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確立的立法指導思想
① 明初的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自稱「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滅亡為鑒,十分注意總結歷代的統治經驗,對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設非常重視。他總結元朝失敗的原因,在於「朝廷暗弱,威福下移」,因而綱紀廢弛,官吏放縱,激化階級矛盾,更激發了農民大起義。所以朱元璋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使大權歸於朝廷,用法律手段來維護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所以明朝建立以後,在立法上確立「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
(一)重典治國,明確重刑主義
正由於以朱元璋為首的明初統治者立法的指導思想,主要是「刑亂國用重典」,所以在編制大明律時,朱元璋雖然表示同意丞相李善長等人的建議「今制宜遵唐舊」,但實際上是用重刑思想來指導他們的立法工作。《明史·刑法志》說:「『始,太祖懲元縱馳之後,刑用重典。』」在重刑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大明律,其所規定的刑罰在許多地方都比唐律要嚴刻得多,而且在實踐中還經常「法外用刑」,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明時大臣常因小過而招致殺身之禍,結果弄得「時京宮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幕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朱元璋對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用刑尚如此嚴厲,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就可想而知了。
明初的統治者為什麼要採用重刑思想呢?明太祖在《大明律序》中說:「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論」,統治者企圖用恐怖屠殺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明太祖晚年曾為其重刑原則進行辯護,認為明初採用重刑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是治亂世不得不採取的措施,而非永久性的原則,如治平世,刑罰自然應當輕緩。實際上,明太祖的重刑思想在明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中是貫徹始終的。大明律制定以後,各朝皇帝根據階級斗爭的需要採用頒發皇帝詔令的辦法作過某些變通,但基本原則與精神實質並無更改。
(二)「明禮以導民」,強調禮義教化的作用
明初雖然採用重典來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但並不放棄禮義教化的欺騙手段。在頒布大明律時,朱元璋明確指出「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這就是說,對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禮義來教化,使之放棄反抗斗爭,自覺地遵守封建社會秩序。對不聽教化而決意反抗的「頑民」,則用法律強制手段來鎮壓,以消除對封建政權的威脅。統治者認識到專用刑罰只能取得一時的社會穩定,教化才能達到長治永安。為體現這一思想,《大明律》卷首增列「八禮圖」和「五刑圖」,律文中規定了「存留養親」、「同居相隱」等體現禮法結合原則的內容。
基於上述認識,明初統治者根據階級斗爭的發展,巧妙地運用禮義與刑罰這兩個統治工具,把教化與鎮壓結合起來。具體到法律規定上,則表現為:明律一方面加重了對直接觸犯封建統治行為的鎮壓,另一方面減輕了對非直接觸犯封建統治行為的刑罰。例如,聞父母喪匿不舉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減為杖六十,徒一年。大明律的「輕其所輕,重其所重」的辦法,自然是以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為轉移的,這表明了封建統治與刑事鎮壓經驗的充分積累。
②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怎樣的
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一是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二是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三是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③ 試述秦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秦朝立法指導思想包括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個方面-重刑
秦朝自商鞅變法之後逐步開始使用一系列嚴酷的刑法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到了秦王朝建立之後,秦始皇手下的秦朝更加把嚴厲的刑法發展到了最為極端的地步。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秦朝對於兇殺以及偷盜等社會治安事件上面的審理無比嚴格,舉個例子來講,如果超過5個人前去偷竊且獲得財務超過一錢就要砍去這5個人的左腳,同時負責這5個人偷盜地區的官吏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第二個方面-法律一統
所謂立法權的一統,我們大致可以理解為即全國法律的制定以及使用規則全部掌握在秦朝統治者手中(即秦朝皇帝),其他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干預秦朝法律的制定以及實施;而全國法律的統一便使得秦朝法律在秦朝國內大面積的進行使用,真正意義上可以做到「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李斯語)法令的統一為一系列政策在全國的推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朝也由此首次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法律混亂的狀態;所謂司法的統一便是秦國每年都要重新統一法令,防止法令在傳抄中出現失誤。其最為重要的體現便是各地的執法官員每個月都要到保存法令的有關部門進行法律等重新核查,一旦有法律出現抄寫失誤,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嚴重的將會被執行死刑。
