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3
1. 國務院部門透明指數的法治報告
中國社科院發布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司法政府透明度報告等，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在省級檢院中透明度排名第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2（2014）》（以下簡稱「法治藍皮書」）；內容涉及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統計，對2014年反腐敗行動障礙的預測，以及司法和政府部門透明度指數的報告。
雖然三大內容里提到了不少數據，但最突出的還是國家鐵路局的透明指數為「0」；被查處貪官過半栽在了「59」歲；2014年兩個月就查了腐敗官員「79」個。
81個法院司法透明度的平均分為42.1分，及格率為18.5%。上海高院排名第一，最高院排在第21位。而在檢察機關評測中，最高人民檢察院（53分）表現優異，居2013年度全部測評對象之首，重慶次之；在省級人民檢察院中，重慶（52.5分）則高居榜首。
省級人民檢察院透明指數
重慶 52.5
湖北50
廣東49
湖南44
山東42.5
不少法院不敢公開或滯後公開信息
報告稱，有些法院對公開與穩定關系的認識還不到位，對群體性案件未能脫敏，不敢公開，認為公開影響穩定。同時，法院信息公開存在滯後現象。本年度預算和上年度決算以及「三公經費」公開也面臨類似問題。法院聯系電話的有效性也較差，與公眾的互動渠道不暢通。
報告顯示，公眾旁聽案件庭審的權利未得到有效保護。旁聽是公眾監督案件庭審最為直接的方式。可法院普遍對公眾旁聽權的行使設置門檻，如要求攜帶身份證，甚至要求聯系主審法官；還有不少法院的工作人員對旁聽事宜不熟悉，有的甚至直接拒絕公眾旁聽。
不少部門以落實保密規范自保。報告提到，在申請國務院部門公開人事方面信息的時候，項目組遇到眾多部門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的情況。這些部門所依據的保密規范為《人事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定》。該文件出台於20世紀80年代，已完全不能適應當前國家推行人事編制信息公開的政策和做法。 被查處貪官，「59歲現象」明顯
據中紀委公開的數據，截至2013年12月，其2013年查處的公職人員中，共披露有123人的詳細信息。其中，51歲至60歲年齡段人數最多，占總人數的53.7%。而以往官員「裸退」就「平安著陸」的慣例正在被打破。
部分公職人員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藍皮書指出，公布信息的123人中，有31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調查。而這31名落馬官員中，「59歲現象」明顯。「59歲現象」是指公職人員在臨近退休年齡之際，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貪腐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主任、《法治藍皮書》主編、研究員田禾告訴記者，由於在職和退休待遇相差較大，部分公職人員具有心理落差。另外，「臨近退休，部分掌握權力的公職人員往往希望在離職前撈一把。」
不少官員為晉升追求高學歷
藍皮書指出，被查處公職人員的最低學歷為大專，最高學歷為博士。其中，研究生以上60人，佔48.8%。
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劉鐵男，官方簡歷稱其是經濟學碩士、工學博士，還曾獲名古屋市立大學「修士學位」，但後被指涉嫌偽造。在當前，確實也存在不少官員把高學歷作為仕途晉升的砝碼。
田禾表示，貪腐與受教育程度無直接關系，關鍵在於權力是否受到了有效的監督制約，是否有效防止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
腐敗公職人員中廳局級官員最多
在被查處的123名腐敗公職人員里，廳局級（含副職）人數最多，為70人，佔56.9%；省部級（含副職）、縣處級（含副職）位列第二、第三位。此外，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人民團體中涉案人員比例越來越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治國情調研室副主任、法治藍皮書工作室主任、副研究員呂艷濱表示，從實際權力結構來看，廳局級官員是公職人員中堅力量，其直接掌握著大量與市場和資源有關的行政審批權，權力如果不受約束，貪賄的可能性就會增大。
被查處人員年齡分布
31-40歲1人
41-50歲21人
51-60歲66人
61-70歲13人
不詳22人
被查處人員文化程度
大學（含大專） 36人 29.2%
研究生及以上 60人 48.8%
學歷不詳 27人22%
被查處人員所在單位性質
事業單位 15人12.2%
黨委 26人21.1%
政府 48人39%
人大 6人4.9%
司法機關 2人1.6%
國有企業 15人12.2% 兩月查處79官員，裸官監管需加強。
根據中紀委網站披露的數據，進入新的一年，反腐勢頭依舊未減。2014年至今，僅兩個月的時間，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就公開了約79名公職人員被查處的信息，涉及18個省份。但藍皮書專家組認為，2014年，反腐敗仍然會遇到諸多障礙。
由於中國相關的法規和管理體制尚不完善，加上中國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引渡、罪贓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異，使得腐敗公職人員外逃後能夠得到某種庇護。田禾表示，需加大對「裸官」以及其他可能外逃公職人員的監管。摸清裸官的數量，加強裸官監管，要求其申報海外資產；要加強公職人員出入境管理，防止公職人員的非正常出境。
