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關於立法程序的研究成果

1. 開題報告中的國內外研究現狀怎麼寫

如下：

1、研究背景。

2、目的意義。

3、成員分工。

4、實施計劃。

5、可行性論證。

6、預期成果及其表現形式。

要求：總結全文，深化主題，揭示規律，指明方向。

評分標准

畢業論文成績可以採用五級記分制評定，由校答辯委員會根據各系答辯小組的評分，最終確定評分等級。以下是一種示例：優秀的比例一般控制在15%以內，優良比例不超過65%。

優（90分以上）。

良（80-89分）。

中（70-79）。

及格（60-69）。

2. 法律簡答題

一、基本框架的概覽

在國際學術界，相對於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發展狀況和影響力來說，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顯得弱許多。直到90年代中後期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仍然被認為處於其發展的幼年期，原因一方面在於憲政主義更傾向於規范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這一領域內得出有力的經驗性結論有其固有的困難。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將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各個社會實際上是如何選擇他們的憲法規則」，二是研究「各種憲法規則不同的經濟影響」。[3]（P2）這種分類繼承了90年代初布坎南所提出的觀點，即認為經濟憲法學家對規則的研究不但包括了對規則選擇的研究，還包括了對規則功能（functionality）的研究。[4]借鑒這種區分，可以大致上勾勒出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圖）：

以下將結合英美法國家學者對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各部分的研究成果進行論述，從而使這一簡單的勾勒逐步豐滿。

二、對制憲程序及其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第一個組成部分是「對制憲程序及其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這一領域中的學者主要借鑒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靜態與動態兩個方面對形成憲法規則的程序進行分析。

（一）靜態經濟研究

靜態經濟研究主要是對制憲過程中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這種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將憲法規則視為制憲程序的函數，借鑒經濟學中理性自利人的假設，承認不同個體的利益衡量、偏好、價值觀、意識形態都會對制憲程序的運行產生影響，並且注重研究一個社會中特定的經濟環境、風俗、習慣、社會規范以及諸如社會組織、利益集團、供以參考的其他國家的憲政制度等對制憲程序產生的影響。

在靜態經濟研究中，20世紀初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對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制定過程背後隱藏的經濟力量——特別是參加制定憲法的代表們背後隱藏的經濟驅動力——的卓越研究，就屬於其中典型的例子。雖然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的代表詹姆斯•布坎南不認為比爾德的研究屬於對憲法的經濟分析[②]，但是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家們則通常將比爾德的研究納入自身的領域中。[5]比爾德將美國聯邦憲法視為「一群財產利益直接遭受威脅的人們，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寫下的經濟文獻，而且直接地、正確地訴諸全國的一般利害與共的集團。」[6]（P130）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比爾德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當時美國的經濟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制憲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中央政府無法控制地方議會，導致地方議會權力過大並不斷的侵犯不動產利益集團和動產利益集團的利益，由此引發了這兩個利益集團的強烈訴求。[6]（P41-42）在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中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人與制憲的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並且會由於憲法的通過或多或少的獲得經濟利益。這一研究令人信服的論證了美國憲法的制定並非出於公益或愛國主義，而是出於個體利益的訴求。

繼比爾德之後，麥克吉爾（R. McGuire）和歐斯菲爾德特（R. Ohsfeldt）在20世紀80年代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對費城制憲會議中代表的投票行為以及13個州召開的批准憲法會議中的代表的投票行為進行了分析。計量經濟學的分析結果顯示當時美國的商人、西部地區地主、金融家、大量的公債持有者等都支持新憲法，而債務人、奴隸主等都反對新憲法。另外，他們還將兩種會議代表的行為置於經濟學中的「委託—代理」模式（the principal-agent model）中進行分析，區分了會議代表的利益和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指出在費城制憲會議中代表的意見很好的反映了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而在各州批准憲法的會議上情況則恰恰相反。兩位學者對此做出的解釋是因為在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顧慮到憲法最終必須得到9個州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各州批准憲法的會議上的代表們則沒有這個顧慮。進而他們提出在美國制憲活動過程中並不存在布坎南在其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中所提出的「不確定之幕」，[7]（P35）相反將其歸於「日常政治」層面反到更合適。[5]

以上的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都表明是制憲過程中參與者的理性自利行為決定了憲法的成型，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制憲過程並不只受個體理性自利的影響，這一研究來自瓊•埃爾斯特（J. Elster）對1787年美國費城制憲會議和1789年—1791年法國巴黎制憲會議所進行的比較制度分析。埃爾斯特從制憲會議的召集、代表選任、委任許可權的確認、代表資格的審核、議事的程序和憲法通過的模式六個方面分別對兩個進行了比較研究。他雖然承認理性自利假設的重要意義，但卻認為在這兩個制憲會議中，一部分與會者仍然是從維護公益（common good）的角度發表意見，並且更重要的是當時危急的環境決定了那些即使真的只是理性自利的主體們，也不得不暫時放棄純粹的理性自利，而從公益的角度出發進行協商討論，他稱之為「偽善的教化力量」（the 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埃爾斯特核心的觀點在於是「辯論」（arguing）而不是「交易」（bargaining）促成了兩部憲法的誕生。[8]

（二）動態經濟研究

如果說上述對憲法制定程序的靜態經濟研究關注憲法的整體型塑，那麼對憲法制定程序的動態經濟研究則關注憲法的部分變遷，這種變遷可分為顯形憲法變遷（ex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和隱性憲法變遷（im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兩種類型。

1. 對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

對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指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憲法文本本身產生變動」。[2]亞瑟•丹澤（Arthur Denzau）所作的努力是一個典型例子。他研究了顯形憲法變遷中憲法變遷和議程式控制制（agenda control）之間的關系，將傳統公共選擇理論引入憲法變遷領域，指出憲政領域內的事項只不過是運用另一種方法從事普通政治領域內的事項而已，憲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或者制憲大會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同樣反映了普通立法領域內的政治動機和利益驅動。[9]丹澤重點研究了議程啟動控制（agenda access）與憲法變遷之間的關系。所謂的議程啟動控制是指「提議對現狀（status quo）進行改變的能力，這種提議將得到有權做出這種改變的主體的認真考慮」，[9]而政治制度則可以被視為一個議程啟動控制的體系，不同的主體在立法程序的不同階段擁有各自的議程啟動控制權。議程啟動控制的重要性在於當不存在明確的多數票勝者（a clear majority-rule winner）的情況下，它決定了政治的均衡狀態的產生。因此，不同的議程啟動控制的制度設置將產生不同的結果，這種結果的一般特徵是有利於掌握議程式控制制啟動權的主體。丹澤通過比較四種不同的制度設置——公民表決（popular referenm）、兩院制立法議會（bicameral legislature）、公民提議立法（popular initiative）和行政否決制（executive veto）——得出結論認為對議程啟動控制強度越高的主體從議程中獲取的利益也越多，特別是制憲大會比普通立法機關更有可能啟動諸如重新分配議會席位、否決立法等與普通立法機關本身有著密切利益關系的事項。[9]

