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道德

1. 超限戰的法文版

我們對《超限戰》能翻譯成世界上最優雅的文字——法文出版，感到深深的榮幸。
這首先是因為從拉伯雷、伏爾泰、盧梭、雨果、巴爾扎克，一直到普魯斯特和加繆……這些用法文寫作的作家和思想家們，給我們的閱讀生涯和思想歷程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其次，對於軍人來說，這也許更重要——法國是拿破崙的國度。作為軍人的拿破崙，要比作為皇帝的拿破崙在這個世界上擁有更高的聲譽和威望。他的一句話，「每個法國士兵的背囊里都有一根元帥的節杖」，直到今天還在激勵著每一個想當元帥的士兵；而對中國人來說，他的另一句話，「中國是一頭睡獅，千萬別叫醒它」，上百年來更被當做喚醒麻木的中國人的警世名言，成為真正的「醒獅」，至今仍是許多中人刻骨銘心、孜孜以求的目標。很遺憾，我們不能直接閱讀法國歷史上那些偉大先賢們寫下的優美文字。對於他們和他們的不朽的著述，我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主要是藉助翻譯家的中介去了解的，盡管這些出色的翻譯仍然無法完全體現原作的博大精深，但還是讓我們多少探悉到法蘭西偉大的精神世界。由此，我們也知道要把用另一種語言思考的思想變成其他文字有多麼困難，選擇重要文獻幾乎成為翻譯出版的第一信條。作為一部研究未來戰爭趨勢、在中國擁有許多讀者卻很難保證在法國也擁有同樣大量讀者的著作，《超限戰》能被選中翻譯成法文，對我們來不啻是一種榮譽。
義大利前駐華武官、現任北約駐南歐地區司令米尼（Generaie Fabio Mini）將軍，在其為義大利文版《超限戰》所作序言的標題是：《超限戰：第四「福音」書》，他已看到，由於語言的障礙和譯本的不同，就像有不同的福音書那樣，有四種不同的《超限戰》。米尼將軍並沒有誇大其詞。他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屬的對外廣播局資助的漢學家們「用相當出色的英語」翻譯的《超限戰》，是「第三部書」。可正是這個譯本，它的錯誤卻相當明顯。比如，書名被翻譯為「Unrestricted Warfare」，也就是「沒有限制的戰爭」，這顯然不符合我們把書名定為《超限戰》的本意。我們在書中明白無誤地寫到，「無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就是說，超限並不等於無限。而只是擴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領域、某一方向的固有界限，在更多的領域和方向上組合機會和手段，以實現既定的目標。這就是我們為『超限組合戰』下的定義」。顯然，按我們的本意，「超限戰（超越界限和限制的戰爭）」應譯為《Wars Beyond Limits》更恰當。再看副標題，原書為「全球化時代的戰爭與戰法」，NEWSMAX網站發表的譯本則是「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大意為：中國官方毀滅美國的計劃）,這已經不僅是離題萬里，而且是荒謬至極甚至是別有用心了！同樣應該指出的是，這個英譯本對內容的翻譯也有許多錯謬之處，如我們在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武器新概念則使普通人和軍人一起對自己習以為常的事物也會成為進行戰爭的武器而大感駭異。相信人們會在某一個早上醒來時吃驚地發現，許多溫良和平的事物都開始具有了攻擊性和殺傷性。」這一論斷被波音747客機在那個血色的早晨證明以後，人們對我們提出的「武器新概念」有了更深的印象和警覺；可是該譯本竟南轅北轍地把「吃驚地發現」，令人吃驚地翻成了「驚喜地發現」，這一錯誤，完全可能把我們由預言家變成心機險惡的「凶徒」。這樣一來，在所有閱讀英文《超限戰》的人那裡，我們就完全從喊「狼來了」的孩子變成了狼，從研究「恐怖主義」現象的人變成了「恐怖分子」。
不錯，《超限戰》專門拿出一小部分篇幅對「新恐怖戰」進行了論述，其中特別分析了「本·拉登式的恐怖主義」的一些特徵，「所有用非軍事戰爭行動對國際社會宣戰的非國家力量的主體，都是以超國家、超領域、超手段的方式出現的。有形的國家疆界，無形的網際空間，國際法、國家法、行為准則、道德倫理，統統對他們構成約束力。他們不對任何人負責，不為任何規則所限，在目標的選擇上無所不忝其列，在手段的選擇上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因行動詭秘而有很強的隱蔽性，因行為極端而造成廣泛的傷害，因不加區分的攻擊平民而顯得異常殘忍。這一切又通過現代媒體實時的、連續的、覆蓋式的宣傳，極大地強化了恐怖效果。與這些人作戰，將沒有宣戰，沒有固定戰場，沒有正面搏殺，大多數情況下不會有硝煙、炮火和流血，但國際社會遭到的破壞和創痛，卻絲毫不亞於一場軍事性戰爭。」這段寫在9·11前三年的文字，應該說已經相當准確地指明了新恐怖主義的危害和行動特點。一切有良知的讀者，不難從這段文字中了解我們對恐怖主義的基本態度。
我們願意再次提醒人們：由於技術的大量發明和綜合運用，以及非國家組織和國家一道成為戰爭主體，全球化時代的戰爭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出現了與傳統軍事性戰爭並列的非軍事戰爭，如金融戰、網路戰、法規戰、貿易戰、新恐怖戰等等，《超限戰》就是對這一變化的本質概括，我們正是在此意義上說《超限戰》即超越軍事領域的戰爭。這種「非軍事戰爭行動」可能正是人類在全球化時代軍事暴力的替代品。與傳統戰爭相比，《超限戰》的范圍更寬泛，卻減少了純軍事性戰爭的血腥氣息，盡管這種戰爭對人類形成的強制性結果同樣殘酷，但我們仍有理由稱之為「慈化」的戰爭。
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一種戰爭趨勢，《超限戰》不是我們的發明，只是我們的發現，因為在我們提出這一概念之前，所有那些帶有帝國色彩的國家都已經相當充分地實踐過了這一戰爭樣式，但《超限戰》卻毫無疑問是對這一趨勢的最早命名和專門論述。對這種趨勢，我們相信如果恐怖主義組織能夠領悟的話，各國在實施反恐作戰時同樣也會領悟，其中的關鍵所在是要看誰的思想更透徹，行動更主動，用我們的話說，「誰組合好誰贏」，誰就是「超限戰」的勝利者。
在我們看來，對《超限戰》的誤讀和誤解，主要是某些國家中某些人和勢力的刻意所為，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語言翻譯的因素。上帝是聰明的，他知道要阻止人們修建巴比侖塔的最好辦法是設置語言障礙，但作為上帝之子的人類顯然更加聰明，他們找到克服包括語言障礙在內的一切障礙的辦法，這就是溝通與交流。