田禾指出，有關部門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申報海外資產的規定，將對貪官隱匿財產、規避制裁是一個沉重的打擊。2014年還將明確財產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的途徑。此外，網路將繼續成為反腐敗的重要渠道。
藍皮書預測，2014年繼續對腐敗行為保持高壓態勢，並將就如何進一步鞏固反腐敗工作的成果，研究有效制約和監督權力運行的體制機制。田禾分析，隨著中央懲治腐敗力度的不斷增大，持續推動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的加快形成。
2. 中國法治發展的總趨勢是什麼向什麼的轉變
人治向法治的轉變，實質上就是主觀意識向客觀事實的轉變，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
3. 《2014年中國法治發展報告》顯示，多少人參與的群體性事件最多
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源頭：1事件出來沒有及時的跟進答復處理，造成處理版滯後事件惡化 2 群眾受到權蠱惑 3大的事件項目沒有暗中充分徵求社會意見 4沒有一整套處理的方案，事件出來產生慌亂 5小部分群體製造混亂沒有及時的監控 6群眾的想法心思不了解 7做事以家長式的行事方式 8脫離群眾比較遠，活在不現實中 9 項目或行事時脫離常規和道德底線。10腐敗造成的事件惡化。怎麼避免啊，只要用心處理就好，考慮一下哦
4. 張保生的學術成果
譯著
1、《艾倫教授論證據法（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與王進喜等譯）。
2、《證據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與朱婷、張月波等合譯）。
3、《社會交際心理學－人際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與李暉、樊傳明合譯）。
4、《證據法——文本、問題和案例》，羅納德.J.艾倫、理查德.B.庫恩斯、埃莉諾.斯威夫特著，張保生、王進喜、趙瀅譯，滿運龍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5、《世界貿易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與滿運龍合譯）。
6、《社會交際心理學－人際行為》，湖南出版社1992年7月版（與李暉合譯）。
著作
1、《證據法學》（教材第2版），中國政法大學2014年版（主編）。
2、《中國證據法治發展報告2012》，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與常林共同主編）。
3、《中國證據法治發展報告2011》，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與常林共同主編）。
4、《證據法學》（法碩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與王進喜、張中、吳丹紅、房保國合著）。
5、《中國證據法治發展報告2010》，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與常林共同主編）。
6、《中國證據法治發展報告2009》，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與常林共同主編）。
7、《中國證據法治發展報告1978-2008》，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與常林共同主編）。
8、《證據法學》（教材），中國政法大學2009年版（主編）。
9、《人民法院統一證據規定（司法解釋建議稿及論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主編）。
10、《法律推理的理論與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4月版（獨著）。
11、《思維學引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與陳新夏、鄭維川合著）。
12、《管理哲學綱要》，紅旗出版社1987年10月版（與肖明等合著）。
論文
1、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需處理好十個關系，載《人民論壇》2014年11月上。
2、審判中心與證據裁判，載《光明日報》2014年11月5日理論版。
3、檢察業務考評與錯案責任追究機制的完善（與張晃榕合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4年第4期。
4、Reforming the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in China, Asian Criminology (2014)9:103-124, DOI10.1007/s11417-013-9179-x(Co-authored by: Fei Zheng).
5、《世界法治指數對中國法治評估的借鑒意義》，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6期（與鄭飛合作）。
6、The Value Basis ofEvidence Rules, in Deshun Li editor, Values of Our Times, Springer the Languageand Science, pp.259-272,3-5-2013(Co-authored by: Chuanming Fan).
