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徵收中的實質法治

⑴ 形式行政和實質行政的區別

形式行政和實質行政的區別如下：

1、含義不同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以建立法律為法治內容的核心。

實質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在法治框架內必須允許人民對法律內容進行評價。

2、代表意義不同

形式法治以追求法的安定和"法律統治"為目標的法治,它是法律實證主義思想的反映「法的統治」的法治，它最大限度地信奉法律的權威和作用，而不是以君王權威、道德教化或神的旨意為政治統治的圭臬。

實質法治立足於中國當代行政法的背景，對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做了系統、深入的闡述，在論證上具有濃厚的法理學色彩。這有助於深化行政法學基礎理論，也足以與法理學和其他部門法展開對話。

3、基本要求不同

形式法治下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但這種審查僅僅局限在行政行為的形式合法性上，只要有法律、法規的依據，行政行為便是合法有效的。至於法律、法規本身是否符合法的精神，法院無權進行審查。

實質法治意味著除了要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之外，還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

1、行使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

2、行政決策的內容合理。

3、程序正當。

⑵ 運用稅收相關知識談談你對我國貫徹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認識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綜述
2014年1月10日，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北京大學稅收法治建設研究基地主辦，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承辦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論壇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凱原樓307會議室成功召開。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靳萬軍副司長、張學瑞副巡視員，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李萬甫所長等政府官員，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沈巋副院長，北京大學法學院劉劍文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華東政法大學陳少英教授、武漢大學熊偉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大旗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施正文教授等學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陝西省等地的稅務系統工作人員，普華永道、華稅、天馳、國楓凱文等會計師事務所或律所合夥人，共計60餘位專家參與了本次論壇。《法制日報》、《法制晚報》、《中國稅務報》等多家媒體對論壇進行了報道。

論壇開幕式由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主持，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李三江司長、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先後致辭。李三江司長對論壇提出三點倡導：第一，鼓勵暢所欲言；第二，理論聯系實踐；第三，具有問題意識。劉劍文會長強調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關鍵在於：第一，樹立法治思維。所謂稅收立法「成熟一個、出台一個」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會延緩稅收法定的改革進程。第二，擺正立法與改革的關系。稅收立法不僅能夠確認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夠推動和引導稅收改革，它是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國當前諸多社會矛盾的平台。

一、稅收法定原則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與會專家就稅收法定原則的准確理解達成了相當的一致意見，以期釐清當前存在的一些誤解。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遠教授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稅收法定原則」，這對促進依法治國、依法理財具有歷史性價值。第一，必須盡快健全、完備稅法體系，提高稅法的系統性、科學性、協調性和開放性。第二，將稅收法定原則及基本稅收管理體制、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等內容寫入《憲法》。第三，在《稅收徵收管理法》中專設一章「納稅人權利保護」。第四，發揮立法機關在稅收立法中的主導作用，將現存的諸多稅收行政條例上升為法律。第五，將財稅法設置為一個獨立的立法系統。

武漢大學法學院熊偉教授指出：第一,重視稅收法定原則中「課稅要素明確」的要求。若課稅要素不明確，實際上構成了一把「雙刃劍」，不僅不利於納稅人依法納稅，也不利於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第二，處理好各個層級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確稅收實施條例、稅收實施細則各自能夠規定什麼，確定稅法解釋的具體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於稅收法定原則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稅問題。稅務機關應當適當轉變執法思維，在征稅問題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嚴格地依據法律征稅。第四，促進稅收執法的公開透明，以倒逼稅務機關提高其執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陳少英教授認為：稅收法定原則最深刻的內涵在於限制政府征稅權、保護納稅人財產權。在具體操作層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須編排稅收立法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作為一個以商品稅為主的國家，我國在商品稅方面的立法卻非常欠缺，故在「營改增」改革中，應大力推動增值稅立法，並通過「價稅分離」，增強納稅人意識，從而在實現增值稅的經濟功能的同時實現其政治功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稅收法定原則的涵義是經過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納稅人的立法參與，控制國家征稅權；並藉助稅收法律的安定性、規范性、可預測性，保障納稅人的財產權、生存權、發展權、生產經營自主權、人生規劃自由權等。第二，加快稅收立法的步伐。要改變立法機關力量薄弱的現狀，應當優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知識、年齡結構，增強立法人員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稅收法律為已足，還應保證稅收法律在內容上對基本課稅要素等進行具體、明確、完備的規定，改善立法質量。第四，建立對稅收規范性文件的司法審查和對稅收法律的違憲審查機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現「實質法治」。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施正文教授認為：一方面，應充分認識稅收法定原則的崇高地位。它是稅法領域最高原則，並對一個國家的法治、人權保障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另一方面，應正確理解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內涵。稅收法定原則之「法」既包括對稅收實體要素和基本的稅收程序要素的規定，又要求稅務機關嚴格地實施和執行稅法。在立法上，關注稅法的可實施性，改變過去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做法；在執法上，轉變按照計劃或任務征稅的思路，以稅收法律作為征稅的唯一依據；在司法上，發揮稅收救濟的功能，改革稅收司法制度。

