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砸立法會

㈠ 關於97香港索羅斯的那戰爭的詳細情況

對港幣進行大量的遠期買盤，准備再重現英格蘭和東南亞戰役的輝煌。

羅斯剛剛打完一場漂亮的「掃盪戰」，掃盪了整個東南亞金融市場，這次出手甚至波及到了整個世界的金融市場，但是索羅斯絕不是那種肯輕易罷休的人，開始對港幣進行大量的遠期買盤，准備再重現英格蘭和東南亞戰役的輝煌。

這次索羅斯的決策可算不上英明，因為也許忘了考慮香港背後的中國大陸，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達2000多億美元，加上台灣和澳門，外匯儲備不少於3740億美元，如此強大的實力，可不是英格蘭、泰國等國所可比擬的。此番襲擊港幣，勝算的把握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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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香港索羅斯的相關情況：

1、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

2、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

3、趁美國股市動盪、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跌至6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

㈡ 如何定義暴力執法

首先，隨著執法機關倡導以人為本，文明辦案，執法隊伍的確在執法理念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和正當權益的維護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和強化，所謂在「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之下任由違法犯罪之人肆無忌憚，只能助長他們犯罪的囂張氣焰，還會讓群眾質疑執法機關的工作能力。
其次，是一些人法制意識淡薄所致。
隨著國家民主法制進程的加快，公民權利意識大大增強，但義務觀念卻相對滯後，導致了一些人走入誤區，一旦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就置法律於不顧，不惜採取暴力手段去「維護」； 最後，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使一些人超越了法律的底線，一旦執法行為影響到其經濟利益，就認為「掙錢的道被堵死了」，不惜採用暴力手段阻撓執法，直至觸犯刑律。

暴力執法主要說的是城市管理執法人員，中國對暴力執法至今沒有明確定義，是立法缺位，行政監督乏力的表現，其實就是違法行政，如果LZ遭遇了所謂的暴力執法，那最好的辦法就是藉助媒體宣傳。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告是很難告贏得…

㈢ 雙方擱置爭議在法律上有什麼後果

基本含義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基本含義是：第一，主權屬我；第二，對領土爭議，在不具備徹底解決的條件下，可以先不談主權歸屬，而把爭議擱置起來。擱置爭議，並不是要放棄主權，而是將爭議先放一放；第三，對有些有爭議的領土，進行共同開發；第四，共同開發的目的是，通過合作增進相互了解，為最終合理解決主權的歸屬創造條件。
法律依據及實踐
共同開發具有國際法的依據，最主要的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74條第3款或第83條第3款。盡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上述條款並未使用「共同開發」術語，顯然「臨時安排」包括「共同開發」，且「共同開發」為「臨時安排」的重要形式。同時，通過協議共同開發已被各國採用和發展，實踐證明，它具有強大生命力。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截止2012年國際上共同開發的實踐達20餘個，分散於世界各地；共同開發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實踐，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在劃界協定中規定共同分享利益和建立共同開發區；二是在未達成劃界協議前，先在重疊區就共同開發達成協議。此外，共同開發也得到國際法院的認可。例如，國際法院在北海大陸架案（1969年）中認為，大陸架劃界可通過協議解決，或達不成協議時通過公平劃分重疊區域，或通過共同開發的協議解決。可見，共同開發在理論上盡管對其概念存在分歧，但利用共同開發制度開發資源的國際實踐眾多，並不存在困境。

㈣ 請問現在在打架前雙方自願簽生死狀(非強迫簽)，這樣有效嗎將對方打死了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嗎(也就是

自願簽生死狀屬於個人協議，即沒有法律效力，更沒有法律依據。如果將人毆打致死要負刑事責任。
法律分析
故意傷害罪，是指故意地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一種。主要特徵是：一、犯罪客體是他人的身體健康。故意傷害自己身體健康的，一般不構成犯罪。但自傷行為損害了社會利益而觸犯了其他刑法條文的，則構成犯罪。二、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損害他人的身體健康主要指損害人體組織的完整或者破壞人體器官的正常功能。傷害行為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但不論使用何種手段，傷害他人身體的，均屬傷害行為。犯罪手段的不同，只是量刑的情節之一，不是本罪構成的要件。傷害的結果，可能是輕傷或重傷，也可能是致人死亡。損害他人身體的行為的方式，既可以表現為積極的作為，亦可以表現為消極的不作為。前者如拳打腳踢、刀砍槍擊、棒打石砸、火燒水燙等；後者則如負有保護幼兒責任的保姆不負責任，見幼兒拿刀往身上亂戳仍然不管，結果幼兒將自己眼睛刺瞎的行為，就可構成本罪。既可以由自己實施，又可以利用他人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實施，還可以利用馴養的動物如毒蛇、狼犬等實施。既可以針對人身的外表，造成外部組織的殘缺或容貌的毀壞，又可以針對人體的內部，造成內部組織、器官的破壞，妨礙其正常的功能活動。總之，無論是直接由本人實施還是間接實施，亦無論是針對何種部位，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只要出於故意，能造成他人的人身健康傷害，即可構成故意傷害罪。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條 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未經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的器官，或者強迫、欺騙他人捐獻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違背本人生前意願摘取其屍體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違反國家規定，違背其近親屬意願摘取其屍體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㈤ 當代大學生如何正確認識香港問題

寫文章要梳理文章邏輯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自下而上法，就是將所有想到的想法觀點都先寫下來，再觀察所有觀點中間的內在邏輯，找出共同的觀點，存同去異，形成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另一種是自上而下法，就是先有一個確定的中心，再從這個中心往下一級一級發散觀點，直到發散出來的觀點能將這個中心思想闡述清楚。