除了丹澤以外，布得里克斯（Donald J. Boudreaux）和比特查爾德（A.C. Pritchard）也曾進行過一項關於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學研究，建構了一個解釋美國憲法修正案形成過程的經濟學框架，他們對利益集團選擇通過憲法修正案來促進自身利益的條件進行了精闢的分析。[10]秉承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兩位學者假設了人們總是理性自利的主體，這種本性在進入政治領域內也並沒有發生改變，政府的各個部門就是各種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謀求自利的一系列制度設置，「尋租」（rent – seeking）現象無處不在。因此，「人們尋求憲法變動就是為了促進自身的利益」。[10]立法機關同樣是利益集團尋求自利的媒介，利益集團通過立法機關尋求促進自身利益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促使立法機關頒布一項新的法律，另一種則是促使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現實情況表明人們更多的是通過前一種方式來實現自身的利益，那麼為什麼後一種方式運用的很少呢？這「毫無疑問存在著一種經濟學的回答：憲法修正案成本更高」。[10]他們的研究指出利益集團做出選擇時主要有兩種需要考慮的因素：一種是「持續成本」（maintenance cost）；另一種是「預期的反對力量的強度及其在時間緯度上的變化」（strength and timing of expected opposition）。「持續成本」是指「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利益集團為了能夠持續的、有效的獲取政府賦予的特權而付出的成本。」 [10]經過極為細致的經濟學分析，兩位學者指出「總的來說，我們的經濟理論預測認為一項提案的鼓吹者在具有較高的『持續成本』或反對力量目前很弱但將來會變強時，他們選擇通過憲法修正案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10]

2. 對隱性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

隱性憲法變遷指「憲法文本沒有產生變動，也就是說通過對固定不變憲法規則進行不同的解釋所導致憲法變動。」[2]它是另外一種重要的憲法部分變動方式，這種變動與顯形憲法變遷不同之處在於它並沒有造成憲法文本本身的改變，而主要是通過外在主體對憲法文本進行「解釋」（interpretation）的方式實現。運用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隱形憲法變遷構成了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隱形憲法變遷存在的客觀原因在於憲法文本內容一般具有抽象性，它一般不對政府[③]的行為做具體的規定，因此任何一個代表政府的主體的行為都會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政府的代表都在解釋憲法並帶來了一定意義上的隱性憲法變遷。正因為此，瓦格特（Stefan Voigt）教授才將三權分立的理論作為他對隱形憲法變遷研究的起點，認為政府的三個分支都可以引起憲法的隱形變遷。

瓦格特通過經濟學模型的建構和分析將隱性憲法變遷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主要由司法部門的行為所產生。特別是存在司法審查的國家中，法院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比如美國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通過解釋過程表達出自身對憲法含義的理解，而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之下，其他政府部門（比如立法機關）由於集體行動成本的存在，無法組織有效的反對力量來推翻法院做出的解釋，由此而形成的隱性憲法變遷。這種變遷也可以稱之為「由於權力分立的交易成本而導致的隱性憲法變遷」；[11]第二種隱形憲法變遷是由於政府的三分支在不同時間段上對憲法做出不同解釋而引起的。如果說第一種類型的隱性憲法變遷是由於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政府三個分支對憲法解釋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偏好導致的，那麼第二種類型的隱性憲法變遷就是由於政府在不同時間點上表現出來的不同解釋偏好所導致的，這種變遷也可以稱之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化著的解釋所導致的隱性憲法變遷」。[11]同時經濟學的分析顯示，在隱性憲法變遷發生時，憲法文本並非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重要，相反比起其他制約因素來說，憲法文本本身扮演了一個相對邊緣的角色。[11]

三、對憲法規則產生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對憲法規則產生的經濟影響的研究構成了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近代憲法主要包括了統治結構（Frame of Government）和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兩個部分，前者主要規定國家統治結構的組織與授權，後者主要規定人、人民、國民或公民在憲法上基本權利。[12]因此，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對「憲法權利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和對「統治結構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一）對「憲法權利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憲法權利主要表現為兩種自由[④]：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和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將這兩種自由進行區分是很重要的，因為兩種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很大的不同。經濟自由是指個體在經濟活動中進行自由交易的權利的多少，它關注的是一個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質量」（quality）問題，需要一個保護產權和促進契約經濟的有限政府。而政治自由可以區分為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和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種類型。前者指社會個體選擇自己的統治者以及自身被統治的方式的權利，比如普選權等，主要表現為通常意義上的民主制度。後者是指在不侵犯其他個體權利的前提下，社會個體可以自由做出自己選擇的權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⑤]。政治權利是一種「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而市民自由是一種「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各不相同，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者們對此作了大量的學術探討。

1. 政治自由（權利）的經濟影響

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為何？這個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許多經濟憲法學者對此都做過實證的研究，而答案則相差甚殊，不但有正面的結論，也有反面的結論。但目前的研究結果更趨向於認為政治自由並不是決定經濟發展的原因。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者最常使用的對政治自由的評價數據體系有兩個：一是Freedom House出版的年度報告[⑥]，另一個是普利澤瓦斯基（A. Prezeworski）等人編寫的《民主和發展：世界政治制度和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通過對這些實證數據的運用，學者們對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比如凡塞（De.X.Vanssay ）和斯賓德勒（A.Z.Spindler）的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政治權利（包括政治結構和各種以憲法規定保障的積極自由）對經濟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影響[⑦]。巴羅（Brro）的實證研究發現民主的程度對經濟發展並沒有影。[13]他在另一篇研究文章中還指出如果將民主從廣義上理解包含了法治，那麼勉強可以認為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但是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定義民主，那麼民主即使對促進法治的發展也沒有顯著的作用，更不用說通過促進法治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了。[14]更有學者通過研究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社會財富之間的因果關系指出，民主（政治自由）是由財富決定的，而財富是由經濟自由決定的，並且這個過程無法反向推導。[15]

2. 經濟自由（權利）的經濟影響

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經濟自由是憲法中規定的一種制度體系，而有效率的制度體系（也就是正數意義上的經濟自由）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促進生產經濟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通過對個體財產的有效保護確保經濟活動主體通過生產性活動獲取高回報；使社會的精英力量集中在最有價值的領域；營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實驗性的經濟體系，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可以容納各種經濟活動的嘗試性實驗和錯誤，並且不同的經濟主體由於政府幹涉的退位而可以展開有益的自由競爭；通過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確保可預期的、理性的決策行為的形成；促進貿易繁榮以及資本投向可以滿足人們偏好並且有高回報率的領域。[16]

從這種理論基調出發，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家們運用兩個經濟自由評價數據體系——即《經濟自由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⑧]和《世界經濟自由》（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⑨]——對經濟自由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有時卻是相反的結論。比如許多經濟憲法學者利用《世界經濟自由》的評價體系深入研究了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某段確定的時期內，在這一時期起點上經濟自由的水平一般無法解釋經濟發展的原因，但是一旦經濟自由度發生正向的變化是，就可以明顯的發現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正面的影響[⑩]，但另外一些學者則發現起點位置的經濟自由水平對經濟發展有積極的意義[11]，但是總體來說經濟自由度正向變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大於起點位置經濟自由水平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經濟權利得到很好保護的國家比經濟權利保護不利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快，並且擁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富裕。[17]還有學者研究了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而高度的收入水平則可以促進政治自由的發展。[18]

