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鄉村
『壹』 法治貴州建設的目標是什麼
建設「法治貴州」是一個漸進過程，是一項系統工程，一項長期任務。
力爭用五年至七年時專間，推進依法治國屬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地方立法更加完備，公共權力運行更加規范，各類社會主體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障，公民法治意識和法律素質普遍提高，經濟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努力實現涉農地方法規規章制度更加完善，鄉村公共法律服務更加完善，鄉村執法質量明顯提高，鄉村法治宣傳教育工作更加精準有效，幹部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性明顯提高，鄉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顯提高。
到2035年，鄉村法治可信賴、權利有保障、義務必履行、道德應遵守，鄉風文明達到新高度、鄉村社會和諧穩定開創新局面，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實現現代化，法治鄉村基本建成。
健全完善與貴州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涉農法規體系,根據《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情況，加快推進我省土地管理方面法規制度的研究工作。
圍繞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重點就培育新型經營主體，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鄉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等立法研究。
依法開展涉農規章的立法後評估工作，提高農業農村領域立法科學性，促進相關規章有效實施。
『貳』 真正的法治鄉村有哪些優點
真正的法治鄉村可以以法治人，這樣就會更便於管理
『叄』 鄉村依法治理工作怎樣能才能做好
一）鄉村依法治理工作應合理搶抓時間，內容貼近農村實際，以適應農村生產生活需要為出發點。一是依法治理工作在時間安排上，利用農閑、春節，組織在家的農民普法學習，利用農民工返鄉和外出時段，集中組織農民工進行法律法規知識學習；二是普法在內容安排上，力求農民兄弟反映的焦點、熱點、難點問題進行聯系實際宣講法律法規知識，以《民法通則》為主的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如何受法律的保護和造成侵權要承擔哪些責任。以《婚姻法》為主的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家庭成員關系，家庭成員間享有的權利、義務及責任, 促進家庭和睦。以《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傷保險條例》為主的勞動者享有哪些權利，應盡哪些義務，出現侵權行為如何運用法律的武器維護其合法的權益等，同時加大對《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等等與農民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學習，促使農民主動參與普法，通過學法，自覺守法；三是普法在形式上，不但的創新方法，打破常規的宣傳形式，盡量採用發生在農民身邊的事，以案講法，現身說法，真正做到辦結一案，教育一片，調解一件，說服一片的目的。
（二）鄉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應講究實效，以化解糾紛，維護穩定為出發點。鄉村普法教育應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偏重法律知識向重視農民法律素質轉變。把普法的重點放在增強農民群眾的權利義務觀念上，從注重農民權利的角度進行普法，增強其法律意識，使其把學法看成生存的需要、生活的必要和護身法寶。二是從階段性普法教育向經常性普法教育轉變。避免上級安排一下，去抓一下，做做形式，走走過場，要將農民被動的學法變為農民主動的學法，同時，各級、各部門要建立共同參與，齊抓共管，常抓不懈工作機制，發揮人民調解、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機構的職能作用，利用解決民間糾紛，廣泛宣傳法律，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三是認真處理好「三個關系」。第一、處理好抓宣傳與抓落實的關系。落實鄉、村兩級幹部工作責任制。鄉村幹部經常與群眾聯系，在學法、用法、守法上應當做表率、當模範，做到依法行政、公道正派，這是做好鄉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關鍵因素，鄉村的每一項行政規劃措施，都要用法律來衡量是否正確，是否合法，有無損害大多數群眾的利益。這樣，才能使群眾信服，自覺地學法、用法和守法，達到普法的要求和目的。第二，處理好一般教育與重點教育的關系，成千的法律法規知識，數萬的鄉村群眾，在普法的內容和對象上，應當區分一般教育和重點突出，有針對性、實效性的開展普法工作。特別是涉及到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的法律知識普及，使人民群眾通過普法教育，學到方便實用的法律知識，滿足其生產、生活的需要。第三，處理好專門抓與綜合抓的關系。健全法律宣傳教育的工作制度，組建鄉村普法業余宣傳隊，常年在村、組、院、戶開展普法宣傳，結合日常生活把普法教育融入到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加強協調配合，納入工作日程，把普法視為開展各項工作的一把金鑰匙，實現依法行政和法制宣傳的協調統一，從而在全社會真正形成以「學法律、講權力、講責任、講義務的良好氛圍。
