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化的貧困

A. 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的含義

法與道德屬於抄上層建築.法律屬於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而道德規范並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後果。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是指納道德因素到法律中，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質，維護社會穩定，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

B. 社會學去道德化是什麼意思

首先，幾千年來中國對於道德都存在一個誤區，認為道德只是約束思想觀念，道德與法制是分開。所以在推行依法治國，法治社會的同時排除道德干預，實現司法獨立與公正。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自從《聯系》理論揭示出：依據道德底線訂立法律。從而統一了道德與法律，發現法律僅僅是道德范疇一個比較狹隘的部分。
舉個例子來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道德，但是因為證據不足的話，法律是不會支持的，即使有充分的證據，但若司法控制權掌握在了黑幫手中，導致的結果是殺人未必償命，欠債未必還錢，從而滅失正義。根本沒有公正可言。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明面上追求公正，實際上是人性倒退，大搞形式主義。

C. 如何化解道德在現實生活中的困境

知道得多想得多看得多要想得到的更多 其實幼稚一點 快樂 就會多一點 相信時間 會淡化一切改變一切更會帶走一切

D. 你怎麼看待窮人道德低這個說法

以為窮人是講道德的人和認為窮人是不講道德的人一樣都是偏見。窮人多得很，誰也不能一概而論。富人會在道德上墮落，窮人也會在道德上墮落。實際上，為什麼現在在提倡和諧社會，而且一大手段便是降低貧富差距。

E. 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可以表現在

主要表現：
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是一個復雜的、多種因素發生影響的過程，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資本對勞動剝削的加深。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剝削僱傭勞動的基礎上的，資本是死勞動，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資本家主要依靠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榨取更多的剩餘價值。進入機器大工業時期，由於生產技術的改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家則更多地依靠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辦法來加強對工人的剝削。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活資料的價值，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延長剩餘勞動時間，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相對剩餘價值生產是實現資本這一內在沖動的主要剝削方法。
剩餘價值率是雇傭工人受剝削程度的准確表現。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剩餘價值率不斷提高。例如，美國整個工業的剩餘價值率1899年為 128％，1909年為130％，1929年為158％，1939年為200％。隨著剩餘價值率的提高,無產階級在新創造的價值中所佔的比重趨於下降,財富集中在資產階級的手中。社會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平等，使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以及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增大起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
②產業後備軍的擴大。產業後備軍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如在英國，資本積累是在資本有機構成大體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的。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資本對勞動的需求相應增加，勞動者就業人數不斷增多，工人的工資雖有所提高，但是，資本積累的本性，絕不允許工資的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以及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實際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隨著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進行，資本有機構成必然會不斷提高，可變資本會相對減少，不僅新追加的資本會相對減少對勞動的需求，而且原有資本也會縮減原有被僱傭的勞動者，一部分在業工人被機器所排斥。資本積累不僅相對地減少對勞動的需求，而且還會造出超過工人人口自然增長的勞動供給。這樣就必然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當然，資本積累引起過剩人口的增長不是直線上升的，資本的擴大和技術的改進既有排斥工人的趨勢,又有吸收工人的趨勢。這兩種趨勢交互作用, 它在不同時期、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從而引起相對過剩人口的起伏波動和不平衡性。但是，與資本增殖需要相比的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後備軍仍然在激烈的波動中增長。以美國為例，20世紀初第一個十年平均失業人數為140萬,平均失業率為4.4％，20年代為205萬，平均失業率為4.7％，40年代為296萬，平均失業率為5.2％，50年代為294萬,平均失業率為4.5％，60年代為352萬,平均失業率為4.8％，70年代為573萬，平均失業率為6.2％。
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不僅是失業工人的不幸，而且是整個無產階級的災難。失業使工人斷絕了生活來源，從而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失業人數增多，還使在業工人受到巨大壓力，資本家藉此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在業工人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拚命幹活，大大加重了勞動折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而這一部分無事可做，又迫使那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失業的加劇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
③工資被限制在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狹小范圍內，往往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另一種是歷史的道德的要素。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價值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一方面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將會下降，從而使勞動力的價值趨於下降；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勞動的強度和復雜程度的提高,又使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物質內容，即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范圍和數量擴大和增多。工資作為勞動力這一商品的價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一樣,在長時期里會與它的價值相適應，平均起來，是由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由於相對過剩人口經常存在，勞動力的供給一般總是超過需求，資本家藉此壓低勞動力的價格，從而使工資有低於勞動力價值的趨勢。把工資強行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當工資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工人得不到再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時，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這又勢必進一步加深無產階級貧困的積累。
勞動力價值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內，必要生活資料的范圍大致上是一定的。因此，勞動力價值的確定從理論上來說是可能的。由於現有的資產階級統計未能提供有關勞動力價值的確實材料，我們只能從資產階級政府的另一些官方統計中，求得相當於勞動力價值的近似值。60 年代以來，美國官方編有各年的三類家庭預算，它包括較低的、中間的和較高的收入數字，其中最低的一類，相當於「貧困線」的水平，處於「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就難於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在1966年，美國官方規定城市內一個四口之家的最低標準是3317美元，1970年為3968美元，1975年為 5500美元，1981年為9287美元。凡是低於這個標準的，就列為貧困的家庭，連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也承認他們的家庭預算「是極低的」，況且這個數字還是按納稅前計算的，如果扣除各項稅收，勢必有更多的家庭劃入「貧困線」以下。美國國情普查局公布的調查報告表明，1983年美國的貧困率上升到18年來的最高峰。按官方規定標准,年收入在10178美元以下的四口之家為貧困者。1983年美國有353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比1982年增加86.8萬人。18歲以下的白人與黑人的貧困率有明顯的不同，白人的貧困率為17.3％，而黑人則為46.7％。
必須提到，資產階級除了在生產領域中加強對剩餘勞動的榨取以外，還在非生產領域中對無產階級進行種種盤剝。昂貴的房租，高利的貸款，沉重的捐稅以及由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物價上漲，使無產階級的生活狀況更加困苦。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的作用，不僅決定了無產階級經濟狀況的惡化，還決定了無產階級在其他方面境況的惡化。馬克思說：「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8頁）。