二、我國稅收立法現狀的剖析和反思

與會專家基於國家治理的整體視角，解讀了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實踐中的演繹情況。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教育研究所賈紹華所長認為：《決定》中「國家治理」的提法彰顯了政府運作方式上的重大轉型，關繫到國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主要包含三個指導思想，即稅種的法定、課稅要素的法定、徵收管理程序和技術的法定。只有滿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稅行為的正當性，提高政府的治稅能力，發揮稅收作為一種國家治理途徑的作用。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周序中教授將《決定》中對稅收法定原則的明確承認視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國二十多年來稅制改革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在當前的改革深水區、矛盾激化期，財稅法治建設突顯了「法律」的價值，能夠合理地劃分私主體和公主體的財產界限，關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欲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就一定要樹立稅法權威，在稅法的表現形式、實行和運用上多下功夫，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稅法的籠子中。

普華永道合夥人梅杞成結合自身實務經驗，把中國稅法實踐中的問題總結為五個特徵：一是很多領域本應當有法，卻沒有法。二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公平。三是很多領域有法，但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執行的差別非常大。四是很多領域有法，卻不依法執行。五是很多領域納稅人有權利，卻不敢行使這些權利，導致納稅人權利得不到很好的保護。

揚州稅務幹部進修學院李登喜教授認為：稅收法治之治實際上是一種「共治」，故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能僅停留在立法層面。一方面應當構建科學的稅法解釋體系、健全稅法解釋方法，在與納稅人權利息息相關的規則解釋上，對行政機關的解釋權進行適當限制，防止稅收執法裁量權的錯用和亂用。另一方面，應當建立標准化案例稅法，也即稅法領域的案例指導制度，通過稅法的實踐探索來引導稅法的理論研究。

北京大學法學院張守文教授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財稅法學界和實務界已形成的共識，也是一個永恆的研究主題。從《立法法》第8條到1985年稅收授權立法決定、稅制改革試點模式，都與稅收法定原則存在著緊密的關聯。縱觀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都未在財稅改革上多作著墨，因此，此番《決定》中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完善稅收立法」等諸多財稅問題的明確表述，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三、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頂層設計與可行路徑

與會專家從稅收立法、執法、守法、執法、監督、遵從等多個角度，對稅收法定原則的宏觀及微觀路徑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法案室張永志副主任認為：站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徵是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合作，稅收法治也正是置於這個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稅收法定原則意味著，一是樹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稅收法定原則蘊含著的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過法律制度的設計來確認和體現稅收法定原則。三是落實立法規劃，改進立法程序，保證稅法的科學性、系統性和適應性。

來自各地稅務部門的實務人員闡述了自己對稅收法定原則的看法。河南省國家稅務局常新友副處長認為，應提高稅收立法的協調性和統一性，處理好法律與法律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改革與立法、經濟與法治之間的關系。北京市地方稅務局施宏處長反思了我國稅收法定實踐，在立法層面，人大沒有盡到稅收立法授權之後的監督職責，納稅人參與稅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執法層面，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均未啟動稅法領域的司法解釋，稅收案例的數量較少。四川省地方稅務局李青處長指出，稅務機關不能將完成征稅指標作為唯一的工作導向，而必須依法徵收。如果不實行稅收法定，就會使稅務執法的隨意性非常大，既導致收了不該收的稅、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也導致該收的稅沒有收、損害了國家的利益。陝西省國家稅務局張岳文副處長認為，我國稅收領域的現狀是法律理想難以與現實相銜接，引發法律的「脫節」。一方面需要考慮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結合，使稅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國本土的地氣；另一方面需要促進立法、執法、司法層面的相互跟進。

