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精髓

A. 法家的精髓是什麼弊端又是什麼

法家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專論和方法。這屬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的弊端。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

B. 法治的精髓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依法辦事.( )

這道題目今天我也做了 標准答案上顯示 是對的

C. 領導幹部怎樣做領會四中全會精髓的表率

請參考;
以爭做「三個帶頭，三個表率」，切實把全會精神落實到組織工作實踐中。
一是帶頭聯系實際，爭做學以致用的表率。結合工作實際，縣委組織部精心制定學習方案，劃分學習專題，原原本本、認認真真地學習全會精神，提高黨員幹部貫徹全會精神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通過採取組織集中學、專家輔導學、個人自己學、結對共同學、研討交流學等形式，把四中全會精神，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作為幹部教育培訓的主要內容，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的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增強法治意識，樹立法治思維，把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幹部落到實處。目前，組工幹部大講堂、基層黨建工作例會、黨員冬訓培訓班、農村換屆工作培訓會等都專題學習了四中全會精神，受訓人員達3000餘人。
二是帶頭依法行政，爭做推動法治的表率。縣委組織部立足組織工作制度建設的實際，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機制，結合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堅持立、改、廢並舉，抓好整改落實、建章立制工作的落實，切實增強組織工作制度建設的及時性、針對性、實效性，形成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科學機制。加強對《黨章》、《公務員法》、《幹部任用條例》的執行力度，將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的一項重要內容，不斷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著力提升組織工作服務保障全縣大局的作為和實效，使法治建設在組織部門落地生根。
三是帶頭嚴格要求，爭做清廉為民的表率。 縣委組織部深刻領會，准確把握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一個目標、五個體系和六大任務，帶頭嚴把幹部隊伍「進口關」、幹部任用「程序關」、幹部管理「監督關」。堅持好乾部標准，加大對人選的思想政德表現、依法行政表現和廉政作風情況等考察力度，嚴格做到「五個堅決不用」，深入開展「一倒查六整治」工作，為縣委選人用人把好關當好「守門員」。嚴明組織紀律，堅持以「制度選人、以制度用人」的原則，做到紀律面前人人平等、紀律面前沒有特權、紀律約束沒有例外，強化責任追究，完善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努力營造公道正派、公平公正的選人用人環境。

D.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核心精髓是什麼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1、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法治的正確方向，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才會有可靠的政治保證；
2、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才會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真正落實執政為民、執法為民的要求；

3、堅持依法治國，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才具有鮮明的時代內涵，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也才能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而三個至上則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有機統一的必然要求。
1、堅持黨的事業至上，就是要在法治的具體實踐中，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自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和維護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2、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在法治的具體實踐中，堅持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全面維護、實現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作為檢驗法治實踐成效的重要標准；
3、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就是要把嚴格遵守憲法法律作為法治實踐的基本要求，黨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執法和司法必須嚴格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特權，在全社會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樹立執法與司法的公信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E. 什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1、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

3、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4、社會主義榮辱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自由、平等、公正、法制。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是我們黨凝聚全黨全社會價值共識作出的重要論斷。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准則。

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基本遵循。

(5)法治的精髓擴展閱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有內在聯系，又各有側重，相互區別。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和前提，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和發展的

必要條件。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和最高抽象，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本質，決定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特徵和基本方向，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滲透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之中，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表現出來。

因此，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的，在本質

上是一致的，都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F. 簡要概括指出梁啟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內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其分為法治的「依據」「、基礎」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實行：「三個相結合」,即「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法治與道德相結合,中法與西法相結合」。
3、意義：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振興中國實業；他認為「法治主義是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

補充：梁啟超法治五大主張：
（一）以大陸法系為楷模，制定資本主義「六法」體系。
為了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梁啟超建議不僅要廣泛地翻譯、 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學說，而且要翻譯、引進西方各國的「國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書」以此為楷模，在中國首「立憲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在內的國內法。同時，還應加強研究 和發展國際法。

（二）為民立法，立法應以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宗 旨。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必須立「善法」、制「良法」。他說： 「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為究竟者也。」什麼是「善法」、 「良法」？如何區分「良善」之法與「不良善」之法？梁啟超認為區 別兩者的標准就在於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為了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循所謂最多數最 大幸福之正鵠」，就是「善法」、「良法」。因為「眾人之利重於一 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權應歸多數之國民，由專門獨立的立法機構行使。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極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立法權問題。「立法 權之附屬」問題，不僅是「為立國之大本大原」，是國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決定法律的性質，關繫到「國民之能得到幸福與否， 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實現。

梁啟超又遵循孟德斯鳩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參照西方 各國關於立法機構的設置，主張設置獨立的、專門的行使立法權的立 法機構。他說：中國「因事勢，從民欲」，迫切需要設立一個獨立、 專門的立法機構，「立制改變，以利國民。」

