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胡建淼

① 「紅頭文件」違法時怎麼辦

「紅頭文件」違法時應該按照法律的規定執行，因為現在黨中央提倡依法治國。

② 行政法新論的問題：從行政法產生的角度，談我國行政權利的現狀和行政法的發展趨勢

我國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應當說是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同步的，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分散在集中、從低層次到高層級的逐步發展的過程，其中有兩次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一是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和實施，它從司法監督的角度有力推進了行政程序法制建設，其中有宣言式的規定條款：具體行政行為違背的法定程序的，得以撤銷；二是1996年《行政處罰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全面行政程序法制建設的開始，《行政處罰法》的重要貢獻在於：在行政訴訟法確立的程序違法無效的原則上，又進一步確立了保障公民權利與促進行政效率相結合的公正、公開原則，規定了告知、陳述、早辯和聽證等程序制度。總體來看，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逐步加快，並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主要表現在：

1、新憲法為行政程序法律化提供了憲法依據。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有關於行政程序基本原則的規定，這些規定構成這些國家行政程序的根本法律淵源。我國憲法並沒有專門明確規定行政程度的基本原則，但是，憲法中的有些規定卻可以被認為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依據。例如，憲法第2條第3款規定：「人民依照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一規定是行政程序法上公開原則、參與原則的憲法依據。

2、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法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建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一大批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行政程序無法可依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20世紀80年代以後，行政程序法律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有關國家機關先後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度程序暫行條例》、《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行政復議條例》、《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等等。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使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覆蓋面大為擴大。

3、某些行政領域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程序制度。雖然目前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總體上還比較落後，但從局部看，有些領域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經相當完備。如行政處罰程序、行政復議程序等。以行政處罰以例，1996年頒布的《行政處罰法》，對行政處罰決定的簡易程序、一般程序和聽證程序，以及行政處罰的執行程序都作了統一、明確、具體的規定。此外，還制定了大量專門規定特定領域的行政處罰程序的單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這使我國行政處罰程序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規則體系。

4、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行政程序制度開始得以確立，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行政程序已不再被單純地看作保障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它的控權功能和保護公民權益的功能逐步被立法者所認識，其結果，使得我國行政程序中以控制行政權和保護公民權益為主要目的、體現現代法治精神的規則和制度逐步被確立。例如，告知程序、聽證程序、迴避程序、復審程序等。這種變化表明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逐步向現代化邁進。

5、行政程序制度獲得了相對獨立的法律地位。隨著國家法治的發展，行政程序開始獲得獨立的法律地位。例如，《行政訴訟法》明確地將程序合法作為行政行為合法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行政處罰法》則明確規定，沒有法定依據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處罰無效。這些規定表明，我國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實體法的附庸，它已經獲得了獨立的法律地位。盡管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有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化的水平還比較低，行政程序法律化還存在諸多問題。

二、完善我國行政法的必要性和趨勢（途徑）

就我國行政法存在的種種問題和不足來看，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根據行政法學的一般理論和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我國行政程序制度加以改進和完善，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的行政程序制度也應當加以改進和完善。

（一）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改變我國向來重實體、輕程序這一落後觀念的必要途徑

行政法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機統一，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沒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就談不上行政實體法律目標的實現，甚至還可能帶來破壞和其它消極的作用。在行政法制建設的起步階段，一般地說，行政程序法往往成煤其實體法的附屬品，行政程序法遠沒有行政實體法發達。但是，隨著行政法治與民主觀念的提高，行政過程中的一切活動，不僅實體上要求合法，而且帶必須在程序上合法。行政程序法的興起和發展，使其具有與行政實體同等重要的法律效力和地位。違反程序法則，與違反實體法規則一樣，都將影響行政行為效力。

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美國，行政法就是正當的法律程序，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美國學者認為，「程序法是執行，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從實際的觀點來看，程序法的重要性超過了實體法。一個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斷的專橫的程序去執行，不能發生良好的效果；一個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個健全的程序去執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在我國，以往往重實體法，輕視程序法，認為行政行為只要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上有所不足，責令予以補政即可，一般不影響行政行為的效力。近年來，人們開始重視程序法，認為違反程序也是違法。立法上在規定實體權利義務的同時，作出了適當的程序性規定。其實，從某種意見上說，程序法比實體法更重要，如果存在著一些實體規則，但沒有好的程序規則去執行，實體規則定是再漂亮，沒有程序規則來保障，十有八九是執行不好的，相反，即使沒有實體法制，但卻有一個良好的程序法律，我們仍然可以實現理想的目標。為什麼在執法中經常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關鍵是我們的法律缺乏科學合理的程序設定，以致受該實體法律規范調整的人可以尋找很多對策來對付這個法律，致使法律得不到貫徹執行。有時實體法無法解決的問題，通過程序法可以公平合理地解決好。即使沒有一個實體規范，只要有一個好的程序規定，事情仍然可以處理得很好，所以行政程序規范具有獨立存原的價值。