來自律師事務所的專家交流了自己辦理稅務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案件的實務經驗，重點提出了關於稅法解釋的一些體會。天馳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王家本認為，稅法應當對課稅要素進行相對明確、詳細的規定，增加法律中的嚴格性規則，不宜給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和稅法解釋權留有過大的餘地。華稅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天永同樣認為，根據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行政解釋不能適用擴大解釋的方法，才能保證稅法的權威性、促進稅法的確定性。國楓凱文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李榮法指出，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應當確立「禁止擴大」以及「尊重本意」等兩項解釋原則。建議將「稅收徵收管理法」分為納稅服務、涉稅建設、涉稅處罰三大部分，轉變「輕服務、重管理」的態度，推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間的相互信賴，強化違反稅法的責任和處罰力度。

四、稅收法定原則與稅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稅法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圍繞著稅收法定入憲、稅收授權立法、稅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展望了我國稅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進方略。

《中國稅務報》劉佐總編輯提出：稅收法定原則並非資產階級所固有，而是一種在世界范圍內都被普遍遵循和認可的基本原則，是現代國家保護人權的必由之路，故我國有必要將稅收法定原則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同時，面對復雜的國情現實，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應當區分輕重緩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規劃。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張學瑞副巡視員認為：從《決定》的布局安排看，稅收法定原則被定位為民主建設中的大事情，它牽涉到人民主權、政治體制改革，關繫到擴大民主和加強法治。稅收立法應當回應現實需要、回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回應老百姓的願望，還應當確立階段性的任務，結合我國的國情、社情和稅情，制定具體的時間表。

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傅紅偉處長指出：稅收法定原則是一項國際規則，也已經在我國全社會上下形成共識，下一步的重點就在於如何讓稅收法定原則落到具體工作當中。稅收法定原則的中國路徑被視為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全國人大、國務院、稅務機關等多個機關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稅務幹部學校何小王教授針對我國諸多稅收規范性文件突破、超越許可權的現象，提出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授權依據應當具體化，並引入外部的授權立法監督機制，形成全社會的監督體系。另外，既然旨在保護人身權的刑法中明確了「禁止類推適用」原則，那麼，旨在保護財產權的稅法也可以考慮確立相近的原則，禁止稅法領域的類推和比照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紹了德國有關稅收授權立法的學理和實踐，闡釋了其對於我國處理稅收授權立法現象的啟發，提出在稅收授權立法問題上，需要將立法機關的強大、行政機關的謙抑、司法機關的補足這三者密切結合。我們不能單純地肯定或否定授權立法，稅收授權立法應當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一個必須堅持的底線是，重要的課稅要素應當嚴格地由狹義法律進行規定。

五、閉幕總結

閉幕式上，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靳萬軍副司長肯定了本次論壇的成果，指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具有長期性、持續性和不斷改進性，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我們從意識與理念、體制建設與機制創新等維度著手，將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多個環節協同並舉，以共同實現稅收法治的目標。

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劉劍文會長重申，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固然應考慮中國國情，但這項原則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決定》的本意上來，「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中的「法」只能指狹義的法律。稅收法定原則的主旨在於保護納稅人權利、限制公權力，落實路徑是在5-10年的時間里，將所有的稅收行政法規都上升為稅收法律，且應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國的法治建設才能進步，民富國強的治國目標才能達成。

⑶ 什麼是實質法治，什麼是形式法治 回答內容全面 論述題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以建立法律為法治內容的核心。

實質法治就是要求統內治者在法治框架容內必須允許人民對法律內容進行評價。

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法治，都旨在建立一種理性的法律秩序。兩者都區別於依靠明君或先知才能的人治和藉助宗教的「神治」以及尊奉道德的德治等治略。但兩者在價值取向上有明顯不同。

(3)為徵收中的實質法治擴展閱讀：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⑷ 公共利益 國家利益 區別

