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困境

① 當代中國實施法治的困難

您這不是為難人嗎？你沒看今天中午的法制頻道的法律動車行嗎？張紹剛文網媒的代表，都推脫，沒人敢說話，中國可以沒有法治，也可以很難，也當然有解決的辦法，但是最好別說，有時候是不能說，有時候是說不了，我估計要是誰舉了這樣的例子，刪貼將隨之而來，不舉例了吧（倘若你是寫論文的話我幫不到你了），談談法治吧，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一，法制的難點我覺得：1，民主有嗎？2，司法權獨立嗎？3，最起碼的人權保障有嗎？4，執法為誰？5，媒體是為DANG說話還是為老百姓？6，有多少人信任法律及其執行者，等，這些法治最最基礎的東西哪樣具備？現在談法治無異於直接蓋7樓，難到不可能，基礎不具備，環境不具備，國情不具備，...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一直很好奇我沒祖國的選票是什麼樣的？法治的重點：1，健全的法制，2，合適的法治基礎，3，法治環境，4，普遍的法制意識，5，人們對法律的信任程度，6，經濟基礎，等，解決辦法：... ...，不敢說，我覺得重點難點可涵蓋，簡單說就是：正常的貫徹執行就可以了，連說話的 自 由都沒有，談法治，尚早，先從 人 權開始吧，你沒看到這里的規矩上寫著不準談政治，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任意的擴大解釋為亦不可談法治，摟主，很抱歉，我只能說這么多，也不敢斷定這幾個字的命運，能否通過審查，但我不匿名，從實際出發吧，法治，我們樂觀一點，希望在婦產醫院的嬰兒房吧，

② 中國實現法治社會遇到的困難有哪

現代來法治是人類社會綜合發展的產自物，一個國家能否從「人治」社會走向「法治」社會，不僅取決於其社會結構及國家制度等方面的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文化思想的影響。即人們能否擺脫「人治」思想的束縛，接受「法治」的思想。在當代，影響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的思想主要就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背景的儒家傳統文化思想，因為儒家思想自漢代以來就在中國的歷史上占據著統治地位，對中國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自近代從西方引進了「法治」概念與思想以來已有百多年，但作為近代從西方舶來之物，「法治」的概念進入中國後，在與中國國情的長期碰撞過程中，主要地被作為工具和手段而接受，次要地被作為理念和價值而認同。它幾乎還沒有成為國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今天，傳統的儒家思想仍然在中國社會、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

③ 鄧正來 中國法學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法學的困境與出路2008年02月19日 16:50鳳凰網專稿【大 中 小】 【列印】《世紀大講堂》節目在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

首播時間：2月23日 (周六) 14:10

重播時間：2月24日（周日）08:2523:30

主講：鄧正來 復旦大學教授

法學興則法治興，法治興則國運興。

人權、憲政、法治這些西化理想圖景是否適應中國?

中國法學困境何在?出路何方?

挑戰習慣思維，顛覆主流思考。

《世紀大講堂》力邀著名學者鄧正來,向中國學術發起新的思想沖擊波。

鄧正來簡介：1956年出生。1985年從體制內退出，個人獨立治學，其研究領域涉及政治學、哲學、法學、經濟學，被媒體報道稱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2003年被聘為吉林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鄧正來的家在北京的天通苑北以北，名副其實的遠郊。按照同事小莫的說法，那地方就是個睡城：因開發晚、外來人口多、服務設施落伍，最佳的放鬆方式只能是在家睡大覺而得名。

但鄧正來肯定是這個睡城裡的清醒者。

這種清醒意識或者來自其自身早年所經歷的苦難，當過童工、失過業、睡過地鐵。鄧正來和一般學院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很大的不同在於，他讓你強烈地感受到他的思想基點是那麼的低：他會問你當一個農民只有通過砍柴來獲得生活資料時你如何讓他理解環保權的可貴。他還會追問年年的「三一五」晚會有幾個農民真正關注過和被關注過。「中國法學的最大傷痛在於只在都市的小圈子裡自娛自樂，它離中國的實際很遠。」

他不無嘲諷地說，現在中國學術界很多人在拚命地拾人牙慧，拔著自己的頭發去舔人家的腳後跟。

「我是外語出身，現在有的學術新名詞翻譯過來連我都看不懂。」鄧正來的翻譯水平是倍受推崇的，他的《自由秩序原理》已然是國內研讀哈耶克所必備的經典，事實上，鄧正來在政治學、法學等諸多方面的造詣有時候還掩蓋了他的翻譯才能。

但鄧正來的特立之處就在於，他是個不安分的知識分子。別人或者終身從事翻譯，或者終身以法學政治學哲學為業，不亦樂乎？然而鄧正來喜歡新鮮的感覺。更確切的說，他喜歡尋找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去不斷革除舊業陳規。

