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因素

1. 法治的構成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是國家在建設法治國家過程中應該尊崇的基本制度。我們可以用制度構建的四個原則予以說明。

第一個原則，是一切公共權力都來源於法律，並且最終都受制於法律，沒有法律授權的公共權力不得行使。這是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這個制度原則，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國提供給世界的寶貴經驗。英國的法治是從剝奪王權開始的，王權最終被法律全部剝奪了，甚至它的王位繼承也需要按法律來進行的時候，王權就變成了一個社會象徵，就變成了一個國家的符號。

當年，約翰國王帶兵打仗失敗了，貴族們於是開會拒絕國王回國。國王不得不尋求妥協，滿足貴族的要求，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貴族們開出了一系列條件。比如有這樣的條件，「如果你今後要對我們增加賦稅，必須通過由我們組成的評議會的允許」，「你要我們服兵役，也必須經過我們評議會的同意」，「通過依法審判，才能剝奪我們的財產，限制我們的自由」，這個評議會就是英國議會的起源，也是世界議會的起源。今天，所有國家在向公民增加義務的時候應當經過議會，已經成為一條憲法原則。國王答應的這些條款概括起來被稱作「自由大憲章」。在這個大憲章產生之前，總是法律服從國王；這個大憲章簽訂以後，人類第一次看到國王開始服從法律。它給人們提供的經驗是，法治開始於對公共權力的限制，什麼時候法律把公共權力束縛住了，什麼時候法治就基本實現了，只要還有一個公共權力不受限制，可以超過法律，這個地方便沒有法治。

第二個原則，國家責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論，總以行政權為防範對象，其實，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樣可能侵害公民的權利。因此，任何公共權力的行使都要附帶責任，這個責任最終都要轉化為法律上的責任。只要啟動了權力，就應預設責任於其行使之後，以避免傷害人權。

第三個原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把它概括為「法治的真諦是人權」。這是實體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間的本質區別。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辦事、依法行政，實體法治則是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最終保障人權。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經驗，就是把人的權利宣告出來。宣告公民權利的意義在於，每宣告公民一項權利，就給國家權力劃了一個界限，所以宣告權利不是可有可無的。

2004年我國憲法修改的時候，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關於尊重和保障的含義，我認為，尊重對應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這個領域里，要求國家盡最大的努力來約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當中，讓公民最大限度地實現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簡稱為國家在這個領域里要不作為，一旦作為就是侵權。在這個領域，國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實現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國家權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為公民權利的實現去創造條件，所以這個領域對應的是公民的權利，每一個權利的實現都需要國家去提供條件，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說社會權、勞動權、就業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這些權利的實現依賴於公權力的保障和積極作為。我們可以從我國義務教育法的修訂看到這一原則的影子。從過去的全民辦義務教育，到今天由國家來辦義務教育，從過去的收費的義務教育，到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的義務教育，都可以看到國家義務的變化。受教育權就是需要國家提供保障，這就叫保障人權。

第四個原則，公民義務的法定化。這也被稱作「公民法外無義務」。就是說，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內的義務，任何對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義務，公民都有權拒絕。大家常講的社會「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其實質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規定之外的義務。中國還有一個有趣的「袖標」現象，除了戴黑袖標的，戴個其他顏色的袖標到街上都可以罰款，袖標的後邊其實隱藏著一個公共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讓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義務，屬於變相剝奪群眾的財產權，是法治國家所反對的。

上述四個基本制度原則，前兩個是約束公權，後兩個就是保障私權，這就是法治國家的實體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實體要件的表現方式，即實現實體要件的技術條件。僅有理想的法治實體內容，而缺乏適合於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實體要件與形式要件的統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國家法制的統一性。

這一項實際上是對立法提出來的要求，法律的內部不能有沖突，立法的科學化、立法的一體化、立法的價值化都要在這里得到體現。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須服從上位的法，法規以外的東西要服從法規。比如，部門的規章要服從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國務院的行政法規要服從法律，法律要服從全國人大制訂的基本法，行政法規法律和基本法最終都服從憲法，形成這樣一個效力體系，這是一個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並且對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務員隊伍。