《超限戰》的法文譯本出版，就是人們企圖克服思想和語言障礙進行溝通與交流的一次有意義的嘗試。為此，我們感謝BIBLIOTHEQUE RIVAGES出版社和翻譯者，感謝他們為此書所付出的如此多的辛勞，同樣，我們也要感謝每一位通過法文閱讀此書的讀者。按照米尼將軍的排列法，這應該是「第五部書」了，我們唯一的願望是，這是誤讀和誤解作者本意最少的一部書，如是，那將是我們的「福音」。

2. 如何看待轉基因食品的社會道德風險

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GMF）是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他物種中去，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在形狀、營養品質、消費品質等方面向人們所需要的目標轉變。以轉基因生物為直接食品或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
轉基因食品是利用新技術創造的產品，也是一種新生事物，人們自然對食用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疑問。其實，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英國的阿伯丁羅特研究所的普庇泰教授。1998年，他在研究中發現，幼鼠食用轉基因土豆後，會使內臟和免疫系統受損。這引起了科學界的極大關注 轉基因食品。隨即，英國皇家學會對這份報告進行了審查，於1999年5月宣布此項研究「充滿漏洞」。1999年英國的權威科學雜志《自然》刊登了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約翰·羅西的一篇論文，指出蝴蝶幼蟲等田間益蟲吃了撒有某種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菜葉後會發育不良，死亡率特別高。目前尚有一些證據指出轉基因食品潛在的危險。
但更多的科學家的試驗表明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贊同這個觀點的科學家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首先，任何一種轉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都進行了大量的科學試驗，國家和政府有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約束，而科學家們也都抱有很嚴謹的治學態度。另外，傳統的作物在種植的時候農民會使用農葯來保證質量，而有些抗病蟲的轉基因食品無需噴灑農葯。還有，一種食品會不會造成中毒主要是看它在人體內有沒有受體和能不能被代謝掉，轉化的基因是經過篩選的、作用明確的，所以轉基因成分不會在人體內積累，也就不會有害。
隨著轉基因問題日益成為熱點，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轉基因，但是同時也出現了關於轉基因的諸多爭議。 生化超限戰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告訴我們，轉基因食品存在著巨大爭議。隨著國際眾多科研機構對轉基因食品的調查，發現轉基因食品確實會帶來眾多對人體健康的不確定性。國內的許多學者也相繼表示：轉基因食品存在巨大爭議，轉基因不等於進步！其背後甚至隱藏著事關國家安全的陰謀。許多文章和書籍(例如《生化超限戰：轉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陰謀》）更是系統地揭露了轉基因陰謀的前前後後。甚至有反對派把支持轉基因者說成了一種原教旨主義的歇斯底里。
當然，生物技術的進步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里質疑轉基因食品並不是反對轉基因技術本身，我們反對的是對於轉基因技術的濫用。希望我們網路能夠喚醒大眾勇於追求真相的懷疑精神，喚醒國內的主流媒體——關注那些歇斯底里推廣轉基因的人和組織，我們需要獨立思考。

3. 李斯 諫逐客書譯文

諫逐客書19:37:26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
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而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抉提〖「抉提」二字俱應為「馬」旁〗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①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②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譯文】
秦國的王族、大臣都向秦王政進言：「諸侯各國的人來投效秦國，大多不過是為了替其君主在秦國游說離間罷了，請下令把一切外來的客卿統統驅逐出去。」當時，李斯也在提名被逐之列。於是他向秦王上書說：
「我聽說官員們在商議驅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認為這樣做錯了。過去秦穆公求士，在西邊從戎那裡得到了由余，東邊從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國迎來蹇叔，在晉國招來丕豹、公孫支。這五個人，並不生長在秦國，可穆公重用他們，結果吞並了二十個小國，使秦稱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變法之策，改變了秦國落後的風俗，人民因此殷盛，國家因此富強，百姓甘心為國效力，諸侯各國歸附聽命；又大敗楚、魏兩國的軍隊，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還鞏固地統治著。秦惠王採用張儀的連橫之計，攻佔了洛陽一帶的地方；往西吞並了巴、蜀，往北獲取了上郡，往南奪取了漢中，並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東占據險要的虎牢，佔領了肥沃的土地。於是瓦解了六國的合縱，使他們都向西事奉秦國，功效一直延續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廢掉了穰侯，驅逐了華陽君，增強、鞏固了王室的權力，堵塞了權貴壟斷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諸侯，使秦成就帝業。這四位國君，都是由於任用客卿而獲得成功的。由此看來，客卿們有什麼對不起秦國的呢？假使這四位國君拒絕客卿、閉門不納，疏遠外來之土而不用，這就不會使秦得到富強，秦國也不會有強大的威名。