第三個方面-大事小事均以法為據
秦始皇建國後明確規定「事皆決於法」,簡而言之就是大事小事都由法律進行直接決定。這種規定極大增強了全國法律的重要性以及可實施性,不過也同時導致秦朝法律過多,後人對這一情況有這樣的評價:「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出自漢·桓寬《鹽鐵論·刑德》)
④ 中國傳統法治的清朝逐級審轉制和現代逐級審轉制的不同
摘要 論清代審轉制度的制度設計目錄 一是府經過審理 二是府經審理 一是審轉制度具有范圍性 二是審轉制度具有自動性 三是審轉制度具有逐級性 四是審轉制度設計具有側重性 注釋 正文 摘要:清代審轉制度作為清代司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清代 司法實踐具有重要影響,其歷史悠久,並且具有范圍性、自動性、逐 級性、側重性。審轉制度對於當下的司法體制改革也具有啟發意義, 任何制度只有立足實際,才能真正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論文發表 關鍵詞 清代 審轉制度 法制 清代審轉制度作為清代司法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清代司法 運作過程中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對其制度設計進行較為詳 細地梳理,對於全面理解清代審轉制度的實際運作以及清代司法的全 貌是不可或缺的。 清代司法作為學界關注的熱點領域之一,已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 果,但是對於審轉制度而言,研究成果則比較匱乏,其中較為全面展 示清代審轉制度運作的研究包括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那思陸 的《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以及徐忠明的系列研究。這些研究往往 是順帶提及審轉制度的某些片段,而缺乏專門的論述,故有必要對清 代審轉制度進行梳理和總結。 關於清代審轉制度的定義,張晉藩在《中國法制通史》中是這樣描 述的:「刑事案件的逐級向上申報,構成了上一級審判的基礎。清代 的法律術語叫做『審轉』,……徒刑以上(含徒 刑)案件在州縣初審後,詳報上一級復核,每一級都將不屬於自己權 限的案件主動上報,層層審轉,直至有權作出判決的審級批准後才終 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審轉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監督程序,同時具有控制地方司法許可權與維護司法公正的雙重追求,是一種針對特定案件的 強制上報復核程序。 清代審轉制度並非一蹴而就,其形成和發展其實經歷了漫長的歷史 過程,最終止於清末改革。先秦時期的已經出現了案件上報制度的雛 形,這也可以看作是審轉制度的最初萌芽。隨後,漢唐代進一步發展 和完善了案件上報的范圍和程序,唐代《獄官令》載:「諸犯罪者, 可以看出,唐代對於不同級別已經規定了不同的司法許可權,並且也是遵循著重罪逐級上轉的基本原則。宋元則是基本延續了唐代的做 法,並且就具體的規定來看,也沒有大的變化,清代則進一步在明代 的基礎上進行了發展。 清代審轉制度的運轉依賴於清代審級的劃分,目前學界的主流劃分 為四級,即清代的審級中第一審級為州縣廳,第二審級為府,第三審 級為臬司,第四審級為
⑤ 西周初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以德配天,明德慎罰是西周時期的立法思想。
一、西周時期的理念與法律指導思想
(一)「以德配天」的指導思想
1、產生的背景
西周統治者通過總結商紂王暴政亡國的教訓,認識到「為政以德」的重要性,並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傳統的「君權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導思想。
2、「以德配天」的思想內容
(1)修養君主道德,適應天道要求
「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引伸為自然規律。在西周統治者看來,上天選擇人間君主的標准,是「為政以德」。人間君主要想獲得上天的支持,首要條件是修養道德,以道德約束統治者的私慾。唯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與天道的要求,才能獲得上天的保佑,求得王朝統治的長久。
(2)「以德配天」的三大要素
①敬天,指祭祀與尊崇上天,服從天命。
②敬宗,指祭祀與尊崇祖宗。
③保民,指在維護王朝統治的前提下,保護百姓最起碼的生存條件。
3.「以德配天」思想是西周從神治到德治思想的重大轉折
「以德配天」是西周統治者逐漸擺脫神權思想控制,實施「以德治國」統治模式的重大轉折,是中國政治理念與政治法律思想的重大進步,並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
1、「明德慎罰」思想的產生
西周初期統治者以殷紂濫施酷刑為鑒,確立了德治理念,並作為治國基本方針。進而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
2、「明德慎罰」思想的主要內容
(1)西周「明德慎罰」,是統治者的治國理念與法律指導思想
明德,指倡導本階級倫理道德並用「忠」、「孝」等道德觀念教化灌輸百姓,使社會成員的頭腦中形成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遏制犯罪。慎罰指在適用法律與實施刑罰時,保持克制與審慎。除不得不殺的重大罪犯外,一般都可以寬緩處理。
(2)西周「明德慎罰」思想,奠定了中華法系治國的基本的理念
⑥ 秦朝的法制指導思想是什麼
秦朝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自商鞅變法以來,法家的政治理論和法律思想,一直在秦國的實際政治和法制建設中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商鞅變法的成功和秦國的迅速繁榮,更加鞏固了法家理論在秦國上層建築中的地位。無論是在統一前還是在統一後,法家的法治主張和重刑策略都是秦統治者基本的法制指導思想。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秦統治者把法家的一般理論運用到實際政治中,形成了一系列法制建設的指導性方針。
第一,強製法律的統一適用。