（四）實行法治必須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啟超認為，一個國家實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據國內外形勢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還必須強調法的嚴肅性，堅決認真貫徹 執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他說：「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 也。而實踐之之為貴。」又說：「立法非以為觀美也，期於行焉。欲 養成人民遵守法律之習慣，則當一法之將頒，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實 力以盾其後。若法意雖甚善美，而形格勢禁，不獲舉而措之，則毋寧 暫緩焉。」立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美觀好看，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與價值，徒具虛文。有法等於 無法，還不如不立法。他說：天下古今之國家其得失的標准在什麼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贊揚先秦法家法治 主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法令不立則已，立則期以必行而無所假借」。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梁啟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張，認為要實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還必須注意 以下幾點：（1）賞罰嚴明；（2）不得濫用法權；（3）劃一性，簡要 性；（4）要適時，勿保守；（5）治於法律，一律平等；（6）不脫離 國民文化程度、素質水平。

（五）司法獨立。
梁啟超根據孟德斯鳩的法理以及中外歷史實際，明確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原則，「以 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因為「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 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 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中國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G.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漢族，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人，少時窮苦，一度入皇覺寺當和尚。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後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余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在位期間，為了緩和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了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上鑒於元末法紀縱弛導致的各種弊端，認為「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治國理想---1、發展生產，阜民之財
2、節約開支，省民財力
3、節省工役，減輕負擔
4、宣傳教化，加強法治
5、打擊貪官，澄清吏治
除了兩漢、南宋三朝皇帝較為重視法制外，其餘的皇帝，無一有如朱元璋那樣重視法律，其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一、重視法律，以法治國。

明太祖雖然布衣出身，起於微末，但是在參加和組織領導農民起義軍的反元斗爭以及在和其農民起義軍的殺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敗壞，官吏貪蠹，民不聊生，深刻認識到了法律的治國作用。太祖曾告誡群臣說：「從前朕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要嚴立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國作用。他說：「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於是在朱元璋即吳王位時（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國之初，先正綱紀」，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頒行之。」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為了更准確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義，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作為制定大明律的依據。事實上，早在吳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時，朱元璋就專門發布了上諭，要求議律官「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詔諸臣賜坐，講論律義」。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時，朱元璋詔賜刑部尚書，「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即對律條親自審定。明朝最高統治者的這種崇法精神和有關作法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正是由於朱元璋的高度重視，經過吳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訂，最終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頒始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

二、注重法律的繼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從其言。事實上，由於《唐律疏義》所表現出的盛唐文明對中華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詔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別強調了「朕仿古為治」的立法繼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書劉惟謙、翰林學士宋濂在《進明律表》中宣稱大明律「篇目一準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會典》中專門申述說：「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會典序》中也說：「我太祖皇帝稽古創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創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襲唐宋舊制的。正是由於對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繼承和借鑒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條例簡於唐律，精神 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繩」。

三、注重和強調法律的穩定性

法律作為調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其不斷更改和變動自然而然地會對社會統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統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鑒於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無所適從的弊端，從維護明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對法律的穩定性尤加重視。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訂以後，朱元璋即「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變更，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正是在此嚴旨之下，《大明律》成為「萬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歷代相承，無敢輕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初編時，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誥序》中，特別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後的明朝諸帝，總是堅持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諭內閣》：「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違越」。萬曆四年《皇帝敕諭內閣》強調「唯我祖宗之舊章成憲，是守是遵」。正是由於後世堅持了太祖遺訓，從而保障了明律對社會關系調整結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尤其從明憲宗到熹宗前後長達160餘年裡，在皇帝避居深宮而不願臨朝聽政期間，明王朝統治卻相對穩定性，這可以說無不得益於《大明律》的穩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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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轉）

四、力求法律的簡明科學

鑒於元末法制「條格繁冗」，「其害不勝」的教訓，朱元璋在吳元年便對議律官發布上諭：「法貴簡當，使人為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更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頒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簡明的思想，敕文中說：「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大明律》的制定從吳元年 的律285條、令145條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條，再到最終的三十卷、460條，相比《唐律疏議》的12篇、500條，《宋刑統》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條、213門來看，確實簡明多了。另從體例發展變化上講，《大明律》源於唐律但細於唐律，新創了《公式》、《課程》、《人命》等十篇。採取律、誥、令、條例並行的法典式立法與編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與案例法相配合、原則性與解釋性相配合、懲治性立法與訓誡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體例編排呈現極為科學。法律史學家楊鴻烈曾說：「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較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懼極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楷模…可見得，這書實在算得中國法系最成熟時期的難得產物」。

