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法治
① 中國環境保護開始走向法制化軌道的時間是哪一年
197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第一次從法律上要求各部門和各級政府在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必須統籌考慮環境保護,為實現環境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② 誰能詳細介紹一下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制
一、環境保護法制和體制
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了環境保護法律9部、自然資源保護法律15部。1996年以來,國家制定或修訂了包括水污染防治、海洋環境保護、大氣污染防治、環境雜訊污染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環境影響評價、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環境保護法律,以及水、清潔生產、可再生能源、農業、草原和畜牧等與環境保護關系密切的法律;國務院制定或修訂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排污費徵收使用管理條例》、《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野生植物保護條例》、《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等50餘項行政法規;發布了《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關於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關於做好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近期工作的通知》等法規性文件。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職權,為實施國家環境保護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和頒布了規章和地方法規660餘件。
中國已建立國家和地方環境保護標准體系。國家環境保護標准包括國家環境質量標准、國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標准、國家環境標准樣品標准及其他國家環境保護標准;地方環境保護標准包括地方環境質量標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標准。截至2005年底,國家頒布了800餘項國家環境保護標准,北京、上海、山東、河南等省(市)共制定了30餘項環境保護地方標准。
中國不斷加強環境執法檢查和行政執法。近年來,國家連續對環境保護、大氣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等法律實施情況進行檢查,推動重點地區污染治理。中國刑法還對破壞環境資源罪有專門規定。國家頒布《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建立起環境保護行政執法責任制度,並連續三年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保障公民健康環保專項行動,依法查處7.5萬多起環境違法案件,取締關閉違法排污企業1.6萬家,對1萬多個環境污染問題實行掛牌督辦。國家還開展礦山生態環境保護和海洋環境保護專項執法檢查,依法處理多起違法行為。
中國實行各級政府對當地環境質量負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有關部門依照法律規定實施監督管理的環境管理體制。1998年中國政府將原國家環境保護局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正部級),作為國務院主管環境保護工作的直屬機構,負責對中國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管。國家建立了全國環境保護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並建立了區域環境督查派出機構,以加強部門和地區間的協調與合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級政府設置了環境保護議事協調機構。目前,全國有各級環保行政主管部門3226個,從事環境行政管理、監測、科學研究、宣傳教育等工作的總人數達16.7萬人;有各級環境監察執法機構3854個,總人數達5萬多人。各級政府綜合部門和資源管理部門以及多數大中型企業也設有環保機構,負責本部門和企業的環境保護工作,目前從業人員達30多萬。
二、工業污染防治
工業污染防治是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與過去相比,中國工業污染防治戰略目前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逐步從末端治理向源頭和全過程式控制制轉變,從濃度控制向總量和濃度控制相結合轉變,從點源治理向流域和區域綜合治理轉變,從簡單的企業治理向調整產業結構、清潔生產和發展循環經濟轉變。與1995年相比,2004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工業廢水、工業化學需氧量、工業二氧化硫、工業煙塵和工業粉塵排放量分別下降了58%、72%、42%、55%和39%。與1990年相比,2004年全國每萬元人民幣GDP能耗下降45%,累計節約和少用能源7億噸標准煤;火電供電煤耗、噸鋼可比能耗、水泥綜合能耗分別降低11.2%、29.6%和21.9%。
——淘汰和關閉一批技術落後、污染嚴重、浪費資源的企業。「九五」(1996—2000年)期間,國家關閉8.4萬家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小企業。2001—2004年,連續三次發布淘汰落後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淘汰3萬多家浪費資源、污染嚴重的企業,並對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重的鋼鐵、水泥、電解鋁、鐵合金、電石、煉焦、皂素、鉻鹽等八個重污染行業進行集中整頓,停建、緩建項目1900多個。2005年,關停污染嚴重、不符合產業政策的鋼鐵、水泥、鐵合金、煉焦、造紙、紡織印染等企業2600多家,並對水泥、電力、鋼鐵、造紙、化工等重污染行業積極開展綜合治理和技術改造,使這些行業在產量逐年增加的情況下,主要污染物排放強度呈持續下降趨勢。
——開展循環經濟實踐。一是實行清潔生產,在企業生產的源頭和全過程充分利用資源,使廢物最小化、資源化、無害化,逐步建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促進產品生態設計。目前,化工、輕工、電力、煤炭、機械、建材等行業5000多家企業通過了清潔生產審核,全國已有12000多家企業獲得了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800多個企業、18000多種規格型號產品獲得環境標志認證,年產值約600億元人民幣。二是在工業集中地區積極發展生態工業,使上游企業的廢物成為下游企業的原料,延長生產鏈條,做到廢物產生量最小,實現「零排放」,並建設生態工業區,實現區域或企業群的資源最有效利用。目前,中國已建立了17個不同類型的生態工業園。三是統籌規劃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大力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實行可持續生產和消費。國家在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產業園區和有關省市選擇82家單位開展第一批循環經濟試點工作。在北京、上海等24個城市開展了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海南、吉林、黑龍江等9省積極開展生態省建設,全國150個縣市開展了生態縣(市)創建工作。
——積極防範突發環境事件。2005年中國政府制定了《國家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對突發環境事件信息接收、報告、處理、統計分析,以及預警信息監控、信息發布等提出明確要求。國家制定和完善了涉及重點流域敏感水域水環境應急預案、大氣環境應急預案、危險化學品(廢棄化學品)應急預案、核與輻射應急預案等九個相關環境應急預案,以及《黃河流域敏感河段水環境應急預案》、《處置化學恐怖襲擊事件應急預案》、《處置核與輻射恐怖襲擊事件應急預案》、《農業環境污染突發事件應急預案》、《農業重大有害生物及外來生物入侵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等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近年來,中國對127個分布在全國江河湖海沿岸、人口稠密區、自然保護區等環境敏感區附近的重點化工石化類項目進行了環境風險排查;對近5萬家重點企業進行了全面、拉網式檢查。
