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與政治現代化

Ⅰ 從依法治國的角度如何正確的把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內涵本質
強調「國家治理」而非「國家統治」，強調「社會治理」而非「社會管理」，不是簡單的詞語變化，而是思想觀念的變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創新，也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勢必要求對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理論上說，治理的概念不同於統治的概念，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徵。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力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國家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力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力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運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後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無論在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下，無論哪個階級行使統治，誰上台執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都希望自己執政的國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但是，歸根到底，治理是實現一定社會政治目標的手段，相對於國家的統治體制而言，治理體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
國家治理體系就是規范社會權力運行和維護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體系，分別包括國家的行政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有效的國家治理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協調、動態和整體的制度運行系統。
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於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徵就是國家與社會處於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並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社會政治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表徵。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以下五個標准。首先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業治理和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須保障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其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其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徵，是區別於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學家通常也將現代國家治理稱為民主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有了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既包括官員的素質，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質。僅以官員的素質來看，縱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素質低劣，國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強，社會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將優秀的公民遴選出來，授予他們權力，並且以制度對官員的權力進行制約。
必然要求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對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現代化建設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另一方面也是對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的主動回應。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的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我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准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那麼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於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體已經形成，各種利益沖突日益明顯。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我們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公民參與的渠道還不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官員的腐敗和特權屢見不鮮，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高而效率低下，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等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說明我們現存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還相對落後，跟不上社會現代化的步伐，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需求。如果不採取突破性的改革舉措解決國家治理中存在的緊迫問題，那麼我們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機有可能轉變為全面的統治危機和執政危機。化解治理危機的根本途徑，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必要舉措
如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中全會《決定》就是總的指導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線圖和重大的戰略部署。我在這里特別想強調以下六點必要舉措。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沖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解放思想，是一個民族保持其理論思維的先進性和激發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沖破傳統和教條的束縛，提出新的觀點和見解。治理體制的改革屬於政治改革的范疇，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們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永無止境」不僅指時間的維度，也包括空間的維度。從時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從空間上說，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涉及各個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特別是治理領域。判斷一種新的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應當看它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富強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會的公平正義，看它是否有利於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只要有利於「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新觀念和新實踐，都值得重視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縛社會政治進步的體制機制都應當破除。
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正如《決定》指出的，我們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又要加強頂層設計，加強宏觀指導。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鑒於這樣一種現實情況，頂層的制度設計和宏觀指導，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尤其重要。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按照《決定》的總體目標，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然而，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制改革創新的動力源自經濟發展、政治進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沖擊，但其直接動力則是壓力、激勵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長久性的動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無論其效果多好，多麼受到群眾的擁護，如果最終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廣，那麼，這種創新最後都難以為繼，難免「人走政息」，成為短期行為。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好經驗。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改革創新，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各國在這方面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訓，我們應當借鑒、汲取。我們從來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當然包括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於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司法實踐中的「律師制度」、政務公開中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社會治理中的「參與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西方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具有當年鄧小平同志引入市場經濟那樣的胸懷和膽識，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認清世界發展潮流，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兩個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制度的破與立。一方面，要像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現存的不少治理體制機制不盡合理，有些違背了政治學的公理，有些則嚴重損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機構只有權力而幾乎不承擔責任，政出多門、職責不清、職能錯位等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這兩者都遠遠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於許多重要的制度機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極不完善。憲法規定的許多公民權益，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重要的原因也在於相關執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流毒。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35年後，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流毒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築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
