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與法治

A. 如何將法治與德治結合起來，進一步規范村規民約

一是高度重視，強化指導。成立完善村規民約推進工作領導小組，召開專題會議，要求各村（居）高度重視規范和完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工作，把此項工作作為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抓好抓實。二是全面清理，規范實施。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相關規定製定適應基層治理要求的村規民約（居民公約），重點對村容村貌整治、社會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以及村集體資產處置等方面加以明確和規范。三是加強督導，注重檢查。各聯村領導、包村（社區）幹部要切實指導、督促各村（社區）按照具體流程和時間節點，推動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的制定規范完善工作。四是強化宣傳，長效管理。把宣傳、落實村規民約（居民公約）與加強村（居）民社會公德教育、依法治村、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緊密結合起來，提高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的生命力，確保村規民約（居民公約）成為推進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工作的有效載體。
鄉村治理要堅持點面結合、全面開展，既要抓好典型培育，定期組織經驗交流，又要明確和統一鄉賢參事會組織建設、鄉村治理先進鎮村等方面標准，不斷總結經驗、深化完善。堅持法治為本、德法結合，進一步運用村規民約加強基層自治，把法治的制約作用和道德的規范作用結合起來。堅持鎮村聯動、部門協同，政法委牽頭抓總，各部門協同配合，鄉鎮（街道）加強對村級治理的指導，強化輿論引導，鼓勵探索創新，充分激發縣、鄉、村三級積極性，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B. 法律治理與村民自治的關系、矛盾

在我國，村民自治是社會主義國家民主與法治在農村的具體表現，是我國當代農村的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正當性在於它的自治與自主。它促進了我國的法治建設，國家的法治建設又推動村民自治的進一步發展。正確處理法律治理與村民自治的關系，促進法律治理與村民自治的協調發展是當前我國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工程。
我國《憲法》將「村委會」定性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從而使「村民自治」作為憲法上的一項制度在我國正式確定下來。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進一步完善了村民自治的各項具體制度，我國村民自治的實踐正式納入國家法治的軌道。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自治就是農村特定社區的全體村民，根據國家法律法規的授權，依照民主的方式建立自治機關，確定行為規范，辦理本社區內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實現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和一定范圍內自主管理本村事務的民主原則。
我國村民自治從初始時期的自發自治狀態發展到今天的具有初級階段水平的制度化，有關村民自治的法治建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有關村民自治的立法標志著我國村民自治與國家法律治理已經步入協調發展的軌道。國家法治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保障，村民自治又反過來促進了國家的法治民主建設，為我國建設法治國家奠定了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村民自治與國家法治之間是統一的，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但同時我們也發現，在某些農村由於法治化程度低，村民自治只不過是一個形式，法律對村民自治沒有起到推進作用，村民參與村務往往是出於某種壓力或誘惑。甚至在有些農村，村民自治就連走過場都沒有，村民自治的實踐時間不長，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應根據農村改革發展趨勢和國家法治的要求，通過制度創新和完善逐步加以解決。在法律治理的總體框架下，逐步推進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將村民自治導向正規化，使村民自治與國家法治更加和諧的發展。‍

C. 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意義是什麼

摘要 村民自治，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推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D. 什麼情況下屬於村民自治組織形式的創新

主體是村委會和居委會不會變，但是可以創新創立一個新的機構或者組織來進行自治活動，組織形式是村民委員會不能創新，但管理形式可以。

村民自治民主決策的組織主要形式：

1、村民會議。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會議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全體村民會議，由本村18周歲以上的村民參加。另一種是戶代表會議，由每戶派代表參加。由於村民會議是村自治組織的權力機構，因此擁有最高決策權，凡是涉及全體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務，必須由村民會議討論決定。

2、村民代表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是村民會議的補充形式，不是村民會議的常設機構。村民代表會議的產生主要就是為了解決村民會議召開難的問題，如果不是人口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就不能召開村民代表會議，而應當堅持通過村民會議的形式討論決定問題。

