自古爭論不休。
其實，應該一分為二、辯論綜合地看問題。
人性，其實是有善、惡兩面的。不存在全壞或全好的人。
而教人向善，那當年是一種進步的、提高的願望了。
就像這些詞彙、名句：（對復雜的人性：）
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揚長避短。
擊濁揚清。
興利除弊。
等等吧。
總之，是要向上、進步的，而不是越來越倒退，越低級。

Ⅷ ：談談你對「人性善惡之辯」的認識。（500） 要求

人們常說，人之初性本善；我認為是人性本惡。
人性本惡，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人向善；人性是靠後天的教育、教化，而非天生；所以才存在教育這個概念，才有各種法律、規章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才使我們這個世界並沒有在人慾橫流中毀滅掉。這是因為人有理性，人性可以通過後天教化加已改造。如果整個社會倡導「揚善避惡」，那麼人性就有可能向善的方向發展；要是人的自然傾向無限的向外擴張，社會屬性按照同一方向推波助瀾，那麼人性就會更加墮落；這說明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人性本惡，並不意味著人類的前途一片黑暗；人之所以成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並不因為他完美無缺，而在於能有認識自己的勇氣，承認人性本惡的事實。人有判斷是非的理性，能夠矯治本惡的人性；以法律平息暴力，規范道德減少斗爭；設立政府處罰叛逆；倡導反對意亂行迷，如果人性本善，那麼道德法律、交通規則用來干什麼呢？如果人性本善，個人修養；社會教化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正是由於人性本惡的存在，所以；在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中，教化顯得尤其重要；相當艱巨。才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說法。通過後天的教化，人是可以加以改變；甚至形成偉大的人格。
正因為有本惡的人性存在，所以，學好三年，學壞三天；「病來如山倒，去病如抽絲」，認識到人性的本惡；並不是人類的恥辱，真正應該反省的。面對著真理，卻不敢去正視它。其實，人類社會演進的過程中；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人的尊嚴這種虛假的虛榮被不斷剝去的過程。
只有認識人性本惡，才能正視歷史和現實；人性的本惡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話，將會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的樣後果呢？
只有認識人性本惡，才能重視道德法律教化的作用；才能重視人類文明引導的結果，培養健全向上的人格。在歷史的坎坷當中，人類並沒有自取滅亡；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通過社會的教化系統；人們才可能從外在的強制走上理性的自約，自約人的本性的惡；從而培養一個健全向善的人格，並不意味著人終身成惡。
只有認識人性的本惡，才能調動一切社會教化手段來「揚善避惡」。我們也相信，通過人類的努力和傳統文化的精華；必將使人類從無節制的慾望中合理的扼制並加以引導，從他律走向自律；從執法走向立法；才能使人類的教育教化得到發展，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註定用它來尋找光明。

