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莊王立法

1. 詩人屈原一生忠君愛國，至死不悔。哪句話就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於屈原對楚國深沉而真摯的愛，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遠祖是傳說中的古帝高陽氏。據《史書?楚世家》記載，高陽氏六代孫名季連，是楚國的創始人，姓羋。周文王時，季連的後代叫鬻熊。鬻熊以後，楚以熊為氏，後來姓氏不分，楚國又姓熊。周成王時，季連的曾孫熊繹受封在「楚」這個地方，即丹陽（今湖北秭歸）。傳至楚武王熊達，熊達的兒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這個地方，後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為氏，屈是楚國羋姓的分支，所以從家世淵源來講，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這就使得他具有濃厚的宗教血緣情感，必然忠於宗族的最高首領――君主。國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的象徵，而且只有通過國君才能實現自己的興國理想。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愛國思想的一部分，他的愛國之情，是和宗族感情連在一起的。他對祖先的深情追認「帝高陽之苗裔兮，朕黃考曰伯庸」，就是一種宗族感情的流露。屈原的貴族出身還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思想上忠君等於愛國，愛國必須忠君的觀念溶於一體，不可動搖。這些就使得他對楚國有「深固難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還源與他執著、獨立不遷的個性，「獨立不遷」這四個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頌》。《橘頌》前半贊頌橘樹的美好品質，一開頭就說：「後皇嘉樹，橘徠(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後半借橘樹寄託自己的人格，又說：「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橘頌》表現的是詩人「不遷」的精神品質，這「不遷」不僅表現為自我人格的堅守，還表現為「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與「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社會品性。屈原把這種「不遷」的精神推而廣之，便成為他堅定不屈的人格，邊成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他說：「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流」既是《離騷》所說：「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橫」既《孟子》所說：「待我以橫逆。」屈原正是要逆於那 「時俗之流從」的，《說文》：「橫，闌木也。」所謂「橫而不流」也就是《漁父》所說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橘頌》所說的「蘇世獨立」，王逸註：「蘇，寤也」。這種覺醒精神、獨立不遷的個性如一股山泉發揮在他對「美政」、真理的求索過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內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不僅表現在他對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還表現在他對真理的大膽懷疑、大膽探索（求索精神的兩個方面，你好像著重寫「美政」，而第二個方面，你放在「舉賢授能」里寫，其實可以抽出來單獨寫）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現在兩個個方面
1、 立法強國
「國富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 。」屈原在詩中鮮明地提出了變革的政治綱領，國家富強，要靠法度，法度作為富國強兵的手段和途徑，就像架車、乘馬，必須要有「轡銜」、有「舟楫」。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 乘泛?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惜往日》）」，
屈原強調「法度」而反對「心治」，這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共同主張。《韓非子?用人》中強調：「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輪。」屈原和韓非子都認為違背法度，採用「心治」會危害國家治理，這也是楚國當時的現實：「固時俗之工巧兮，湎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這里的「先功」就是楚國歷史上主張變法圖強的先王、先賢，湯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為即楚莊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離騷》所稱述的「三後」。尤其是楚悼王用吳起變法，「明法審令」，以致國家強大起來。這些說明，只有「立法」，國家才會富強，這既是「先工」成功的歷史經驗，也是屈原面對現實，必然作出的選擇。
2、 舉賢授能
舉賢授能，既是自古以來的政治主張，也是智力國家的重要措施。這是任何一個新興的政治集團為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證，並且也是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的標志。屈原通過贊賞古代歷史上舉賢授能的聖君賢臣的典範，來表達他對阻礙變革的就貴族集團的反對，以及對新興力量的渴望。「說（音「悅」）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離騷》）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斷反復地謳歌著這些舉賢授能的例子。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寫到：「聞百里奚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
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雲而知之」
屈原詩中所謳歌的這些舉賢授能的例子，在從前的典籍中也有陳述，但屈原的詩卻著重強調了這些賢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於庖廚」，傅說「築於傅岩」，呂望「屠於朝歌」，寧戚「歌而飯牛」，百里奚則「為虜」。這種突出表現了屈原主張的「舉賢授能」是不羞於卑賤，要突破階級局限，而真正為賢是用。
從屈原的「美政」主張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歷史潮流的進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當時客觀要求的進步主張的。正是由於屈原「美政」的進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為首的舊勢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誣陷他，「心害其能」而使楚懷王「怒而疏屈平」, 加上楚王昏庸無能, 不能體察他的忠誠, 反而聽信讒言, 任用佞臣, 不僅對屈原的治國方案不予採納，反而將他疏遠、流放。屈原遭到君王的疏遠，離開了政治舞台，但是屈原執著和獨立不遷的個性，勢必使得屈原不甘於被疏、被逐，即使離開了政治中心，對政治不能產生直接的影響，但是詩人心靈的抗爭不會停止。
《離騷》詩人虛擬了女須對他的勸告，「鯀悻直以亡身兮」，《山海經》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從這里的記載可以看出，鯀的悻直主要是不聽帝命，竊帝息壤以湮洪水，因而被帝殺死於羽郊。鯀的行為與悲壯結局，頗類似於普羅米修斯為了人間的光明竊取火種的壯舉，而鯀又是一位不惜以死直諫的人物。女須在這里舉鯀悻直以亡身的例子，對於屈原來說可以說是前車之鑒，因為他們都是正義的代表。但他不顧女須的勸告，決心再作一次努力，來挽救楚國危亡的命運。希望自己恪守的人生價值得到確正，故遠征阮湘，陳辭重華。他被一種新的希望鼓舞著，充滿信心地開始了上下求索。他在人間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國去求天神。然而天上地下一樣的渾濁，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但是，屈原並沒有因為上天無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貴之處是能夠在失望中堅持追求光明，在痛苦中不斷到尋求希望。他又懷著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但是詩人三次求女均以失敗告終，在詩人的追求過程中毫無《詩經》中如《周南?關雎》、《秦風?兼葭》、等一些愛情詩所表現的雖有追求的痛苦、艱難卻仍然流露出絲絲希望。詩人三次「求女」，要麼因「信美而無禮」，要麼因「理弱而媒拙」，詩人的願望無法實現。世無知音而屈原偏偏要追求，這種失望與希望的情感沖突、失敗與追求輪番交替，最為本質地凸顯出詩人的精神追求的艱難， 上叩帝閽與三次求女的失敗，象徵著詩人於楚國尋求實現理想、確正自身的精神追求的失敗，而屈原執著不遷的個性和他對楚國難以割捨的情感又勢必使詩人繼續追求下去，尚有一絲希望可以使詩人的理想得到實現。詩人以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通過與靈氛、巫鹹的對話，繼續顯赫上征天庭、下求佚女所蘊涵的精神追求。靈氛、巫咸勸他去國求君，如果說去國求女詩人尚可勉之，那麼，去國求君則要進行一次更為艱難的精神抉擇了。所以詩人說「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詩人「猶豫而狐疑」的與其說是對去國求君的吉凶的懷疑，不如說是去國求君觸及到了詩人最為本質的精神基點――對楚國真摯而有深沉的愛，詩人將自我所投住的社會是詩人自我引以為自豪與驕傲的楚國，而詩人遠逝自疏求君，無疑說是變了相的改變了詩人的精神追求。所以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不肯離開楚國一步。始終以祖國的興旺、人民的疾苦為念，屈原在放逐中嘆息道：「哀吾生之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對楚國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都懷著樸素的深沉的感情，致死也不願離開楚國的懷抱，他時時依戀著故土，頻頻回首，殷切的懷念故都，「黃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淮兮，蜷局顧而不行。」他義無返顧的選擇了死，「寧赴湘流，葬身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
屈原在尋求理想的途徑上，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始終把改革楚政，實現理想的希望寄託在楚王身上。《史記?屈原列傳》記載，屈原「心系懷王」「冀興君之一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而且，他始終堅持「獨立不遷」，堅持他的那一種人格完善意識。這一種蘊積強大人格力量的執著在苦難的生命歷程中，在刀光劍影的政治沙場上，有時就變味成了「執迷不悟」。因為執著，他不能象他的先人孔子那樣「出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他是在其位謀其政，不在其位也偏要謀其政；也不能象他的同代人縱橫家們那樣「朝秦暮楚」，擇國而仕，不能象莊子那樣游悠物外，不論是非，他不計利害、不思後果地抨擊時弊，從而成了昏君群小眼中的「釘子」；更不能象他的後人如陶淵明，頓悟入菊園悠然看南山，如李白，有酒、有道、有仙氣，從而笑傲王侯、相忘江湖，如蘇軾，有佛老之心，貶杭州就修蘇堤，到嶺南就品荔枝。他不是試著消解憂憤，而是永遠用高漲的激情去面對溷濁的現實，從而把憂憤推向了極致。因為執著，他崇聖，認定「先王」之「美政」是唯一光明之路；他愛國，死都不肯離開楚國，他要振興他的國家；他戀君，把希望都錯搭在了昏庸無能的楚王這輛破車上。因為執著，他認為，修美治善定能改變現實，且始終以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姿態苦苦奮斗，他純真至美的眼眸讓他看到世俗的卑劣、世事的可懷疑，於是，他不停地批判，攻擊來時，他又死不肯改悔。他不能見容於那個特定的黑暗社會，而且，因為自身認知避免不了的片面性，他自己也陷入了不可擺脫的心靈矛盾的折磨之中，他成了孤軍奮戰的「唐吉訶德」，他遭受著「世溷濁而莫余知」。《涉江》）的苦悶，也品嘗著「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的孤寂。到頭來，正象劉熙載《藝概》中所說的那樣「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無情的現實擊碎了他的美好幻想，最終宣告了他的悲劇結局，自投汨羅江，葬身魚腹。
屈原不僅是一個的詩人、政治家、還是一個冷靜的哲人，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許多既成的事實，老輩留下的傳統，都要經過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後決定取捨揚棄。《天問》是《楚辭》中最奇特的一首詩，詩歌幾乎全以問句組成，從宇宙的起源，天體的形成，地理的結構到人事歷史的興亡的命運，以及傳統的價值觀念，歷史陳說，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涉及天文、地理、歷史、政治等許多方面，集中地表現了他的懷疑精神與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現了他執著的求索精神。關於「天問」二字，歷來解釋不同。王逸認為「天問」就是「問天」，屈原借著問天「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洪興祖說：「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興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國無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問》所為作也。」他們都以為《天問》像《離騷》一樣，是寄託憂憤之作。這種解釋固然符合屈原作品總的思想感情，但並不完全切合《天問》的實際內容。《天問》所提的問題其實包括兩類：一類是知識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一蛇吞象，厥大如何? 」另一類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 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屈原的憤悶。再從屈原發問的方式來看，也有兩種不同的問法。一種屬於不明而問，如「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目的在於弄清答案。另一種屬於不解而問，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 」明明有現成的答案，屈原對它提出懷疑和質問。
另一方面看，《天問》是屈原在流放途中而作，屈原放逐，精神上遭受的打擊很大，他的「美政」楚王不予採納，他的憂國憂民之心無人理解。他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苦心培養了一批人才，希望他們茁壯成長，將來能為國家作出貢獻。可是，這些人才大多蛻化變質了。詩人感到苦悶和無奈，所以他要仰天發問，希望「天」給他一個合理的解釋。然而「天」並不通人情，沒有應答，「天」只不過是中國文化情結的體現（天、地、君、親、師），天毋庸問，儒家的「天」既聾又啞，問了也得不到解答，但他卻非要問天？問天不就意味著他的信念發生危機？不就意味著對天命論和歷史王道的懷疑？「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天問》）上天既授命於夏，為什麼伊尹能夠助湯將桀流放？「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天問》）商既上承天意而有天下，為什麼又遭滅亡？但懷疑並不代表放棄和改變，恰恰相反，身心受到委屈的屈原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並沒有放棄君子人格，也沒有忘記先聖先賢耳提面命式的遺訓：「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涉江》）。他的信念仍然沒有改變：「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哀郢》）他踮足四望，尋找著郢都的方向，盼望著能有回去的一天。他把希望仍寄託於「天」，寄託於國君，盡管時政日下， 國君只要遠小人而近君子，舉賢授能，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仍然可以實現。屈原之所以歷經磨難而不改初衷，甚至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仍堅持其理想和節操，是因為他很以自己與生俱來的稟賦而自豪，稱之為「內美」，同時又重視對自己的美好品德加強修養而抵禦世風世俗，稱之為「外修」，「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就在其「內外兼修」的過程中開始了漫長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所以《天問》這首時不僅表現了他的懷疑精神和探索精神，還表現了他對理想的執著追求。
三、屈原求索精神的現實意義
屈原就如一條小飛蛾，他永遠有對光明的追求之願，就是在受到排擠，被放逐之後，依然無怨無悔，憂國憂民。以屈原的智慧，應該對當時的形勢判斷的很清楚，秦國國力蒸蒸日上，文治武功達到其頂點，而楚國國勢衰弱，老態龍鍾，實際上已經成了秦國的附庸，屈原以一己之力，想要抗衡秦國的統一趨勢，實在很難，況且還要與國內的妥協投降派相鬥。眾人皆濁，而唯其獨清，終究被一群污濁小人打敗。其實後人多所贊揚的是屈原身處逆境而不改變志向的不屈不撓的奮爭精神。這一點正如小飛蛾對光明的追求，後人有很多人受其影響，從其身上學到了不少東西，屈原的這種精神確實是值得我們後人學習的。
有人說一句話可以照亮一個人生，那麼我說一句話可以照亮一段歷史。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多的腥風血雨，無數人仁志士的「上下求索」推動了華夏文明史，也凸顯出不屈的民族精神。辛棄疾揮劍折胡虜，陸游心老在天山，林則徐虎門銷煙 ...... 無數表現中華民族不屈精神的事例為這句話做了最好的詮釋。魯迅先生在他的《彷徨》中，就曾以屈原的詩句作為書的題詞：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離騷》）
從此來鼓舞自己投入變革現實的斗爭中去，當他寫下這句詩的時候，一定是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一定是經過深沉的思考。路很長，有時地上還沒有路，魯迅先生做的便是開路的工作，他要踩出一條通往新生活的路，為此，他不畏流言，不俱荊棘，他的一生和屈原一樣，是求索的一生，奮斗的一生，無悔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遠夕，吾將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表達的這種「求索」精神表現了志士人仁共同具有的進取精神，這是國家興旺不可或缺的精神，也是我們後輩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種高尚精神，它成為古往今來千千萬萬中國人奮發向上，百折不撓的精神支柱。這種求索精神具有巨大的歷史震撼力和時空穿透力，如群星一般在歷史的天空上閃爍著不滅的光輝。我相信，只要我們的民族存在，屈原的求索精神就會綿綿不絕，延綿不絕地傳下去。

