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長貫徹蔡英文

『壹』 媒體稱 3 月 3 日上午 9 時許，台灣多縣市無預警大范圍停電，可能是哪裡出現了問題

台灣各地都有民眾報告停電情況，包含台北市文山、內湖、信義區，新北市永和、中和、板橋，以及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

報道稱，島內各地網友紛紛在網上發布停電消息，「新竹也跳」、「台南歸仁跳電+1」「忠孝新生跳電」、「我家信義區跳了」、「板橋也跳」、「林口也跳了，用愛發電中」、「竹科跳電，完蛋」、「不曉得這波又有多少電器燒壞」、「上班被強迫關電腦」。

台北市街頭部分紅綠燈3日上午因停電未亮。圖自台灣「中央社」
報道稱，對於台北停電，台北市政府回應，多區包括中山、大同、松山、內湖等，陸續接獲里長通報發生不明原因的區域停（跳）電情形，據了解，其他縣市也發生類似的狀況。

「聯合新聞網」稱，對於全台今日發生大停電，台「行政院長」蘇貞昌、台「經濟部長」王美花均致歉。稍早前，張惇涵也稱，因停電事故造成民眾不便，「『總統府』表達歉意」。

報道稱，這是一年內第三次全台大停電，今日是由於興達電廠開關場上午發生事故所致，全台瞬間喪失1050萬千瓦電力，約佔全台1/3電力，造成500萬戶受到影響。

民眾黨「立法院」黨團今日舉行記者會批評，蔡英文說的穩定供電，已淪為口號，近年大停電事件頻傳，始終未見整體改善，王美花、台電董事長楊偉甫應該下台。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上午也再度要求王美花與楊偉甫下台負責。

『貳』 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面臨哪些風險和挑戰（300字）

1.民進黨在台灣執政使得兩岸關系發展的基礎遭到破壞。

因為民進黨是一個堅持「台獨」路線的政黨，上台執政後不僅掌握了台灣的行政、立法大權，而且控制了台灣的軍隊和情治部門，把握了台灣的主流媒體和教育機構，不斷推動「去中國化」的舉措。

現在兩岸之間不僅官方半官方的聯系中斷，而且民間交流也受到限制，連中華文化在台灣也遭到排斥。現在兩岸關系實際上處於一種「冷對抗」的局面，兩岸之間在漸行漸遠。

2.民進黨內激獨勢力欲加快「台獨」步伐未來兩岸關系不排除走向激烈對抗。

蔡英文上台後，為了穩住政權，謀求連任，在兩岸關繫上打著「維持現狀」的幌子，在台灣島內一步一步推動「去中國化」。而「去中國化」實質上是慢慢地促使「中華民國台灣化」，是一種漸進式的「台獨」。所以蔡英文和陳水扁盡管策略不同，但目標都是「台獨」。

3.台灣的民情民意尤其是年青一代仍在朝著不利於統一的方向發展。

當前台灣社會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台灣同胞特別是中青年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出現越來越嚴重的偏離。由於過去長期以來國民黨當局推行的反共宣傳教育，台灣同胞本來對大陸就有一種恐懼、戒備和不信任感。

近20年來，加上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不遺餘力地攻擊、污衊、醜化大陸「沒有民主自由」，通過修改教科書灌輸「台獨」意識，使得台灣同胞尤其是年青一代對大陸、對統一、對一國兩制，始終有一種疑慮、害怕甚至對立的情緒，年青一代的中華民族意識、大中國情結越來越淡薄。

4.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摩擦和大打「台灣牌」使得改善兩岸關系難上加難。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對華推行強硬遏制戰略，在發動對華貿易戰、科技戰的同時，大打台灣牌，在國會接連通過嚴重干涉台灣問題的相關法律，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底線，企圖利用台灣問題、香港問題加大對華施壓的力度，來策應正面戰場。

『叄』 九合一選舉是什麼意思

01 中國台灣的“九合一”選舉，由原來的“七合一”選舉而來。“九”指的是除原來的直轄市長、縣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和村裡長外，又增加了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少數民族)區民代表”及“區長”兩項地方公職選舉，加上之前的七項共九項，稱之為“九合一”。“一”指的是所有地方公職在一天之內選出。

2014年5月13日，中國台灣地區立法機構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及“區長”增列為地方公職人員。

2014年11月29日舉行的中國台灣地區新一屆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相應增加兩項選舉，由“七合一”變為“九合一”。[2]

“九合一”選舉是在“七合一”選舉基礎上增設兩項而成，原七項選舉為六大城市（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市長、議員，其餘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與村裡長。

“九合一”選舉包括：直轄市長、縣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裡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區長選舉。

