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立法先河

1. 從《法經》到《宋刑統》中國法典在編纂體制上經歷了哪些重要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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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經》的主要內容和其歷史地位

公元前5世紀，魏文侯重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改革。李悝總結了春秋末期以來各諸侯國立法司法的經驗，結合魏國的具體情況，制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的法典。
《法經》是一部"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其中《盜法》是涉及公、私財產受到侵犯的法律；《賊法》是有關危及政權穩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法經》內容、篇目、體例、結構雖然比較簡單，但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以"法治"思想為指導，參考、總結、吸收前代各個政權的立法經驗，集中代表了當時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上，《法經》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體而言：
1．從律典結構來看，《法經》以嚴懲盜賊罪為核心，根據罪名類型、辦捕程序、量刑標准等各項不同內客分立篇目，其中已有總則與分則、實體法與程序法、刑事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等各方面內客，首次創立了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篇章體例結構，為後世各代成文法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2．從立法宗旨來看，《法經》為維護君主專制集權制度，鞏固地主階級統治，保護人有權為核心的社會制度，首次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立法原則。它把直接侵犯官私財產所有權與人身安全、危害地主階級政權及社會秩序的盜賊罪視為最嚴重的犯罪，作為嚴厲打擊的重點對象，開創了後世各代立法的根本精神。
3．從法律內容來看，《法經》貫徹重刑主義法制原則，沿襲夏商西周五刑制度，不惜動用殘酷的肉刑、死刑和族刑連坐等嚴刑峻法制度的發展方向。
總之，無論律典體例、篇章結構、立法宗旨、內容實質等各個方面，《法經》都成為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標志，對後世二千多年的各代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法經》作為中國古代成文法典之原始源頭，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
也有學者認為《法經》的歷史地位表現在：
1．《法經》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典的體例和基本原則，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標志著中國古代的立法技術已開始走向成熟，成為後世立法的模式。
2．《法經》的出現有利於司法的統一，便於司法官准確適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3．《法經》的出現有利於立法的系統，使立法活動在兼顧歷史沿革和橫向聯系的科學環境中進行，避免重復和抵牾。
4．《法經》將實體法（《盜法》《賊法》《雜法》）和程序法（《因法》《捕法》）大致區分開來，有利於按客觀規律指導法律實踐活動。
5．《法經》的出現，有利於法律文獻的整理、修訂、解釋和研究。

《宋建隆重評定刑統》的簡稱，它是我國宋朝第一部刑事法典，也是我國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所謂「刑統」，是按照新的體隸編纂的刑書，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條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
宋朝沒有像唐、明清那樣的律典名稱，這是一個特例，宋朝只有相當於唐律的《宋刑統》。

由於在宋朝和唐朝之間有了一個混亂的五代十國，所以宋朝繼承的法律名稱沒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後周的「刑統」名稱，結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統》。後來，由大理寺刻板印刷發行全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不過，《宋刑統》和唐律一樣也是十二篇，除了個別要避諱的字外，內容和唐律竟然基本一致，可見唐律對於《宋刑統》巨大影響。除了大量本朝的詔敕外，也收錄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詔敕，作為參考。

五刑制度也是沿用了唐律的規定，其他有關定罪量刑的規定如議、請、減、贖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罰也有了一些變化，如凌遲刑的開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時期。

制定
宋朝的立法活動，始於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當時工部尚書判大理寺竇儀等人奏請朝廷建議修訂法律，得到朝廷同意後，由竇儀等人主持其事。次年編成《宋建隆重詳定刑統》，並於同年八月「謨印頒行」，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首部刊版印行的法典。

內文
《宋刑統》的體例，仿照唐末的《大中刑律統律》、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而制定。

其律文只是《唐律疏議》的翻版，除「折杖法」外很少變動。但其收集了唐朝開元二年（714年）到宋朝建隆三年（962年）近150年間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根據需要選出209條（包括「起請」32條）附於律文之後，與之並行。這是《宋刑統》與《唐律疏議》的重要區別。其篇目，仍與唐律一樣，共12篇、502條，不過在每篇下設有「門」，合計213門。

修改
《宋刑統》自頒布以後，雖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數次修改，但改動很少，正如《宋刑統·序》說「終宋之勢，用之不改。」

