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影響科學立法的阻滯因素

❶ 怎樣實現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的實現路徑
實行科學立法，必須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遵循立法的科學理論，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機制
1.立法決策體制機制。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立法主體，是立法決策和立法協調主體。不過，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在立法決策和協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立法許可權（體制）。現行憲法和有關法律對立法許可權劃分作了基本界定，確立了統一的、分層次的立法體制。現在看來，立法許可權的劃分還不夠明晰，需要修改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這一體制。（1）從縱向來說，要明確中央與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劃分；明確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與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許可權劃分。（2）從橫向來說，要著重釐清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既要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國務院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細化憲法第八十九條關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界定何為「執行法律」、「行政管理職權」等，細化立法法第八條關於專屬立法權的規定；又要明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3）要明確人大與其常委會之間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目前法律法規大多在人大常委會上通過，而很少（有的地方幾乎沒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依法將更多的法律法規草案提請代表大會審議和表決，既是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應有之義，也是增強法律法規正當性的必然要求。
3.規范立法權的行使。（1）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權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不積極、不主動，而有利益表達訴求的主體又沒有提出法律法規案的權力，因此，適當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利於適應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等米下鍋」的問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可否考慮賦予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向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法規案的權力。（2）抓緊完善法律制度。我國法律體系內部不和諧、相互矛盾沖突的現象比較突出，還存在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雖有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卻沒有民法總則、更沒有民法典；社會保障方面法律也較為欠缺等。當前，急需「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3）適當將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的一些內容，吸收到法律中來或者說由法律予以規定。既然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都是適用於全國的，那從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合法性）的角度來說，就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規定，而不應寄希望於國務院和「兩高」做細化規定，以免他們僭越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行使的立法權。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協商、協調，不僅要在會下進行，也要在會上進行，而且要採取公開立法這種讓人看得見的方式進行。當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實行更加廣泛的協商，「深入開展立法協商。」
1.擴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質上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分配和協調，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在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條件下，通過協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護共同利益，也保護個人利益。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學立法。我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使得各項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區」，舉步維艱，實質上就是利益的表達與博弈不充分，而這又加大了改革的難度，延緩甚至阻礙了改革進程。因此，對利益的調整必須格外小心，必須與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人進行溝通，擴大和促進博弈，進而形成共識，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種利益，體現和保障各利益主體不同的正當利益。
2.進一步豐富方式方法。在立法過程中，已廣泛採取座談會、書面徵求意見、調查研究、列席和旁聽、公民討論、專家咨詢和論證、媒體討論、信訪等形式。立法法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其實，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加以使用。因為這些方法的廣泛運用，不但有助於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關方面的利益、願望及相關要求，而且有助於立法協調工作的實施，保證立法順利進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質量更高。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從法律上進一步予以明確，做好立法溝通協調工作。
立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健全相關的具體制度，使群眾參與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運動式」的參與變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參與，特別是要適當改變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繼續徵求有關部門、有關方面的意見，但又不能局限於此，以免使得有關主管部門「借法擴權」、「與民爭利」，更要徵求法律所調整范圍內的利益集團和群眾的意見，擴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權力機關的參與，特別是要擴大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公眾參與和博弈。就是說，對政府部門組織立法起草或參與立法起草中可能滲入的部門利益，應當通過公眾參與、其他部門參與、立法審查、權力機關審議及其他程序博弈機制進行制約，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聽證制度。（1）明確立法聽證的范圍，什麼樣的法律必須經過聽證、什麼樣的法律不必經過聽證等。（2）規定立法聽證的程序和相關規則，如選擇參與立法聽證的人或團體，舉行聽證會的法律效果，舉行立法聽證會的程序規則等。減少聽證事項、范圍和適用程序確定的隨意性。（3）確定和強化「反對意見（原則性分歧意見）優先發言、重點對待」原則。
（三）高超的立法技術和藝術
1.關於立法技術。立法技術是實現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統化等方面的規則。法律的調整的對象不同，調整方法也不一樣，既有公法與私法的調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罰、行政處罰、民事處罰之別，這都是有講究的。同時，法的目錄、標題，法的總則、分則和附則等的製作技術，也需要加以改進。
2.完善立法體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條對法律的體例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就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的體例作出規定。需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完善。
3.規范立法的語言。語言是法律條文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立法語言具有自身鮮明的風格和特質，所謂「法言法語」，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確性，同時模糊性是立法語言難以消解的屬性。這是因為，立法者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蘊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語言的使用，不僅是技術，也是藝術，立法須要兼顧語言的明確性和模糊性，該明確具體的一定要明確具體，該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剛性又有彈性，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四）嚴謹細致的立法論證
2013年10月30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抓好立法項目論證，在充分論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科學確定立法項目。更加註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評估和立法後評估制度，使這些工作常態化、規范化。這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
1.加強論證工作。在論證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立法的科學性、可行性，出台時機，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正面的和負面的）等內容的論證。作為一種公共決策和國家行為，立法本身、更不用說執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而社會資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採取成本效益法，對執法成本、執法收益等進行客觀分析和論證，其中執法成本包括：執法機構、人員編制、經費等。
2.開展立法評估。法律法規在實施一定時間之後，要開展評估工作，檢測其實施狀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加以修改完善，增強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將紙上的規定變成現實的東西。
（五）專家學者的智慧與作用
1.要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有利於提高法案的質量。但由於受多種因素影響，在實踐中專家學者為立法貢獻智識的情況卻很少。要轉變思想觀念，切實防止「權力讓專家成為長官的奴婢」的現象，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專家學者參與立法的機制。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專家咨詢、顧問制度，發揮各方面專家學者的作用。現代社會中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大量出現，立法就必須徵求相關學科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同時，要徵求語言、法律等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制定1954年憲法的過程中，憲法起草委員會聘請法律專家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教育家葉聖陶、語言學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從各個角度對憲法草案進行研究推敲。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