即使在可以召集村民代表會議的村，對於一些重大問題，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制定村經濟發展規劃、制定村規民約和村民自治章程等，也必須通過村民會議來決定。

3、村民委員會。根據法律規定，村委會在村民自治組織體系中處於執行機構的地位，沒有決策權。但實際情況卻是，具有決策權的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不可能時刻召開，而村級日常事務的處理卻是經常大量存在的。

這就要求有一個常設機構對日常事務迅速作出決策，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執行機構的村委會就自然地承擔起這一職能，不僅在實際上起到了決策的作用，而且由於日常事務的大量出現而在村級事務的決策中居於中心地位。

(4)村民自治與法治擴展閱讀：

「村民自治」的提法始見於1982年我國修訂頒布的《憲法》第111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四個民主＂的提法始見於1994年民政部下發的關於開展村民自治示範活動的通知之中。從＂村民自治＂到＂四個民主＂，我們對基層民主的認識是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

民自治的核心內容是「四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因此，全面推進村民自治，也就是全面推進村級民主選舉、村級民主決策、村級民主管理和村級民主監督。

E. 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意義是什麼

村民自治，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推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村民自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內容。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做主，村民自治就是廣大的基層村民群眾實行自我教育和管理，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直接體現，所以說實行村民自治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形式。
村民自治是基層民主建設的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中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廣大農民通過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

村民自治促進基層法治建設。民主和法治是對立統一的，沒有民主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沒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一方面，要加強農村法治建設，嚴格依法辦事，就必須擴大基層民主，實行村民自治，充分調動和發揮農民群眾參政議政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集思廣益，把村裡的事情辦好；另一方面，擴大基層民主，落實和發展村民自治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不能搞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民主化。村民在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應當自覺履行好法律規定的義務。

F. 為什麼說農村是法制建設的薄弱環節

經過多年的普法教育，廣大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明顯增強，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成效顯著，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營造了良好的法治環境。
一、我國農民法律意識的現狀
自開展全民普法教育以來，農民的法律、權利意識在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農民知道當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但總體來看我國農民的法律意識還處於較低水平，農村法制宣傳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廣大農民對法律的需求進一步加大，學習積極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農村普法宣傳仍是法制教育的薄弱環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國家「五五」普法20多年的發展進程，在明確提出「法律進鄉村」的大背景下，人們對於法律的了解還是有了一定的提高，更多的農民百姓認識到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他們需要更多的法律化解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糾紛，促使其學習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農民接受法制學習教育的機會總體來看還是比較少，農村法制宣傳存在「死角」
，農民日益增長的法制需求與落後的法制宣傳教育還存在著比較突出的矛盾。
（二）農民對法律的認識不到位，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意識淺薄。

大多數的農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更多的人認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權利的實現，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為的發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選舉中我們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選票，候選人用金錢「買選票」的事情屢屢發生。他們不知道這樣濫用自己權利的後果是導致選舉結果並不能達到真正實現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損壞自己的利益告終，而這種權利、義務意識的淺薄最終不能達到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
（三）農民法律維權意識存在誤區。覺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維權的手段，特別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徵用賠償等問題上更是望而卻步。由此造成許多本可以通過法律訴訟、司法調解等法律途徑解決的問題，演變成了信訪問題。法律意識維權上的這一誤區直接造成對政府的信賴往往勝過對法律的信賴，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信訪的工作量以及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三、問題存在原因
（一）主觀原因：1、農民群眾本身文化素質相對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村民對於法律知識的接受水平。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農村村民特別是農村青壯年湧入城市，而留守家中更多的是老人、婦女和小孩。而這樣的一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更甚者不識字的占據了絕大多數，他們不懂法律並且法律意識相當薄弱，所以這樣的農村村民較少參與普法活動。正是由於他們法律知識水平和法律意識都比較低，對法律缺乏信任感，從而不會應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2、鎮、村雖然都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機構，但法制宣傳作為一種「軟指標」做與不做在短時期也沒有明顯的效果。在一些村幹部中，他們本身的法律知識就相當的薄弱，更別說讓其帶頭學法了。所以少數地方的農村法制宣傳教育還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應付檢查上。
（二）客觀原因：1、封建文化思想在農民百姓腦中已根深蒂固。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廣大農民思想觀念中，權大於法的思想難以根除。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農民對國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強制性的一面，認為法律的主要職能是鎮壓，而相對忽略了法律同時還具有權利保護的一面。長期以來，就形成了政府的權利大於法律的思想認識。這種法律制度與封建文化思想之間的鴻溝，阻礙了農民法律意識的提高。2、法制宣傳隊伍力量薄弱，經費缺乏。