（三）鄉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力求講究實用性，以有效推進經濟建設，促進地方發展為目標。由於廣大農村群眾文化程度相對較低，學習法律的時間難的保證，對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的標准難以衡量，對其學法的多少、學與不學又不能追究其什麼責任，又沒有什麼性指標要求，鄉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感到手無抓頭，要贏得人民群眾廣泛的參與，積極學法，就要求我們在人民群眾中的普法教育就要力求實效性，按需送法，通俗易懂，避免逐條逐款。盡量聯系實際，聯系生活。通過學法，解決群眾最關心的難點、熱點問題，使普法的形式多樣化、喜聞樂見、有聲有色，使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學法的重要性，把廣大人民群眾的言行統一到法律上來，為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服務。
『肆』 如何才發揮法治在基層善治中的作用
一、發揮基層黨組織和黨員幹部的關鍵作用
堅持以進一步牢固樹立憲法法律觀念，加強領導幹部自身法治建設，不斷增強領導幹部法律素養，引導幹部群眾加強學習憲法法律力度，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為宗旨。加強領導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的意識，弄明白法律規定我們怎麼用權，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心中高懸法律的明鏡，手中緊握法律的戒尺，知曉為官做事的尺度。通過自身學習領導幹部要深刻認識法治建設的重要性，要始終堅持依法治鎮的根本政治方向，正確認識和把握黨與法的關系。不斷深化法治實踐，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信仰，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融入工作和生活。
二、健全鄉村社會法治工作機制
推進鄉村社會治理法治化要與創新鄉村社會治理相合提升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水平。積極推進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不斷健全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機制,充分發揮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的綜合作用,堅持做到「事前預防、事中處置、事後救濟」,努力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堅持以法治建設為基石,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同時,積極推廣「黨政動手、依靠群眾、預防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楓橋新經驗,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創新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模式,構建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大調解」體系。
三、加強鄉村社會法治文化建設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指引行動前進的方向。僅有健全的法律法規是不夠的,只有人民群眾真正信仰法治,法律法規才能被真正地貫徹落實。加強鄉村法治文化建設,要堅決摒棄人治觀念,積極運用新媒體加強法治宣傳教育,樹立先進法治人物,尊重法律權威,蘊育良好的法治環境。培育鄉村社會法治思維,健全鄉村普法宣傳教育機制,將法治宣傳教育通過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在全社會形成崇德向善、遵法守法的良好氛圍。
『伍』 依法為鄉村教師繳納各項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是不是不要教師自己繳納
依法為鄉村教師繳納各項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不是不要教師自己繳納。住房公積金是單位和個人分別繳納相同的公積金額度到個人的住房公積金賬戶。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和職工所在單位為職工繳存的住房公積金，屬於職工個人所有。