正文：這次香港大亂，香港法治遭遇空前巨大的挑戰，可謂危在旦夕，命懸一線!一旦暴力毀掉來之不易的法治，香港將喪失一切。這是所有港人的損失，當然也是祖國巨大的損失。

捍衛香港法治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定要善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只能用法治的辦法、在法治的軌道上解決目前的亂局。解決問題的所有工具、鑰匙都在法律里邊。

要用足用夠一切法律資源，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的資源。

凡是基本法和香港法律規定可以採取的一切有效措施，都應該被考慮，並在適當時機採用，要排除一切障礙和困難，堅決捍衛憲法、基本法的權威和香港的法治秩序。一切可能都不排除，並認真做好一切准備。可以備而不用，但不能不備。國家不會迴避自己對香港的憲制責任。

法律的生命力就在於能夠經受住任何考驗。我們的憲法、基本法也一樣，這是我國現行憲法實施37年以來、基本法實施20多年來遭遇的最大考驗。我相信憲法、基本法一定能夠經受住這次嚴峻考驗，解決今天的危局，還祖國人民一個新的東方明珠和朗朗乾坤。

我們當初提出「一國兩制」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國家長遠的規劃戰略，中央對此一直是真誠的，是認真負責的，「一國兩制」20多年的實踐也是非常成功的。盡管遇到如此巨大風波，中央將繼續堅定不移貫徹實施「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當然經過這次事件，一定要好好總結「一國兩制」實施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彌補，以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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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民主之名行禍害之實。大量證據表明，香港短時間內發生多起暴力違法行為，幕後有「黑手」在推動，他們真正要乾的就是「反中亂港」、搞「顏色革命」。

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們到處煽風點火，為暴行張目、為犯罪喝彩；他們利用年輕人充當棋子、炮灰，不惜把香港年輕人引向歧途、送上絕路。

暴力禍害香港，甘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馬前卒，置民族尊嚴和香港利益於不顧，這些行徑將香港暴亂分子的本質暴露無遺。

他們把「民主」「自由」「人權」掛在嘴邊，乾的卻是內外勾結、禍港亂中的勾當：暴力沖擊、打砸香港立法會和圍堵中聯辦大樓，用毒性化學粉末、汽油彈等危險工具攻擊警察，蓄意癱瘓地鐵、機場等公共交通……他們正在損害的，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利益，是香港的前途和700萬香港市民的福祉。

大道昭昭，邪不壓正。廣大愛國愛港人士必將同舟共濟、團結一致，揭穿暴亂分子華麗外衣下的險惡用心，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地反對暴力、抵制暴力，發出正義之聲，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早日恢復安寧、穩定和繁榮，讓「一國兩制」這艘航船劈波斬浪、行穩致遠。