現在陛下羅致崑山的美玉，宮中有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飾上綴著光如明月的寶珠，身上佩帶著太阿寶劍，乘坐的是名貴的纖離馬，樹立的是以翠鳳羽毛為飾的旗子，陳設的是蒙著靈鼉之皮的好鼓。這些寶貴之物，沒有一種是秦國產的，而陛下卻很喜歡它們，這是為什麼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國出產的才許可採用，那麼這種夜光寶玉，決不會成為秦廷的裝飾；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會成為陛下的玩好之物；鄭、衛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會填滿陛下的後宮；北方的名驥良馬，決不會充實到陛下的馬房；江南的金錫不會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會作為彩飾。用以裝飾後宮、廣充侍妾、爽心快意、悅入耳目的所有這些都要是秦國生長、生產的然後才可用的話，那麼點綴有珠寶的簪子，耳上的玉墜，絲織的衣服，錦綉的裝飾，就都不會進獻到陛下面前；那些閑雅變化而能隨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麗，也不會立於陛下的身旁。那敲擊瓦器，拍髀彈箏，烏烏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確真是秦國的地道音樂了；那鄭、衛桑間的歌聲，《昭虞》《武象》等樂曲，可算是外國的音樂了。如今陛下卻拋棄了秦國地道的敲擊瓦器的音樂，而取用鄭、衛淫靡悅耳之音，不要秦箏而要《昭虞》，這是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外國音樂可以快意，可以滿足耳目官能的需要麼？可現在陛下對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國的就要離開，凡是客卿都要驅逐。這樣做就說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聲色方面；而所輕視的，卻是人民士眾。這不是能用來駕馭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啊！

【美文賞析】
法家人物李斯評議

《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6期
龍衛球（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少時曾學李斯名作《諫逐客書》，見其才氣逼人、文思如涌，便嘆為觀止。《諫逐客書》確乎寫得機巧。韓人鄭國為削弱秦國國力、阻遏秦國東擴目的，說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後來的鄭國渠），此謂有名的「疲秦計」。水渠修建中，「疲秦計」被識破，秦王大怒，要將一切非秦國之人驅逐出境，其中包括從六國投奔來的「游士」。春秋戰國時期，為「游說者之秋」，諸侯為圖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廣納天下賢士，多至「門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處遊走，為接納自己的諸侯效力，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開了所謂中國人才流動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個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國做官，也在驅逐之列。李斯為說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諫逐客書》。在《諫逐客書》中，李斯一方面列舉游士對於秦國的歷史功績，打動秦王，「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以負於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曉以利害，「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讀罷，悚然動容，立即廢除逐客之令，恢復李斯的官職，並加以重用，取其謀略，最後一統天下。由此觀之，李斯文才過人，兼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於謀略，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說其功績應是歷代將相之最，似乎足可以與具有同等職位的周公、召公並列，令人仰慕。
後來上大學時，翻閱《史記》，讀到「李斯列傳」，才知當年佩服李斯的念頭大錯特錯，不禁唏噓。在太史公司馬遷的史實記載中，李斯其實不過是個勢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業，但其劣跡斑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破壞絕對不可原諒。他最後雖因諫爭受趙高陷害，並被荒淫無度的秦二世處死——「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可是他的死可謂咎由自取、因果相報，因為其死時所受之「嚴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議制定用來「役民」的。李斯在歷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聲譽」，但他的這種「聲譽」給法家背上了無法洗刷的歷史黑鍋。李斯所作所為，也使其作為秦始皇開朝輔佐重臣的意義化為烏有。太史公在「李斯列傳」文後附有如下評價：「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判，斯乃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確實為惡無數，在文化與制度層面說，就至少有三件大壞事。第一件，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剪除百家，獨尊法家。