7、《刑事錯案及其糾錯制度的證據分析》，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1期，《新華文摘》2013年第13期全文轉載。
8、Applications andTrends of Digital/Electronic Evidence in Chinese Litigation, IUS GENTIU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JUSTICE, VOLUME 15, Springer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12, pp.305-323 (Co-authored by: Huangxun Chen).
9、《2010年中國證據法治前進的步伐》，載《證據科學》2012年第2期。
10、《證據制度建設是司法改革首要任務》，載《中國改革》2011年第9期。
11、Evidentiary Provisions of the People』s Courts andTransition of the Judges』 Role, SUPREME COURT LAW REVIEW (2010), 49 S.C.L.R.(2d), pp.491-509.
12、《證據法學篇》，《中國法治30年回顧與展望1978-2008》，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合作第一作者）。
13、《審判職能、說服責任與「案結事了」》，《證據科學》2009年第6期。
14、《推定是證明過程的中斷》，《法學研究》2009年第5期。
15、《論中國特色證據法學體系的建構》，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年第6期。
16、《美國證據法的價值基礎——以<聯邦證據規則>為例的分析》，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與滿運龍、龍衛球合作）。
17、《證據規則的價值基礎和理論體系》，《法學研究》2008年第2期。
18、《WTO反歧視改革模式與歐盟對華貿易政策》，《國際貿易》2007年8月號。
19、《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法學研究》2006年第6期。
20、《學術評價的性質和作用》，《學術研究》2006年第2期。
21、《人工智慧法律系統的法理學思考》，《法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2、《法律推理中的基本矛盾》，《法理學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23、《論法律推理的本質特徵》，《吉林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24、《法律推理活動和學說的歷史考察》，《煙台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
譯文
1、[美]羅納德·J·艾倫：「刑事訴訟的法理和政治基礎」，張保生、李哲、艾靜譯，載《證據科學》2007年12月，第15卷，第1、2期合刊。
2、[美]羅納德·J·艾倫：「相關性和可采性」，張保生、強卉譯，載《證據科學》，2010年第3期。
3、[美]羅納德·J·艾倫：「證據法的理論基礎和意義」，張保生、張月波譯，載《證據科學》，2010年第4期。
4、[美]羅納德·J·艾倫：「證據法、訴訟法和實體法的關系」，張保生、馮俊偉、汪諸豪譯，載《證據科學》，2010年第6期。
5、[美]戴維·伯格蘭：「證據法的價值分析」,張保生、鄭林濤譯，載《證據學論壇》第13期。
6、[美]羅納德·J.艾倫：「民事訴訟推定再思考」，張家驥譯，張保生校，載《證據科學》，2011年第4期。
7、[美]羅納德·J.艾倫：「證據與推論/概率與似真性」，張月波譯，張保生校，載《證據科學》，2011年第5期。
8、[美]羅納德·J. 艾倫：「排除規則的困難」，鄭飛、強卉譯，張保生校，載《證據科學》2012年第6期。
9、[美] 羅納德·J.艾倫：「證明責任」，蔣雨佳、強卉、張姝麗譯，張保生校對，載《證據科學》2011年第5期，第19卷。
5. 胡敏潔的主要書籍
1 .胡敏潔：《福利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胡敏潔等譯：《何謂法律——最高法院中的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3（200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撰寫《2004年社會保障行政法治發展綜述》部分）。
4.《 法治發展報告No.3（200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撰寫《2005年行政法治狀況（社會保障與民政行政法治狀況）》部分）。
5.朱新力主編：《法治社會與行政裁量的基本准則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合著）
6.朱新力、宋華琳等著：《彩票業的政府管制與立法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合著）
7.余軍主編：《憲法學》，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合著）
6.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7. 栗崢的學術成果
（一）主持
1.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科學化司法證明中的邏輯與經驗研究》
2.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司法體制改革與刑事訴訟的再改造》
3.主持國家2011計劃創新項目，《傳媒對司法的影響力研究》
4.主持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特別資助項目，第2期，《庭審中的事實認定》
5.主持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面上資助項目，第44期，《影像中的正義呈現》
6.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後期資助，一般項目，《轉型鄉村的糾紛解決》
7.主持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青年項目，《首都司法的群眾路線之路：馬錫五矛盾化解法的創新實踐》
8.主持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課題，青年項目，《基層司法調解的社會支持體系與區域優化機制研究》
9.主持北京市高等學校「青年英才」計劃，《北京市糾紛化解機制的探索》
10.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自設項目，《新刑訴法與兩個證據規定的社會影響》
11.主持北京市社科聯青年社科人才資助項目，《北京市鄉鎮社會矛盾化解機制研究》
12.主持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保加利亞刑事訴訟法典》
13.主持中國政法大學青年學術創新團隊項目，《中國鄉村的社會治理》
14.主持中國政法大學校級教學改革項目《刑事訴訟法學課程》
15.主持橫向合作項目《鄉土社會的法治狀況》
16.主持橫向合作項目《司法與傳媒的關系》
（二）參與
17.北京市教委產學研共建項目，《量刑規范化改革》