㈥ 股票1992年8月10日-「810」事件 是什麼時間能更詳細嗎怎樣立管理條例後又這樣立法的拜託各位大神

1992年8月10日，是中國證券市場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當時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激勵下，中國證券市場的合法地位正式確立，滬深股票市場走出了一輪氣勢磅礴的牛市行情，其中深圳股市漲幅超過2倍，股票供不應求。為平抑股價，增加供給，8月7日，深圳市宣布當年發行5億股公眾股，發售500萬張抽簽表，中簽率為10％，每張抽簽表可以購1000股。但是當時市場極度熱烈，對股票的需求量極其巨大，5億股股票無疑是杯水車薪。於是出現了百萬人爭購抽簽表的局面，並且引發了內部人營私舞弊暗中套購認購表的行為。結果多數人因為沒有買到中簽表而到市政府示威，從而引發了震驚全國的「8·10事件」。該事件的爆發使得管理層極度震驚，引發了對社會穩定的擔憂，並觸發了公眾投資者對證券市場存廢問題的憂慮，導致滬深股市深幅狂瀉，上海市場三天之內暴跌400餘點。 回首「810」驚心動魄 看中國股市瘋狂歲月2008年10月06日 15:29鳳凰網專稿 劉芳：如今我還時不時能聽到有人抱怨中國股市被人操控。但以今天中國股市的盤子操控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我也經常聽人說中國股市就像坐過山車，但如果你覺得10%漲停板跌停板的情況像過山車？那一天暴漲105%算怎樣？90年代初的中國股市曾經造就過一夜暴富的神話，也曾經讓多少人從夢中驚醒看到殘酷的現實。1992年8月，一種叫做股票認購證的玩意吸引了上百萬人的注意。很多做著發財夢的人們在深圳四處向親戚朋友借身份證，爭著購買這種新潮玩意。當抽簽表全部售完的時候，人們發現網點前炒賣認購表的情況相當普遍，100元一張的表被炒到300到500，緊接著銀行又發公告稱將表格回收期延長到8月11日。很多人開始質疑，憤怒，深圳的秩序也開始在不知不覺中混亂起來。1992年的8月10號，810事件，驚心動魄，也為中國股市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改變。 解說：8月10晚，很多沒有買到新股抽簽表的股民，憤怒地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門口，要求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當事人李春瑜：「810」大家為什麼會鬧事，因為你不公平，不公開，不公正，我們去鬧事，假如我是最早去排隊的，我是排了三天三夜，我願意承受這三天三夜的疲勞，或者說時間啊，精力耗在裡面，我願意去承擔，我就能享受，我就是能最快的領到抽簽表的那個人，我就有機率去領到抽簽表，可是我不是啊，我去排了三天三個晚上，但是最後一天我擠不過人家，原來本來有一百張抽簽表，我是九十個人，第九十個人，我是可以領得到的，因為你腐敗，因為你暗箱操作，你當天只拿出五十張抽簽表出來，我就沒有這個機會，本來這個機會是我的，因為你的監管不測，監管不當，你的管理的不好，你的腐敗的問題，使我沒有了這個機會，那我就不願意幹了，我有抽簽表我抽到了股票，股票跌了是我的風險，我承擔，賺了是我的收益，我享受，但是之前的因為你的發行制度不透明，你不公開你不公正，你不公平，我不行，我肯定就不幹了，我會不幹，群眾也都是這樣想的嘛，就會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為買不到認購證，然後又排了這么長的隊，千里迢迢的，然後這里邊又發現了隱私舞弊的，這些人肯定會不滿。 解說：事態很快惡化，少數人開始使用暴力，砸汽車，砸摩托，攻擊執勤警察。危機下，政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第二年新股發行額度提前調用，連夜加印50萬張新股認購抽簽表兌換券，一張兌換券換10張抽簽表。並且公開表態，決不姑息舞弊行為，如有發現立即追究領導責任。 當事人劉勘：那麼當天晚上深圳市決定，政府增發500萬的認購券，使這個市場暫時平息，但是到了11號的晚上，當時的市長叫鄭良玉，這樣發表電視講話，這些參加認購證的人要識大體，顧大局，要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局面，但是市場上有好利的，截流認購證的，有關的單位，個人一定要徹查 劉芳：8月10號晚上11點，深圳市長助理親自出面，宣布了深圳市政府的5項通告，包括增發認購表等等。但聚集的人群仍然不肯散去，直到最終發生沖突。雖然後來810風波中的舞弊行為被查的水落石出，查出十多萬內部截流私買抽簽表的情況，但事件卻嚴重影響了中國的股市。深圳股指從8月10日的310高點4天內就跌到285點；上海股指更是在8月10號後的2天內跌了19%，而且滬深股市從此元氣大傷。很多從來沒有經歷過股市起伏的人們錯訛不已。我記得今年早前中國總理溫說過，股市有風險這個事情，人們從道理上都明白，只是情感上接受不了。這種情況是在中國股市發展了18年後的今天，90年代初的那個時代，沒有幾個人在入市前就懂得股市有風險。 解說：1992年10月底，也就是「810事件」發生兩個月後，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這是中國內地最高證券管理權利機關，負責證券市場管理，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記者：「810事件」對今後深圳證券市場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當事人李春瑜：我覺得它的經驗是什麼就是，證券市場一定要以公平公開公正為基石，你要向投資者提供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投資環境，你如果失去這個基石的話，群眾就會有意見，投資人就會用腳投票，他就不參與這個市場了，甚至會有更過激的行為，我們覺得這個事情發生後呢，假如是一個管理層有失誤的話，我覺得在那個年代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去原諒的，不能原諒的是你有這個經驗教訓，你沒有去彌補這個缺陷，你這個腐敗問題發過一次可以原諒，如果發生二次三次，我覺得這個是沒辦法去原諒的，沒有經驗可以去累積，可以去學習，我們可以看到，「810事件」之後呢，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股票發行制度，是不斷的在完善之中，我們後來沒有再有這樣的事件，這個就很難得，這個也是一個很積極的事情，假如沒有那次去刺激監管層去重視這個事情，也許以後還會有相關的一些，比如說制度的缺陷啊，比如說腐敗的問題啊，也許會有，我想很多制度的完善都靠一些事件去推動它的。 所以講「810」這種事件，它是有一個雙面性的。我覺得這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個階段的必然的產物。這種對中國市場的崛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就能感覺到，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間，都會出現一次資產的裂變。只有一次不會有第二次，資本裂變的信號，也就是說大家對於股份制的改造、發展，一種新的生產了發展方式形成了。這在中國來講，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計劃經濟執行了幾十年的時候，這種來講，變革是革命性的。因為中國的崛起，就離不開資本市場的崛起，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都少不了資本市場。 劉芳：18年並不是多長的時間，中國的資本市場依然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中國是一個變化很快的國家，特別是自從1978年後的30年，中國的很多城市都日新月異，每個人都在拚命的忙，經濟快速發展，股市不斷的改革，我想如果我們不停下腳步，回顧一下過去的足跡，我想我們很容易在瘋狂的運轉中迷失了方向。對於中國股市來說「810」可能是痛苦的記憶，但假如沒有「810」，中國的股市可能還會多走那些曲折？18年後的今天，回首過去那個剛剛誕生的股票市場，那個時候人們的天真，瘋狂，簡直是恍如隔世。這意味著，18年後，我們也會笑著回憶今天的中國資本市場。

㈦ 83嚴打是否有法律依據

樓上的中顧律師真垃圾。

87嚴打的依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冶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這就是法律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具有立法權，制定的關於刑事部分決定屬於廣義上的法律。

還有79年《刑法》，也是從嚴從重從快打擊犯罪分子的依據。

但是到了後期過分嚴重估計了當時的時勢，導致嚴打的闊大化，一批冤假錯案從而到來。

但是對於嚴打我們要兩看。不能只看到消極的一面。

樓上所謂的法學界，不過是一幫沒有機會上台的所謂的法學專家聚在一起。平日里吃飽了撐著就提出一些狗屁觀點，毫不結合當時的具體實際。什麼行政干預司法，文革時期司法衙門都被砸爛了，83年剛剛恢復有能力在全國范圍內整治治安？加上，嚴打依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什麼叫行政干預司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是行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就是法律。國家權力機關對國家治安整治的決定能認為是行政干預司法？

