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依法治國

① 西方先哲 依法治國是怎樣闡釋的

沒有相同之處，有很大區別。西方各個地方政府法律都不一樣，聯邦政府只有軍事 財政 外交的權力對地方的管制很有限。他們是聯邦制國家過於鬆散，在中國中央政府可以直接拿下地方的官員。西方卻不行，中國是中央集權國家權力集中於中央政府。不光中國如日本 韓國 「台灣」都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集中於中央。聯邦政府指聯邦制國家的中央政府。聯邦政府通常出現於中央政府對地方掌控力較低的國家，或出現在地方意識強的國家。和中央集權制相對，聯邦制為一種地方分權制，其憲法將絕大多數的政府權力劃分給地方，而中央政府只能負責有限的事務，第一級政府稱為聯邦政府,它是全國范圍內的中央政府.第二級政府是州政府,它是聯邦的組成部分.前期法家強調變法,後期法家更注重定法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所以西方不可能依法治國，就算聯邦政府下達法令也沒有地方政府執行 和中國相反。

② 先秦法家所說的法與今天的依法治國的法有什麼區別

目的不同吧。那時的法主要用來強國，用來對內鎮壓，對外擴張和抵抗入侵。今天的法主要為了對內實現公平，避免官員以權謀私。

③ 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的是那位思想家

戰國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韓非，強調以法治國，樹立君主的權威，建立中央集權專治統治，為秦國所採納。我以前背的初一歷史資料上這么寫的。

④ 先秦法家主張以法治國，現在也講以法治國，兩者有什麼異同

兩者都是一樣的，都不如黃老道家講得清楚明白

兩千年的黃老道家提出了「道生法」主張，不但為道家治世開辟了道路，還說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來源，正如黃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
據此，法律還可分為有道之法和無道之法，有道之法天下大治，無道之法「法令滋彰盜賊蜂起」（老子語）

⑤ 論述先秦儒法倆家法律思想上的對立

這個話題比較大而沉重 真回答起來沒個思想深度是應付不了的說個大概區別就是儒家提倡以德孝仁治天下，是一種相對柔和，溫婉的政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以人為本）；與之相對的法家學說則是以嚴法治國，制訂嚴格的法律來管理約束群眾（用現在的話就是依法治國了），以上應當是最根本對立的地方吧

眾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華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為一種統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說是各有所長，又獨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異代表了中國先秦時期治國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義與法治主義的不同傳統,並奠定了儒法互補的基本格局.自漢武帝至清末，歷代統治者都奉行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策，而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儒家的法律思想

一、儒家思想總述

儒家思想是孔子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規范社會道德倫理的思想體系。《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思想後經過孟子，荀況，董仲舒等人的發展最終得以發展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他以「親親」、「尊尊」為立法原則，極力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以「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為基礎，並倡導大一統，反對苛政和兼並戰爭。他適應了奴隸制解體封建制度崛起後的社會需要，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後被統治者尊崇為正統思想，遠播四海，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影響一直到當今社會。

二、儒家思想之得

儒家思想之得表現在：

「禮」——以禮治國，寓法於禮。

儒家思想強調「禮」的作用，其對個人修養和良好品德的嚴格要求本質也是為了服從於禮。「禮」原意指的是對神上和祖上的祭祀（禮）祭祀就要強求次序和秩序，孔子將其演化為等級化秩序化的禮制，孔子努力倡導「禮」，希望按照禮使得社會安定團結，免除各個諸侯國家的戰爭，使得相互和諧，人們生活安定。另外又要求個人進行嚴格的自我修養，然後按照「禮」的要求進行社會生活，從而達到彼此和諧、安定的境界。盡管這一思想多少存在一定空想成分和不切實際，但是其進步性卻是明顯的。荀子將禮進一步發展成為「隆禮重法」成為優秀的治國之策。