2. 秦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與前代有什麼不同 完成

秦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與前代有什麼不同， 其根本原因是什麼？

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與制度

1.春秋時期法制發展概況

鄭、晉、楚各國的立法

鄭國：第一次是鄭簡公三十年，即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鄭國的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的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因而「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第二次是鄭獻公十三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晉國：晉國自文公以後，曾四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晉文公稱霸時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 作「被廬之法」。 第二次是趙盾（即趙宣子）為晉國執政時制定的「常法」——「夷蒐之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書。 第四次是公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荀寅將范宣子制定的並未「宣示下民」的刑書鑄在鐵鼎上，公布於眾。這是晉國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

楚國：在春秋時曾兩次制定法律。

第一次是楚文王時「作仆區法」。

第二次是楚莊王時作茆門法。

戰國時期法制發展概況

1、戰國時期的成文法運動

2、各諸侯國法律制度的轉型

⑴法律性質的轉變——奴隸製法律轉變為封建製法律

①維護封建財產所有權。

②以封建等級製取代奴隸等級制。

③建立並鞏固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

⑵法律內容的變化

①法律調整的范圍擴大，規定更加具體細密。

②刑罰從野蠻走向文明，出現了新的刑種。

3、《法經》的出現 《法經》是戰國時期立法的典型代表，也是春秋以來成文法運動的總結，其體例和內容，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和體系，為秦漢以後的封建成文法典的 完善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與秦國法制

商鞅變法

第一次變法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一說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這次變法的重點是打擊奴隸主舊貴族的政治勢力。主要內容有四方面：第一，制定了「連坐法」，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第二，獎勵告奸。「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第三，獎勵農業生產。墾草令：「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第四，獎勵軍功。「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第二次變法是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這次變法的重點是廢除奴隸制的土地制度。具體內容主要有：第一，重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禁令。又宣布「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第二，取消分封制，普遍建立郡縣制。「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第三，廢除井田制，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具體辦法是：「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實行按畝收稅，並准許土地買賣。第四，統一度量衡制度。

秦國法制概況

商鞅首先改「法」為「律」。清末著名法制改革家沈家本曾說：「商鞅改法為律，謂改李悝之六法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也。」 商鞅變法的意義 商鞅變法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清理了舊貴族的政治經濟勢力，另一方面鞏固了新興地主階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使秦國一躍而成為令人畏懼的「戰國七雄」之首的強國，為後來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商鞅以《法經》為藍本制定的秦律，對於秦法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秦漢以後的封建法典都以「律」為名。

分析：

總結上述材料，進行對比可以明顯的看到春秋、戰國、秦朝這三個時期法律發展的過程與其總體方向。 在舊禮制被破壞崩塌的春秋時期，「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開創了中國法制史成文法的先河與慣例。

在法律制度方面，比較春秋與戰國時期的法律制度就可以發現，「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已經將原始的奴隸製法律轉變為封建製法律。這是新興地主階級用以指導立法的思想， 其心是取消舊奴隸主貴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權，它打破了奴隸制 「 刑不上大夫 」 的壁壘。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從這條法律也不難看出，法律調整的范圍擴大，規定更加具體細密。刑罰從野蠻走向文明，出現了新的刑種。 「 行刑，重其輕者 」 。指在執行刑罰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 「 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 。請罪重罰的模式體系，同樣對後世影響頗大。

同時，從法經將法律的總原則、 通例專列一篇，而與其他篇章相對應的編制體例可以看出《法經》的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那麼，將目光放在秦朝，可以看到秦律，在秦律之中，既可以看到來自前朝奴隸制社會法制的影子，又可以看到通過對於奴隸制制度的限制規范，達到加強中央集權和維持更廣范圍社會穩定的特點。

第一，革除舊法，殘存舊制。在春秋戰國時期新舊制度的交替過程中，秦律作為一部維護新 生制度的成文法，明確規定了一些限制奴隸制的法律內容。

第二，重法輕禮，厲行「法治」。在先秦法家「法治」原則的指導下，秦政權放棄「禮治」 思想，堅持「明法度，定律令」，通過焚書坑儒、統一思想、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等 手段，確立了君主專制集權的法律制度與獨裁統治，使秦律具有重法輕禮、厲行「法治」的鮮明特徵。

第三，重刑輕罪，刑罰嚴酷。秦律繼承先秦法家「重刑輕罪」的定罪量刑原則，制定了一套嚴酷殘暴的刑罰制度。

第四，內容豐富，體系繁雜。如前所述，秦律內容非常豐富，調整范圍相當廣泛。

總結：

從以上材料和材料分析可以看出，秦代前與秦朝的法律發展主要趨勢是由不成文法發 展向成文法，由奴隸製法律發展為封建製法律，由「刑不上大夫」的特權法轉向普遍的全民法，其法律體系也從散亂變得有體有制。

究其根本，「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濟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從秦代前朝與秦朝日益發達昌明的農業、手工業、冶煉業，其經濟發展也逐漸強大。獲得一定資本的庶民階層就不會甘心受到奴隸主的壓迫，肯定要推動對奴隸製法律的改革。而作為全國最大地主的皇帝，更是要以中央集權的方法建立強大的管理體系。

同時，經過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其中推崇「法制」的法家代表人商鞅、韓非、李斯等人在秦朝影響力極大，對於其「法制」思想的推動也不言而喻。 綜上所述，其推動和改變秦代以及之前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因，是當時社會經濟、文化、制度的多重作用疊加下的產物。

3. 復姓的形成

復姓的來源
復姓的來歷，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以地名為姓。例如，楚莊王的小兒子名子蘭，被封為上官大夫。上官，地名
，在今河南滑縣東南。子蘭的後裔世世代代定居在這里，便以上官作了姓氏。又如
歐陽姓，本禹王之後。禹的兒子啟建立夏朝，到少康時，封庶子無余於今浙江紹興
，建立越國。公元前306年，越國被楚國所滅，亡國之君無疆的兒子名蹄，受封於
烏程（今浙江吳興）的歐余山之南。古時稱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所以蹄
又被稱為歐陽亭侯。其後遂以歐陽為姓氏。屬於此類的還有賀蘭（山名），羊舌，
百里（邑名）、澹臺（湖名）等姓。
二,是以官爵為姓。公元前445前，杞國亡於楚，杞簡公之弟佗逃到魯國。魯悼公因
其本為夏王族之後，予以優待，封爵為侯，世稱夏侯。以後，佗的子孫就用夏侯作
了姓氏。西周開始，朝廷設有司徒、司空、司馬的官職。司徒掌管土地和人口，司
空掌管工程建築，司馬掌管軍政和軍賦。這些職官權重位尊，顯赫一時，他們的族
人引以為榮，便將官職拿來作了姓氏。屬於此類的還有太史、司寇、樂正、少正、
宗政等等。

三,是以方位為姓。東方之姓，出自上古伏羲氏。按《周易》八封推算，伏羲氏出
於「震」卦，位主東方，於是伏羲後裔的一支，就以「東方」為姓。與此同類的還
有北宮、東宮、南門、西門等姓。周文王之後姬括，世代襲為衛國上卿，居住在京
都北宮門外，於是以北宮為姓。春秋之時，鄭國某大夫居於西門，其後人便姓了「
西門」。

四,是以血緣關系為姓。夏、裔、周三代，祿爵之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
公爵居五等之首，榮耀至極。他們的後人，紛紛自稱「公孫」，以顯血統高貴。所
以《廣韻》記載：
「古封公之後，皆自稱公孫，故其姓多，非一族也。」

五,是以次第為姓。西漢建國後，為翦除地方豪強勢力，將齊國田氏諸後遷徙到諸
陵，各支依住宅排列次序，分別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第八作了姓氏。