所以，據我分析是：A、C、D。

F. 和諧社會是道德化的社會哪三個角度可以說明

1，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與會專家從不同角度對和諧社會提出定義和解釋，但是，所有的專家都認為：和諧社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是一個大多數人能夠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社會。
2，和諧社會的提出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專家們普遍認為，中央提出「和諧社會」這個理念，適應了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3，關於和諧社會的要素。盡管專家們分析和諧社會組成要素的角度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和諧社會必須以人為基本要素，實行機會均等，形成自動解決沖突的機制。

G. 什麼叫道德貧困

道德修養匱乏

H. 貧窮與貧困有什麼區別

貧困，指在經濟或精神上的貧乏窘困，稱之為貧困，是一種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貧乏的現象，貧困是一種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綜合現象。

貧窮是個很廣泛的觀念。在中文裡，貧、窮兩字本解作「極度不足」，日常使用里則指「缺乏錢財，生活拮據睏乏」道德標準的;也有人認為可以從科學角度去理解貧窮的意思。貧窮的成因包括了多種因素，從發展經濟學角度講，貧窮就是缺乏生活機會。

I. 什麼是「哲學的貧困」

曾紀澤的日記中，詳細地記載著他於1878和1879年兩次覲見西太後的對答內容。第二次在他即將啟程赴英國任公使前夕，西太後談到了郭嵩燾時說，「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西太後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問曾紀澤，「外國也有總理衙門？」曾答，外國稱「外部」，然後進行了簡短的解釋。類似的召見和問答，曹汝霖的回憶錄中也有記錄。西太後在召見曹的時候，曾經詳細詢問日本憲法的事，曹當時覺得，如果維新/黨人能夠試圖影響西太後，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從前面的對話中也能看出，西太後的心裡，至少把自己和「這些人」是區別開的。

