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法治市場

A. 中國資本市場的法制建設的看法，整體思路

證券法、公司法實施一年來，我國資本市場正在經歷重大轉折。權威統計顯示，在今年市值規模擴大了一倍，超過8萬億元的同時，市場成交活躍，成交接近8萬億元。同時，基金、券商、保險、社保、QFII等機構投資者持股市值已佔流通市值約41%，比2005年末提高了10個百分點。

有關專家指出，伴隨「兩法」實施等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各項基礎性工作的全方位推進，一年來，我國資本市場在運行基礎、改革創新、市場結構和市場自我約束能力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

在市場運行基礎方面，股權分置改革就是貫徹落實\"兩法\"所要求的同股同權的基本法律原則。這項改革歷時一年多，目前已經基本完成改革的目標。股改解決了上市公司股權分置帶來的兩類股份、兩個市場、兩種定價機制的問題，消除了影響資本市場功能發揮的體制和機制障礙，奠定了公司股東的共同利益基礎，為完善資本市場定價功能、推進相關改革、加快市場創新創造了條件，股改使我國資本市場基礎更堅固、運行機制更扎實。

在市場改革創新方面，以保薦、詢價、審核等制度改革為內容的市場化發行、定價機制初步形成，並購重組的方式不斷創新，權證產品繼續發展與規范，資產證券化產品以及分拆交易的可轉換公司債券等固定收益類產品不斷推出，融資融券交易、股指期貨交易正在積極推進，證券投資基金、保險資金、社保基金、QFII等機構資金不斷擴大，資本市場、貨幣市場與保險市場出現了一定的融合。市場改革創新呈現十分活躍的局面，激發出強大的活力和能量。

在市場結構方面，中小企業板穩步發展，代辦轉讓系統逐步擴容，中關村科技園區非上市公司股份報價轉讓試點工作適時啟動，多層次市場體系建設初見成效；中國銀行、工商銀行等一批超大型公司成功上市，定向發行、並購重組催生了許多公司整體上市，市場集中度得以迅速提升，大盤藍籌股在穩定市場中的作用開始顯現；基金、券商、保險、社保、QFII等機構投資者持股市值已佔流通市值約41%，比2005年末提高了10個百分點，投資者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各種基金、權證、固定收益類產品等陸續推出，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市場產品結構得以優化。

同時，市場自我約束能力也進一步增強。按照「放鬆管制、加強監管」的監管理念，市場化的發行審核方式得以完善，交易所的上市審核權得到落實，中介機構對市場行為的約束得到強化。另外，建立以凈資本為核心的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機制，落實上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法律義務等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相關主體自我約束、自律規范、自治管理的各項制度要求開始落到實處，市場自我約束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專家認為，「兩法」實施以來的一年，是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各項工作按照「兩法」規范全面推進的一年。「兩法」的修訂實施，不僅是我國資本市場法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實現歷史性轉折的重要推動力。

B. 從政治角度，分析建設法治中國的積極意義

1. 依法治國同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完全一致。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各種法律，把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法律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這樣就把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方式的重大發展，也是黨更加成熟的表現。
2. 實行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法制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統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來，並確保其實施。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破壞和損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保證全國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實行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又有利於保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3. 實現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的活動，市場體系的維系，市場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都需要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與國之間約定的法則和國際慣例辦事。實行依法治國，就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這種內在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
4. 實現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看，從封建專制國家，到資產階級民主法制國家，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實現依法治國，是中國邁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5. 實現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會穩定、人民安定團結是各項事業順利發展的前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需要幾代人艱苦奮斗才能實現的偉大事業，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還有不少矛盾和困難。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就必須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各種破壞、犯罪活動能受到有力打擊和有效控制，各種人民內部矛盾能得到正確有效地處理。要做到這一點，最關鍵最靠得住的辦法就是實行依法治國。