❷ 科學立法要注意把握的方面有哪些

科學立法要注意把握哪些的方面，有哪些注意保護的方面的話，這個要從各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具體的分析。

❸ 科學立法是什麼

科學立法的意思是制定法律一定要科學，要符合實際。

❹ 為什麼要堅持民主立法，科學立法

民主立法，就是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國家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使社會公回眾參與和答監督立法的全過程，建立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立法機制，推進法制建設的科學化、民主化，使法律真正體現和表達公民的意 志，真正成為保護人民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良法。 科學立法是一國法律體系是否完善的價值判斷標准之一，那麼，如何科學解讀科學立法的內涵及相關問題就是理論界和法治實踐不能迴避的。正是基於此種現實需要，對科學立法科學性的構成要件、科學立法科學性的阻滯因素、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實現路徑等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認為科學立法科學性的主體要件是立法權的專屬性、主觀要件是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客體要件是立法事態的法調整性、客觀要件是立法行為的程序性；要實現科學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對吸納化、立法邏輯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視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專業化、立法效果的社會反饋化都是不可缺少的。

❺ 簡述現階段影響科學立法的阻滯因素

中國自漢唐以復來人治制風氣大盛，此後所有法典中都充分體現這一點，所以「清官」「青天」才會出現。
法律實施過程中主要靠執法者的素養品行及心情。
目前這些東西毋庸諱言依然存在。
從各法典中各條目的最後一句：其他屬於……的。等詞句就可以看出來了。

❻ 科學立法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科學立法能使得社會運行得更好。公民能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社會變得透明，能促進經濟發展。

❼ 下列選項體現了科學立法的要求的有

立法的科學原則包括以下三種主要要求：1、立法必須尊重客觀實際，根據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客觀需要，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2、立法應合理地吸收、借鑒...