秦統一後,秦始皇強調法律的統一適用,藉以建立新制度,推行新政令。如同李斯所說:「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有,五帝所不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為了保證法律的統一適用,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議,規定只有國家官吏才有權解釋法律,庶民如要學習法律,必須「以吏為師」。秦始皇這種法律思想,也反映在他巡視天下、刻石頌功的活動中。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雲夢秦簡》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秦朝從經濟到政治、從生產到生活、從人到牛馬莫不「皆有法式」。但漢人對秦法之繁密頗多批判,《鹽鐵論·刑德》說:「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這從另一個方面看恰恰反映了秦統一後厲行法治的治國方略。
第二,推行政治與文化的專制。
秦統一後建立了覆蓋全國的專制主義政體,秦王自稱始皇帝,總攬一切大權,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所謂「命為制,令為詔。」皇帝不僅壟斷立法權,也壟斷最高的司法權,史載秦始皇親自斷獄,「晝斷獄,夜理書」。君主獨攬大權,臣下多是擺設,有職無權,只有阿諛奉承而已。
第三,推行法家的法治和重刑主義。
「法治」和「重刑」是法家的基本主張,這兩大原則從商鞅變法開始,就幫助秦國從貧弱到富強進而稱霸天下。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進一步把「法治」和「重刑」原則作為基本策略推行全國,並走向極端。在「以法為本」、推崇法律的同時,秦統治者也把「重刑」的原則廣泛地運用到實際政治之中,對全社會實行空前嚴酷的刑罰統治。在秦始皇統治期間,因施行劓刑,而「劇鼻成車」。從歷史上看,秦王朝刑罰種類之繁多,行刑方法之殘酷,處罰范圍之廣泛,都是首屈一指的。
⑦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⑧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也是繼漢高祖劉邦以來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
在位期間廷杖大臣、廢相、設錦衣衛、大殺功臣(也包含懲治貪贓枉法的元勛)等諸多辣腕功過難斷,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極權及高壓統治的典型。
朱元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大爭議的人物,可說是位賢君,也可稱暴君。持正面評價者通常都是從其大力打擊貪污,恢復經濟著眼,歷史記載朱元璋是少見勤政的皇帝;而持負面評價者則多從其高壓統治著眼,如殺戮功臣、文字獄及廷杖。洪武六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虐暴鄉閭,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類似戰國時代的「鑄刑鼎」,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屠戮的信號。後來的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以「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見誅,接續又誅殺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連「浙東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還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牽連到十三侯、二伯,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此時又頒布《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殺江夏侯周德興,以及殺穎國公傅友德,與他同時被殺的還有藍玉的副將,在捕魚兒海戰役中立功的定遠侯王弼,藍玉死後不久,定遠侯王弼就對傅友德說:「帝晚歲峻誅殺,我輩幾無噍類矣」,朱元璋知悉後,賜死王弼。1395年開國六公爵最後一位僅存者馮勝被殺。至此,明朝的開國功臣幾乎被殺盡,開國六公爵除了鄧愈外,可以說無一善終。這時朱元璋說:「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朱元璋晚年嗜殺,大臣們祇要觀察皇帝當日臨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4]
總括而言,朱元璋誅殺功臣是鐵的事實,這也造成靖難之役時,能勤王衛主的老臣已經不多見,僅存者只剩下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等人。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還鄉,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但他的兒子朱同最後被賜自縊。清代學者趙翼說朱元璋:「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除大誅功臣外,朱元璋也殺文人,吳晗《朱元璋傳》中開列了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
明太祖雖標榜復古,但他大多數制度是從蒙古學的,廷杖與責打臣下是從蒙古學的,法制是從蒙古學的,違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訓。另外,他與蒙古人一樣,為了動員全社會,他十分重視戶口普查,每個人有固定的義務,每個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後才是大臣。人民分為軍戶、匠戶、民戶,不許隨便轉換工作,這是從成吉思汗的十戶制學的。從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對的,明朝則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絕對專制的。
⑨ 秦朝的立法指導思想
秦朝立法指導思想是:
1、法自君出,君主獨斷
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建立了以皇帝為中心的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使皇帝成為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於一身的最高主宰。
據史籍記載,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自稱為始皇帝,改「命」為「制」,改「令」為詔,使之成為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規范。同時,他「晝斷獄」,「夜理書」,把行政、司法也都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是秦朝立法、司法的首要原則。