「焚書坑儒」故事是我們熟悉的，但它起意於李斯可能是我們未加註意的。如果說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為它作為秦朝的制度實踐，在李斯的觀念體系裡，是以「愚民」思想為基礎的。為維護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議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即「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並消滅以言論自由為基礎的牽制君權的「黨與成乎下」，以此為基礎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們來看看李斯的上書：「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滿三十日弗去，[黑京]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葯、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如此利於君主專制，秦始皇當然樂於採納。「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就是這個廢除百家維護君權的法家，使得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思想活躍、文化繁榮的局面一旦終結。中國的文化思想發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後來儒家興起之後也唯我獨尊，與受過這一歷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會無關。
李斯所為第二件大受非議之事，乃是參與「弒長立幼」的事件。他與內臣趙高合謀，隱瞞遺詔，偽造假旨，害死「剛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蘇，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廢兄立弟本來並非絕對不可，但是，李斯此舉，於私於公卻都非受非議不可。於私而言，李斯為法家推行者，自稱「謹奉皇命法令」，卻竟然致「傳位遺詔」於不顧，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張，並非一種一以貫之的體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與今日所謂「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個境界。於公而言，廢除且殺死一個史載為「仁厚」的繼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這種做法無論如何都很不合適。用古人的話說，不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賢」。或許有人以為這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但是，從他的這一行為看，完全稱不上「政治家」之為。所謂「家」者必須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種向上的獨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這場歷史事件中表現的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當地位比他低下的趙高找他商議時，用了兩句很優美的詩作論，「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所謂識實務者為俊傑，建議他在安危不定時，應選擇對自己有利者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問天下洪水滔滔。趙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蘇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卻終於被「打動」，仰天而嘆：「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與趙高同流合污，演出「弒長立幼」的史劇。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就是「違憲竊政」，哪裡還有點「法治」的樣子？
李斯乾的第三件大壞事，乃是建議秦二世推行「嚴刑酷法」制度，使中國歷史上商鞅、韓非子等等一幹人苦心經營的法家，不僅未成為一種根基於人性關懷的學說制度，而是徹底淪落為帝王之術，由「焚書」之「愚民」推進到所謂「嚴家無格虜」的「役民」。說出來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議「嚴威酷刑」，其實是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換句話說，為了保全自己，阿順苟合，出賣靈魂（或許他根本沒有靈魂）。秦二世荒淫無度，他的哲學是人生短暫，如「猶聘六驥過決隙也」，要想盡辦法及時行樂，「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趙高為滿足秦二世的心願，提出了「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的計謀，導致秦國上下人人自危，「當憂死而不暇」。這時的李斯也因為「恐懼」，竟然也奉獻了一出堪稱無恥之極的「上書」。他抨擊說，堯、禹這些古代聖君不配為帝王，因為他們不以天下為享樂而是以天下為桎梏，「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一點都不高貴。他建議，秦二世如要做一個真正的帝王，就應該「己貴而人賤」，推行嚴刑酷法，督責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韓非子「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名言為此論證，提出一套悖論，說「法修術明，天下亂者，未之聞也」，「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及，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這是什麼邏輯！秦二世當然樂於採納李斯的建議。秦朝「法家之治」達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看到這種情況，秦二世非常高興，稱贊嚴刑酷法好極了，「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正是這樣，秦二世在關東群雄並起之際，竟然還能勞民傷財，修建三百里阿房宮。
