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德治的治國方式

❶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❷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實現途徑有哪些不同

1、地位：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2、法治作用：內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容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德治作用：德治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而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

3、實現途徑：法治，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德治，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

❸ 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1）依法治國是最抄根本的治國方略，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人們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2）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屬於不同范疇。前者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後者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
（3）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互促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充分實現，有利於社會主義道德的推行，社會主義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必然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有效實現。

❹ 如何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❺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作用方式是迥然不同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二者都是正確的
1*首先，法與德是不沖突的，但是以德治國是不常取的，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法更是一種制約人們行為的強制性方式。因此，依法治國更為可取，但是要明確二者並不矛盾。
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制定的重要治國方略,只有弄清和把握其辯證關系,並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實現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偉大戰略。
「德治」與「法治」二者之間既是相互區別,又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依法治國」是一種相對而言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它要求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實行「法的統治」,依法治理國家,依法管理社會。而「以德治國」則是在提高社會道德水平的基礎上努力使進步道德精神貫徹在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切活動中,使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一切活動都符合和體現進步道德的要求。
2*道德和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兩種基本手段。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和法律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通過規范人們的行為來維護公共生活中的秩序，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雖然道德和法律發揮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二者互為補充、相輔相成。道德規范作用的更好發揮，需要法律支撐；而法律作用的更好實現，則以道德建設為重要條件。良好社會秩序的形成、鞏固和發展，要靠道德，也靠法律。

3*推動法治和德治的相互促進。一是強化道德對法治的支撐作用。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應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內涵。二是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要堅持嚴格執法，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要堅持公正司法，發揮司法斷案懲惡揚善功能。三是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法律是底線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強相關立法工作，依法加強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失德行為的整治。

4*法治和德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兩種方式，如車之兩輪或鳥之兩翼，忽視其中任何一個，都將難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讓法治和德治共同發揮作用，才能使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做到法安天下，德潤人心