歷屆選舉

2014年九合一選舉

選舉准備

2014年8月20日，民進黨召開記者會宣示最後沖刺，蔡英文加緊輔選腳步，從桃園首站出發，到各縣市巡迴授旗，並於9月黨慶月舉行造勢活動。

2014年11月29日，中國台灣規模最大的選舉——“九合一”選舉舉行，會選出九種“地方公職”、11130位公職人員，22個縣市全部改選縣市長。

“地方選舉”是2016年中國台灣領導人選舉“前哨戰”，“直轄市”市長、縣（市）長選舉部分，84位參選人之中，23人為國民黨籍，民進黨提名17人，競逐6個“直轄市”市長、16個一般縣（市）長職位。

選舉結果

2014年11月29日，中國台灣“九合一”選舉投票結果揭曉，全台22個縣市長選舉中，中國國民黨獲得6席，民進黨獲得13席，另有3席為無黨籍。

國民黨6席：新北市朱立倫、新竹縣邱鏡淳、苗栗縣徐耀昌、南投縣林明溱、台東縣黃健庭、連江縣（馬祖）劉增應。

民進黨13席：桃園市鄭文燦、台中市林佳龍、台南市賴清德、高雄市陳菊、彰化縣魏明谷、雲林縣李進勇、嘉義市塗醒哲、嘉義縣張花冠、屏東縣潘孟安、宜蘭縣林聰賢、基隆市林右昌、澎湖縣陳光復、新竹市林智堅。

無黨籍3席：台北市柯文哲、花蓮縣傅崐萁、金門縣陳福海。

2018年九合一選舉

選舉准備

2018年中國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是蔡英文自2016年5月20日上任後的首場選舉，也是2020年1月中國台灣領導人大選前哨戰。

此次選舉應選名額共計1萬1047名，完成參選登記人數分別為：25位直轄市長、751位直轄市議員、68位省轄縣（市）長、1018位省轄縣（市）議員、529位鄉（鎮、市）長、3443位鄉（鎮、市）民代表、1萬5040位村（里）長、21位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98位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候選人。當選人將於2018年12月25日就職。

選舉結果

2018年11月24日，中國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結果揭曉，選舉產生22個縣市的縣市長、議員以及鄉鎮長、村裡長等。

在22個縣市長中，中國國民黨獲15席，民進黨獲6席，另有1席為無黨籍。根據計票結果，在台北市長選舉中，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以3200餘票的微弱多數險勝中國國民黨籍候選人丁守中。丁守中25日凌晨向法院提出“選舉無效訴訟”。

『肆』 朱鳳蓮為什麼會說閩南語

在國台辦11月2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新任發言人朱鳳蓮正式亮相，這位繼范麗青之後的國台辦第二位女新聞發言人一開場就端莊大方的帶來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首場秀！
她先用普通話說到：各位記者朋友，上午好，歡迎大家參加國台辦的新聞發布會，我是朱鳳蓮。
用普通話「開篇」後，她隨即「無縫對接」的用閩南語和客家話對自己進行了簡短介紹及向台灣同胞問好。
她先用蠻南語說到：我是廣東客家人，在此先向台灣鄉親問一聲好。

然後他切換到客家話：很高興在新聞發布會上為台灣鄉親提供服務，使台灣鄉親更多了解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工作！
用閩南語和客家話進行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及向台灣鄉親問好後，她又切換回「開篇」時的普通話說到：我也希望和各位朋友一起努力，幫助兩岸同胞及時、准確、全面、客觀的了解大陸對台政策和立場，增進兩岸同胞之間的了解、理解和信任。
國台辦新任發言人朱鳳蓮這場別開生面的首秀使得人們眼前一亮，她的能力也博得了外界的肯定與認可，紛紛為她點贊！
在現場視頻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端莊大氣、不卑不亢，發言時沉著穩健、有條不紊、落落大方，令在場的記者及兩岸同胞倍感親切。
據悉，朱鳳蓮，1977年11月出生，廣東梅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文學碩士及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

自2003年7月起在國台辦工作，2010年9月至今先後任國台辦港澳涉台事務局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及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現任國台辦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
新聞發言人是國家、政黨、社會團體任命或指定的新聞發布人員，其職責是在一定時間內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時事約見記者或舉辦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針對有關問題闡述本部門的觀點立場，並代表有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
據網路資料，新聞發言人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工作團隊，他們共同收集材料、分析信息、深入了解情況，新聞發言人也需要與其他相關部門保持溝通與合作，以保證所提供的信息的全面性、准確性和權威性。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新聞發言人憑借自己獨特的魅力與能力成為新聞界的「網紅」，他們時而霸氣、時而犀利、時而幽默、時而親切，有力有理有節的發出我們中國聲音！
在國台辦新任發言人朱鳳蓮的首場秀上，她還先後回應了記者提問的20多個問題，包括30名台胞因擔任大陸社區主任助理遭台當局處罰之後提起行政訴訟被台內政部門全數駁回、涉案在逃人員王立強在境外自稱「中國特工」一事等。
據南方都市報，朱鳳蓮是廣東梅縣東山中學初中部93屆、高中部96屆校友。
朱鳳蓮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初中、高中的6年間，一直擔任班長。廣東梅縣東山中學創建於1913年，是葉劍英元帥的母校，知名校友包括曾憲梓等。