公共利益：
1982年憲法的第四次修改的最大亮點是人權入憲。在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的人權中，作為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之一的財產權，是長期被輕視、極易受損害的一類基本權利。今年3月14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二十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 如果行政機關真正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而採取強制規劃、徵收、徵用等特殊行政措施，以公共利益為由來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財產權是基本權利之一），當屬實質法治主義的一種體現，似乎無可厚非。但行政管理實踐中的大量典型案例和經驗教訓表明，「公共利益」是個筐，什麼東西都往裡裝，這一弊端特別為人詬病。例如在土地和財物的規劃、徵收、徵用、強拆等方面出現的大量惡劣案例，往往是某些行政機關和社會組織（說到底是某些掌控公共權力的人）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而行損害民眾利益之實，嚴重影響了政府形象，社會危害性很大。公共利益作為一個高度抽象、易生歧義和弊端的概念，如果不嚴格限定，極易出現濫用現象。概括國內外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與經驗，筆者認為在理解和運用公共利益這個概念時，應堅持如下六條判斷標准：
（1）合法合理性。財產權是公民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只有在法定條件下才可出於公共利益的考慮依法對基本權利加以克減和限制，故須堅持法定與合法原則，也即法律保留和法律優先。各國立法中關於公共利益的表述，主要有概括規定、列舉規定、概括與列舉相結合的規定等三種方式，其共性是必須具有「公眾的或與公眾有關的使用」之內涵。此外，關於公共利益的考慮，還應符合比例原則，具有必要性與合理性。如果徵收徵用之目的可通過其他代價較小的方式實現，則無必要徵收徵用。

（2）公共受益性。縱觀各國立法和行政實務，許多國家對於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寬泛，凡國家建設需要、符合一般性社會利益的事業，都北認為具有公共性，例如國民健康、教育、公共設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護等公共事業發展的需要。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圍一般是不特定多數的受益人，而且該項利益需求往往無法通過市場選擇機製得到滿足，需要通過統一行動而有組織地提供。政府就是最大的、有組織的公共利益提供者，它運用公共權力徵收徵用土地為全社會提供普遍的公益性服務。

（3）公平補償性。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運用公共權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會有代價，這就造成公民權利的普遍犧牲（損害）或特別犧牲（損害）。有損害必有救濟，特別損害應予特別救濟，才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這是現代法治的一個要義。這種救濟主要表現為法定條件下的公平補償和事先補償，它體現了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實體公正。與正當補償、適當補償等提法相比，公平補償的提法也許更合乎市場機制的要求，更接近私權利與私權利之間的交往法則。事先補償則體現了政府誠信和法安定性的要求。

（4）公開參與性。以公共利益為由採取強制規劃、徵收、徵用等特殊行政措施，會嚴重影響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做到決策和執行全過程的公開透明，依法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知情權、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參與決策權等程序權利和民主權利的有效行使。如果在考量土地、財產徵收徵用措施的必要性、公益性及其補償的公平性的過程中，利害相關的民眾卻不能表達意願、協商條件、參與決策、尋求說法，這肯定不符合現代法治的又一基本內蘊——程序公正和參與民主的要求。

（5）權力制約性。以公共利益為由強制克減和限制公民權利，極易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系，尤其是在出現公共危機而行使行政緊急權力時更易於以公共利益之名越權和濫用公權力，故須進行有效的監督制約，這是建設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要求。除了把以公共利益為由行使公權力納入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等民主監督視野中，更需要加強對於這一公權力行使過程的違憲審查、司法審查、上級監督、專門監督等國家權力性監督，這是「以權力監督權力」的機制和判斷標准。國內外的行政訴訟實踐證明，通過司法審查來監督和判斷行政徵收徵用措施的是否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就是一種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

（6）權責統一性。如果行使公權力後不承擔責任，任何公權力掌控者都會濫用權力，故須完善相應的責任機制。當某個公權力掌控者以公共利益為由克減和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後通過監督機制判定所謂公共利益之理由不成立，則應嚴格追究且能夠追究其責任，包括法律責任、政治責任、道義責任、社會責任，使其付出相應代價。這是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是最有威懾效力和普遍適用、自動適用的控權機制與判斷標准。