18.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大項目《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研究》
19.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重點項目《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研究》
20.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重點項目《新刑事訴訟法的貫徹落實》
21.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重大項目《人民監督員制度》
22.中國法學會部級課題，重點項目《兩岸刑事訴訟制度比較研究》
23.中國法學會部級課題，重點項目《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24.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重點項目《現代司法理念研究》
25.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課題，重點項目《司法鑒定管理模式研究》 1.《中國法學》（CSSCI）：《國家治理中的司法策略：以轉型鄉村為背景》，2012年第1期。
2.《法學研究》（CSSCI）：《司法證明模糊論》，2007年第5期。
3.《中外法學》（CSSCI）2011年第2期，《鄉土社會糾紛解決的路徑選擇與正義表達》
4.《現代法學》（CSSCI）2013年第1期，《流動中的鄉村糾紛》
5.《政法論壇》（CSSCI）2010年第5期，《傳媒與司法的偏差》
6.《政法論壇》（CSSCI）2012年第2期，《中國民事執行的當下境遇》
7.《法制與社會發展》（CSSCI）2010年第1期，《鄉土正義與雙重利益》
8.《環球法律評論》（CSSCI）2010年第3期，《當代英美證據法學思潮》
9.《政治與法律》（CSSCI）2013年第9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正本清源》
10.《法學論壇》（CSSCI）2006年第3期，《論證明的協調性》
11.《法學論壇》（CSSCI）2003年第3期，《民事訴訟基本原則系統論》
12.《當代法學》（CSSCI）2007年第3期，《論事實解釋》（第一作者）
13.《中國刑事法雜志》（CSSCI）2010年第3期，《裁判者的內心世界》
14.《廣東社會科學》 （CSSCI）2013年第6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制度反思》
15.《河南社會科學》（CSSCI）2013年第9期，《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困境與方式》
16.《青海社會科學》（CSSCI）2013年第8期，《底層社會的糾紛及其解決》
17.《河南社會科學》（CSSCI）2013年第3期，《中國司法的當下語境與制度回應》
18.《山東社會科學》（CSSCI）2010年第3期，《申訴還是上訪：司法內外的策略選擇》
19.《雲南社會科學》（CSSCI）2015年第2期，《司法改革的困境及其化解》
20.《內蒙古社會科學》（CSSCI）2013年第2期，《轉型鄉村中的社會治理與糾紛解決》
21.《社會科學輯刊》（CSSCI）2010年第2期，《村落糾紛中的正義呈現》
22.《社會科學戰線》（CSSCI）2011年第3期，《現代社會的權力規訓》
23.《學術探索》（CSSCI）2010年第1期，《糾紛解決中的鄉土邏輯與法治偏差》
24.《探索與爭鳴》（CSSCI）2012年第11期，《中國刑事司法中的被害人抗爭》
25.《學習與探索》（CSSCI）2012年第12期，《轉型社會中鄉村糾紛的變遷》
26.《思想戰線》（CSSCI）2013年第6期，《法律背後的秩序》
27.《華中科技大學學報》（CSSCI）2011年第1期，《底層社會、糾紛應對與能動司法》
28.《南京農業大學學報》（CSSCI）2011年第1期，《刑事司法程序是如何展開的》
29.《西北師大學報》（CSSCI）2013年第2期，《中國鄉村的糾紛圖景及其調解困境》
30.《電影藝術》（CSSCI）2008年第6期，《後現代角色觀》 （一）專著
1.《超越事實——多重視角的後現代證據哲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
2.《正義的位移》，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3月
3.《司法證明的邏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
（二）合著與參著
1.《中國司法制度基礎理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
2.《現代司法理念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
3.《情境中的角色互動》，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12月
4.《證據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12月
5.《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最新解讀》，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4月
6.《新民事訴訟法條文精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9月
7.《民事訴訟法新制度講義》，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9月
8.《外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報告2011》，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2月
9.《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專家意見稿）》，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8月
10.《中國訴訟法治發展報告（2014）》，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年7月
11.《中國訴訟法治發展報告（2012-2013）》，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
8. 中國法學會什麼時候開始發布中國法治建設年度報告
2013年11月，黨來的十八屆三中自全會召開，提出：建設法治中國，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之一。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成功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建設。
9. 朱曉青的學術成就
1984年8月開始從事法學研究工作。1985年6月開始發表作品。代表作如下：
一、著作
1、《歐洲人權法律保護機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實施機制》（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3、《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主編，合作），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4、《合同要旨與實務》（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二、譯作