C. 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有哪些好處

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運行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市場機制包含了巨大的解放力量並釋放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它使「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也「使中國領導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深深體會到：市場作用發揮得好的地方，經濟活力就比較強，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得快」。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優化功能及其經濟創造力是通過法治運作來實現的，法治確保了市場運行所必需的經濟自由、平等和公平競爭秩序。然而，市場經濟又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是經濟活力的源泉，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永動機」；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盲目性又具有破壞作用，甚至可能引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自本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後，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採取宏觀調控措施，以彌補市場的不足和克服其固有的弊端，而宏觀調控也主要靠法治來規范。由於法治與市場經濟根本屬性的內在契合，所以，選擇了市場經濟，也就必然選擇法治。
一是法治保障了市場經濟的平等性。市場經濟的自由屬性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以社會分工為前提，以社會消費為結果，以社會交換為實現方式，但交換是依賴於一定的條件的，除了市場等要素外，主體的平等是交換正常進行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不平等必然導致掠奪或剝削，根本談不上交換，市場機制也就不能發生作用。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確立了公民的形式上的平等」。法治反對任何特權，主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予了人們平等的地位和競爭機會，這與市場經濟的平等要求相吻合。第一，市場主體人格上是相互獨立的，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身份上的依附關系。這就要求法律規定市場主體的獨立財產權。只有明確了產權，主體的平等才有了財產基礎，也才能通過市場對財產進行轉移和重組。市場主體地位平等還要求法律明確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賦予其平等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權利和資格，取得進人市場的平等權。不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都應當而且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市場主體的狀況可能存在著差別，但其對市場經濟的參與權不能被剝奪。第二，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享有的經濟權利和承擔的經濟義務平等，不因為所有制和經濟實力的差別而有所不同。如在經營自主權、外貿權的享有和稅負的負擔等方面，不同的市場主體要平等，以使其有平等的競爭機會。市場主體在經濟活動中權利義務平等還意味著市場經濟不應是歧視經濟，不允許在法律之外要求某一主體承擔不公平的經濟負擔，如不合理的稅費、攤派等。第三，競爭結果面前平等，對經濟後果的承受和責任的承擔，不同的市場主體也必須平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平等是指不同的市場主體在參與經濟活動、實現自己的經濟目標的機會方面的相同性。市場主體在經營上的成敗只不過是平等地、毫無例外地適用同樣的規則的結果，經營成敗主要取決於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力，結果的差異性恰恰是市場機制的要求，也是市場機制的活力和奧妙所在。
二是法治保障了市場經濟的經濟自由性。市場機制要正常運轉，經濟自由即經濟主體的獨立意志和較充分的意思自治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經濟自由包括合同自由、競爭自由、消費自由和設立經濟組織的自由等方面的內容。其中，合同自由或稱契約自由具有特別重要的作用。契約自由就是當事人表達自己的意思，讓渡自有權利的自由。沒有契約自由原則，市場主體便不能進行各種經濟活動。社會要真正實現經濟自由，就離不開法治。這不僅因為經濟自由需要法律確認，如契約自由被規定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是合同法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所在。而且在於如果沒有法治，在法律這個領域里，自由就被剝奪了。首先，法治保障經濟主體自由權利的行使不受他人特別是政府的非法干預。其次，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一項重要原則，它要求經濟主體在法律范圍內行使經濟自由權利，並不得侵犯他人的權利。
三是法治保障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性。競爭性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最高權威。馬克思說：只有公平競爭才是推動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根本動力。而公平競爭經濟秩序的建立，必須有約束和衡量當事人雙方行為的明確尺度，即交易規則。這些規則最早表現為交易主體共同遵守的習慣，後來便表現為法律。可見，法律自產生時起，就起著維護交易秩序的作用。法律明文規定的交易規則，保證著交易的可預見性並降低了交易成本。如果沒有法律調整，市場主體不是按照法律的規定，而是想當然地行事，那麼市場秩序就會一片混亂。如果一個主體可以任意侵犯另一個主體的合法權益，那麼它自身的合法權益也會遭到別的主體的侵犯。其結果是誰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保護，這樣，公平競爭秩序就會遭到破壞，經濟繁榮和發展便無從談起。
四是法治保障了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深化發展並出現危機時的產物，當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變為壟斷競爭的市場經濟時，當代世界各國均採用宏觀調控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即國家以法律為基礎進行宏觀調。這些宏觀經濟政策主要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實施，這些法律、法規主要包括財政法、稅法、銀行法、信貸法、貨幣管理法等。另外，當市場經濟的外部不經濟時，如環境污染等負經濟效應已對社會構成巨大的威脅，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依靠市場自身也是無法解決的，也必須由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制定環境保護法、自然賈源保護法、礦產資源開采法等，對可能造成的外部不經濟行為進行規范和調整。再則，由於每個人的能力、文化程度以及職業狀況的不同而造成收人不等，這種分配不公顯然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自我調整，只有靠國家通過對社會收人進行再分配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來調整。如通過稅法向高收人者徵收高額稅的手段來降低收人的不平等，通過制定、實施保險法、社會保障法來幫助低收人階層和其他不幸者。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不能實現某些社會經濟效果，一些具有外在經濟效益，但投資巨大或收效較慢的設施，私人不願或不可能投資生產，如建大水壩、實施航天計劃、經營公用設施等，需要國家直接進行投資或經營，這就需要用財政法、稅法、公用事業法、水利電力法、國有資產投資法和管理法來進行調整。法律作為具有普遍、明確、穩定和強制特性的行為規范，確保了為克服市場弊端所需要的宏觀調控政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成為市場經濟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的必需。