住房公積金，是指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
住房公積金繳存范圍：下列單位及其在職職工（不含在以下單位工作的外籍員工）
1、機關、事業單位；
2、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或經濟組織；
3、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
4、外國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常駐代表機構。
城鎮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人員，可以申請繳存住房公積金（註：並不是每個社區城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都允許城鎮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人員交納住房公積金，具體情況請咨詢當地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
職工和單位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比例均不得低於職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的5%；有條件的城市，可以適當提高繳存比例。具體繳存比例由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擬訂，經本級人民政府審核後，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批准。城鎮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人員住房公積金的月繳存基數原則上按照繳存人上一年度月平均納稅收入計算。
單位不辦理住房公積金繳存登記或者不為本單位職工辦理住房公積金賬戶設立手續的，由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責令限期辦理；逾期不辦理的，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
單位逾期不繳或者少繳住房公積金的，由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責令限期繳存；逾期仍不繳存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陸』 鄉村法治建設的重要意義
新鄉村的美好建設是我國獨特的新提法，它不但非常適應我國新鄉村的建設和發展，還有著進一步豐富的提升空間，更貼合我國社會主義創新的實際。
一、依法整治建設新鄉村的建設有著最重要的內容和基本保障，要想改變我國新鄉村的建設整體目標，我們就必須制定改進更加全面科學的法律、法治，這也是為了保證我國的法律法治得到新的改變、以及新鄉村有著更大的發展。
二、我國的法治文化歷史淵遠流長，紮根於廣大的鄉村之中，我國很多地方城市的法治文化和鄉土文化是相互繼承發展的，科學合理的鄉村法治建設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是一項難點多的系統綜合性工程，這些年以來我國各地人大常委會多次提出對建設新鄉村法治工作的意見建議。
三、目前，我們國家已經具備了新農村法治建設與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它一方面可以更好的促進經濟發展，同時還可以對農業整體系統進行保護和支持，更好的促進新農村整體建設的進程。同時，我國新農村建設起步的基礎點較高，所以為了盡快的改善農村的基本法治條件，應該做出一套更有力、更直接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只有這樣，才能為新農村進程的順利進展，積累更多有益的經驗。我們應該有理由完全的信任，健全的法律法規建設與推廣會給我們帶來一個全新農村整體環境。
『柒』 司法部是如何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的
司法部門是如何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的，他都是根據國家的文件鎖依照國家規定去完善的不是私自更改或者是超過自己許可權去違法建設。
『捌』 普法教育徵文
普法宣傳教育
[摘要] 對於鄉村社會來說，影響法律控制的關鍵在於兩個方面：一是人們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權利觀念，二是法律能否為人們的權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於普法來說，第一個方面相對來說容易實現，而對第二個方面，則不僅要求基層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鄉村自治組織真正發揮自治職能，能夠為個人權利和政府權力之間提供一個緩沖地帶，從而真正實現法律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控制。
[關鍵詞]鄉村社會 法律控制 普法
一、問題的提出