經濟憲法學者的研究還發現，《世界經濟自由》中不同的經濟自由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並不相同。[19]具體到某一特定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各學者之間經驗研究的結論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對於「政府規模」這一因素與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有些學者研究認為政府規模大小與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反比例的聯系，也就是政府規模越大，對經濟發展就越有負面影響[12]，可另外一些學者卻發現兩者之間沒有關系，[20]甚至還有學者發現政府規模越小，經濟發展速度就越低。[19]因此，事實上有可能是某些政府行為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具有阻礙作用，並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某種政府對經濟干預強度的特定標准，高於或低於這個標準的政府行為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阻礙，也就是說「政府規模」這一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是「非線形」（nonlinear）的。

（二）對「統治結構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憲法中規定的統治結構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目前的實證研究為數還不多，已有的學術成果大都集中在對「分權制度的經濟影響」和「財政預算規則的經濟影響」兩個方面。

1. 分權制度的經濟影響

憲法中的分權可以分為橫向分權（the horizontal separation）和縱向分權（the vertical separation）兩種，前者分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後者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雷（Lane）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的國家進行了實證性的比較分析，他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實行聯邦制、總統制和兩院制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公共開支更少並且人均GDP值更高。[21]他和另一位研究者愛爾森（Ersson）的工作則發現實行兩院制的立法機關將導致低的公共支出和高的財政盈餘。[22]弗伯（Vaubel）對65個國家從1989年到199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考察，他發現在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公共支出比不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分散，並且中央政府的支出在總的公共支出中比例較小，因此聯邦制通過對政府開支的數量的影響進而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23]

2. 財政預算規則的經濟影響

有許多研究表明財政預算規則與政府支出規模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哈根（Hagen）教授對美國各州的財政預算規則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認為財政預算規則越嚴格，政府的預算赤字（budget deficit）和政府債務（public debt）就越小。[24]西蘭尼（Lopez-de-Silane）等學者實證研究了美國各州「私營化」（privatization）的問題，所謂的「私營化」是指美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將一些公共服務委託給私人公司經營，比如委託私人公司清掃垃圾、保持城市公園的衛生、提供救護車、經營學校和飛機場，甚至提供警察和消防隊員等，學者發現在那些具有嚴格的財政預算規則限制的州更傾向於「私營化」。[25]因此可以發現財政預算規則越嚴格，則政府支出就越受到限制。

也有諸多的實證研究顯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對經濟發展速度有著負面的影響，比如雷（J.E.Lane）對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他發現那些政府賦予權利（比如說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福利）十分廣泛的福利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比那些政府僅就個別的必須的權利進行賦予的國家要慢許多，從1965年到1991年兩者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 per capita）的比例為2.3% ：1.8%，他認為在憲政框架內包含過多的「政府賦予的權利」——也就是政府支出過多——就長期來看對經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21]（P209-211）由此可以推導出嚴格的財政預算規則對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值得一體的是國內的憲法學者也已經開始注意到財政預算規則的憲政意義，並對財政憲法進行了專題研究。[26]

四、結 語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是經濟憲法學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方面研究的薄弱已經影響了經濟憲法學理論的深入發展，這一點在我國憲法學界體現的尤為明顯。我國的憲法學者們大都習慣於憲法的規范性（normative）分析，偏好從應然價值的角度對憲法進行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術傳統的影響，使大多數學者並不習慣對憲法進行實證研究；另一方面也因為憲法領域中經驗數據的統計以及獲取有著其固有的困難，使學者們缺乏這方面的學術資料。不過，要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憲法學的發展完善，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卻不能被忽視。這一方面要求經濟憲法學者們了解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並進行總結、吸收，以便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的更遠，另一方面也要求經濟憲法學者們開闊視野，勇於突破舊有的學術研究框架，充分利用現有的經驗數據資料（比如兩種經濟自由評價體系的經驗數據都可以從網上免費獲取），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豐富經濟憲法學理論體系。本文所做的工作屬於前者，但後者或許更重要。

注釋:
[①]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是英美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而非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前者側重於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憲法，而後者主要研究成文憲法中的經濟性條款。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興盛於德國，一個基礎的介紹參見[德]烏茨·施利斯基：《經濟公法》，喻文光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09頁。目前國內對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大都偏重於大陸法傳統，而關於英美法傳統經濟憲法學的研究為數甚少。筆者將另行撰文論述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