所以說有時所謂專家的話不可多聽。他們只不過是一幫沒有地方實現自己抱負的人。如果有能力實現自己的抱負，為何不進黨的機關和政府機關。以自己的意志立法。偏偏要在一邊批評中央政策。

83年，文革剛剛結束，一大批知識青年返鄉，這幫人大部分沒有學歷，社會也沒有這么多的就業崗位。這就造成了社會的嚴重不穩定。

83年出了震驚全國的二王案，從而堅定了黨中央，鄧大人實施嚴打的決心。

樓下的 fxystc321也是法盲。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有很多種，這些決定中有一部分是具有規范性的法律性決定,屬於法律范圍,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全國人大關於禁毒的決定》等等。

83嚴打實行的是79刑法，當時有效的全國人大常委法律性決定包括：1.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2.關於懲治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3.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4.關於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5.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6.關於懲治泄漏國家秘密犯罪的補充規定；7.關於懲治捕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8.關於懲治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罪的決定；9.關於懲治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補充規定；10.關於懲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決定；11.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12.關於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決定；13.關於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14.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15.關於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動教養人員的決定等等。其中關於嚴厲打擊犯罪分子決定中的刑事部分當然屬於廣義上的法律，是刑法的一種淵源。

現在97刑法實施，仍然有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性決定包括：1.關於禁毒的決定；2.關於懲治走私、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分子的決定；3.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4.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5.關於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6.關於嚴懲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犯罪的補充規定；7.關於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8.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