六,是以社會影響為姓。春秋時代，魯國的學者少正卯，聚徒授學，使得「孔子之
門三盈三虛」，聲譽鵲起，世稱聞人，他的後裔便拿「聞人」作了姓氏。

七,是以少數民族的特殊稱呼為姓。如赫連、單於、呼延（匈奴族）；拓跋、宇文
、慕容、獨孤（鮮卑族）等等。

由於復姓畢竟不如單姓簡潔明快，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少復姓的家族陸續改成
了單姓。例如，歐陽改作歐，司馬改作司，澹名改作台，公羊改作公，宗政改作宗
，慕容改作慕。這樣一來，復姓人口所佔總人口的比例越來越少，有的復姓甚至因
此而消亡。當年孔子的72位弟子中，復姓者竟然有23人（端木、顓孫、澹臺、公冶
、南宮、公皙、漆雕、公伯、司馬、公西、巫馬、公孫、公祖、公良、公夏、壤駟
、奚容、公肩、句井、罕父、左人、步叔、叔仲），直到東漢時代的《風谷通義。
姓氏》所收500個姓氏中，復姓還佔了三分之一。而到了北宋時代的《百家姓》，
所收438年姓氏中，復姓所佔比例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只有30個。《續百家姓》所
收596個姓中，復姓有76個，也只佔總數的八分之一。有人統計，現今漢民族
廣泛使用的3000多個姓氏中，復姓只有250多個，約佔8%。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復姓人數的減少是一種基本趨勢。但是，進入現代社會以來
，隨著同名同姓現象的日趨嚴重，人們在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時，想到了用復姓取
代單姓，不失為辦法之一。當然，這里說的復姓，與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司馬、諸葛
等復姓有所不同。它沒有固定的用字構成，而是由父母雙方的姓連綴而成，例如：
張王、李陳、鄧郭等等。其實，這種方法古已有之。女子出嫁後，將丈夫的姓加在
自己的姓之前，稱為金王氏、林田氏等等，實質上形成了一類特殊的復姓。現在港
、澳地區，有的女性仍然保持了這一命名方式，婚後將夫姓冠於己姓之前，如
1996年底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臨時立法會議員的杜葉錫恩、范徐麗泰、林貝聿嘉、
周梁淑怡、曹王敏賢、梁劉柔芬。雖然這一方式多少帶有歷史形成的性別不平等的
痕跡，但它也提供了一條思路，即兼取男女雙方（或夫妻、或父母）之姓，可以構
成變化多端、數量極為龐大的復姓種類，從而大大減少姓名相同帶來的諸多麻煩。
可以想見，如果這種取姓命名方式能夠得到社會的接受並逐漸推廣開去，那麼復姓
的人數將會出現回升的趨勢，這無疑是一種有趣的社會現象。
參考資料：http://www.pkucn.com/archiver/?tid-183211.html

4. 楚國為什麼不在春秋楚莊王時期直接滅掉晉國

西周春秋時期的晉國霸業

商紂失道，今山西境內方國紛紛叛殷歸周，如虞(今平陸北)、芮(今芮城縣西)等。不順周者，即以滅殺，如黎(今長治東北)。公元前十一世紀中期，武王克殷，建立周朝。周成王即位後，封弟叔虞於唐，叔虞死，其子燮父將國號由唐改晉，延用600年。

周宣王靜四十三年(前785)，晉穆公死，其弟殤叔繼為晉君，穆公長子仇出奔避難。此為晉國第一次打破嫡長繼承製。周幽王宮涅元年(前781)，太子仇襲殺殤叔，奪回政權，是為晉文侯。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周室衰危，翌年晉文侯與鄭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護太子宜臼(周平王)東遷洛陽，開創東周政權。周平王嘉文侯之功，賞弓矢車馬具。從此晉國地位扶搖直上。周平王十一年(前760)，晉文侯殺攜王余臣，結束周室二王並立局面。

?晉文侯死，其子伯繼位，為晉昭侯。從晉昭侯始，至晉武公止，晉國殺君篡位斗爭長達67年，連殺五君逐一君，實為春秋罕見。周惠王閬元年(前676)，晉武公子詭諸繼位，是為晉獻公。晉獻公接受歷史教訓，於周惠王六年(前671)，利用異族貴姓，滅掉公族，徹底改變公族逼君局面，從此君權大固，形成以法治、尚賢、尚功、求實、重法的晉文化特點，並為晉國勃興稱霸打下堅實基礎。叔虞封唐前後，周王還封了許多貴族到今山西境內立國。這些小國，密集山西南部，先後被晉國兼並，也為晉國以後稱霸奠定了基礎。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晉國發生「驪姬之亂」，獻公之子重耳出逃，亡命19年，輾轉八國。周襄王十六年(前636)重耳返晉復國，是為晉文公。文公即位後，在晉實行改革。據《國語·晉語》載，文公改革，大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改革生產工具，獎勵墾殖，發展生產力，繁榮社會經濟；2.鑒於惠(晉惠公)、懷(晉懷公)黨同伐異教訓，大批昭雪、起用舊族，同時注意任用拔擢出身微賤而有才能的人；3.規定了奴隸制的俸祿制度，即「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由此也使整個社會成員分成許多等級。恰晉文公建政立法之際，周王室發生內亂。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周襄王之弟王子帶趕走襄王自立為王。晉文公為抬高晉國政治地位，打出「尊王」旗號，出兵「勤王」，平定周室之亂，迎襄王入周。此舉震動諸侯。周襄王為嘉獎文公，把陽樊、溫、原、州、陘等畿內八邑賜歸晉國。以此，晉國有了日後出兵中原的前沿陣地。周襄王十九年(前633)晉楚兩國爆發「城濮之戰」，晉獲全勝。同年五月，晉文公在河南滎陽大會諸侯，成為霸主，建立起以晉國為中心的政治秩序。晉文公稱霸後，與戎狄和睦共處，促進了民族融合，傳播了晉國先進經濟和文化。晉文公死後，雖然晉、秦、楚、齊大國爭霸之戰不斷，但晉國仍保持了近150年的霸主地位。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晉、吳舉行「黃池之會」，吳王列兵劫盟，晉國讓吳先盟，從此晉國的霸業方告結束。
http://tieba..com/f?kz=165060287

春秋時期的歷史是一段大國爭霸史，其中又以晉楚的一百六十年爭霸最為激烈、最為引人注目。在經歷了春秋初期的周鄭交質、齊桓公稱霸之後，鄭國、齊國都迅速衰落，北方的晉國和南方的楚國都迅速強大起來。兩國都大肆吞並其周邊的小國，並建立了一套適合自身發展的政治、軍事制度。到晉文公、楚成王年間，晉國在西方壓制住了秦國的擴張，以「無禮於晉」的名義征伐鄭、衛、曹等國，並在城濮之戰（前632年）中擊潰了楚國及其仆從國的聯軍，正式拉開了晉楚爭霸的序幕。

此後160年中，晉楚兩國圍繞著對中原各小國的宗主權問題，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霸戰爭，鄭國、宋國、曹國、魯國等中原諸侯成了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有趣的是，晉楚兩國主力部隊的直接交戰並不多，前後只有城濮之戰（前632年）、泌之戰（前597年）、鄢陵之戰（前575年）三次大規模沖突。絕大部分戰爭是發生在大國與小國之間，晉國、楚國經常輪流討伐不遵從它們的小國，如鄭國就曾經連續幾年遭受兩國武力威脅，一旦倒向楚國，晉國就來征伐；一旦與晉國結盟，楚國又來征伐。晉、楚兩個大國還向它們的仆從國徵收非常沉重的貢賦，並要求這些仆從國在戰爭時出兵助戰，當大國爭霸的炮灰。而與晉、楚並列的秦、齊兩個大國，雖然處境比小國稍好，但也經常捲入大國爭霸的戰爭中。晉國曾經和秦國多次作戰，秦國和楚國結成同盟，經常在晉國主力南下爭霸時趁虛而入，侵襲晉國；而齊國原先也曾與楚國合謀伐晉，但在案（安+革）之戰（前589年）中被晉國打的大敗，此後又連續被晉國討伐，幾乎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從此齊國君主只得到晉國朝見，承認晉國在北方的霸權。晉楚爭霸的局面，逐漸演變為齊-晉同盟與秦-楚同盟爭霸的局面，當然，爭霸的主力還是晉、楚兩國。

楚共王年間，晉國連續在案之戰、鄢陵之戰中打敗齊國、楚國，又率領諸侯遠征秦國，秦國被迫閉門堅守，晉國的霸業達到了最高峰。晉國還派人到楚國的鄰邦——吳國，教授他們使用戰車、排列戰陣的方法，並唆使他們不斷進攻楚國，楚國顧此失彼，難以全力投入中原爭霸，鄭國、蔡國等也紛紛倒向晉國。但好景不長，晉國很快發生內亂，先是晉厲公與執政大臣發生武裝沖突，然後又是執政諸卿連續內訌，晉國境內的戎、狄等少數民族也開始背叛晉國。齊國也趁機撕毀了與晉國的盟約，揮師攻晉直至太行山。此時，晉國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執政諸卿的內訌上，晉侯的權力越來越小，執政諸卿也不再熱中於出兵爭霸。晉國的霸業開始動搖。

前546年，在宋國的斡旋之下，晉、楚終於在宋國都城之外進行了四十年來的第一次會盟，雖然這次會盟的氣氛很不友好，但畢竟邁出了和平的第一步。大部分中原諸侯也都參與了這次會盟。在歃血時，楚國人堅持第一個歃血，以取得盟主的名分；此時晉國的實力已經下降，也不願意和楚國鬧翻，就同意由楚國先歃血。這標志著晉國極盛時代的結束。晉、楚兩國共同約定：晉、楚地位相等，齊、秦兩國不向任何一個國家進貢，其他中原諸侯必須同時向晉、楚兩國進貢，並且親自到晉、楚去拜見盟主。雖然楚國對中原諸侯仍然蠻橫無信，但它的軍事力量已經復甦，且有楚靈王這樣野心勃勃的君主，中原各國不得不再次向它低頭。鄭國的子產向晉國提出減少諸侯的貢賦，居然被趙文子接受，這也是晉國霸業衰落的一個縮影。

前538年，野心勃勃的楚靈王終於在申地會盟諸侯，除了晉、魯、曹、衛、邾之外的所有中原諸侯都參與了會盟，連越國都派大夫參與了。在這次會盟上，楚靈王傲慢無禮，中原諸侯都懷有貳心。由於吳國仍然在不斷威脅楚國，楚國的霸業也並不穩固，必須部署大量軍隊防禦吳國。楚靈王本來就是殺死侄子才上台的，在國內也存在許多反對力量；但他不注意加強內部團結，反而一心窮兵黷武。在他統治後期，先後滅亡了陳、蔡兩國，違反了當時的國際准則（一般不滅亡較大的諸侯國）。楚靈王還修建東、西兩座不羹城，在陳、蔡、不羹部署重兵威脅中原諸侯，楚國不穩固的霸業就這樣達到了一個虛假的頂峰。

楚靈王有一套浩大的戰爭計劃：從鄭國手中奪走許國的故地（今河南許昌），逼迫周天子交出九鼎，征服徐國，打敗吳國，讓晉國徹底屈服等等。但他的窮兵黷武終於招致了悲慘的下場，被自己的兄弟公子比、公子析、公子棄疾等聯合推翻。公子棄疾最終即位，成為楚平王，並恢復了陳國、蔡國、許國的獨立地位。此時，晉國的內亂已經非常嚴重，形成了知、韓、趙、魏、范、中行六卿專權的局面，卿大夫互相攻打如仇讎，公室的力量空前衰落。而齊國的公室也開始衰落，執政大夫田氏開始專權。中原大國紛紛衰落，給了南方的吳、越以崛起的機會。到楚平王、晉昭公年間，晉楚兩家爭霸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新的霸主——吳、越即將登場。