在法治的背景下，鄉村秩序的安排不管是從現實還是從理想來看，都寄希望於法律。從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開始，鄉村的法律教育已進行了二十多年。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試圖將統一的法律知識和觀念推向農村，以此實現法治現代化。法治就其內容來說，包括兩個方面，即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國家權力的限制，這一點不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不應有任何不同。這是因為權利作為一種利益或是一種資格，能給當事人帶來利益，在利益的引導下，很難認為鄉村社會會對其加以抵制。因而在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中，我們必須研究作為法治主體的一個部分，鄉村社會，特別是普通的村民，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到底是什麼，他們是不是總是處於被動的接受者的地位，因而對法律的控制有一種本能性的抵制；作為法治主體的另一部分，基層的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是否總是在法制建設中處於一種正面的地位；實行自治的鄉村自治組織在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中應處於何種地位；作為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倡導者，國家究竟應站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只有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鄉村社會的法治建設有一個更為客觀的認識。
二、普法背景下的鄉村法治觀念
法律控制的一個關鍵是法律能對人們的行為產生影響，通常認為當行為按法律所希望的方向而動時，就被認為有效。從「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農村一直是普法所面向的對象。所謂普法，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套規則及其價值觀念的教和學的問題，相對來說，國家處於主導的地位。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國家的普法是處於被抵觸的方向的，恰恰相反，普法、大眾媒體和宣傳教育所提供的權利觀念，在鄉村社會中被廣泛接受。
例一：周廣立現象
周廣立是山東陽谷縣一個只有五年級文化的農民，1995年9月周廣立在趕集的時候遇到縣法院正進行《行政訴訟法》實行五周年的法律宣傳，當時縣法院在大街上擺了3張宣傳桌，來一個人就邊遞材料邊說：「有冤案沒有？民可以告官。」 周廣立在咨詢一個有關計劃生育的罰款是否符合立案條件，並得到法官的肯定回答後，便代理了這一案件並且最終勝訴。自此以後，他成了一個免費為當地村民代理民告官官司的「土律師」。在他代理的案件中，勝訴率達到90％以上。1
例二：計劃生育中的人身自由
在廣東韶關始興縣都亨鄉進行的一次法律調查中，都亨鄉的鄉長向調查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有一個村民與原配生有一個孩子，在原配去世後又結婚並生有一個孩子，計生人員認為該村民沒有實行相應的節育措施，並將強制執行。但該村民一口咬定法律中「人身自由不可侵犯」這一規定，拒不執行，多次撥打110報警，稱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侵害。1
在以往的論述中，學者們過分強調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中，往往是「法律不入」之地，並找出其中原因，如法律過分都市化、市民化；再如鄉村社會更注重內部和諧，而輕視藉助法律，依據公開程序解決糾紛等等。周廣立的實踐充分證明，所謂反映都市人要求的「陌生人的法律」，通過恰當的方式也可以很好地進入鄉村社會。2周廣立是一個農民，他所代理的對象也多是農民，而狀告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鄉政府。從法律知識的來源來說，周廣立最先是在法律宣傳的過程中，從廣義上說也就是普法的過程中獲得法律知識的。他對這種外來知識的接受，開始時雖然出現過疑問，但是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障礙，他至少順利接受了進行法律咨詢的法官可以立案的說法。由於這一案件是周廣立代理他人的案件，從新聞報道來看，他的被代理人也是順利、甚至是高興地接受了這一知識，因為「有申冤的地方了」。當時雖然有村民對周廣立的行為表示出一種不信任，但勝訴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一不信任，否則的話，他代理的案件不可能跨出省界進入河南省與山東相鄰的縣，甚至進入其他省。從當時情況來看，行政訴訟法頒布五周年，民告官在城市都算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周廣立等卻將其順利地接受了下來，並在實踐中運用，因而很難以法治過分都市化作為農村法治推行不利的理由。對於鄉村社會來說，它所關注的重點並不是法律是都市化還是鄉村化，而是法律能否解決其現實問題，能否為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提供保障。