——對工業危險廢物實行全過程管理制度。2003年,國家開始實施《全國危險廢物和醫療廢物處置設施建設規劃》,強化了工業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經營許可證等各項制度。2005年,工業危險廢物處置量由1998年的131萬噸增至339萬噸。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固體廢物管理中心。
——實行嚴格的核與輻射環境安全管理。中國共有運行的核電廠5座(9台核電機組)、研究堆18座;在建的核電廠2座(4台核電機組)、研究堆1座,沒有出現重大核安全問題,實現了「保護工作人員、公眾和環境不遭受超過國家規定限值的輻射照射和污染」的目標。中國嚴格遵守國際原子能機構發布的《放射源安全與保安行為准則》,實行許可證制度,規定放射源進出口必須依法履行審批等有關手續。
三、重點地區污染治理
近年來,中國政府把「三河」(淮河、遼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國家重點工程(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兩控區」(二氧化硫控制區和酸雨控制區)、「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作為全國污染防治的重點地區,取得明顯成效。
——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 「三河」、「三湖」流域面積達81萬平方公里,跨越全國14個省(市) ,居住人口3.6億。國家制定並實施重點流域「九五」、「十五」(2001—2005年)水污染防治計劃,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制度,將總量削減指標落實到排污單位,逐步完善排污許可證管理方式,並建設了一批重點治理工程項目。截至2005年底,列入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計劃的2130個項目中,已完成1378項,占項目總數的65%。「三河」、「三湖」流域已經建成和正在建設的污水處理廠達416個,日處理能力2093萬噸;流域內的5000多家重點污染企業,已有80%以上實現了達標排放。目前,流域水污染物大幅度削減,水環境惡化趨勢基本得到控制,一些河段和湖體水質有明顯的改善。國家投入181.67億元人民幣在三峽庫區及其上游建設了一批城鎮污水、垃圾處理設施,清理了庫底固體廢物,確保庫區水質安全。
——「兩控區」污染防治。1998年中國政府批准劃定了酸雨控制區和二氧化硫控制區,涉及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75個城市、地區,總面積約為109萬平方公里。國家在「兩控區」內進行能源結構調整,推廣清潔燃料和低硫煤,大中城市禁止民用爐灶燃用散煤。與1998年相比,2005年二氧化硫控制區內二氧化硫年均濃度達標城市比例由32.8%增加到45.2%;2005年酸雨控制區內二氧化硫年均濃度超過國家三級標準的城市比例由15.7%下降到4.5%。
——北京市大氣污染治理。自1998年以來,北京市連續實施了大氣污染控制措施。天然氣、電採暖、地源熱泵、建築節能等清潔能源利用技術和節能技術進一步推廣,到2005年,北京市天然氣用量達到32億立方米,城市熱網集中供熱面積超過1億平方米;嚴格機動車排放管理,對在用機動車實施了環保標志管理,對高排放黃標車採取限行措施,並淘汰老舊機動車30多萬輛,發展天然氣公交車2800輛,2005年提前實施了國家第三階段排放標准(相當於歐洲三號標准);修訂完善了施工現場環境保護標准,加大建築工地管理,加強對道路機械清掃、沖刷和噴霧壓塵工作的監督檢查,並對市區100多家污染企業實施關停搬遷,全市水泥立窯生產線全部關停。經過積極治理,北京市大氣環境質量二級和好於二級的天數從1998年的100天增加到2005年的234天,各種大氣污染物濃度普遍下降,空氣質量明顯改善。
——渤海污染治理。2001年中國政府批復《渤海碧海行動計劃》。截至2005年底,已完成各類渤海污染治理環境保護工程項目166個,在建項目70個,投資達175億元人民幣,其中新建城市污水處理廠44個,形成污水日處理能力355.3萬噸,新建城市垃圾處理場18個,形成垃圾日處理能力7000多噸,新建生態農業、生態養殖項目89個,新建船舶港口和溢油反應項目9項,初步遏制了渤海海域環境繼續惡化的趨勢。
四、城市環境保護
中國城市化率已從1995年的29.04%提高到2004年的41.76%。針對城市化快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綜合措施,使城市環境逐步改善,部分城市環境質量有明顯改善。與1996年相比,2005年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的城市比例增加了31個百分點,空氣質量劣於國家三級標準的城市比例下降了39個百分點。
從城市環境容量和資源保證能力出發,中國的許多城市制定和實施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環境質量按功能區全面達標規劃,測算大氣和水環境容量,合理確定城市規模和發展方向,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逐步優化城市的功能分區。許多大中城市在城區發展中實行「退二進三」的策略,即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關閉了一批污染嚴重的企業,利用地價杠桿把一些污染企業遷出城區,按照「工業入園、集中治污染」的原則,實行技術改造和污染集中控制。一些城市把舊城改造與調整城市布局相結合,解決老城區臟亂差的問題,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大力調整城市能源結構,積極推廣清潔能源和集中供熱,減輕燃煤污染。在城市建設工程中推行使用預拌混凝土,對直轄市、省轄市、部分大中城市、旅遊城市禁止在城市城區現場攪拌混凝土,減少建築工地的粉塵污染。
中國各級政府把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作為財政投資的重點,促進了城市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截至2004年底,城市污水處理率達46%,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52%,城區清潔能源使用率達40%。近年來,機動車排放標准從國家第Ⅰ階段標准提高到國家第Ⅱ階段標准,並制定了國家第Ⅲ階段標准。一些城市開展清潔汽車行動,積極推行低污染的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清潔燃料汽車。自2000年7月起,全國停止銷售、使用含鉛汽油,每年可減少排鉛1500噸。
全國500多個城市開展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對城市環境質量、污染防治工作和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進行量化,綜合評價城市政府的環保工作。從1997年起,按照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設施完善、環境改善的要求,開展創建環境保護模範城市活動。目前,全國共有100多個城市(區)在創建環保模範城市,其中56個城市和直轄市的5個城區已創建成功。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空氣質量達到二級或好於二級的天數均大於80%,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大於70%,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大於80%,城市綠化覆蓋率大於35%,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藍天、碧水、綠地、寧靜、和諧」已成為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環境的重要標志。
近年來,國家大力開展城市園林綠化工作,建設國家園林城市,改善人居環境。到2004年底,全國城市綠化覆蓋率為31.66%,綠地率為27.72%,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為7.39平方米,分別比2000年增長3.51%、4.05%和3.7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翻了一番。目前,全國已命名國家園林城市83個、園林城區4個,國家園林縣城10個,並有12個城市獲得了「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
