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架空

⑴ 當前法治建設最需解決的突出問題是什麼舉3個說法

1、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

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2、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

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3、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

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朝野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1)法治架空擴展閱讀：

解決方法

1、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

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2、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

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⑵ 內容是依法治國的文言文

這樣的文言文，《韓非子》中很多，以下篇目供參考：
韓非子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法與術相結合。他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難三》），「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定法》）。「術」包含以下幾個內容：
一是因能授官，也就是說依據下屬的能力授給人官職。
二是「循名責實」（《定法》），這是術的要點。法家是典型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非常注重實物，循名責實是法家考察幹部的一個基本原則，強調表面情況和實質要互相加以驗證，綜合來考察一個人，這就是所謂的「形名之術」。韓非子說君主要駕馭約束好臣子，就一定要考察形和名是否相符，一定要看臣下說的話跟他做的事是否一致。
三是「叄五之道」（《八經》），這是法家考察群臣言行的一個具體方法，主要意思是利用多方面的情況進行檢查，以追究責任人的過失，利用多方面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找到取得成功的原因。不分析成功的原因，臣下就會輕慢君主，不嚴厲追究過失，臣下就會相互勾結。
四是在領導謀略上，要使用「七術」，也就是說七種策略（《內儲說·七術》）。這七種策略是：（1）眾端參照，也就是通過多方面的觀察來驗證臣下的言行；（2）必罰明威，就是一定要懲罰那些犯錯誤的人來樹立威信；（3）信賞盡能，在獎勵方面一定要守信用，鼓勵那些有才能和取得成果的人；（4）一聽責下，就是一一聽取臣下的意見然後進行評判；（5）疑詔詭使，就是指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親近，讓他們長期在自己身邊工作，但是不給他們任務，別人感覺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壞事的人就會害怕，心裡疑心不敢膽大妄為；（6）挾知而問，這是考察下屬忠誠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經知道的事情來詢問下屬，看看下屬怎麼說，用以對照核查下屬的態度，從而舉一反三地了解許多隱情；（7）倒言反聽，就是本來想說一件事情，但卻說一個與本意相反的事情，以獲得下屬的真實態度。
五是在管理過程中，韓非子強調要防微杜漸，從細節上消除消極因素。《內儲說》中提出了要查「六微」。管理中有六種微妙而隱蔽的情況：(1)「權借在下」，要防止權力分散和被架空，核心權是不可以借給別人的，它是領導者的專利。(2)「利異外借」，就是防備內外勾結，組織內的人由於和領導利益不同會藉助外力來削弱和反對上級的領導。(3)「托於似類」，這是一種用相關的事情欺騙上級、掩蓋事實真相以達到個人私慾的手段，必須要加以防範。韓非子講了一個齊國的故事，齊國的大夫夷射陪齊王喝酒，醉了之後坐在門廊上，守門人請他賞一點剩下的酒，結果被拒絕了。夷射走後，這個守門人就在門廊下潑了一點水。第二天，齊王出門後看到水，憤怒地問：「誰把尿尿到這里。」守門人回答說：「沒見誰，可是中大夫夷射昨天喝醉了酒曾在這里站過一會。」齊王就把夷射給殺了。這是典型的小人栽贓陷害的例證，作為領導者一定要明查。（4）「利害相反」，就是利和害總是同時出現，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所以若國家受害就要看誰從中得到了好處，如果下屬受害也要看誰從中得到了好處，通過這種審查利害就會找到事情的前因後果，找到處理事情的關鍵所在。（5）「參疑內爭」，權力斗爭不可避免，而臣下爭權奪利是產生變亂的根源，領導者對此要給予關注和控制。（6）「亂國廢置」，敵對國家插手本國重要人員的任免這一點要極力避免，一旦中了圈套，後果不堪設想。
勢是法家的一個概念，和兵家的有所不同。廣義的「勢」指客觀形勢，狹義的「勢」是指權勢。韓非子非常重視「勢」，認為「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這里談的勢，就是領導者通過法和術造成的一種權力狀態。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勢的重要，韓非子做了一個比喻，說千斤重的東西在船上就可以漂浮自如，而小小的一個銅錢，如果掉到船下就會沉入水底，它們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分量的多少，根本原因在於有勢與無勢。同時的道理，治理一個國家能否樹立權威、行使職權、獲得下屬支持，重要的在於他的地位與權勢是否鞏固。
得勢的主要方法：一是依靠術駕馭局勢，管理下屬。韓非子說：「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雍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南面》）。二是靠制度權力，領導者只有牢牢把握賞罰的權力，才能確保勢的穩固。「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倖免，則兵弱主卑。」（《飾邪》）所以韓非子說：「勢重，人君之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治臣，在臣則勝君」（《喻老》）。正確的方法就是要「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揚榷》）。聖人執要是說要抓住要點、核心問題，而「四方來效」就是要善於授 權，把細節的東西交給下屬去做，自己牢牢把握核心權力。
從總體上講，韓非子的法、術、勢實際上就是告訴領導者，要管好一個組織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問題。法是權力的表現形式，術是權力的手段，勢是權力的歸屬。要制定嚴明的規章制度、清晰和強有力的獎罰措施。規章制度和獎罰措施要明確，讓每個人都看到，而且每次獎罰也要公開，這樣，領導者下的命令才有人服從，權力才能有效行使。同時領導者要有一些技巧和計謀，這些計謀要做得恰當周密，不能讓下屬知道，以此保證其實施的效果。這樣才能夠控制局面，掌握下屬的言行，發現問題及時解決，確保管理順利進行。同時一個領導者一定要懂得樹立自己的權威，牢牢地把核心權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確保自己的領導地位，要善於利用環境去造勢，然後因勢利導，去管人 做事從而實現自己的宏圖大業。