你敢說上述的決定不是法律？什麼人啊，法盲一個還在這里充大頭。

㈧ 違憲的案例

經過六年的反對英國的獨立戰爭，美國終於在1783年贏得了獨立。但美利堅共和國的正式建立卻是在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被各州批准以後。1789年4月，聯邦政府成立，獨立戰爭領導人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被推選為第一任美國總統。建國後不久美國國內就因利益不同和政見分歧，出現了聯邦黨（federalists）與反聯邦黨（antifederalist）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 republicans）兩大陣營。大體而言，聯邦黨人主張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反對法國大革命，而民主共和黨人則主張維護各州的自主地位，對外同情法國大革命。美國憲法雖然將聯邦許可權明文列舉於憲法，並將未列舉的剩餘權力則歸屬於各州，但是由於美國憲法相當簡練，解釋的彈性很大，因此誰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誰就可以在政治斗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
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的政黨和選舉政治還不成熟，總統和副總統混在一起選舉，得選舉人票最多的為總統，其次為副總統。於是，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繼喬治·華盛頓之後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而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成為他的副總統。在其第一屆任期即將期滿的1800年7月，亞當斯任命他的聯邦黨人朋友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 為國務卿，協助他競選連任。在18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中，亞當斯只得了65張選舉人票，而民主共和黨的候選人傑弗遜和艾倫·伯爾（Aron Burr），卻各得了73張選舉人票。根據當時的規定，由各州在眾議院以州為單位（一票），投票選擇傑弗遜和伯爾兩人中的一位為總統另一位為副總統。由於聯邦黨人寧可把票投給腐敗無能的政客伯爾，也不願選擇在他們看來支持法國大革命的危險的激進派。於是，傑弗遜只得了18個州中8票，未能超過半數。在一個星期內，眾議院一共進行了35次無記名投票，結果都是如此。這時，聯邦黨人的領導人、傑弗遜的政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督促他所能影響的聯邦黨人，讓他們控制的幾各州投了空白票，從而使傑弗遜以微弱多數當選。因為在漢密爾頓看來，傑弗遜至少是正人君子，而伯爾則是沒有原則性的投機政客。這時已是1801年2月17日，離總統總統就職只剩下了兩周。
在同時舉行的國會選舉中，聯邦黨也遭受重大的失敗。這樣，他們不但失去了總統的寶座，同時也失去了國會的控制權，於是，聯邦黨人就把希望寄託於聯邦司法部門，藉以維持他們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乘著新總統上台和新國會召開之前，國會中的聯邦黨人在1801年2月13日通過了《1801年司法條例》（The Judiciary Act），增設了5個聯邦地區法院和3個聯邦巡迴法院，由此增加16個聯邦法官的職位。1801年2月27月，國會又通過一項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ganic Act），授權總統可以任命特區內共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Peace）。這樣一來，亞當斯就可以在新總統上台之前，任命他的聯邦黨人來可擔任這58新增的法官職位。為此，亞當斯忙乎了半個月，直到卸任前一天（1801年3月3日）午夜才結束所有58個法官的任命程序，與此同時，國務卿馬歇爾則在所有星夜法官的委任狀（commission）上蓋上國璽。人們因此把這批法官稱為星夜法官(midnight judges）。
在此之前的1801年1月20日，亞當斯總統還作出了驚人的舉動，任命國務卿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1月27日，經參議院同意後，馬歇爾於2月4日正式到職赴任。但是，馬歇爾此時並末辭去國務卿的職務，只是不支領國務卿的俸祿，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01年3月3日亞當斯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因為當時正是新舊總統交接的之際，馬歇爾一面要向新國務卿交接，一面又要以首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新總統的宣誓就職儀式，忙得暈頭轉向，竟然來不及把由他親自蓋章的17份委任狀送到所委任的星夜法官之手。
新總統傑弗遜對聯邦黨人的這些陰謀詭計深惡痛絕。他在1801年3月4日上任後，得知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便立即指他示他的國務卿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son）扣發這些委任狀，並示意麥迪遜將這些委任狀 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掉。接著，民主共和黨人控制的新國會通過新的立法，在1802年3月8日廢除了《司法條例》，進而也就砸了21個聯邦法院星夜法官的飯碗。不過，新國會沒有撤銷有關治安法官的《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被免職的星夜法官向最高法院控告新國會的作法，新國會還進一步以重新安排最高法院開庭日期的辦法，暫時關閉了最高法院，改一年兩次開庭為一次開庭，從而使最高法院在1801年12月~1803年2月關閉了長達14個月之久。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 1803年2月了。
但這一作法仍不能阻止聯邦黨人利用最高法院對民主共和黨人進行反擊。最高法院剛開庭，未拿到委任狀的治安法官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與另外三個同樣情形的星夜法官便跑到最高法院起訴麥迪遜，要最高法院下狀紙（writ of mandamus）命令麥迪遜交出委任狀，以便走馬上任。他們起訴的根據是《1789年司法條例》（Judiciary Act of 1789）第13條的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則和習慣所容許的范圍內，有權向聯邦政府現職官員下達命令，命其履行其法定義務。這正是馬歇爾求之不得的機會，他立即受理了此案。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不過，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對馬歇爾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如果他支持馬伯里，下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麥迪遜極可能拒絕執行，而法院並沒有任何手段來執行這一判決。如果他不支持馬伯里，這無疑是向世人表明聯邦黨人已向民主共和黨人屈服。在冥思苦想之後，馬歇爾和他的最高法院的夥伴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經過一番精心准備，1803年2月24日，馬歇爾宣布了最高法院的判決，馬歇爾後來把它稱為其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決定。在代表最高法院宣讀判詞 時，馬歇爾首先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 申訴人馬伯里是否有權得到他所要求的委任狀？
第二， 第二，如果他有這個權利而且這一權利受到侵犯時，政府是否應該為他提供補救的辦法？
第三， 第三，如果政府應該為申訴人提供補救的辦法，是否是該由最高法院來下達強制執行令，要麥迪遜將委任狀派發給馬伯里？
馬歇爾明確表示，對第一個問題：本院認為，委任狀一經總統簽署，任命即為作出；一經國務卿加蓋合眾國國璽，委任狀即為完成。
既然馬伯里先生的委任狀已由總統簽署，並且由國務卿加蓋了國璽，那麼，他就已經被任命了；因為創設該職位的法律賦予該官員任職5年，不受行政機關干預的權利，所以，這項任命是不可撤銷的，而且賦予該官員各項法律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受他的國家的法律的保護。 因此，拒發他的委任狀，在本法院看來，不是法律所授權的行為，而是侵犯了所賦予的法律權利。