五、農村環境保護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防治農業環境污染、改善農村環境是中國環境保護的重要任務。
——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廣大農村地區開展環境優美鄉鎮、生態文明村等創建活動,推動農村環境綜合整治。目前,全國有178個鄉鎮獲得「全國環境優美鄉鎮」稱號。國家重點在「三湖」地區和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黃河三角洲地區,開展畜禽漁養殖污染、面源污染的綜合防治示範。一些省市加大村莊環境整治力度,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在農村生活污水、垃圾和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近年來,國家興建各類農村飲水工程80多萬處,解決了6700多萬農村人口的飲水困難和不安全問題。開展全國土壤污染調查和污染防治示範,建立農產品安全檢測和監管體系;加強農葯和化肥環境安全管理,推廣高效、低毒和低殘留化學農葯,禁止在蔬菜、水果、糧食、茶葉和中葯材生產中使用高毒、高殘留農葯;防止不合理使用化肥、農葯、農膜和污灌帶來的面源污染,保證農產品安全;開發生產新型安全優質高效飼料,提高飼料吸收利用率,減少養殖產品葯物殘留和有害物質的排放;推廣畜禽糞便綜合利用和處理技術,鼓勵建設養殖業和種植業緊密結合的生態農業工程。
——生態農業和生態示範區建設。中國政府把生態農業建設作為促進農村經濟和生態環境全面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目前,全國生態農業建設縣達到400多個,開展示範區建設縣市達500多個,其中國家級生態農業縣102個,國家級生態示範區233個。近年來,有機食品相關的管理和發展機制不斷完善,出台了《有機食品認證管理辦法》、《有機食品國家標准》;出台了良好農業規范國家標准和認證實施規則,開展源頭治理;開展國家有機食品生產基地創建工作,已命名43個國家級有機食品生產基地,推動有機食品的產業化發展。全國有機認證面積超過300萬公頃。
——發展旱作節水農業。截至2005年,國家投入7億多元人民幣,在水資源匱乏的乾旱區、半乾旱區建設了460多個旱作節水農業示範基地,綜合運用農藝、生物和工程措施及旱作農業技術,充分利用天然降水,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和農業生產能力,控制水土流失。國家積極推廣保護性耕作,啟動了以秸稈覆蓋、免耕播種、深松和除草技術為主要內容的保護性耕作項目,重點在環京津區和西北風沙源頭區建立了兩條保護性耕作帶。截至2005年底,共建立示範縣100個。
——農村新能源建設。開發與推廣農村新能源是保護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的重要手段。「十五」期間,國家先後投入35億元人民幣,重點推廣以沼氣建設為紐帶的能源生態模式。到2005年底,全國沼氣用戶已達1700多萬戶,年生產沼氣65億立方米。國家大力發展畜禽養殖廢棄物沼氣工程,已建成2200多處,年處理畜禽糞便6000多萬噸;建成生活污水凈化沼氣池13.7萬處,秸稈氣化集中供氣工程500多處;推廣省柴灶1.89億戶,太陽能熱水器2850萬平方米。同時,還積極推廣使用太陽灶、風能、地熱等可再生能源。
六、生態保護與建設
經過長期不懈努力,中國一些地區生態環境開始得到改善。
——造林綠化。中國政府確立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指導方針,開展大規模植樹造林,加強森林資源管理,啟動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營造林面積自2002年以來連續四年超過667萬公頃。近年來,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量迅速增加,林齡結構、林相結構趨於合理,森林質量趨於提高,實現了由持續下降到逐步上升的歷史性轉折。目前,全國森林面積達1.75億公頃,森林覆蓋率達18.21%,森林蓄積量達124.56億立方米。國家重視林業生態工程建設。從1998年起,中國開展了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及長江流域等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野生動植物保護及自然保護區建設工程和重點地區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建設工程等。「十五」期間,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共營造生態公益林800萬公頃,9333萬公頃森林資源得到休養生息;退耕還林工程共完成造林2133萬公頃,其中生態退耕538萬公頃,荒山荒地造林1200萬公頃,封山育林133萬公頃;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各項治理任務達667萬公頃;「三北」和長江流域等重點防護林工程造林341萬公頃,新封山育林346萬公頃。
——草原保護。為加強草原的生態建設和規劃管理,草原工作戰略重點實現由經濟目標為主向「生態、經濟、社會目標並重,生態優先」的轉變,草原植被得到有效恢復,草原生態環境逐步好轉。國家對草原保護建設的投入持續增加,2000—2005年中央財政共投入資金90多億元人民幣,實施了天然草原植被恢復與建設、草原圍欄、牧草種子基地、退牧還草、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草原生態建設等項目,取得了良好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截至2005年底,全國人工種草累計保留面積達到1300萬公頃,草原改良面積1400萬公頃,草原圍欄3300萬公頃,有20%的可利用草原實施了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
——土地保護、開發與整治。中國政府把保護耕地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國家劃定基本農田保護區,為確保糧食安全提供重要基礎。同時,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嚴格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和結構,使亂佔耕地現象得到抑制。2004年各項建設佔用耕地較上年下降37%,總體實現數量上的占補平衡。國家還加大土地開發整理力度,建立土地開發整理項目管理制度,組織實施國家投資土地開發整理項目,保持耕地總量動態平衡,改善生態環境。「十五」期間,通過對農村及城鎮土地、災毀土地、工礦區廢棄土地等進行科學的土地開發,整理復墾,復墾土地7.6萬公頃,建成了一批布局規整、生態環境良好的新農村,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和重點礦區生態環境得到進一步的治理和恢復。
——水土保持。國家實施京津風沙源治理、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水土保持、黃土高原地區水土保持淤地壩、東北黑土區和珠江上游南北盤江石灰岩地區水土流失綜合防治等多個專項工程,水土流失重點防治范圍由長江、黃河上中游拓展到東北黑土區、珠江上游和環京津等地區。國家開展示範區和示範工程建設,已建成面積在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土保持工程300多個,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示範縣190個,示範小流域1398條,並開始實施第一批62個面積不少於300平方公里的示範區和50多個水土保持科技示範園建設。在全國188個縣開展水土保持生態修復試點工程,所有國家水土保持重點工程區全面實施封育保護,封育保護面積達12.6萬平方公里,並在「三江源區」實施水土保持預防保護工程。目前,已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980個縣全部或部分實施了封山禁牧,封禁范圍60多萬平方公里,封禁區內的植被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十五」期間,全國綜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4.02萬平方公里,綜合整治小流域11500多條,建設基本農田406萬公頃,營造水土保持林、經果林和水源涵養林1533萬公頃,建設攔沙壩、坡面水系等小型水土保持工程350多萬座(處),淤地壩7000座。