⑶ 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法治精神

中國古代一直有替天行道的價值判斷 因為法制的不健全 這不僅僅是法治的問題 因為權力體系構成了制度 這種缺乏平等的制度大大限制了人們的法治思想 然後經過千年的惡性循環 已經變成民族的劣根性

⑷ 思修 中國推行依法治國的難點是什麼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⑸ 依法治國總目標的總抓手是什麼

依法治國總目標的抄總抓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實現這一目標，要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總目標的確立，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很多方面，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有了這個總抓手，才能提綱挈領、綱舉目張。

(5)法治架空擴展閱讀：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既是總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實現總目標應突出把握的總抓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

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框架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的重要支撐。

⑹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方針是什麼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十六字方針

⑺ 求一部架空歷史小說，男作者男主角

大秦帝師
小說作者 殷揚 寫作進程 完結
秦始皇決心奮六世之餘烈，發動統一戰爭，掃平山東六國，歷經十年征戰，秦始皇終於實現了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的雄心壯志。
明星企業的營運官周沖意外地來到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因緣際會，成了秦始皇的帝師，名震天下。在他的輔佐之下，秦始皇要如何才能完成統一國家的歷史使命，秦始皇還會再造秦陵、阿房宮、長城，還會再焚書坑儒？在一代帝師周沖的輔佐下，大秦帝國將走向何方？
PS：秦始皇是一個很富爭議的歷史人物，在後人眼裡罵名多過英名，從而掩蓋了秦朝很多可貴之處：秦國政府的高效率、清廉程度、健全的法制體系、崇尚法治的精神、賞罰分明獎的懲制度都不是後世所能比擬，人才的招攬與使用更是獨樹一幟，秦軍強悍的戰鬥力後世王朝難以並肩。更可貴的是秦始皇本人對新事物的欣賞和把握與運用能力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就是在人類歷史上也是不多見。
《大秦之小兵傳奇》
小說作者 晶晶亮 寫作進程 完成
悲哀，穿梭時空之後傅戈成了外強中乾的大秦帝國的一個小兵，更要命的是他的部隊授命要去參加鎮壓起義大軍，按照歷史進程，這註定是一場無法勝利的軍事行動，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韓信、張良——，這一個個響當當的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是傅戈能招惹得起的嗎？
語錄節選：
傅戈：我是一個小兵。
二世胡亥：我現在就退位，只要能讓我做一個安樂侯就可以了！」
趙高：胡亥荒淫，根本沒有資格成為皇帝，現在，我趙高願奉大王為皇帝。
劉邦：我們倆是異姓兄弟，我的父親就是你的父親，你要殺就殺吧！
項羽：能敗我項籍的，這世上只有傅戈一個人！
羅馬元老院院長奧古斯都：東方，有一位強大無比的帝王——！
埃及艷後：我願意把自己的身體和我的國家一起奉獻給你！