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國防建設以及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可以徵用集體所有的土地」。這是廣義理解公共利益的一個注腳。為防止以公共利益之名濫用公共權力侵犯公民權利,今後可通過立法（如《行政程序法》、《行政補償法》）將屬於公共利益的范圍在概括規定的基礎上再逐一列舉規定,如：(1)國家安全和軍事用途；(2)交通、水利、能源、供電、供暖、供水等公共事業或市政建設；(3)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保、綠化、慈善機構等社會公共事業；(4)國家重大經濟建設項目,但以具有公益性為限；(5)其它由政府興辦以公益為目的之事業；等等。

國家利益：安全利益 政治利益 經濟利益

當利益對立時會引起沖突

⑸ 如何理解憲法中的法治原則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 （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 （2）法律應相對穩定； （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 （4）保障司法獨立； （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 （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 （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 （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 法治原則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7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美國學者德沃金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法治問題，但從他關於權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形式法治的明確挑戰：他主張道德權利，強調個人可以"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國家不正義的法律；他反對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張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保護；他要求捍衛體現"公平、正義"要求的法律原則等等，都含有明顯的實質法治的精神。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徑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
編輯本段憲法形式體現
不論是把法治界定為治國方法、法制的理想狀態、法律運行的原則，還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價值標准、社會結構狀態，那麼必須首先建構法律制度這個前提，理所當然地要以憲法作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說憲法存在本身就是實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志。法治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傳統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憲法形式體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成立前後，法治原則一般集中體現在政治宣言或者憲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內容體現在憲法正文裡面。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當時體現法治原則的內容規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經審判不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所未列舉的權利應為人民保留；（4）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職權；（5）司法獨立；（7）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8）國家機關之間應嚴格實行分權。 現代資本主義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因應資本壟斷化、全球化的趨勢和社會民主化的潮流，在內容上呈現出行政權力不斷擴大，公民權利大幅增加，法治標准趨向國際化等特點外。在形式上也頗有創新。概而言之，這些形式大致有三種：第一種形式是在憲法序言中明確宣告為法治國家。如《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憲法序言便說道：「制憲會議庄嚴宣布：葡萄牙人民決心保衛國家獨立，捍衛公民基本權利，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法治在民主國家中的最高地位。」第二種形式是在憲法正文中明文規定自己是法治國家。如《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2 條規定：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民主的、非宗教的、社會的法治國家。《摩納哥公國憲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尊重自由和基本權利。"第三種形式是雖不直接使用法治字樣，但從其它內容或者文字可以推論出該憲法以法治為基本原則。如前聯邦德國基本法不僅規定了它要實行三權分立的聯邦政體，而且在《基本法》第97章第1節明文規定："法官應該獨立，並僅服從法律。"同時它還規定基本法是具有切實效力的最高法律。第四種形式是雖不直接宣布實行法治，也不用其它條文間接反映法治精神，而是用「基本原則」為章名或在其它各章中體現了法治的政治體制。中國1999年3月15日由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而從總體上確立了中國的法治體制。除此以外，現行憲法的其它不少條款也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具體內容有：（1）在序言中鄭重宣告中國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確認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政黨、團體、組織和個人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在總綱中明文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2）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3）在國家機構中規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社會團體、行政機關和個人的干涉。 中國學者一般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和中國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形式的不同外，還有實質的不同，資本主義的法治以維護資本主義的特權為目的，是打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旗幟」對廣大人民進行「合法侵犯」。社會主義的法治是一種消滅特權的法治，它不但要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可能出現的以國家、組織名義所進行的合法侵犯。
編輯本段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視法律與政治分離，實行分權；將程序視為法律的中心；強調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強調對法律的嚴格服從與忠誠等。上述這些無疑對培養法律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建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極其重要意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1）它的法條主義趨向導致法律思維脫離社會現實；（2）規則的適用排除了對目的、需要、結果的考慮，規則模型帶有現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氣質；（3）程序中心主義加劇了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緊張，導致人們的公正預期受挫，從而使人們對程序正義的公正性產生懷疑。有鑒於此，後法治國家在追求法律發自治品格時，也應重視規則和政策的內涵價值，從而尋求法律制度自我矯正的機制，發揮法律、道德與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無論是職業法律家的法律還是代議機構的立法，都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新的規則，他們只能表述、闡釋、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規則。12但在重視發現習慣規則的同時，我們也絲毫不可貶低法律制定的作用，畢竟立法不僅象徵著人類為解決特定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同時立法對補救現有規則之不足，克服習慣規則的凌亂化，並改變或者變通「那些與目前秩序相抵觸或經驗表明不便利的規定」13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從理論的邏輯而言，民主天然地有產生「多數專制」的傾向，從實證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導演「集權專制」和「群眾專政」的災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擴展民主，並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建設法治與憲政，另一方面則要用法治的精神來質疑、否定和矯正民主的缺陷。

