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法治名人

Ⅰ 中國歷代有哪些在法治方面比較有成就的偉人

管仲、商鞅、韓非、李斯等等，法家的這些代表人物只能說著名，不能說他們是偉人，算不上。

Ⅱ 我國歷史上提出法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韓非子：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遠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思想卻偏偏無法在當時的韓國實現，其中的原因當然復雜，韓非在流落到秦國時，向秦國國君闡述了他的法制理念，並詳細地為秦國制訂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規，秦國國君雖然沒有重用韓非子，但是，卻採納了他的思想和觀念；因為，秦國自商鞅以來，歷代都重視法制手段，比如，范睢，呂不韋、李斯等，他們都順勢而為，尊重了秦國的實際，都推崇法制觀念的。

Ⅲ 關於世界歷史上推動法治進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國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歸納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法治國的思想。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礎。作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負著反對「禮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論證依法治國的合理性上是不遺餘力的。他的理論邏輯大概是這樣的：首先，他認為，人人都有「好

利惡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這是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1]。正因為「人好爵祿而惡刑罰」，所以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道德來統治。法家的人性論是是當時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民權利義務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這種人性論來否定溫情脈脈的宗法關系和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並為實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據的。[2]與此同時，商鞅強調了反對復古保守的觀點，主張「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為了在理論上說明，即使是伏羲、神農、皇帝，他們都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因此，「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智不慧也。」總之，現今的社會只能用以力量為特徵的法治。[5]由此，商鞅論證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於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國的思想在變法中得到了實踐，其內容筆者認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概括「盡九變以籠五官，核其憲度而為治本」[6]。

二、嚴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說是「重刑主義」，是商鞅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這一點從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驗證：「不告者腰斬」，「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被刑」「禁奸止過莫過於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麼為何其要選擇與傳統的明德慎罰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筆者認為，這和商鞅的統治方略有關，而非其思想的落後和殘暴。商鞅為秦國臣民設計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動擇利避害的道路，而為國家設計的是用賞導，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統一，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賞足以使民擇而不旁求他利，；使罰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從而實現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當然，在厚賞和重罰之間，商鞅雖也重視厚賞，如「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10]，但無疑，他更加重視的是重罰。商鞅認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姑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義說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見，商鞅的重刑論就是預防論。

三、刑無等級的思想，或者說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強調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為堅決。他聲稱，「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一刑，則就是「刑無等級的思想。這一點在「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中體現得更加明確：法的實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輕重，法律根本不能屈從權貴。從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商鞅緣何會堅持「刑無等級」？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很顯然，這是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的需要，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重新分配權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強烈願望，事實上，也正是奴隸主貴族反對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其二，應該是商鞅樹立法律威信的需要。變法之初，法必不能馬上為民所信，商鞅對這點也非常重視，此後著名的「徙木賞金」也正是為了取信於民。而此時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幾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說的「一刑則令行」也正是這個道理。

以上是我認為商鞅最重要並且是影響最深遠的三點法律思想，當然，他的法律思想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思想的法必須「布之於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須統一、穩定、沒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罰已錯又移之，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定分止爭，即確定名分，防止爭奪，維護等級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

2韓非子

一）本體領域------道的無為和奉法治國的「體道」無為的關系

韓非認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無為原則，是「體道」的具體表現。韓非是道本體者。認為道是宇宙本體和萬物本原。對此，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他還說，道是一種「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宇宙萬物的總根源，是由於道虛靜無為、能放任自然而無所不為。人們要成功，必須要效法道的虛靜無為。這便是「體道」。「體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動的原則。對於君主來說「體道」的最好方法是無為而治。其具體方法是：擺脫喜惡之心，做到無喜無惡、任其自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多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韓非告誡君主，治理國家應該清靜淡泊，不存喜惡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領域------人的性情和「緣理」推導出法治的必要性

韓非從人性的角度論證，君主奉法而治是「緣理」的表現。按韓非的思想，世間萬物都是稟道而生的，萬物稟道所獲得的內在規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屬性上就是「理」。「體道」的原則要求人們在對待萬物時應「緣理」而為，因循萬物的本性。君主統治天下必須因循人性的本來面目和事實情況。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來，人性好逸惡勞、自私自利。在此基礎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絕混亂。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趨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體道」「緣理」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三）價值領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張了法治的合理性

韓非指出，法家主張法術，並非好法而法，而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實行法治，暫時痛苦而可長久的利；實行仁政，苟樂而後患無窮。君主採用法治並非出於殘忍，而是出於長久的考慮。君主奉法而治是應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國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歷史領域------時代的變遷與道德的軟弱共同印證了法治的優越性

在「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問題上，針對儒家所說的古代聖賢德治而國富民豐的傳說，韓非反駁說，古今的社會狀況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古代資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費力就有充足的資料，人們所以不爭。如今人口越來越多，致使財貨短缺，紛爭激烈。時代發展了，社會環境和物質情況也隨著發生變化，治國之策也要隨之變化。如果再用老辦法應付新問題，就會顯得力不從心、束手無策。應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制定出新方法、新對策。這就是他所說的：「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世異而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非凡的現實主義的韓非不恪守陳規，而是強調時代和歷史的變遷，要求因時制宜，不斷更換、調節新的統治政策，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後王「原則。韓非的」法後王「原則是其社會變化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治國方針的理論依據。道德手段也許適應於古代，卻不適應於當今。對當今來說法治優於德治。