《鐵血大秦》
小說作者 風華爵士 寫作進程 完成

程風，一個因保釣而死的英雄陰差陽錯的回到了秦未，成了公子扶蘇。在那個英雄輩出的年代，請看扶蘇是如何一步步踏著血色的泥濘執掌天下的大權，又如何與項羽、劉邦角逐那錦綉江山的
《漢獻帝新傳》
小說作者 京流雲 寫作進程 完結

這是一個關於大漢帝國漢獻帝的傳奇，講述他歷經戰亂重整河山，推動中國經濟區域化發展，將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動用全國之力和海外奴隸治理黃河，卻推倒長城，立下大漢永不再建長城祖訓的傳奇；
講述他將仁禮文化推廣到極致，實現東西方文明交流，卻又使用極端暴力清除亞太地區土著，奴役南亞人民的傳奇；
講述他……
講述他娶羅馬、北歐、埃及、波斯等國王室公主為妃，講述他稱帝三十六年，退位之後遠游羅馬……的傳奇。
他將他這一生奉獻給大漢帝國，故世稱之為漢獻帝，而他駕崩前的那句話成為此後大漢四十餘位皇帝追求的方向。
戰爭只是一個開始，英雄夢是個未來……
改變的不只是大漢統一的歷程，更多的是屬於大漢的那份榮耀，一個千年長存的帝國之威……
《重生之我是曹操》
小說作者 冰風皇帝 寫作進程 完結
很多寫三國的書都喜歡側重政治文化經濟和科技,而忽略三國的那些英雄人物,似乎很多書都喜歡把那些英雄豪傑寫得在主角面前微不足道，雖然主角強悍是應該的,但也該有個限度,總不能隨便幾句話就來個一流武將或謀士吧,有本事的人通常都很傲,很想不通那些描寫在三國白手起家的故事,居然就那麼簡單輕易的招兵買馬,大閑來投,簡直是把三國當成兒戲來玩,這樣的書看上去一開始是很爽,但是看完以後呢,有沒有什麼值得你去回味的東西呢?一本好的三國類小說和一本粗製濫造類的三國小說於男人而言就好象是愛情和情慾,前者時而甜蜜時而痛苦,讓人回味不已,而後者不過是發泄,發泄完了也就什麼都沒了!
三國是一個屬於男人的時代，可以說戰爭和死亡一直縈繞著三國，而在這個時代里，那些猛將之間的沙場對決，謀士間的智計交鋒固然精彩，但那並不是全部，更讓冰風感嘆的是在那些鐵與血的傳說中那男人之間的情義和理想！
技術流的三國已經有那麼多的經典在前，冰風不就說了，但願大家能喜歡這種鐵血黑暗風格的三國！
《重生之宋武大帝》
小說作者 殷揚 寫作進程 完成
著名的歷史學教授李雋因一次意外的空難來到南宋這個動盪的年代，更不幸的是他還成了宋度宗，成了雄材大略的忽必烈的對手。
值此南宋危急存亡之秋，內憂外患之際，李雋將如何抉擇呢？一腔熱血能否挽回南宋的倖存？
ps：
流行觀點認為在忽必烈大軍猛攻面前，南宋無力回天，不堪一擊。我個人的觀點與此頗有出入，我認為南宋並沒有那麼差勁，還是能有所作為的。歷史上的南宋之所以覆滅得那麼快，過錯不在於拋灑熱血抗戰的廣大軍民，而是朝庭的無能，措置失當，細數他們的過錯足以咬斷一口鋼齒。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經過幾年的思考，最終聚於筆端，寫成這本書。最後說明一點，書中觀點僅是我個人的，我的一家之言，不代表別人，也不強迫任何人接受，朋友們有看法歡迎提出來，我們一起切磋，共同提高。
殷揚學識有限，不到、不當、不對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各位朋友指出。對於朋友們的意見，殷揚自當敬聆。若能拋磚引玉，殷揚極慰。
《大宋攝政王》
書籍作者 天誅之昭明少將 寫作進程 完成
宋朝，一個輝煌的時代，華夏文明獨步世界的時代。經濟最發達的朝代，工商業最興盛的朝代，資本主義開始悄悄萌芽，向近代國家轉型的趨勢初現。就是這樣的一個文明國家卻最終毀於野蠻的游牧民族。