從周廣立現象來看，普法只是為法律知識進入鄉村社會創造了條件，當人們知道了法律的存在後，也會按照自己的需要主動學習法律知識。周廣立就多方面自己搜集相關的法律書籍進行學習，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法律知識僅限於那次普法。實踐表明，人們會根據自己的要求，主動尋求他所需的法律，並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在韶關的法律調查中，被訪者向調查者展示了一份寫好的起訴書，事實和理由寫得相當規范。材料顯示，被告李某家中有多個兄弟，為村中的惡霸。曾依仗其兄弟勢力橫行鄉里，引起村民糾紛。1我們對此案的結果在這里不進行預測，但是足以說明一個事實，當出現糾紛或者說當權利被侵害時，人們會主動根據法律的要求，尋求法律的救濟。
與之不同的是，例二中的權利觀念就更復雜一些。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是鄉村社會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同樣人身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也是基本的人權，兩者都沒有問題，但是當村民將兩者結合起來時，問題就出現了。以權利對抗權力固然沒錯，但是權利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這一村民能接受前者，但卻沒有接受後者。也就是說，當法律進入鄉村社會時，鄉村社會會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對於普法所宣傳的法律和法律觀念，特別是有關法律可以保護權利的觀念，並不是在鄉村社會中沒有被接受，而是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發揮其作用，盡管有時候這種作用不是國家所願意看到的。就例二來說，村民以人身自由權抵抗計劃生育固然沒有法律依據，但是至少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就鄉村社會而言，人們願意用法律維護個人權利，這一點與城市並無不同，國家所要做的只是將這種權利的維護確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
三、法律控制的障礙——法外部的原因
在法治的背景下，以普法為代表的法治教育所輸送的國家法律的正當性是無疑的。這一正當性使法律承擔的使命並不僅僅在於讓鄉村社會熟悉法律和維護個人權利，還在於秩序的維護和鄉村的現代化。在這一目標沒有實現的情況下，很多人將其原因歸於鄉村社會對法治的不接受，這可能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是上面的分析可以證明這不是一個主要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或許更為重要。
在鄉村的法治建設中，鄉村自治組織—村委會和基層政權—縣鄉政府處於重要的地位。從法律上講，村委會和基層政府的地位不同，村委會行使的是自治權，基層政府行使的是國家權力，但兩者都在鄉村社會中處於主動的位置。在鄉村法治建設中，村委會和基層政府雖然可發揮積極的作用，但也往往會對法治的推行造成障礙。就基層政府來說，法治的本質在於限權，其中主要限制的是政府的權力，出於自身的考慮，即使對權力的限制是國家法律的要求，也會遇到權力的阻礙。而對村委會來說，自治權的行使容易以多數人的利益對抗少數人的利益，從而對國家法的實行造成障礙。
例三：周廣立的苦惱
周廣立打官司雖然受到當地鄉村社會的歡迎，但在官方卻是另外一回事，周廣立曾被威脅，也被一個副鄉長毆打。但他的苦惱不在於此，而是大案辦不了。
1995年5月，陽谷縣四棚鄉以薛庄村部分村民犯有「妨礙公務」罪，並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和超生、非法佔地建房等行為為由，動用推土機將部分村民的60餘間民房推倒，家電、衣物全部搶走。周廣立代理起訴後，陽谷縣法院在向縣委和縣政府請示後，決定不立案。1
例四：姑娘戶問題
在我國鄉村，一般將外嫁他村但戶口仍留在娘家的婦女，稱為「姑娘戶」。富裕鄉村一般通過制定村規民約收回「姑娘戶」已分配土地或拒絕分給她們土地及其相關權益。雖然各地法院從保障村民特別是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宗旨出發，將「姑娘戶」起訴村民委員會案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進行立案審理，但只能判決村民委員會重新開會，而不能直接判決應對「姑娘戶」分多少土地、發多少財物。2周廣立所代理的案件已超出山東省。就案件類型來說，他所代理的案件大多是相當簡單的行政案件，在這些案件中，行政機關明顯缺乏基本的依法行政觀念。就例三來說，鄉政府的行政違法性相當明顯，但仍不願接受最起碼的法律約束。在沒有周廣立參與的情況下，陽谷縣曾召開了「周廣立現象」研討會，會後的結論是周廣立的出發點有問題，對於這一現象，只能引導，不能提倡。1也就是說雖然國家法向鄉村提供的法律觀念是行政權應依法行使，個人權利應得到保障，但是基層政權對此卻持保留態度。就周廣立現象來說，鄉村民眾願意以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這方面普法的宣傳教育是順暢的，而周廣立的苦惱則不是單靠普法或法律宣傳所能解決問題的了。