執法者一定要懂法，養成對法律的信仰，執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別人危險，自己也危險。我國制定的《公務員法》，有這樣一條，當公務員認為上級的決定和命令有違法律時，可以要求上級糾正，這就是現在媒體炒作的下級可以對上級說「不」。這是媒體上的一個說法，是不準確的。這個條款的准確含義，是下級公務員對上級公務員不符合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級收回，而不是說「不」。這是法律賦予下級公務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如果上級公務員不收回，那麼執行了以後，由上級公務員承擔法律後果，這便賦予了下級公務員一個免責權。所以，這里是兩項權利，一項是建議權，另一項是免責權。下面一個條款更重要，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執行之後不得免責。也就是說，下級公務員要求上級公務員收回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但是上級沒有收回還是要求下級執行，此時，如果下級公務員執行的話，他就要和上級一起負責。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有一種權利，我把這種權利叫做抗命權，其實質就是法律允許公務員對嚴重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進行抗命。所以，在解釋這個條款的時候，我的理解是，下級服從上級是公務員的基本義務，但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向法律負責是公務員首要的義務。

第三，要有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賦予法院以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的權威地位。

法學家們常常把國家權力析分為司法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這三個權力的區別在哪裡?我認為，立法權是一個議決式的權力，它一定是集體行使的並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權追求高度統一，是用命令和服從的方式而展示出來的以效率為特徵的權力。與這兩種權力相比，司法權有自己的特性。具體來說：第一個特性，是被動性。司法權是被動行使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行政權和司法權正好相反，行政權一定要主動行使，行政權一旦被動的話，行政領域就可能被別人侵害；但是司法權不允許主動行使。因此，所謂的「上門服務」、「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於司法權的性質，都是司法權濫用的表現。第二個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權是最嚴格的程序主義的權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這一點又可以把司法權和行政權區別開來，盡管我們在一些領域里要求行政權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權的自由裁量。司法權不允許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邏輯起點，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體現，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法官要「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這是一條程序公正的原則，如果法官不能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當事人就感覺失掉了公正。第三個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權要始終代表著公共利益，要始終代表群體利益，代表社會利益。司法權則是中立性的權力，它不能站在一個利益的立場上去代表誰，它必須是中立的。它要中立於兩個當事人之間，甚至它要中立於政府和公民之間。所以我說，研究政治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經濟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效率和統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學的意義則在於改善對正義的管理，正義就是體現在它的中立上。法官與訴訟雙方的關系就像一個等腰三角形，司法權是頂角，兩個當事人是兩個底角，法官與兩個當事人之間的距離必須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個特性，司法權是只接受監督而不接受指揮和命令的權力。這一點它和行政權正好區別，行政權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它一定有一個指揮和命令它的權力存在。但是司法權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在司法權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上級，就是法律。所以，基層法院的判決和最高法院的判決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為他們背後的法律是同一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法官無上級。所以，對司法權要加強監督，但是要避免對司法權的指揮和命令。最後一個，司法權是終極性的權力。行政權的判斷不是終極判斷，只有當這個判斷最後到達司法權面前並得到司法權的支持時，這個判斷才可以稱作終極判斷，所以，司法的判斷是國家的終極判斷。

2. 簡述法治的基本要素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版理機制、社權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具體體現

1.立法方面。強調法治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

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2)法治因素擴展閱讀：

優越性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法治社會的法律作為成文的衡量是非對錯的標准，由於沒有特別針對某一部分人群，所以具有普遍適用性；

第二由於條文明確規范，所以能夠約束社會每個人和每個全體的行為；第三法律不隨時間或者具體應用情況而改變，這些保證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

第四法治社會的法律出發點為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為法律制定的本身提供了正當性。而對於以上的每一條，人治社會都無法給予保證。

3. 影響法治思維的因素

制約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主要因素是官僚主義思想作風、特權意識、享樂主義思想以及腐朽墮落的封建官本位作風。