D. 市場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詳細一點

市場經濟與法治建設的關系
全世界范圍看，市場經濟必須在法治建設基礎上運行，如果法治不健全，市場經濟也不可能獲得成功。國際上一些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法治建設都很健全。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一起產生、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的建設過程就是法治建設不斷完善和健全的過程。
（一）西方市場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過程與經驗分析
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法治建設的健全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主要特點，市場經濟促進了法治建設的健全，而法治建設又加速了市場經濟的的發展。1890年美國頒布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標志著國家干預經濟運行的立法開始。隨後英國、日本、德國等國家都陸續制訂了相關的經濟法。目前，法律維護市場秩序和管理宏觀經濟已成為西方社會國家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充分證實了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法治建設是保證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手段。
（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的沿革
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建設，是市場經濟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維護社會穩定、市場健康運行的客觀需求。通過法治建設，可以有效杜絕市場經濟中錢權交易，防止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弊端給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穩步發展的保證。改革開放以來，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只有加強法治建設，才能約束和抑制經濟腐敗，保證市場經濟有序進行。市場經濟的建立，就需要通過法律來協調各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盡量使經濟結構合理高效，並且通過法律約束，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過程中，要樹立正確的法制觀念，體現全民意向，利用符合經濟規律的法律制度來管理市場經濟。、
（三）市場經濟與法治經濟在本質相同
現代市場經濟不是完全自由的競爭體系，而是一個有序、規范的的市場環境。這個環境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法律規章制度來體現的。相比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可以更加有效，但前提是具備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市場經濟與法治經濟本質上是相同的。法治經濟是國家制定符合市場經濟運行客觀要求的法律，並在經濟運行中嚴格遵守執行，使市場經濟有效運行。市場經濟中各主體、行為都在法律要求范圍內規范進行，一切活動法治化。

E. 對建設法治中國三點建議

市場自由、市場秩序和法制建設的缺位

在我看來，自由和秩序是中國法制建設的一個永恆主題。為什麼這么說呢？因為我們知道，無論對於一個社會，或者是對於一個市場來說，法制建設的目標就是要解決自由和秩序的問題。

自由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動力，同樣如果我們的市場經濟沒有自由的話，就失去前進的動力。記得我第一次到德國去，了解到德國有一個《反卡特爾法》(《反壟斷法》)，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為馬列主義教給我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那麼帝國主義怎麼不保護壟斷，還要反壟斷呢？我就問德國同行，他們說，道理很簡單，西方的市場經濟，核心的動力就是自由競爭，如果沒有競爭，就沒有前進的動力，所以無論是國家壟斷也好，私人壟斷也好，只要違背自由競爭的原則，一律都要反對。我們提倡的最重要的規律，就是競爭自由，這是最根本的原則。

秩序則是一個關乎安全的問題。我們生活的社會，如果人身沒有安全保障，市場沒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著脫離了法制建設的根本目標。因此我覺得，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就是兩個保障，一個是保障自由，一個是保障秩序。這應該是很重要的兩個准則。

從我國的狀況來看，應該說我們在市場自由和市場秩序建設方面，均存在欠缺。這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建基於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經歷了成熟的自由競爭的歷程，所以當後來經濟危機來臨的時候，人們發現自由過度了，於是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出現了國家調控市場的手段。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轉過來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說，我們的市場一開始就面臨著雙重缺乏：第一種缺乏就是，沒有西方那種發達的成熟的市場自由，或者說我們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原始積累中的暴發戶式的自由；另外一種缺乏就是，我們的市場並不是全面開放的，很多交易活動還處在國家嚴格控制下。在美國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中國人有點沾沾自喜，認為我們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機，是因為幸虧我們沒有搞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其實，如果我們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場經濟標准來衡量的話，我們還是一個很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如期貨、期權，及我們剛剛起步的股指期貨，都是在國家嚴格控制下的市場交易。所以有人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大概也只是一個電動自行車時代的市場經濟，或者是剛剛發展為小汽車時代的市場經濟，我們還沒有進人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保障市場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們在市場秩序建設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說，我們國家在相當一段長時間之內，注意到了市場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我們現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等在內的一些法律，在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還比較欠缺。市場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現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體刊登了中國18家在美國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聞，[1]表明我們的企業中存在的虛假現象和誠信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我記得當時談到企業上市，都用包裝這個詞。所謂包裝上市，就是把企業本來虧損的部分篡改成盈利，這明顯是一種欺騙的行為。我們在美國上市的部分企業，更是下大力氣在包裝上市上，甚至連美國的會計公司都感覺很為難，如果不給中國公司包裝上市，那就沒有市場，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場，就必須冒違反商業道德的風險。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可以說，做假賬在中國的企業界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難怪朱銘基同志為國家會計學院題寫的校訓是「不做假賬」，當時人們都覺得很驚訝。以此直截了當的白活「不做假賬」作為國家會計學院的校訓，恰恰說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