——防沙治沙。中國政府將防止土地荒漠化、沙化作為改善生態環境,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促進經濟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頒布實施了《防沙治沙法》,批復了《全國防沙治沙規劃(2005—2010年)》,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防沙治沙工作的決定》,實施一批防沙治沙重點工程,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積同時出現凈減少。截至2004年底,全國荒漠化土地為263.62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為173.97萬平方公里,與1999年相比,五年間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凈減少37924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凈減少6416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有所減輕,重、極重度荒漠化面積減少24.59萬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整體擴展的趨勢得到初步抑制。
——海洋環境保護。中國已經基本形成了海洋環境保護的法律體系和行政執法體系,構建了海洋環境監測網路,制定和實施了海洋功能區劃、近岸海域環境功能區劃,合理開發和保護海洋資源,防止海洋污染和生態破壞,促進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國政府積極實施主要入海河流的污染防治計劃和重點海域的環境保護計劃,繼渤海之後,中國政府於2005年啟動了長江口及毗鄰海域、珠江口及毗鄰海域的污染治理工作,在長江口和珠江口及其毗鄰海域開展了河海統籌、陸海兼顧的陸域、海域同步的環境監測和調查工作。中國政府嚴格執行海洋工程和海上傾廢的審批制度,強化對傾倒活動的執法監視,加強海洋環境監測。國家批准了《赤潮災害應急預案》和《海洋石油勘探開發重大溢油應急計劃》,並納入國家災害應急管理體系,初步建立了海洋災害應急機制。加強了船舶污染防治和危險品運輸管理,積極推進海上船舶溢油應急體系建設。截至2004年底,中國已建立各級海洋自然保護區120個,一批海洋珍稀物種得到保護,珊瑚礁、紅樹林及海草床等重要生境得以保護。通過採取控制漁業捕撈強度、壓縮捕撈漁船、完善休漁制度、建立漁業資源保護區、實施海洋捕撈產量「零增長」等措施,保護和恢復海洋漁業資源。
——自然保護區、生態功能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建設。中國政府把建立自然保護區作為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措施。截至2005年底,全國共建立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區2349處,面積達150萬平方公里,約占陸地國土面積的15%,初步形成了類型比較齊全、布局比較合理的全國自然保護區網路;全國85%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85%的野生動物種群和65%的天然植物群落類型都得到保護。國家在江河源頭區、重要水源涵養區、江河洪水調蓄區、防風固沙區以及其他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區域開展生態功能保護區建設,在東江源、洞庭湖、秦嶺山地等18個典型區域開展國家級生態功能保護區試點。內蒙古、黑龍江、江西、湖北、湖南、甘肅、青海等省(自治區)開展了地方級生態功能保護區建設。目前,經中國政府審定命名的風景名勝區有677個,其中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87個。泰山、黃山、峨眉山—樂山、武夷山、廬山、武陵源、九寨溝、黃龍、青城山—都江堰、三江並流等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一批自然保護區,分別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或《國際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網路》、《國際重要濕地名錄》。全國建有各類森林公園數量超過1900處,其中國家森林公園627處。全國共有85個國家地質公園,其中安徽黃山、江西廬山、河南雲台山、雲南石林、廣東丹霞山、湖南張家界、黑龍江五大連池和河南嵩山等八家地質公園首批進入世界地質公園網路名錄。
——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國是一個生物多樣性非常豐富的國家,國家制定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編寫了《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研究報告》,編制了《生物物種資源保護與利用規劃》。目前,全國共建立野生動物拯救繁殖基地250處,野生植物種質資源保育或基因保存中心400多處,使200多種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上千種野生植物建立了穩定的人工種群。同時,開展了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資源的調查和搶救性收集,建立了67個農業野生植物原生境保護區。開展了全國外來入侵物種調查,針對危害較大的主要外來入侵生物開展了「十省百縣」滅毒除害行動,提高了公眾防止外來入侵生物的意識和能力。全國野生植物資源調查的189種野生植物中有71%的野外種群達到穩定生存發展的標准;全國野生動物調查的252種野生動物中有55.7%的種群穩中有升,揚子鱷、朱䴉等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種群成倍增加,野生大熊貓數量達到1596隻,人工圈養數量達到183隻。一些物種的分布區逐步擴展,黑嘴鷗、黑臉琵鷺等物種的新記錄、新繁殖地或越冬地被不斷發現。一百多年未見蹤跡、已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宣布為世界極危物種崖柏被重新發現。
——濕地保護。中國政府頒布了《中國濕地保護行動計劃》,編制實施《全國濕地保護工程規劃(2002—2030年)》、《全國濕地保護工程實施規劃(2005—2010年)
③ 如果說我國的生態環境法治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全面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黃金
我國的生態環境法治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全面發展和高質量的發展是黃金時期。
④ 怎樣建設 法治環境
中國民主之路
這條通往民主的路到底還有多長?能否真正實現?
民主,從孫文先生埋下種子開始,至今仍未發芽;魯迅的吶喊也未能喊醒睡意朦朧的中國人。是什麼造就了我們對社會的漠然?是什麼讓我們的價值觀變得畸形扭曲?是什麼在影響中國的民主進程?
我們總是感嘆自己命不好,感嘆我們國家的體制不好,感嘆我們的教育制度不好,感嘆社會上的人多麼的冷漠,我們有想過自己嗎?我們有換位思考過嗎?當大部分的人處在同樣的位置會做出同樣的事情時,有想過為什麼嗎?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你身居政府要職時,你是否會像現在的官員一樣腐敗?答案肯定是:會。有多少人思考過這背後的問題?
儒家思想大家都不會陌生,很多人不願相信我們現在的社會問題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甚至還會有很多人為它辯護。
我們把問題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孔子儒家思想的誕生。儒教教化人要崇官、敬官和做官,實行人治而非法治,就是說官是來馴化民眾和治理社會的,形成了整個社會以「官」為本,把「官」作為奮斗目標和崇拜對象,形成「官本位」的價值導向(比如:「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官本位」思想至今仍存在於大多少國人心中。
「官本位」不僅體現在為官者一切以官為本,更體現在局外人——平民百姓也以官為本,把「官」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和崇拜對象。公務員考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公務員職位嚴重溢出的情況下,還有那麼多人去搶幾個職位,我們的價值觀已經嚴重扭曲,我們只是想獲得能把別人踩在腳下的權利。
目前,錢和權的價值觀主導著中國,在錢和權面前,絕大部分中國人折服了,成為了金錢的奴隸,認為有錢就可以傲視一切,認為有權就可以高人一等,把民主和人權踩在腳下。錢只是我們生存的一個工具,權不是天生的,是眾多公民賦予的,我們要認識到錢和權的本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世襲制,就是讓直系或旁系親屬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就可以獲取大量的財富和權力,也是不平等的製造者之一。世襲阻礙了創新,世襲阻礙了進步,世襲磨滅了奮斗的激情,世襲讓我們願意得過且過!