台灣是我們中國的台灣省，是我們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及任何力量都無法把寶島台灣從祖國的懷抱割裂出去。
海峽兩岸同胞與人民血濃於水，兩岸早日實現統一是海峽兩岸同胞與人民共同的夙願、呼喚與期盼。
海峽兩岸一家親，雖然現在兩岸還沒有真正實現統一，但台灣同胞與人民時刻都在期待著兩岸早日實現真正統一的到來！

為解決台灣問題，為讓海峽兩岸早日實現統一，我們大陸恩威並施，給予台灣同胞與人民最大的恩惠，給予台蔡英文當局最大的威嚴

『伍』 英語專業論文翻譯方向商標方面可以從哪些角度寫

請看近期相關方向的學位論文的選題；也可以進一步從相關論文的參考文獻中找小論文的選題方向（其他語言的，也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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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當前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面臨哪些風險和挑戰 （200字）

兩岸關系發展面臨新形勢：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已不存在；民進黨掌控「立法」主導權後「法理台獨」的風險增加；蔡英文當局加快實施「柔性台獨」路線；「急獨」勢力對兩岸關系帶來嚴重破壞；國民黨兩岸立場異化遏制「台獨」的能力下降；台灣民眾對蔡英文處理兩岸關系的能力持有懷疑。

兩岸關系面臨的新挑戰：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態勢受到民進黨重新執政的挑戰；島內統派生存環境惡化、反「獨」促統能力弱化的挑戰；限制台灣國際空間與爭取台灣民意分寸拿捏的挑戰；民眾的「國家認同錯亂」不利於國家統一；如何化解美日兩國大打「台灣牌」干擾兩岸關系的挑戰。

(6)立法院長貫徹蔡英文擴展閱讀

蔡英文主政以來，兩岸政策上雖未公開挑釁「一個中國」原則，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核心意涵，在島內推行「柔性台獨」路線，加快「去中國化」步伐，嚴重破壞了兩岸政治互信的共同基礎，致使兩岸關系陷於僵局之中，給當前的兩岸關系帶來諸多新挑戰。

『柒』 2020年台灣省長是誰

蔡英文。

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11日下午4時結束。當晚出爐的計票結果顯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賴清德當選台灣地區正、副領導人，得票817萬余張，得票率為57.1%。

另兩組候選人中，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張善政得票552萬余張，得票率為38.6%；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余湘得票60萬余張，得票率為4.3%。

(7)立法院長貫徹蔡英文擴展閱讀

20世紀90年代，蔡英文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曾參與所謂「特殊兩國論」的起草 ，2000年民主進步黨「執政」後出任台灣當局大陸事務主管部門主任委員。蔡英文原為無黨籍人士，後於2004年加入民主進步黨，同年當選成為「全台灣」不分區「立法委員」。

2006年受任台行政部門副負責人。經李遠哲勸說舉薦，蔡英文競選民進黨黨首。2008年5月20日起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成為台灣主要政黨中第一位女性黨主席。

2008年11月5日到6日，在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首次訪台時，蔡英文策劃了幾起暴力沖突事件。在暴力發生後，蔡英文卻將所有暴力輕描淡寫為「零星事件」，並立即將責任推卸到所謂的「黑道分子」身上。這件事讓蔡英文在島內獲「暴力小英」稱號，並初步鞏固了蔡英文在民進黨內的地位。

『捌』 考研英語二復習書，一般用誰的好

見到英文想起中文、持之以恆變熟練、相近詞辨析」，在指定自己的備考計劃時就要著重解決這三個問題，否則很難再詞彙上有所進步。

1、在網上找一份標準的考研大綱詞彙的電子書，掃幾遍，將已經認識的單詞剔除，留下生詞彙，然後自己或是叫別人幫助打亂詞彙的順序。

2、做完第一步，考研詞彙大綱5500個，假設不認識的是4000到4500個。接下來在每天不復習的空餘時間，把發呆、上網、打電話、看電視的時間生出來，買幾疊硬的白卡片，以一周為循環，每天將第一步得出的生詞抄到白卡片上，每張20個詞，正面英文，反面中文。一天十張，這樣子一天就能有200個單詞。這樣子大概20天左右，4000個單詞就從電子大綱上轉移到你的小卡片上了。