前506年，吳王闔閭伐楚，攻陷楚國都城郢，楚國藉助秦國的支援才免於亡國。此後吳王夫差熱中於爭霸中原，打敗了齊國，又在黃池與晉國會盟。楚國趁吳國注意力轉移的機會，迅速恢復了軍力，並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先後消滅了臣服於吳國的唐國、蔡國、陳國，鞏固了北方和東方的邊境，重新成為強國。而吳國卻始終忽略了越國的重大威脅，並最終在前473年為越國滅亡。而晉國也是內亂不斷，趙氏驅逐了范氏、中行氏兩家執政大夫，又與衛國、齊國等連續交戰，四卿並列的局勢形成。此時離三家分晉，只有14年的時間了。杜預說的好，此時的晉國「早已失霸」，而楚國更是險些亡國，晉楚爭霸的局勢，到此可以正式劃上一個句號了。

在長達160年的爭霸史中，晉楚兩國一共吞並了近50個諸侯國，進行了三次大規模戰爭，小規模沖突不計其數。雙方會盟、交質不下十次，堪稱古代國際政治不可多得的標准。兩國爭奪霸權的戰爭，最終卻以兩國都筋疲力盡、退出霸主的候選行列而告終。此後晉國迅速分裂為韓、趙、魏三國，戰國七雄的格局形成。

總結晉楚的160年爭霸，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階段：

1、晉國優勢階段 （楚成王、楚穆王時期，即晉文公、晉襄公、晉靈公時期）

這段時期最大的歷史事件是城濮之戰，晉國大勝

2、楚國優勢階段（楚莊王和楚共王初期，即晉靈公之後到晉平公之前）

這段時期最大的歷史事件是袐地之戰，楚國全面勝利。

3、晉楚相持，晉國略占優勢階段（直到春秋結束）

這段時期除了鄢陵之戰晉國不戰而勝，沒有爆發其他大戰。

城濮之戰中，晉文公的軍隊擊潰了楚令尹子玉率領的楚、陳、蔡等國聯軍，不僅獲得了鄭、衛、曹的支持，也拉攏了陳、蔡、許等楚國的仆從國。楚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是方城山、漢水以南的地區，是楚國本土，幾乎從來沒有敵國進入這個地區（直到吳國攻陷郢都）；第二是申、息、鄧、隕等楚國的邊邑，都是很早被楚國征服的小國，「申息之師」是楚國的一支精銳部隊，楚國就是以這些邊邑為基地入侵中原的；第三是陳、蔡、許等楚國的仆從國，這些國家離楚國很近，被楚國的軍力所威懾，在大部分時間里都依附於楚國；第四是鄭、曹、衛、魯等中原諸侯，是楚國和晉國爭奪的焦點，也是春秋時代戰爭最頻繁的地區。現在晉國不但完全制服了中立國，擊敗了楚國的仆從國，還擄掠了楚國方城山附近的邊邑，這對楚國是一種嚴重的侮辱、挑釁。

晉國的威望不僅來自於軍事力量，也來自周天子對它的信任。晉國是當時大國中唯一的姬姓諸侯（齊、秦都是異姓），比楚國這種「蠻夷之邦」顯然有更強的號召力；晉文公曾出兵幫助周襄王復位，成為繼齊桓公之後第二個贏得「尊王攘夷」美名的人，晉文公的會盟甚至招來了周天子參加。作為姬姓中最大的國家，晉國稱霸比楚國稱霸更符合大部分姬姓諸侯的利益。

到楚穆王時期，由於晉文公去世，晉國勢力有所下降。楚穆王北進又吞並了許多小國，並重新拉攏了曾一度臣服於晉國的許、蔡、陳等國。到了楚穆王之子楚莊王即位，翻天覆地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楚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是方城山、漢水以南的地區，是楚國本土，幾乎從來沒有敵國進入這個地區（直到吳國攻陷郢都）；第二是申、息、鄧、隕等楚國的邊邑，都是很早被楚國征服的小國，「申息之師」是楚國的一支精銳部隊，楚國就是以這些邊邑為基地入侵中原的；第三是陳、蔡、許等楚國的仆從國，這些國家離楚國很近，被楚國的軍力所威懾，在大部分時間里都依附於楚國；第四是鄭、曹、衛、魯等中原諸侯，是楚國和晉國爭奪的焦點，也是春秋時代戰爭最頻繁的地區。

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時期），楚國的主要政策是平定漢水以東諸侯。「漢東之國隨為大」，楚國多次攻伐隨國，使隨國徹底成為楚的仆從國，「漢陽諸姬」也隨之臣服於楚。到了楚文王時期，楚的策略由「東進」（攻略漢水以東地區）變成了「北進」（攻略淮河上游地區），申、鄧、息等國都是在楚文王時期被滅亡的，楚文王還第一個採用了「縣」的制度，派遣貴族官員管理申、息等縣，使「申息之師」成為了楚國的重要輔助力量。陳、蔡也在此時成為楚的附庸國，楚國將它的勢力范圍由長江流域擴大到了淮河流域。

楚成王在位初期，沒有用心於中原爭霸，而是開發長江以南地區（既今湖南、江西北部），這一戰略是完全正確的。楚國避開了此時不可一世的齊桓公的鋒芒，改為著力營造自己的大後方。在基本平定江南後，楚國在方城山修築了堅固的防線，並進一步拉攏陳、蔡、許等諸侯國，使這些諸侯國的仆從程度越來越深。

楚成王中期，楚國終於和中原大國發生了第一次正面沖突。齊桓公糾集諸侯討伐楚國、蔡國，名義上是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實際上是想爭奪楚國的仆從國陳、蔡等。雖然楚國巧妙地說服齊國退兵，但蔡國從此就加入了齊國的勢力范圍，陳、許也認齊桓公為盟主，楚國的外圍防線趨於崩潰。

但齊國好景不長，管仲死後，齊國霸業就開始衰落。到齊桓公去世，五公子爭立，齊國甚至淪落到要靠宋國保護的程度。此時楚國的戰略思想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既然齊國霸權已經衰落，中原沒有稱霸的大國，既然陳、蔡、許等國已經重新歸附楚國，那麼楚國為什麼不嘗試稱霸中原？楚國對本土、對北方邊邑、對淮河流域仆從國的控制都已經十分穩固，下一步就應該開始第四步爭奪——控制中原諸侯了。楚成王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君主，他的爭霸策略也非常明智。齊國既然已經衰落，晉國、秦國又都沒有強大到稱霸的程度，那麼誰是楚國的第一敵人？當然是氣勢洶洶的宋國。

楚成王看透了宋襄公的驕傲和狂妄，實際上宋國根本沒有條件成為大國，更別提稱霸諸侯了。楚國在泓水之戰中幾乎全殲了宋國主力，宣告了楚國成為第一大國。在晉文公崛起之前，鄭國、曹國、衛國甚至魯國都承認楚國為宗主國，楚國控制了黃河以南的大部分諸侯。這一短暫的時期是楚國在春秋史上最顯赫的時期，此後楚國的勢力范圍再也沒有達到如此巨大。

當時的晉國不是小國。楚國沒有足夠的實力消滅它。戰國後的三家分晉就可以看出晉國當時的強大了。

5. 春秋戰國時期的立法成就有哪些

一、成文法的公布及鄭、晉、楚各國的立法概況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 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總的說來，這一時期法律制度的一個重大改革，就是各 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下面主要簡述鄭國、晉國、楚國制定法律的 情況。
1�鄭國
鄭國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鄭簡公三十年，即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 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的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因而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第二次是鄭獻公十三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殺鄧析(公元前545 年 ～前501年)，而用其竹刑。竹刑，為鄭國鄧析所作。他把法律條文寫在竹簡上，所以史稱竹 刑 。竹刑的出現，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則便於攜帶和 流傳。
2�晉國
晉國自文公以後，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晉文公稱霸時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 年)， 「 作被廬之法 」 ； 第二次是趙盾(即趙宣子)為晉國執政時制定的《常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書； 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並予以公布的刑書。這是繼鄭國公布成文法之後，晉國開始正式公布 成文法。晉國公布成文法曾受到孔子的批評。
3�楚國
楚國在春秋時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時作《仆區法》。仆區之法猶近世的窩藏法 。第二次是楚莊王時作《茆門法》(茆，同茅)。依照《茆門法》規定，諸侯、 大夫、公子入朝時，車不得進入宮門，以保障國君的安全。
二、戰國時期的法律制度
周元王元年(公年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一時期為戰國時期。
(一)法制指導思想
1�厲行法治。 「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 這是新興地主階級用以指導立法的思 想， 其 中心是取消舊奴隸主貴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權，它打破了奴隸制 「 刑不上大夫 」 的壁壘。
2�法律公布。 「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 。 「 布之於百姓 」 向百姓公布法律，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從而否定了秘密法。
3�輕罪重刑。 「 行刑，重其輕者 」 。指在執行刑罰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 「 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 。這一思想對後世各朝的立法也有很大的影響。
(二)各諸侯國的變法
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 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
首先是魏國。魏文侯任李悝為相，推行新政。李悝的 新政主要有三點： (1) 「 盡地力之教 」 ，鼓勵開荒地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廢除井田制，發展土地私有制。 (2) 「 善平糴 」 ，就是國家在豐收之年收購一定數量的糧食，用來備荒； 荒年由國家出售一 定的糧食，以平衡糧價，防止舊貴族和大商人囤積居奇。 (3)制定《法經》以維護新政權所建立的統治秩序。
其次是楚國吳起。吳起變法主要有兩方 面：(1)逐漸廢除舊奴隸主貴族特權，針對楚國 「 大臣太重，封君太眾，上逼主而下虐 民 」 的情況，吳起提出兩條措施：第一項， 「 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 ；第二項，用節 省下來的錢 「 以撫養戰斗之士 」 。(2) 「 明法審令 」 ，推行法治，整頓政治機構，裁減不必 要的官吏。
第三是秦國商鞅所主持的變法。商鞅在秦國先後兩次發布變法令。第一次是孝公 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是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三)《法經》與 「 改法為律 」
魏文侯時李悝制定《法經》。《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李 悝 認為 「 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 」 ，因此將懲治盜、賊行為的《盜法》和《賊法》置於前面。古 代盜主要指侵犯財產所有權的犯罪，賊主要指傷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等嚴重犯罪。盜賊需要緝 捕，所以又專列《囚法》、《捕法》。《雜法》用以概括盜賊以外的各種犯罪行為。《具法 》的內容為 「 具其加減 」 ，即統一規定以上各篇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類似於近代刑法典中的總則，而 《具法》以外的五篇皆 「 罪名之制 」 ，類似於近代刑法典中的分則。採用將法律的總原則、 通例專列一篇，而與其他篇章相對應的編制體例，說明《法經》的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商鞅入秦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 「 改法為律 」 。律字最早的字義是指定音的竹笛，轉指音樂的旋律、節拍、節奏，具有穩定 、恆常、 「 均布 」 的含義。商鞅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 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這對於秦國法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從此以後，中 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

6. 舊中國新中國資料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產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盤庚篇」中的「眾」，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產，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於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為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為「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冊。歷代少數君主，為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採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顏博對宋神宗：「殿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產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於「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沒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後，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為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後，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為這些機構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於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後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後知後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