對西太後的罵，國人進行得已經太多，這多少也因為她是女人，所以，從男女平權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勸君少罵•••」的。換一個角度想，西太後以一個深宮中的婦人，能靠能乾的恭親王輔佐，靠曾，左，李，張之洞等漢族名臣維系滿清的江山數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興日子，若換成她的老公咸豐不病死熱河，恐怕「政績」還不如她，若真是肅順那班大臣掌權，恐怕敗得更慘。畢竟，時運已經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爺」那會的「盛世」了。但這個深宮婦人，學識終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觀受著極大的制約，而這，也絕非她一個人的問題。如果拋開道德評判，能力和動機不論，任何人的見識和判斷都是受他的環境和知識結構影響的。

就連中國的古聖人們，其實也逃不過這個「唯物主義」的法則。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國里，勸這個王仁慈，勸那個王開恩，甚至威脅說什麼水能覆舟，什麼誅一夫紂，但效果還是不大，王們還是各行其是，後世的王，行了仁政的，還是很少。實際上，不論孔還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客觀條件使然。孔孟不論游歷到哪裡，不論國家大小，強弱，其政治形態都是一元化的，無非是王們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勝，明日打敗，只顧自己的權力和享樂，百姓本來就如草芥，則「凶年不免於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只能無可奈何地去夢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哲學」也只能淪為一種勸善的道德說教，能為百姓爭取點「生存權」就謝天謝地，遑論其他。後世的學者總難免要替古聖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貴君輕，就是民主思想之萌芽，誅一夫紂，就是革命無罪，但是近代民主不僅僅是一種萌芽狀態的觀念，而是普遍的共識和制度保證。

在西方，古希臘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經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種政治制度。有的是貴族寡頭統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獨裁製，獨裁還有世襲的君主制與不世襲的僭主制。這里的民主，就是貨真價實，有據可查的「democracy」。當柏拉圖來討論政治哲學的時候，就開始把它們一個個擺開來，比較，分析，得出結論。雖然他得出的結論，即「聖人王」的「理想國」有點類似於孔子的想法，但畢竟這是橫向分析比較的結果，而這一過程，中國並沒有。中國只有縱向的比較，即現在和非現實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像出來的。柏拉圖所列舉的幾種政治制度中，中國黃河流域所有的小國家加起來就只佔了其中一種——獨裁。顧准說，中國的古代思想相對古希臘來說是貧乏的，其實首先在於培育思想的政治環境是貧乏的，可供比較和選擇的制度實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圖的思想從來沒有被官方定為統治意識形態，這使得後世可以理性地評判和取捨，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謂打倒，所謂扔進毛廁，所謂上帝死了，都實在是被搞得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以後才喊出來的。

環境本來已經如此的貧乏，更壞的是，中國思想家的思維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將僅有的一點不同的派別也消滅掉。孟子雖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辯，但對待其他思想派別的態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楊朱和墨子被他說成禽獸，古希臘雖然有戴奧真尼斯一派被稱為犬儒，但似乎不是來自某個自奉正宗的派別罵人的結果。至少，戴奧真尼斯不會介意被稱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興被人家叫做禽獸，因為他也是學界名人，也有自尊心。這樣一來，孟子開了學術辯論人身攻擊的先例，所謂百家爭鳴也就沒什麼可爭了，人家都成了禽獸，還爭個什麼？於是就剩下個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裝神弄鬼——「百家爭鳴，無非兩家」。孟子這般聖人為何象粗人一樣辱罵對手？因為他自以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兩大法寶——那時還沒有「三大法寶」——「父」和「君」，換言之，就是「忠」和「孝」。這樣的孝是很厲害的，因為孟子要你「孝」到不許「兼愛」的地步，你只能對親人盡極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楊朱的「為我」來說，實在好不到哪裡，無非是把「我」擴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氣揚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國思想與西方又遠了一步，因為古希臘的雅典已經出現了一定范圍內的政治平等，後來的基督教又講愛你的鄰居，愛你的敵人。中國人從此只敢愛爹，然後編出許多肉麻至極的關於愛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誰說中國人「不認真」呢？西方人雖然說愛人如己，不過泛泛而談，打了左臉而送上右臉的，畢竟沒有例子，而中國人居然就會四處去把肉麻的故事一個個搜來，編成書，還配上圖，「認真」得要命。當然，孝子也並不象我們想的那麼可憐，因為爹也很愛孩子的，一得勢就「封妻蔭子」，讓後人乘涼。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什麼腐敗官員，腐敗官員幾乎個個都是好父親，就對子女盡責來講，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難免欠缺，哪裡「兼愛」得過來。