3、其實在抄寫的時候，已經對這些單詞有了初步的記憶。把這些單詞每天抽五張待在身上，在任何閑暇時候都可以掏出來看一看，忘記中文可以看看反面。這樣子一天100，一個月能記3000個詞。然後每個詞都看了很多遍，看到英文能想起中文的比例已經非常高了。可以找個時間把整體單詞再回憶一遍。

4、按照自己的常規計劃復習英語各模塊時，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結合做題，基本可以把考研單詞做到一個中等熟練的水平。

5、花一定的時間系統地看一些考研名家的輔導教材或者網課，我當時是看的聚英考研英語299網課，裡面幾乎涵蓋了所有常用詞彙，講得很細，比我自己看更容易理解。特別是集中看完型填空、詞彙辨析一類的部分，從細節上就自己學過的單詞作一些深入的辨析，特別是要把自己想當然一看就選了，但卻選錯了的題目用紅筆標注出來，並積累一定量這樣的題目作為以後沖刺時的重點回憶題，這個步驟的時間一定要捨得花，不光是對完型和詞彙，打好了單詞的基礎對閱讀、寫作和任何其他部分都很有好處。

6、臨考前一個月把你的寶貝卡片胡亂翻，隨意抽取單詞來考自己，當你發現隨便抽那一張，問哪一個單詞你都基本認識，成功率超過90%的時候，你就可以很爽地把這些卡片飛出去扔掉，因為這些單詞已經到你腦子里了。剩下要做的就是在做模擬題的時候大膽地運用這些單詞的記憶，幫助自己樹立信心，提高分數！