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開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半。這次斗爭與前代起義的基本不同在領導與目標。前代多次起義領導的觀念與目標，都很陳舊，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這次解放斗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主人的新社會。這次革命最初雖以蘇聯為榜樣，但主要策略和步驟與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產黨最初並無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領袖列寧是遲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國用專車秘密送回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驟是共產黨員乘帝俄歐戰潰敗疲倦不堪之際，滲入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吸取對現狀不滿駐扎兩京的若干沙皇軍隊單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崩潰，然後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國。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流」，從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著眼於組織農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基地。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產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決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並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范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麵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葯、福利等權利。

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為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決條件——「個人」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反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為「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為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為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並非真正民主，並強調現代西方與今日中國的基本不同－－個人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①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問題，然後再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憲法理論上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國家和社會集體不能侵犯個人的公民權利、尊嚴、政治信仰和言論，與在法律范疇以內的任何行動。在新中國的政治及憲法的理論上，個人雖也是國家和社會的最基本的小單元，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階級而存在，屬於少數階級的個人，必須服從最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意志。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寓個人於人民的趨向日益顯著。

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為甚。我們在比較當今中西政治觀念和制度的短長之前，必須要了解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萌芽於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於此兩大革命之後。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會的總利益和秩序卻自然而然地會得到和協。因此功利主義者主張國家和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自由和一切經濟力量的自然發展，應採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義和政策。

不消說，這本是過於天真樂觀，決經不起歷史考驗的一種看法。即使西方資本主義經典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齣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往往存在著利害上的矛盾與沖突。英國工黨的「精神祖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雖系功利主義之集大成者，進一步強調指出各階級間利益往往沖突，調整這些沖突的機構應該是議會，議會立法應該根據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他這主張，經過十九世紀晚期費邊(Fabian)社會主義者的發揚，勞工運動和組織的日漸發達，和工黨的正式成立、競選、幾度當政，就成了英國型「社會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石。西歐、北歐和英聯邦中若干國家大致也走了這條歷史路線，因此逐漸以「社會福利立法」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即以理論淵源而論，早期的馬克思，也是深受邊沁影響的。惟其如此，所以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隨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社會（也就是嚴復譯成的「群」）的「權界」日益擴大，個人（嚴譯的「己」）的「權界」日益縮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個人的凈余「權界」，在生活實踐上已與憲法及政治理論上的個人「權界」發生了相當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國對於個人「權界」還是有一些差距。這差距的存在是因為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英國和西北歐若干國家有代議制度的傳統，社會福利立法是歷經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在議會里長期斗爭的成果；其歷史發展程序是漸進的，不是經過革命的。因此，這些國家大體上允許個人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和理論上（但決不是實際政治行動上）激烈政黨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國，人民受統治階級種種的壓迫與剝削，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從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功之後，當然無法允許殘余反革命勢力的復辟。因此，在新中國「個人」的「權界」，在理論和實踐上，確是多少受了「寓個人於人民」的局限。

客觀評估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國最近出版了兩部對平等問題理論上頗有啟示的新書。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學同事、人類系教授費樂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據多年對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會的調查研究，並與當今美國社會對比，得到一個綜合的結論——一般西方社會學上所謂的「社會階層化」，不過是以成套的術語掩飾社會階級間種種真實的不平等。這是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學虛偽的一針見血之言，對我們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諦甚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雖囿於美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並坦白承認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無法徹底消除，但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階級的福利為原則。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范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因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於「中產」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他對邊沁基本原則因時制宜的修正，值得我們採用，作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締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准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准。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誠然，國內薪酬還有高低幾級的存在，而且一個近代復雜的社會，不能沒有精細的社會分工。但薪酬等級雖仍存在，各級薪酬和收入之間的絕對數量差別，事實上已遠較資本主義社會、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為小。而且新中國的薪級差別今後會逐漸縮小。更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美國、西歐、戰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幹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里，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他社會為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系，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於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強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後，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於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為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新中國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於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強。西漢以後，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卻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於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了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於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強之道不可。富國強兵之道，並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幹為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強，法家了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絕對君權服務，並不是為農民服務，只是為了增強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於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後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數語道破：

「（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強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復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銳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於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為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產，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卻往往被認為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為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於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後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於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後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後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後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強，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並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於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於元、清，並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並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了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後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後，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願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裡的街道鄰里，鄉村裡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後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了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幾無不源出於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後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於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願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後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斗爭，不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鬥，（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盡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為製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並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斗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異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為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當時所謂的「國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層的自由民。春秋的軍隊既以貴族為主要成員，所以當時風氣皆以當兵為榮，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為規范。據我閱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說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戰敗晉復霸之時，曾提出「武」的字義是「止戈」，並說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壯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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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羅馬官職中的監察官為什麼任期18個月，但是5年才進行一次選舉，那麼在離任時所負責的職責如何處理呢

雅典民主制度與古羅馬民主制度，如兩條平行線，同步發展，而不是像很多人誤解的那樣，是一先一後。
雅典，人類民主思想搖籃
公元前8世紀，雅典城邦形成後，政治權力為氏族貴族所控制。貴族寡頭專政，使平民與貴族長期處於對抗狀態。直到後來共同選擇梭倫為調停人和執政官，把政府委託給他，雅典政治才進入了民主時期。這是公元前594年前後的事。
梭倫的改革，取中庸之道，抑富扶貧，以仲裁者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他說，在貧富之間，自己拿著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佔據優勢。」又說，「我制定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他恢復了公民大會和四百人會議。公民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各級公民有權參加，它有權選舉重要官員，決定戰爭與媾和等國家大事。四百人會議相當於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如今日之人大常委會），由4個部落各選100人組成。此外，還設立了每個公民都有權參加的民眾法庭，並可推舉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他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向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就自己的切身利害問題提出申訴，而且任何人都有自願替被害人要求賠償的自由。（在中國，今天，如果一個律師為受損害的消費者群體代理訴訟，也是不被允許的！而在美國就有這種公益訴訟。）
他普及選舉權，使平民享有公民的基本民主權利。亞里斯多德評價說，「人民有了投票權利，就成為政府的主宰了。」因此，梭倫擴大了拯參與的社會基礎，為雅典民主政制奠定了基礎。
但他兩邊都不討好，自動辭職，但卸任條件是必須實行他頒布的憲法。此時，正是中國的東周時期（周定王。楚莊王伐陸渾的敵人，第二年經過洛邑，讓人問周朝索要九鼎。定王讓王孫滿出使拒絕，楚兵退去。十年，楚莊王圍困鄭國，鄭伯投降,被放。十六年，楚莊王死。）
後來經過庇西特拉圖、克利斯提尼統治，民主制度又向前發展，雅典城邦民主製得以最後確定下來。
公元前492年（相當於中國春秋末期，前770年-前476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亡國後，周室逐漸衰弱，各地諸侯則勢力越來越大，其中以春秋五霸為最。），波斯軍隊入侵希臘，希波戰爭爆發。戰爭持續了約半個世紀。前449年簽訂和約。波斯帝國元氣大傷，而雅典的軍事和政治威信卻大為提高，取得了希臘盟主的地位。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傳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這期間，最有影響的是伯里克利於前443至429年期間連任雅典的首席將軍，為雅典最高統治者，開創了希臘文明的新時代。
伯里克利使執政官的職位向第三等級開放，對第四等級的當選者也予以默認，以促使更多貧窮公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公元前451年，公布公民法。
他強化了公民大會的作用，使執政官的權力進一步受到約束，而且不得連任。任何公民皆可向法庭提出「不法申訴」，即使是五百人會議或公民大會的決議，如有違反現行憲法或不合立法程序者，普通公民亦可申訴，陪審法庭有審理之權。亞里斯多德贊揚說，這樣做得對。「因為少數人總比多數人更容易受金錢或權勢的影響而腐敗。」
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經濟繁榮，文化昌盛，民主政治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雅典成了完善城邦民主制的典型。
雅典民主制可歸結為以下幾個觀念：
一、主權在民思想。伯里克利在一個演講中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制，是因為政權是在全國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亞里斯多德也說，雅典平民政治的本質特徵是「平民群眾必須具有最高權力；政事裁決於大多數人的意志；大多數人的意志就是正義。」（當然，這也埋下了「多數人暴政」的隱患。哲學家蘇格拉底就因宣傳不合時宜的思想，在公元前399年被公民投票，判處死刑。）雅典公民對官員和法律具有實際控制權，他們通過法院實現這一權力。法院是屬於全體公民的。法院的任何成員，都向年滿30歲以上的公民開放，總共有6千名陪審員，每年選舉產生，然後抽簽分派到各個法院行使職權。歷任執政官要像諂媚僭主那樣，諂媚平民。主權在民還表現為「輪番執政」。雅典政治向全體公民開放，官職不再受財富和門第限制。雅典人有這樣一種觀念：既然每個公民都是自由的，那麼任何人就不應受他人統治。這實際是做不到的，於是只好「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這才合乎正義。」

二、權力制約思想。亞里斯多德已經提到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審判機能。貝殼放逐法，是全體雅典公民對高級行政官吏進行控制的重要手段。在雅典人看來，在平等人民組成的城邦中，以一人高高凌駕於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如果某行政官權勢太大，就可能危害國家，公民就以在每年舉行一次的秘密投票中把他驅逐出境。貝殼放逐法就是現代對高級行政官的彈劾法。（為什麼叫貝殼驅逐法呢？因為很多平民不識字，就用貝殼作為表明自己態度的工具。可見，民主制度，不一定非要在掃除文盲以後才能實行。）
三、法律至上思想。雅典政制嚴格實行法治，絕禁人治。伯里克利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和寬恕的。但在公家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精神深使我們信服。」每個官員任職以前，要宣誓：他們將公正地和依法地從政，絕不以他們的職務接受禮物，如果接受任何東西，他們就要立一尊金像，遺臭萬年。包括十大將軍這樣的高級官員，因為謀私觸犯法律被流放、處死的也有，包括伯里克利的一個兒子也被無辜處死。亞里斯多德說，「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雅典人認為，無視法律的專制政體是最壞的政體。雅典還樹立了刻有反僭主法的大理石石碑，規定企圖在雅典建立獨裁統治的人，任何人殺死他都無罪。公元前514年，兩位青年因刺殺僭主失敗被害，雅典人尊他們為一代英雄，並塑像以資紀念。
四、公民意識。民主制，使雅典獲得了空前繁榮。每個雅典人皆以生活在團結和諧的雅典而自豪。伯里克利在一篇葬禮演說中，洋溢著雅典人莊重榮耀感——
「我但願你們天天注視著宏偉的雅典，這會使你們心中逐漸充滿對她的熱愛。當你們為她那壯麗的景象傾倒時，就會想起那些締造這個帝國的人們。他們明白自己的職責並有履行職責的勇敢精神……為她慷慨地獻出生命，就像為她的節日所能奉獻的最美好的禮物。」
人人皆可從政，統一的公民集體形成了。關心雅典，參與政治，輪流執政，是雅典人心中神聖的事。正是觀察到這一現象，亞里斯多德說，「人是一個政治動物。」
雅典，作為希臘諸城邦民主政體的典範，成為人類民主的發祥之地和人類民主思想的搖籃，對世界各國影響深遠。
為防止多數人暴政，17世紀起，西方幾代啟蒙思想家，大力鼓吹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信仰自由，認為這是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這是防止蘇格拉底悲劇重演的法寶。
羅馬共和國民主制
公元前6世紀末，羅馬建立了貴族專政的共和國。以後，平民與貴族經過長達近兩個世紀的斗爭，推動了羅馬民主制的發展。成為古代民主制的又一典範。不過，羅馬民主化發展程度是不及雅典的，貴族一直是政治權力運轉中的主導力量。
公元前510年左右，羅馬共和國成立，百人團會議從貴族中選出了軍政長官即執政官。
早期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是貴族政治，最有權力的是元老院。由氏族長老和退任的執政官組成（相當於政協吧？）享有決定內外政策以及及審查和批准法案的權力。百人團選出的執政官也須經元老院批准。廣大平民與貴族的政治、社會、經濟地位極為懸殊，不能當選高級長官，不能充任元老院議員，不能和貴族通婚。致使貧富懸殊長期不能解決，反而惡化。公元前494年（相當於東周的周敬王。子朝殺猛後自立,但是晉國擁立丐為敬王.四年後,晉國率諸侯擁敬王回朝.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這就是有名的"田姓代齊",也就是從這起,齊國的國君不是姜子牙的後裔了,而是田姓,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 柏舉之戰(孫子滅楚),卧薪嘗膽,田氏代齊,孔子去世。）羅馬被外族入侵，為使民奮戰，承諾對平民減免債務，然敵退而食言。平民乃持武器離開羅馬，在聖山安營紮寨。貴族作了讓步。後來又有第二次撤離運動。羅馬貴族許諾可以有民選的保民官。保民官成為對貴族權力的重要制約力量，對政府法令有否決權。