《決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換言之，要在二〇二〇年初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在七年內要完成這一任務，其艱巨性可想而知。實現這項艱巨的戰略任務，不僅需要堅定的決心、堅強的領導和果斷的措施，同樣也需要寬廣的胸懷、高度的智慧和正確的道路。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超越任何組織和群體的局部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和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著眼點；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不僅要有政治精英的參與，也要有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要依靠黨組織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更要嚴格遵循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基本方略。
總而言之，只有沿著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反過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Ⅱ 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執政黨最高政治文件和最高政治決策的形式,對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引導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地深化各種體制改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製度化、法治化的引領、規范、促進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對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內容。我國憲法規定,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基於「沒有法治,就沒有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思維,基於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新認識,基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的新判斷,基於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的新理念,我們必須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高到落實黨和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總抓手的新高度來把握,把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納入到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范疇中來展開,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保障憲法法律實施置放到維護國家治理權威、夯實黨的執政基礎、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大格局中來落實,把建設法治體系、發揮法治功能的基本要求貫徹到引領深化改革、促進全面發展、構建有序社會、保證長治久安的具體實踐中來實現。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新形勢下發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國的要義是,通過反腐治權、依法治官和監督制約公權力,通過尊重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實現人民民主。因此,發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為國家和社會主體的政治地位和主權權利,必然是依法治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發展人民民主對依法治國的新期待,不僅表現或者停留在公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依法享有管理權、知情權、參政議政權、監督權等政治民主和政治權利方面,更多的是表現在對社會民主與社會權利,如自我管理、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住房就業、教育衛生、公共服務等;經濟民主與經濟權利,如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獲得財產或企業股份、參加工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帶薪休假、適當生活水準權、安全生產等。廣大人民群眾不僅需要抽象的民主政治權利、民主政治參與,更需要具體實在可參與、被尊重、平等公正的民主政治權利；不僅需要玻璃天花板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政治權利,更需要兌現實在實惠實用的人身財產權利、經濟社會權利、環境生態食品安全權利等具體權益。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主要途徑。依法治國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主要途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推進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學化和信息化,核心是推進國家治理的法治化。一方面,要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法治化。法治國家治理制度體系中的絕大多數制度、體制和機制,已通過立法程序規定在國家法律體系中,表現為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因此,發展和完善國家法律體系,構建完備科學的法律制度體系,實質上就是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法律化、規范化和定型化,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國家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歸根結底是要增強治理國家的權力(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強化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力、遵守力,提高國家制度體系的運行力、執行力。應當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法治基本方式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全面依法治國不僅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方式,對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引領、規范、促進和保障等重要作用。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需要。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社會分工、公平競爭和自由等價交換,實現市場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因此,要充分發揮市場功能,必須規范政府行為,將權力關進法律和制度的籠子里,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過分干預,依法保證市場主體自主決策、分散決策；必須保護財產權利與人身自由,保證市場主體平等地位,實現公平競爭；必須貫徹誠實信用原則,降低交易成本；必須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有效解決爭議,維護市場秩序。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完善法治體系,形成良好法治環境,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通過民主科學立法,實現初始環節資源配置的分配正義；通過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實現法律的執行正義和矯正正義功能。司法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可以為市場經濟改革提供一種緩和機制。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加快法治中國建設的必然要求。建設法治中國,是中國人民對自由平等、人權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秩序、尊嚴幸福等法治價值的崇高追求,是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國家工作法治化的實踐過程,是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管理國家、治理社會、配置資源、保障人權、馴化權力的良法善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要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不斷深化法制改革,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推進依憲治國,切實尊重和維護憲法權威；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法律體系；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成法治政府；推進公正司法,建設獨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推進全民守法,加快建設法治社會；推進依法治軍,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努力推進地方法治建設,夯實依法治國的實踐基礎；推進法治國際合作,完善國際法治新秩序。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推進依法執政,切實加強和改善黨對依法治國事業的領導和保障。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基本途徑。公平正義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普遍價值追求,但卻見仁見智,沒有共識性的最大公約數。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我們不宜抽象地主張公平正義,而應當通過法律和法治來表達和實現可操作的公平正義:一要充分發揮法治的功能,重構我國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評判體系,把公眾對於公平正義的利益訴求納入法治軌道。通過科學立法,把抽象合理的公平正義訴求轉化為具體明確的法定權利或權益；通過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公眾的合法權益。公眾通過法治方式,依法維護和實現自己表現為法定權利或權益的公平正義。二要通過公平公正的實體法,合理規定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合理分配各種資源和利益、科學配置各類權力與責任,實現實體內容上的分配正義。三要通過民主科學的程序法,制定能夠充分反映民意並為大多數人接受的程序規則,從程序法上來配置資源、平衡利益、協調矛盾、緩解沖突、規范行為,實現程序規則上的公平正義。四要在發生矛盾糾紛等利益沖突問題時,通過包括司法程序在內的各種法治程序、法治機制來解決,實現法治的實體與程序公正,至少是法治程序的公正。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反腐治權的治本之道。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死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應當更加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權力放進法律制度的籠子里,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反腐治權,切實從體制、機制和法治上遏制並解決權力腐敗問題。腐敗現象千變萬化,腐敗行為林林總總,但歸根結底是公權力的腐敗,因為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所以各法治國家要依法分權和治權。公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五花八門,公權力腐敗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歸根結底是權力尋租,是掌握和行使公權力的各類主體的腐敗,而這些主體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所以各法治國家不僅要依法治權,而且要依法治官、從嚴治吏。在我國,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法治思維下反腐治權的必然要求。反腐必須治權,治權必靠法治。