『玖』 袁振英的人物履歷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廣東東莞人，先祖袁崇煥。1915年畢業於香港黃仁書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1919年在菲律賓當教員，並組織全菲律賓華僑工黨，鼓吹無政府工團主義。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報》兼廣州《新民國報》編輯。其間為聲援廣東學生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斗爭，參加了「廣東游東記者團」，赴日本、朝鮮等地進行宣傳活動。1920年8月參加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月22日，與俞秀松、施存統等八人發起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9月1日應陳獨秀邀請參與編輯《新青年》，擔任「俄羅斯研究」專欄主編，另外還參與共產黨綱領草案的討論，並在上海外國語學社教英文。同年底，隨陳獨秀到廣州，任陳獨秀和吳廷康的粵語翻譯。1921年1月，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今廣州廣雅中學）校長，力排眾議倡導並實行中學男女同校。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為該組織成員之一。《新青年》遷至廣州後，繼續負責該刊「俄羅斯研究」的編輯和撰稿。以「震瀛」為筆名，撰寫、翻譯了大量文章、譯作，介紹和宣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僅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就發表了譯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學習，從此離開了黨組織。1924年9月回國後，大部分時間主要從事教育教學工作，曾先後在廣州中山大學、武漢中央軍校、暨南大學、山東大學、勷勤大學、香港華南汽車工程學校、廣東大學、江南汽車工程學校、崇煥中學等學校任職。著有《易卜生社會哲學》、《性的危機》、《近代婚姻與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產黨嫌疑」被國民黨廣東當局監禁一年多。建國後，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在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廣東省文史館工作。1979年1月去世。
袁振英家鄉廣東省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對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熱心。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學院院長助理郭彬同志、江蘇省委黨校教授李繼鋒同志廣泛搜集資料，做了很多考證、研究工作，費了很多心血，終於寫出了《袁振英傳》一書，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經歷。由於迄今對袁振英的研究還是空白，沒有現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處去采訪、尋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難度是很大的，本書的輪廓當然也就顯得比較粗疏。但作者們所做的工作畢竟填補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讓我們對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時，也豐富了對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特別是一大歷史的研究。因此，該書的價值是應該給予肯定的。我作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分管全國地方黨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負責人，對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和幾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賀和感謝。希望繼續努力，加強這一課題的研究，不僅可以加強對袁振英生平的研究，還可以加強對他的思想與中共早期思想理論關系的研究，加強對袁振英與其他著名歷史人物關系的研究，加強對與袁振英有關的一些黨史問題的研究。只要堅持不懈，一定會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以袁振英為例，我希望，全國黨史部門在繼續深化對黨史和近現代史主要脈絡、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礎上，可以逐步拓展視野，進一步開展和加強對像袁振英這樣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過這樣的研究，一定會發掘出很多很有價值的新材料、新內容、新認識、新天地來。
主義者
袁振英是一個十分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頗為特殊的無政府主義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1921年3月，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分道揚鑣，袁振英並沒有在這個大轉變中離開共產黨。對此，袁振英作了解釋：我和陳獨秀等在上海組織了共產黨小組，又在《新青年》雜志「俄羅斯研究」專欄擔任了主編一職，「這就拯救我於無政府主義的泥坑了」。
袁振英後來解釋，他離開共產黨的原因主要是對共產黨領袖陳獨秀不滿。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廣東，袁振英都與陳獨秀有著異常密切的關系。他們既有師生之淵源，又是社會主義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夥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處。那時袁振英被陳獨秀倚為左右手，在廣州時，社會上的一些人也視袁振英是「陳獨秀的高足」。
去法國留學前，袁振英對陳獨秀的不滿並沒有明顯的爆發。但在1921年3月以後，他們兩人的關系逐漸疏遠。到廣東以後，袁振英除了做翻譯，並沒有在黨務方面有過明顯活躍的表現，他承認：「我自從做了『省一中』校長以後，因為事忙，便與他完全脫離關系。」不再追隨陳獨秀，袁振英始終沒有後悔，並自傲地說：「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陳獨秀走，如果跟著他走，那麼解放後就得像李季、劉仁靜一樣，在《人民日報》上一同登悔過書了！」
袁振英對陳獨秀的不滿主要有三點：
第一，認為陳獨秀對社會主義理論所知不多，不懂得什麼叫馬列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這是有事實依據的，陳獨秀是在與魏金斯基相處的日子裡才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社會主義者的轉變。而無政府主義從學理上歸屬廣義的社會主義思潮，袁振英從1912年就皈依無政府主義，研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他由於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會主義經典著作，對社會主義概念的了解是陳獨秀當時無法趕上的。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之時，有不少理論問題尚未弄清楚，也沒有制訂正式的黨綱。有人提出應該盡快將黨綱和政綱搞起來。對此，陳獨秀表示：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
第二，認為陳獨秀私德不儉，品德低下。袁振英回憶：在北京大學時，已經聽說陳獨秀是個不道德主義者，據同學雲：「常見陳獨秀往打茶圍」，所以蔡校長便要求陳氏參加了最低的一級，即「不嫖」、「不賭」、「不飲」、「不吹」等。我在這個時候便開始覺得陳獨秀是一個不道德主義者了。還有一點，就是我後來又發現陳獨秀另戀小姨，把妻子置諸腦後，所以弄到兒子延年、喬年等衣食無著，更無法讀書，迫得到法國勤工儉學去了。「這又使我覺得陳獨秀是一個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認為這些雖然都屬於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
