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格

⑴ 民法典的頒布有何歷史意義

《法國民法典》作為近代世界的第一部資產階級民法典，曾跟隨拿破崙的大軍傳遍了歐洲，專並影響到世界各屬地，成為法國革命的象徵和人類理性的代表，但隨著時間的發展，法國民法典的一些規定落後於時代。特別是凝聚著德意志民族理性精神的《德國民法典》頒布後，20世紀各國的民法典的制定多以其為藍本，而《法國民法典》的一些缺陷則為人所詬病。然而，法國民法典並不因此而喪失其光輝，它在批評中依舊保持了自己的風格並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國已將制定民法典提上議事日程，然而人們更多的是從立法技術角度推崇《德國民法典》，卻忽略了《法國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制定的借鑒意義。事實上，《法國民法典》作為近代第一部民法典，其制定過程、立法風格、體例等等都對我國民法典的制定都不無借鑒意義。本文主要從分析1804年民法典的制定過程中拿破崙的作用及立法者的價值取向入手，試圖得出一些對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有益的東西。

⑵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典結構和內容變化是什麼

一、法典結構與法律形式的發展變化 1.《魏律》 鑒於漢代律令繁雜,魏明帝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後人稱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對秦漢舊律有較大改革: 首先,將《法經》中的「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 其次,將「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再次,進一步調整法典的結構與內容,使中國封建法典在系統和科學上進了一大步. 2.《晉律》頒行與張杜注律 西晉泰始三年,晉武帝詔頒《晉律》,又稱《泰始律》.《晉律》對漢魏法律繼續改革: (1)精簡法律條文,形成20篇602條的格局. (2)與魏律相比,在刑名律後增加法例律,豐富了刑法總則的內容. (3)同時對刑律分則部分重新編排,向著「刑寬」、「禁簡」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張杜注律:在《晉律》頒布的同時,律學家張斐、杜預為之作注,總結了歷代刑法理論與刑事立法經驗,經晉武帝批准頒行,與《晉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晉律》亦稱「張杜律」. 3.《北魏律》的制頒 北魏統治者吸收漢晉立法成果,采諸家法典之長,經過綜合比較,「取精用宏」修成《北魏律》20篇,成當時著名的法典. 4.《北齊律》的制定 北齊政權全面總結歷代立法經驗,歷經十餘年修成當時最有水準的法典《北齊律》.《北齊律》共12篇. 特點:將刑名與法例律合為名例律一篇,充實了刑法總則,精煉了刑法分則,使其成為11篇,即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 影響:《北齊律》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對封建後世的立法影響深遠. 5.法律形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法律形式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形成了律、令、科、比、格、式相互為用的立法格局. (1)科起著補充與變通律、令的作用. (2)格與令相同,起著補充律的作用,均帶有刑事法律性質,不同於隋唐時期具有行政法律性質的格. (3)比是比附或類推,即比照典型判例或相近律文處理法律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 (4)式是公文程式. 二、法典內容的發展變化 主要表現在法律儒家化進一步加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法律內容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禮法結合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在漢代中期以後的法律儒家化的基礎上更

⑶ 為什麼美國有很多奇怪的法律

美國的很多看起來奇怪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法制傳統，由於美國大部分州是英美法系，因此都以判例和「遵循前例」為法律淵源，某件案件發生後的判例，理所當然的會成為法律淵源，比如某件侵權案件後，此類侵權事件的處理即成為法律淵源，比如邁阿密地方法院如果因某人模仿動物引發人身侮辱案件判令不得模仿動物，那麼在該地，「不得模仿動物」即成為必須遵守的法律了。這在成文法的中國是不可想像的。而且美國立法健全程度極高，乃至於某些領域事無巨細都有立法。這些法律看起來搞笑，卻是一個國家高度重視法律、嚴格遵循法律傳統、生活中處處體現法律精神的體現，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是「法制國家」的理由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美國的州都有這種「雞毛蒜皮」的「奇怪」立法的，少數美國的州是大陸法系，有固定的成文法和不隨意修改、注重形式邏輯的立法風格，比如路易斯安那州。而且，適用於美國全國的聯邦立法是非常嚴謹的而不隨意變化的。

