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歷下

① 法治起源於什麼時候

一般認為：「『法治國家』起源德國。法治國的概念據認為起源於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

② 什麼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顧名思義，法治就是"法的統治"。法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 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作為反映社會主體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並在全社會得到有效的實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貫徹。

法治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式, 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 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 這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 不是靠掌權者的威嚴甚至特權, 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中國，"法治"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國實際就是法治的另一種表述，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要全面認識法治的內涵，必須對法治與法制、法治與人治、法治與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與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與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民主促進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強調用法律治理國家，而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超然於政治體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與此同時，法治通過規范政治行為、協調政治關系、解決政治問題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參與性以及民主權利的實現，促進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

（二）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

法治，對於限制政府公權力，保障公民私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二、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2)法治歷下擴展閱讀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

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

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總的來說就是法治包括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和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也就是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③ 簡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④ 法治的歷史意義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有以下六條：

第一，依法治國是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4)法治歷下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

⑤ 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⑥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⑦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⑧ 「法治」概念最早由誰提出

法治最早應該源於夏商時期的理官。後形成法家學派。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內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容派，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頭可上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圍涉及法律、經濟、行政、組織、管理的社會科學，涉及社會改革、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⑨ 關於法治內容

第十三章法與社會
第一節法與社會的一般關系

一、法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會是法律的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

社會是法律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律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第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

法對社會的調整，首先是通過調和社會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而保證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和維護。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的調整手段主要有三種：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會關系領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說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號召民眾守法，更重要的還在於教育民眾用法。只有人人都善於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二、法與社會和諧

【當代中國法律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 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有關和諧社會的價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體現,其具體要求也 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施和保障。

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和保障。

首先，和諧社會的原則精神與基本目標和要求不僅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的利益關系，而且還關繫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們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體現,以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

其次，由於涉及上述復雜關系，和諧社會的原則、目標和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甚至破壞，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之，和諧社會離不開法，法也離不開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法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 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第二，法通過確認並保障正義標準的實現，協調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第三,法可以為誠信友愛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法為激發主體的活力創造制度條件

⑩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麼

所謂人治，就是按照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是人治的廣義概念。但人治有少數人的人治與多數人的人治之分。少數人的人治是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來行事的。這種人治，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專制人治。按照少數人的意志及其對利益的要求制定的制度，就稱之為少數人的法治，這種法制，類似我國封建社會的君主政治。

「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具體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