目前農村的普法工作主要依靠鄉（鎮）司法所進行。全國農村人口占據全國總人口的80％，如此龐大人口的法制宣傳任務，僅僅讓鄉鎮司法所工作人員擔負,
普法職能存在嚴重不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法律維權意識的薄弱現象，影響農民百姓對法律的深入了解。
另外由於普法經費的缺少也影響著普法宣傳工作。
3、普法宣傳的形式單一，內容缺乏針對性。
首先，農村普法的方法比較單一，大多時候還是採取橫幅、標語、黑板報、宣傳櫥窗、宣傳資料等形式進行。通過掛橫幅、貼標語進行宣傳，往往造成農民只知法律名稱而不知其內容。至於分發的宣傳資料，雖然內容詳細，但是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影響他們不一定能夠理解。其次，內容缺乏針對性表現在，沒有對不同地區的農民百姓所需的法律知識進行認真的分類。

G. 村民自治的意義

具體如下

(1)村民自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內容。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做主，村民自治就是廣大的基層村民群眾實行自我教育和管理，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直接體現，所以說實行村民

自治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形式。村民自治是基層民主建設的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中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廣大農民通過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

(2)村民自治促進基層法治建設。民主和法治是對立統一的，沒有民主的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沒有法治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一方面，要加強農村法治建設，嚴格依法辦事，就必須擴大基

層民主，實行村民自治，充分調動和發揮農民群眾參政議政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集思廣益，把村裡的事情辦好；另一方面，擴大基層民主，落實和發展村民自治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

內，不能搞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民主化。村民在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應當自覺履行好法律規定的義務。

(3)村民自治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農村經濟發展離不開基層民主保障，村民自治能夠切實保障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不斷發展，農民生活水

平不斷提髙，就必然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來保障自己的經濟利益。而與此同時，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可以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只有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才會真心擁護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進步和發展。

(7)村民自治與法治擴展閱讀

不斷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加強城鄉社區協商，完善城鄉居民訴求表達、利益協調和權益保障機制。截至2016年，全國共有約85%的村建立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89%的社區建立居民（成

員）代表大會，64%的社區建立協商議事委員會，「村民議事」「小區協商」「業主協商」「村（居）民決策聽證」等協商形式在全國城鄉社區逐步推廣

H. 關於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有哪些學者關於這一方面有些什麼著作）

《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研究》作者：袁達毅等
導 言

農村基層民主是基層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已走過了50多年的路程。在這50多年的時間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是圍繞著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進行的。基層民主建設是國家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與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50多年來，中國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與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一樣，走過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制度，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這一制度經1982年憲法確認後，成為國家憲政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後，經過80年代前期的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全國農村基層組織的組織形式和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和小隊的基礎上建立了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不再是行政機關的下屬機構，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廣泛深入地開展村民自治，已成為此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主要任務。

北京市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工作始於1981年，完成於1984年。自20個世紀80年代以來，北京市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與其它省市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情況，是本項目研究的重點。

本項目研究由基本情況研究和對策研究兩大部分組成。

（一） 基本情況研究部分

這一部分是對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歷史和現狀的描述和分析，共11章。各章的基本內容是：