李斯的「督責之誠則天下安」的胡說八道，最終被項羽的一把火連同阿房宮一道化為灰燼。歷史已經久遠，對李斯為事為人的反思卻實在不乏意義。對於李斯的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實踐的極端荒謬點，我們今天應該比較容易看得清楚。現代法治必須要以思想繁榮學術爭鳴為前提，要建立在維護人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基礎上，要以認真對待「每一個人」為目的。而李斯建議的那種以「愚民」為前提、以「役民」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極端反人性的東西，與人類文明根本向背。對於李斯的為人，認識起來卻不那麼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弄不好還可能不相信李斯為人徹底失敗。太史公曾說，關於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較普遍的見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還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記》毫不客氣地批評了這種俗見，指出李斯絕非「忠」者，而是一個「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的人。這種評價非常到位。對政治生活，李斯確實是完全採取了一種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氣，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氣。因為他壓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為什麼李斯這個所謂智謀過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點政治道德也沒有呢？答案其實是明顯的。說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點人性；說得明白點，是他根本上是個勢利小人，可以為實現個人目的永遠不計手段。我們可以猜想他是在淪喪人性中長大的。所以，早年他在從荀卿學成帝王之術時，就毫不猶豫地踏上勢利之途。他急於去秦國謀官，如此陳述告別老師的理由：「斯聞『得時無怠』……故垢莫大於卑賤，而悲莫於貧窮。」到這里，可能還有人不免疑慮，難道李斯真的一點良心都沒有嗎？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揚的《諫逐客書》，難道也沒有丁點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遺憾！他的那篇《諫逐客書》，也全然沒有一閃念的良心。這篇為「游士」一辯的諫文，並非「惜才」之論，而是「功利」之言說，他的那些機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納外國女子便後宮無「佳冶窈窕趙女」的形象說法，都透著一股濃烈的「利好」氣味。他建議用外國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來說不過是一種「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正是因為這樣，在他早期為秦王所用擔任長史時，就獻出了「買士殺士之計」，對凡為他國所用的人才，建議秦王要麼賄買要麼殺掉，即「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好一個人才「超限戰」，真是恐怖啊！
http://ftsy.lszyzz.com/Article/LKXX/200601/132.html
http://www..com/s?wd=%DA%C9%D6%F0%BF%CD%CA%E9+%D2%EB%CE%

4. 李斯為什麼寫諫逐客書

《諫逐客書》確乎寫得機巧。韓人鄭國為削弱秦國國力、阻遏秦國東擴目的，說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後來的鄭國渠），此謂有名的「疲秦計」。水渠修建中，「疲秦計」被識破，秦王大怒，要將一切非秦國之人驅逐出境，其中包括從六國投奔來的「游士」。春秋戰國時期，為「游說者之秋」，諸侯為圖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廣納天下賢士，多至「門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處遊走，為接納自己的諸侯效力，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開了所謂中國人才流動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個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國做官，也在驅逐之列。李斯為說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諫逐客書》。在《諫逐客書》中，李斯一方面列舉游士對於秦國的歷史功績，打動秦王，「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以負於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曉以利害，「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讀罷，悚然動容，立即廢除逐客之令，恢復李斯的官職，並加以重用，取其謀略，最後一統天下。由此觀之，李斯文才過人，兼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於謀略，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說其功績應是歷代將相之最，似乎足可以與具有同等職位的周公、召公並列，令人仰慕。