4. 影響法制的因素

重典治國論 評
【摘要】
傳統社會以降，「重典治國」在各朝不同時期備受統治者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往往難以完成統治者的決策預期，收效了了，最終難以逃脫成為歷史陳跡的命運。在認清辨明重典給傳統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同時，不應妄自斷言僅是法典之嚴苛性造成了社會動盪，阻礙了社會進步的步伐。反之，應當透過制度體表剝離並審視導致重典失效的權力結構、社會文化氛圍、法文化為背景等要素群體，反思而進取，此乃是國人不可偏廢的重要任務。
傳統社會以降，歷代統治者依賴「以刑為主」的東方本土式法制路徑，而「重典治國」現象在各朝不同時期也備受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而由中國特有的政治、法制土壤所孕育的「重典論」，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具備的意蘊是有差別的，對社會的作用力也趨於殊途。剝離紛繁的表象，抽取各式重典背後承載的法文化，「重典論」思潮似乎也並沒有隨著中國法律的現代化更新換代而徹底消褪，卻成為隱性的法制因素，供給著目的論化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著國人今日的法治進程。
故而，在不斷辯證借鑒、汲取中國傳統社會法律思想經驗，兼顧吸納國外優秀法律制度的今天，歸納、總結重典治世所發揮之效用，使之浮於水面，愈加明確化，繼而認清利弊，抽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扶正法治化軌道，乃是國人不可偏廢、僭越的社會工程。
一、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一）重典論之源流概要
翻閱中國歷史，即可發現「重典治國」理論擁有厚重的人文底蘊。上古伊始，發端於禮、刑之中國法，在刑始於兵，刑、法並無二致的年代，實則反映著一部古人類社會群落逐步發展壯大的演化史。國家產生後，統治者為建立統治，維持秩序，啟用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1]之道：邢之目的即為樹立權威，使「民不敢犯」[2]，「禁奸止過」[3]以確保有條不紊。從人類演進學的角度審視法源於刑之事實，也能窺見人類發展史乃至法律制度發展史的諸多共性。
但中國法之流變有其自身的軌跡。重刑亦非萬能，當鑒於史上因濫施刑罰適得其反，遭至民眾反抗而湮滅統治權的事例，統治者蹣跚般學會，應在可控的范圍內掌握權力行使的適當性，提出了以輕刑、仁政為表徵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輔」、「一準乎禮」「禮法合一」的施政方針，緩和了階級矛盾，為國家政治較為安定、經濟得以漸進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創造了有利的成長期，達到盛世。但是「約法省刑」之國策並非徹底游離於重典論設置的框架之外獨立生存。於此相反，由於中央國家的形成從始便依靠著集權化的政府萬能主義，決定了盛世亦當在此框架項下適度發揮而變形、衍化——其始終不能也不願擺脫「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4]的行為範式，遵守「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5]之法則。看似重典論在法則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較短時期內針對特定對象或為實現特定目標，從重從快，善於高速營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6]的初始局面，在穩定秩序方面，擁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於可作為實施其他後續統治行為的有力保障……這些均是輕、中二典在「運行——收益」坐標系中考察時間佔用、整體行為效率上無法比擬的。是故，重典治世絕非單純僅在「亂國」發生，而有著更廣大的作用空間和運行范疇。
（二）傳統社會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在對重典治國理論進行實踐考察，剝除歷代對重典不一的執行理念或表達方式，尋找其中共性時，實則在明確兩個概念：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和「重典」概念本身。其一，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學者指出，古中國所謂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統治機構的組織法」[7]，簡言之，系由公權力國家行政執法規則和相應治理罰則構成的制度體系。其始終難以超脫「法自君出」、「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模式，生長出如同西方那樣弱化集權條件下獨立完備的私法系統。造成此種局面，原因應當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對象，但必定成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時不可或缺的歷史土壤和理論基石。
中國法制結構決定了法制之鋒芒為「士制百姓於刑中」[8]：通過對統治者治下的社會下層進行公法為主要形式的法律約束達到治世的目的。但這並不是說，國人不曾受到統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准則的控制。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習慣，為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而推行的官辦、督辦經濟法律制度，經濟發達時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現，在推翻有學者認為中國「無私法」論斷的同時，確也說明這些法律措施相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盡致的展現古中國法的特點。