在周廣立的苦惱中，不管是縣鄉政府還是縣法院，並不是不懂法。從理論上講，縣政府與縣法院肯定明白司法獨立和依法行政，但在實踐中則是另一回事。在縣法院的請示報告中明確寫明「此案屬法律規定的受理范圍，理應立案。從現有材料看，立案裁判，鄉政府行為無法可依，將會敗訴。而此類行為並非四棚鄉一鄉僅有，判決結果對今後規范鄉政府的行為是有益的，但其產生的連鎖反應，對目前四棚鄉乃至全縣工作將造成很大影響，縣有關領導認為應暫不立案，應是基於此種原因」。2也就是說，當農民希望以法律解決問題時，管理者卻害怕法律。在韶關的法律調查中，有一位鄉鎮長說了這樣一句話：「村民的法律意識的進步，實際上是管理的退步。」這雖然是針對上文所提到的計劃生育事件說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基層政權中的一種看法。農民掌握法律知識後，確實會對鄉村的管理產生一定的限制，但是只要這一限制不是無理由無依據的，而是法律所賦予的，那麼對法制建設只有益處而無害處。因為法治既是以清晰的權利邊界為基礎的，也是以清晰的權力邊界為基礎的。
韶關的法律調查顯示，村委會非常清楚其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地位，在村委會的調查問卷中，認為村委在貫徹國家法律法規的過程中作用很大的佔了90％，作用一般佔10％，作用很小和無用的沒有；認為村幹部經常進行法律學習的佔80％，一般的佔20％，沒有人選擇較少和基本沒有；當村民發生矛盾糾紛時，選擇依法律規定的方式解決佔60％。有意思是對於這一選項沒有像前兩個那樣的一致，有人進行了重復選擇，因而選擇與村裡有威望的人協調解決同時佔了50％。3從這一數據來看，村委會對自己的地位和法律在鄉村管理中的作用是明確的，不管實際情況如何，當對外作為一個問題來回答時，他們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標準的答案。但是當涉及到解決實際問題時，就不象回答問題那麼容易了，這也是第三個問題沒有第一和第二個問題那麼一致的原因。他們所接受的知識讓他們知道法律應是解決糾紛的主要方式，但實際操作中可能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因而他們一方面選擇了法律，另一方面則做了保留，使正確的知識和實際的操作處於兩個不同的層面。 在姑娘戶案件中，村委會則以自己的方式阻礙了國家法的運行。如果問村委會及村民是否知道男女平等，獲得否定答案的機會可能不多，但實際的做法卻正好與正確的答案相反，並且作為一個現象廣泛存在。國家法律在這方面產生的困難並不在於權利受到侵害的村民沒有法律觀念，他們實際上是試圖通過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法律卻無法實現它給村民所提供的法律預期。因為法治意味著限權，限權意味著權力的邊界，在有關姑娘戶的問題中，村委會擁有的是自治權，姑娘戶擁有的是平等權，而法院所擁有的是司法權。司法權作為一種公權力有一種邊界，平等權作為一種個人權利當它受到侵害以後只能由公權力進行保護，而自治權力的基本構成要素就是其具有公權力不可介入的自治意志，法院在此類案件中無權直接指示或要求村民委員會對土地或財產進行如何分配，審判的結果通常是法院只能撤銷村民委員會的決議，或指定村民委員會另行作出決議。在這種情況下，村委會就以合法的方式阻礙了國家法律在鄉村社會的運行。
四、法律控制的障礙——法本身的原因
當說到國家法律對鄉村社會控制的失效時，鄉村社會非正式的制度，或者說民間法，被認為是法律實行的主要障礙。民間法與國家法相對，具有多種多樣的形態。社會中的習慣、道德、慣例、風俗等社會規范（social norms）從來都是一個社會的秩序和制度的一個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構成性部分，並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們之所以能長期存在，絕不可能僅僅是人們盲目崇拜傳統的產物，而沒有什麼實際的社會功能。1不管是民間法還是國家法，如果要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必須能滿足兩方面的條件，一是具有可執行性，二是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簡單地說，就是法律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例五：農村養老問題
當前在農村，老人訴說兒子兒媳婦不孝的越來越多，可以說已經達到怨聲載道的地步，反映遺棄、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權益的人和事不斷見諸報端。據司法部門提供的資料，各級法院受理的贍養糾紛案件逐年上升。農民普遍富裕起來以後為何不願盡孝的反而多了起來是當前農村家庭養老出現的一個新問題。1
例六：曾某的繼承權