第一章，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的沿革。從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以前，北京市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時期。本章的任務和目的是：考察這一歷史時段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情況，分析、研究不同時期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以便更好地認識和理解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現實，更好地把握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未來。本章將這一時間段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即解放初期（1949－1950）、互助組及合作社時期（1950－1958）、人民公社時期(1958－1983)。由於1983年以後的情況是本項目研究的重點，在後面的有關章節中要專門進行研究，因此，沒有列入本章討論的范圍。

對於解放初期的情況，主要介紹和分析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村基層政權的建立，介紹了摧毀偽保甲制度的基本做法以及建立鄉、鎮、行政村人民政府的具體過程，同時簡要敘述了自然村組織、農民協會、婦女聯合會的建立和它們的歷史作用。二是土地改革運動，介紹了北京市土改前的土地、階級狀況，土改政策的制定，土改運動的步驟、做法及成果，闡述了京郊土改的基本經驗和意義。

對於互助組及合作社時期的情況，主要介紹並分析了這一時期北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概況、農村基層組織體制、農村基層民主選舉、農村經濟組織的民主建設與民主管理、黨組織與農村基層民主的關系等。著重描述了農村經濟組織在民主建設、民主管理方面不斷探索、積累經驗、糾正偏差和逐步發育成熟的過程，總結了互助合作運動中農村經濟組織在民主建設、民主管理方面取得的有益經驗，並對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合作化實現後在京郊農村普遍出現的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

對於人民公社時期的情況，主要介紹並分析了以下幾方面內容：一是人民公社產生的歷史背景，對北京農村的「大躍進」運動作了客觀描述；二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態，包括公社的規模、體制、所有制形式、分配製度、農民群眾生產生活的狀態；三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後果，即浮誇風、瞎指揮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及其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影響；四是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和穩定；五是人民公社體制的特徵和弊端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解體的歷史必然性。

第二章，農村基層組織。這一章的主要任務是，介紹北京市農村基層組織的設置情況和職責任務。北京市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即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

關於村級黨組織。北京市村級黨組織的建制形式主要有村黨委、村黨總支和村黨支部。在村級黨組織介紹中，介紹了全市村級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設置情況，村級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的人員設置、職責任務及其下設機構的情況。由於黨的文件和國家法律對村級基層黨組職責任務的規定，沒根據組織的建制形式分別進行規定，因此，在介紹村級黨組織職責任務時，也沒有分開進行介紹。從實際情況看，不管村級黨組織的建制形式如何，其職責任務基本相同。

關於村民自治組織。北京市村民自治組織的機構設置主要有：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委員會、民主監督理財小組和村民小組。在介紹村民自治組織時，對各種自治機構的設置和職責任務分別進行了介紹。

關於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村合作社。北京市和其它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村合作社是村級組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村合作社主任一般由書記兼任，在村務決策和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介紹村合作社的情況時，主要介紹了村合作社的性質、社員的權利義務、合作社的集體資產、職能和任務、機構設置及職責等方面的情況。

第三章，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本章討論的問題，部分與第四章的內容相同，但討論問題的角度不同。此外，不能納入第四章討論的制度建設問題，都將在本章予以討論，因此，討論問題的范圍也要寬些。本章對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討論，分中央、地方和基層3個層面進行。之所以叫「中央層面」而不叫「國家層面」，主要考慮是，在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黨的中央組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把黨的中央組織納入國家范圍之內，似有不合理之處。

在介紹和討論中央層面進行的制度建設時，對中央層面制度建設的歷史進程、基本特徵和主要作用等進行了研究分析。在歷史進程的介紹中，對每一階段的主要做法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項目研究涉及的地方層面情況，是北京市的情況。對於北京市的情況，又分市和區縣兩級進行介紹和討論，主要內容是，市和區縣兩級制度建設的基本進程、與中央層面制度建設的關系、特點和作用等。同地方層面一樣，基層層面涉及的情況，都是北京市的情況。基層層面的情況分為鄉級和村級進行討論。其主要內容是，鄉村兩級進行制度建設的主要過程、制度建設的主要內容和作用等。