企業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現出來，如偽劣產品、欺詐行為橫行，在中國市場上成為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數一數二，但是中國的市場秩序的表現在世界很靠後。中國市場經濟混亂的情況給中國丟了很大的臉，包括上文說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國被停牌和摘牌，中國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譽蒙受損失。現在當然好一些了，但是這些問題依然很嚴重，函待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法制建設所要解決的目標，一個是給市場充分的自由，一個是給市場安穩的秩序。如果這兩個目標沒有做到，就表明我們的法制建設，離我們所要實現的目標還有很大的距離。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個矛盾的兩面。如果我們過分強調自由，沒有秩序，那就會缺乏安穩的保障；反過來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會形成一個有了秩序，但是沒有自由，沒有動力，沒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這一對矛盾裡面，應該說自由主要是通過私法來保障的。

我們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兩個方面，雖然現在有些人認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經相對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劃分仍然存在。私法講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領域，應該由當事人自己來作主，決定自己的權利如何行使。而市場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疇了，公法的范疇就含有管理和強制的概念。舉例來說，我們國家剛開始起草的《信託法》包含了私法的內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內容，也就是說釗言托法》草稿不僅包括了信託各個方面的權利和義務，信託財產的地位，還要包括信託公司怎麼成立，信託業怎麼管理，信託的風險怎麼迴避等問題。可是後來我們在制訂過程中發現，作為私法的《信託法》比較好寫，但是涉及到信託業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較復雜。所以當初幫助我們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專家，主張應該將《信託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開寫。我們不得不接受日本專家的建議。最後，《信託法》起草的時候，由於信託的公法拿不出來，所以我們出台了純私法性質的《信託法》。但是問題也出來了，不久前在一次信託業研討會上，大家深深感到，信託產業光有私法還不行，雖然有國務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規定，但是沒有公法，就沒有辦法保障信託業安全的實施。所以從這點來說，立法的時候很重要的是一個配套。我們立了《信託法》，但是我們沒有《信託業法》，也沒有《稅法》。信託業怎麼上稅？沒有規定，也沒有規定國家設立信託公司的要求，信託公司設立有哪些條件？它的保證金在運轉的過程中怎麼能夠保證安全？這些都沒有。

應該說，一個國家從側重市場自由到市場自由與秩序並重這個局面的形成，要經歷三個階段。最早的階段主要是通過《民法》保障市場的自由，但是同時也捎帶講講市場秩序的問題。隨便舉買賣關系為例。過去的時候也有欺詐，但是最早的時候，對待欺詐的辦法是採取一個原則，就是讓買者小合，誰買東西誰要小心，如果認為對方欺騙你，是因為你不了解買賣的規則。但是後來逐漸發現這個規則不對了，不能僅僅要求買者小合，還需要追究賣者的欺詐行為，所以規定了對於欺詐的一些措施。德國《民法典》裡面有個帝王條款，比如誠信就是《合同法》裡面的帝王條款，買賣雙方訂合同，首先要根據誠信原則，不誠信怎麼行？這些應該基本上是在民事規范裡面解決的。

第二個階段，解決在《商法》裡面出現的新問題。我們拿最典型的《證券法》為例，《證券法》是解決商事規則裡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們把《證券法》寫在商法裡面，而台灣地區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規范裡面，這是一個公法范疇。因為在《證券法》裡面，不僅要保證證券交易雙方的自由，而且還要解決交易過程中的欺詐行為，防止交易過程中的欺詐。我們後來的商法裡面，很多採用了這樣的辦法來解決。

最後一個階段，應該說是經濟法的體系出現了。以美國為例，美國1890年通過了《榭爾曼法》，該法就是以反壟斷著稱，本來兩個企業合並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但是現在就不行了，如果兩家很大的企業相互兼並，就會損害別人，因為侵吞了過多的市場份額，會把別人的市場擠掉。所以在這一點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規定。這就是我們常常說的，作為經濟法出現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傾銷法》，還包括《反欺詐》等等這樣的法律。

F. 建立法治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需要利用法治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因此，要按照政府「法無授權不可 為」、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積極探索制定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和市場投資「負面 清單制度」，劃定權力邊界、規范權力運行，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讓「看得見的手」依法行事、 受到約束，讓「看不見的手」在規范發展中迸發更持久活力。 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關鍵在於以法治立規矩、建秩序，堅持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 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的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G. 如何理解法治建設對繁榮汽車市場的重要作用

把這件事兒都有完善汽車市場，促進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廣告作用。

H.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