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標簽與我國刑事法治

❶ 怎樣理解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怎樣

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解與適用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其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 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條也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這一規定確立了我國法律的罪刑法定原則，為我國刑法及刑事法治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被認為是我國刑事法制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它也標志著我國刑法根基的確立。
罪行法定原則主要表達了刑法限制國家刑罰權，保障人權的功能，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通過適用罪刑法定原則，更深程度的限制了國家的公權力，保護了公民的私權利，使人權得到了更為堅實的保護。 這一原則的價值內涵和內在要求在整個刑法典中得到了較為全面、系統的體現：刑法典中對於犯罪的法定化與刑罰的法定化就是具體體現：明確規定了犯罪的概念，構成犯罪的要素及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明確規定了刑罰的種類，量刑的原則和各種刑罰制度。在具體犯罪罪狀及各類犯罪法定刑設置方面，增強了對法條的可操作性，注重闡明罪狀與量刑情節的具體化，這就增強了刑法中對定罪量刑的確定性，也體現出了公平公正的理念。
然而，條文規定的原則並不能代表事實上執行其拉就能達到如期效果，往往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出現。對於刑法中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要在實際法律活動中付諸實踐，還必須依賴於司法機關的執法活動，要切實貫徹執行罪刑法定原則。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法之明文規定是司法活動的前提性根據。首先要正確的定罪與量刑，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基礎，明確嚴格的進行司法活動；其次要正確的進行司法解釋，不能超越許可權，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制約下，司法解釋是有限度的，超越這種限度的司法解釋是越權的，也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在罪刑法定原則下，司法解釋不能採用類推解釋的方法。同時，不利於被告人的擴張解釋，由於解釋已經超出刑法條文詞義的范圍，因而也是違背罪刑法定的，不被允許的。無論是擴張還是限制解釋，都不能違反法律規定的真實意圖。
我國的法治在事實上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與改進，因此，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領域的實施還有待完善，法律部門必須從對它基本含義和基本精神從根本上進行全面、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只有這樣，刑法才能成為捍衛善良人和犯罪人權利的大憲章。

❷ 如何認識我國刑法中確立的罪刑法定原則(200-300字)

刑法總則中的體現
我國刑法實現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罰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體表現是：（1）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的概念，認為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觸犯刑法的、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2）刑法明確規定了犯罪構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過失、刑事責任能力等。。（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為司法機關正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刑罰的法定化具體表現在：（1）刑法明確規定了刑罰的種類，即把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兩大類，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和沒收財產。（2）刑法明確規定了量刑的原則，即對犯罪人裁量決定刑罰，必須以犯罪事實為根據，以刑事法律為准繩，（3）刑法明確規定了各種具體犯罪的法定刑，為司法機關正確量刑提供了法定標准。

刑法分則中的體現
在分則罪名方面，我國刑法作了相當詳備的規定。在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將1979年刑法及其後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單行刑法、附屬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經過必要的整理和編纂納入其中。同時，還根據社會現實的需要增設了大量罪名。例如在經濟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規定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洗錢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設了強制猥褻罪、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等。刑法分則第七章還專章規定了危害國防利益罪，增設了20多個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貪污賄賂罪和瀆職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設了若干罪名。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此外，在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以及各種犯罪的法定刑設置方面，刑法亦增強了法條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狀的表述上過於籠統，在法定刑的規定上過於寬簡，缺乏立法的明確性和具體性。1997年刑法在罪狀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設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經驗，立法在細密化、明確化程度上有所進步。

❸ 我國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及犯罪的相關內容

犯罪的構成要件即犯罪的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

客體

是指犯罪行為侵犯的、中國刑事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任何犯罪都必然要侵犯某一客體，不侵犯客體的犯罪是不存在的。例如，銷售假葯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葯品的監督管理制度以及公民的健康權利。如果侵犯的不是刑事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如合同關系，就不構成犯罪。

客觀方面

是指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活動的客觀事實特徵，包括危害社會的行為、危害後果及其因果關系等。危害社會的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作為是指不當為而為的積極行為，即實施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如殺人。不作為是指當為而不為的消極行為，是指行為人有條件、有義務實施某些行為而不實施，以至於使刑法所保護的客體受到嚴重危害的行為，如玩忽職守。