一個軍校的高材生，莫名其妙的空降到南宋初年。於是，從紹興七年開始，原來的歷史被新創造的歷史所覆蓋——

北伐光復，一統泱泱華夏；

草原築城，摧毀游牧民族；

東南亞逞淫威，開南海為中國內湖；

鐵蹄所至，萬物齊誅，非炎黃血脈皆為草芥，非華夏子民俱是螻蟻！

為了地位和新政殘刻無情，打壓異己狠辣酷烈，「大清洗」運動與紅色恐怖令他身後罵名滾滾！
《亂世龍騰》
書籍作者 墮落的狼崽
這里有金戈鐵馬，這里有亂世稱雄，這里有美人如玉；
有剛愎自用的崇禎，有雄才大略的多爾袞，有驕傲自大的李自成，還有開創盛世的李無庸；
有青史留名的柳如是，溫文婉約的董小宛，嬌小可人的李香君，當然還有悲傷紅顏的陳圓圓；
金戈鐵馬亂世起，美人如玉劍如虹。
鹿鼎中原誰人主？逆天帝王李無庸。

《轉世重生之吳三桂傳奇》
書籍作者 醉死夢生 寫作進程 完成
現代青年轉世為漢奸吳三桂，利用後世知識在這亂世中演譯了一個別樣的吳三桂，建立了一個新中華。

⑻ 法制的做法

A 正確理解「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探索 20年來的法律改革經驗表明，立法機關在推動制度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呈現出逐漸萎縮的發展趨勢。一方面，立法機關所頒行的基本法律，往往都是對那些已經富有成效的改革經驗的立法確認，甚至就連立法機關對憲法的修改也具有這種確認既有改革成果的性質。另一方面，一些制度變革的推動者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理念，在現有法律沒有發生修正的情況下，通過在部分司法機關開展試驗的方式，對一些制度設計進行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嘗試。這些改革試驗盡管在「合法性」上存在著爭議，有時被視為「背離了現行法律的框架」，卻對於中國諸多領域的制度變革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推動作用。在這一方面，中國的法院和檢察機關在制度變革的推動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努力，對於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持續不斷的改革探索，使得一種「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道路得以形成。例如，早在2000年前後，部分基層法院就開始試行「普通程序簡易審」的程序改革，最終推動那種「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得以確立。從2000年以來，一些基層檢察機關和基層法院對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積極的改革探索，對於那些被害人與被告人雙方就民事賠償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採取「和解不起訴」或者從輕處罰的處理方式，這一制度逐漸被各地、各級司法機關所採納。早在2005年前後，最高法院就在若干個地方法院進行了量刑程序的改革試點。按照改革者的設想，量刑制度改革最終的目標是逐步實行適用於全國各級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和「量刑程序」。不僅如此，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少年司法改革走過了一條基層法院進行探索、最高法院吸收成熟經驗的改革道路，在諸如圓桌審理、法庭教育、延伸幫教、社會調查報告、合適成年人、量刑答辯等一系列方面取得了制度創新。甚至在較為敏感和復雜的少年罪犯的「前科消滅」方面，一些地方司法機關都在進行改革探索，並取得了初步的經驗。2002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則更是對二十多年來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結果的立法總結。應當說，沒有這種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和探索，立法機關就不可能制定出這部法律。從時間順序上看，先有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後有這部土地承包法；從兩者的關繫上看，農村土地承包改革試驗所產生並不都是成功的經驗，土地承包法不過是將那些較為成熟、行之有效的改革經驗給予法律規范化罷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似乎發現了另一條推動制度變革的道路，那就是「相關制度改革試驗先行」、「立法機關將成熟的改革經驗總結成為法律規范」的變革之路。這一改革道路吸收了「立法推動主義」的有益經驗，那就是強調立法機關的中立性和利益無涉性，強調即便是改革試驗也應當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並保證這些改革試驗有效地得到總結和提煉。這一改革道路也吸收了「司法能動主義」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強調制度變革的探索性、自下而上性和漸進性，發揮司法機關在發現和創制新制度方面的主觀能動性，強調任何制度變革除了要考慮制度本身的內在正當性以外，還要關注制度實施的社會效果，使得那些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能夠化解矛盾的制度設計，最終被轉化為國家的法律規范。但是，鑒於現行立法方式具有各種不可克服的缺陷，依靠這種立法方式來推進制度的變革，又是不合時宜的。