行政機關的程序義務在很多情況下將會影響相對一方的實體效權益，但也有相當一些行政程序，並不涉及相對一方實體權益，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權利義務問題。首先，行政機關不履行程序義務，即程序違法，是行政機關違反法律的問題，就「違法」這一點而言，是實體違法還是程序違法，並無差別；行政機關違法而不糾正，其危害遠較公民違法要嚴重很多。其次，實際上程序問題也涉及到實體問題。比如，在檢查公民身份證時，公安人員必須首先出示自己的證件，這是表示身份程序。是否表明身份，在很多情況下並不影響相對一方的合法權益。立法者設置這一程序，首先是為了體現執法工作的嚴肅性，也是為了防止假冒，避免社會秩序混亂，損害國家利益。可以說，在很多情況下，程序的背後都體現著國家的、社會的某種更高層次的利益。

凡是違法行為都必須追究法律責任，這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重要原則。這一切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同樣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二）建立和完善我國行政程序制度，是發揮行政程序法功能的基本的主要途徑

各國的行政程序法律由於其價值取向不盡相同，在功能上表現出一定差異。從理論上講，現代行政程序法功能有三種：

一是效率型。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講究比較少的人力、財力來進行行政管理。

二是控制型。以控制行政權力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防止行政機關超越職權、濫用權力。

三是權利保障型。以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程序權利為其基本功能。這種類型的行政程序法律側重於保護相對各種合法權益，尤其是程序上的權利。

我國行政程序法的功能類型應當是以效率為基礎的權利保障型。學術界普遍認為，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應當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兩方面。以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識來看，應當保障公民的程序權利。但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如果脫離社會利益而過分強調公民權利的保障，就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也要把效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效率型和權利保障型都是非此即彼的思路，並不可取，「並重型」的具體設想是把效率和權利保障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兼顧權利保障和效率。這樣的功能類型既不是完全的效率型，也不是完全的權利保障型，而是介於的選擇。立法者應當從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出發，考慮每個公民的具體利益應當保障到什麼程序。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處理好效率與權利保障的關系，因為效率更多地反映社會利益，而權利保障更多的反映個人利益。處理兩者關系的原則是：以提高效率為范圍，以權利保障為目標，在效率允許范圍內，對權利的保障努力達到「最大化」。

要實現行政程序的上述功能，只有通過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即通過科學的立法，才能構建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只有有了完備的或盡可能完備的程序法，才可能發揮程序法的功能，以保障行政機關的依法行政，實現公共管理職能，同時又最大限度的維護公民、組織的合法權益，以實現社會的正常運轉和社會進步。

（三）行政程序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地發揮行政程序制度的積極作用，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程序在行政行為中無處不在的，實體法不通過一定程序，就不可能被實施。為批准某一申請，可以通過幾個部門，蓋幾個章就簡明迅速地完成，也可以蓋上幾十甚至幾百個章，使這一程序成為一個漫長的難以完成的過程。對當事人從事一種行為，可以放任，可以要求備案，也可以要求審批，程序不同，效率也不同；對於審批許可，是規定一個月，還是三個月，直接影響行政效率。程序法的作用，就在於將合理的、即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能保護公民權益的程序法律化、制度化，免去不必要的程序或簡化繁瑣的程序，從而大大提高行政效率。

2、制約作用。所謂制約作用是指行政程序法能夠在程序上對行政機關起制約作用，防止其失職、越權和濫用職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或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法律使行政程序成為行政行為產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條件。行政程序合法，不等於運用實體法也正確；但是，如果行政程序嚴重違法，即使運用實體法正確，也將導致行政行為無效。例如，依照我國專利法規定，專利局批准專利權必須經過三個月的公告期。這是批准專利權行為的行政程序。如果專利局不經過公告程序就給予申請人專利權，那將導致該行為無效，即使申請人的發明實際上已符合專利的條件，還是不能獲得專利權。第地理與腐敗行為等行政違法行為做斗爭的重要手段。行政違法中的失職和濫用職權等行為，大都與行政程序不健全、不規范有關。例如，在公民申請某貳權利的程序中由於沒有明確的時效限制，就可以為以權謀私開方便之間。處罰程序中缺少說明理由和聽證程序，就便於濫用職權。行政程序強調公開原則、參與原則，都對防止腐敗起積極作用。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將從制度上制止腐敗、違法現象，保證為政清廉。

3、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僅要靠行政實體法予以規定，還要靠程序法予以保障。例如，在行政處罰中設置說明理由，聽取意見以至聽證、裁決的順序性程序，就具有避免和減少濫用職權，保障個人和組織法權益的作用。

總之，適應依法治國、建議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我國加入WTO的需要，必須建立和完善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認為，我國盡快制定「行政強製法」、「行政許可法」等，並對有關單行法律、法規、規章等作進一步的清理，以備在制定我國統一的行政程序法時參考。

參考書目：

1、施瓦茨《行政法》群眾出版社

2、林紀東《行政法》

3、趙震江《中國法制四十年》光明日報出版社

4、周旺生《立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5、王名楊《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6、王名楊《英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7、王名楊《美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8、應松年《行政法新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9、應松年、徐平《行政行為法》人民出版社