但該書原刊本已失傳，現行的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國務院法制局刊印的重校范氏天一閣本。

在漢朝如果遇到法律無有關規定，同時又無適當判例可以比照時，可以《春秋》經義附會法律作為斷案的依據。這一制度是漢武帝時董仲舒所創，受到朝廷的重視。

2.女徒顧山

漢代專為女犯設立的贖刑，女犯定罪判決後可以釋放回家，但每月必須出錢三百由官府僱人到山上砍伐木材，以代替女犯應服的勞役。

3.《九章律》

漢高祖時蕭何制訂，共九篇。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又吸收了秦律，增加了《戶律》、《廄律》、《興律》三篇，合為九篇，故稱《九章律》，這是一部綜合性的法典。

4.親親得相首匿

允許一定范圍的親屬之間對於一定的犯罪可以首謀隱匿。漢律規定，卑幼匿尊親長，不負刑事責任；尊親長首匿犯死罪的卑幼，雖應處刑，但可以請求減免，首匿犯一般罪的卑幼也不負刑事責任。

5.通行飲食罪

指給農民起義軍通情報、當向導、供給飲食。漢律嚴格鎮壓此種行為，犯者處死刑。

6.見知故縱之法

官吏看見或知道有人犯法，特別是看見或知道「盜賊」在活動，則必須舉告，不舉告即為故縱；官吏對應判刑的罪犯，則必須判刑，不判刑者也為故縱。見知故縱者與罪犯同罪。

7.決事比

以類似的法律條文和典型案例來比照斷案法。西周、秦、漢乃至以後的封建王朝都廣泛採用這種做法。

8.上請制度

唐律規定的一項保障貴族官僚封建特基本原則。指貴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吏無權審理，須先奏請皇帝裁斷，以使其予以減刑或免刑。

9.約法三章

這是漢朝最早的立法，劉邦進入咸陽與秦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10.魏律

三國時期魏國一部主要法典。公元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陳群、劉劭等增刪漢律而成，在漢九章律的基礎之上增加九篇，並改漢之具律為刑名，列於全律之首。

11.晉律

晉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泰始律》），晉武帝泰始三年完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推行全國的法典。晉律以漢律、魏律為基礎，共二十篇，六百二十條。

12.北齊律

25.御史台

中國古代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西漢時稱之為「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東漢光武帝時改稱「御史台」。唐代御史台以御史大夫為長官，御史中丞為次官，下設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設侍御史若幹人，負責糾彈中央百官，並負責參與大理寺的審判活動和審理皇帝交付的案件。殿院設中侍御史若幹人，負責糾彈百官在宮殿中違法失禮之事，並巡視糾察京城及朝會、相等。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主要負責監察地方官吏。宋、元沿襲唐制，繼續稱御史台。明初改御史台為「都察院」，清沿明制，御史台之名遂廢。

26.三司推事

又稱三司會審，中國古代三法司（三個司法機關）共同審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書？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後世的「三法司」之稱即源於此。漢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為三法司。明、清兩代從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難案件，由三法司會同審理。

27.宋刑統

2. 漢代的時代精神

漢代的時代精神雄健渾厚.
崇武尚武是漢代世風中頗有特色的內容。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徒手和使用刀劍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見的內容。徐州漢畫像石上有表現力士拔樹的場面。漢代可能已經有類似《水滸》中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民間傳說。當時較為正式的舉重活動是扛鼎。除人們熟知的項羽「力能扛鼎」，一些貴族如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武帝子廣陵厲王劉胥也以能扛鼎留載史冊。武帝在宮中設鼎官，判定殿前舉鼎的成績。值得提到的是在漢代畫像文物上描繪了人與虎、野豬等猛獸的搏鬥，其中最為驚心動魄的是徒手制服野豬和一人同時與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許多比武和斗獸者都是社會上層，文人們也參與其間。司馬相如、田疇、崔琰善擊劍，王充朝夕習騎馬射箭，經學名家轅固在獸圈中刃斃野豬……錢穆先生說漢代文人性格質朴，拿起筆可撰文，放下筆可耕田。其實漢代文人也不是後代那種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這既是尚武精神的結果，也是時代的重要標志。