我們自以為破除了世襲制,我們自以為解放了思想。回頭想一想,我們現在所做的跟以前所做的有多大區別?我們的價值觀依然在一個家庭圈子裡面,我們絕大部分人所做的也僅僅是為自己的家庭罷了!我們不願意做為己之外的事情,而價值恰恰就是體現在做為己之外的事情上。
跪,一個多麼熟悉的字眼,下跪,一個多麼常見的動作!人為什麼要跪著說話?因為跪著,別人聽著才舒服,才能聽進去;因為跪著,才「足以」表達真情,社會已不相信言語;因為跪著,才能使人寬恕,滿足別人的心理;因為跪著才能獲取信任,可當做信用。這是中國文化中畸形的部分,是中國歷史上對外奴顏婢膝,對內驕橫跋扈的文化心理基因。
我們知道什麼是民族責任感嗎?這種責任感早已被遺忘,在中國這種責任感也只能在要亡國時才能被喚醒。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早已不知民族責任感為何物, 或者說,民族只是強加在我們頭上的一個詞語,而我們內心深處根本不存在什麼民族。
信仰,沒有;夢想,沒有;凝聚力,沒有!我們有什麼?我們有相互攀比的內心;我們有愛慕虛榮的心理;我們有強烈的控制欲;我們會因佔一點小便宜沾沾自喜,也會為了佔一點小便宜而大打出手;我們有仇恨,而且世代相傳!我們做任何產業認為應該是賺錢的,賠錢就是不合理這樣的畸形心態。對未知領域我們不敢涉足,害怕失敗,害怕嘲笑!
我們迷茫了,出現了今朝有酒今朝醉這種末世心態,我們不再考慮自己死後社會會如何,我們不再考慮環境的破壞對未來會怎樣,我們不再關心周圍的事只是去做好自己,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是為了索取!當我們來到古稀之年時,回頭想想我們的生活,我們做過什麼?我們還有什麼沒做?我們也只是過了安逸或者糜爛的生活以及傳宗接代罷了!想想我們當年的激情,也不過是燃之即逝,我們沒能把激情繼續,我們沒能把夢想付出行動。那個時候再懊悔,有用嗎?「有的人活著,其實他已經死了」,這句話不僅在過去,現在也是這樣!我們要一直做這種「活死人」嗎?
我們到底缺少什麼?這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我們缺少勇氣,我們缺少思想的洗禮!仔細觀察歷史及現在的中國,不難看出,中國的禮儀只是:權高對權低,長輩對晚輩,年長對年輕,富有對貧賤者們的一種特權而已!其實我們內心深處只想別人對自己先行禮,或者只想別人對自己行禮,當然沒有多少人會承認這個事實,但它畢竟存在。社會的封閉導致我們的思想只是:人原始的本性加雜著畸形的禮儀。
思想,就是存在我們腦海中的意識,左右著我們的行為、言語。思想決定著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思想決定著我們的選擇!
我們被「人之初,性本善」虛偽的面紗蒙蓋著,掩蓋人天生為己的本性,不願意相信「人性本惡」的本質。
我們寄希望於英雄的出現,英雄不會出現!我們寄希望別人去做,自己去圍觀,別人也是孤掌難鳴!我們寄希望於自然的改變,社會自然的改變猶如兩千年的封建史那麼漫長!我們在索取的時候不想想為什麼索取;我們在憤怒的時候不想想為什麼憤怒;我們在被壓迫的時候不想想為什麼被壓迫;我們在被殖民的時候不想想為什麼被殖民;我們被鄙視的時候不想想為什麼被鄙視!我們迷失了思考的方向,迷失了生存的意義,我們還樂在其中!
我們因為懦弱、虛榮、渴望得到肯定而需要誇獎和贊美;因為自卑、思想落後、缺乏自信而不願意聽到指責和批評。缺乏自我檢討的勇氣,缺乏積極面對的心態,逃避自身的缺點!面對別人的指責,不但打死都不承認,而且內心充滿了憎恨!
思想被禁錮後,我們只會墨守成規,我們只會去模仿,我們甚至不願意接受先進的思想,認為先進的思想會侵蝕我們,會毒害我們,為我們的落後找借口;思想自由,則能使我們的視野更加開闊,想像力和創造力更加豐富,人的價值更容易得到體現,人與人之間將不再冷漠,人生的追求將更加精彩.而思想一旦被禁錮,就很難打開,因為那是在兒時植入的記憶。
如果你認為自己會敗,那麼你已經敗了。如果你認為自己不敢,那麼你已經退縮了。如果你想贏,卻又沒有把握,幾乎可以斷定你沒有勝算。如果你認為自己會輸,那麼你已經輸了。成功開始於人的堅強意志,一切都是由心境所造。社會在變化,你身在社會中就會產生作用力,向前或向後由你決定!
不要被眼前的安逸迷失方向,不要讓得過且過的思想占據我們的靈魂!改變從我做起,從我們自己開始!民主就在前方!
⑤ 如何完善中國法制環境
要努力提高政治站位,勇於把責任扛在肩上、挑最重的擔子,敢於啃最硬的骨頭、版接最燙的山芋,要直面突權出環境問題、不懼挑戰,不畏壓力,善於抓區域主要矛盾、重點問題和關鍵環節,把環境監察工作抓緊抓實、抓出成效。必須牢記的使命是督政與督企並重,推動地方政府落實黨中央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解決老百姓身邊的突出環境問題,推動環境質量的改善。所謂忠誠,是指對黨忠誠,對監察事業忠誠。所謂干凈,就是辦事要干凈,為人要干凈。所謂擔當,就是要不畏難、不畏險,實事求是做好環境監察工作。
⑥ 朱謙的學術論文
1.《跨區域水污染防治機制亟待完善》,《上海法治報:法治論苑》2013年4月3日。
2.《環評文件:政府環境信息公開的核心》,《上海法治報:法治論苑》2013年2月27日。
3.《環境保護法修訂中的限期治理制度探討》,《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4.《上市公司突發環境事件信息披露的真實性探討》,《法學評論》2012年第6期。
5.《上市公司突發環境事件信息披露的制度約束與銜接——以「紫金礦業行政處罰案」為切入點》,載《法學》2012年第7期。
6.《城市規劃環評中公眾意見的表達途徑——以廈門城市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座談會為例》,載《城市規劃》(CSSCI期刊)2012年第6期。
7.《上市公司突發環境事件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標准研究》,《法治研究》2012年第10期。
8.《地鐵安檢機環境安全的法律思考》,《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9.《環保法修訂應該突出政府環境信息的主動公開》,《環境經濟》2012年第11期。
10.《我國海洋溢油突發事件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之檢討》,《中國地質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3期。
11.《公眾參與環境行政決策的困境及其出路》,《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1期。
12.《突發環境事件中企業環境信息通報義務之研究》,《中國環境法學評論》2012年版。
13.《理性對待海洋環境污染事件中的信息通報義務——從蓬萊19-3號油田溢油事件說起》,《法學》2011年第9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2年第1期轉載)。
14.《水污染防治法第73條與第74條選擇適用問題探討》,《公民與法》2011年第10期。
15.《架空的環評制度》,《中國改革》2011年第8期。
16.《建設項目環評文件環保部門需要公開嗎?》,《環境保護》2011年第2期。
17.《水污染防治法第74條法律適用之一:直接排放污染物超標如何進行行政處罰?》,《環境保護》2010年第17期。
18.《水污染防治法第74條法律適用之二:間接排放污染物超標如何進行行政處罰?》,《環境保護》2010年第18期。
19.《對特定企業集團的環評限批應謹慎實施——從華能集團與華電集團的環評限批說起》,《法學》2009年第8期。
20.《環境公共決策中公眾個體參與之缺陷及其克服》,《法學》2009年第2期。全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2009年第5期轉載。
21.《公眾環境公益訴權屬性研究》,《法治論叢》(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22.《企業環境信息與銀行信貸風險之保障》,《東方法學》2009年第1期。
23.《抗爭中的環境信息應該公開——廈門PX項目及其城市總體規劃環評的法律思考》,《法學》2008年第1期。全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2008年第5期轉載。
24.《環評法第31條法律適用之困境分析》,《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全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2008年第7期轉載。
25.《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及其例外分析》,《學習論壇》2008年第2期。
26.《透視環境法中的權力與權利基礎》,《公法評論》2008年第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27. 《野生動物致人損害的生態補償問題探討》,《動物福利法治:焦點與難點》,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8. 《環境民主權利構造之價值分析》,《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5期。
29. 《環境民主權利構造的路徑選擇》,載《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30. 《突發性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中環境信息公開法律問題研究》,《法律科學》2007年第2期,
31. 《環境法的權利基礎——以財產權、生命健康權為中心的考察》,載《江海學刊》,2007年第2期。
32. 《反思環境法的權利基礎——對主流環境權觀點的一種擔憂》,載《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
33. 《清潔發展機制國內立法中的法律問題探討》,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34. 《企業環境信息強制性公開法律問題研究》,《法治論叢》(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35. 《環境影響評價法的立法缺陷與執法困境——從法律責任的角度審視》載《中國環境法治》第一卷,2006年版。
36. 《環境知情權的缺失及其補救——重開縣井噴事故切入》載《法學》2005年第6期。
37.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及其法律正當性干預》,《中國農村土地》2006年第2期。
38. 《股權分置改革與中小投資者利益自保護》載《21世紀法學評論》2005年第3期,(境外刊物)獨著。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海外財政與金融》2006年第2期全文轉載。
39. 《環境知情權的制度構建》載《環境與資源法論叢》第六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0. 《論環境知情權的價值基礎》,《政法論叢》2004年第5期。
41. 《突發環境污染事件環境信息公開之價值分析》,《南通紡織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
42. 《限期治理決定權中的法律問題研究》,《法律適用》2004年第9期。
43. 《環境權問題:一種新的探討路徑》,《法律科學》2004年第5期。