10、應松年、徐平《涉外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羅豪才《行政審判問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12、應松年、胡建淼《中外行政訴訟案例述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馬懷德《行政訴訟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4、姜明安《行政訴訟與行政執法的法律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15、張宗厚《法學更新論》雲南人民出版社

③ 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有沒有關於依法治國的詳細解讀最近這個點很熱啊

您好，中公教育為您服務。
依法治國實現兩次飛躍
第一次飛躍：從法制到法治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發展人民民主和建設法制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1954年，中國第一部憲法正式頒布，標志著中國第一個法制建設高潮，但從1957年開始，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進入低谷，特別是十年「文革」，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胡建淼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是現代中國依法治國歷史進程的起點，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基本方針，為努力開創民主法制建設新局面創造了條件。
經過近20年的發展，中國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是依法治國首次出現在黨代會報告中。大會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歷史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進入一個新階段。
胡建淼表示，「法制」重點落在法律制度建設上，側重在立法環節，是「文革」以後解決「有法可依」的重要一步。而「法治」不僅包括法律制度，還包括法的實施和遵守狀態，它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建設的全過程。
此後，中國堅定走依法治國道路，法治建設不斷前進。1999年，依法治國被載入憲法，從黨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
2002年，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2007年，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要求。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第二次飛躍：從法治國家到法治中國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新目標。並圍繞這一目標，提出「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專家認為，「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的「升級版」，這是中國法治建設的又一次飛躍，中國法治理論和法治實踐進入到一個更新的高度。
「升級」表現在哪些方面？胡建淼認為，一是「中國化」。法治中國已定位於中國，它是世界的法治共性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指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二是「綜合化」。法治中國建設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綜合工程，並且包括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內的全過程。只有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共同建成了，才能說「法治中國」實現了。「法治中國顯然是黨確定的包含更高要求的法治建設目標」。他說。
四中全會：在中國法治史上將起到里程碑作用
不同於歷次黨代會和中央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史無前例地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說，中國已進入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的階段，改革必然會觸及既有利益格局和體制機制，這些都要需要法治來規范、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十分必要。
胡建淼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推進「依法治國」，是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於「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任務的具體落實和深化，非常及時，順應民心，順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是法治化。這次全會將豐富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在中國法治史上將起到里程碑的作用。」胡建淼說。
楊小軍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就新形勢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要性、法治建設走什麼樣的道路、如何進一步推進法治建設以及完善黨內法規體系等問題做出闡述、安排和全面部署，把法治中國建設進一步推向前進。

如有疑問，歡迎向中公教育企業知道提問。

④ 對於我國社會而言，推行行政問責制的難點包括哪些方面為什麼如何解決

一、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現狀

當前，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推行有如下特點：

1、在原有政策法規的基礎上，中央和國家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有關行政問責的政策和法規。這些法規和政策包括2001年國務院公布施行的《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2004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國務院印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公務員法》等，都已經成為目前我國行政問責處分的主要依據，這標志著我國行政問責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發展。

2、行政問責從中央到地方次第展開。我國的行政問責始於2003年非典期間，從那時開始，相繼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件等方面失職、瀆職或負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在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例如，在2004年的北京密雲燈會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失火案、浙江海寧特大火災案、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毒害嬰兒事件及湖南嘉禾濫用行政權力非法拆遷案等案件中，有關事故責任人都紛紛因「問責」而「下課」。

3、地方政府陸續出台了行政問責的辦法和規定，使行政問責逐步制度化。2003年8月，長沙市推出的《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是中國第一部行政問責方面的規章，2004年5月，重慶市推出的《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則是中國第一部行政首長問責方面的規章，此後，南京、天津、湘潭、廣州、深圳、海南等許多地方政府也相繼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地方政府規章。
4、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雖然，當前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還處於起步階段，各地發展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較早，措施和制度比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對滯後。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制仍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2006年8月21日《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市自2004年開始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共進行了49次行政問責，涉及到89名官員。同年12月10日據新華社消息，甘肅省自2005年實行行政問責以來，4735名問題官員分別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39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二、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存在的問題

（一）效力上：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

自從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中央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及《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等。不可否認，推行問責制，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責任政府的理念，中央和國家的政策指導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切實規范政務管理活動中的違法、失職、瀆職等行為，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做支撐，而僅僅寄希望於政府的政策和條令，也許一時會奏效，但不能長遠，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完善的立法才是依法治國、依法問責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前提和保障。而目前各方期待的行政問責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恰恰就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問責官員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單純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來實施。

（二）形式上：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而不是全國性的法律

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關於行政問責的全國性法律，僅有的專門行政問責的立法形式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政府規章。從 2003
年下半年開始
,長沙、南京、天津、湘潭、廣州等十幾個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規章，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制試行辦法》、《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和《海南省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規定》是中國內地省級專門的行政問責方面的政府規章
,它們推進了我國行政問責制的法制建設。但必須看到，它們仍然屬於地方性的政府規章，不具備普遍的約束力，法的效力不高、適用范圍不大。［29］（P86）除此之外，這些地方政府的規范性文件在問責的主體、客體、范圍、程序以及責任形式和懲處力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缺乏統一性和科學性。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問責的規定和辦法時照抄照搬，內容過於籠統，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在實踐中難以操作，往往流於形式。