第三，認為陳獨秀貪財。袁振英說：『北大』時，……我譯了俄國女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結婚與戀愛》(此文是提倡自由戀愛的)一文，登在《新青年》雜志；胡適編輯《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戲劇家)專號』，又要我作《易卜生傳》(平生和著述)。當時《新青年》雜志是由上海群益書局出版，稿費是由該局發給的。但陳獨秀把稿費據為己有，不發給我們(解放前偽省府委員兼省立法商學院院長黃文山的稿費也是一樣)。這又可以見得陳獨秀的為人了。凡是利己損人的人，結果一定眾叛親離，身敗名裂，一敗塗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動期間，袁振英發現陳獨秀在經濟方面作風依舊。多年以後，袁振英仍然憤憤不平地說：「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費，其他一切任務都是義務的，可是陳獨秀還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費(一半是宿費)。其實機關的房錢已經由公家付給，陳獨秀的扣除諒又是入了私囊。因為陳氏又愛上了小姨，費用越發多了。當時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時，已經剝削了我們的稿費，這回的行為也是意中事，不是誣告的。」袁振英因此不願追隨這樣的領袖，「我的確知道陳獨秀不能做共產黨的領袖，也不能做我的領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便退出了共產黨。」他後來甚至說過一句非常過激的話：「老實說，如果我有此權力，我一定殺陳獨秀，以免他誤黨誤國。」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學開學典禮舉行，由當時的代理校長、工科學長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場白後，作為英文門教授的辜鴻銘便首先站起來發言了。這是袁振英第一次見到辜鴻銘，發現這位教授「背後拖著小辮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慶、道光三個時代）間長袍馬褂，頭上又戴著陳舊的破帽，腳上又穿著布靴。統統是骯臟的、龍鍾的狀態。委實令人討厭和可笑」！
與袁振英同時入學的哲學門學生馮友蘭也看見辜鴻銘寬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們作為新生一起聆聽了他別開生面的即席演說。據馮友蘭回憶說，當時辜鴻銘的演說並不帶稿子，也沒有什麼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完全是即興式的。那次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是罵當時的政府和社會上的新鮮事。辜鴻銘語帶嘲諷地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他們自己的飯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們那些人的飯碗，可跟咱們普通人的不同。他們的飯碗實在是大得很哩!那裡不僅可能裝洋樓，裝汽車，還可以裝姨太太。」說著，突然又變了一個話題道：「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簡直變得越來越不像樣子了，真可謂怪事多多。但看啦，現在的人寫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連所用的名詞都不通。譬如，就說今天很流行的『改良』這個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而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
這位辜鴻銘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認為是北京大學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門」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師，現在很多人都以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長北京大學之後才聘任他的。其實，這是一種誤會。據現有資料來看，至少在1915年，辜鴻銘便已經是英文門教授。至於蔡元培出任校長之後對辜鴻銘所做的，只是繼續續聘而已。共和之後，還留著發辮，這是前清遺老的標志，象徵著政治上忠於已經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歐美人知道辜鴻銘，是因為讀了他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經典著作。在他們看來，辜鴻銘的獨特發辮不止帶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國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對中國傳統文明的百般維護與他英文水準的出類拔萃，這兩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興趣而又深為困惑的謎。就像辜鴻銘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說的,「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幟（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國學者艾愷，在他直接用漢語寫作的《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一書，曾這樣評價辜鴻銘：一戰之後，「在戰時與戰後歐洲悲觀與幻滅的氛圍中，與泰戈爾、岡倉等成為東方著名的聖哲者的，是辜鴻銘，不是梁漱溟或梁啟超」。但國共兩黨相繼執政以後，長期按意識形態與政治標准評判人物，辜鴻銘遂長期被定位成最頑固冬烘的歷史人物，而其真實的一面已不為人所知，作為學生，袁振英對辜鴻銘的片段回憶讓我們窺見這位「辮子教授」更鮮活的真面目。
課堂內外：「辮子教授」印象
袁振英可以輕松地接近這個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師。他回憶說：「我在北大，由民國四年至民七到了畢業，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同他見面。」
辜鴻銘特立獨行，標新立異，和一般人並不親近，但與袁振英等幾個學生倒來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許多著作印給學生們。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義》，也就是名為《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書封面的四個字是當過大清王朝外務部大臣的梁敦彥題寫的，梁敦彥常在辜鴻銘生活困難的時候資助他。袁振英說這書，「那時定價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國飯店出售」。袁振英將這本有辜鴻銘簽名的書珍藏了許多年，最後卻在戰亂中遺失了。除了校園里、課堂上的接觸，袁振英等還登堂入室，到辜鴻銘在東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憶說：「他常常請我們到他家裡談天，他的女兒也常常同我們的同學跳舞和打檯球。因為他說跳舞是西洋一種很要緊的禮儀，很像我們中國古代的進退左右的禮儀一般。」也許看到袁振英是廣東人，辜鴻銘在交談中，對近代領風氣之先的廣東人贊譽有加，「說只有廣東人才遺留了中國民族的真性情——節氣，剛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當時這一席話聽得從小就崇拜袁崇煥、英雄主義情結濃厚的袁振英眉飛色舞。兩人聊到興頭上，辜鴻銘甚至常用起粵語罵人的粗話——「丟那媽」。
課堂上的辜鴻銘也讓袁振英著迷。這位老師常常教學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著「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調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搖頭晃腦地合唱。畢業近二十年的時候，袁振英還回憶道：「現在想起來，也很覺可笑。看他的為人，越發詼諧滑稽，委實弄得我們樂而忘倦，這也是教學的一種方法，所以學生也很喜歡。」1917年，新派的胡適也到英文門任教，風頭蓋過了辜鴻銘，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鴻銘稱「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這個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學李季的驗證。李季翻譯出版過《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傳》等影響重大的著作。1918年畢業後，胡適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語課，但他對胡適卻沒有好感，後來更是不斷寫書批判胡適的思想與學術，卻大贊辜鴻銘乃「全中國英文學巨擘」，「為人極嚴正、剛直、廉潔，不獨擅長外國文學，並精研西洋的歷史，素為世界有名的學者所推重」。李季對此特別記述說：「自C去而辮子先生來，我們不啻『撥開雲霧見青天』。」李季認為北大幾年間，自己與辜鴻銘「關系最深，得益也最大」。