「仁」—— 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以仁為核心，發展了「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這些內容集中概括了其治國思想和主張。「仁」運用於實踐即表現為「德主刑輔，先教後刑」。孔子強調「仁者愛人」反對苛政，而孟子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也在此基礎上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納入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如「天生民而立君，以為民也」（《荀子 大略》），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體落實於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認為「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書 皋陶謨》），再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國語 周語》）。又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因此，儒家學說具有很強的民本色彩。「仁」在歷代思想沿革中始終作為儒家治國思想核心被保存和發展。

「德」——強調個人修養，特別是統治者的個人修養。

「德」是個人修養的集中反映。儒家學說自開始起就是講求個人的修養，首先從個人出發以個人感受的角度來尋求個人內在和諧與平和。 如《論語》「學而篇」第一句就是講「說」、「樂」、「不慍」，達到這樣的境界才是有德有養的君子。可以說整個論語就是以孔子自己的行為表現和道德修養活動來教誨他人。而個人修養的最終目的除了使得個人感覺到愉悅之外，還在於達到社會本身的和諧，如 「學而篇」第一十二句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儒家學說認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強求這種品德修養。而統治者的品德修養又關乎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具有國家治理權力的人應該注重自身品德的修養。統治者具有良好的品德修養，不僅可以使得國家政權穩定，社會安定，而且能夠保障庶民的生活，從而達到「禮治」社會的理想層次。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國之策，散發著濃重的人文色彩

三、儒家思想之失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國之策，散發著濃重的人文色彩但是其也有自己的不足。

過於強調個人修養，不重視法律。

儒家強調個人為了神上和祖上而講求品德，使得儒家學說認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強求這種品德修養。而作為治國之策，這一點無具有空想性，根據歷史實踐可以發現，治理國家除了統治者要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以外，治國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希望藉助「德」而和諧社會無疑是不切實際的。

「親親」「尊尊」的腐朽性。

儒家學說僅僅是把國民當做被動接受恩施的客體，按照父母與子女的模式來理解君、官與民眾的關系，以滿足民在物質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為上限。即便出現了皇權的保證，民眾推翻的理由是當權者道德墮落、品質糜爛，而新建的王權只要繼承儒家學說，做到修身養性、體貼民生，就可以獲得新的正統地位。這種思想無疑具有保守性和腐朽性，他只能做到維系統治，而並不利於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

倡導「人治」不利於長治久安。

無論是「禮」還是「仁」，儒家學說始終希望藉助自我修養推行禮法達到社會和諧，從本質上來看，儒家倡導的實際上是「人治」，人治的弊端又是顯而易見的，好的人治靠有責任感的強勢的鐵腕人物的確可以出現盛世,如貞觀之治，但人治的缺點是長遠穩定性繼承性無保障，缺乏制度性的約束和規范，從長遠看還是不利於統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進而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阻礙。

法家的法律思想

一、法家思想總述

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經無從考證，但是鄧析、少正卯可以稱之為法家開山鼻祖，後來李悝，商鞅以及韓非子、李斯，等又不斷補充和發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終在秦朝達到頂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領社會。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道在社會的體現。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法家主張改革貴族奴隸主世襲制，強調獎勵耕戰，減輕賦稅。法家根據社會現實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古禮只適合於古代，當其時必須實行法制。他們由是提出與其法治思想一致的歷史觀：歷史是發展的， 「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家的法治思想體現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裡，法治、術治、重勢思想各有側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術治，慎到強調重勢，韓非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法律思想之得

「法治」——主張「依法治國」。

戰國時期的法家屬於地主階級改革派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為韓非子。其思核心是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並以「法治」來維護。這種理論被秦王贏政所採用，成為他滅六國，建立專制體制的理論基礎。秦統一後的許多措施就是法家理論的應用。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只提出了刑法，並不是近代意義的法律思想。其法治對象是君主之外的所有臣民。這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特權，保護新興地主的中央集權制度有積極作用。雖然由於秦過分強調「法治」，以致嚴刑苛法，橫征暴斂，短命而亡。秦漢以後法家作為一個學派消失了，但重視法的作用，強調君主專制思想卻被歷代繼承下來。