故而，「夫法，所以興功懼暴也」[9]的「典民」結論即定，統治者所關注的刑控社會下層對象，自然為廣大的底層人民，以及為其所用的龐大行政官員機構、被皇權所棄不予保護的貴族群體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視為微量化特殊對象），而對最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時候是在對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過程中完成的。易言之，高位統治集團以法治官，打造較為高效的官僚結構便能實現統治目的。若假設統治者單純要求重典在適用於底部群體時達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於官僚實質上也應歸屬於統治集團，便在適用法律時會產生與適於民眾有別的效果，則對重刑結果的追求也會不再純粹。
其二，重典之界定。
傳統社會末期，統治者對封建法度的意義作有如下總結：「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10]。而其中「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可達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11]之功效。似乎重典所傳達出的意味僅停留於嚴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夠從刑種的嚴酷和刑度的不著邊際來體會。實際上，要准確給「重典」下一個定義，應當首先建構於整個法律體系層面，顧及其應當具備的下列特徵：
1) 其體系嚴密，適用領域深廣，並經過歷代不斷修正而得到完善發展。以刑事法為例，不論上古，且從先秦戰國時代之始奴隸制五刑以降，經歷後世各代「輕刑」之改革而達成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再到封建社會中後期部分苛刑的復興及至濫用、重新入律，形成了體制嚴謹、「疏而不漏」的宏觀體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責任都會被施以刑罰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的規文。後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經濟環境，大致也可從所立刑罰和具體規文中窺視一二。
2) 其成文法範式呈現嚴苛性，同時存在大量特別「法」細胞，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彈性。奴隸制五刑之嚴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人類蠻荒時代具有的同態復仇、肉刑充斥的現象，代之以較為文明的刑罰，無疑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其中依舊保留了「罪人以族」、充軍、刺字、枷號等罪，明清時代更以凌遲入律，彰顯了傳統重典的嚴酷性特徵。同時，肉刑殘余在一定時期以鎮壓、整肅、爭權為目的被濫用而肆虐興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據，被歸為法外酷刑。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體也可將其視作某種意味上的特別「法」，只是缺失了常規法律制度所應具備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被賦以較大的伸縮性和隨意性補充了重典實施的威力。其彈性還表現為，存在大量同罪異罰的情形構成重典體系中較為重要而特殊化的組成環節：按受罰主體待遇的迥異程度可將此環節作一二分：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義務，諸如贖刑之適用；另一方面則可能承擔重於律文規定的刑罰，抑或被施以特別「法」所定的極端刑罰。
3) 其類型繁復，具有強烈的合君權目的性，決定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具不同的內涵，並伴有些許理想主義色彩。依據制定和運行重典的統治需要不同，區別出即如學者歸納的幾種模式：極端重典主義、重重輕輕主義、相對弱化重典主義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義[12]。極端重典主義以秦朝刑法為典型，以繁於秋荼而著名於史。重重輕輕主義以北宋中期頒行重法地法和 「盜賊重法」、明代相較漢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輕其輕法」的刑法特點為代表。相對弱化主義則以主張「約法省刑」為代表，刑罰中正，多出現於國家初創或社會經濟遭受重大破壞，需要長久時期修養生息之時。至於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歸納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統治者為達到某種目的、由個人好惡及注意力之轉移而發生，諸如明太祖時期頒行《大誥》、重典治吏，便具有強烈的政治整肅目的。同時，統治者通過施用重典欲達到社會秩序長治久安，萬世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個別，懲治奸黨、屠戮權臣，往往滲透了許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義情調，而大多卻事與願違，此留待後文詳述。
故而，由上可以簡單描繪出有關傳統社會重典的輪廓：即一種為實現統治目的服務，依據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理想化設置而架構的，以統治權治下所有社會群體、機構建築為施用對象，運用刑事法律為主體並結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會嚴密、靈活而具備相當彈性的法律制度體系。
二、重典治國理論之效用考察與合理性分析
（一）重典論之效用考察
本文給出的重典論之意義界定系以整個傳統社會法制結構的發展承繼為背景，就某個歷史時代為考量目標，由於統治者對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學者給出的諸多分類方式那般所異，其欲施用達成的目的也有不同，從而在後世對重典論的績效考察過程中，需要略作抽樣區別。
從較為狹隘的范疇入手，中國傳統社會傳承的人治氛圍里，歷來將開明專制主義奉為經典興國政策，重典適用也自是以較為低級化的工具姿態非獨立性存在於此制度土壤之中。故而，欲對重典制度的績效得出相較合理與理性的結論，必須首先區分出較為適合開明專制統治生長的政治經濟條件。作為既成事實，今日對重典的分類方式便在社會形態的選取中比作相應參照系。亦由此，上述分類中較為明顯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極端重刑主義在考量該理論效用時，予以參照似屬不妥。