3. 哪些外國法律制度對當前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有借鑒啟示的意義

我國對外國法律制度的借鑒是有傳統的，早在80年代初中國法學會成立大會上，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就要求中國的法學工作者「研究法學必須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經驗……法學會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管進步的、中間的、反動的，不管是奴隸主的、封建的、還是資本主義的，都要研究，取其有用的精華，去其糟粕和毒素。」我國借鑒外國法律制度主要體現為四種形式：一是與立法政策有關的借鑒，即對某一類立法或某一項立法帶有指導性，或對其他立法有直接影響的規則；二是了解研究外國有關法律中的若干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以啟發思路；三是法律結構和法律技術上的採納；四是吸收某些具體規定和具體做法，以增加某一立法或制度的客觀適用性。無論哪種借鑒，都要從中國客觀實際出發，以我國現有法律體系中尚不完善的環節為重點，把是否符合我國實際和人民的利益作為法律移植的評判標准。實踐中，外國經濟商務領域的法律和涉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借鑒的直接可能性較大，而有關人、婚姻、家庭、財產、勞動關系等領域的法律，由於基於根本不同的價值觀念的，直接借鑒非常困難，更多的是理念或技術層面的借鑒。
回歸主題，個人認為，以下外國法律制度對我國當前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有一定借鑒啟示的意義：
1、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如低保。德國於1957年頒布的《農民老年救濟法》標志著德國逐步建成了獨立的、全面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有效應對了歐洲一體化推進加劇農業領域的競爭壓力與德國農業人員較低生活水平之間的矛盾。此外，日本的低保制度相對完善，在法律層面上具有相當可操作性，也算得上是日本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成功建成的重要經驗之一，其具有的顯著特色和基本經驗對構建與完善我國農村低保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
2、地方立法程序方面的法律制度：一些國家（尤其是聯邦制國家）在地方立法程序建設上頗有心得，以美國規章制定程序為例，其關於非正式程序、正式程序、例外程序、混合程序、協商程序等都有詳細的規定，對我省地方政府立法有一定的啟示。如在改革地方規章制定程序上，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法制理念要由重實體轉向重程序，由重擴權轉向重約權；修改規章制定規定，要增加公眾參與的有關程序等。
3、基層自治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城市社區自治為例。當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制訂了城市社區自治的法律法規，在經歷過一定時期的社區治理後，形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居民主導型模式、以新加坡為代表的行政主導型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和以我國香港地區為代表的服務導向型模式。探討和比較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區自治立法、總結其立法規律，對於當前修改《居組法》、完善我國城市社區自治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4、電子政務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國、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國家電子政務法規體系建設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電子政務組織法，包括電子政務的主管部門及其職權職責，以及電子政務的設置及其法律地位；信息公開法，指政府在面向公眾進行信息公開方面的法律法規；電子政務安全法；電子簽名法；電子政務財政法，主要調整電子政務財政資金的來源、預算、使用及其監督等事項；電子政務監督法。為我國相關法律制度提供了參考來源。
5、農地徵收補償方面的法律制度：美國的農地徵收制度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 其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積累的法治經驗是人類優秀文明共同的成果，對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行新一輪的農地徵收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我國可以參考其農地徵收的憲法准則、農地管制性徵收和補償機制，並借鑒成熟的市場機制和法制框架下的農地徵收經驗，對中國當前農地徵收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建議。
6、公民申訴（信訪）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國外，與我國信訪制度相類似或相近似的制度統稱為公民申訴制度.信訪制度是一個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存在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普遍存在於民主法制發達的國家。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隨著法制的健全而完善，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外公民申訴制度在法制化建設的程度與水平上具有一定的領先經驗，為我國建設改革和完善信訪法規提供啟示和借鑒。
7、反腐敗方面的法律制度：國外的監督監察機構和反腐敗組織已經形成了比較嚴密的體系。以《俄羅斯聯邦反貪污賄賂法》為例，該法的公布實施，使俄羅斯聯邦實現了從「權力反腐」向「制度反腐」、從「分散反腐」向「系統反腐」的轉變。了解俄羅斯聯邦反貪污賄賂法的立法進程及其特點，分析俄羅斯聯邦反貪污賄賂法的主要內容，對我國反腐敗法治的順利開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美國的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體系也十分值得借鑒。
8、計劃控制方面的法律：以預算為例。美國預演算法律制度體系已有二百多年的構建歷史，深深地烙印著美國權力制衡、預演算法定、程序規范和順勢而變的特徵。學習其在理順預算管理職責分工，建立健全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相互制約等方面的法律機制，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我國預算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和透明度，嚴格政府債務管理，控制和防範財政風險。
9、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以反恐為例。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反恐立法尚處於發展階段，法律法規的專門規定稀疏零散且可操作性不強，反恐立法進程任重而道遠。鑒於恐怖主義的復雜性和反恐斗爭的特殊性，以及反恐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復雜關系，決定了反恐立法並非易事。我國應在借鑒俄羅斯、德國、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的立法經驗基礎上，探索出適合本國國情的反恐立法之路。
10、教育方面的法律制度：依法治教是一個國家對教育實施較為成熟管理的標志。20世紀中後期以來，各國更加關注教育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把其視為對教育進行宏觀控制和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國外教育法制發展，成文教育法日益占據主體地位，教育法律體系日趨完善，教育法律法規的執行、監督制度日趨成熟，教育司法制度比較健全。我國應在廣泛借鑒的基礎上建立對教育法律法規適時的立、改、廢制度，在國家法制統一原則前提下，擴大地方教育立法許可權，健全並完善教育執法與監督機制，加強教育法學的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更好地服務於我國教育法制實踐。
11、環境方面的法律制度：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我國環境法律的覆蓋面已經相當廣泛，幾乎所有已知的重大環境問題都處在環境法律的覆蓋之下，就環境法律的覆蓋面而言，我國環境法律已經比較完備。在全社會建設「美麗中國」的新要求下，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面臨下一步的戰略突破口，學習國外相關法律制度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幫助，如美國的《國家環境政策法》對美國政府執政理念的轉型和行政決策程序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重大推動作用，深入研究該法將有助於我們確定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的發展方向和戰略突破口。

4. 行政執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 的國內外研究情況綜述或主要支撐理論

關於行政執法．

內容提要：行政從「管理」到「執法」的轉變是我國二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產物，是我國從幾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標志。行政的「執法」性質和「依法」特徵是由國家實行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發展目標和治國方略所決定的。「行政執法」在不同的場合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涵義，但其實質是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要有法律根據，是執行法律（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執行長官的意志，是受法律規范、制約而不是任意所為。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我們必須繼續推進行政執法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執法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執法體制、執法范圍、執法目標及執法主體與執法相對人的關系，是整個執法機制的轉換。

關鍵詞：行政執法、行政管理、行政行為、行政體制、行政執法機制

一、偉大的轉變：從「管理」到「執法」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行政等同於管理。我國古書中所謂「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國家政務管理 1。《漢語大詞典》對行政的釋義有二：其一為「執掌國家政權，管理國家事務」；其二謂「機關、企業、團體等內部的管理工作」 2。可見，無論古今，行政均指管理，管理無論內外，均可謂之「行政」。在許多外國學者的著述和詞典、辭典中 3，通常也將行政與管理等同，如德國學者平納特在其所著《德國普通行政法》一書中說，「行政」一詞常用於超出公法的其他地方，例如「家務管理」、「財產管理」等形式。這里提到的行政（作為行政法依歸的行政），乃是國家機器及其組織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4。原蘇聯行政法學者更是不僅將行政等同於管理，而且將行政法定義為「管理法」 5。

行政雖然長期以來一直被人們視同於管理，或謂公共管理、國家管理。但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前，行政通常指國家整個政務管理，是指管理整個國家事務，而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行政則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國家管理。西方許多傳統的行政法學家都曾這樣給行政下定義：所謂行政，乃除立法、司法以外的一類國家（及其他公權力主體）職能（作用、活動、行為） 6。至於作為行政的國家職能（作用、活動、行為）的實質和內容，則可歸結為執行與管理。所謂執行，可包括執行法律、政策、命令、指示、決議、決定，等等。所謂管理，可包括組織、指揮、發布命令、禁令、實施許可、徵收、進行監督、檢查、對違規者給予處罰、強制，等等。

執行並不等於執法。執法在執行中的比重決定行政的性質。古代的行政雖然可界定為國家整個政務管理，但這是就廣義的行政而言。在古代，同樣存在狹義的行政，狹義行政不包括宏觀決策，宏觀決策是作為最高統治者國王（皇帝）的行為，而狹義行政則是國王之下的官僚機構執行國王的命令、指示，下級官僚機構執行上級官僚機構的命令、指示，對國傢具體事務進行管理的活動。古代社會雖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一些國家的法律可能多一些，一些國家的法律可能少一些，卻不可能存在完全無法律的國家），但是，數量無疑很少（主要是刑法），而且，古代一般沒有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反映人民意志的專門立法機關（像我國這樣的東方國家更是如此）。因此，古代官僚機構的行政主要是（或基本上是）執行最高統治者和上級官僚機構的命令、指示，而不是執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點的執法因素，它也完全不能影響古代行政的整體性質。古代行政整體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執法」。