第四章，法律法規與農村基層民主。本章主要探討國家和地方立法在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的作用、存在的問題和完善立法的措施等。本章分為3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國家法律法規、北京市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等。第二部分總結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中的經驗與成就。第三部分指出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對策建議。

第五章，村級規約與農村基層民主。本章對村級規約的涵義和基本特徵，北京市村級規約的制定、基本內容與功能，以及村級規約建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提出了加強村級規約建設的建議。

第六章，民主選舉。本章介紹了村民委員會選舉在全國發展和改革開放後北京市村委會選舉的情況，並根據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情況，介紹了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基本做法，總結了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主要經驗，對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進工作的建議。為了進一步探討選舉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本章還介紹和分析了一些典型案例。

第七章，民主決策。充分發揮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決策主體作用，積極發揮農村兩委聯席會議制度的主導作用，同時大力倡導村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開展民主（議政）日活動，促進決策活動的科學化、民主化，是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決策活動的主要特色。本章主要對民主決策基本形式、主要程序、主要做法與經驗、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介紹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策建議。並選擇了祖村、常屯村、漁兒溝村、北庄村等村民主議事的案例，說明了北京市農村村級民主決策正在逐步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第八章，民主管理。村級民主管理是現階段村民群眾依法行使自治權的具體體現，體現了現代民主和法治精神。本章主要介紹了北京市農村民主管理的主要做法與經驗，重點探討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的制定與實施。通過萬泉寺村民主管理、以章治村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以制度治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要是按照制度辦事，無論誰來具體辦理，都可以說是全體村民在行使管理權。

在研究中，我們將村級民主管理、村級財務管理、村級政務管理、村級事務管理以及印章管理、村級幹部管理分別進行了介紹和探討，既總結了這些民主管理活動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完善民主管理的一些建議。

第九章，民主監督。北京市村級民主監督的主要做法就是通過形式多樣的村務公開、民主評議和村委會報告制度來實現廣大村民群眾的監督權。本章主要介紹了北京市開展村級民主監督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並以柏崖廠村的公開辦事制度、南海村的亮相制度以及新房村的民主評定幹部報酬制度為例，考察了北京市農村在村務公開、民主評議方面的制度創新。最後，指出了民主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若干對策。

第十章，城市化與村民自治。本章討論的問題是，城鄉社會變遷與村民自治的興起和發展，村民自治主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城市化與村民自治中「兩委」關系的建設，城市化對村民委員會和鄉鎮行政關系的影響，城市化進程中村民自治的變遷對立法的訴求，城市化發展與村民自治價值的實現。

第十一章，經濟全球化、北京城市功能建設與村民自治。這一章，考察和分析了3個問題。一是描述和分析了北京市由封建帝都轉變為人民首都後，首都北京城鄉功能的形成與變遷。二是從政治安全與城鄉社會穩定、「首都經濟」的發展與鄉村經濟的功能、文化多元化與首都文化建設3個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對首都北京城鄉功能建設的影響。三是分析了國際化首都城市建設與村民自治的發展關系。

這樣安排上述各章的內容，與本項目研究的定位密切相關。在結構上的考慮是，從歷史到現實，先介紹和分析歷史過程，然後再進行現狀描述和現狀分析。在進行現狀描述和分析時，先介紹農村基層組織設置情況，然後再描述和分析制度建設和實施情況。第九章是村民自治中的特殊問題，第十章是北京專有的問題，這兩章在一定意義上講，屬於專題性研究，因此放在最後討論。