2、以法為本,嚴刑峻罰
「法治」和「重刑」是法家的基本主張。從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執政以後,把法律、法令推到治國的最高位置,長期的法治使法律、法令在秦朝社會生活中具有廣泛的權威性。
在推崇「以法為本」的同時,秦統治者也把「重刑」原則推向極端,對全國實行空前嚴酷的刑罰統治。大歷史上看,秦朝刑罰種類繁多,行刑方法之殘酷,為其他各朝所莫及。「法治」,「重刑」也是秦朝法律制度的基本特色。
3、治道運行,皆有法式
為實行「法治」,秦始皇朝統治者極為注重立法工作,立法的范圍不斷擴大,法律規范也越來越細密。從現存的歷史資料看,秦朝的法律包括刑事、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等各大類,內容涉及軍事、外交、皇室警衛、社會治安、商業、金融、手工業、農田水利、司法訴訟等各個方面。
事無大小皆有法式也是秦朝法制的基本特色。
4、法令由一統,民以吏為師
為了使法律、法令能在更廣的范圍、更深的層次得到貫徹和施行,秦朝鼓勵並要求全體臣民學法、知法,規定為官者必須通曉法律,民眾學習法律則應「以吏為師」。這也是秦朝法制的特色之一。
(9)清朝初年確立的立法指導思想擴展閱讀:
在秦朝的經濟立法:
一、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立法。早在兩千年前封建統治者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自然生態的規律,同時採取了周密的管理措施,通過法律令加以保護。
二、農業生產管理方面。獎勵農耕,發展農業生產,是封建地主階級早在變法革新時就已提倡的事業。秦始皇即位後,用法律令對農業生產加以規定以促進農業的發展。
三、官營手工業管理方面的立法。
1、產品規格(產品規格要一致;為保障產品質量,秦朝建立了生產責任制和產品檢查評比制度)。
2、產品定額、勞動力計算方法(根據季節、勞動工種、性別、年齡、熟練程度用不同的摺合辦法計算產品數量)。
四、市場貿易管理方面的立法。
1、出售商品要明碼標價。
2、貨幣的比價與使用 (在秦朝,有三種貨幣,分別是錢、金、布。三者之間有一定的換算比例。
3、度量衡的使用與管理關於農業生產管理的立法。
秦朝作為第一個中央集權封建王朝,他代表著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在經濟方面的法令,必定有些片面性,這些法令收益的是地主階級。
⑩ 中國法制史的題目 論述題 :簡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這道題該怎麼回答
供參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關前已經歷了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初期的幾個發展階段。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推動了立法的發展。其統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極在吸收漢族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確立的「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引進或借用漢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適當記錄整理提煉後金原有的習慣法及舊法令,二者合起來就是要向先進的漢族政權的法制靠擾。 1644年,清人入關之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廣闊疆域及眾多的人口,面對著漢族地區遠比關外原有治區更為發達的文化和復雜的社會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遠不適應新的統治需要。在此情況下,清統治者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指導思想。「詳譯明律」就是詳細推導演繹或借鑒《大明律》,並以《大明律》為藍本;「參以國制」就是適當參考保留入關前的舊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設置律例館,負責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頒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並於雍正五年頒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進一步對律例逐條進行考訂,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遠遵守」。是中國歷史 上最後一部綜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間(1746年)規定:「條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製。律例合編的法 典體例,使法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有機的結合起來,更為 有效全面地發揮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會典》的制定《大清會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總匯。它始於康熙時期。在康熙朝以後,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朝均在前朝會典的基礎上,結合本朝國家機構的發展變化,分別制定出《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和《光緒會典》。這些會典,後人統稱為《大清會典》或「五朝會典」。 《大清會典》循「以官舉職,以職舉政」的思路,詳細記述了有清一代國家機構的設置、職權范圍以及辦事規程。在每一機關之下,開列該機構的建制、官員職數、品秩、職掌、許可權,並考慮其歷史沿革,記載歷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的行政法規大全,也是集歷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為我國封建時代最為完備的行政法典。(三)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專門法規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疆域最為遼闊、人口眾多 的多民族的國家。