❽ 科學立法的阻滯因素

第一，立法概念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立法的概念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學理問題，而應當是一個法律制度問題，就是說在一國的憲法和相關法律中應當對立法下一個定義，不論學理上如何闡釋立法，法律上的定義對於一國立法權和立法過程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綜觀發達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制度一般都有立法的定義，在這些國家的法律制度中關於立法的定義一般有下列方式，一是在法律條文中直接對立法作出界定，例如，<南非共和國憲法>第59—65條就有此規定。二是通過限定立法機構的方式界定立法的概念，例如《各國法律制度概況》一書在評價塞普勒斯法律制度時指出：「共和國立法權由眾議院行使，眾議院由50名議員組成，其中35名系由希臘族選出的希臘人擔 任，15名系由土耳其族社區選出的土耳其人擔任。它就一切事項行使權力，但《憲法》明文規定某些民族社區事務的立法權由民族院行使者，則不在此列。」通過對立法機構及其權力的限定基本上界定了立法的概念。中國憲法和相關法律制度沒有明確界定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也沒有立法的專門定義，僅在第2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這一規定實質上泛化了立法在學理上的定義。從該法的規定看，將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的行為、國務院部委制定規章的行為、地方較大的市的政府制定規章的行為等都視為是立法，這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名稱可以看出，這里存在非常嚴重的悖論，因為在一般情況下立法權具有專屬性，它與行政權必須予以有效的區分，而依《立法法》的規定，相當一部分抽象行政行為已經不是行政行為，而是立法行為。立法概念上的模糊性是導致立法過程非科學性的一個重要原因。誠然，政府規章等具有規范公民權利義務的功能，但是，制定規章無論如何都不應當歸入立法概念之下，無論從實質的角度還是從哲理的角度這樣的歸類都是錯誤的。
第二，立法體制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立法體制與立法效果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中國的立法體制與立法科學性的關系究竟如何呢？一方面，應當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基本的立法體制，而2000年的《立法法》則進一步將立法體制的有關內容予以細化，基本上使中國建立起了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龍頭的立法體制，結構上也基本上達到了合理化。另一方面，還應看到中國立法體制在諸多方面還是立法科學性的阻滯因素。立法體制除了存在機構設置以及機構之間的關聯性之外，最主要的是有關權力分配的軟體，「國家的生存絕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權。」即是說，立法權的分配是立法體制中最具有實質意義的部分。中國雖然設計了立法體制，但在這個體制中最要緊的立法權分配卻存在一些缺陷，例 如，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與國務院立法權的分配並不十分明確，《立法法》第56條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行政法規可以就下列事項作出規定：（一）為執行法律的規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規的事項；（二）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事項，國務院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授權決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規，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國務院應當及時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此條是對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權力的確認，但這個條文中的諸多概念都不甚明確，何為「執行法律」、何為「行政管理職權」、何為「條件成熟」等，在這些概念不明確的情況下，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有關立法權的分配亦必然不清楚。還如，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之間的界限亦不明確，便導致在地方立法中地方人大與地方政府立法權分配得不清楚，而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會回歸到體制問題中去，這是阻滯立法科學性的第二個因素。 第三，立法運作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依人們通常的理解，立法體制設計以後，立法就會按照體制所要求的狀態和邏輯運行。但是，不幸得很，立法的運作常常是地方立法體制之外的。一些非體制的因素對立法的運作有重大的影響，上面講到的有關殘疾人乘坐公交車的立法就有兩種完全相反的主張，關於環境問題的立法也是一樣的。看來立法受外在因素的制約和影響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然而，中國立法運作中外在因素的影響更加突出一些。中國長期以來在法律規范的制定中受政策的強烈影響，政策對中國立法的影響是有歷史原因的，中國是在推翻舊政權以後建立的，建國後廢除了舊政權的六法全書，將這些舊法統廢除以後，實質上在社會生活的調控中法律基本上是一個空白。解放初期諸多社會關系的設定要麼依靠政策、要麼依靠軍事委員會制定的具有軍事化管理的規則。這樣的社會關系調控方式對後來立法運作的影響非常之大，以致於在制定一些重要的法律規范時先必須從政策的角度進行論證並以政策作為立法思路。立法調控社會事態的方式與政策調控社會事態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立法所要求的是一種長效機制的話，那麼，政策所要求的則是相對短期的行為。目前中國立法運作仍然存在這樣的狀況，即當某一問題受到政策的關注時它便有可能上升為法律。當某一問題本該得到法律規范的調整，但由於尚未引起政策的關注，那麼，相應的法律規范便難以及時制定出來。立法運作還包括立法的具體操作過程，自《立法法》問世以來，中國相繼制定了一系列調整立法行為的法律和法規，其基本上使立法運作有了可以遵循的規則，但這同樣不能徹底糾正立法過程中的利益角逐。而利益角逐並不是科學立法的最高內涵。因此，中國立法運作同樣是科學立法的一個阻滯因素。