（二） 對策研究部分

這部分由4篇調查（研究）報告組成。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篇，完善村民自治立法，發展農村基層民主——關於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自治法」的建議與思考。這篇研究報告於2000年下半年完成，並提交給了民政部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司，後被收入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村民自治論叢》一書。該研究報告對制定「村民自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村民自治法的內容和結構進行了探討，同時，對村民自治及立法中的有關問題，諸如立法的思路、村民委員會同其它村民自治機構的關系、村民自治中的基層黨組織民主建設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分析，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第二篇，村民委員會選舉：經驗、價值、問題與對策—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調查與思考。這篇調查報告於2001年下半年完成，並提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2001年上半年，應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辦公室邀請，參加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調研工作。這篇調查報告就是根據調查的情況寫出來的。該報告描述了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基本情況，介紹了換屆選舉的基本做法，總結了這次換屆選舉取得的經驗，分析了選舉的成就、價值和存在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進工作的建議。

第三篇，規范村民自治，發展農村基層民主——關於北京市村民自治情況的調查。這篇調查報告於2002年初完成。2001年下半年，參加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組織的調查研究工作。2002年初，完成了這篇研究報告，並提交給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有關部門。該報告總結了北京市在開展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做法與經驗，指出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第四篇，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的情況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完成於2002年下半年，並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政權處。2002年上半年，是新一屆村委會工作的第一年。應北京市民政局政權處的邀請，參加了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的情況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就是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該報告從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制度建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對新一屆村委會的工作成效進行了總結。對當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存在的基層組織建設薄弱、民主程序建設相對滯後、村務公開不夠規范、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進行了描述和分析，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I. 高中政治 請問為什麼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有利於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

村民自治和區民自治是基層民主的兩種方式，可以保證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力。但是如果選項說人民群眾直接行使國家權力是錯誤的。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的是人大代表。這兩個是重要考點。

J. 怎樣加強農村法制教育力度

參考：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們黨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決策。胡錦濤同志強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擴大農村基層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建立村務公開制度，開展普法教育，確保廣大農民群眾依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為我們開展農村的普法工作指明了方向。為此，我們必須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審視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積極探索新方法、新途徑，增強工作的科學性、實效性，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法治保障。

一、科學的審視和認識我市農村普法工作

經過20多年的普法教育，特別是「五五」普法規劃首次把農民作為重點普法對象以來，全市各地不斷深化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基本形成；教育形式、工作載體不斷豐富；重點人員法律培訓、民主法治村創建進一步規范，農村普法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主要表現在：農民法律意識和素質總體得到提高，維權靠法的風氣逐步形成；農村幹部依法管理、依法辦事的觀念開始確立，管理農村事務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得到加強，農民參政議政和民主權利逐步落實；基層依法治理不斷深入，農村法制環境逐步改善，有力地促進了農村改革、發展和穩定，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夯實了基礎。但我們也應看到農村法制宣傳教育還面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工作發展不平衡

從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全局來看，存在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城市的普法工作比農村的普法工作開展得要好。從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來說，存在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經濟較發達地區好於經濟欠發達地區。如賓縣農村普法工作，投入力度大，年平均專項經費5萬元；活動形式多樣，幾年來相繼開展了「法律大蓬車」、「小手拉大手」、「法制電影下鄉」等活動，促進了全縣農村普法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普法針對性不強

農村普法形式比較單一，採用的方法主要停留在年初定規劃，年內組織幾次大型宣傳活動，辦幾期培訓班，年終搞總結。不少地方存在著「為宣傳而宣傳」，就法律條文而宣傳，不重視農民實際需求和法律精神培育，學用脫節。

（三）機構設置不適應需要

多少年來，區、縣（市）法制宣傳工作名義上是由各依法治區、縣（市）領導小組組織領導，實際上工作職責落實在司法行政部門（我們市也一樣）。各依法治區、縣（市）領導小組是一個虛設機構，他的辦公室與司法行政部門的法制宣傳教育科（股）實行的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這種機構設置無論在領導許可權、領導力度還是領導威信上都顯得欠缺。到鄉鎮一級一般只有一個主管政法工作的領導分管，具體工作由司法所負責。行政村僅有一名身兼多項工作的村委會主任或治保主任組織。對於如此龐大的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顯然這種機構設置和組織形式極不科學，難以勝任面廣量大，任重道遠的農村普法工作。