（三）內容上：現有法律規范存在明顯的缺陷

由於行政問責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現有的行政問責法律規范還存在問責主體缺位、問責客體不清、問責范圍不具體、責任形式不全面以及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等明顯的缺陷。

（1）問責主體缺位

問責主體本應該包括行政機關、人大、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但是目前，在中國行政問責的實際案例中，經常會出現上級官員甚至是中央成了問責主體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政府管理體制仍然受到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官員權力縱向授予關系傳統的影響。雖然在當代中國，國家的權力來源於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堅強保證。但是，在各級政府之間，更多的是下級對上級的高度服從。雖然在各級地方，也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它們對各級行政部門的監督是非常脆弱的，社會大眾和其他問責主體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問責也由於缺乏具體規范和操作程序很難進行。在這種體制下，行政問責制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即官員之間的相互問責。

在實踐中，問責主體缺位主要表現為:一是人大問責缺位。人大往往是政府進行問責後才介入
,屬於事後問責 ,更多的是流於形式。二是公民問責缺位。我國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備的公民問責的途徑 ,對公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尊重得不夠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對政府權力的問責。［29］（P88）
三是媒體問責缺位。新聞媒體在西方被認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相對於西方，目前中國的媒體問責還相對較弱。

（2）問責客體不清

問責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門與官職之間有嚴格的職責劃分,
沒有明確責任體系的問責制度不僅是一種擺設, 而且為權力斗爭和鏟除異己增加了新的工具。由於我國目前缺乏科學的職位分類體系,
黨政之間、各部門之間、各層級之間、領導的正副職之間、公務員之間的職權和職責的劃分是相對模糊的,致使實際上對責任的追究十分困難。

目前，職責不清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在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決策通常由常委會研究、黨委書記「拍板」，出了問題則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二是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名義上是「一把手」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的責任。三是不同層級之間的責任界限比較模糊。一個地方出現了問題，究竟是追究同級領導的責任，還是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如果要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究竟應當追到哪一級領導才算合理。由於責任不清，責任主體不清，出了問題很難追究具體責任人的具體責任，這顯然不利於行政問責制的順利實施。

（3）問責范圍不具體

行政問責製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問責范圍包括不履行法定職責和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所謂「不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拒絕、放棄、推諉、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職責；所謂「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不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和時限履行其行政職責。行政問責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問責，既要問大事，也要問「小事」；既要問安全事故頻發的部門，也要問其他部門；既要問違法瀆職、濫用職權，也要問無所作為；既要問經濟領域，也要問政治和其他領域；既要問執行環節，也要問決策過程。

然而，在我國目前的行政問責實踐中，問責的適用范圍過於狹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後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廉政建設責任的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行政權力。

（4）責任形式不全面，懲治措施不到位

對官員的問責，實際上有四個互相關聯但較為獨立的方面，即行政責任、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確立問責制度，不但要落實行政責任，而且要落實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官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官僚主義，馬虎草率，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但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於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迴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門也未能積極跟進。目前一些地方頒布的幹部引咎辭職的標准中居然包括：「盲目決策，失職瀆職，在職權范圍內發生惡性事件，影響惡劣，群眾反響強烈的」，這完全混淆了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導致某些官員採取「割發代首」方法，以辭職來逃避法律責任的追究。實際上，如果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刑事法律責任。

（5）問責制度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

雖然各地先後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問責制度，但是由於一些必要的操作程序方面的規范還沒有出台，因而缺乏可操作性。總的看來，已經出台的地方性行政問責規定有的過於原則和籠統；有的就事論事，缺乏系統性。例如，在追究的責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關」二字，至於哪些人是「有關」責任人，哪些是「無關」責任人，沒有什麼明確的界定。有的規定了「領導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重要責任」，卻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確切的解釋，或者明確這些責任的具體承擔形式。再以引咎辭職為例
,法律法規對引咎辭職的具體程序、該引咎辭職的人不引咎辭職應該如何追究、如何對引咎辭職進行監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規定和制度約束。此外，很多規定在問責的范圍,
懲處的尺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 導致在操作中隨意性較大, 甚至在實際操作中也有違法問責的。［30］（P70）

目前，由於行政問責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實踐中容易受領導批示和社會輿論的影響，我國行政問責制還普遍存在責任追究畸輕畸重、彈性較大、責罰不相適應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看，目前的問責制在許多時候仍然是一種「運動式的問責」、「政策性的問責」和「人治式的問責」，遠沒有走上「程序性問責」的軌道。這種問責制的特點是，問責往往取決於領導人的意願和意志。也就是說，由行政領導確定是否要問責、怎樣問責。領導重視了，問責就進人實踐，其力度也大。領導有其他考慮了，問責就會退而變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時候甚至是停止運作。對於這個問題，浙江大學胡建淼教授曾經說過：「領導人有權力必有責任。但領導人的責任是法律責任而不是擔保責任；追究領導人的責任應當法制化而不應政治化、運動化。」
［31］