頻繁的接觸中，袁振英發現辜鴻銘的記憶力特強，在少年時代所學得的詩歌，終身還不忘。袁振英便問其緣由，辜鴻銘就告訴他說：「外國人用腦記憶(remember by brain)，中國人用心記憶(remember by heart)。」這玄而又玄的解釋讓當時的袁振英聽得一頭霧水。
辮子教授精通國內多種方言與多國語言，特有的語言天才也是最讓學生佩服的。袁振英滿懷景仰地贊嘆道：「他說得很好的廣東話、福建話、上海話、北京話，……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國文言；希臘、拉丁等死語，也可同他人談話。(當時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國教授，也常常同他說拉丁語)聽說他總共懂得九國文字，不過他的著作還有許多譯本寄給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國文字；又聽說他討了—個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話也很好！」辜鴻銘的記憶力及語言天分和他的成長環境有極大的關系。1857年7月18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他的父親辜紫雲是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生為混血兒，辜鴻銘自幼就表現出對語言有著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鴻銘雖然熱愛並捍衛中國傳統文化，但他漢語基礎並不過硬，這點倒是和在香港求學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憐之處。袁振英和他們的同學都發現辜鴻銘的一個弱點，就是漢字寫得並不純熟，「辜先生本來不大懂漢文，與嚴幾道一樣，大家都是後來學的。不過他在黑板寫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劃，很不好。」辜鴻銘的另外一個北大學生羅家倫在回憶中也同樣提及這一點。所以，辜鴻銘的英譯漢的成就遠不如他的漢譯英的作品有影響。袁振英舉例說：「他平生很喜歡由漢譯英，剛剛同他的同鄉(閩人)嚴復和林紓相反。他只有《痴漢騎馬歌》一本詩是由英譯漢的。」「《痴漢騎馬歌》英譯漢，譯為五言詩，很不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早已絕版了。」
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鴻銘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裡是個非常機智慧、風趣、詼諧、幽默的老頭。袁振英稱辜鴻銘「常常很喜歡說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類似小孩子吧」。20世紀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語堂所辦的雜志《人間世》曾經撰文紀念辜鴻銘，在署名「震瀛」的這篇文章中，袁振英給了辜鴻銘有趣的評價：「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輩，並且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
辜鴻銘是公開贊成一夫多妻的，他一個最出名的比喻流傳甚廣：「人家家裡只有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哪有一個茶杯配上幾個茶壺的道理？」袁振英還列舉了辜鴻銘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張納妾的理由，他以為男子到死還可以傳種，女子到了四五十歲便失其效用了。並且各種冒險的事情多是男子擔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並且從生理學來講，世界的統計，生一百個男孩子，就有—百零五個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於男子。如果實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許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鴻銘還身體力行，娶了不止一個老婆，可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經舉了這樣一個例證，「辜先生怎樣怕老婆，現在舉出一個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來到門前,他照常例又給了錢，給他的太太便拿飯碗向他的頭顱擲去,因為老太婆反對這種無度的慈善事業，如尼采一般」。辜鴻銘也並不隱瞞這些，和袁振英這幫學生談到這些事的時候，便帶著自嘲的口吻「告訴我們：『老婆不怕，還有王法么。』這是他的幽默」。對辜鴻銘的機智，袁振英舉出了許多例子：「—個人問他：『為什麼中國的方言那麼多?』他反問：『為什麼歐洲的方言那麼多？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實等於全歐洲！』」
辜鴻銘的幽默並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來顯示自己的政治態度。他用特立獨行的行為、戲劇化的效果來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腦後留著的那根細長的辮子。共和時代依舊拖著辮子，是辜鴻銘留給北京大學校園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頑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對辜鴻銘留辮子、穿長袍馬褂有段有趣的記載：「在亡清時代，辜氏是一個維新派，不過在宣統遜位的時候，他還是西裝剪發，他便馬上戴上了假辮子，穿回長衣馬褂，叫黃包車夫拉著巡遊北京城．結果給警察拉到警區去！這可以見得他的幽默，同時也見得他的反抗社會！」
當翻譯
1920年7月到12月，為陳獨秀充當翻譯，要擔當《新青年》一個新辦欄目「俄羅斯研究」的主要編譯者，要為《共產黨月刊》與《勞動界》撰稿，還要為《上海俄文生活報》提供英文譯稿，參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擔任外國語學社的英語教師。此外，他還曾遠往武漢爭取另外一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惲代英加入共產黨組織。
1920年底，陳獨秀與袁振英從上海來到了廣州。他們當時都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袁振英對這次回廣州，最初的態度並不積極，當時，他正把精力專注在《新青年》雜志「俄羅斯研究」欄目的編輯和文章的譯述上。對兩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後來在回憶中寫道：「『民九』（1920）粵軍入粵，趕走了莫榮新（桂系）。孫中山先生要我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廣雅）校長。我因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來。後來陳炯明又要陳獨秀來粵擔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職。俄國的同志也要來粵，想解決『聯孫』和『聯陳』的問題。他們都不懂廣州話，要我傳話，所以便一齊來到廣州。」顯然袁振英回到廣州是要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的校長，並擔任共產國際代表的翻譯。陳獨秀出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同時他的另外一個使命是創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袁振英後來也成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廣東省第一中學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廣東省第一中學校長。