對第二個問題，馬歇爾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論證說：每個人受到侵害時，都有權要求法律的保護。政府的一個首要責任就是提供這種保護。合眾國政府被宣稱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對於侵犯所賦予的法律權利不提供補救，它當然就不值得這個高尚的稱號。 他甚至上綱上線地說：如果要去除我們國家法律制度的這個恥辱，就必須從本案的特殊性上做起。 因此，我們有責任查明：在我們的社會是否有人免於法律調查，或者受傷害一方被拒絕給予法律補救。也就是說，國務卿麥迪遜不得剝奪馬伯里既得的權利，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從麥迪遜那裡獲得委任狀。
話到這里，人們自然會認為馬歇爾會立即對麥迪遜下達執行令，以便讓聯邦黨人皆大歡喜。但出人意料的是，馬歇爾沒有這樣作，而且，他對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雖然聯邦法院有權對行政官員發出執行令，但在馬伯里這一案件中，這並不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責任，因此它無權命令麥迪遜發出委任狀，也就是說，馬伯里告錯了地方。他的論證是這樣的：最高法院是否有權發出執行令取決於它所管轄的范圍。根據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只有涉及大使、公使、領事等外國使節或州政府為一方當事人的案子時，最高法院才有初審權（original jurisdiction）。而馬伯里即非外國使節也不是州政府的代表，因此最高法院對他的案子並無初審管轄權。同時，在聯邦憲法規定的最高法院的固有許可權方面，也沒有把向行政官員下達執行令包括在內。顯然，馬伯里起訴麥迪遜所依據的《1789年司法條例》第13條與憲法存在沖突。據此，馬歇爾把問題一下子跳到了國會法律的合法性上。在他看來，真正的問題是最高法院究竟是應遵從《司法條例》第13條，還是遵從《聯邦相符》來作出裁定？
這一部分的闡述遂成了這個判決的根本和主體，也成為美國憲政史的華彩篇章。馬歇爾指出，國會通過的《司法條例》在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向政府官員發出狀紙時，它實際上把聯邦憲法所規定的原始司法權擴大了。如果最高法院執行了《1789年司法條例》，就等於最高法院承認國會可以擴大憲法明確授予它的權力。但事實卻是，國會沒有這個權力。因為憲法是人民制定的，制憲是人民原始權利的偉大運用，但這種權利的運用不能也不應經常地反復 ，所以，憲法一旦制定，其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這些原則所產生的權威在制憲時就被認為擁有超越一切的（supreme）和恆久的(permanent)的性質。在給出這個前提後，馬歇爾便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 是憲法控制任何與其不符的立法還是立法機構可以通過一項普通法來改變憲法。在這兩個選擇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憲法或者是一項至高無上（superior paramount）的、不能用普通方式改變的法律，或者是與普通立法一樣，當立法機關願意改變它他時就可以被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一項與憲法相抵觸的立法便不是法律；如果是後者，那麼成文憲法不過是人們的些荒唐的企圖，用來限制一種本質上不可限制的權力〖指立法權〗。
話說到這里，憲法的神聖性已呼之欲出。接著，馬歇爾趁熱打鐵，拋出了他最後的撒手鐧。 明確提出如果法律和法律之間，以及立法機關的立法與憲法沖突時，最高法院必須就其中一個的合法性作出裁決，因為判定什麼是法律斷然屬於司法部門的許可權和職責。因此，當憲法和一項普通法同時適用於某個案件，而且兩者存在沖突，只能實行其中一個時，最高法院的決定當然已憲法為准。如果法官不承擔起維護憲法的責任，就有違他盡職盡責的誓詞，這無異於犯罪。出於這一責任，他宣布，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也就是《司法條例》第13條違憲無效。
雖然馬伯里的官運沒能實現，但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司法領域中的較量可謂大獲全勝。本來，在傑弗遜等民主共和黨人已經明確表示即便最高法院下了執行令，他們也不會執行。並且打算以此為由，來彈劾馬歇爾和他的四位聯邦黨人最高法院法官（當時的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清一色聯邦黨人）。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馬歇爾來了一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為馬伯里正名爭氣的同時，卻避開了民主共和黨人所設的陷阱，直接指向法律和憲法孰重孰輕這一根本問題，最終確立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雖然1787年的美國憲法和1789年的《司法條例》並沒有對司法審查權有明確的闡述，更沒有提到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國會、州議會或行政當局的行為違憲無效。但馬歇爾的判決也非無源之水，空穴來風，而是有一定的根據。在著名的《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美國的憲法之父之一漢密爾頓強調：解釋法律乃是法院的正當和專有的職責。而憲法事實上是，也應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所有對憲法以及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釋權應屬於法院。如果兩者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自以效力及作用較大之法為准。憲法與法律相較，以憲法為准。在漢密爾頓看來，立法機關必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這類限制須通過法院來執行，因而法院必須有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
在馬歇爾的判決中，不難看出漢密爾頓的理論影子。不過，他雖然堅持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但並沒有明說在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中最高法院擁有最終和唯一的的憲法解釋權，也沒有強調最高法院的審查權比國會和總統可能擁有的權力更高。這可能是馬歇爾的高明之處。他深知，國會的任何法律最終都會涉及到公民的權利，而只要是權利問題，就有極大可能會演變成為需要由法院來裁決的司法問題，這樣一來，最高法院自然就擁有了事實上的最後憲法解釋權。在當時，馬歇爾的司法審查理論還看不出其深遠的影響，因為直到1857年斯科特案時，最高法院才第二次宣布另一項國會法律違憲。但是，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這是美國憲政歷程上最有影響的一頁，它為美國聯邦司法部門配備了強大的永久性法律工具，建立起一道防止各級政府（立法和行政）侵害公民權利的法律屏障。這大概是馬伯里、麥迪遜，甚至是馬歇爾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盡管如此，馬歇爾的判決本身完全是出於黨派斗爭的需要。大多數學者甚至認為，馬歇爾的判決實際上有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為馬歇爾的判決的根據之一是最高法院對此案沒有最初的管轄權，無權受理。這意味著它根本就不應該作出判決，而是把案子打到有管轄權的聯邦地方法院。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而是一方面根據《司法條例》接受此案，另一方面又以它與憲法相沖突為由宣布它違憲。不過，馬歇爾似乎可以辯解說，他接受此案時，並不知道它無權受理，無權受理只是在受理過程中獲得的新認識的一個結果。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黨派斗爭需要的這一判決，終於成為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里程碑，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嘲諷。不過，人類歷史有太多這樣的例子，自私的動機成就了偉大的事業。