後來上大學時，翻閱《史記》，讀到「李斯列傳」，才知當年佩服李斯的念頭大錯特錯，不禁唏噓。在太史公司馬遷的史實記載中，李斯其實不過是個勢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業，但其劣跡斑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破壞絕對不可原諒。他最後雖因諫爭受趙高陷害，並被荒淫無度的秦二世處死——「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可是他的死可謂咎由自取、因果相報，因為其死時所受之「嚴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議制定用來「役民」的。李斯在歷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聲譽」，但他的這種「聲譽」給法家背上了無法洗刷的歷史黑鍋。李斯所作所為，也使其作為秦始皇開朝輔佐重臣的意義化為烏有。太史公在「李斯列傳」文後附有如下評價：「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判，斯乃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確實為惡無數，在文化與制度層面說，就至少有三件大壞事。第一件，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剪除百家，獨尊法家。「焚書坑儒」故事是我們熟悉的，但它起意於李斯可能是我們未加註意的。如果說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為它作為秦朝的制度實踐，在李斯的觀念體系裡，是以「愚民」思想為基礎的。為維護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議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即「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並消滅以言論自由為基礎的牽制君權的「黨與成乎下」，以此為基礎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們來看看李斯的上書：「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滿三十日弗去，[黑京]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葯、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如此利於君主專制，秦始皇當然樂於採納。「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就是這個廢除百家維護君權的法家，使得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思想活躍、文化繁榮的局面一旦終結。中國的文化思想發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後來儒家興起之後也唯我獨尊，與受過這一歷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會無關。
李斯所為第二件大受非議之事，乃是參與「弒長立幼」的事件。他與內臣趙高合謀，隱瞞遺詔，偽造假旨，害死「剛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蘇，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廢兄立弟本來並非絕對不可，但是，李斯此舉，於私於公卻都非受非議不可。於私而言，李斯為法家推行者，自稱「謹奉皇命法令」，卻竟然致「傳位遺詔」於不顧，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張，並非一種一以貫之的體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與今日所謂「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個境界。於公而言，廢除且殺死一個史載為「仁厚」的繼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這種做法無論如何都很不合適。用古人的話說，不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賢」。或許有人以為這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但是，從他的這一行為看，完全稱不上「政治家」之為。所謂「家」者必須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種向上的獨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這場歷史事件中表現的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當地位比他低下的趙高找他商議時，用了兩句很優美的詩作論，「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所謂識實務者為俊傑，建議他在安危不定時，應選擇對自己有利者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問天下洪水滔滔。趙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蘇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卻終於被「打動」，仰天而嘆：「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與趙高同流合污，演出「弒長立幼」的史劇。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就是「違憲竊政」，哪裡還有點「法治」的樣子？