在現代，國家事務有了立法、行政、司法等的分權或分工。從理論上說，行政作為執行和管理，其執行主要應該是執行法律，其管理主要應該是依法實施法律。當然，除了法律以外，行政還要執行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制定的政策，執行本級行政機關所作的決議、決定，執行行政首長的命令、指示等。行政的職能和任務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有多少職能和任務，執法應該是現代行政的基本要素。但是，從事實層面說，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民主法治的水平不同，執法在各國行政中所佔的比重仍然是很不一樣的。有的國家執政者重視法治，在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都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法律，因此，這些國家的行政主要是執法，其行政管理實質即是行政執法。而在另外一些國家，執政者輕視法律，他們習慣於以政策代法、以命令代法、以言代法。這些國家雖有立法機關之設，但多隻重其形式而並不寄希望它發揮多大作用。這些國家自然不可能有完備的法律，既使有一些這樣那樣的法律，也並不準備真正使之付諸實施。因此，這些國家的行政主要不是執法，而是執行領導人的命令、指示，執行執政者的政策。其行政的實質是依領導人、執政者的隨心所欲，且往往是反復無常的意志管理社會，管理相對人，而不可能是行政執法。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機關也有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之設，但作為立法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很少立法，甚至很少開會，很少制定和發布決議、決定。從而行政的基本職能和任務不是執法，不是執行人民代表機關的決議、決定，而是執行黨的政策，執行政府的計劃，執行領導人的指示，執行上級的命令等。行政的依據主要是紅頭文件和行政長官的指示、命令。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行政各領域（公安、工商、交通、城建、稅務、海關、貿易、商檢、環保、質監、計量、醫葯、衛生、文化、教育、科技、體育等）尚處於基本無法，甚至完全無法的狀態，此時的行政還只是「管理」（行政管理），而不是「執法」（行政執法） 7盡管這個時期的行政管理與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前的行政管理在內容和范圍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性質上並沒有根本轉變。我國行政從「管理」到「執法」的轉變（即性質上的根本轉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1984年，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同志在一次與新聞界人士的座談會上明確提出我們國家要開始一個歷史性的轉變：「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依靠政策，還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辦事」 8。此後，國家立法，特別是行政領域的立法，明顯加快了步伐。1984年至1990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規就達幾百件之多。其中：

涉及公安管理的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國人出入境管理法》、《集會遊行示威法》、《保守國家秘密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消防條例》、《居民身份證條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條例》等；
涉及工商、稅務管理的有：《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廣告管理條例》、《工商企業名稱登記管理暫行規定》、《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農業稅條例》、《工商統一稅條例》、《產品稅條例》、《增值稅條例》、《營業稅條例》、《資源稅條例》、《鹽稅條例》、《國營企業所得稅條例》等；

涉及外經、外貿管理的有：《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涉外經濟合同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進口貨物許可制度暫行條例》、《邊境小額貿易暫行管理辦法》、《技術引進合同管理條例》等；

涉及醫葯、衛生管理的有：《國境衛生檢疫法》、《傳染病防治法》、《葯品管理法》、《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醫療事故處理辦法》、《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化妝品衛生監督條例》、《麻醉葯品管理辦法》、《醫療用毒性葯品管理辦法》、《精神葯品管理辦法》、《放射性葯品管理辦法》等；

涉及海關管理的有：《海關法》、《關稅條例》、《海關法行政處罰實施細則》、《海關工作人員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規定》等；

涉及農業、林業管理的有：《草原法》、《森林法》、《漁業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種子管理條例》、《家畜家禽防疫條例》、《獸葯管理條例》、《森林防火條例》、《森林病蟲害防治條例》等；

涉及土地、水、礦產資源管理的有：《土地管理法》、《水法》、《礦產資源法》、《河道管理條例》、《土地復墾規定》、《礦產資源勘查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礦產資源監督管理暫行辦法》等；

涉及城建、環保管理的有：《城市規劃法》、《地名管理條例》、《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條例》等；

涉及交通、郵電管理的有：《郵政法》、《水路運輸管理條例》、《航道管理條例》、《公路管理條例》、《漁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條例》、《鐵路運輸安全保護條例》、《鐵路交通檢疫管理辦法》、《民用機場管理暫行規定》、《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等；

涉及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管理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掃除文盲工作條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學校體育工作條例》、《幼兒園管理條例》、《廣播電視設施保護條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專利法》、《技術合同法》、《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條例》、《關於技術轉讓的暫行規定》、《關於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實驗動物管理規定》、《國家體育鍛煉標准施行辦法》等；

涉及國防、外事管理的有：《兵役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官服役條例》、《軍事設施保護條例》、《徵兵工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士兵服役條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等。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國進一步加快了行政法的立法步伐，不僅部門行政法逐步趨於完善，而且開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為行政法基本體系架構支柱的基本法，如《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國家賠償法》、《行政監察法》、《立法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以及即將出台和正在制定的《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行政程序法》等。

作為行政法基本體系架構支柱的基本法不完全同於部門行政法。首先，部門行政法只適用於相應行政管理部門或領域，而行政基本法適用於所有或多個行政管理部門。如作為部門行政法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只適用於公安管理的治安管理領域，而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處罰法》則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公安、工商、海關、稅務、文化、教育、科技等）的行政處罰，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更是不僅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的行政處罰，而且適用於所有行政管理部門的所有行政行為。其次，部門行政法通常只為各行政部門的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而行政基本法同時為整個行政法制監督、行政責任和行政救濟提供法律依據，例如，《行政監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國家賠償法》即為對行政行為的監督，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失職行為責任的追究，對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對人的救濟提供了法律依據。第三，部門行政法為行政從「管理」轉化為「執法」提供了直接的動力和條件，沒有部門行政法，執法即失去了前提：相應部門，相應行政領域沒有法，無法可執，則只能按政策辦事，按長官指示辦事，「管理」不可能轉化成「執法」；而行政基本法則為部門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提供了動力和條件，因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國家賠償啟動了對各部門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如果某部門行政法不健全、完善，敗訴，賠償的壓力就會促使該部門盡快去健全、完善該部門行政法，而《行政程序法》一類的行政基本法亦可以指導部門行政法的健全、完善。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各個行政管理部門和領域都已陸續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規和規章，雖然尚未達到健全、完善的程度，某些部門（如新聞、出版、結社等）可能還很不完善，但整體上應認為已初步實現了有法可依。就行政基本法而言，作為構成行政法體系的支柱的基幹法律，現在大多數也已制定出來了，並且由這些法律設計的制度（如行政復議制度、行政訴訟制度等）也已陸續開始運作。因此，我國的行政在整體上應認為已初步實現了由「管理型」到「執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轉變，「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轉化成了「行政執法

5. 馮英的科研項目

1.作為項目負責人主持《依法行政的有效路徑研究》項目(批准號：06BZZ014)。
2.2004-2006，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非營利組織的生成模式和協調發展機制》。
3.作為項目負責人主持北京科技大學科研基金項目4項。分別為：2002-2003年《中國自由民主理念的源頭》，2004-2005年北京科技大學一般項目《醫療體制改革的價值取向與行為選目前擇》，2006-2007年北京科技大學一般項目《我國土地聽證制度研究》。《地方行政立法程序問題研究》。
科研獲獎
1.專著：《嚴復自由主義思想解讀》獲北京科技大學2009年優秀科研成果獎。
2.編著：《外國的社會救助》、《外國的醫療救助》、《外國的志願者》、《外國的慈善組織》、《外國的失業保險》獲北京科技大學2010年科研成果獎。
3.論文：《嚴復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獲2003年北京科技大學優秀論文二等獎。
4.教材：《國家公務員制度》（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獲校優秀教材二等獎（參寫）。
5.論文：《論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及其何以可能》、《現代社會視閾中的政治合法性問題研究》、《行政立法中的公眾參與問題研究》、《政府統計中的失信問題研究——一種基於建設誠信政府背景下的分析》2009年獲北京科技大學科研成果獎。