從立法技術層面來看，立法機關應當拋棄那種「宜粗不宜細」的立法觀念，不再僅僅滿足於法律的頒布和法律體系的完善，而應將法律的可實施性視為立法的生命和靈魂。法律規范要得到有效的實施，不能過分依靠相關細則、行政法規、司法解釋甚至地方性法規，否則，立法機關頒布的基本法律就有可能被這些規范性文件所架空，而變成一紙空文。而從立法的指導准則來看，立法機關應當放棄那種動輒「為變法而修律」的想法，真正從「制度變革的推動者」變成「改革經驗的總結者」。立法機關應當保持謹慎的立法態度，盡量不在法律中確立那種未經任何試驗、也無從考察其實施效果的新制度，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法律虛置化和法律失靈的問題，使得立法機關所頒行的法律都是可實施的法律。與此同時，立法機關也應當保持一定的開放性，秉承對法律實施中的問題與改革試驗中的經驗同時兼顧的原則，及時而有效地將那些成熟的改革經驗上升為國家的法律規范，從而促進法律制度的健康發展。不僅如此，為避免司法機關的改革試驗各行其是的局面，立法機關有必要頒布專門的法律，對這種改革試驗活動加以引導和規范，確定這種改革試驗的時限、地域范圍、改革措施與現行法律的關系以及改革經驗的總結方式，為司法機關的改革試驗設置「特區」，並設定明確的限制性規范。而司法機關在進行特定改革試驗之前，也應當向立法機關進行呈報，並遵守相關的授權立法條款。另一方面，在相關改革試驗進行到一定階段之後，司法機關應當對改革的經驗作出總結，並呈報立法機關作為立法的依據和參考。而在立法機關尚未就此確立為生效法律規范之前，司法機關在向本系統推行相關改革經驗之時，應當報請立法機關批准。這既體現了對改革試驗效果的慎重態度，又顯示出對立法機關以及國家現行法律的尊重。從這一角度來看，司法機關所進行的諸多改革試驗，包括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程序、量刑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少年司法程序，都不應當停留在地方司法機關提供改革經驗、最高司法機關制定司法解釋的階段，立法機關進行全面的經驗總結，將其中較為成熟的部分上升為國家法律規范。這在新的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時已有所體現。在辯護律師的權利保障方面，立法機關一方面可以針對其中較為突出的問題，研究相應的立法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改革動向，作出經驗的總結，從而設計出一種既能解決律師辯護難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例如，越來越多的地方法院開始在民事訴訟中實施調查令制度，對於律師調查取證遇到困難的，經過律師的申請，發布旨在強制被調查單位或個人接受調查的司法令狀。這一改革盡管在合法性上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卻對於解決刑事訴訟中的律師調查難問題具有相當大的啟發性。又如，一些地方為避免檢察機關濫用對辯護律師的刑事追訴權，要求對那些辯護律師涉嫌妨害作證罪的案件，一律要經過省一級檢察機關批准，才能對律師採取強制措施。這種改革探索對於有效遏止個別檢察機關任意對律師採取刑事追訴行為的現象，維護辯護律師的法律安全，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再如，早在十多年前，一些地方就建立證據展示制度進行了改革試驗，確立了一種旨在激勵檢察機關保障律師閱卷權的互惠機制，也就是在檢察機關向律師全面展示案卷材料的前提下，要求律師也要向檢察官展示本方掌握的無罪證據材料和線索。這種互惠機制的設置要比那種單純強調檢察機關證據展示義務的制度設計，更有利於調動檢察官保障律師閱卷權的積極性。很顯然，中國制度變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表明，立法推動主義不可能是中國制度變革的惟一道路，司法機關主導的改革試驗雖有其內在的局限和不足，卻不失為一條引導法律制度取得健康發展的道路。立法機關應當接受一種「立法改革探索先行」的思路，允許司法機關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相關領域的制度變革試驗，並將其中富有成效的改革經驗上升為普遍適用的法律規范。立法機關應當放棄那種動輒從西方法律制度中進行移植和借鑒的立法思路，而更多地關注本土自生自發的改革經驗。對於那些經過試驗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改革經驗，立法機關應當在全面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規范化的改造，經過立法技術的轉化使其轉變成為新的法律規范。換言之，立法機關應當在制度變革進程中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從改革的推動者轉變為改革的關注者、研究者和總結者。「徒法不足以自行」。經驗表明，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通過立法先行的方式加以推動，而只有首先在司法過程中相關的改革試驗，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對於那些經驗表明不具有切實可行性或者實施效果並不理想的改革措施，及時地予以拋棄，而對於那些具有良好社會效果的改革措施加以總結，並將其上升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制度。這才是法律制度得以穩步發展的正常道路，也是制度變革取得成功的基本規律。