（一）著作：
1、《婦女與國際人權法》（第一卷）（合作），三聯書店2007年版。
2、《人權與國際關系》（合作），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
（二）論文：
1、《開羅伊斯蘭世界人權宣言》，《外國法譯評》1994年第2期。
2、《南北關系中的人權》，《法學譯叢》1992年第6期。
3、《國有化的國家補償責任》，《法學譯叢》1991年第5期。
4、《北歐國家實施的設計保護的比較分析》（合作），《法學譯叢》1987年第6期。
三、論文
1、《歐洲理事會對國家的少數群體的保護》，載《中國人權年刊》（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2、《〈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內實施機制》，提交2006年3月31日-4月1日在愛爾蘭格爾韋舉行的愛爾蘭-中國人權網路學術交流研討會。
3、《國際人權法與婦女人權》，提交2005年8月29-31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10周年非政府組織論壇。
4、《中國法治中的性別平等》，提交2005年6月27-30日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的加拿大-中國良治對話研討會。
5、《國際人權條約在國內的實施》，《國際法學論叢》（第3卷），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6、《家庭暴力與婦女》（合作），載《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婦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
7、《伊拉克戰爭對國際法律秩序的沖擊》，武器與國際人道法國際研討會論文（2004年10月）。
8、《<歐洲人權公約>中的平等與非歧視原則》，中國-歐盟人權學術網路研討會：性別與法律論文（2004年9月）。
9、《WTO規則在中國大陸法律體系框架下的適用》，載《世貿規則與兩岸四地經貿法律關系》，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10、Role of NGOs in 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in China，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家庭暴力立法研討會論文（合作，2003年12月）。
11、《歐洲一體化進程中人權法律地位的演變》，《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
12、《消除對婦女家庭暴力的法律舉措》，載《反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中國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13、《作為中國法律體系組成部分的國際條約》，載《依法治國與法律體系建構》，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4、《<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實施機制》，《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
15、《人權兩公約實施機制與條約的國內法適用問題研究》，載《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16、《歐洲聯盟人權保護的法律依據》，中德國際人權條約的國內實施國際研討會論文（2000年9月）。
17、《外國人在華權利的保護》，中國-歐盟第二屆司法研討會論文（1998年10月）。
18、《聯合國關於婦女人權保護機制的健全與完善》，載《婦女與人權》，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9、《論聯合國人權國際保護的執行措施》，《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20、《論人權的共同標准》，《中國法學》1994年第6期。
21、《論人權的國際保護》，載《當代人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
22、《試論對外開放中的國際經濟立法問題》，《雲南法學》1990年第1期。
23、《論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法律特徵》，《雲南法學》1988年第1期。
四、研究報告
1、《婦女與人權》，載《中國婦女發展報告》（婦女發展藍皮書，第一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2、《國際法學研究熱點》，載《中國法治發展報告》（法治藍皮書2004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3、《國際法學研究狀況》（合作），載《中國法治發展報告（法治藍皮書2003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版。
4、《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研究報告》（合作，2004年）。
5、《國際條約在中國國內的適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科交流》2001年第33期。
6、《澳、馬實施國際條約問題的考察》（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科交流》2001年第49期。
7、《關於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問題的研究報告》（合作，1998年）。
8、《劃清對人權的國際保護和以人權為借口乾涉別國內政的界限》（合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1991年第49期。
9、《我國法學界對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法律適用問題的看法》，《未定稿》1985年第17期。
五、教材
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通用教材《國際法》，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10. 夏勇的主要代表作
一、個人著作
1、《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重印，2001年修訂版）。
2、《朝夕問道－政治法律學札》*（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
3、《中國民權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
4、《法治源流－東方與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法治論要叢書2004年版）。
5、《依法治國－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法治論要叢書2004年版）。