6. 寫開題報告國內外研究成果時應該怎麼引用才不算抄襲

開題報告是不會查重的吧。。在論文中，有些會用到國內外研究成果，如果要機檢，你就同樣需要把成果用自己的話表述出來。

7. 國內外研究現狀怎麼寫

首先對與畢業論文選題和論文要點相關的專著進行分類，然後從中選出最具代表性的作者。 在撰寫畢業論文時，概述這些主要觀點，並指出代表性的作者及其發表觀點的年份。

還必須區分國內外的研究現狀，以審查研究的不足之處，即不涉及哪些方面，是否存在研究空白或研究不深入，尚未解決哪些理論問題。 解決，或者研究方法有哪些缺陷。 需要進一步研究。

(7)國內外關於立法程序的研究成果擴展閱讀

一種是要注意不要將研究現狀寫為事物自身發展的現狀。 例如，要寫出股指期貨研究的當前狀態，您應該寫出哪些專著或論文，哪些作者以及您有什麼看法，而不要寫出什麼時候進行股指期貨本身，什麼類型的交易 ，以及它們如何演變。

二是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三是不要寫得太少。 如果只寫一小段文字，則意味著您沒有閱讀太多材料。

第四，如果沒有與畢業論文選題直接相關的文獻，則選擇一些更接近畢業論文選題的內容來撰寫。

8. 高分求論文開題報告

內容摘要：隨著全社會環境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綠色貿易壁壘」逐漸形成並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造成很大影響。本文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遭受綠色貿易壁壘阻礙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與綜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旨在降低綠色貿易壁壘對現行我國農業的不利影響並推動我國農業朝著可持續性的綠色農業方向發展。
關鍵詞：綠色貿易壁壘 環境保護 農產品 出口

我國農產品出口屢遭綠色壁壘阻礙

隨著整個社會環境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國際間的農產品貿易已成為各類環保規則及標准所涉及的主要領域。一個例子就是WTO框架下的《貿易技術壁壘協議》及《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規定成員國政府有權採取適當措施，確保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劑影響，確保人類健康免遭進口動植物所攜疾病的損害。這些例外條款賦予成員國根據本國環保水平制定對本國產品和進口品同時生效的環保標準的權力。這些制度層面的變化客觀地支持了綠色貿易壁壘的形成。
綠色貿易壁壘是指各世貿組織成員為保護環境和國民健康，對進出口商品制定的技術、安全和衛生標准。但須遵循兩個原則：非歧視性原則；對發展中國家成員設立這些措施時應予特殊考慮。在此基礎上，世貿組織對於「正當綠色貿易壁壘」予以肯定。然而，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且對所謂「正當綠色貿易壁壘」並無規范和公正的評判標准，這一權力不可避免地被許多進口國濫用。
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到最後的消費都與環保問題息息相關，綠色貿易壁壘必然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產生重大影響。一般說來，綠色貿易壁壘只對發展中國家起作用。發達國的經濟基礎好、技術水平高、環保意識強，環保標准比較嚴格，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技術落後，環保水平和環保標准在短期內無法與發達國相比。為了競爭的需要，發達國家常常制定過分苛刻的環保標准。綠色貿易壁壘成為發達國家利用世貿組織協議下允許的游戲規則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市場的不公平競爭手段。其結果是發達國家的農產品能順利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往往因難以達到發達國家的環保標准而被拒之於發達國家之外。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農業生產的環保水平還比較低，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法及過程、包裝貯運、產品成分及性能等與先進國家相比都有較大差距。因此我國是受綠色貿易壁壘影響較大的國家。據聯合國統計，2002年我國約有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價值74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因綠色貿易壁壘受阻。以養蜂業為例，我國是世界蜂業大國，蜂蜜產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今年年初，歐盟以我國蜂蜜所含氯黴素等抗生素超標為由，中止進口中國蜂蜜。歐盟國家的許多商場陸續將中國產蜂蜜撤下櫃台，停止出售；已運抵歐盟國家的中國蜂蜜被執行退運。歐盟甚至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的動物源性食品和水海產品。另外，中國成為受到美國「綠色貿易壁壘」限制進口最多的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對我國的許多農產品實施了綠色貿易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給我國農產品出口帶來了巨大損失，嚴重削弱了我國出口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因此，合理應對國際貿易中日益苛刻的綠色貿易壁壘，是走出我國農產品出口困境和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迫切要求。

我國農產品出口受綠色壁壘阻礙的成因分析

客觀地分析，我國農產品出口所陷綠色貿易壁壘困境，其原因來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競爭壓力下產生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則來自於我們自身。
外部因素
世貿組織中許多有關環境保護的協議和規則，缺乏規范性和統一性，存在諸多漏洞，爭端解決機制不完善，例外規則滋生機會主義行為。如關於食品衛生安全的規定就比較模糊。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一些國家把這些並不完善的規則當作制定歧視性政策的依據，為限制進口的手段帶上合理合法的面具。在WTO目前的框架下，缺乏應有的雙邊或多邊的非正式的協調溝通機制，一旦出現某種變化，進口國往往無法及時採取補救措施而遭受巨大損失。如青島海關2002年1至3月被退運凍雞505.4噸，就是因為進口國實行了新的檢疫標准。
內部因素
我國環境標准與國際標准相比過低，缺乏一套統一的環境認證體系。在現有的19278項國家標准中，採用國際標准和國外先進標準的不足50%，高新技術標准嚴重缺乏。此外，國外在產品研發階段就已開始制定標准，而我國的標准制定卻存在滯後期，周期也長。國內較低的環保標准和落後的環保貿易法律體系，使得我國在應對綠色貿易壁壘方面陷於被動地位。
農產品外貿體制不完善。改革開放後，國有外貿公司進出口專營的壟斷局面被打破，但我國農產品出口還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體制。通常的做法是，擁有進出口權的貿易公司通過收購或者事先簽訂的訂單從農村獲得貨源，經過進一步的加工和包裝，然後出口。其弊端是生產與出口主體分離，負責生產的管不到出口，負責出口的也難以參與生產。這種分離造成了主體利益的不一致性，致使交易雙方掌握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滋生。
缺乏服務於農產品生產、銷售的中介組織，造成農產品市場信息無法及時獲取、傳遞和擴散。經常出現某家企業在遭遇綠色壁壘後的一段較長時間內，國內其他企業重蹈覆轍的現象。如2002年歐盟禁止進口我國動物源性食品，由於信息不暢，企業各自為戰，以至接二連三地遭遇退運，損失慘重。
土地聯產承包經營責任製作為一項產權制度安排，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然而隨著我國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經濟環境發生很大變化，其弊端也逐步顯示出來。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產品出口的最大障礙就是其生產分散性。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生產方式缺乏協調統一性。如造成病蟲害防治的不同步性，導致防治的不徹底，從而增加農葯噴灑的次數和數量，使得我國農產品的農葯殘存量超標。缺乏規模經濟效應以及農業投入不足，難以生產出高標準的綠色環保產品。
農產品生產的稅收和財政制度不完善。如當前農業補貼採取的常用方式是直接把補貼款交到農民手裡，其實施效果與目的產生了偏差。對農戶來說，人均分得少量的補貼款並不能對其生產帶來多大的支持，農戶更缺乏的是技術，更急需的是市場。因此，在稅收和財政補貼上，應該向從事農業一體化生產和經營的企業及中間組織傾斜，向綠色產品生產企業和農戶傾斜，對從事農業技術研究和綠色無公害產品開發的機構給予財政支持。目前我國對農業科研投入和農業技術推廣的財政支持很少。據統計，1996年我國政府對農業科研投資強度不及發達國家平均數(2.37%)的1/10，也不及30個最低收入國家簡單平均數(0.65%)的1/3，大大低於印度、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對綠色技術研發和綠色產品生產缺乏金融支持。二元經濟下的農村金融制度不完善導致大量資金通過金融系統流出農業部門，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推算，1979－2000年，通過農村信用社和郵政儲蓄的金融資金凈流出量為10334億元。其中農村信用社凈流出8722億元，郵政儲蓄凈流出1612億元。從事綠色產品開發和生產的中小民營企業缺乏抵押資產，很難獲得信用貸款；就直接融資來看，我國資本市場不完善，從事綠色技術研發的投資的風險資金也沒有退出的渠道，限制了綠色產品研發的風險資金投入。