Ⅸ 道德對社會主體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點，有哪些特點

古代中國以道德立國，此誠如學者王國維所論：「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殷周制度論》)。也正因此，古人極為關注社會道德問題，甚至視之為國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線。所以宋代蘇軾在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時，說出了這樣一番有名的話：「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主流話題，並形成了自身鮮明的歷史特點。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國家治理的宏觀層面上，中國古代先哲認為道德教化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與作用，孔子所謂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就表明了這種重教化的思想傾向。較之於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罰的威逼高壓，先哲以為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道德教化起著更為持久而強大的主導作用。如管子就這樣說道：「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管子·權修》)孟子則徑直主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從文意可見，「善教」能得到人民的愛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義無疑也就更大了。其次，這也緣於先哲認為在道德和法律之間，前者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更為基本和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古代法家是主張「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亂」。但儒家則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充分顯示了對「德、禮」的倚重，對「政、刑」的疑慮。孟子則接孔子余緒進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後儒循孔、孟遺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呂氏春秋·上德》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正。」漢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務明其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潛夫論》)儒家所謂的德治即禮治，實亦即「教化」，「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難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優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論，正明確表現了此種態度。由於後來儒家的顯學化與官學化，這種重道德教化的立場也成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當然，儒家並不一概否認法律的意義和作用，但相對而言，儒家認為法是相對的，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鹽鐵論·申韓》)。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為根本的依託，「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漢書》第90卷)。東漢崔寔還形象地形容法僅為治理亂世的「葯石」：「夫刑罰者，治亂之葯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葯石供養也」(《後漢書》第52卷)。文中「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之說，生動而意味深長地揭示了古代中國對道德教化的認知與期待。二、「四行舉人」古代社會權力集中於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職主要是由政府來承擔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將官職授給那些品行傑出的人。孔子早就說過，「學而優則仕」，對此通常的理解是學業有成，則加官晉爵。這當然不錯，只是孔子所言說的「優」，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條件有二：智慧與卓越的品格，就如《禮記》所說的「選賢與能」。史稱早在三代時就任官以德了。據清儒顧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日知錄》)。西人李約瑟在其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贊中國的文官制度，認為它是文化精英主義，盡收天下英才於政府之內。考之史實，這固然不錯，只是這里的精英有雙重含意，即為學和做人。在科舉成制以前，人才的選擇尤重社會的推薦和公選，一般是將那些操守卓越，有較好社會聲望和口碑的人選入政府。如《冊府元龜》所載，「漢以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崇讓，明經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的人，均賜以「榮官」。如西漢孝文帝時，於烈為光祿卿，他的兒子於登進入了後備官員的行列，於烈卻上表請求廢黜其子。孝文帝聞知後大為於烈的公心與謙讓所感動，說：「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於是特別招見登，說：我今天要破個例了，你的父親力行謙讓，而有直士之風，所以我要將你封為太子身邊的官。西漢元帝則發明「四行舉人」。所謂「四行」，即4種道德品格，具體言之即「質朴、敦厚、遜讓、有行義」。有此4種品格的人，就會受到舉薦，有機會到政府中做官。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舉人以德，蔚然成風。西漢名臣東方朔，早年為謀一職位，曾寫過一篇自薦性的文章，內稱：「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漢書·東方朔傳》)。文中所謂「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說道德品格多麼的好。東方朔以此作籌碼，看來當時謀取公職的條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漢代的「舉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謂「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為舉止清正廉潔。西漢名臣丙吉，病危之際皇帝來看他，並問什麼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舉陳萬年，因為「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漢書·丙吉傳》)。後來陳萬年果然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這里「官孝子」所顯示的，也無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會氛圍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則會被清除出官吏隊伍。《漢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親接來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駕崩，他擔心路上有賊，就將計劃暫緩執行。於是有人譏諷何武事親不篤，孝行不好，哀帝聞知後也甚為不滿，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並且頒布詔書說：「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四方」(《漢書·何武傳》)。賢者在位，不肖者去職，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教化，它以無言的行政措施向社會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許就有機會廁身廟堂之上。此誠如明儒歸有光所論：「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與焉。」(《震川先生集·別集》第1卷)總之，諸如「四行舉人」一類的「獎善」措施，其所表揚的主要是古代社會所需要的德性與品格。如古代社會需要家庭的穩固、需要養老、需要勤勞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為一大德目受到誇贊和嘉獎。漢高祖重「孝悌力田」，漢成帝也「賜孝悌力田爵二級」。「獎善」的目的在於彰善揚德，所以對於那些有品節、有聲望的社會賢達，政府也會隆重地予以表揚。因為「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冊府元龜》)。古代「獎善」的方法五花八門，一般有詔令嘉獎、封爵號、賜予物品、晉陞官爵、免賦役等。如西漢元鳳元年，昭帝下令賜郡國有品節者50匹，而對那些「修孝悌」之行、在鄉里有廣泛影響的人，則要求郡縣在正月酌給「羊酒」。西漢元始二年，平帝下詔贊揚公孫弘，賜其做官的子孫，「爵內侯，食邑三百戶」。魏晉時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與祖母相依為命。晉武帝征他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李上《陳情表》，痛陳要孝養祖母之情狀，難以成行赴任。史稱帝覽表大為感動，「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三國時的楊弘，3歲喪父，養母數十年，母活到93歲過世，時年弘75歲。史稱他悲痛異常，「哀毀過禮」。魏武帝為「樹其純孝」，為天下立榜樣，准許免去他一家勞役租賦，還給他一個「散員」的稱號。另外，「旌表」也是歷代王朝經常採用的一種表揚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導迪民彝之具，使人審所趨向而樂於為善……旌褒者，非我國家導迪之具乎。」(《冊府元龜·旌表》)所謂「導迪民彝」，即激揚風化，敦率人倫。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門閭」，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門上留下特殊的標記，如掛上匾額，或者是樹起牌坊等，以示嘉獎。