44. 《公開發行股票核準的撤消法律問題研究》,《法律科學》2003年第5期。
45. 《公開要約收購與中小投資者利益之保護》,《法學》2003年第8期。
46. 《環境科學對環境法的影響分析》,《環境保護》2003年第11期。
47. 《環境保護中的權力與權利配置》,《江海學刊》,2002年第3期。全文為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9期轉載。
48. 《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立法的缺陷及其補救》,《法學》2002年第7期。
49. 《內幕信息接受人法律規制的比較研究》,《東吳法學》2003年號。
50. 《論環境權的法律屬性》,《中國法學》2001年第3期。
51. 《公司對外擔保無效的法律責任探討》,《當代法學》2002年第12期。
52. 《我國環境行政程序立法之現狀透視》,《東吳法學》2002年號。
53. 《股東會罷免董事法律問題研究》,《比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54. 《短線交易法律問題研究》,《法商研究》2000年第5期。
55. 《虛假陳述的表現形式及其認定》,《政法論叢》2001年第2期。
56 《論董事的罷免》,《經濟法論叢》,方正出版社,2001年第4卷。
57. 《中美反傾銷制度比較》,《比較法在中國》,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卷。
58. 《對公眾環境權私權化的反思》,《中國環境管理》2001年第4期。
59. 《論環境權與環境行政權的關系》,《中國環境管理》2001年第6期。
60. 《我國公司對外擔保立法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民商法論叢》,2002年第23卷。
61. 《公司不能為本公司股東的債務擔保——也談對〈公司法〉第63條第3款的理解》,《法律適用》2003年第11期,獨著,並獲《法律適用》「南通杯」有獎徵文三等獎。
62. 《論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的法律保護》,《外國經濟與管理》1999年第2期。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1999年第5期全文轉載。
63. 《美國環境法上的公民訴訟制度及其啟示》,《世界環境》1999年第3期。
64. 《守住無形資產——中美商業秘密保護法律制度比較》,《國際貿易》1997年第1期。
65. 《中美反傾銷法律制度比較》,《國際貿易問題》1997年第12期。
66. 《英國的銀行抵銷權制度及其啟示》,《國際金融》1997年第4期。
67. 《美國銀行的抵銷權制度及其借鑒》,《國際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68. 《亦談我國商業銀行是否有權直接扣劃存款人的存款──兼與凌新同志商榷》,《上海金融》1996年第7期。
69. 《中國內地與香港上市公司收購制度之比較》,《港澳經濟》1996年第9期。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1997年第1期全文轉載。
70. 《略談商業銀行的保密義務》,《現代金融》1996年第6期。
71. 《大型基礎設施利用外資存在的若干問題探討》,《法學論壇》1996年第4期。
⑦ 中國的環境問題主要包括
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由於特殊的國情,我國的環境問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因,並且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開展,環境法治也顯得尤為迫切,但現行的環境法制建設存在諸多的弊端。本文探討了我國環境問題的成因的特殊性,並對當今的環境法制建設,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議。
[關鍵詞] 環境 環境法治 環境問題
環境是相對於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與其一中心事物相關的周圍事物稱為這一中心事物的環境。中心事物不同,環境的概念也就有差異,相對於人類而言,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環境,也包括生態環境。環境問題可分為兩類,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問題是第一類環境問題,而「由於人類活動作用於人們周圍的環境所引起的環境質量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所產生的有害影響的現象」(2)是第二類問題,筆者在本文中所要闡述的環境問題也即第二類環境問題。
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已不僅僅是社會發展某一環節問題,而是關系全局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而在市場經濟日益成熟,法制建設逐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的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最優方案。本文試就我國的環境問題及環境法治作一下探討。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
環境問題自古有之,它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環境問題也不相同,依據歷史時期的不同,我們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意義的環境問題,這主要是指在工業革命以前人們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所導致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即由於過分開墾荒地,濫伐林木、過度放牧,掠奪捕撈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減少,旱澇災害頻繁等等。例如,「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通通給破壞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是,今天也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另一種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環境問題,它是指在工業革命之後,隨著工農業變速發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資源的破壞加劇外,正引起了「三廢」(廢氣、廢水、廢渣)污染、雜訊污染、放射性污染和農葯污染等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其污染的廣度深度已大大超過了從前所引發的大量的「環境公害」事件(也稱環境公眾受害,指人們對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社會性危害,包括環境破壞),如大家都知道的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爾農葯廠毒氣滲漏事件和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核電站放射性泄漏事件,這兩起事件到現在讓人想起來都還有某種恐懼的感覺。
(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1、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
當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已發展到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會問題,人類所面臨的新的全球性和廣域性環境問題主要有三類:一是全球性廣域性的環境污染;二是大面積的生態破壞;三是突發性的嚴重污染事件。
目前,發達國家當前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環境污染,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環境破壞,而在我國,則同時存在著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這兩類環境問題,並且已十分嚴重。據統計,我國是世界上環境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全國污染物的年排放量達4300餘萬噸,(其中煙塵約2800萬噸,二氧化硫約1460萬噸);1988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為368億噸,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68億噸,處理率僅為27%,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也相當嚴重。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已由解放初期的116萬平方公里擴大到150萬平方公里。(3)
環境污染和破壞給我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極其驚人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這樣一組數據:據80年代初的不完全統計,環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是690億元,部分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5億元共計955倔元,約占當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14%左右。從這樣一組數據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我國嚴重的環境問題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勢必對我國以後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2、我國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環境問題在我國如此的嚴重,究其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經濟、人文社會等因素,而且我們國家的具體國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筆者將分別進行一下具體的闡述。