（四）工作機制不健全

近年來，各級普法部門為避免走過場，達到預期效果，先後採取平時抽查、年終檢查、問卷調查和考核考試等形式，來檢驗和督促普法工作。這僅是一個定性考核，表面文章多、形式內容多，很難定量考核，缺乏一部強調性、權威性的法制宣傳法律法規。

（五）經費投入偏少

全市10縣（市）專項普法經費共計18.259萬元，按目前10縣農村人口278萬人計算，人均普法經費才0.07元，遠遠不能滿足工作開展的需要。就是這些有限的經費，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專款專用，影響了普法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淺析當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存在問題的原因

當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存在的上述種種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既有傳統文化、傳統觀念的制約，也有新形勢下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多方面新情況新問題的挑戰和影響。

（一）經濟條件的制約

現代法治的基礎是市場經濟，農村的法治基礎就是農村經濟。目前，我國農業正處在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和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過程中，農村經濟相對薄弱，遠遠落後於市場經濟的需要。薄弱和落後的經濟基礎決定了農村法制宣傳教育處於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後天發展的障礙，法制宣傳隊伍力量不強、裝備差、宣傳手段滯後，導致宣傳活動難以取得明顯效果。在一些「老少邊窮」等偏遠地區，農民居住分散、消息閉塞，過著較為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對法律的需求不多，運用法律調節社會生活和各種關系的願望不迫切，學法的積極性不高，從而造成了法制宣傳教育難以有效開展。

（二）傳統觀念的制約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學說為思想根基，強調人治而輕視法治，漠視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治理國家的好壞寄希望於「清官」、「聖君」、「賢達」身上，視法律為統治工具。我國農村深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長期以來，大量的法律在農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規避，輕視法律的觀念盛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一中國人的傳統通病，在農村表現得尤為明顯。

（三）農民整體素質的制約

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難以享受和城裡人一樣的教育、文化等公共資源，農民總體上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質不高、法制教育匱乏，客觀上制約了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法律意識的增強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沒有形成合理的正比關系。一些地區農民法律意識沒有隨經濟的增長和我國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顯增強，表現於農民對權力的崇拜、權利義務的模糊、主體意識的淡漠和法律知識的缺乏等。

（四）基層幹部觀念的制約

由於受到地緣、空間的限制，傳統觀念影響和自身素質的束縛，農村幹部對國家頒布的法律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數，有「實用主義」的思維和做法。個別村幹部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積極性不高，認為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提高農民法律素質後，反倒增加了他們的工作難度。甚至有的人還非常留戀過去依靠「人治」、依靠行政手段、甚至以簡單粗暴的方式管理農村事務的做法。一些基層領導借口經濟工作，對普法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給普法工作帶來了一定困難。

（五）普法隊伍的制約

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程，投入大，見效慢，這就需要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具有默默奉獻的精神和強烈的責任意識。我們感到，經濟條件的發達與否，固然對一個地方的普法工作有影響，但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實踐證明，在經濟欠發達的地方，只要普法機構的領導和幹部能夠振奮精神，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圍繞工作大局，積極開展普法工作，以「有為」促「有位」，農村普法工作照樣能夠收到實實在在效果。

三、進一步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對策

加強農村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突破原有的慣性思維模式，針對實際情況，創新制度，建立一套有效的工作機制，實現法制宣傳教育的良性循環。

（一）在理念上，要堅持以人為本

要始終把提高農民法律素質、維護農民合法權益，提高農村法治化管理水平作為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針對農民人口眾多，文化層次參差不齊，法律素質高低不一的實際，採取重點突破，分類施教的方式。當前，最關鍵的是要抓好村「兩委」幹部、黨員和村民代表的宣傳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律素質和依法決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在內容上，要貼近實際