其次，相對弱化重典主義以使國家修養生息為立足點，多為修復脆弱的自然經濟而設立。統治者總結歷史，普遍考慮到暴刑荼重致使民眾反抗、社會動盪，給統治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後適度反省，能夠識知「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13]，此環境中，重典用為上層建築，由其本身性質與較為脆弱的社會資源條件相左，決定了其不宜作為長久制度存在。於是乎當約法恤刑，弱化對廣大民眾適用的重典因素。此種政策多發於封建國家權力初創但保有較強的統治力，抑或公權力所能調配的社會資源數量尚處於上升趨勢中的時期，經濟政治制度本身還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通過法制變革易於釋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閉的發展動力。此種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穩定，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易導致在重典治理對象中，可能對官僚群體的監控力度鬆散不足而日益滋生並加速此群體的潰爛。在此也應說明的是，在傳統社會中盛行的諸如「八議」、官當、請、減、贖、免等制度，並非統歸於相對弱化主義，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較特殊的同罪異罰環節的組成部分，它具有對重典制度的較強「離心力」，但囿於皇權權威的維護始終未能游離，但確對重典所達之效用有抵銷之反作用。
這樣一來，衡量重典治世績效較為上佳的樣本，即剩下區分對象的重重輕輕主義和特殊化重典主義。
重重輕輕主義重典模式有著縱橫二向有別的不同意域：從縱向而言，以規范性法律文件傳承的角度，指出後世重典較前期規文在適用對象和程度上的區別，這是歷史差異的顯示，如有明一代較唐律所作出的改進；從橫向而言，是對當期使用法制時對象和程度的差別性規定。易言之，即同罪異罰環節中擴大受動主體承擔義務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盜賊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傳統社會篤信「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北宋時期，由於立國未經過大規模的土地兼並改革、外患深重、加強中央集權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觀上塑造了一個階級對立相對嚴重的時代，以至於統治中期便較早的開始顯現危機，盜賊之患即是表徵之一。對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歷經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惡治惡、加重打擊賊盜力度而擴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盜賊重法等，依據今日傳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從未能有效發揮統治者預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還引發了更為嚴重的社會混亂。如熙寧十年（1077年）二月，「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於市，攻略鎮邑，執縛官吏」[14]；元豐年間（1078-1085年），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在其治下，「盜賊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齊地「群盜晝掠塗巷」[15]……即便在京都附近，「 盜賊充斥，劫掠公行」，作為執法主體的軍隊、官員多是「勢力怯弱，與賊不敵」，「縱能告捕入官，其餘徒黨輒行仇報，極肆慘毒，不可勝言」[16]。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異，在於其非但不能彰顯統治者所謂「審慎刑罰」，也不是出於如同北宋王朝那樣嚴酷的統治環境，導致統治集團「被迫」推行嚴酷的法度，整肅社會秩序——決策者在主客觀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觀上，其時常處於較為安定的統治時期，甚至萬象更新、盛世之狀初見端倪；主觀上，決策的制定並非外部因素推動的應激反應，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慮的結果。更確切地說，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對自己利益的檢討。此種模式時常被篩選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貪之幾十年風雲歷程。
親歷社會底層疾苦的明太祖，對元末官員貪瀆、政治腐敗而遭滅亡感觸頗深，故嚴厲法度，重典治貪，對封建官吏的嚴罰可稱空前絕後。最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將久已存在的、體現各代統治者嚴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別「法」因素轉換為真正意義的制定法模式，使傳統社會的重典體制更加完備化，盡管這些成文法實際發生效力的時間極為短暫。但應看到，終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達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標。凡舉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國布政司及府、州、縣來京朝謁官員幾千，其中所謂稱職者僅435人。對此太祖晚年也認識道：「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17]至成祖永樂初年廢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誥》收效不佳後束之高閣，《大誥》之刑漸漸棄用後數載，貪官污吏已遍布內外，顯示了掙脫重典之束縛後強勁的反彈力。