五、立法因時制宜和重典治國

明太祖的立法簡明雖然有利於民眾知法懂法，但由於法律的過於簡單，在很大程度上卻和社會的發展變化狀況難以適應。太過於簡明的法律針對錯綜復雜、日益尖銳的社會統治矛盾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對此，明太祖於初便對皇太孫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在具體的治國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綱紀敗壞，官吏驕恣，從而致使元朝傾覆，順帝北遷作為教訓，立國後採取了「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朱元璋始終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中國，非猛不可」。與此同時，朱元璋為了解除自身周圍一批農民出身的武將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間互相爭斗而對皇權產生的威脅和實現其急於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經亂世，欲度兵荒，務習奸滑致難齊也」。又說：「今之臣民，凡所作為，盡皆殺身之計，趨火赴源之籌」， 「若不律以條章，將必仿效者多，則世將何治」。在朱元璋看來，「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傾崩正是由於「元政馳極，豪傑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而太祖主張「反元攻，尚嚴厲」。以此思想作為指導，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對「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一類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權的犯罪量刑輕於唐律，但對「盜賊」及「帑項錢糧」之類直接危及專制統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則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誅濫罰，制定了族誅、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挑筋去膝蓋等一系列法外刑。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七年儋州陳逢愆起義，陳被斬，部屬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禮明理，以禮導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後來的「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及「出禮入刑」以來，「禮」在封建統治中所佔的地位絕不亞於「刑」的作用。對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導「明禮以致民，定律以繩頑」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他看來「禮法，國之綱紀。禮法定，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並指出「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朱元璋在給皇太孫的上諭中又說《大明律》「首列二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見，朱元璋在實行嚴刑峻法同時，又注重倡禮明理，禮刑並重。

七、注重發揮和強化法律整肅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則不然，可能由於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深知「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不禁貪墨，則民無以遂其生」的緣故。因而對於官吏貪污，他有著一種近似乎變態的痛恨和徹底懲治的執著。洪武二年曾告誡群臣：「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說：「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臟吏」。由於明初特定的政治條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堅決、更嚴厲地整肅吏治。如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規定，《唐律》把官吏犯臟罪的處理列在《職制》篇中，未設專篇，《明律》專設《受臟》一篇計十一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十九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定監守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即判斬刑。難怪清代刑部尚書薛允升對比《唐律》條文後直呼《大明律》「太嚴」。如果說朱元璋的《大明律》懲處臟吏十分嚴厲的話，那麼他親手制訂的《大誥》則應屬於懲治官吏貪墨的特別刑事法規。《大誥》共二百三十六條，其中懲治官吏貪污、盜竊、受賄等臟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條。在懲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認為「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因而「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貪污巨額糧食案，所牽連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波及各省的官吏達數萬人。在對臟墨官吏的刑罰適用方面，明《大誥》列舉了閹割、斷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為殘酷的是「剝皮實草」之刑，即對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吏（價值約摺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縣、衛衙門左邊的「皮場廟」剝皮，皮剝下後填上稻草，然後擺在官府公座旁邊，警示後繼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於民眾力量來懲治貪官污吏，他詔告天下：「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即允許百姓對那些違旨擾民的官吏進行抓捕，然後送往京師問罪。為了反貪，明朝初期犧牲的御史達以數百。可以說，經過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頓，雖然明朝官吏的俸銀是歷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卻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傳

如果說宋太祖刊印《宋刑統》頒行天下達到了普法宣傳的效果的話，那麼明太祖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強調法律的講讀和宣傳。早在吳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楨將剛剛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發布郡縣。尤其是明《大誥》頒布以後，他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並規定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即規定有《大誥》者可以以該書折抵刑罰。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詔命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大誥，鄉民集會宣講大誥。明劉三吾曾在《御制大誥後序》中說：「載勞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入誦，否者罪之」，從而使「天下有講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遺還」。此外，為了加強法律宣傳，朱元璋下令每歲正月、十月或逢節日時，讓專人講讀律令。可以肯定，正是於他對法律宣傳的高度重視，才使得明律法精義深入人心，為民所知而遵之。
參考書目：

《明太祖實錄》實錄卷。

《明 紀事本末·開國規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實錄》

《進明律表》。

張晉藩主編：《中國刑法史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頁。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下，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746頁。

轉引自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頁。

《皇明祖訓序》。

《大誥·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谷應泰：

《明史紀事本末》卷 14。

《明通鑒》卷1。

《明太祖實錄》。

《大誥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

H.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法家學派在政治來上、理論上，一般自說來都是主張變法革新,要求加強君權,提倡以「法治」代替「禮治」，積極發展封建經濟，鼓勵「耕戰」，力求做到「富國強兵」，以達到加強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的目的。

拓展資料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

法家思想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

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I. 法家思想的精髓在於什麼

可以說春秋時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了，儒家思想從古至今有幾千年的歷史上，並且人們還將儒家思想傳到了其他國家，將儒家思想發揚光大。雖然，法家思想沒有像儒家思想那麼的出色，但是法家思想在古代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動的，那麼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代的文學對整個社會都有著深遠影響。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可以說，達到中國古代歷史上的頂峰，有許多的思想和學家思想都在這個時期產生，比如說：“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

J. 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法制道路 有哪五個堅持

五個堅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實現黨執政興國、人民幸福安康、國家長治久安的歷史高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法治的一般規律與我國實際情況有機結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確立了良法善治的法治格局，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10)法治的精髓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3個方面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規定和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制度屬性和前進方向。

在這3個方面中，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支撐。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