元老院—執政官—保民官，具有一定的平衡架構。
公元前450年，十二銅表法制定。保護私有財產，禁止一切特權，限制了貴族的專橫。它對近代歐洲的法權觀念的發展都產生過重大影響。公元前444年左右，在最高行政長官中，終於出現了平民。
經過平民的斗爭，規定平民的特裡布斯大會上通過的決定，對全體羅馬人都具有法律效力。平民會議就具有公民會議的性質了。公元前287年，（約為中國的戰國時代，正是秦朝陸續以武力消滅六國的進程中。）人民真正享有立法權。公民被行政長官判定死刑或體罰時，有權向人民大會提起控訴。人民保民官神聖不可侵犯。侮辱者要處以死刑，並沒收財產。
在羅馬共和國歷史中，貫穿了平民與貴族的斗爭、元老院與軍事獨裁者的斗爭。這兩條線索彼此纏繞，使羅馬共和史呈現復雜多變的面貌。
早期羅馬官職和早期的雅典官職一樣，都是無給職，沒有報酬，特別對於高級官吏，要求一定的資產作為「代表資格」。（這恐怕也可以給今天的民主制度建設提供借鑒。鑒於官場腐敗如此嚴重、如此普遍，寧願他們先掙錢再做官，不願他們先做官再掙錢。前者，做官是榮譽；後者，做官是發財。）而且當時還流行這樣的觀念：有官職的人們不但需要按照他們的身份生活，還必須把個人的財產投入到公共建設、娛樂組織中去。
羅馬實際上是一個貴族性質的共和國。比雅典民主略微遜色。羅馬共和國的經濟基礎是土地佔有制，不像雅典那樣是手工業和商品經濟。
羅馬共和國最高權力一直控制在元老院手裡（這比中國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裡要好得多。中國的政體，實質上是皇帝的私有制，這是最大的私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是，這種國家還特別喜歡提倡「公有制」。在雅典、古羅馬這樣的國家裡，才可能有「公民」。而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中，只有「私仆」。）
這個權力架構中的重要部件，還有人民大會、百人團民會、特裡布斯民會。在高級官吏中，有執政官（任期一年，是百人團民會上選舉產生的，他們是元老院和人民決議的主要執行者，負責國內的安全。）、獨裁官、行政長官、監察官（被稱為最神聖的高級官職，由過去曾任執政官的人中選出。公元前433年起，每5年選舉一次，但他們的任期只有18個月。其職責為：審查元老院名單、進行公民調查、監督公民道德、管理國有資產和公共工程。可揣根據情況把元老開除元老院。）保民官（只有平民才能擔任此職。一共10人，任期一年，在整個共和國時期是民主制的一個特殊監督機構。保民官神聖不可侵犯。可以否定元老院的決議。但也容易被收買。）
後來，羅馬共和國經過斯巴達起義（猶如中國之××），獨裁者取得地位，越來越依賴軍事統治。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走向專制、獨裁，蘇拉—克拉蘇—龐培「三雄政治」，公元前49年（相當於中國西漢末年），凱撒取得獨裁權力，成為終身獨裁官。其後，他的外甥渥大維登山羅馬政治舞台，集大權於一身，羅馬共和國終於被葬送，進入羅馬帝國時期。

8. 春秋戰國時期的立法成就有哪些

一、成文法的公布及鄭、晉、楚各國的立法概況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 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總的說來，這一時期法律制度的一個重大改革，就是各 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下面主要簡述鄭國、晉國、楚國制定法律的 情況。 1 鄭國鄭國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鄭簡公三十年，即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 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的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因而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第二次是鄭獻公十三年，即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殺鄧析(公元前545 年 ～前501年)，而用其竹刑。竹刑，為鄭國鄧析所作。他把法律條文寫在竹簡上，所以史稱竹 刑 。竹刑的出現，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此前的刑鼎笨重，而竹刑則便於攜帶和 流傳。 2 晉國晉國自文公以後，曾四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晉文公稱霸時期，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 年)，「 作被廬之法 」； 第二次是趙盾(即趙宣子)為晉國執政時制定的《常法》； 第三次是范宣子制定的刑書； 第四次是范宣子所作並予以公布的刑書。這是繼鄭國公布成文法之後，晉國開始正式公布 成文法。晉國公布成文法曾受到孔子的批評。 3 楚國楚國在春秋時曾兩次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時作《仆區法》。仆區之法猶近世的窩藏法 。第二次是楚莊王時作《茆門法》(茆，同茅)。依照《茆門法》規定，諸侯、 大夫、公子入朝時，車不得進入宮門，以保障國君的安全。 二、戰國時期的法律制度 周元王元年(公年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一時期為戰國時期。 (一)法制指導思想 1 厲行法治。 「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 這是新興地主階級用以指導立法的思 想， 其 中心是取消舊奴隸主貴族在法律上享受的特權，它打破了奴隸制 「 刑不上大夫 」 的壁壘。 2 法律公布。 「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 布之於百姓 」 向百姓公布法律，使人人皆知法而又有法可依，從而否定了秘密法。 3 輕罪重刑。 「 行刑，重其輕者 」 。指在執行刑罰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 「 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 。這一思想對後世各朝的立法也有很大的影響。 (二)各諸侯國的變法 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 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 首先是魏國。魏文侯任李悝為相，推行新政。李悝的 新政主要有三點： (1) 「 盡地力之教 」 ，鼓勵開荒地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廢除井田制，發展土地私有制。 (2) 「 善平糴 」 ，就是國家在豐收之年收購一定數量的糧食，用來備荒； 荒年由國家出售一 定的糧食，以平衡糧價，防止舊貴族和大商人囤積居奇。 (3)制定《法經》以維護新政權所建立的統治秩序。 其次是楚國吳起。吳起變法主要有兩方 面：(1)逐漸廢除舊奴隸主貴族特權，針對楚國 「 大臣太重，封君太眾，上逼主而下虐 民」 的情況，吳起提出兩條措施：第一項， 「 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 ；第二項，用節 省下來的錢 「 以撫養戰斗之士 」。(2) 「 明法審令 」 ，推行法治，整頓政治機構，裁減不必 要的官吏。 第三是秦國商鞅所主持的變法。商鞅在秦國先後兩次發布變法令。第一次是孝公 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是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三)《法經》與「 改法為律 」 魏文侯時李悝制定《法經》。《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李悝 認為 「 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 」 ，因此將懲治盜、賊行為的《盜法》和《賊法》置於前面。古 代盜主要指侵犯財產所有權的犯罪，賊主要指傷害人身及反抗朝廷等嚴重犯罪。盜賊需要緝 捕，所以又專列《囚法》、《捕法》。《雜法》用以概括盜賊以外的各種犯罪行為。《具法 》的內容為 「 具其加減 」 ，即統一規定以上各篇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類似於近代刑法典中的總則，而 《具法》以外的五篇皆 「 罪名之制 」 ，類似於近代刑法典中的分則。採用將法律的總原則、 通例專列一篇，而與其他篇章相對應的編制體例，說明《法經》的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商鞅入秦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 「 改法為律 」 。律字最早的字義是指定音的竹笛，轉指音樂的旋律、節拍、節奏，具有穩定 、恆常、 「 均布 」 的含義。商鞅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 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這對於秦國法制的統一和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從此以後，中 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律」 為名。

9. 我國古代名人有誰

周平王

周幽王之子，名宜臼，幽王正妻申後所生。初立為太子，後為幽王廢而改立寵妃褒姒子伯服為太子。幽王死後，宜臼在申侯、魯侯與許文公擁立下即王位，是為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平王遷都洛邑。「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平王在內外交困中度過五十年，於公元前720年死去。

秦襄公

秦國列為諸侯的第一代君主。幽王之亂時，犬戎進攻鎬京，秦襄公以兵救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出兵護送，以功封諸侯。東遷後，平王又把王室無力控制的岐山以東的土地賜予秦國，為日後秦國強大打下了基礎。

鄭庄公

鄭武公之子，名寤生，是春秋初年的鄭國國君，公元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他曾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亂，繼武公之後，為周平王的卿士。後來，周平王為了削弱鄭的力量，分政於虢，任虢公忌父為右卿士，由鄭庄公為左卿士，於是周、鄭之間發生了矛盾，雙方互派人質。不久，周平王死去，繼之者周桓王打算讓虢公單獨執政，結果雙方發生爭執，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罷了鄭庄公左卿士之職，鄭庄公進行報復，不去朝見周王。於是桓王率領蔡、衛、陳三國之師伐鄭，戰於葛，被鄭軍打得大敗。到了公元前701年，鄭庄公居然召齊、衛、宋會盟於惡曹(今河南延津西南)，幾乎當上的春秋初年的霸主。

周桓王

周平王之子，名林，東周初年第二代周王，公元前719年至公元前697年在位。桓王即位之初，秉承平王之志，繼續削弱卿權，以加強王權，依然保持「宗周」之餘烈。是時，衛國定君，必假王室之威；晉國內亂，必借王室力量干涉，以至於王室尚能自由取易鄭國之田。到了公元前707年，桓王奪鄭伯政，鄭庄公不朝。桓王還能率諸侯之師伐鄭，雙方戰於葛，但被鄭軍打得大敗。從此，王室轉衰，雖一度得志於虢，但桓王已無力振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局面，業已形成。

齊桓公

春秋五霸之一，名小白，其兄齊襄公在位時，昏庸暴亂，諸弟出逃，小白也逃往莒國。公元前686年，齊襄公被殺，小白搶先回到齊國，在齊國高氏幫助下，取得君位，是為齊桓公。齊桓公任用管仲，在內進行行政改革，發展生產，使齊國經濟、軍事力量大增，對外 「尊王攘夷」，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優勢，又順應了當時戎狄內侵、中原各國關注如何抵禦的態勢。齊桓公在諸國間獲得了極高的威信，最終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