「洞見或透識隱藏於深處的棘手問題是艱難的，因為如果只是把握這一棘手問題的表層，它就會維持原狀，仍然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把它連根拔起，使它徹底地暴露出來；這就要求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這是維特根斯坦錘煉思維的經驗，這也是鄧正來所信服的治學格言。

「很多人一輩子吃哈耶克這碗飯，我不喜歡。我研究過他但現在他是我自己思想的過去時。」

從體制內消失獨立治學十餘年，近年又由體制外轉入體制內；個人的行蹤也由北京到東北，進而入駐復旦。鄧正來留給人們的是來去自由的瀟灑的背影。

④ 中國現代政治的困境是什麼

1、取消行政力量對大學教育的干涉，在堅持黨的正確領導下，放開學術思想自由

2、嘗試建設城鄉統一戶籍管理，消除人為製造的二元制度歧視

3、調節收入分配格局，降低資本要素參與分配比重，對惡意炒家課重稅

4、理性回歸政治主體本色，重視人大、政協的作用，對政府公權進行限制

5、適當放寬公民輿論自由，政府需要重視網路民意

6、更加重視強調民生和國內消費，讓改革成果真正民享、民治

7、組建強硬的中央決策團隊，明確工作責任制，權力分開與統一協調

長遠目標：

憲政民主、可保障的公民尊嚴、可制約的政府公權、法治社會

⑤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哪些方面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具體表現在：

1、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2、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3、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

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

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5)中國法治困境擴展閱讀：

我國法治建設存在的問題的改善：

1、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

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2、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

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⑥ 我國司法獨立的困境是什麼

1、司法機關與黨政機關的關系：

在我國，司法獨立是黨領導下的「獨立」，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員會領導和協調公、檢、法工作的機制一直在運行，這在事實上形成了我國司法領域中「一個家長，三個孩子」的制度現實。雖然現在各級黨委、政法委審批案件的做法已大為減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還是必須要向黨委或政法委請示或者接受其「過問」。

雖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不能脫離黨的領導，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所有的領導幹部基本屬於黨的成員，因此其受黨的領導和管理是必然的問題。如此一來，司法機關是不可能脫離政黨對其的干預，無論是在有形還是無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擾。

2、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在人、財、物的配置上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這不僅包括司法機關的日常經費開支，更包括了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等現實的開支，具體的數額和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預算的，缺乏獨立性，經濟保障不足且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有時難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當事人乞討的尷尬。

由於地方各級法院的人、財、物均掌握在地方，從而使得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單一制國家，司法卻不能獨立於地方。我們的司法機關在人事、財政上嚴重地依賴於地方，地方法院和檢察院都同在一個地方政府制約下，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也不可能不受當地經濟利益的左右。辦金錢案、人情案，司法活動中的腐敗現象突出。

3、司法機關與人大的關系：

我國憲法在確立司法獨立原則時，沒有規定司法機關有權獨立於權力機關。我國憲法採用的是議行合一的政體，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部國家權力由人民代表大會即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依法產生，司法機關應該對權力機關負責，並接受其監督。

由於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未排除人大對法院審判活動的事前干預，現實中已出現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進行「個案監督」的事例，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機制還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約。實踐證明，不講究黨的領導方式和人大監督機制的合理化，必然會影響司法獨立的實現。

4、公、檢、法之間的關系：

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審判監督的職責。這種監督的方式和程度雖然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趨勢，但畢竟與法院形成一種監督上的上位與下位關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辦理，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時「互相配合」，這種平等的配合制約關系，使得以審判至上為前提的司法獨立難以有效貫徹，很明顯與司法獨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⑦ 當前的道德困境,一定意義上也是法治的困境,這句話什麼意思

因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准，道德是超越法律的存在，遠比法律要求的高得多，要是人人都是講道德的，那就沒法律什麼事了。法律要求的就是最低的標准，低於這個線就是違法行為。所以說道德的困境也是法治的困境。

⑧ 在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境或阻礙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⑨ 法治中國建設存在哪些困境以及下一步發展方向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法治建設是在一種缺少社會根基的狀態下行進的,因而權力一直難以被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隨著改革步入"深水區",已面臨著思想觀念的價值撕裂、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錯位運行、社會沖突的隨機性迸發、拜金功利心態下的"叢林秩序"等困境和危機,因此,要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需要以培育法治的社會根基為立足點,重建價值觀體系、重塑體制機制、重組社會結構和塑造公民性品格,以此推動"法治中國"的早日實現。

⑩ 法制現代化的歷史根源和當前困境

同學，華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