跨越農產品綠色貿易壁壘的政策建議

以上筆者從國際貿易規則、環保標准、外貿體制、中間組織、農業土地制度及財政金融制度等方面，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遭遇綠色關稅壁壘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筆者認為：
針對內因
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將農業生產導入綠色農業的軌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起主導作用，對不利於環境保護的農業生產實施收縮戰略；對符合環保潮流，採用新型先進的環保生產技術的生產進行大力扶持。我國入世後，在綠色農產品生產方面進行了初步嘗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的綠色食品生產總量達到1000多萬噸，基地4000多萬畝，產值100多億元，這些綠色食品的出口還沒有被退回的案例。
在農產品生產、加工、包裝和運輸過程中推行全程質量控制技術，建立農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體系，建立與國際質量標准接軌的農業質量標准體系。
改革農產品外貿體制，進一步擴大農產品生產企業進出口經營權，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使出口企業能夠從生產、加工到包裝、銷售等各個環節，控制農產品的質量和環保標准。
建立和完善行業協會、農產品出口商會等中介組織，通過它們反映企業的要求和問題，收集企業所需的信息，使之成為農產品出口綠色標准、技術成果等相關信息交流和發布的平台。此外中介組織還應協調行業內企業之間關系，以民間組織角色與國外有關部門交涉和協商，為行業會員提供優良服務。
改革農村土地制度。包括重新構造農地產權制度，明晰土地產權；建立承包土地社會保障制度，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建立土地使用權流轉制度，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經營。
通過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以及金融支持來增加農業投入。完善農村財政金融制度，對綠色農產品生產農戶、綠色農業經營企業、綠色農業技術開發單位增加財政補貼並實行稅收減免；通過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發展銀行對其進行信貸支持；鼓勵和扶持有潛力的綠色農業經營企業通過二板市場上市，從資本市場獲取資金支持。
針對外因
按照世貿組織《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迅速設立我國的「綠色貿易壁壘」，建立和完善國內環保貿易法律體制。同時，積極推行ISO14000環境管理新體系。引入ISO14000系列國際環境標准，以規范企業等組織行為，達到節省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促進農產品出口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
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綠色貿易規則的制訂及建立同外國貿易管理部門的信息溝通機制。政府應積極開展「環境外交」，參與國際環境公約和國家多邊協定中環境條款的談判。在國際的多邊貿易組織中，充分發揮貿易大國的作用，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協調與合作，制定一些有利於發展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能承受的國際環保標准，或者在一些國際標准中附加保護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免受發達國家歧視的保障條款。
積極與他國交涉協商，爭取建立有效的雙邊或多邊的非正式協調溝通機制，使我國可以及早獲得進口國的新環保標准，及時通報相關企業和出口商採取補救措施，並且估計本國所受影響程度以及達到新標準的能力的速度，與進口國進行協商談判，爭取有利於我國的實施標准和時間安排。

9. 關於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的研究成果（主要就是有哪些學者關於這一方面有些什麼著作）

《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研究》作者：袁達毅等
導 言

農村基層民主是基層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已走過了50多年的路程。在這50多年的時間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是圍繞著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進行的。基層民主建設是國家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與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50多年來，中國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與國家民主政治建設一樣，走過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制度，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這一制度經1982年憲法確認後，成為國家憲政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後，經過80年代前期的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全國農村基層組織的組織形式和性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和小隊的基礎上建立了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不再是行政機關的下屬機構，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廣泛深入地開展村民自治，已成為此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主要任務。

北京市農村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工作始於1981年，完成於1984年。自20個世紀80年代以來，北京市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與其它省市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情況，是本項目研究的重點。

本項目研究由基本情況研究和對策研究兩大部分組成。

（一） 基本情況研究部分

這一部分是對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歷史和現狀的描述和分析，共11章。各章的基本內容是：

第一章，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的沿革。從解放初期到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以前，北京市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經歷了幾個不同的時期。本章的任務和目的是：考察這一歷史時段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情況，分析、研究不同時期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以便更好地認識和理解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現實，更好地把握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未來。本章將這一時間段的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即解放初期（1949－1950）、互助組及合作社時期（1950－1958）、人民公社時期(1958－1983)。由於1983年以後的情況是本項目研究的重點，在後面的有關章節中要專門進行研究，因此，沒有列入本章討論的范圍。

對於解放初期的情況，主要介紹和分析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村基層政權的建立，介紹了摧毀偽保甲制度的基本做法以及建立鄉、鎮、行政村人民政府的具體過程，同時簡要敘述了自然村組織、農民協會、婦女聯合會的建立和它們的歷史作用。二是土地改革運動，介紹了北京市土改前的土地、階級狀況，土改政策的制定，土改運動的步驟、做法及成果，闡述了京郊土改的基本經驗和意義。

對於互助組及合作社時期的情況，主要介紹並分析了這一時期北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概況、農村基層組織體制、農村基層民主選舉、農村經濟組織的民主建設與民主管理、黨組織與農村基層民主的關系等。著重描述了農村經濟組織在民主建設、民主管理方面不斷探索、積累經驗、糾正偏差和逐步發育成熟的過程，總結了互助合作運動中農村經濟組織在民主建設、民主管理方面取得的有益經驗，並對互助合作運動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合作化實現後在京郊農村普遍出現的深層次問題進行了理論分析。

對於人民公社時期的情況，主要介紹並分析了以下幾方面內容：一是人民公社產生的歷史背景，對北京農村的「大躍進」運動作了客觀描述；二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態，包括公社的規模、體制、所有制形式、分配製度、農民群眾生產生活的狀態；三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嚴重後果，即浮誇風、瞎指揮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及其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影響；四是人民公社體制的調整和穩定；五是人民公社體制的特徵和弊端以及人民公社制度解體的歷史必然性。

第二章，農村基層組織。這一章的主要任務是，介紹北京市農村基層組織的設置情況和職責任務。北京市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即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和農村合作經濟組織。

關於村級黨組織。北京市村級黨組織的建制形式主要有村黨委、村黨總支和村黨支部。在村級黨組織介紹中，介紹了全市村級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設置情況，村級黨委、黨總支和黨支部的人員設置、職責任務及其下設機構的情況。由於黨的文件和國家法律對村級基層黨組職責任務的規定，沒根據組織的建制形式分別進行規定，因此，在介紹村級黨組織職責任務時，也沒有分開進行介紹。從實際情況看，不管村級黨組織的建制形式如何，其職責任務基本相同。