⑹ 法治原則一般包括哪些內容

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

2、法律應相對穩定；

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

4、保障司法獨立；

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

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

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

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

法治原則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

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

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

(6)為徵收中的實質法治擴展閱讀：

法治的基本理念是強調平等，反對特權，注重公民權利的保障，反對政府濫用權力。由此，法治應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

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而且也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

第二，法治作為特定社會人類的一種基本追求和嚮往，構成了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礎。

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

⑺ 形式意義上的行政和實質意義上的行政的具體區別在哪兒

形式行政和實質行政的區別如下：

1、含義不同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以建立法律為法治內容的核心。

實質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在法治框架內必須允許人民對法律內容進行評價。

2、代表意義不同

形式法治以追求法的安定和"法律統治"為目標的法治,它是法律實證主義思想的反映「法的統治」的法治，它最大限度地信奉法律的權威和作用，而不是以君王權威、道德教化或神的旨意為政治統治的圭臬。

實質法治立足於中國當代行政法的背景，對形式法治和實質法治做了系統、深入的闡述，在論證上具有濃厚的法理學色彩。這有助於深化行政法學基礎理論，也足以與法理學和其他部門法展開對話。

3、基本要求不同

形式法治下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但這種審查僅僅局限在行政行為的形式合法性上，只要有法律、法規的依據，行政行為便是合法有效的。至於法律、法規本身是否符合法的精神，法院無權進行審查。

實質法治意味著除了要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之外，還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

1、行使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

2、行政決策的內容合理。

3、程序正當。

(7)為徵收中的實質法治擴展閱讀

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本質區別

1989年我們建立了行政訴訟制度，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但這種審查僅僅局限在行政行為的形式合法性上，只要有法律、法規的依據，行政行為便是合法有效的。至於法律、法規本身是否符合法的精神，法院無權進行審查。在此種情況下，披著合法性的外衣，公平正義的原則可能被無情地踐踏，有時可能演變為「法制下的新專制」。

良法之治是法治的真諦所在。要實現良法之治，法律本身應當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而不是行政意志的體現，更不是部門利益的體現，法律要保護公民的權利。惟有此，公平正義才能實現。法律保留原則便是良法之治的保障。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行政法規沒有法律的授權不能逾越。

基於這樣的立法權保留，《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得以廢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因與《物權法》相違背而引起要求修改的廣泛呼聲，勞動教養制度的合法性也被質疑。

在形式法治面前，行政機關尋找的僅僅是一種法律依據。沒有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固然不得增加公民負擔，剝奪和限制公民權利，但只要找到法律依據，行政行為便是合法的。

在貫徹《行政許可法》的過程中，法律為行政許可設定了嚴格的主體、條件和程序，根據《行政許可法》的精神，原來由各部門實施的一大批審批項目屬於取消之列，如手機生產牌照制度，但有關部門採取了規避法律的做法，將許可紛紛改為了核准、非行政許可的審批、登記、備案，盡管其核准、登記的程序與許可無異，但由於沒有用「許可」兩個字而置身於《行政許可法》的規范之外。

就北京市一而再、再而三地實行尾號限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是否合法進行的論爭中，從形式合法性上而言，顯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實施〈大氣污染防治法〉辦法》賦予了其採取包括限制時間通行的管制措施的權力。但問題是，在建設法治政府，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今天，對政府行政行為的要求再也不能簡單地滿足於形式合法性了，行政行為不僅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實質上要符合法律的精神，體現法律的意圖，保護公民的權利。

⑻ 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區別是什麼

大陸就是形式法治
美國就是實質法治
區別很明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