三、我國行政問責制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從法律和制度層面看：法律體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從法律層面來看，現行行政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是憲法的精神、政府組織法的規范、公務員法規、黨內文件的規定，這些法規和文件數量繁多，內容復雜，可操作性差，給問責主體在量責適裁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甚至危及問責的公正性。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創制的專門問責規范與法治體系多有沖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質疑。因此,僅僅以這些法規和文件為依據來追究公務人員的責任，沒有具體翔實的法律法規作支撐就難免有些牽強趨時，在實施中缺乏公正性和持續性。目前，盡管行政問責已經實施將近四年，但是我國還沒有以立法的形式創制一部全國統一的整合各類有關法規的行政問責法規。

從制度層面來看，首先，缺乏從制度上對政府、政府各部門和各級官員的權力和責任作明確的界定。不僅在我國長期存在著政府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行政首長和副職之間以及黨政之間權責不清,
權責不對稱, 或有責無權, 或有權無責,
權力與責任不平衡、不對稱的現象。［30］（P70）而且，目前，政府部門及其人員的權力行為邊界也不夠清晰，同時權大於法、權力只對上負責的現象尚未完全消除，保障權力、責任、義務三者有序動態平衡的制度還沒有建立，這些都構成了行政問責制度化進程中亟待克服的體制性障礙。其次，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尤其是人大的監督機制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威爾遜在《國會政體》中闡述議會職能時曾十分明確地指出:
「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對政府的嚴密監督。一個有效率的被賦予統治權力的代議機構, 應該不只是像國會那樣, 僅限於表達全國民眾的意志,
而還應該領導民眾最終實現其目的, 做民眾意見的代言人並且做民眾的眼睛, 對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監督。」
［32］我國現行的監督體制還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人大對行政權監督與制約的力度亟待強化。最後，不具備實現行政問責制所需要的良好的配套制度。在由以往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
要求政府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來適應形勢的變遷。由於種種原因, 現有制度有效供給不足, 具體表現為:（1）許多必要的重要的政治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如政府績效評價機制、責任追究機制、權力制約機制以及政府與公眾的溝通和互動機制等。［33］只有將這些機制建立和完善起來,才有可能使行政問責制真正地發揮作用。（2）制度創新不足。原有的制度體系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
或者有舊制度被改變, 但新制度沒有及時的創建；或者仍是原有的不適應新情況的舊制度被繼續延用下去，沒有創新。因此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造成無法問責的情況。

（二）從行政文化看：行政觀念落後

傳統行政文化造成好人主義泛濫，領導幹部責任意識淡漠。突出表現在：一是人治觀念普遍。由於我國經歷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導致人治的觀念還普遍存在，法治意識淡薄,
官員尤其是級別較高的官員, 沒有承擔責任的意識, 更沒有建立起被問責的意識, 行政行為中存在依地緣、血緣、人情辦事的風氣, 使得政府權力人格化,
法律、規則因人而異, 行政行為呈現非理性特徵。二是 「官本位」思想嚴重, 公眾參與意識淡薄。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 政府及其官員「權為民所授」,
不能為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政府官員往往把公共權力視作私有, 而沒有意識到人民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
更認為政府官員是高居於人民之上的，從而導致種種不良行政行為的發生。另外從公眾的參與意識來看, 在我國當前的公共管理體制中,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導者和實施者,
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處於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 沒有主人翁的意識。公民不發揮參與政治的權力,就有可能出現公眾監督的主體被虛化,
公眾作為最不可輕視的問責主體也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從管理模式看：政務信息不對稱
傳統的代議制政府對政務活動信息的控制導致的信息不對稱,
是造成問責乏力的另一個原因。傳統的代議制政府只注重向上進行信息的溝通, 而忽視與公眾進行信息的交流與反饋。在一些重大事故中,
一些政府部門就不及時向公眾通報疫情或災情, 反而封鎖信息。從公眾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控制, 一方面使得公眾因為無法了解和知悉政府及其官員的活動,
從而危害到公眾的自身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會因此造成公眾無法實現對政府行為的監督。再從政府方面來看, 信息控制,
使其無法實現與公眾的交流與溝通，其政策的制定很難切合實際的需要，即使決策正確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降低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⑤ 行政部門職責落實過程中有哪些問題和困難

一、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的現狀
當前，行政問責制在我國的推行有如下特點：
1、在原有政策法規的基礎上，中央和國家又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有關行政問責的政策和法規。這些法規和政策包括2001年公布施行的《關於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2004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國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紀律處分條例》、《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印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於2006年正式實施的《公務員法》等，都已經成為目前我國行政問責處分的主要依據，這標志著我國行政問責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發展。
2、行政問責從中央到地方次第展開。我國的行政問責始於2003年非典期間，從那時開始，相繼追究了在重大安全事故、環境污染事件等方面失職、瀆職或負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在中央和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例如，在2004年的北京密雲燈會踩踏事故、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廈失火案、浙江海寧特大火災案、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毒害嬰兒事件及湖南嘉禾濫用行政權力非法拆遷案等案件中，有關事故責任人都紛紛因「問責」而「下課」。