㈨ 議會暴力的暴力議會的起源

羅馬帝國的皇帝們有時英明有時瘋狂，一個個權勢滔天，但羅馬並非一直都是由這些獨裁者統治著，曾幾何時它是一個總體民主的社會。他的領導由選舉產生。而且無人能擁有過多的權力，他們稱這一政體為共和國，它持續了500年之久。那麼為什麼羅馬放棄了這種明顯合理的制度，轉面依附於皇帝呢？
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戰爭結束，迦太基被夷為平地，為持續一個世紀的布匿戰爭畫上了句號，標志著羅馬建國近600年來的開疆拓土達到了新頂峰，也標志著羅馬開始成為古代西方世界的霸主。然而大量迦太基奴隸被賣到羅馬後，地主們土地兼並的勞動力問題被解決了，大量平民不得不離開土地，湧入羅馬城。
我們已經知道，平民是羅馬具有選舉權的公民，他們開墾荒地或從羅馬屬國分得一份土地，從事個體農業生產。平民有替羅馬國家服兵役的義務，是羅馬軍隊的主要來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在羅馬征服義大利、進而確立其在地中海地區霸權的過程中，農民連年隨軍出征，他們的土地無人耕種，戰勝後大規模使用奴隸勞動的大庄園迅速遍布各地，小農經濟無力與之競爭，紛紛破產、土地也被兼並。因此平民強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並且，馬略改革前的羅馬的兵役法規定，服兵役的人必須自備服裝和武器，還必須有土地產權。由於平民破產，他們無資格再去當兵，因而羅馬國家面臨兵源枯竭局面。為解決上述問題，在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格拉古兄弟毅然發動了一場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改革運動。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格拉古在平民的支持下當選為保民官。一上任，他就制定了一個土改方案，其中規定：每戶公民佔有國有土地不能超過1000猶格（約合250公頃），超過部分由國家償付地價後收歸國有，然後分成每份30猶格的小塊土地分給無地平民。然而，這個方案遭到了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保守派的強烈反對，春去秋來，正當土地改革舉步維艱、緩慢開展之時，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屆滿了。為防止改革事業中途夭折，提比略決定再次競選下一年的保民官。時間在拉鋸戰中過得飛快，轉眼任期快要到了，為了確保法案的連續性，提比略·格拉古決定再次競選護民官。羅馬法律沒有排除連選連任護民官的特殊規定，法律只禁止高級行政官連選連任，護民官是平民官吏，不是國家的官吏，因而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高級官吏。不過，他要連選連任則違背慣例，況且，隨著投票日臨近，他也未必能獲勝，他樹敵太多，既得罪貴族，又因為罷黜了同僚，人民開始懷疑他有專制傾向。貴族派決定抓住時機給他最後一擊。當人民在卡皮托山上集會時，各方展開激烈爭議。會場吵鬧聲太大，聽不清演講內容。提比略·格拉古用手指著頭做了個手勢，他是想告訴友人他受到生命威脅。有人立即報告元老院說他要求給自己戴上王冠。祭司長西庇阿·納吉卡率領大批元老和大量門客，拿起武器，跑到人民大會向改革派發起攻擊。那些平時擁護他的群眾，那些促使他背叛自己階級的貧困平民，這時一鬨而散，沒有誰給他提供保護，他被元老們用亂棍打死。這一天，共有300多人死於棍棒和石塊。
格拉古的死，是羅馬共和國建立以來元老院第一次使用公開暴力的方式來處理統治階級之間的分歧，暴力已經不再單純是平民和貴族之間的事情。普魯塔克說：「以前的問題，無論大事還是小事，雙方都通過友善的方式妥協來解決爭端：元老院由於害怕人民而妥協，人民由於對元老院尊敬而妥協。」
元老院暴力解決問題不好說誰對誰錯，然而代表窮人利益的獨裁者死亡，合理的共和制仍然繼續前進。
公元前107年馬略就任執政官之後，他放棄徵召有產公民服役的公民兵制，改行募兵制，凡志願又符合服役條件的公民無論財產等級皆可應募入伍。服役期為16年，國家負擔武器裝備並發薪餉，退伍後分給土地。馬略還把屬於同盟者身份的義大利城市和農村的自由民徵募入伍，加之大量的無產貧民皆可參加軍隊，羅馬兵源問題得到解決。馬略整頓軍紀，嚴格訓練，使士兵戰鬥力大為提高。馬略的軍事改革結束了羅馬公民兵制度，解決了因小農衰微導致的兵源枯竭問題，使大量的無產貧民加人軍隊，既鞏固了羅馬政權，又穩定了羅馬社會。但是馬略的改革使原有的公民兵變成了長期服役的職業軍隊，士兵成了僱傭軍人，必然嚴重依賴將領，軍隊日益成為將領個人實現政治野心、奪權政變、製造內亂的工具，為軍事獨裁政治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44年，獨裁官凱撒在元老院被元老們刺殺，使得共和制繼續活到到公元前27年1月13日，這一天屋大維實行元首制。
雖然很難分清誰對誰錯，元老院暴力仍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應與平民間打架做區別。
中國台灣地區「立法委員」集體打架
在中國台灣地區，議會暴力通常是指「立委」斗毆或「立委」群毆，是中國台灣「立法委員」集體打架意思，被認為是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獨特現象。台灣當局「立法院」發生打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一般以1988年4月7日民主進步黨「立委」朱高正跳上主席台毆打「立法院長」劉闊才為首件議會暴力。在早期，中國國民黨時代，隨「國民政府」來台之原中國各省籍「立委」、「國民代表」在不用經過選舉的情況下，任期可以無限制。議會決議過程，老「立委」的票數全被國民黨掌握，因而與在野黨沖突甚至發展到肢體沖突。而現在，參與斗毆的」立委「，通常可以獲得媒體的特別關注進而吸引選票，有政治作秀之說。
軍系「立委」對民進黨「立委」
1990年至1993年，郝柏村任「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時，軍系「立委」、「秩序組」和駐衛警為「悍衛國防部」而幾乎天天打架，這時民進黨只有12席，有時有人（例如盧修一）被打到住院，甚至有一次「立法院長」動用警察權將所有民進黨「立委」趕出「立法院」。