孔孟的東西，說起來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麼？西方人的觀點與中國人又不一樣。不妨甘冒「禽獸」之名，講一講。在中國人看來，道德其實是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說起來不過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臘文化中，家庭倫理始終不佔首位，道德首先是基於個人的理智和知識的。蘇格拉底認為，人內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狀態。這樣來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沒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個老頭子，躺在地上學嬰兒哭，很難說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來？亞里士多德則把道德分為對個人慾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對科學，哲學，藝術，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國人所說的道德，則只勉強接近於第一種，自我約束，而沒有第二種，對第一種又將其絕對化。顧准所說的貧乏，是完全正確的。古希臘也有類似老子「小國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應當享有政治權利的，參與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來」那麼無趣。西方的哲學中既將知識置於道德之前，又認為如果一個人雞鳴狗盜干壞事了，違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結果，那麼就必然特別注重普及知識和教育。而中國的聖人們則認為，「民」應當「無知無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無知，又要人有德，沒有「德」，就說你是「小人」啦，「難養」啦，真不容易。而且，一邊說「不可使知之」，一邊又說「上智下愚」，嫌你不夠聰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國人實在被聖人們播弄得可以。

聖人們最喜歡講「君子」和「小人」，「中國」和「夷狄」。西方歷史上，也曾經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然而兩者的標准並不相同。中國人區分文明和野蠻的標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禮樂教化，還是上文的倫理道德， 而西方講的是基於理性的審慎的判斷和遠見，英文分別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臘的詭辯派（Sophists）就強調懷疑精神和對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經宣布，任用人才只憑才幹，不忠不孝都可以，這在中國算是少有的，但最終還是以不孝為名殺了孔融。這也足見孝不過是維持統治的工具。魏晉的當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願講「忠」——因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來為篡權粉飾。事實上，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區分「理性」與「非理性」，這是中國人不大講的，所以西太後有一天突然覺得她要依靠義和團的「民心」，也相信了義和團的神力。她的科學知識比起政治知識來又更加有限，但沒有想到這和二十四孝一樣缺少理性。中國人的唯道德主義到了明代，才有李贄敢將正統儒家奉為天條的「道德」完全相對化，然而李贄只能自殺。到了近代，「道德」終於又被日本的福澤愉吉懷疑了。福澤說，道德是一種有限度的東西，一個人怎麼可能無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況既然聖人們在二千年前就已經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聖人？結果只能是向後看。但是知識就不一樣，因為人類的知識和智力是無限向前發展的，後代必定超越先輩。日本的維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於由崇「德」轉變為崇「智」，當然因為我們剛好是受害者，就不去誇大，但教訓還是在的，否則何以需要「開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也還是延續了希臘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證明。對於中國人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就不必去證明了，連說都不用多說，「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會費神去論證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紀，歐洲就已經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將純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以及來自波斯的二元論等綜合進來。文藝復興，則是其中古希臘哲學稍後的大面積復興。此時，中國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對道家以及外來的佛教的吸收。但是，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發展儒家道統為目的的，參雜佛和道，變成了西方人稱的「新儒家」。儒家關注的是人與人的倫理，道家關注人與自然，佛教關注人與本心，但中國哲學始終缺少對政權與社會，個人與社會，權利與責任的界說。到了明朝王陽明的時候，又象唐朝韓愈一樣排斥佛教和道家，連「新儒家」也變成「心學」了。