宋襄公

春秋五霸之一。宋桓公之子，名茲甫，公元前650年即位。齊桓公死後，諸子爭位，宋襄公用武力護送齊太子昭回國，奪取君位，是為齊孝公。宋襄公自以為立孝公有功，企圖以此為資本繼齊而霸。但宋國畢竟實力不足，加之宋襄公本人又迂腐固執，其霸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晉文公

春秋五霸之一。晉獻公之子，名重耳，晉獻公寵愛驪姬，驪姬為立自己的兒子奚齊為太子，陷害太子申生，重耳受到連累，被迫逃亡。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直到公元前637年，才在秦國的幫助下返回晉國，登上君位，是為晉文公。晉文公對內任用賢能，改革軍政，國力增強；對外尊奉周王，幫助王室平亂，取得「尊王」美譽。晉文公最終滅曹卻楚，成為中原霸主。

秦穆公

秦德公之少子，成公之弟，名任好，春秋時秦國的國君，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為謀臣，擊敗晉國，俘晉惠公，滅梁、芮兩國。後在崤(今河南三門峽東南)之戰被晉軍襲擊，大敗，轉而向西方發展，「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對秦的發展和古代西部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是有所作為的政治家。

楚莊王

楚穆王之子，名侶，春秋時楚國的國君，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他曾整頓內政，興修水利，任用平民出身的孫叔敖為令尹，發展經濟，使農工商賈各守其業。政治上遵循「楚國之令典」，注意選用舊貴族，「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加強了貴族的力量。軍事上重新提倡楚武王制定的陣法，使兵士之間團結一致。這些有力措施，為楚莊王的霸業奠定了物質基礎。公元前611年，楚莊王攻滅庸國(今湖北竹山西南)，國勢大盛，繼而又進攻陸渾之戎，陳兵周疆，派人詢問象徵天子權威的九鼎之輕重。後在(今河南滎陽北)之戰大敗晉軍，陸續使魯、宋、鄭、陳等國歸附，當上了中原的霸主。

管仲

春秋時齊國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稱管敬仲。據說，他早年經營商業，後從事政治活動。在齊國公子小白(即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奪君位的斗爭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糾。小白取得君位後，經鮑叔牙的推薦，不計前嫌，重用管仲為相，實施改革。他在政治上，推行國、野分治的參國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齊國，並在國中設立各級軍事組織，規定士、農、工、商各行其業；在經濟上，實行租稅改革，對井田「相地而衰徵」，並採取了若干有利於農業、手工業發展的政策。

在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得到穩定和改善的基礎上，管仲積極促使齊桓公採取尊王攘夷、爭取與國的方針，以建立霸權。從公元前681年北杏(今山東東阿)會盟開始，管仲輔佐齊桓公先後「存邢救衛」，伐蔡、伐楚，觀兵於召陵，制止了楚向中原的深入，同時，又多次為王平戎難，甚至徵集諸侯派軍隊幫助周王戍守成周。公元前651年，齊桓公把周王的代表周公以及宋、衛、鄭、許、曹等國召來葵丘(今河南蘭考)開會，使齊桓公的霸業達到了頂甙。

管仲作為齊國的政治家，其對內、對外政策，將守舊與革新結合為一體，具有明顯的兩重性、過渡性。但是，他畢竟輔佐齊桓公成就了霸業，孔子說：「(無)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當是事實。

鮑叔牙

春秋時齊國的大夫，以知人著稱。少年時和管仲友善，後因齊亂，隨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則隨公子糾出奔魯。襄公被殺，糾和小白爭奪君位，小白得勝即位，即齊桓公。桓公任命他為相，他辭謝，保舉管仲。後來齊國經管仲改革，日漸富強，齊桓公也成為春秋時期的首霸。

狐偃

春秋時晉國的卿，字子犯，公子重耳(即晉文公)的舅父，亦稱舅犯。曾隨從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游歷各國，並且幫助重耳回國即位。回國後任上軍之佐，幫助晉文公改革內政，以「尊王」相號召，平定王子帶之亂，在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戰勝楚軍，使晉文公當上了霸主。

介之推

一作介子推、介推，春秋時晉國的貴族。他曾從晉文公流亡國外，文公回國後賞賜隨從臣屬，他和母親隱居綿山(今山西介休東南)山中而死。文公找尋不到，還曾以綿山作為他名義上的封田，後世遂稱綿山為介山。又傳說文公燒山逼他出來，他因不願出來而被燒死。

趙衰

即趙成子，字子余，亦稱成季、孟子余，春秋時晉國的卿。他曾隨從公子重耳(即晉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並助重耳回國即位。回國後，任原(今河南濟源北)大夫，亦稱原晉。後任新上軍之將和中軍之佐，還曾推薦先軫、欒枝等人，幫助文公創建霸業。

百里奚
春秋時秦國大夫。他原為虞大夫，虞亡時被晉俘去，作為陪嫁之臣送入秦國。後出走到楚，為楚人所執，又被秦穆公以五張黑羊皮贖回，用為大夫，稱為五 大夫。他與蹇叔等大臣共同輔佐秦穆公，建立了霸業。

蹇叔

春秋時秦國大夫。有賢名，為百里奚所推薦，秦穆公任為上大夫。公元前628年，秦穆公欲襲鄭，他加以諫阻，認為長途偷襲，軍易疲勞，鄭亦會有備，穆公不聽，仍派孟明東征。時其子亦在軍中，他泣送其子，斷言秦軍定在崤山為晉所敗。結果，秦軍至滑(今河南偃師東南)，知鄭已有防備，返途到崤山被晉軍所伏擊，全軍覆沒，主帥孟明等被俘，穆公深悔不聽其言。

晏嬰

字平仲，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春秋時齊國大夫。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後，繼任齊卿，歷任靈公、庄公、景公三世。曾奉景公之命，與晉聯姻，曾預言齊國政權終將為田氏所取代。傳世有《晏子春秋》一書，當是戰國時人搜集有關他的言行編輯而成。

吳王僚

吳王余之子，或說庶兄，名州於，春秋時吳國的國君，公元前526年至公元前515年在位。曾屢次興兵伐楚，後被公子光(即吳王闔閭)求助勇士專諸所殺。

專諸

一作設諸，春秋時吳國堂邑(今江蘇六合西北)人。吳公子光(即吳王闔閭)欲殺王僚自立，伍子胥把他推薦給公子光。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乘吳內部空虛，與專諸密謀，以宴請吳王僚為名，藏匕首於魚腹之中進獻，當場刺殺吳王僚，專諸也被吳王僚的侍衛殺死。公子光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乃以專諸之子為卿。

吳王闔閭

吳王壽夢死後，子諸樊即位，諸樊死，其弟余祭、余依次繼位，到四弟季札，季札讓位不受，本應將王位回傳於諸樊之子公子光，但繼位為王的是餘子州於，即吳王僚，公子光極為不滿。公元前515年，吳王僚派兵伐楚，吳軍陷入包圍，進退不能，公子光趁機奪權，派專諸刺死王僚，登上吳王寶座，是為吳王闔閭(又稱闔廬)。吳王闔閭任用孫武、伍員等賢臣，國力大振，數敗楚國，並攻入楚郢都(今湖北江陵北)，盛極一時。後來在對越的作戰中，闔閭負傷而死。

越王勾踐

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496年，勾踐即越王位，同年在李大敗吳師。公元前494年，被吳軍敗於夫椒，被迫向吳投降，勾踐做了吳臣僕。此後二十年間，勾踐卧薪嘗膽，忍辱負重，任用賢臣，繁息人口，發展生產，重建武裝，越國重新強大起來。從公元前482年起，越開始攻吳。前473年，滅掉吳國，統一了東南一帶。後來勾踐又北上爭霸，橫行江淮，號稱霸王。

吳王夫差

吳王闔閭之子。闔閭死後，夫差繼位。夫差不忘父仇，立志報復。數年後，夫差大舉伐越，越軍大敗，向吳降服。夫差不聽伍員滅越的勸告，卻聽信佞臣太宰與越議和，失去了統一東南的時機。服越以後，夫差日漸驕橫，北上爭霸中原，連年用兵，導致國力空虛。此時越經過多年積聚，力量增強，不斷攻吳，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吳王夫差自殺。

伍子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春秋時吳國的大夫。公元前522年，其父伍奢被殺，他逃亡經過宋、鄭等國入吳。後幫公子光(即吳王闔閭)刺殺吳王僚，奪取王位，整軍經武，國勢日盛。不久攻破楚國，以功封於申，又稱申胥。後吳王夫差時，勸王拒絕越國求和並停止伐齊，吳王不聽，漸被疏遠，最後吳王賜劍命他自殺。

孫武

齊國人，字長卿，春秋時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經伍子胥的推薦，被任命為將，率吳軍攻破楚國。他主張改革圖強，認為當時晉國六卿所進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其中畝大而稅輕者可以成功。認為「兵者，國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注重了解情況，全面地分析敵我、眾寡、強弱、虛實、攻守、進退等矛盾雙方，並通過對戰爭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以克敵制勝。他還提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強調了戰略戰術上的「奇正相生」和靈活運用。著作有《孫子兵法》一書，為中國最傑出的兵書，並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視。

申包胥

楚君冒的後代，申氏，名包胥，也稱王孫包胥，春秋時楚國貴族。他和伍子胥為知交，公元506年吳用子胥之計，攻破楚國。他到秦國求救，在宮廷上痛哭七天七夜，終使秦國發兵救楚。

伯

楚大夫伯州犁之孫，伯氏，名 ，字子余，春秋時吳國的大臣。初，楚誅伯州犁，其孫伯 出亡奔吳，後以功升任為太宰。因善逢迎，深得吳王夫差的寵信。吳破越後，他受越之賄賂，許越媾和，並屢進讒言，譖伍子胥。吳亡後，降為越臣。一說他被越王勾踐所殺。

文種

楚國郢人，字少禽，春秋末年越國的大夫。公元前494年，越被吳擊破，困守會稽(今浙江紹興)。他獻計越王勾踐，到吳賄賂太宰，得免亡國。勾踐回國後，授以國政，君臣刻苦圖強，終於滅亡吳國。後勾踐聽信讒言，賜劍命他自殺。

范蠡

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字少伯，春秋末政治家。初，為越大夫，越為吳王所敗時，曾赴吳為質二年。回國以後，幫助越王勾踐刻苦圖強，滅亡吳國。後游齊國，稱鴟夷子皮，到陶(今山東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經商致富。他認為天時、氣節隨著陰陽二氣的矛盾而變化，國勢的盛衰也不斷在轉化。對付敵人要隨形勢變化制定計策，強盛時應戒驕，衰弱時要爭取有利時機，創造有利條件，使轉弱為強。他又認為物價貴賤的變化，是由於供求關繫上的有餘和不足，主張谷賤時由官府收購，谷貴時平價售出。《漢書·藝文志》著錄《范蠡》二篇，己佚。其言論見於《國語·越語下》和《史記·貨殖列傳》。

西施

一作先施，春秋末年越國人。由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成為夫差最寵愛的妃子。傳說吳亡後，與范蠡偕入五湖，見於《吳越春秋》、《越絕書》等。明梁辰魚據此故事，編為傳奇《浣紗記》。