為了加強中央對少數民族地區 的統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針對性地制定了與當地 經濟文化水平和風俗習慣相適應的單行法規,如 適用於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理 藩院則例》,還有處理西藏事務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藏內善後章程二十 九條》、《新治藏政策大綱十九條》等;有適用 於青海地區少數民族的《青海善後事宜十三 條》、《青海禁約十二事》、《西寧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適用於苗疆地區的各種條例、禁約和 章程等 清律的內容及其特點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 三、維護旗人特權和滿族統治 四、維護統一,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在基本精神、總體風格上,還是在核心內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別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續。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維護封建皇帝的絕對權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襲了明朝的制度,把維護皇權作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嚴罰「反逆」罪 清律承襲明律的規定,加重對「十惡」重罪特 別是對「謀反」、「謀大逆」等侵犯皇權的犯罪的懲 罰。 並且清代還擴大了謀反、大逆罪的范圍。諸 如「上書奏事犯諱」、「奏疏不當」等,經常被加上 「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處罰。(二)沿用「奸黨」罪條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黨罪的條款外,還從加強皇權削弱各旗主勢 力出發,嚴禁內外官交結。(三)以思想言辭定罪,大興「文字 獄」,實行思想文化專治 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在思想意識形 態領域出現了啟蒙的民主主義思潮,對封建專制主義統治 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同時,在以漢人為主要成份的知識分 子中,還存在著強烈的反清情緒和民族意識。這些「異端」 思想,對封建專制統治構成了潛在重大威脅。在這樣嚴峻 的客觀形勢下,清統治者採用嚴刑峻法,實行空前絕後的 思想文化專制。歷史上將因著書、作文、吟詩、上疏等在 文字上觸犯了統治階級而招致災禍,被捕入獄,甚至被處 死,戮屍、株連親屬的案件稱為「文字獄」。據不完全統 計,僅在號稱「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發生文字 獄108起。由於在《大清律例》中並無文字獄條款,所以 對於此類案件,往往是按謀反、大逆案處罰,極為酷烈。 大興「文字獄」的結果,使一代文人「戰戰兢兢,無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獄和雍正 刑罰制度的變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規定傳統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體系外,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罰處罰方 法。1、遷徙。遷徙是將犯罪人強制遷離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許可,永遠不得回原籍。 2、充軍。清朝的充軍制度,直接承襲於明代的體 制。清朝的充軍刑亦分五等:極邊、煙瘴(四千 里)、邊遠(三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軍刑一般在定罪後由兵部發 配。為解決路程遠近的標准問題,乾隆年間專門 制定了《五軍道里表》,並載於《大清律例》之 內,以統一的標准確定充軍地點。 3、發遣。發遣是清朝創設的一種刑罰方法,是指將犯罪人發往邊疆地區給駐防官兵為奴。這是一種比充軍更重的刑罰,多適用於政治性案犯。如在於些文字獄案中,曾經將罪人發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屍。戮屍是清朝定例中規定的野蠻刑罰。按照清朝的制度,應處凌遲極刑的人犯,如果在執行凌遲之前就已經死亡,或庚斃獄中,仍應將其戮屍。 5、斬監侯與絞監侯。清朝的死刑,有凌遲、斬、絞數種。對於普通犯罪,多適用斬刑與絞刑。斬、絞刑又分「立決」與「監侯」兩種方式。所謂「立決」,是對於那些性質比較嚴重、案情屬實、適用法律適當、並無疑義的案件,判處斬刑或絞刑,在當年秋分以後執行,稱為「斬立決」或「絞立決」。對於那些尚有疑問或是有矜免情節的案件,則判處「監候」,稱為「斬監候」或「絞監候」。被判處「斬監候」與「絞監候」的案犯,不在當年處決,而是暫時監禁,留待來年秋審或朝審再作判決。 民事經濟立法的發展(一)典權 清朝進一步明確了典的性質。雍正十 三年(1735年)詔諭:「民間活契典業者, 乃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 認識到典的擔保性質,並且與買賣契約分 開,典契不必經官府加蓋官印,不必繳契 稅,也無須過割賦役。 (二)繼承製度清代的繼承分為身份繼承和財產繼承。身份繼承包括宗祧繼承和封爵繼承。宗是近祖之廟,祧是遠祖之廟。宗祧繼承通常是以嫡長子為法定第一順序繼承人,無嫡長子者立嫡長孫,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孫、庶長子、庶長孫、庶次子、庶次孫、依次繼承。允許獨子兼祧,即一人繼承兩房宗祧。獨子兼祧是清朝的獨創。(三)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嚴重破 壞了農業生產,出現了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的 局面。清初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復 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頒布了許多減免賦役的法 令。其次,鼓勵墾荒。正式確認了農民所墾荒地的 所有權。同時還給予了新墾荒地免徵賦稅的優惠政 策。再次,頒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農民大起 義爆發後,明代王公勛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農民占 用耕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