要針對新農村建設和「法治哈爾濱」建設的迫切需要和廣大農民群眾的現實需求，選擇與農民群眾生產生活聯系最密切的法律法規作為法制宣傳教育的重點。一要圍繞促進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以憲法為核心，開展公民基本權利義務方面法律的宣傳教育，增強廣大農民依法行使權利和依法履行義務相統一的觀念，提高依法參與民主管理意識和水平。二要圍繞發展農村經濟的要求，開展農業生產和市場經濟方面法律的宣傳教育，培養農民契約自由、辦事合法、公平競爭、誠實守信等意識和習慣，滿足發展農村經濟的要求。三要圍繞實現農村社會和諧的要求，開展維護穩定和化解矛盾糾紛、保障合法權益方面法律的宣傳教育，引導農民依法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依法表達正當的利益訴求，促進農村和諧穩定。

（三）在方式上，要強化針對性

由於農民群眾居住比較分散，人員流動較大，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整體素質不高，使得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人員難集中、時間難安排、活動難組織。因此，我們必須要針對農村的這些特點，創新宣傳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增強法制宣傳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下功夫。當前就是要大力推進「法律進鄉村」工程和「法律大集」活動，盡可能運用貼近農民生產生活的典型案例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寓法制於新聞事件，寓法制於典型案例，寓法制於百姓生活，寓法制於文藝娛樂，進一步提高法制宣傳教育的趣味性、導向性，真正使法律知識和法律意識在潛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使廣大農民群眾自覺主動地參與到法制宣傳教育中來。要善於把法制宣傳教育與創建「民主法治村」、「平安村」、「文明村」等活動緊密結合起來，使普法教育和創建活動相得益彰。要充分發揮報刊、電視、廣播和網路等現代大眾傳媒的作用，暢通大眾傳媒在農村的宣傳渠道。

（四）在力量上，要整合資源

要注意整合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人才資源。充分發揮農村人民調解員、司法助理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了解農村、熟悉農村、深入農村的優勢，進行法制宣傳教育；要注意整合城市人才資源。動員組織廣大法律志願者和有關社會力量到農村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形成以城帶鄉，城鄉統籌發展的良好法制宣傳教育局面；要注意整合農村法制教育陣地資源，不斷加大法制宣傳教育的投入，在鄉鎮設立法制輔導站，法律圖書室等；充分利用板牆報、標語、橫幅、小報、夜校等農村傳統法制宣傳教育中的積極作用；要注意整合網路資源，將網路法制教育向農村延伸，有條件的地方，可利用法制宣傳教育網站、遠程教育、法律服務熱線等手段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形成多形式、立體化、全覆蓋的法制教育網路體系。

（五）在機制上，要加強領導

要努力形成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各部門齊抓共管，農村幹部群眾廣泛參與的良好格局。要發揮各涉農部門和基層組織的作用，建立引導社會力量支持農村法制宣傳教育事業的參與機制；要加強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制度建設，落實包括領導機制、保障機制、考核機制和監督機制在內的各項措施；要著力開拓新渠道，解決村級法制宣傳教育經費問題。在新的形勢下，農村法制教育要徹底改變「等米下鍋」的保守觀念，建立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尋求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與經濟工作的同步發展。一是要抓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利時機，提高黨委、政府領導對該項工作的認識，增加對農村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財政投入。二是尋求企業贊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會運用市場經濟規律來籌集農村法制教育經費，如利用普法宣傳網路對企業產品、企業形象進行宣傳，收取一定的廣告費用，達到法制教育工作與企業「雙贏」的效果。三是走有償收費的道路。對一部分產業化經營程度相對較高，生活相對富裕，對法制需求相對迫切的村、鎮，法制教育應實行適當的有償收費，如收取法制宣傳資料費、法制教育活動成本費等。

總之，今後我們在農村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同建設新農村這一重大歷史任務緊密結合起來，按照貼近農業生產實際，貼近農民生活實際，貼近農民切身利益的要求，針對不同對象，把握不同特點，不斷創新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教育形式，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全方位、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和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