魏文侯

魏桓子之孫，名斯，戰國時魏國的第一代國君，為魏國的建立者，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在位。他曾任用李悝為相，吳起為將，西門豹為鄴(今河北臨漳西南)令，獎勵耕戰，興修水利，進行改革，使魏國成為當時的強國。曾西取秦的河西(今黃河與北洛水間)，向北越過趙國攻滅中山，又率領韓趙聯軍向東方開拓，大敗齊軍至齊長城，並且還向南伐楚，遏制了楚北上之途，成為戰國初年的雄主。

齊威王

田午之子，名因齊，戰國時齊國的國君，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在位。即位之初，齊國曾一度出現了「諸侯並伐，國人不治」的局面。面對這種不景氣的局面，齊威王大刀闊斧地採取實際措施。他任鄒忌為相，田忌、孫臏為將和軍師，整飭吏治，改革弊政，「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即墨大夫)，誅一人(阿大夫)」，不數年間，國力漸強。公元前341年，齊大敗魏軍於馬陵(今河南范縣西南)，迫使魏惠王於公元前334年到徐州(今山東滕縣南)朝見，互尊為王，史稱「會徐州相王」。同時，他還繼承其父在國都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稷門外稷下廣置學宮，招徠各派學者前來著書立說，議論政治，任其講學。

韓昭侯

戰國時代韓國國君。戰國七雄之中，以韓國最為弱小。韓昭侯在位期間任申不害主持國政，使韓國致治，諸侯不敢侵韓。

趙武靈王

趙肅侯之子，名雍，戰國時趙國的國君，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即位之初，由於年少，未能聽政。至十九年，即公元前307年，意識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乃決心以胡服騎射教百姓，改穿胡服，學習騎射，陸續攻滅中山國，攻破林胡、樓煩，國勢大盛。公元前299年，傳位給王子何(即趙惠文王)，自稱主父。後在內訌中被李兌圍困於沙丘宮，餓死。

楚懷王

楚威王之子，名熊槐，戰國時楚國的國君，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由於楚懷王昏庸貪利，任用親信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寵愛南後鄭袖，排斥左徒屈原，使國事日非。其後，又誤信張儀之言，為秦給商於之地六百里所誘，不能堅持聯齊制秦的對外政策，與齊絕交。後索地不成，先後與秦戰於丹陽(今河南丹水北岸)、藍田(今陝西藍田西)，為秦所敗，失去大片國土。後又遭齊國攻擊，國勢日衰。時而靠秦，時而靠齊。公元前299年，楚懷王再次受騙，入秦被扣，最終死於秦。在位期間，曾乘越國內亂，攻滅越國，設立江東郡。

燕昭王

燕王噲之庶子，名職，戰國時燕國的國君，公元前311年至公元前279年在位。曾經流亡於韓，公元前315年，齊國攻破燕國，燕王噲和子之被殺。隨後，他被趙國護送回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來，劇辛自趙至。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又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授相國印。樂毅率燕及秦、楚、魏、韓、趙之兵聯合伐齊，大敗齊於濟西。燕兵深入齊地，齊人大亂，泯王出走，佔領齊國七十多城，是燕國最強盛時期。

秦孝公

秦獻公之子，名渠梁，戰國時代秦國著名國君之一。於公元前361年二十一歲即位，是時諸侯力政，相互並爭，孝公痛感「諸侯卑秦，丑莫大焉」。於是，孝公行布憲、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求賢，走富國強兵之路。公元前359年，孝公用商鞅實行了第一次變法，三年之後，孝公又用商鞅實行了第二次變法。兩次變法，使秦國由原來比較落後的國家一躍成為戰國時代最強大的國家，雖然孝公去世，商鞅也被車裂而死，但是，卻為日後秦統一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秦昭王

即秦昭襄王，秦武王之異母弟，名則，一名稷，戰國時秦國的國君，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在位。初由其母宣太後當權，外戚魏冉為相，史稱「王少，宣太後自治事，任魏冉為政，威震秦國」。魏冉舉白起為將，先後戰勝三晉、齊、楚等國，取得魏的河東和南陽、楚黔中和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公元前266年，昭王聽信魏人范睢的話，奪宣太後、魏冉等人的權，拜范睢為相，改行遠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勝趙軍，奠定了秦統一戰爭的勝利基礎。

鬼穀子

戰國時人，亦稱鬼谷先生，不詳其姓名，隱居鬼谷，因以為號。《史記·蘇秦列傳》司馬貞索隱：「扶風池陽、穎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相傳為張儀、蘇秦之師，後人歸之於縱橫家。又傳其著有《鬼穀子》一書，始見著錄於《隋書·經籍志》，今本《鬼穀子》三卷，系偽托。

李悝

戰國初期法家的始祖，曾被魏文侯任用為相，主持變法。經濟上主張「盡地力之教」和「平糴法」，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加產量，在豐收之年國家要以平價購買余糧，在災荒之年國家則以平價售出糧食，強調要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之年。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於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之一。他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的《法經》一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內容包括盜、賊、囚、捕、雜、具六法，現已失傳。其言論見於《漢書·食貨志》、《晉書·刑法志》等，《漢書·藝文志》著錄有《李子》三十二篇，已佚。

慎到

戰國時趙國人，又稱慎子。學黃老道德之術，與田駢齊名，曾在齊稷下學宮講學，受上大夫之祿。主張法治，提出尚法必重勢，立法雖可因循自然，而行法必賴於威勢，其「任勢」學說，被韓非所吸收繼承。因而後世將其歸於法家。《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其「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家類著錄《慎子》四十二篇，現僅存七篇，收入《守山閣叢書》、《諸子集成》。

申不害

戰國時代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精於刑名學，提倡治政重術。相韓十餘年，令弱小韓國致治，諸侯不敢侵韓。

龐涓

戰國時魏將，曾與孫臏同學兵法。公元前354年，他率軍圍困趙都邯鄲。次年齊救趙，採用孫臏的策略，誘使魏軍兼程趕回應戰，在桂陵(今河南長垣西北)中伏，龐涓大敗。後公元前342年，魏軍攻韓，次年齊又救韓，還是採用孫臏的策略，直趨魏都大梁，旋即退兵，誘使魏軍兼程追擊，在馬陵(今河南范縣西南)中伏大敗，龐涓自剄而死。

孫臏

齊國阿(今山東陽谷東北)人，孫武的後代，大致與商鞅、孟軻同時，為戰國時兵法家。他曾與龐涓同學兵法，當龐涓作魏惠王將軍時，忌其才能，把他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即去膝蓋骨)，故稱孫臏。後經齊國使者秘密載回，被齊威王任命為軍師，協助齊將田忌，設計大敗魏軍於桂陵、馬陵。他繼承和發展了孫武的軍事理論，把「道」看作戰爭客觀規律，提出了以寡勝眾、以弱勝強的戰法，主張以進攻為主的戰略，根據不同地形，創造有利的進攻形勢，重視對城邑的進攻和對陣法的運用。著有《孫臏兵法》一書。

樂毅

樂羊的後代，中山國靈壽(今河北平山東北)人，戰國時燕將。初，燕昭王即位，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至公元前284年，又以樂毅為上將軍，授相國印，率燕及秦、楚、魏、韓、趙之兵伐齊，先後攻下七十多城，因功封於昌國(今出東淄博東南)，號昌國君。燕惠王即位後，與樂毅有矛盾，互相不信任，結果中齊國反間計，改用騎劫為將，他出奔趙國，被封於觀津(今河北武邑東南)，號望諸君。後死在趙國。

田單

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戰國時齊將。初，田單為市吏，並不出名。燕軍攻佔臨淄時，他將全家撤退到即墨城(今山東平度東南)，參加即墨的防守工作。後來即墨長官戰死，他被推薦出來作將領，堅守即墨。公元前279年，田單施反間計，使燕惠王改用騎劫為將，又用火牛陣擊敗燕軍，一舉收復七十多城，創造了戰國後期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被齊襄王任命為相國，封安平君。齊王建元年，即公元前264年，入趙，被任為相國，封平都君。

蘇秦

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今河南洛陽東)人。學縱橫之術游說各國，初至秦說惠王，不用。乃東至趙、燕、韓、魏、齊、楚，游說六國合縱御秦。他出任縱約長，並相六國，歸居於趙，被趙封為武安君。其後秦使人誑齊、魏伐趙，六國不能合作，合縱瓦解。他入燕轉入齊，為齊客卿。與齊大夫爭寵，被人殺死。一說他自燕入齊從事反間活動，使燕得以破齊，後反間活動暴露，被齊車裂而死。《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蘇子》三十一篇，今佚。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保存有蘇秦的書信和游說辭十六章，與《史記·蘇秦列傳》有所不同。

張儀
魏國人，戰國時著名的縱橫家。於魏惠王時入秦，秦惠文君以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張儀、公子華伐魏，魏割上郡(今陝西東部)於秦。當年，張儀為秦相。惠文君於十三年即公元前325年稱王，並改次年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張儀與齊、楚、魏之執政大臣在桑相會，隨即免相。次年，張儀相於魏，更元八年，又相於秦。十二年，張儀相於楚，後又歸秦。惠文王卒後，武王即位，與張儀有隙，他離秦去魏，據《竹書紀年》記載，就在這一年五月卒於魏。《漢書·藝文志》縱橫家類有《張子》十篇，匯集了張儀的作品或和他有關的材料，今已亡佚。 <!-- end of content -->

藺相如

戰國時趙國大臣。趙惠文王時，秦向趙強索「和氏璧」，宦官繆賢推薦手下門客藺相如出使。他奉命帶璧入秦，當廷力爭，完璧歸趙，出色地完成了出使秦國的使命。九年後，秦又派使臣去趙國，約會趙王在澠池(今河南澠池縣西)與秦王相見，他又隨趙王同行，在筵席上，沒有使趙王受屈辱，大長了趙國的志氣，大滅了秦國的威風，因功得任為上卿，地位在廉頗之上，結果使廉頗很不高興。為避免和廉頗相爭而誤了國事，他每次出門，避讓廉頗，常常裝病不上朝，不想和廉頗排地位高低，最後使廉頗很受感動，十分慚愧，兩人結成了生死與共的朋友，和衷體國，使秦國長時期內不敢出兵攻打趙國。

廉頗

戰國時趙國的名將。趙惠文王時任上卿，屢次戰勝齊、魏等國。長平之戰，他堅壁固守三年，後因趙孝成王改用趙括為將，致遭大敗。公元前251年，他戰勝燕軍，任以為相國，封為信平君。至趙悼襄王時，由於不得志，奔魏居大梁(今河南開封)。後老死於楚。

吳起

衛國左氏(今山東曹縣北)人，戰國時兵家。初任魯將，屢建戰功，被魏文侯任為西河守。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國，初為宛(今河南南陽)守，不久任令尹，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明法審令」，「要在強兵」；「廢公族疏遠者」，強迫舊貴族到邊遠地區開荒；「捐不急之官」，裁減冗員，整頓統治機構。他的變法，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曾北勝魏國，南收揚越，取得蒼梧(今廣西西北)。楚悼王死，他被舊貴族殺害，變法失敗。《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吳子》六篇，當系後人所託。

白起
一稱公孫起，(今陝西眉縣)人，戰國時秦國名將。秦昭王時從左庶長官升至大良造，屢戰獲勝，奪得韓、魏、趙、楚的很多土地。公元前278年，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因功封武安君。長平之戰大勝趙軍，坑殺俘虜四十多萬人。後為相國范睢所妒忌，意見不合，被逼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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