在一次普法活動中，農村婦女曾某咨詢其父親死後留下一幢房產，兩個兄弟因此發生爭議，應如何處理。在得知其可以分得遺產後，她啟動了訴訟程序。在訴訟中，曾某的兄弟認為已在其舅舅的主持下，就房產的分配和其母親贍養費的分擔達成書面協議；曾某的妹妹放棄了遺產繼承權。判決的結果是：他們的母親分得了房產的5/8，而曾某和兩個兄弟各分得了1/8，對母親的贍養費問題法官沒有涉及。包括曾某在內，所有的人都對這份判決心存不滿。最終結果是雖有判決，但仍執行了原來的書面協議2.孝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社會、國家宣傳的主流社會觀念，在法律上，不管是《婚姻法》還是《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對其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實際情況是對於孝來說，不論是國家法還是民間法，都沒有得到實行。就民間法來說，現代法律觀念是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而傳統的孝是家族式的，以個人權利為代表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制度向農村社會的滲透，孝所依賴的家族式的觀念的根基就會發生動搖，傳統中的孝也就喪失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就國家法來說，與現代法治所伴隨的是不會因一個人的道德問題而對其施以懲罰，只有當事情觸犯了法律時，其所應承擔的不利後果才會明顯。傳統社會中的「孝」不僅涉及對老人進行物質上的「養」，還包括在精神層面的「敬」，這兩方面不可分割，相對來說「敬」更為關鍵。但是當到了法律層面，其重心在於物質層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放棄了精神層面的「敬」，以至法律上的圓滿解決，只能是把「贍養」問題合法地簡化為錢財供應，而當事人則可能無可挽回地失去親人看顧、情感和慰藉，以及，總之一句話，傳統所謂「孝」和「養」所代表的許多東西。1就其原因來說，現代法律以強制性為特徵，但並不是所有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都是可由強制性來解決的，故法律可以通過強制執行贍養費用來實現對老人的物質贍養，但對於精神贍養，對於家庭中的親情，法律是無力進行強制的。即使法律得以執行，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贍養老人的問題，最終造成對老人的贍養問題成了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就曾某的案件來說，其中所涉及的贍養問題從表面上看是依據民間法得到了處理，按照曾某的兄弟的協議，他們兩人得到了房產，也同時需履行對母親的贍養義務，雖有法院的判決，最終履行的是這份協議而不是法院的判決。但是在這一案中，民間法之所以能代替國家法發生作用的原因並不在於民間法，而在於國家法，因為依照國家法的判決本身就不具有可執行性。就房產的分割來說，按我國法律規定，農村房產屬宅基地建房，此類房屋與城市房地產的區別在於其轉讓受到限制，也就是曾某所分到的那八分之一很難兌現，不僅難以轉讓，也難以通過管理而得到利益，她所得到的是一個形式上的判決，除了得罪其兄弟外，沒有任何益處，她所應得的房產只能最終由其兄弟支配。在這方面曾某所接受的現代權利觀念是因為其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而讓位於民間法。這在曾某的母親方面更為明顯。由於現代法律強調不告不理原則，只要曾某的母親沒有對贍養問題提起訴訟，此事就在法院管轄之外。但是生活並不象法律這樣許可權分明，曾某的母親得到了八分之五的房產，作為一個老人來講，法律所給她的並不是她所需要的，這八分之五的房產無法解決她的生活問題。她的兄弟以得到母親的房產為代價承擔了贍養義務，這從表現上看是依從民間社會進行的安排，但實際上與國家法並不沖突，因為不論是民法通則還是繼承法，都有遺贈撫養協議的規定。曾某的行為雖然符合法律的要求，但這不是一個經濟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如果曾某懂得的法律再多一些，她會選擇一個更加有效的法律解決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國家法肯定能被民間法代替。
五、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與普法目標的實現
社會的有序或有規則之所以重要，並不是為了社會本身，而是為了個體在社會中的生活。因為只有在有序和規則的環境中，人們才可能對未來有一個大致確定的判斷，才可能有自覺的、有意義的生活，也才有可能在社會生活中運用個人的知識採取有效的行動、做出種種安排，其努力才是有意義的。1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以普法為代表的國家法治教育在鄉村社會中能夠得到接受；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沒有國家權力的支持，有利於生活的民間法也能在鄉村社會得到接受。