(1)經濟因素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於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階段正是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因而我國在這一時期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會更為沉重。
第一,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惡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這種解放刺激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資源開發利用規模和各行業污染物排放量也會隨之高速增加。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尚處在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轉型時期,人們只關注於經濟增長的數字,卻往往忽略了其背後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造成環境的極大破壞;我國近年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呈幾何級數增長。
第二,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市場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是高額利潤,是相對少數人的利益,而環境保護則是多數人的利益,二者是對立狀態,法律對這種顯性沖突的社會關系,比較容易做出規范。而我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利益的主體和環境利益的主體具有統一性。但近年來,我國農村環境惡化尤為明顯,一些鄉鎮企業的農民為「脫貧致富」,寧肯容忍環境污染對國家、所在集體和本人的損害。對此,國家不得不採取強制措施關閉「十五小」企業。但在一定意義上,政府既是沖突調解者,又常成為沖突的一方(地方利益),違法陣營龐大,法律執行的難度極大。
(2)人文社會因素
「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與『人類社會』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果說前期的生態學更多地顯示了自然屬性的話,那麼現代的生態學,則更強烈地顯示了它的社會屬性這一面。」(4)環境問題最明顯的是人文社會的原因,我國的環境問題,從現行的角度看,這方面的因素影響更為巨大。
第一,我國人口眾多,環境的資源壓力大,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當代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龐大的人口數量及快的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以這樣說,我國的人口問題是短時期內很難扭轉的最大社會問題之一,這是用不著忌諱的。人口問題導致了我國資源的絕對短缺,因而往往出現了對資源的無節制開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伴隨著驚人的浪費,給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第二,公眾環保意識普遍較差。「所謂環保意識,是指人們在認知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規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發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它最終體現在有利於環境保護的行為上。」(5)目前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對於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據調查,國民對於環境狀況的判斷大多是態度中庸,無敏感性,對許多根本性的環境問題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社會公眾不願意主動地去獲取環境知識。2000年「世界環境日」前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教育部聯合進行的對全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果是,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知識水平還都處理較低的水平,環境道德較弱,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中具有很強的依賴政府型的特徵,政府對於強化公眾環境意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些大量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國民的環保意識是有多麼的差。一國的國民的環保意識如此的差,可以想像這個國家的環境問題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了。
第三,環境問題與貧困等其它的社會問題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環境問題在當今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一點,富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污染物相關的環境污染,而窮國環境問題主要是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環境破壞,前者比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復,而後者的防治和恢復則要困難的多。我國的環境問題也有類似情況,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經濟發達的地區,環境問題主要以以環境污染為主,如今經過不斷地治理正在不斷有所緩解;而西部相對貧困地區,環境破壞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十分嚴重,且日益呈現出環境問題與貧困同步深化,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
二、對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的幾點思考
環境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包含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筆者就對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作以下幾點探討即對我國環境問題作幾點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執法與司法的改進、法律監督的強化、公民環保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強化、對環境構成物的物權歸屬思考。
(一)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
我國環境保護法頒布二十多年來,法律的調整范疇基本上未發生什麼重大的變化,環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轉型,依然是以環境污染防治法為核心的傳統型環境法體系。事實上,環境保護不僅包括對已有污染的治理,還包括對現有環境的保護。然而我國的立法長期忽略了這一方面,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自然資源保護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家環境總局負責人在談到西部環保工作時強調,「一定按照江總書記,預防為主,保護優先」的要求,堅持污染防治與生態環境並重,生態建設與保護並舉,城鎮污染治理與農村環境綜合整治並重,統籌兼顧綜合決策的方針,力爭實現西部環境事業的跨越發展。
環境保護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執行的關於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規范和總稱,即把環境保護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的軌道,對於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著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立足於全面統籌兼顧的原則,遵循法制統一,確立環境管理體制,建立高效的組織機構即環境管理機構來承擔指導和協調任務,通過立法明確有關機構的設置、分工、職責和許可權以及行使職權的程序,建立健全環境管理制度;並進步確定有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違法責任,只有對違法者實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權利得到有效保護。目前,我國環境立法中對污染環境罪與國家環境立法主要是全國性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國家環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與原則性,是全國人民的環境活動法則,是地方立法的依據,是環境立法的關鍵。如今,我們國家存在著規定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這應該是今後環境立法修改的重點。