Ⅲ 把握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努力的方向是什麼促進國家法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求，完全符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治國理政基本方略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到2020年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且對小康社會提出了諸多新要求。其中一項重要要求就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這里涉及兩個重要概念：「國家各項工作」的范圍和「法治化」的判斷標准。《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高度來認識，很顯然，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遞進關系和政策上的連續性。從邏輯上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評判指標，同時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的必要條件。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就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必須達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

Ⅳ 全面依法治國,摧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的兩大基本杠桿是

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的兩大基本杠桿是民主和法治專。全面依法治國屬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個總目標，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工作重點和總抓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

(4)依法治國與政治現代化擴展閱讀

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黨深刻認識到，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什麼時候重視法治、法治昌明，什麼時候就國泰民安。

什麼時候忽視法治、法治鬆弛，什麼時候就國亂民怨。」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把全面依法治國堅持好、貫徹好、落實好。

Ⅳ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Ⅵ 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基本標志。我國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是什麼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 意義：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核心:依憲治國 關鍵:執法必嚴 依法治國的含義和內容是什麼? 含義：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個人意志而改變。 內容： ①依法治國的主體是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②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③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國是一切國家機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④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 ⑤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⑥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總之，依法治國要求各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Ⅶ 怎樣理解「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現代化的具體落實

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要求，完全符合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治國理政基本方略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到2020年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且對小康社會提出了諸多新要求。其中一項重要要求就是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這里涉及兩個重要概念：「國家各項工作」的范圍和「法治化」的判斷標准。《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的高度來認識，很顯然，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遞進關系和政策上的連續性。從邏輯上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評判指標，同時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的必要條件。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就沒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必須達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
「法治化」與「現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從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來看，「法治的現代化」與「現代化的法治化」的任務具有同等
重要的意義，「法治化」與「現代化」必須齊抓共促、齊頭並進，才能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健康有序地向前發展。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伴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不斷向前發展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到黨的十八大提出「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針，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以保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法治的現代化進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以新十六字方針為依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主題，圍繞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各項要求，提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以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具體任務，為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法治化的制度依據和實踐基礎。

Ⅷ 高中政治關於依法治國的知識點 急啊

第四課 民主政治 依法治國
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1.民主的涵義（）
從根本上說，民主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包括國體、政體、政黨制度等。
2.作為國家制度的民主，包括國體意義上的民主和政體意義上的民主。（A）
3.社會主義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B）
①我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根本准則，因此，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
②人民當家作主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所決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我們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即人民民主。
4.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和主要目標
（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性）
1)民主與富強、文明、和諧一起，構成社會主義的四位一體的目標。
2)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3)只有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才能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而共同奮斗；才能把人民群眾的智慧集中起來，形成正確的決策，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5.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B）
1)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內容（民主在當代中國的主要實現形式）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主制度。
2)民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表現（B）
①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根本上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
②中國的民主是由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在中國，享有民主權利的人民范圍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③中國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對敵專政，以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④中國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的民主。
6.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B）
1)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①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②要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③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④要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A.基層群眾自治體系的主要內容
農村村民委員會、城市居民委員會、企業職工代表大會
B.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意義
廣大城鄉群眾通過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當家作主最有效、最廣泛的途徑。
二、民主與法制
1.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要求（A）
1)社會主義法制的含義
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的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它是立法、執法和守法的總稱。
2)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要求（內容）
①有法可依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本前提。
有法可依就是指要立法，要制定各種法律法規。
②有法必依
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的中心環節。
一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全體人民都要依法辦事。
③執法必嚴
社會主義法制的權威體現。
他要求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嚴肅執行法律規定，切實按照法律規定的原則和內容辦事，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事。
④違法必究
社會主義法制強制力的體現。
它要求切實貫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2.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關系（C）
1)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
①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產生的前提。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法制。
②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發揮力量的源泉
只有充分加強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制定真正體現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意志的社會主義法律；只有充分加強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使社會主義法製得到自覺遵守、切實執行和嚴格監督。
2)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保障
①社會主義法制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②社會主義法制為人民行使民主權利指明了方向。
③社會主義法制保障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

三、實施依法治國方略（C）
1.依法治國的內涵
1)依法治國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
2)依法治國必須制度化、法律化
3)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2.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與黨領導的關系）
1)堅持黨的領導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
2)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是在黨的領導下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
3)依法治國是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的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法治國。
3.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意義
1)概述：依法治國對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步伐，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3)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4)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4.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兩者關系）
1)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廢。
2)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
3)法治是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性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是以其感召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
4)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5.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1)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目標：
建設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目標是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基層民主更加健全，社會秩序更加良好，人民安居樂業。
2)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根本要求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①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
②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目的。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共產黨領導的實質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
③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民主政治建設只能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

Ⅸ 為什麼說依法治國是新時期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

鞏固統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