王陽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絕對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慾，便識天理」，覺得知識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還認為，心的純潔和「無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鏡子一樣不斷和私慾做斗爭，用佛教禪宗的話，「時時勤拂拭」也，用後來的話說，就是「狠斗私字一閃念」。原來文革雖然批儒那麼凶，其實有的東西還是王陽明的一套。不過，這之間既已經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見「私」字實在太難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說了「本來無一物」，怎麼王陽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較勁，而不考慮用制度和法律來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麼？王陽明說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倫布找錯路都繞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國聖人還在念念不忘那個孝悌，還非把什麼堯和舜也拉上，這不是貧乏又是什麼？再者說，不是最愛自吹「天人合一」嗎，怎麼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間的「人」有點自己的私慾呢？然而，就在王陽明在貴州得道的時候，一邊是明代太監的數目創了歷史記錄，一邊人慾依舊橫流，民間艷情小說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陽明的學說改變不了當朝的太監們，雖然他們真的「本來無一物」，心卻不見得就安分，於是終於沒有能挽救明朝。有濫殺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萬太監於後，任你個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無濟於事。因為對王學的反感，也因為清的壓制，清朝的學者乾脆又走了極端，去干免談心性的考據，而明清轉換的時期，也大致是笛卡爾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學精神在歐洲完全確立起來，中國人卻只能靠幾個傳教士了解一點外界的變化。待到「大帝」們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漢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時候，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據，訓詁也終於搞膩了的時候，英國人來賣鴉片了。儒家的經沒有一天不在讀，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後也還不曉得英國倒底有沒有「總理衙門」，大概覺得這又是「西學中源」的。然而中國的聖人是不絕的，幾百年後果然又「有聖人出」，這個聖人對西太後是不耐煩的，但可惜私慾充塞，修為尚不及王陽明之十一，不僅沒能挽救清朝，自己還得靠託庇於大英帝國保護。聖人與民眾永遠是隔膜的，正如魯迅所言，「中國的一般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

不過，聽說這兩年又有人跑到王陽明得道的貴陽修文去裝聖人了，要人讀經背經，還不許理解。就連以保守著稱的林琴南也曾經說過讓兒童讀經是閉塞心靈的，應代之以讀詩歌。據季羨林先生的回憶，在他的家鄉山東，軍閥張宗昌雖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多少姨太太，祭孔卻是絲毫不馬虎的，他還說，日本軍隊佔領濟南的時候，就要求學生都讀經，後來日本人撤走，經也就馬上不讀，改成讀新文學了。這本身已經很耐人尋味，但季羨林大師又同時宣布，因為當今世界污染嚴重，人口爆炸，生態破壞，所以還是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見《牛棚雜憶》），不知這當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問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並非西方文化獨有，也絕非中國文化能獨解決。如果滅盡人慾就斷了污染，那麼季老最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應當能當此重任，但似乎沒聽說印度人這么自誇過。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當代印度哲學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與傳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學家的一大任務是區分傳統文化中哪些部分仍然活著，哪些已經僵死，成為「化石」。中小學生學習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裝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嘗不可如林琴南所言，從文學，而不是經典入手。王國維當年眼見中國人吸食鴉片者眾，認為如要改變，首先應當「培養國民的趣味」，也沒有號召依靠什麼孔孟經典。當代「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從西學入手，研習印度哲學後，才選擇儒家作為依歸的。

中國文化和哲學是時代，也是環境的產物，絕不能包打天下。在一個信息輿論仍然一律的環境中的兒童，恐怕盡量學會理性分析，獨立思考，「思想脫貧」才是要務。

J. 貧困和個人道德有什麼關系 博客

貧困和個人道德沒有直接關系，但是在很多人嚴重，貌似貧困的人就是沒有個人道德的人，沒有素質的人，其實不然，兩者是沒有直接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