世界上英美國家大多數有此類「奇怪立法」，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均有，成文法國家比如中國、德國等極其少見，例如侵權法，中國會在法典或者司法解釋里內概略規定「權利主體因其人身權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使其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到損害可要求侵害人給予賠償」，換了美國某地方，會因為某個判例使得「留有胡須的男子親吻女性是對女性精神上的損害」這種細微到小節的規定成為法律。

最後要說明的是，美國有「搞笑的法律」這個說法也不是很嚴謹，大多數判例法地區是以判例或者成例援引為判決的依據，但是不會將「站著喝三杯啤酒違法」寫到法典里去的，因為一般不會有法典。只能說「美國用於判決的法律依據是以前發生過的比較好笑的判例」，這么說比較准確。

⑷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制度對隋唐的影響主要是承前啟後的那種，最好結合漢朝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三國兩晉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法制指導思想：引禮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正統法律思想，又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規律。

二、立法概況：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經〉中的「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將「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二)《晉律》：與張、杜注律。〈晉律〉又名泰始律，增加了法例律。同時，律學家張斐、杜預為律作注，與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間，律學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齊律》：武成帝河清年間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齊律》。《北齊律》在中國封建法典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對隋唐時期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響。重罪十條就是最先規定在《北齊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晉律》首先規定準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適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處罰越輕，而以卑犯尊，處罰越重。制服愈遠，正好相反。

(二)官當：正式規定於《北魏律》與《陳律》中，是指官貴可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種特權制度。

(三)八議入律：源於西周的「八辟之議」，曹魏時期正式入律。是指「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八議制度表現出封建特權思想的鮮明特色。

(四)重罪十條：具體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

(五)封建五刑：規定絞、斬死刑；規定流刑；規定鞭刑、杖刑；廢除宮刑制度。

四、司法制度

(一)中央司法機關的變化：北齊正式設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

(二)登聞鼓直訴制度：允許擊鼓鳴冤，加強了上級司法機關對下級司法機關的檢查監督。

(三)死刑復奏制度：為減少錯殺無辜，將死刑權收歸中央。

(四)刑訊制度化：刑訊殘酷野蠻，反映當時司法的腐敗和黑暗。

⑸ 大陸法系從一般到抽象的立法技術

近代西方國家法律向中國傳播可以說是從商法的傳播開始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尤其是德國商法對中國商法產生了重大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體例上的影響。中國古代奉行諸法合體，在立法體例上沒有法律部門的劃分，更不存在商法部門。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以德國商法為代表的大陸法國家商法的影響，中國制定了自成體系的商法典。這種商法的法典化和商事法律的專門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立法格局，使中國商法在立法體例上更接近於德國等大陸國家的商法。 （2）立法技術上的影響。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商法的不發達，現代商法中的許多概念在中國古代幾乎是空白。伴隨著現代西方商法向中國的傳播，大陸法系國家商法中許多概念逐漸被引進到中國，對中國商法的立法技術產生重大影響。 （3）立法理念上的影響。中國傳統法由於奉行諸法合體，商業法不成體系。但現代大陸法國家的商法，尤其是德國商法注重法的內在邏輯性、體系的完整性、規范結構的嚴密性、概念的抽象概括性。這些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商事立法的內在風格。20世紀初中國商法典的制定以及20世紀以來大量商事單行法規的制定都體現了這些特點。 （4）商法制度、規則上的影響。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商法的不發達，現代商法中的許多商事制度和規則在中國古代均不存在。伴隨著現代西方商法向中國的傳播，大陸法國家商法中許多重要的商事制度和規則被引進中國，以全新的姿態為中國商法所繼受

⑹ 條文法系與案例法系的區別與聯系

區別：立法原則和立法風格不同，條文法系立法原則是條條主義，立法風格是簡練。案例法系立法原則是以案例為准繩，立法風格是具象。
聯系：都是人類立法界的組成部分。

⑺ 如何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新修改的立法法對稅收法定原則作出的這一明確規定，將深刻和長遠地影響我國的依法治國進程，註定會載入中國法治史冊。那麼，在新立法法時代，又該如何全面推進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
從形式法定到實質法定