當我們談到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時，其中經常會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鄉村與城市的不同，這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之絕對化。鄉村與城市的不同並不是因為生活在其中的要求不同，而在於社會條件的不同。在鄉村社會中，相對來說權利觀念在接受方面的困難遠遠不如在權利實現方面大，而後者的困難並不在於鄉村社會不願意接受法律的控制，而在於鄉村社會的另一面，在周廣立的苦惱中是基層政權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願意接受法律的控制，在曾某的繼承權中是國家法律由於其自身的局限性而無法實現其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僅僅將問題的落腳點放於鄉村社會本身，無疑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要實現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必須要真正實現限權（力），避免公權力對權利的侵害，並且真正做到以權利對抗權力，以權力對抗權力。要實現這一目的，增強鄉村民眾的法律知識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必須是基層政權的依法行政，真正實現權利是權力的邊界。但是由於權利有依靠權力實現的特點，除依靠權利限制權力外，還必須依靠以權力對抗權力，特別是通過司法權來限制行政權。在周廣立的苦惱中，並不是權利的邊界不清晰，這一點法院也認為農民有權提起訴訟，鄉政府的行為無法可依，將會敗訴，但是由於行政權的干預，最終連立案也無法立案，更無法做到對權利的法律保護了。
在姑娘戶的案件中，問題稍微有些特殊。姑娘戶的出現雖然與傳統觀念有關，但是對姑娘戶的權利的侵害卻不單單是所謂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的適用結果，雖然在內容方面與此有關，但是其實際的適用與鄉村自治權的法律性質有關。按照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鄉村社會實行自治，其依據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按照該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在土地和財產分配方面，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因此按照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有權決定土地及其它財產權益的分配，在實踐中，侵犯姑娘戶合法權益的也正是村民委員會的決定。這種決定的內容雖然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但其形式上是沒有問題的，即使法院判決其內容違法，仍可以另行召開村民委員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自治權的規定成為村委會侵權行為的晃子。自治權的本意是保護自治個體的合法權益，但當自治組織的集體利益受到個體利益的威脅時，即使這一利益是正當的，也可能被自治權所侵害。因而在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中，除要求對以行政權為代表的公權力進行限制外，還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實現對自治權的控權。法治的目標之一是保護個人權利，在鄉村社會中就要求自治權力應該是個體權利的守護人，它既為個體權利的保障提供社會性的力量支持，又要依靠和排斥國家公權力。如何做到三者的協調，自治意志的高度理性與國家意志的全民化之間的妥協是關鍵，而這妥協既有制定法意義上的，也有民間法意義上的。1
在我們上面分析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鄉村社會的自治組織離這一要求還有相當的一段距離，在周廣立現象中，我們雖然沒有看到村委會對他的阻礙，但也沒有看到村委會的支持，在曾某的繼承權中，主持曾姓兄弟訂立協議的是他們的舅舅和族中長輩，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國家法，還是在民間法的運行過程中，村委會都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這一角度說，要實現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在村委會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並將對整個鄉村社會的法治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五五普法將著力培養和增強農民參與村民自治活動和其他社會管理的能力，使農民了解和掌握解決矛盾糾紛、維護合法權益的法律途徑。其內容便是加強法制宣傳教育與法律服務的結合，創新農村基層法制宣傳教育的途徑和形式，開展對農村「兩委」幹部法制教育輪訓活動，培養農村基層兼職法制幹部。
『玖』 如何推動鄉村治理的法治化
日前有媒體評論來稱自，農業生產方式變革，農村社會結構分化，鄉村精英人才外流，傳統宗法觀念影響……鄉村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末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時要加快立法，推動鄉村治理法治化。
分析人士表示，「村霸」背後很多都有宗族惡勢力，要消除宗法社會的負面影響，讓宗族惡勢力難成氣候，大學生村官與當地沒有宗族糾纏，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知識水平較高，有利於強化農村基層組織隊伍。
希望鄉村可以早日實現法制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