⑼ 國外法治與國內法治的異同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則和政策，引發政治不穩定。但現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於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並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極不統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域內形成統一的國家，並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一規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一的法律，並保證規則有效貫徹執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與基於傳統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一的規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則執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藉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一；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於英國內戰時期的慘痛經驗；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並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於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實（13個殖民地）創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後來的南北戰爭），確立了聯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同時又藉助聯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採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展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於自由，但他的自由並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為實現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法。20世紀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後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略性努力。

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一。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
3、權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於現、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定和有效統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系，與本國的戰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略，並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維系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法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起來，是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初步總結。。
第一是當代中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時、空規定。大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而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而且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法治發展一個根本的物質性條件，既是制約，也是促成。中國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國家的問題，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國家的問題，它必須回答的是中國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必定也必須是中國國情。
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規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空間和地域內建立起植根於並超越傳統中華文明、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須凝聚中國社會的高度共識，而不是在中國簡單移植一種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國法治必須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相兼容，支撐並受制於這一制度。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即使理論上頭頭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於中國的當代和長遠社會發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實踐。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踐性規定。盡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然會而且要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僅僅附著於抽象的理論思考，而必須基於中國的法治實踐，必須總結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教訓。
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法律，但計劃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手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定需要有與之相匹配、能夠更有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上層建築。市場經濟要求相對統一的規則，令市場交易主體對於未來有相對穩定的預期，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創建比較完善的統一市場，需要打破區域間的分割和封鎖，這都要求依法治國和法治統一。
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還不很平衡；這使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些相對來說疆域較小的國家有重要區別。要在當代國際環境下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大國，必須穩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權威，保障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同時還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決地方性問題。法治不僅可以保證基本規則和政策的穩定性，而且有助於制度化中央的權威以及與地方的關系。不僅使問題處理不再依賴於當代人智慧，而且可以藉助制度凝結的前代人智慧，並通過各層級之間以及同一層級的各國家機構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實現，從而保證了效率和公正。
堅持依法治國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決定的。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華民族從革命轉入了建設時期。革命時期不可能通過常規化的制度來處理問題，往往必須更多依賴個人智慧在各地獨立判斷和處理問題。建設時期，社會需要也漸漸趨於穩定，社會呈現的問題盡管新穎卻更多是常規性問題，因此可能通過相對統一規則和程序保證同類型的問題都得到類似處理。由於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事業缺乏經驗，未能及時地根據社會變遷加強法治建設，中國社會曾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錯誤的根源之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清醒冷靜地轉向執政黨，與時俱進，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法治國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
借鑒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經驗，基於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轉型，中國的法治不僅一定要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道德，並且要努力通過包括司法在內的法治實踐逐步凝聚中國社會在一些根本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必須注意，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盡管都說公平正義，但許多具體的理解會有某些差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相對會更強調抽象平等，更多訴諸司法解決糾紛；在熟人社會，則會更強調實質公平，人們會更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決。因此，如一味強調正式司法，即使從正式規定上看似公平的判決，也許不能為某些民眾所接受；公平正義因此隱含了合情合理的維度。在更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認為，言行只要不影響他人就不視為問題，但在更強調社區和社會價值的社會中，卻仍可能引發沖突。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雖不拒絕參考但並不可能等同於抽象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必須在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兼顧與依法治國並不必然對立的某些傳統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價值和習俗。對法治的公平正義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