本次立法法修改，在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上有重大突破，值得高度肯定。從理論上講，稅收法定可以分為形式層面的法定和實質層面的法定。一般認為，稅收法定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傳統的稅收法定不問稅法的具體內容，僅要求以法定形式規定稅收事項；第二層次，應當從禁止立法機關濫用權力、制約課稅權的角度，構築稅收法律主義的法理，進而要求在稅收立法中體現量能課稅原則、公平負擔原則、生存權保障原則等憲法性原則，同時在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過程都要自覺貫徹法定主義；第三層次，立足於維護納稅人基本權益，強調稅收的徵收和使用相統一。學術界通常將第一層次稱為稅收的形式法定，而將後兩個層次稱為稅收的實質法定。簡言之，前者強調「有法可依」，後者側重「良法善治」。

稅收實質法定，不僅要求形式上的法定，還要看稅收的實質內容是否真正做到了法定，即實際上的稅收法定。對稅收實質法定要從兩個向度去同稅收形式法定進行區分：一方面，與靜態的、文本意義上的法定要求不同，實質法定還強調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全過程都應貫徹法定原則，這既包括具體的法律制度，也包括（無直接法律依據時）抽象的法律原則、法律理念乃至法律精神；另一方面，與形式上的「有法可依」不同，實質法定還對所依之法提出諸多要求，既強調稅法制度的合理正當性，需要通過量能課稅等基本標準的檢驗，還要求稅法制度不能過於原則、抽象，「宜粗不宜細」的立法風格將會導致「間接授權立法」的大量存在。如果說，形式法定主要解決的是稅收立法「數量」的問題，那麼，實質法定則主要針對稅收立法「質量」而展開。由此觀之，本次立法法修改，主要是在形式法定層面取得突破，而對於實質法定的實踐，則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推進和實現實質法定的進路

稅收實質法定本質上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題中之意。在立法法對稅收形式法定作出較為完善規定的情形下，有必要把握新的歷史機遇，推動稅收實質法定的實現。這需要重點在以下幾方面下足功夫：

首先，由「規范法律形式」向「規范法律實質」跨越。稅收基本問題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追求「良法善治」，具言之，稅收立法需要受到作為其上位規范的憲法以及憲法精神的約束，來確保每一部稅收法律都符合現代法治國家的基本理念。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稅收實質法定要求稅收立法自覺地叩應我國憲法的規定、體認我國憲法的精神、落實我國憲法的要求。比如，憲法上的平等原則對稅收立法的具體指引是量能課稅的適用，以實現稅收負擔在不同納稅人之間的公平分配；又如，財產權是憲法上的一項公民基本權利，對財產權的保護要求稅收立法妥善處理好國家財政權和納稅人財產權的界限；還如，憲法對生存權的保障，具體到稅收立法即要求基本生活所得不予課稅等等。

其次，發揮立法機關在稅收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強化稅收立法能力。要在2020年前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實現「一稅一法」，特別是要讓每一部稅收立法都能經受社會的推敲和歷史的檢驗，就必須強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稅收立法能力、充實其稅收立法力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因此至少有兩種方式可以採納：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牽頭，邀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參與，全國人大發揮主導作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發揮專業性特長；二是有些稅種法律還可以委託社會、專家、學者立法，這可以通過招標程序進行。

再次，推動實現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過程動態法定。稅收法治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應當包括科學的稅收立法、嚴格的稅收執法、公正的稅收司法、全民的稅收守法四個層面。實質法定，不僅是就文本上的稅法而言，還要求稅務機關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課稅要素與征納程序來徵收稅款，要求建立高效的監督與救濟機制、確保納稅人可以通過司法途徑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

最後，稅收實質法定還要求將法定原則貫穿在稅收的收、支、管等不同環節。現代國家作為「稅收國家」，國家賴以維系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主要來自於稅收；而置身於現代社會國家和市場經濟語境下，稅收的使用范圍迅速擴張到公共產品供給、收入分配調節等場域，而這些財政支出行為已經成為影響民眾福祉的關鍵因素。因此，需要打通收入和支出這兩個環節，也即稅收法定中的「稅」涵蓋「征」「用」兩個側面。

新立法法對稅收法定原則的強調，的確是中國立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對形式法定的規定在現階段已經比較完備；但是，當我們把焦距拉長，尤其是置於整個法治中國建設的廣角之下，那麼形式法定的漸趨完善遠非終點，而是意味著一段新的歷史征程的開始——對稅收實質法定的不懈追求。「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國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任重而道遠。 （劉劍文為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侯卓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⑻ 有限合夥企業的立法方式