1921年，袁振英在廣東省第一中學率先實行男女同校。後來還有廣州執信中學、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湖南嶽雲中學。繼小學和大學後，女子在中等學校終於開始獲得了與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權利。
去法國留學
後去法國留學。1924年，袁振英從法國留學回來以後，在廣東大學擔任教授。北伐戰爭開始以後，他到武漢擔任武漢中央軍校教官，與惲代英等共事。
袁振英與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為留法學生，都曾任大學教授。建國後，袁振英是廣東文史館館員，1979年去世。
1894年7月生於東莞縣溫塘鄉。
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
1918年6月，在《新青年》雜志第4卷第6號「易卜生專號」上發表著作《易卜生傳》。
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陳獨秀，幫陳獨秀組建共產黨組織。同年8月，參加中共發起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參與創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充當陳獨秀和俄共(布)遠東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譯，參與重建廣州共產黨活動，成為廣州共產黨組織成員之一。同年8月，公費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讀書。
1979年1月，因病去世。
1952年12月，經周恩來總理的介紹，一個失業兩年之久的人來到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一年後，此人被調往廣東省文史館做館員。館員的工作雖然清淡，但卻是終身制的。從失業到終身都有工作，周總理的這次介紹使這個人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煥的後代，東莞溫塘人。
周恩來為什麼要給袁振英介紹工作?袁振英和周恩來是什麼關系?
在一份於1955年填寫的《廣東省文史館工作人員登記表》中，袁振英寫有自己和周恩來的關系:法國同學。
袁振英的女兒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聽我父親說，他在法國留學期間，收到過一份通知，是中國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通知書，署名為周恩來。我父親說他此前和周恩來並不認識。當時他由於很忙，後來就沒有參加成立大會。」
如果那時周恩來和袁振英並不相識，那麼，周恩來為什麼要寄一份通知給袁振英呢?
關於這一點，袁振英曾對女兒說，他留學前在《新青年》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可能周恩來看過他的文章後記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給他寄了一份中國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通知。
主編「俄羅斯研究」專欄
如果上述說法成立，那麼，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什麼文章給周恩來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立平稱，袁振英曾在香港讀書，英文功底比較扎實，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學文科學院，是該校唯一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譯文和著作的學生，其才能得到陳獨秀的賞識，這些都為袁振英後來在《新青年》上發表「紅色文章」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
1920年7月，袁振英來到上海，陳獨秀見到他，要求他「幫忙一切」，於是他留在上海協助陳獨秀，並為《勞動界》、《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撰稿，擔任《新青年》、《共產黨》月刊的編輯。
《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特設「俄羅斯研究」專欄，介紹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經驗，袁振英擔任這一專欄的主編。袁振英在這個專欄發表譯文24篇，佔到這個專欄文章總數的三分之二。
當時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費作為工資，還要扣除膳宿費，生活比較清貧，但他堅持用筆桿宣傳馬列主義。
事實上，《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公開宣傳馬列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中共發起組成立後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通過創辦刊物宣傳馬列主義。
陳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作用》一文中認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羅斯研究」這個「樹旗幟」的專欄上傳播馬列主義所發揮的作用，是當時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無法相比的。
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換句話說，那時的袁振英，實際上在為中共發起組工作。那麼，中共發起組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寫了一份幹部登記表。在這張登記表裡，袁振英清楚地寫著「曾參加共產黨小組民九」的字樣。民九是指中華民國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據史料的記載，袁振英於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成立於1920年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組織，歷史表明，它並不是上海地方性的黨組織，而是全國各地以及國外中共黨組織創立的中心，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根據陳立平的研究，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先後參加中共發起組的人總共16個，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陳獨秀是這個小組的書記。
1920年冬天，廣東省政府聘請陳獨秀和袁振英到廣東教育界任職，陳獨秀借機在廣州宣傳社會主義和發展共產黨組織。
當時去廣州的還有共產國際的魏金斯基，他和陳獨秀一樣，都不懂粵語。袁振英和陳獨秀既是師生，又一起共過事，而且能講粵語和英語，所以他就成了陳獨秀和魏金斯基身邊的傳話人，充當他們的翻譯。在廣州，由於陳獨秀和袁振英的這種密切關系，袁振英被當時許多人稱為「陳獨秀的手足」。
自評一生有功無過
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兩個月，袁振英赴法國里昂大學留學。此後，他再也沒有過組織生活，自動脫離了黨組織。
從里昂大學博士院畢業後，袁振英就回到國內，主要從事教學、編譯和文史研究工作。
袁昌淑女士回憶到:「解放後，我父親失業了，沒有辦法維持生活，不得已於1952年給周總理寫信。同年12月，我父親被安排到廣東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1953年調往廣東省文史館。」
對於周恩來的幫助，在《袁振英傳》中有這樣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經說過，周恩來知道他的為人，所以才會介紹他工作。這些都歸結於周恩來驚人的記憶力和對一個老知識分子的關懷，這也是對袁振英參與建黨之功的一種補償。」
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評價自己為「共產主義馬前卒」，並說「我的一生對於人民是有功無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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