李斯乾的第三件大壞事，乃是建議秦二世推行「嚴刑酷法」制度，使中國歷史上商鞅、韓非子等等一幹人苦心經營的法家，不僅未成為一種根基於人性關懷的學說制度，而是徹底淪落為帝王之術，由「焚書」之「愚民」推進到所謂「嚴家無格虜」的「役民」。說出來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議「嚴威酷刑」，其實是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換句話說，為了保全自己，阿順苟合，出賣靈魂（或許他根本沒有靈魂）。秦二世荒淫無度，他的哲學是人生短暫，如「猶聘六驥過決隙也」，要想盡辦法及時行樂，「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趙高為滿足秦二世的心願，提出了「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的計謀，導致秦國上下人人自危，「當憂死而不暇」。這時的李斯也因為「恐懼」，竟然也奉獻了一出堪稱無恥之極的「上書」。他抨擊說，堯、禹這些古代聖君不配為帝王，因為他們不以天下為享樂而是以天下為桎梏，「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一點都不高貴。他建議，秦二世如要做一個真正的帝王，就應該「己貴而人賤」，推行嚴刑酷法，督責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韓非子「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名言為此論證，提出一套悖論，說「法修術明，天下亂者，未之聞也」，「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及，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這是什麼邏輯！秦二世當然樂於採納李斯的建議。秦朝「法家之治」達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看到這種情況，秦二世非常高興，稱贊嚴刑酷法好極了，「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正是這樣，秦二世在關東群雄並起之際，竟然還能勞民傷財，修建三百里阿房宮。
李斯的「督責之誠則天下安」的胡說八道，最終被項羽的一把火連同阿房宮一道化為灰燼。歷史已經久遠，對李斯為事為人的反思卻實在不乏意義。對於李斯的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實踐的極端荒謬點，我們今天應該比較容易看得清楚。現代法治必須要以思想繁榮學術爭鳴為前提，要建立在維護人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基礎上，要以認真對待「每一個人」為目的。而李斯建議的那種以「愚民」為前提、以「役民」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極端反人性的東西，與人類文明根本向背。對於李斯的為人，認識起來卻不那麼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弄不好還可能不相信李斯為人徹底失敗。太史公曾說，關於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較普遍的見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還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記》毫不客氣地批評了這種俗見，指出李斯絕非「忠」者，而是一個「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的人。這種評價非常到位。對政治生活，李斯確實是完全採取了一種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氣，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氣。因為他壓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為什麼李斯這個所謂智謀過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點政治道德也沒有呢？答案其實是明顯的。說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點人性；說得明白點，是他根本上是個勢利小人，可以為實現個人目的永遠不計手段。我們可以猜想他是在淪喪人性中長大的。所以，早年他在從荀卿學成帝王之術時，就毫不猶豫地踏上勢利之途。他急於去秦國謀官，如此陳述告別老師的理由：「斯聞『得時無怠』……故垢莫大於卑賤，而悲莫於貧窮。」到這里，可能還有人不免疑慮，難道李斯真的一點良心都沒有嗎？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揚的《諫逐客書》，難道也沒有丁點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遺憾！他的那篇《諫逐客書》，也全然沒有一閃念的良心。這篇為「游士」一辯的諫文，並非「惜才」之論，而是「功利」之言說，他的那些機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納外國女子便後宮無「佳冶窈窕趙女」的形象說法，都透著一股濃烈的「利好」氣味。他建議用外國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來說不過是一種「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正是因為這樣，在他早期為秦王所用擔任長史時，就獻出了「買士殺士之計」，對凡為他國所用的人才，建議秦王要麼賄買要麼殺掉，即「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好一個人才「超限戰」，真是恐怖啊！

5. 恐怖分子是些什麼人為什麼和巴基斯坦過不去

簡單來講恐怖分子是一群慾火焚身的男青年。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巴基斯坦盛產什麼？？不知道吧！我來告訴你，盛產美女。他們正好就看中這一點。為了得到巴基斯坦-土著美女，他們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達到目的。最後即將要面臨斷子絕孫的巴基斯坦男土著給他們起個一個恐怖的名字，叫做-恐怖分子！
好像跑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