（二）適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傳統社會無論何種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屬了了，呈現整體低效甚至無正效用但卻有長久活力的奇怪姿態。對此進行合理性解釋的角度可有多個，但欲以單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徑為切入點，應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構與發展史及其客觀運行評價作為突破關鍵。
首先，重典發揮的階段性正效益對維護統治具有強吸引力，統治者可將其作為改變行使統治權不利局面，尋求優化時的博弈行為。中國古來之重典是成系統的，規范嚴密，且表現為某種封閉性的獨立發展結構[18]，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特徵。同時中國自古而來較西方強烈甚多的集權型治理模式，也能將資源集中到足以確保由上而下執行某種制度初始階段所要求的嚴格性，甚至嚴苛、殘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時間確實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樣「彰善癉惡，激濁揚清 」[19]。雖然只是違法者受到重懲造成社會相關主體感到自危後，所受規制的社會反常暫時停滯甚至隱蔽的反應。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強，其受用波及越廣，影響便越深，停滯症狀維持時間便較長久，雖然不乏孕育著更劇烈反彈的可能。但這不能不給統治者以想像的空間，繼續預期所深惡痛絕的受動主體自覺進行良性轉變，以至設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終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長治久安。而在傳統社會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社會呈現多元化趨勢和統治者所欲維護的簡單生產基礎下社會治理手段產生沖突，更凸現了無法與時俱進的一般法典修正補充技術的落後地位。為擺脫此種不利局面，採用有別於一般法制制約力的重典，不能不說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無奈。
其次，適用重典是統治者認可的，永葆國家機器運轉動力所必需賦加的「托賓稅」。在傳統社會這架巨型機器運轉二千餘年的過程中，官吏始終作為統治者實現統治效能，控制普通民眾不可缺失的組成利器。官吏集團與最高統治者之間本質上存在的是一種特殊僱傭關系：因為高度集權社會中權力之行使，實際亦是建立在地方權力為中央權力直接控制，卻也過分集中的情況下。故各級官僚機構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為雇員也為在局部受制的大領主，系一種具有人格化的工具[20]。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21]是古人對官之於國重要性的認識，於是堅守不放「治國莫大於懲貪」、「治天下首在懲貪治吏」[22]之圭臬。時時用重法剔除國家機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肅行政紀律，即如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學家所言為齒輪良好運轉而不時放入細沙般效果的課稅雷同，治理官員腐敗懈怠而致階級矛盾過分擴大化，促進行政效能的提升、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生產的發展。
再次，適用重典反映了傳統社會「禮法合一」條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諧」行為預期。兩漢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強，隆禮重法成為中華法系一大特色。引禮入法，一方面為統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宣揚仁政和統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善用禮中豐富的道德規范培育發達的家法族規，使社會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狀結構，也有利於減輕維護統治所需耗費的成本，「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惟「以德化天下 」，「明刑制以齊之」[23]，國家可長久矣。應該說，決策者乃至國民均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並預設了人性向善的儒學基點，努力以道德化行為範式來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過隆禮以導民向善，減少不必要的統治開支；另一方則企盼上為政以德、匡扶正義——權力義務極不對稱兩方群體在社會構建中共享著基於不同認識形成的「和諧」雛形表徵之嚮往。但由於傳統社會局限性，社會矛盾無法消解，人們註定長久面對大同理想和嚴酷現實之沖突。於是乎統治者每每「痛下決心」，對人性論稍作一修正，試圖以滅除惡之人性的剛猛之法以惡治惡，樹立權威，瓦解法制運行不暢的阻礙；國民也時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給自己帶來深重苦難的官僚腐敗集團表達失望和憤慨情緒之時，事實上也早已偏離了人性善之預期，復燃原始復仇主義之觀念，同時卻也清楚意識到民眾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對善治之論尚存遐想，有通過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禮來達到社會革新，重建「和諧」的心理准備和要求。
作為傳統社會法文化的標志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權尊於法的事實。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會性因素而單獨從研究決策者入手，時常可以發現重典適用的軌跡與君主自身對外部環境的應激及心理狀態的描繪極其相符。正是統治者「口含天憲」，不受權力約束，決策之合法性歷來沒有適格的評價標准，而合理性則可在決策定立時由下而上反饋得以損益，但依舊無法擺脫深烙有統治者自身對歷史、社會現狀、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擇之泥淖，甚至表達了其對以往自身經歷「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觸、逆反情緒，重典的拋出也不外如是。