3、地方陸續出台了行政問責的辦法和規定，使行政問責逐步制度化。2003年8月，長沙市推出的《長沙市人民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是中國第一部行政問責方面的規章，2004年5月，重慶市推出的《重慶市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則是中國第一部行政首長問責方面的規章，此後，南京、天津、湘潭、廣州、深圳、海南等許多地方也相繼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地方規章。
4、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雖然，當前我國推行行政問責制還處於起步階段，各地發展也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抓的比較早，措施和制度比較完善，也有些地方相對滯後。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推行行政問責制仍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2006年8月21日《重慶晚報》報道，重慶市自2004年開始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共進行了49次行政問責，涉及到89名官員。同年12月10日據新華社消息，甘肅省自2005年實行行政問責以來，4735名問題官員分別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39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機關。
二、我國實施行政問責制存在的問題
（一）效力上：是中央的政策而不是法律
自從推行行政問責制以來，中央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國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紀律處分條例》及《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等等。不可否認，推行問責制，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責任的理念，中央和國家的政策指導是必不可少的。但要切實規范政務管理活動中的違法、失職、瀆職等行為，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做支撐，而僅僅寄希望於的政策和條令，也許一時會奏效，但不能長遠，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完善的立法才是依法治國、依法問責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前提和保障。而目前各方期待的行政問責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恰恰就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問責官員需要法制化、制度化，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單純依靠政策和行政命令來實施。
（二）形式上：是地方性的規章而不是全國性的法律
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關於行政問責的全國性法律，僅有的專門行政問責的立法形式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規章。從 2003
年下半年開始
,長沙、南京、天津、湘潭、廣州等十幾個地方都出台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規章，其中《天津市人民行政問責制試行辦法》、《重慶市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和《海南省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規定》是中國內地省級專門的行政問責方面的規章
,它們推進了我國行政問責制的法制建設。但必須看到，它們仍然屬於地方性的規章，不具備普遍的約束力，法的效力不高、適用范圍不大。［29］（P86）除此之外，這些地方的規范性文件在問責的主體、客體、范圍、程序以及責任形式和懲處力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缺乏統一性和科學性。再加上一些地方在制定行政問責的規定和辦法時照抄照搬，內容過於籠統，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在實踐中難以操作，往往流於形式。
（三）內容上：現有法律規范存在明顯的缺陷
由於行政問責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現有的行政問責法律規范還存在問責主體缺位、問責客體不清、問責范圍不具體、責任形式不全面以及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等明顯的缺陷。
（1）問責主體缺位
問責主體本應該包括行政機關、人大、中國、各民主黨派、機關、新聞媒體、社會公眾等。但是目前，在中國行政問責的實際案例中，經常會出現上級官員甚至是中央成了問責主體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管理體制仍然受到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官員權力縱向授予關系傳統的影響。雖然在當代中國，國家的權力來源於人民，也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堅強保證。但是，在各級之間，更多的是下級對上級的高度服從。雖然在各級地方，也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它們對各級行政部門的監督是非常脆弱的，社會大眾和其他問責主體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問責也由於缺乏具體規范和操作程序很難進行。在這種體制下，行政問責制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制，即官員之間的相互問責。
在實踐中，問責主體缺位主要表現為:一是人大問責缺位。人大往往是進行問責後才介入
,屬於事後問責 ,更多的是流於形式。二是公民問責缺位。我國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備的公民問責的途徑 ,對公民的知情權和話語權尊重得不夠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對權力的問責。［29］（P88）
三是媒體問責缺位。新聞媒體在西方被認為是立法、行政、三大權力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相對於西方，目前中國的媒體問責還相對較弱。
（2）問責客體不清
問責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門與官職之間有嚴格的職責劃分,
沒有明確責任體系的問責制度不僅是一種擺設, 而且為權力斗爭和鏟除異己增加了新的工具。由於我國目前缺乏科學的職位分類體系,
黨政之間、各部門之間、各層級之間、領導的正副職之間、公務員之間的職權和職責的劃分是相對模糊的,致使實際上對責任的追究十分困難。
目前，職責不清的問題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在現實生活中，重大問題的決策通常由常委會研究、黨委書記「拍板」，出了問題則追究行政首長的責任。二是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名義上是「一把手」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的責任。三是不同層級之間的責任界限比較模糊。一個地方出現了問題，究竟是追究同級領導的責任，還是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如果要追究上級領導的責任，究竟應當追到哪一級領導才算合理。由於責任不清，責任主體不清，出了問題很難追究具體責任人的具體責任，這顯然不利於行政問責制的順利實施。
（3）問責范圍不具體
行政問責製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其問責范圍包括不履行法定職責和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所謂「不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拒絕、放棄、推諉、不完全履行其行政職責；所謂「不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是指問責對象不依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和時限履行其行政職責。行政問責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問責，既要問大事，也要問「小事」；既要問安全事故頻發的部門，也要問其他部門；既要問違法瀆職、濫用職權，也要問無所作為；既要問經濟領域，也要問政治和其他領域；既要問執行環節，也要問決策過程。
然而，在我國目前的行政問責實踐中，問責的適用范圍過於狹窄，大多局限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的事後責任追究，而忽視了對決策、用人、工作績效和廉政建設責任的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行政權力。