制定成文法，將法公之於眾，注重治國策略。

法家所主張的首先就是將法予以成文化，並且公之於眾。「法者，國之權衡也」（《商君書 修權》）。法以明文規定的形式公之於眾的效果，就是評判行為的標准也予以客觀化，不再是主觀性的個人道德修養。和儒家將行為規范稱為「禮」不同，法家將自己規定的行為規范明確稱為「法」、「律」，努力顯示出對社會大眾的平等性：「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致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書 賞刑》）。

重「刑」——突破「刑不上大夫」，凸顯王權權威。

法和律的內容對「禮」突破很大，法律的制定是為了定分止爭，興功禁暴，賞刑並用，同時，也以明確的方式來維護王者的權威。對於王者的權威維護，不再依賴於王者的道德修養，反而，更多地依賴於法律的威嚴和嚴格執行。在統治權問題上完全拋棄了過去「禮治」所強調和運用的倫理工具，利用對臣民的利益引導和心理威懾來服從王者的需要。盡管韓非子也看到了特權階層對法律實施的破壞和阻礙，「犯法為逆以成大奸，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韓非子 備內》），但是，法家的法與律以及嚴格實施，還是為了「明王之國」。

三、法家法律思想之失

法家思想有許多進步之處，也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發展，但是他也存在很多不足。

「嚴刑峻法」。

正因為嚴格按照法律來維護統治權以及國王的權威，對犯法者自然不會從輕，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韓非子都主張「嚴刑峻法」，「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韓非子 六反》）。實際上就是加大對犯法者、犯罪者的處罰，通過嚴厲的特殊預防來增進一般預防的效果，從而使得民眾對國王之法不敢違反，順從於法律的規定，建立符合統治者需要的統治秩序，從而達到「治」的目的。因此，在法家法律思想中，反而沒有了民本思想，

民眾工具化。

在法家思想體系中，民眾只作為統治者的奴役對象而出現。法家對於老百姓是心存蔑視的，儒家主張「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法家則更絕，主張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張以懲罰使人民恐懼，用獎勵讓百姓服從於國家的利益，比如對外侵略擴張。如商鞅訂立的軍功二十級，讓百姓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斗，也就是鼓勵為國家利益而殺人，只有功利，不問是非。整個國家至上而下只有統治階級擁有思考能力，只有君主一人擁有最終決策權；作為臣民，只要服從並隨時准備為國家（事實上是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獻身就行了，而回報不是人格的尊重和自由權利，也不是儒家那樣在道德上的褒揚，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總體上而言，就是利用國民的生存利益來達到政治的目的。「法治」完全是一種工具和手段。

過分強調權術忽略統治者自身能力和修養。

法家明確論述王者權勢問題和王者對臣民的駕馭之術，如「抱法處勢則治」（《韓非子 難勢》）、「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 定法》）。談論勢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統治。儒家所倡導的是靠王者的道德修養來順從「禮治」要求，從而服得天下，使得民眾從道德倫理的角度佩服和服從王者的秩序，即主張「賢人治理」。而法家則認為「賢人治理」完全是一種幻想，只有靠勢才能實現良好的統治。君主具有王者的帝王和權勢，臣民所具有的臣民身份決定了他們必須服從於君主的權勢，對於不服從者，自然是用法來懲治。這樣法與勢結合起來，成為統治的良好工具。而且，君主還應該講究「術」。這是韓非子所明確強調的，除了人事制度的管理之外，還要強調「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韓非子 難三》）。在君臣關繫上，君主應該無為，不可「移情借臣」，把君主對臣民的防範予以明確化和正當化，並且設計多種方式來供君主運用，防止臣民對君主的悖逆和姦詐，實際上這是為君主的特務統治和法制之外的操縱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持。

法家儒家思想綜述

儒家主張的是「賢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張君主的權勢，並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強調君主的個人修養，尋找道德支撐，而法家則根本不管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於，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導致「惡法亦法」；儒家則注重「法」與「禮」的關系，要求法符合進行祭祀活動「禮」中的親情和溫情關系。儒家學說在道德上為君主統治留下了難題和隱患：「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 五蠹》）可見，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針鋒相對的對立，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又具有極強的互補性。