5. 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因是什麼

一、我國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因：

1、歷史教訓。

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2、發展需要。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3、問題挑戰。

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願，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仍然存在，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

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

二、依法治國的重要意義：

1、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2、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3、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4、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6、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6. 影響當前法治建設的深層次因素

這個深層次的因素，我覺得還是經濟因素吧，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的經濟的發展程度絕對了這一個法制建設的這種程度吧，我覺得是這樣的喲

7. 真正的法治國家需要具備哪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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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都會被人罵的。比如之前的黑車事件死了那麼多女孩。又發生過黑車撞死人跑了抓不到。大家會罵政府沒把黑車管好。但是最近又有個新聞說有個黑車司機是窮人被抓時，把鑰匙放在嘴裡的鏡頭，大家又罵警察太不近人情。這是兩個矛盾。
所謂的法治。我覺得最好要有一個不胡攪局的媒體。今天往這樣說，明天往那邊說。怎麼能招眼球怎麼說。搞得所有民眾群情激昂。而政府又無所適從。

另外，所謂法制。則意味著冷漠的執法。即，如果有人違法了。不管他是老人也好，是可憐人也好。都要處理。可現實中，卻很殘酷。比如，美國最近有個老兵住了五十年的房子直接被收了。其實他只是欠了國家三十多元的稅錢而已，而且他是想交沒交上，只晚了三個小時。
但國家根據法律，直接收了他的房子，強行拍賣了。一點情面都沒講。老頭兒九十多歲了，為國獻身幾十年，到老流落街頭。這就是法制。你違法了，就二話沒有。再可憐也不行，再有理由也不行。

再比如有富人通過法律上的洞，把你家的房子弄成了他名下的房子。那你一夜之間就成了私闖民宅了（法律保護私人住宅不被侵害，你成了私闖民宅）。你所有的東西都被執法部門扔出去。不管你在這里住過多久。只要法律證明這已不是你的房子，你就要被幹掉。連一點兒猶豫都沒有。你就算在門口上吊都不會有人管的。誰讓你違法的。這就是法制。

但在中國，這么干，你卻一定會出來吼叫。而且如果你喊這是我住了幾十年的，唯一的房子。憑什麼一夜之間就變成別人的了？？？就算別人說這是法律這么規定的呀。但你定會說：這是法律的問題，不是我的錯。而所有人都會出於同情站在你這一邊，而不是法律那一邊的。

總結一下。其實所謂的法制國家。有他的好處。但也有他的問題。就是太冷漠。特別是其中的漏洞極易被富人利用。一旦利用成功，則不管你有多少理由。比如上面那個老兵，他只是欠了三十幾塊，而且他有錢給，只是沒給上而已。但一樣的。你完蛋了。你供了半輩子的房子被極便宜的拍賣給別人了。
也有士兵正在海外打仗的。政府發現這個兵的物業費沒交，立即把他的房子拍賣了。扣掉物業費。剩下的打他賬上。當然，你家裡的物品就全出去呆在門外的空地上了。有沒有丟失，那不關別人的事。士兵轉業回來就看到自己的傢具全在大門外，房子已經換了好幾任房主了。這要是在中國，那立即就得上頭條。會有一群人罵，為國拚命，居然這么對人家。太寒心了。可在美國就不是。

最後說一句。法制常常被人提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有人希望建立一個不近人情的法制國家。其中真正的目的，也有建立一些爭奪國家權力的法律的意圖。老共一直是人制為主。所以當政府發現有些法律有問題時，會改法律，並且不按法律來玩。這樣子這些人就玩不轉了。所以有時候，法治也是為了對付老共這個流氓頭子的。

8. 依法治國的理由包括哪些

我認為:依法治國的理由有三：第一·現存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第二·人們遵守的法律是良好而完備的法律；第三·具備使法律得到普遍遵守的，體現分工·制約的國家權力結構形式。

9. 法治的三要素是由柏拉圖提出的

柏拉圖提出了信念,真和辯護三要素的知識定義,該定義無法將各種類型的技術知識納入其中,且"三元論定義"的"葛梯爾問題"同樣也存在技術知識之中.有效性是技術知識的主要特徵,從認識論的角度提出以有效,信念和辯護為三要素的技術知識定義,使各類...

10. 法治素養的三個基本要素

法治素養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和用法能力。

1、法律知識，即知道法律相關的規定。

2、法律意識、法律觀念，即對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識，遇事首先想到法律，能履行法律的判決。

3、用法能力，即個人將法律知識與法律意識內化後運用在生活實踐中行為的體現。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識能驅動公民積極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識，才能使自己的守法行為由國家力量的外在強制轉化為公民對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所內含的價值要素的認同，從而就會嚴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權利和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

法治素養的提升：

1、以人民群眾的需求為導向，開展精準普法，使普法從「大水漫灌」轉為「精準滴灌」，運用新媒體新技術開展智慧普法，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數成為普法創新發展的最大增量。

2、進一步完善和落實《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推動法治思想融入學校教育，加強法治教育師資培養，深入推進依法治校，通過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和制度保障，培養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和法治習慣。

3、把提升全民法治素養作為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重點，實施公民法治素養提升行動，推動全社會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使法治成為社會共識和基本准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