既然要將有限合夥制度進行立法，那麼採取怎樣的立法體例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有學者提出有限合夥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實現：在《公司法》中增加兩合公司的規定，或者在《合夥企業法》中增加有限合夥的內容，或者直接制定專門的《有限合夥企業法》。[3]此外，也有學者提出仿效大陸法系，建立隱名合夥制。筆者在此就各種立法方式做一比較。
1.兩合公司
在世界各國立法中，有限合夥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採用，除美國外，英國也有《有限合夥法》。在香港，合夥分無限責任合夥和有限責任合夥。前者由《合夥條例》(香港法例第38章)調整，後者由《有限責任合夥條例》(香港法例第37章)調整。 大陸法系則更多的規定兩合公司的組織形式。《法國商事公司法》第23條規定：「簡單兩合公司的無限責任股東具有合股公司股東的地位。有限責任股東只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股東不得以技藝出資。」德國法上也規定了兩合公司(die Kommanditgesellschaft )的概念，其由無限責任股東和有限責任股東在一個共同商號下組成，但與法國規定不同的是，德國的兩合公司不具有法人資格。但「在法律交往中，它作為一個商事經營企業，可以享有很大的法律上的獨立性，可以在自己的商號下獨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可以獨立參與法律訴訟活動。」 日本商法第三章中也規定了兩合公司，其要求公司章程中記明股東所負的責任(149條)，同樣規定「有限責任股東只能以金錢或其他財產作為其出資標的」(150條) 且「有限責任股東不得執行公司業務或代表公司」 .
從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規定不難看出，兩合公司在形式上與有限合夥有眾多相似之處。但是他們最根本的差別在於兩合公司是公司法人，有限合夥企業則並不具備法人的身份。由此引申出來兩者在許多方面的差異。很重要的一點是公司制組織在稅法上是納稅主體，對其營業所得要實行雙重納稅，而合夥制組織因不是法人不被視為納稅主體，在稅法上是作為直流課稅主體，因而能避免雙重納稅。這也是有限合夥成為風險投資的廣泛組織形式的最主要優越性之一。這一點在下文中還會有詳細論述。其次，兩合公司和有限合夥企業在企業內部信息批露上承擔著不同的責任。公司制企業必須按《公司法》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採取合夥制組織形態的企業則可以大大減少信息披露，這一點對於還處於不成熟形態的高科技來說尤為重要。因其很多還未成熟到申請專利的程度或出於申請專利要求公開的顧慮而作為商業秘密加以保護。事實證明，一般風險投資企業都必須加大對其商業秘密保護的力度。從這一點來說，有限合夥的企業組織形式更為有利。最後，作為兩合公司的設立程序比較繁瑣，且公司的治理結構也相當復雜。而以合夥形式存在地有限合夥不僅設立簡單，且有限合夥的運作一般按照合夥協議進行，靈活性強。
《公司法》規定的主要是有限責任式的企業制度，而有限合夥究其本質仍屬於無限責任企業，且涉及到無限責任投資者，因此從立法的科學性和便於法律之間分工的角度考慮，公司法僅僅以兩合公司的形式引進有限合夥，只是得其形而失其神，起不到促進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應有作用。並且，美國高科技發展的速度和成就遠遠高於歐洲日本，作為孕育美國高科技成長的有限合夥制度功不可沒，因此，美國的經驗更值得我們借鑒。解決這一問題仍應通過有限合夥的立法來破除法律障礙。
2.隱名合夥
隱名合夥是一個大陸法系的概念，在法國民法典和德國商法典都有所規定。德國商法典第171條和第172條規定，有限合夥是為了在某一商號的名義下從事商事營業而建立的一種商事合夥。有限合夥中包括兩種合夥人，即至少一個無限責任合夥人，一個有限責任合夥人，有限責任合夥人在其出資的范圍內對合夥的債權人承擔責任，而隱名合夥則是作為隱名合夥人的出資者和商業企業之間的一種契約，根據該契約，隱名合夥人負責向企業提供一定數額的資金，並相應的參與企業的盈利分配，分擔企業的虧損，並且無須登記。可見雖然德國商法典承認隱名合夥，但也更多作為契約對待，而有限合夥則被認為是商事主體，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必須要進行登記。
若以隱名合夥代替有限合夥進行立法，就可能產生以下問題：第一，隱名合夥是一種不完全的合夥。它事實上不是合夥，而僅是隱名合夥人與出名合夥人的一種契約關系，且不需要立法登記，因而不具有企業主體特徵。在日本和德國的立法中都規定隱名合夥不需要登記，不具有企業主體特徵就是明證。而在我國立法中如果同樣規定隱名合夥不需登記，由於我國市場經濟仍處於初級階段，金融資本市場監管經驗相當孱弱。在監管能力達不到要求的情況下，啟用隱名合夥很可能成為部分人進行金融詐騙的工具及對黑色收入進行洗錢的便捷之道。從而引發市場混亂，如果登記的話，將使得隱名合夥本身的優點大大削減從而打不到立法預期的目的。第二，在我國長期存在政企不分官商合一的現象，當國家明令禁止掌握國家權力的單位或個人以各種合法和非法的方式直接參與商品生產和經營，撈取權利和資金的雙重報酬時，如果建立隱名合夥制度，將為這些單位和個人(國家公務員)採取隱名合夥的方式暗中投資操縱的腐敗之風大開方便之門。
可見，由於我國市場發育的不完全，很可能恰恰是隱名合夥的這些優點反而成為阻礙其在中國發展的最大障礙。為了防止以上弊病的產生，建議在目前階段不採取隱名合夥，直接規定有限合夥，這樣能夠較好的和國際接軌，並且促進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
3.單獨立法
關於合夥的立法體例，歷來有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之分，前者走主體立法的格局，以單獨制定合夥法和有限合夥法為特徵;而後者將合夥歸之於債法之中，成為合同的一種。觀諸我國現有立法體例，如單獨制定的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和獨資企業法，這從表面上是在學習英美法系的立法格局。雖然這樣的立法體例已遭到很多的非議，但現階段在有關主體立法上的大格局未變的情況下，單獨制定一部有限合夥法是最適當的。
雖然很多人提出可在對合夥法進行修訂時，加入有限合夥的內容。但從立法的邏輯、體系來考慮，有限合夥與普通合夥在許多方面存在差異，如果在普通合夥框架中，用規范和管理普通合夥企業的規則和辦法處理有限合夥企業，很難確保有限合夥企業的健康發展。因此，在英美等國，都是將有限合夥和普通合夥分別立法。美國是各州先制定自己的有限合夥法，在1916年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通過《統一有限合夥法》(Uniform Limited Partnership Act，簡稱ULPA)後，該法也為大多數州所採納。該法是將有限合夥看作一種具有較大獨立性的商業營利組織而加以規范的。它規定了有限合夥組織的各個方面，不需要適用其他法律就可以實現對有限合夥的調整和規范。隨後在1976年又對其進行了進一步修訂，該修訂法把有限合夥的組織結構形態設計成適應於當代經濟生活的發展的需要，並變成以有限合夥人數量眾多、經濟條件安排得較為復雜和需要跨州營運為其特徵。