❻ 如何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1）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再次是因為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於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與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相關聯。（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以德治國著力於強調人的義務意識、責任意識，依法治國著力於維護人的權利，強調人的權利意識，兩者相得益彰。 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基本社會調整手段，二者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社會階段基礎和經濟基礎；其次，二者都體現了人民主權的政治思想，都體現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時代風尚。再次，二者有共同的歷史使命和奮斗目標。它們都要創造和保證有利於經濟發展、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的良好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實現人際關系和諧，人們生活幸福，都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實守信為重點。但兩者存在明顯區別：第一，兩者調整范圍不盡相同。法治的重點是人的外在行為，德治的重點是人的內心世界；第二，兩者的具體內容不同。法律既規定人們的義務，也規定人們的權利，並重視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道德則著重強調人們的義務，提出許多要求，但並不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第三，兩者的調整機制或方式不同。道德是一種「軟約束」，法律既靠人們自覺守法來實現，也靠國家強制力來保證，通過外在的力量，強制人們遵守，是一種「硬約束」。道治「本」，「法治標」，兩者各有優勢，而同時存在不足或缺陷。法律本身來講，由於其與社會利益關系的平衡與利益矛盾的多變相比，具有制定遲緩和修改滯後的性質；其次，法律規范的封閉性使其缺乏廣泛的滲透力；再次，法律更多是補救性的懲治，缺乏防治性的勸導；第四，法律和司法的不完美直接影響法律的效力，以道德本身來看，道德的約束是非常脆弱的；其次，現代經濟社會高度利益性和多元利益的存在，社會主體在具體利益的引誘下，驅動下的行為選擇往往忽視道德。因此兩者的不足更決定了二者確實存在互補性。兩者的有機結合能夠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以，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使法律和道德在內容上互相銜接，相互協調，在作用上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充分體現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優秀歷史文化傳統與時代潮流、社會主義文化與經濟、政治的同一性。(二)依法治國對以德治國有重要的保障和促進作用。社會主義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人們的行為，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健康發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第一，在立法上，通過道德法律化保障道德規范的實現。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一是立法將一定的道德規范直接上升為法律規范，即通過禁止性義務性的法律規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規范，如婚姻法中的子女贍養父母、父母撫養子女並不得遺棄等規定，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模式。二是立法規定法律主體必須遵守一般的道德規范的原則，使一般的道德規范成為具有某種法律屬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則。如民商法中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三是立法規定準用性道德規范，使其成為國家立法的有利補充。如我國民事司法實踐中不乏其做法。通過道德法律化，保障了道德規范的實現。第二通過強化執法和司法，促進道德規范的培植。缺乏嚴格的執法和司法的一個盜賊橫行、動盪不安、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的社會里，公民的良性道德就難的形式，道德就缺乏有效的屏障和依託。第三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和對合法行為的保護，提高人們的道德觀念。現代社會關系日益復雜，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之間存在不同利益要求的矛盾，市場經濟的弊端給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也帶來了消極影響，如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偷稅漏稅、利用合同詐騙錢財、貪污受賄等等。社會主義法治通過制裁經濟、民事違法行為，嚴厲打擊刑事犯罪，不僅懲治，教育違法者，還能起到教育和警戒其他社會成員的作用，使社會保持良好的道德風尚。第四，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是道的保障。我國憲法和其他法律也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出了系統規定。如《合同法》、《民不通則》、《反不正當競爭法》要求遵守公序良俗、商業道德、誠實信用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反映了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教師法》、《法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規定有思想道德和職業道德方面的內容，這些法律規定，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對於傳播道德，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三)以德治國為依法治國提供堅實的思想政治保證。首先，社會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標准和推動力量。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現實要求我們知心朋友從思想上道德保證切實遵守法律，同一切違法亂紀的思想和行為作斗爭。要看到一個社會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思想覺悟和道德素質低下，那麼不論有多麼苛刻嚴厲的法律，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秩序和管理問題，不能長治久安。其次，社會主義道德制約著社會主義法治的完善。道德的自覺約束與法律的強行約束是否相制約，也可以互相轉化，某些道德規范需要適時提升為法律規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領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個補漏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些原有的道德規范不能適應新的實際，而新的道德規范還沒有形成，因而一些領域和地方，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出現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主義滋長蔓延。必須要實行法治。所以，以德治國並非是要以德治來代替法治，而是要強化和實現法治。只有在衽法治的同時，實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設，作為法治的後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依法治國才能進入良性循環，社會發展才能進入較高層次。 法律與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顯著缺陷。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起來，能發揮更大作用。這是因為第一法律與道德在起源和發展上有某些共同點。道德與法律均起源於風俗習慣。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當文明開始以後，希臘人、羅巴人以及希伯來人的最初法律，只不過是把體現於習慣與風俗之中的他們前代經驗的結果變為法律的立法而已。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這說明，某些法律是由道德習慣轉化而來的。第二法律和道德都是用來維護和調整社會關系的。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法律體系中，有許多律令吸收了封建道德規范。我國魏晉隋唐法典中，除律令正文外，還附有「十罪」「十惡」的條目，其中的「數」、「者」、「睦」、「義」等，就屬於道德規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些道德規范同時也有法律效力。我國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中有「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就有法律方面的內涵。一個人不愛國就會受到道德譴責，嚴重的有損國家和民族尊嚴的行為，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法律與道德在作用上相互憑借，相互補充。統治階級用法律推行道德，用道德維護法律，這就所謂的「德威並施」，「寬猛相濟」。道德可以用來防範尚未發生的違法行為，而法律則可以用來制裁已經發生的違法行為，以所謂「禮者禁將獎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有利於提高人們遵守社會主義道德的自覺性，而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又有助於增強人們的社會主義法制觀念，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此外，某些法律手段不宜解決的問題，可以用道德手段解決，而有些社會問題道德手段不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

❼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❽ 法治和德治的存在形式

法治和德治的存在形式只涉及到他們的具體管理辦法。法治一般就是依法管理，也叫法治法律的相關制度的過程。德智主要體現就是以德治國人們提倡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