第四，立法解釋機制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法律解釋是立法的組成部分，這是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法律解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法律條文的內容需要在執行中重新確定，故而導致的解釋；法律沖突使某些事件無法調整，究竟需要選擇哪一個法律規范或條文，故而導致的解釋。這兩種需要解釋的情況在中國法律文件中已經作了規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42條規定：「法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律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一）法律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法律制定後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第85條規定：「法律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殊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裁決。行政法規之間對同一事項的新的一般規定與舊的特別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裁決」。然而，中國法律沒有規定法律在適用中需要進行推理的解釋問題，但這個問題是法律解釋不能迴避的，法律推理中的解釋直接關繫到法律條文與事的結合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范疇的解釋是最能體現立法科學性本質的。由於中國關於此一范疇的法律解釋沒有在立法文件中規定，這便成為立法科學性的阻滯因素之一。另外，中國法律解釋在法治實踐中權力過分分散也是一個突出問題。眾所周知，中國的法律解釋包括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司法解釋等。立法解釋是無可非議的，但是，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卻是一個必須引起關注的問題，因為，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若沒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必然使行政權和司法權在一定范圍內與立法權的界限沒有理清，最終使立法的科學性大打折扣。中國地方立法中，有關法律規范的
解釋則更加混亂，諸多地方規定，某個地方立法文件中的執行機關同時是這個規范的解釋機關，例如，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公路管理條例>明文規定，該條例實施中的問題由湖北省公路管理機關負責解釋。法律解釋是立法的有機組成部分，解釋機制的不合理必然會使原本科學的立法變為科學立法的阻滯因素。
第五，立法環境對立法科學性的阻滯。法律規范必須與兩個方面的東西保持和諧，而這兩個方面的東西也就成了立法環境。這兩個范疇的東西是：首先，法律與自然物有關，「從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們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質世界有它的法；高於人類的『智靈們』有他們的法；獸類有它們的法；人類有他們的法。有人說，人們所看見的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是一種盲目的命運所產生出來的，這是極端荒謬的說法。因為如果說一個盲目的命運竟能產生『智能的存在物』，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么？由此可見，是有一個根本理性存在著的，法就是這個根本理性和各種存在物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間的關系。」孟德斯鳩所講的是法或者一個部門法賴以存在的客觀事物，這是任何法律規范在制定時都首先面臨的環境。其次，法律與人有關，「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盡他們的責任。」上面所指出法律中的客體是一種事實或關系，而作為關系其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形式得到體現的。這樣，人也和自然物一樣成為法律的環境之一。任何法律規范在制定時都離不開上列兩個環境。然而，這些環境都是一個不定數的東西，自然物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亦處在變化之中。而人的因素更是一個不確定因素，其中民族的、文化的、地理的都是人這一立法中環境要素的可變環節，正如薩維尼所概括的：「在人類信史展開的最為遠古的時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確定的特性，其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語言、行為方式和基本的社會組織體制。不僅如此，凡此現象並非各自孤立存在，它們實際乃為一個獨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稟賦和取向，而向人們展現出一幅特立獨行的景貌。將其聯結一體的，乃是排除了一切偶然與任意其所由來的意圖的這個民族的共同信念，對其內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識。」上列兩種方面的環境因素即是一個常數，也存在一個立法者認識的問題，若立法者能夠將上列環境因素認識清楚，那麼，依這樣的認識制定的法律規范就是科學的，反之，若立法者沒有將上列環境因素予以准確概括，那麼，這個環境因素就成為科學立法的阻滯因素。遺憾的是人們對於這些因素的認識永遠是難以達到彼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