⑼ 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對中國商法有哪些歷史影響

近代西方國家法律向中國傳播可以說是從商法的傳播開始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尤其是德國商法對中國商法產生了重大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體例上的影響。中國古代奉行諸法合體，在立法體例上沒有法律部門的劃分，更不存在商法部門。19世紀末20世紀初，受以德國商法為代表的大陸法國家商法的影響，中國制定了自成體系的商法典。這種商法的法典化和商事法律的專門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立法格局，使中國商法在立法體例上更接近於德國等大陸國家的商法。
（2）立法技術上的影響。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商法的不發達，現代商法中的許多概念在中國古代幾乎是空白。伴隨著現代西方商法向中國的傳播，大陸法系國家商法中許多概念逐漸被引進到中國，對中國商法的立法技術產生重大影響。
（3）立法理念上的影響。中國傳統法由於奉行諸法合體，商業法不成體系。但現代大陸法國家的商法，尤其是德國商法注重法的內在邏輯性、體系的完整性、規范結構的嚴密性、概念的抽象概括性。這些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商事立法的內在風格。20世紀初中國商法典的制定以及20世紀以來大量商事單行法規的制定都體現了這些特點。
（4）商法制度、規則上的影響。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商法的不發達，現代商法中的許多商事制度和規則在中國古代均不存在。伴隨著現代西方商法向中國的傳播，大陸法國家商法中許多重要的商事制度和規則被引進中國，以全新的姿態為中國商法所繼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