古代「獎善」的內容固然有其特定的歷史內涵，但表揚有德的做法本身，還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為良好的社會風尚必須政府花大力去建設，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國「學而優則仕」，實行精英治理，官員大都是社會上的傑出者，故而他們不僅是權力的象徵，也是知識與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負了教育民眾的責任。漢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說，可謂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員的道德教化義務：「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漢書·董仲舒傳》)。漢儒賈誼則認為，移風易俗並非是「俗吏」所能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擔當的重任，「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漢書·賈誼傳》)。文意雖不無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為官員大任的態度還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為民父母」觀念的影響，後世的「英俊」，不僅在道義上自覺地教民禮義，而且在責任上也有這種義務，因為為官一方，即是「為民父母」，理應「使天下回心鄉道」。漢代酷吏嚴延年母親對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說明問題：「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漢書·嚴延年傳》)。嚴母這席話也表明，「為民父母」應有「仁愛教化」，這在古代已是婦孺皆知的了。漢代地方的郡守權力很大，史稱「重於諸侯」。漢代的郡守尤為重視「教化」。如東漢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後漢書·李膺傳》)。又如韓延壽為官，「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漢書》第76卷)。他任潁川太守時，就厲行「教化」。原來當時潁川一帶，民風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報，衍為沖突，化為仇敵。韓延壽欲改變這種凶暴的民風，就特別推行「敬讓」之道，想讓他們學會禮讓，但又擔心老百姓不聽。於是他想辦法將當地數十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請來，設宴款待，他親自作陪，執禮相敬，還向他們請教當地的風土人情，人民的疾苦，並乘機向諸老宣講和睦親愛的好處，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諸老都以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漢書》第76卷)。由於延壽的努力，潁川的風俗為之一變。後來黃霸為官潁川時，繼續推進。他一是選擇一些品性較好的人為吏，再加上府縣學生，讓他們廣泛宣傳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戶曉。二是下令郵亭之吏養雞養豬，「以贍鰥寡貧窮者」。把這兩件事辦好了，然後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稱他「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黃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細密，常涉及柴米油鹽之類的俗務，而且「教令」都傳入了「閨閣」(《漢書·黃霸傳》)。在韓延壽和黃霸兩任郡守的努力下，結果這里「教化大行」，成為文明禮儀之鄉。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見一斑。歷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遠不止上述幾位，東漢的秦彭也頗為典型。他為山陽太守時，很重視禮儀之教。史稱他「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饗、射之禮時，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讓之儀」。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屬吏有過錯，只是罷遣而已，並不多加指責。所以「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漢書·秦彭傳》)。東漢仇覽，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稱模範。他任蒲亭長時，在農事之餘，辦學授徒。村民有喪事，他盡力相助，又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他在任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鄉民陳元與寡母合居，母親呈堂告他不孝。仇讀罷狀紙很驚訝，說：前幾天剛到你家去過，見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時」，你兒子不像個壞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養孤，苦了一輩子，怎麼能一時氣憤而將兒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惡名呢？「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仇覽的教化，不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鄉，果然是移風易俗了。東漢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傑出。他曾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後，教民耕作，實即使當地人民進入農業文明。當初，當地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任氏於是移書屬縣，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齒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稱他推動了華夏文明的南傳，即「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另一人指漢中錫光)」(《後漢書·任延傳》)。中國古代一直有華夷之辨，而華夏文明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故到邊關任職的官員，在實施華夏禮儀治理的同時，也就傳播了中華文明。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種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蠻。後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陽明堪稱典型。王陽明為明代著名哲學家，也是一代心學大師，從其文集中可見，他在江西為官時，十分留意社會的道德教化。他專門寫有《興舉社學牌》(《王陽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長教育好子弟，「務在隆師重道，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對於民風民俗，王陽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飭，以期人們「朝夕聚合，考德問業」。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職，宗旨是「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王陽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王陽明全集》第18卷)。在《告諭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陽明更顯得苦口婆心：「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故吾言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王陽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語氣之懇切而近於祈求，可見王陽明對鄉里教化的傾心；而內中「德政」雲雲，則表明移風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為政的一種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視鄉村社區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鑒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官員的做法固有差異，但在其轄區內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構建道德文明則是一致的。常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糧完賦的任務，但移風易俗，宣揚道義，文明一方，也是其職責所在。中國古代文明之所以歷久彌堅，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廣被天南海北，與古代「循吏」的前赴後繼地著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Ⅹ 什麼是人性本惡論

中國古代人性論的重要學說之一，認為人的本性具有惡的道德價值，戰國末荀子倡導這種理論。性惡論以人性有惡，強調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二者既相對立，又相輔相成，對後世人性學說產生了重大影響。

荀子所論及的人性，其本質恰是無所謂善惡的「本始材朴」的自然之性，它既有轉化為惡的可能，也有發展為善的機會。荀子的性惡論的思想在先秦百家關於人性的論斷中獨樹一幟，他的思想對後世今天的意義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10)人性道德教化擴展閱讀

荀子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語言豐富多彩，善於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風格，素有「諸子大成」的美稱。他的文章已有語錄體發展成為標題論文，標志著我國古代說理文趨於成熟。

性惡論在名聲上自然沒有性善論那麼入耳。其實，就如同性善論並不能使人自動行善一樣，性惡論的含義也並非准許人隨意作惡。性惡之惡就其本義而言，是指人類作為一種生物，所本來具有的生存本能。是生物就要生存，就一定要求生。既然一定要求生，也就沒有必要否定它，迴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