（4）責任形式不全面，懲治措施不到位
對官員的問責，實際上有四個互相關聯但較為獨立的方面，即行政責任、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確立問責制度，不但要落實行政責任，而且要落實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
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官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官僚主義，馬虎草率，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法律責任。但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於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迴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而一些地方的部門也未能積極跟進。目前一些地方頒布的幹部引咎辭職的標准中居然包括：「盲目決策，失職瀆職，在職權范圍內發生惡性事件，影響惡劣，群眾反響強烈的」，這完全混淆了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導致某些官員採取「割發代首」方法，以辭職來逃避法律責任的追究。實際上，如果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重大損失，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刑事法律責任。
（5）問責制度可操作性不強，彈性過大
雖然各地先後出台了一系列的行政問責制度，但是由於一些必要的操作程序方面的規范還沒有出台，因而缺乏可操作性。總的看來，已經出台的地方性行政問責規定有的過於原則和籠統；有的就事論事，缺乏系統性。例如，在追究的責任人前面常常冠以「有關」二字，至於哪些人是「有關」責任人，哪些是「無關」責任人，沒有什麼明確的界定。有的規定了「領導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重要責任」，卻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確切的解釋，或者明確這些責任的具體承擔形式。再以引咎辭職為例
,法律法規對引咎辭職的具體程序、該引咎辭職的人不引咎辭職應該如何追究、如何對引咎辭職進行監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體規定和制度約束。此外，很多規定在問責的范圍,
懲處的尺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 導致在操作中隨意性較大, 甚至在實際操作中也有違法問責的。［30］（P70）
目前，由於行政問責尚未制度化和法制化，在實踐中容易受領導批示和社會輿論的影響，我國行政問責制還普遍存在責任追究畸輕畸重、彈性較大、責罰不相適應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看，目前的問責制在許多時候仍然是一種「運動式的問責」、「政策性的問責」和「人治式的問責」，遠沒有走上「程序性問責」的軌道。這種問責制的特點是，問責往往取決於領導人的意願和意志。也就是說，由行政領導確定是否要問責、怎樣問責。領導重視了，問責就進人實踐，其力度也大。領導有其他考慮了，問責就會退而變成次要工作，力度下降，有時候甚至是停止運作。對於這個問題，浙江大學胡建淼教授曾經說過：「領導人有權力必有責任。但領導人的責任是法律責任而不是擔保責任；追究領導人的責任應當法制化而不應政治化、運動化。」
［31］
三、我國行政問責制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從法律和制度層面看：法律體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
從法律層面來看，現行行政問責的主要法理依據是憲法的精神、組織法的規范、公務員法規、黨內文件的規定，這些法規和文件數量繁多，內容復雜，可操作性差，給問責主體在量責適裁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甚至危及問責的公正性。此外,一些地方創制的專門問責規范與法治體系多有沖突，其合法性、持久性受到普遍質疑。因此,僅僅以這些法規和文件為依據來追究公務人員的責任，沒有具體翔實的法律法規作支撐就難免有些牽強趨時，在實施中缺乏公正性和持續性。目前，盡管行政問責已經實施將近四年，但是我國還沒有以立法的形式創制一部全國統一的整合各類有關法規的行政問責法規。
從制度層面來看，首先，缺乏從制度上對、各部門和各級官員的權力和責任作明確的界定。不僅在我國長期存在著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行政首長和副職之間以及黨政之間權責不清,
權責不對稱, 或有責無權, 或有權無責,
權力與責任不平衡、不對稱的現象。［30］（P70）而且，目前，部門及其人員的權力行為邊界也不夠清晰，同時權大於法、權力只對上負責的現象尚未完全消除，保障權力、責任、義務三者有序動態平衡的制度還沒有建立，這些都構成了行政問責制度化進程中亟待克服的體制性障礙。其次，缺乏有效的監督制度，尤其是人大的監督機制沒有真正的建立起來。威爾遜在《國會政體》中闡述議會職能時曾十分明確地指出:
「和立法同等重要的事, 是對的嚴密監督。一個有效率的被賦予統治權力的代議, 應該不只是像國會那樣, 僅限於表達全國民眾的意志,
而還應該領導民眾最終實現其目的, 做民眾意見的代言人並且做民眾的眼睛, 對的所作所為進行監督。」
［32］我國現行的監督體制還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人大對行政權監督與制約的力度亟待強化。最後，不具備實現行政問責制所需要的良好的配套制度。在由以往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
要求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來適應形勢的變遷。由於種種原因, 現有制度有效供給不足, 具體表現為:（1）許多必要的重要的政治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如績效評價機制、責任追究機制、權力制約機制以及與公眾的溝通和互動機制等。［33］只有將這些機制建立和完善起來,才有可能使行政問責制真正地發揮作用。（2）制度創新不足。原有的制度體系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
或者有舊制度被改變, 但新制度沒有及時的創建；或者仍是原有的不適應新情況的舊制度被繼續延用下去，沒有創新。因此存在制度上的漏洞, 造成無法問責的情況。
（二）從行政文化看：行政觀念落後
傳統行政文化造成好人主義泛濫，領導幹部責任意識淡漠。突出表現在：一是人治觀念普遍。由於我國經歷過漫長的封建社會，導致人治的觀念還普遍存在，法治意識淡薄,
官員尤其是級別較高的官員, 沒有承擔責任的意識, 更沒有建立起被問責的意識, 行政行為中存在依地緣、血緣、人情辦事的風氣, 使得權力人格化,
法律、規則因人而異, 行政行為呈現非理性特徵。二是 「官本位」思想嚴重, 公眾參與意識淡薄。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 及其官員「權為民所授」,
不能為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官員往往把公共權力視作私有, 而沒有意識到人民才是權力的真正主人,
更認為官員是高居於人民之上的，從而導致種種不良行政行為的發生。另外從公眾的參與意識來看, 在我國當前的公共管理體制中, 是公共管理的主導者和實施者,
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處於一種被動的接受狀態, 沒有主人翁的意識。公民不發揮參與政治的權力,就有可能出現公眾監督的主體被虛化,
公眾作為最不可輕視的問責主體也就不可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從管理模式看：政務信息不對稱
傳統的代議制對政務活動信息的控制導致的信息不對稱,
是造成問責乏力的另一個原因。傳統的代議制只注重向上進行信息的溝通, 而忽視與公眾進行信息的交流與反饋。在一些重大事故中,
一些部門就不及時向公眾通報疫情或災情, 反而封鎖信息。從公眾角度來看這種信息控制, 一方面使得公眾因為無法了解和知悉及其官員的活動,
從而危害到公眾的自身權利和利益；另一方面也會因此造成公眾無法實現對行為的監督。再從方面來看, 信息控制,
使其無法實現與公眾的交流與溝通，其政策的制定很難切合實際的需要，即使決策正確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從而降低了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⑥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都有誰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葉中 許崇德 韓大元 胡建淼 胡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羅豪才 馬懷德 陳雲生 方世榮 張慶福 張樹義 莫紀宏 浦增元 童之偉 王名揚 王叔文 吳家麟 肖蔚雲 楊海坤 袁曙宏 張光博 朱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⑦ 請問:論文題為:責任政府的構建與經濟法治的完善 應從哪幾方面著手及相關文章推薦