可以說，在平和時期，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非常需要儒家學說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個人道德，也使國民修身養性，保證良好秩序，從而保證政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而在征戰時期，國家趨向統一和奪取政權的需求就可以從法家那裡找到根據。對於本身就認為皇權至上的君主來說，在自己道德破敗或者把道德拋棄時，法家的主張正好可以彌補統治方式上的空白。對於皇權來說，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滿足其不同側面的需要，正所謂，「威逼」與「安撫」相結合，服從於皇權的統治要求，維護君主的權威和統治，成為皇權社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達到了「人治」的終極目標。也正是如此，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核心理論。

⑥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6)先秦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⑦ 先秦法律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律思想有哪些貢獻

1、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並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

2、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3、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7)先秦依法治國擴展閱讀：

法家的思想：

制定法律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是人性趨利避害。

同時韓非子還補充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聖人治國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惡。

一國之內為善的人不計其數；使少數作惡的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是依靠眾人的力量並使（那小部分作惡的人）去除惡。

所以，（治理一個國家）不要老是著眼於提倡好的道德，而應致力於建立（那管理少數作惡者的）條文。據此推論，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會就會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揚好的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是徒勞的。

循名而責實

這是法家對「正名」的解釋。君王需要有一套駕馭臣子的權術。而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去完成其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

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君王只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於怎樣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導。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

關鍵是君王如何選擇合適人去擔任某項職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能者居上位，無能者淘汰。

好利惡害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仲曾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

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將「好利惡害」得人性與國家富強結合起來，用賞賜、刑罰誘使、驅使人們「耕」、「戰」、「告奸」，凡是生產糧食多的、殺敵有功的、揭發違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

任何人，不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國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貴榮華，而國家也就富強起來了。

⑧ 先秦法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政治思維有什麼影響

先秦法家思想確定了依法治國的理念。

⑨ 法治始於哪個朝代,代表是什麼

在我國依法治來國的主張，最早是由源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慎到、商鞅、韓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韓非為代表。韓非著有《韓非子》一本，他主張「霸道」和「以法治國」。秦統一天下後，全面推廣法家思想，依法治國。但是過於嚴峻，忽視了人情和道德因素，摒棄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⑩ 中國歷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於先秦儒家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張:「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張晉藩先生曾撰書稱，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國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以法治國，是國家管理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華。

管仲對以法治國的作用表現出了極大的信心，認為實行以法治國可以有效地統一政令，無論施政、威下，都不過是「舉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國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變動的時代產物，也是法家在總結治國理政經驗基礎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體現。

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原有的土地國有制度逐漸為新開墾的私田所取代。生產關系的變化也使得整個上層建築都發生了劇變，曾經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國之間纂弒不絕。

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周初設計的維護等級秩序的禮制受到破壞，諸侯之間僭號稱王、僭號稱公層出不窮。

在不斷發生的大侵小、眾暴寡的戰爭中，一些國家被兼並了。如，周初分封時，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見於年表者僅魯、蔡、曹、衛、晉、鄭、齊、楚、宋、杞、陳、吳、邾、莒、許、小邾等十餘國而已。


擁有實力的諸侯國紛起爭雄稱霸，先是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後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在禮樂失序的社會劇烈變動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營造理想的國家治理環境。

儒家創始人孔子懷念周初的禮樂文化，提出「克己復禮為仁」。而此時的「仁」，已經由「仁者愛人」發展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過「為政以德」，達到「天下歸仁」的終極目標。

與儒學並稱「顯學」的法家學派提出法治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以法為治的國家制度，由國家制定成文法，設置於官府，公之於百姓；君主以法作為管理國家、控馭臣僚百姓的手段；實行重刑主義，以刑輔政，以刑去刑；通過貴賤上下皆從法，實現立公廢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