總之，為了證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韓非進行了多方論證，涉及到本體哲學、人性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多個方面。而在論證中，韓非更堅定了他的治國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這個最厲害
該書所倡導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權力分立是對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有力抨擊，成為此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綱領。特別是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權與制衡理論，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經過法、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構建民主制度和政權體制的組織原則。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並藉此找到恢復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我就想起來這三個人，其他的你再找找。

Ⅳ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4)歷史法治名人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Ⅳ 春秋戰國時期法治改革的代表人物

韓非子是戰國復末期製法家代表人物，他主張改革，反對空談仁義，提倡法治，用嚴厲的刑罰鎮壓人民的反抗，提出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深受秦國國君的賞識．秦朝開創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就是以法家思想作為治國理論的．
故選D．

Ⅵ 中國歷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學家

1、史尚寬

史尚寬，安徽安慶桐城南鄉，民國著名法學家，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為迄今為止獨立完成"民法全書"的第一人，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2、肖蔚雲

肖蔚雲，1924年10月生生於湖南省祁陽縣，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59年畢業於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獲國家法副博士學位。

3、張釋之

漢文帝時，張釋之捐官出仕為騎郎，十年未得升遷，後經袁盎推薦，任為謁者，因向文帝陳說秦漢興亡之道，而補任為謁者僕射，累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等職。後升任廷尉，嚴於執法，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抵觸時，仍能執意守法，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

時人稱贊「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漢景帝即位後，因張釋之曾彈劾時為太子的景帝「過司馬門不下車」，將釋之謫為淮南國的國相。

4、商鞅

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5、韓非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Ⅶ 中國古代歷史表現嚴明法治的事例

明朝君主主張嚴刑峻法，對貪污受賄、坐下犯亂處以嚴刑。尤其是在明朝開國初年版表現的最突出，朱元璋十分厭權惡貪污受賄，一旦貪污超過50兩被發現就會被殺頭。同時，朱元璋對任何威脅其統治者絕不姑息，僅胡惟庸案，朱元璋就下令殺掉了一半的開國元勛。這些是明朝嚴刑立法的表現

Ⅷ 中國近代法律人物有哪些

有餘槳昌、鍾賡言、程樹德、石志泉、李浦、張孝移、江庸、王家駒、黃右昌、劉志敭、朱深、夏勤、李懷亮等

Ⅸ 高分求古今中國的法治人物及其名言

我幫你找找。
孔子，「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產版，「民不可逞，度不權可改」。商鞅，「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則不威。」韓非子，「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一民之軌，莫如法」。管子，「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司馬遷，「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歐陽詢，「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劉禹錫，「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包拯，「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張居正，「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梁啟超，「立法之業，益為政治上第一關鍵，覘國家之盛衰強弱者，皆於此焉。 」

Ⅹ 遵守法律的名人故事有哪些

1、西漢張釋之

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
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大意是有人在把劉邦廟里的玉環偷走了,漢文帝大怒要治罪,張釋之認為論罪當斬.漢文帝很生氣說受不了這貨太過分了,我讓你辦案就是要判誅族,結果你按照法典回答我,這搞不成。

張釋之說律法的規定就是這樣,罪惡本身是一樣的,怎能以對陛下您本人的忤逆與否而做出區別判罰?在宗廟里偷個禮器就要族誅,那如有百姓在劉邦墳上取了一捧土走了,該如何判罰?

2、唐周時期狄仁傑

儀鳳元年（676年）,武衛大將軍誤砍了唐太宗陵園內的柏樹,狄仁傑說他應該被免職.但唐高宗說要殺掉,狄仁傑又說不行,罪不當死.唐高宗用了和漢文帝一樣的理由,說砍老爹陵園內的柏樹讓我不孝,必須死.狄仁傑就用了上面張釋之的例子和魏文帝曹丕與辛毗的例子來說明。

總結說,陛下的法典,各種罪名判罰都不同,哪有犯了非死的罪名卻一定要死的?法如果變換不定,那麼百姓將無所適從.如果陛下一定要改變法典（意味把這事定位死罪）,那麼從今日開始（你先定了死罪,以後就都是死罪了,但武衛將軍不能死,因為此時你還沒改法律）。

3、北宋包拯

包公自幼父母雙亡，全靠兄嫂撫養成人，供養讀書，科舉中第，步入仕途。兄嫂惟一的獨子包冕作為地方官，利用職務便利，貪污用來賑災的糧錢，後被人舉報。作為監察官的包拯，親自審理此案，查明事實真相後，下令處死自己的親侄子包冕。

臨行刑時，面對嫂子的責罵，包拯表明自己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而是因為職責所在，要嚴格執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為了解脫自己的道德煎熬，包拯跪地直呼「嫂娘」，願代替侄子為她「養老送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