關於村民自治組織。北京市村民自治組織的機構設置主要有：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委員會、民主監督理財小組和村民小組。在介紹村民自治組織時，對各種自治機構的設置和職責任務分別進行了介紹。

關於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村合作社。北京市和其它很多地方不同的是，村合作社是村級組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村合作社主任一般由書記兼任，在村務決策和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介紹村合作社的情況時，主要介紹了村合作社的性質、社員的權利義務、合作社的集體資產、職能和任務、機構設置及職責等方面的情況。

第三章，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本章討論的問題，部分與第四章的內容相同，但討論問題的角度不同。此外，不能納入第四章討論的制度建設問題，都將在本章予以討論，因此，討論問題的范圍也要寬些。本章對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討論，分中央、地方和基層3個層面進行。之所以叫「中央層面」而不叫「國家層面」，主要考慮是，在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黨的中央組織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把黨的中央組織納入國家范圍之內，似有不合理之處。

在介紹和討論中央層面進行的制度建設時，對中央層面制度建設的歷史進程、基本特徵和主要作用等進行了研究分析。在歷史進程的介紹中，對每一階段的主要做法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項目研究涉及的地方層面情況，是北京市的情況。對於北京市的情況，又分市和區縣兩級進行介紹和討論，主要內容是，市和區縣兩級制度建設的基本進程、與中央層面制度建設的關系、特點和作用等。同地方層面一樣，基層層面涉及的情況，都是北京市的情況。基層層面的情況分為鄉級和村級進行討論。其主要內容是，鄉村兩級進行制度建設的主要過程、制度建設的主要內容和作用等。

第四章，法律法規與農村基層民主。本章主要探討國家和地方立法在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的作用、存在的問題和完善立法的措施等。本章分為3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國家法律法規、北京市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等。第二部分總結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中的經驗與成就。第三部分指出了北京市在村民自治法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對策建議。

第五章，村級規約與農村基層民主。本章對村級規約的涵義和基本特徵，北京市村級規約的制定、基本內容與功能，以及村級規約建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提出了加強村級規約建設的建議。

第六章，民主選舉。本章介紹了村民委員會選舉在全國發展和改革開放後北京市村委會選舉的情況，並根據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情況，介紹了村民委員會選舉的基本做法，總結了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主要經驗，對村民委員會選舉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進工作的建議。為了進一步探討選舉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本章還介紹和分析了一些典型案例。

第七章，民主決策。充分發揮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的決策主體作用，積極發揮農村兩委聯席會議制度的主導作用，同時大力倡導村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開展民主（議政）日活動，促進決策活動的科學化、民主化，是北京市農村基層民主決策活動的主要特色。本章主要對民主決策基本形式、主要程序、主要做法與經驗、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介紹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策建議。並選擇了祖村、常屯村、漁兒溝村、北庄村等村民主議事的案例，說明了北京市農村村級民主決策正在逐步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向發展。

第八章，民主管理。村級民主管理是現階段村民群眾依法行使自治權的具體體現，體現了現代民主和法治精神。本章主要介紹了北京市農村民主管理的主要做法與經驗，重點探討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的制定與實施。通過萬泉寺村民主管理、以章治村的典型案例剖析了以制度治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出只要是按照制度辦事，無論誰來具體辦理，都可以說是全體村民在行使管理權。

在研究中，我們將村級民主管理、村級財務管理、村級政務管理、村級事務管理以及印章管理、村級幹部管理分別進行了介紹和探討，既總結了這些民主管理活動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完善民主管理的一些建議。

第九章，民主監督。北京市村級民主監督的主要做法就是通過形式多樣的村務公開、民主評議和村委會報告制度來實現廣大村民群眾的監督權。本章主要介紹了北京市開展村級民主監督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並以柏崖廠村的公開辦事制度、南海村的亮相制度以及新房村的民主評定幹部報酬制度為例，考察了北京市農村在村務公開、民主評議方面的制度創新。最後，指出了民主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若干對策。

第十章，城市化與村民自治。本章討論的問題是，城鄉社會變遷與村民自治的興起和發展，村民自治主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城市化與村民自治中「兩委」關系的建設，城市化對村民委員會和鄉鎮行政關系的影響，城市化進程中村民自治的變遷對立法的訴求，城市化發展與村民自治價值的實現。

第十一章，經濟全球化、北京城市功能建設與村民自治。這一章，考察和分析了3個問題。一是描述和分析了北京市由封建帝都轉變為人民首都後，首都北京城鄉功能的形成與變遷。二是從政治安全與城鄉社會穩定、「首都經濟」的發展與鄉村經濟的功能、文化多元化與首都文化建設3個方面，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對首都北京城鄉功能建設的影響。三是分析了國際化首都城市建設與村民自治的發展關系。

這樣安排上述各章的內容，與本項目研究的定位密切相關。在結構上的考慮是，從歷史到現實，先介紹和分析歷史過程，然後再進行現狀描述和現狀分析。在進行現狀描述和分析時，先介紹農村基層組織設置情況，然後再描述和分析制度建設和實施情況。第九章是村民自治中的特殊問題，第十章是北京專有的問題，這兩章在一定意義上講，屬於專題性研究，因此放在最後討論。

（二） 對策研究部分

這部分由4篇調查（研究）報告組成。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篇，完善村民自治立法，發展農村基層民主——關於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自治法」的建議與思考。這篇研究報告於2000年下半年完成，並提交給了民政部基層政權與社區建設司，後被收入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村民自治論叢》一書。該研究報告對制定「村民自治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村民自治法的內容和結構進行了探討，同時，對村民自治及立法中的有關問題，諸如立法的思路、村民委員會同其它村民自治機構的關系、村民自治中的基層黨組織民主建設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分析，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第二篇，村民委員會選舉：經驗、價值、問題與對策—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調查與思考。這篇調查報告於2001年下半年完成，並提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2001年上半年，應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辦公室邀請，參加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調研工作。這篇調查報告就是根據調查的情況寫出來的。該報告描述了北京市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基本情況，介紹了換屆選舉的基本做法，總結了這次換屆選舉取得的經驗，分析了選舉的成就、價值和存在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完善立法和改進工作的建議。

第三篇，規范村民自治，發展農村基層民主——關於北京市村民自治情況的調查。這篇調查報告於2002年初完成。2001年下半年，參加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組織的調查研究工作。2002年初，完成了這篇研究報告，並提交給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有關部門。該報告總結了北京市在開展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做法與經驗，指出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第四篇，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的情況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完成於2002年下半年，並交給了北京市民政局政權處。2002年上半年，是新一屆村委會工作的第一年。應北京市民政局政權處的邀請，參加了北京市第五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後的情況調查。這篇調查報告就是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該報告從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制度建設、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對新一屆村委會的工作成效進行了總結。對當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中存在的基層組織建設薄弱、民主程序建設相對滯後、村務公開不夠規范、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進行了描述和分析，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10. 基於國內外研究進行文獻梳理,概述鄉村振興戰略的法治保障目前的研究現狀與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