6、《憲政建設－政權與人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法治論要叢書2004年版）。
二、主編著作
1、《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公民權利發展研究》*（主編之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1996年重印，1999年修訂版）。
2、《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兩人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學社會主義叢書1994年版）。
3、《人權與世界》（主編之一，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4、《人權網路全書》（副主編，編輯部主任，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
5、《公法》（第一卷，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公法》（第二卷，主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7、《如何根除酷刑－中國與丹麥酷刑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編之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法治論壇叢書2003年版）。
8、《法治與21世紀－中國與瑞士法治合作研究》（中英文本，主編之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法治論壇叢書2003年版）
9、《中國法治發展報告（藍皮書）2003年卷》，主編之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0、《民權譯叢》（主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始出）。
三、學術譯作
1、《英國法淵源》（沃克著，兩人合譯，1984年西南政法學院印行）。
2、《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伯爾曼著，四人合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
3、《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米爾恩著，兩人合譯，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4年版）。
4、《民權約法評注－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諾瓦克著，審校，三聯書店2003年版）。
四、學術論文
1、《西方新聞自由初探－－兼論自由理想與法律秩序》（1986），載於《中國社會科學》，1988年第5期。
2、《漢穆拉比法典與古東方的法治》（1987），載於《法治源流－東方與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3、《孔子與柏拉圖》（1987），載於《比較法研究》1989年第1期。
4、《人權與馬克思－－一個道德與邏輯的理解》（1989），載於《民主、法制、權利、義務》，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復載於《人權概念起源》附錄。
5、《人權道德基礎初論》（1990），載於《當代人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修改版載於《人權概念起源》附錄。
6、《人權哲學三題》（1991），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春季號。
7、《權利發展說》（1993），采自《走向權利的時代》緒論，載於《當代中國研究》（1996年第4期）等。
8、《社會主義法制與法治》（1993），載於《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系列1994年版。
9、《監督機制》（1993），載於《憲政建設－政權與人民》，第三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0、《廉政建設》（1993），載於《憲政建設－政權與人民》，第四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1、《鄉民公法權利的生成》（1994），載於《走向權利的時代》。
12、《中國法理學的歷史發展》（1994），載於研究生院教材《法理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13、《權利與德性》（1996，英文），載於《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創刊號。
14、《海南省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設》（1997），載於《小政府、大社會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15、《法治是什麼？-淵源、規誡與價值》，載於《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4期。
16、《論和女士及其與德、賽先生之關系——寫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載於《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另載於《東方》1999年第5期。
17、《迪慶藏區基層的依法治理與民間法》（2001），載於《後發地區的發展路徑選擇――雲南藏區案例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全文載於《依法治國－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8、《深圳的社會階層結構與政治參與、財產安全》（2001），載於《憲政建設－政權與人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19、《哈哈鏡前的端詳--哲學權利與本土主義》，載於《讀書》，2002年第6期。
20、《酷刑與功利主義》（2002），載於《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繁榮法學研究，推進依法治國》（2003），載於《依法治國－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2、《中國憲法改革的幾個基本理論問題》，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23、《權利哲學的基本問題》，載於《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
24、《民本與民權－中國權利話語的歷史基礎》，載於《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25、《飄忽的法治－清末民初中國的變法思想與法治》，載於《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26、《舍法求法與媒體正義－從敬一丹的<聲音>說起》,載於《環球法律評論》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