地方環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權力機關和相應的地方行政機關制定地方性,環境保護法規和規章法規,它是環境保護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貫徹執行國家環保法律、法規和管理本地環境保護事務的保證措施。地方環境立法必須堅強化環境管理,突出重點,兼顧其它的指導思想,堅持為環境管理服務,以環境保護工作的中心為環境保護立法的重點,具體說來,有如下原則:①建立大環境立法體系的原則,如前所述,國家環境立法存在著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與此對應地方環境立法中也存在著側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立法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實際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輕生態環境的保護,使環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慮。堅持大環境的立法原則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運用生態學觀點將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有機體考慮,以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各類災害等規范組成一種標本兼治的大環境體系,②強化污染責任制原則,進一步明確和加強污染者的法律責任感。地方立法應將國家立法中污染者與責任具體化明確化,誰污染誰治理,這本來就是環境保護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的體系下,市場主體具有趨利性,往往出現一些企業為了眼前短暫的經濟利益寧願被罰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現象。因此,加強地方環境立法,強化污染者的責任已刻不容緩,這應該說也是權利義務原則在環保法中的體現。③堅持現實性與超前性相結合原則,各地方的污染狀況不同,環保的具體任務也不盡一樣,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實為依據,堅持國家立法的原則性與本地實際的靈活結合。同時,由於總結性立法往往帶有明顯的滯後性,而社會關系不斷發展,地方立法應在科學預見基礎上超前立法,以彌補國家立法的滯後性。
(二)執法與司法的改進
我國環境保護一直強調以行政為主導,政府起到主導作用。從近幾年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國的環保行政主導一直呈現出不斷加強的趨勢。目前,環保工作的重點是加大環境執法的力度,這使環境行政主導的特色更加鮮明,行政主導固然有其優勢,如具有較高的效率,能適應我國生態環境復雜的特點,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首先,它主要適用於污染防治,而對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環境建設則另當別論;其次,行政主導具有嚴格的隸屬關系,很容易出現部門分割,條塊分割,不能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造成體制上的混亂;再者,行政主導的方式降低了環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環境執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實現環境法治,必須改進執法與司法。但是應當如何改進執法與司法呢?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發展,將現行大量的行政處罰上升為具有刑事責任性質的處罰,檢察機關應積極參與其中。
其次,生態保育要逐步擴大民事保護的范圍而縮小刑事責任的范圍,這要取決於民法物權的完善,與取決於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關系的正確處理以及大眾環境意識的提高等各種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檢察院為主體的公益訴訟制度,檢察院代表環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訴訟。現行環境侵權訴訟是由民法通則規定的,由於環境侵權的受害民眾較廣,在訴訟中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不利於共同訴訟人的共同求償,而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能夠克服此弊端,並且在當今我國公眾法律意識普遍淡薄的情況下實施此舉不失為良策。
最後,要正確理解和掌握加大環境執法力度。筆者認為,在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系統工程中,執法是末端環節,前面的問題不解決而僅靠末端一刀切,無異於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會激化矛盾,為環境法治的發展埋下隱患。
(三)法律監督力度的加大
由於我國實行環境保護行政主導,權力相對集中,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較大,因此法律監督尤為重要。「如果說法治在法律調整機制中是把法律規范、法律關系和實現義務的活動等法律現象聚合起來的重要手段,那麼法律監督則是使法治在法律調態各個階段得到有力保證的重要法律措施,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嚴格有力的法律監督,也就沒有法治。」可見法律監督的真正價值不是在於形式,而是在於力度。
我國環境法律監督大體包括:權力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的監督、輿論監督、各政黨和社會團體組織的為監督、人民群眾監督、司法監督等幾類。
權力機關的監督在近年來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多次聽取國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工作報告,對如何推動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實施和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而且堅持法律監督與輿論監督相結合,組織並一直堅持進行中華環保世紀行和環境執法大檢查等活動。
行政機關的監督以環境監理為核心,成立了專門的環境監理機構,旨在加強環境執法力度。
各政黨的社會團體組織的監督主要以輿論監督的形式出現,但我國輿論監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總體上作用很有限。
司法監督主要是司法監督職有機關即人民檢察院的監督,在環境監督領域這塊基本上是空白。
人民群眾的監督主要再現為以環境評價制度等為內容的公眾參與,而公眾參與首先取決於公眾環境意識,其次取決於制度的保證,我國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許多問題,人民群眾的監督基本上只具雛形,缺少操作性規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公民環境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加強
這里,公民的環境意識與守法觀念,不只是普法教育與司法權威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養問題。歐美等發達國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使民主與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現代化道路已達三百年之久,而中國由於長期封建統治思想根深蒂固,現代法律並非本土產物,對法律總持一種排斥態度,尤其是環保法,歷史上只有破壞環境與自由,而無保護環境的傳統。同時在公有制條件下,自然資源權比較抽象,人與自然的關系長期以來被處位於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經濟關系而不是法律關系,由此,環保意識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五)對環境構成物的物權歸屬思考
森林、山嶺、草原、荒地、水面資源等自然資源是構成環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在我國這些財產所有權都屬於國家或者集體的也就是共有制度,這種所有制在一定時期內使用權是所有權是相分離的,盡管法律明確規定使用人「有管理,保護,合理利用的義務」(6)但使用人往往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而逃避這種義務。當然,當前我國存在多種因素影響,但外部性影響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為人私人成本社會成本,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況。外部性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為人的私人成本大於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小於社會收益的行為。由於此時行為人的貢獻多而獲益少,其產生的動力就會不足。相反,負外部性就會導致個人的收益大於社會收益,而導致將成本的轉嫁社會或他人,例如通過損人利已或損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為這種外部性對行為人的影響。實際中行為人往往會置社會利益於不顧而追求個人利益。例如我國為了保護環境而實行的「退耕還林」政策與「封山育林政策」這顯然會減少農民與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卻沒有有效的措施去補償他們的損失。所以,許多地方盜伐、亂伐現象就屢禁不止。
但是,如給與私人更長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護」。(7)從這種觀點出發,中國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財產的傳統,相信人們會從自身的長遠利益出發,做到最大的保護。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觀調控,效果應該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改革我國目前的自然資源所有權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三、簡短的小結
環境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並非朝夕而就,並且,由於我國國情和環境問題成因的特殊性,因而從國外的治理環境舉措中(相對於我國環境問題的解決)並沒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鑒的經驗。我們只有立足於本國的實際情況,去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的切實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這應該說是一個長期而又艱難的過程,而泱泱大國,法治先行,時代賦予我們的法治保護環境的重任,我們也必將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
〖參考文獻〗
(1)《辭海》,上海古籍出版社,348頁
(2)同(1)
(3)《中國環境公報》,1988—12—30
(4)馬世俊著:《中國生態學透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5)洪大用:《當代中國環境問題》,載《教學與研究》1998年8期
(6)《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7)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