主體

是指實施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自然人或者單位。第一，關於自然人，刑法規定只有達到一定年齡並且精神正常的人，才能成為犯罪的主體。第二，關於單位犯罪主體，是指為牟取單位的非法利益，由單位負責人或者經單位集體討論決定，實施了《刑法》明文規定的單位犯罪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其中包括法人單位和非法人單位。《刑法》對單位犯罪基本上實行兩罰制，既處罰單位，比如判處罰金，又處罰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只有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才實行單罰制。

主觀方面

是指《刑法》規定的成立犯罪必須具備的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其危害後果所持的心理態度。包括犯罪的故意、犯罪的過失、犯罪的目的和動機。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犯罪的過失是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心理態度，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於自信的過失。

❹ 凡是我國公民無論身在何處只要犯罪都有依法按照國家刑法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摘要 屬人管轄原則，是指積極的屬人管轄原則，即本國公民在國外犯罪的，也適用本國刑法。保護管轄是指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安全、獨立和利益，包括本國國民的生命、財產和利益，而對於外國人在該國領域之外，對該國國家或其國民的犯罪行為實行的管轄。適用范圍都在外國，保護管轄和屬人管轄的區別就是一個針對本國人，一個針對外國人。

❺ 我國刑法對犯罪構成和刑事責任能力是怎麼規定的

刑法對於犯罪的g，構成要從幾個要件去看，有沒有違法行為？也就是說，侵害行為，侵害對象損害後果，在侵害行為跟損害後果之間有沒有因果關系？然後看是否達到責任年齡，有沒有責任能力？如果上述情況都符合的話，基本上可以認定刑事責任，從責任年齡再逑劃分完全刑事責任相對刑事責任和，無責任能力

❻ 我國刑法將犯罪行為歸為十大類，分別是什麼

1、危害我國安全罪；

2、危害公共安全罪；

3、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4、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5、侵犯財產罪；

6、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7、危害國防利益罪；

8、貪污賄賂罪；

9、瀆職罪；

10、軍人違反職責罪。

(6)犯罪標簽與我國刑事法治擴展閱讀：

刑法有以下三種功能：

1、規范（規制）功能秩序維持功能

指刑法通過將一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規定相應的刑罰，表明國家對這種行為否定的價值判斷，要求人們不要實施這種行為，並對實施這種行為者給予刑事處罰。而一般公民懾於刑罰的威力，也會按刑法的規定規制自己的行為，不去觸犯刑法，社會秩序也得到了維護。

2、法益保護功能

指國家通過將侵害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正當利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通過要求人們不要犯罪和對發生的犯罪行為予以刑罰懲罰來遏制犯罪，以來保護國家、社會、公民的正當合法利益不受或不再受犯罪的侵害。

3、人權保障功能

刑法的規定限制了國家司法機關在刑事司法中的行為——要依法辦事，不得濫捕濫判，從而保障合法公民的權益不受刑罰權濫用的侵害，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權益不受刑罰權濫用侵害。西方有些學者稱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罪刑法定是實現刑法保障功能的最主要制度。

❼ 我國的刑事政策是什麼

你好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❽ 我國刑事訴訟目的實踐現狀

給我答案啊啊啊，廣J頂起啊！

刑事訴訟法的目的，是指制定和執行刑事訴訟法所要達到的預期目標。

❾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審問犯罪嫌疑人必須全程錄音錄像,這主要體現法治思維的哪項要求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審問犯罪嫌疑人必須全程錄音錄像，這主要體現法治思維的正當程序要求。

法治思維的內涵豐富、外延寬廣，從不同的角度，可以進行不同的解讀。法治思維主要表現為價值取向和規則意識兩個方面，價值取向是指個人如何看待和對待法律，規則意識是指個人如何用法律看待和對待自己。法治思維包括法律至上、權力制約、公平正義、人權保障、正當程序等內容。

(9)犯罪標簽與我國刑事法治擴展閱讀

刑事訴訟法的特徵：

1、體現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規律，有深厚的法律理論基礎和豐富的思想內涵。

2、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既可由法律條文明確表述，也可以體現於刑事訴訟法的指導思想、目的、任務、具體制度和程序之中。

3、刑訴規定的基本原則包括兩大類：一般原則和特有原則。

4、一般貫穿於刑事訴訟全過程或主要訴訟階段，具有較普遍的指導意義。

5、具有法律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