畢業設計嗎
給你幾篇論文 參考一下
建議結合十六大和改革開放
1.http://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jjyshfz200603018
2.改革攻堅要建設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和法治政府
推進改革猶豫動搖不得拖延遲緩不得敷衍對付不得
「政府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和作為經濟社會管理者所處的特殊位置，決定了政府在發展和改革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必須把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推進改革的關鍵。」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恆山23日在2006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介紹近期推進改革的著力點時，首先強調的就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瞄準建設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和法治政府，進一步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成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全力履行相關職責的責任政府；成為致力於為市場主體排憂解難和創造良好環境的服務政府；成為全面依法行政並受法律嚴格制約監督的法治政府。

據范恆山介紹，當前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點是進一步縮小政府從事事務的范圍，把與政府性質及職能不相符的事務都交給企事業單位和市場中介組織，其中特別是涉及到企業投資、人事管理等方面的事物；進一步完善行政管理方式，繼續縮小行政審批范圍，能通過核准和登記備案方式管理的一律實行核准和登記備案制度。與此同時，規范行政審批程序，使之盡可能簡單快捷、公開透明、科學嚴謹。

進一步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加強和完善從事經濟調節和社會管理的機構，撤銷那些直接從事和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和社會事務的機構；進一步完善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和政績評價制度，更多地使用反映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狀況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進一步完善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推行重大決策失誤引咎辭職、經濟賠償等制度；進一步健全政府管理法律體系，強化對政府行為的監管。

近期改革的第二個著力點是完善推動科學發展的經濟調節機制。抓緊界定各級政府事權，相應調整和規范中央與地方、地方各級政府間的財政收支關系。加快推進國有金融企業股份制改革。進一步落實企業作為投資主體的自主權。建立反映市場供求狀況、資源稀缺程度和有利於協調發展的價格形成機制。

要著力於構建市場主體規范運作的制度基礎和社會環境。將從加快各類企業制度創新、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全面推進市場法制建設三個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要著力於形成合理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和有效的社會成員風險應對機制。將立足於保障社會成員公平就業的權利，推進就業體制改革；立足於維護分配過程和機會的公平，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立足於維護全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利，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打造促進社會事業發展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體制基礎也是近期推進改革的著力點。將在深化經濟領域各項改革的同時，著力推進教育、衛生、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2020年我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現在起直至改革目標實現，每一年都至為關鍵，都無可置疑的是改革攻堅年。在加快推進改革這個問題上，猶豫動搖不得，拖延遲緩不得，敷衍對付不得，必須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繼續打好改革攻堅戰。」范恆山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