1990年3月7日上午11時，「立委」陳水扁參加「國防委員會」的會議，質詢「國防部長」郝柏村是否在政爭時有意推翻李登輝，郝答不宜說明；陳又問如果以後再發生政爭時郝要站在那邊，這時主席周書府說這超出質詢范圍，兩方發生口角，因此周宣布休息。下午1時，陳繼續上台質詢其他關於「國防」預算事項，郝繼續避重就輕，說以後再書面回復，這時周就說以後所有東西都書面回復，換下個「委員」，於是陳不滿翻桌，張俊雄、戴振耀也跟著翻桌。這時郁慕明聽到「國防委員會」有事，便趕來拿椅子亂摔，說「他媽的你們敢摔我也敢摔」，盧修一也拿起椅子要打郁，郁則拿攝影機腳架抵擋，大家打成一團。
黑色恐怖
1993年後，民選「立委」大量進入「立法院」，這時許多有黑道背景的人士也進入「立法院」。這時國民黨在「立法院」有個組織稱為秩序組，大多都是「武功高強」的人士加入，如趙振鵬、林明義、施台生等。
1993年5月5日，國民黨「立委」林明義和民進黨吵架；下台後，民進黨「立委」蘇煥智勸他忍耐一點（卡忍耐），但林卻誤聽為「干你娘」，於是拿黑金鋼大哥大朝蘇頭上猛砸下去。
1996年3月3日，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在回民進黨部途中遭3名不明人士毆打，後來民進黨的證據指向「立委」羅福助。
1996年6月14日，國民黨「立委」沈智慧質疑「國事論壇」的登記有人讓別人頂替，要求重新登記順序，並將登記簿緊抱在懷。這時新黨「立委」傅昆成便說如果沈不放手便要咬她；後來傅真的咬沈，沈則回踢到傅的膝蓋，傅又回踢，沈緊急就醫，後來驗傷證實沈真的右手被咬傷，私處有擦傷。
1999年4月26日，在審查「環保署」預算休息時，民進黨「立委」賴勁麟因不明原因摔下樓梯，頭、頸、腹、手肘多處瘀傷、流血。傳是被國民黨「立委」曾振農毆打並故意推下樓，此後「立法院」樓梯間開始裝監視器。
2001年3月27日，親民黨「立委」李慶安（後為國民黨「立委」）在「教育委員會」質詢「教育部長」曾志朗，懷疑景文工商學校有黑金介入，這時無黨籍「立委」羅福助認為李在影射他，兩人發生口角，李拿茶杯向羅潑水，羅便打李一巴掌。
近期
近期「立法院」已不像以前真槍實彈的打架，逐漸淪為「作秀」、「政治表演」和互丟便當、茶水的「製造垃圾比賽」。
2004年11月6日，親民黨籍「立委」鍾紹和與民進黨「立委」郭榮宗等，對召開「全院聯席會或各委員會議」一事意見上不一致，而在「立法院」發生斗毆。
2004年3月23日，「立法院」朝野「立委」協商行政驗票的辦法未果，在「立法院」中發生嚴重肢體沖突。
2003年，在討論軍購條例的過程中，「立法院」場面失去控制，朝野「立委」互相謾罵並互丟午餐便當。
2007年1月19日，「立法院」正討論事項第一案「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之時，藍綠陣營的「立委」之間再次爆發嚴重的肢體沖突，「立法院長」王金平遭波及。「立委」強行霸佔主席台，並將鞋丟向「院長」，卻打偏擊中王金平「院長」身旁護駕的「立委」。
2007年5月8日，同樣是審議「中選會組織法草案」時，民進黨的「立委」為了阻擋草案二讀，搶占被藍營「立委」包圍的主席台，「院長」王金平無法主持會議。藍綠陣營爆發激烈肢體沖突，更投擲水杯、鞋子、文件等。事後兩者又互推責任，民進黨方面認為國民黨「立委」霸佔主席台，最大責任應由前黨主席馬英九來負；國民黨方面則認為「民進黨不照議事規則，拒絕表決，還誣賴馬英九」。王金平也譴責民進黨「以各種手段阻撓議事運作」。
2007年5月21日，台南市議會民進黨籍市議員劉益昌，因不滿國民黨籍市議員謝龍介印製「民進黨貪腐」撲克牌，劉在議會上向謝潑糞。
2009年4月22日，民進黨「立委」邱議瑩上午不滿國民黨「立委」李慶華發言時說她「沒家教」、「潑婦」，上前甩了李慶華一巴掌，並在散會後上前追打。
台灣「立法院」曾以「證明「立委」斗毆比戰爭更有政治效果」而獲1995年搞笑諾貝爾獎的和平獎。
韓國
近年，議會暴力的現象似乎擴散至韓國，2004年3月12日，韓國總統盧武鉉遭彈劾前夕，一群親盧武鉉的議員在國會內與反對派展開約20分鍾的肢體衡突。
墨西哥
墨西哥國會亦於2006年發生國會議員沖突的事件。墨西哥總統候選人維森特·福克斯當選總統當日，一群國會議員在國會內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衡突。
日本
據日媒報道，當地時間2015年9月17日下午，在日本參議院安保法特別委員會上，該國執政聯盟憑借人數優勢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
會議開始不久，佐藤正久便遭到在野黨議員的圍堵，現場秩序近乎失控。同樣出席會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坐在不遠處靜觀事態發展，未出面表態。在會場外，當日仍有反對安保法案的民眾從早上9時起在日本國會前集會，在雨中激烈抗議，要求廢除這一法案。

盡管日本政府此次提交的兩個法案名稱中都有「和平」二字，但正如日本民眾在首相官邸前抗議時打出的「這不是和平法案，是殺人的戰爭法案」、「首相，你不要侮辱我們的智慧」等標語口號一樣，無論取了多好聽的名字，新安保法案的本質都與其號稱的「和平」相悖。
此外，該法案還剝奪了日本國會向海外出動自衛隊的立法權力、將其劃歸給行使行政權的內閣來決定，此舉被指明顯違反了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相關規定， 即不保有軍隊、放棄以國權為基礎的對外交戰權。
日本輿論也指出，安倍重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做法，對內踐踏了憲法體制和議會民主制，對外則是在走「窮兵黷武」的戰前老路。(完)
意義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在議會里打就會在戰場上打；議員不在議會裡面爭斗，群眾就會在街頭爭斗。相比之下，議員在議會裡面爭斗，哪怕打得頭破血流，是人們捍衛自身利益代價最小的方式。在國會中最可恥的不是打架的議員，而是那些沉默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