生活在漢代的人們，率直而較少含蓄，開通而較少壓抑，粗朴而欠圓通，勇敢而鄙視怯懦。漢帝國拓疆開土，鑿空異域，以及社會秩序的形成，都與這些精神風貌息息相關。星移斗轉，漢代精神風貌中有些內容雖已褪色消失，但它在中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濺起的浪花至今仍能攖動人心

3. 漢代察舉制是如何順應歷史之勢而產生又對當時影響在哪些方面，請細細品講。

兩漢時期，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得到進一步發展。於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漢代逐漸確立了察舉、徵辟等選人任官途徑，爾後又不斷得以發展，在中國古代人才選拔歷史的發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所謂察舉,又叫鄉舉里選,是漢代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基本選才制度，以郡縣為單位，薦舉孝廉、茂才。西漢建國初，漢高帝雖然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但他認為他的天下「於馬上得之」，厭惡甚至拒斥知識分子。陸賈反駁他說：「於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遂有所悟，後來就頒布了這道《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已開了漢代察舉制的先河。 一般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察舉，產生於漢文帝時期。但察舉製作為一種完備的選官制度，並真正確立其在仕進制度中的主體地位，是在漢武帝時代。察舉制的確立和實施,對當時統治人才的選拔、任用以及對社會的安定,均產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它打破了 「世襲制」和軍功地主一統天下的局面,促進了社會政治的安定。由於漢初社會逐漸趨於安定,朝廷急需大批治國安邦人才,仍按過去通過軍功、養士選拔人才的辦法，不僅不能適應現實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需要,而且不是長久之計。而察舉使各地包括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優秀人才,都有參與政治的機會，和靠「余蔭」而做官的「任子」制相比,無疑是個進步。因為它協調了統治階級內部權力的分配, 奠定了以後歷代平民參政的基礎, 部分地滿足了中下層地主分子參政議政的願望, 在客觀上能帶來社會政治之和諧與穩定,同時也加快了民族融合進程。另外，漢代通過察舉這一制度化的人才選拔方式有效地選拔了專制王權所需人才，為漢朝國運的強盛與持久提供了人事保證。同時，採用察舉徵辟制,皇帝及中央政權得以把官吏的任免權確定了下來,它對於控制各級官吏和整頓吏治,強化中央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政權的鞏固,無疑是有巨大影響的。 其次,它開創了士人政治之先河,為吏治和社會風氣的純潔提供了條件。漢代實行察舉制，打破漢初功臣、貴族、富豪壟斷政權的局面，有助士人政府的出現。察舉制雖以孝行廉潔為選舉標准，但由孝廉出身者，多是通曉經書的儒生，而應詔舉者，亦不乏學養俱佳的大儒，由他們任官，中央和地方政府，盡為儒生所掌握，遂促成士人政府的出現，此後歷朝歷代均崇尚文治，影響深遠。 再次, 它是隋唐以後甚為發達的科舉制的濫觴, 對科舉制所產生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從察舉人才的標准、察舉的科目或內容,察舉的方式以及被察舉者的待遇等來看,都有比較細致的規定和要求。而後世歷代選賢任能的設計,例如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實際上均脫胎於漢代的察舉。 最後，察舉制與兩漢的教育制度密切結合, 相互促進的。兩漢的教育政策, 都是以察舉選士制度為軸心而轉動的,因而，教育會自然而然地趨向那些察舉及考試的標准和政策，降為察舉選仕制度附庸。同樣，又促進了學校教育。此外，以儒學思想與儒學知識作為察舉考試的根本性標准及內容，。「學而優則仕」的儒家理想在兩漢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儒生與官僚的結合使傳統學術政治化、同時也使儒家文化有了穩定傳承的社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封建社會的文化發展。察舉雖是漢代選拔人才的重要措施, 但從詔舉的動機和原因來看其被動性是顯而易見的。其實施范圍和名目全由皇帝決定，時間上也沒有固定的規定。一般發生天災或國家有大事時，皇帝才會詔令百官薦舉人才。部分名目又限制於一定的地區范圍。所以這種方式對於一部分人才的流失不可避免。此外，察舉徵辟由為官選人變成了為人擇官,降低了官吏隊伍的整體素質。同時，察舉制實行一段時間後,許多官員自行任命官吏,致使官吏數量急劇增加,機構日益膨脹。被選者大多是富豪子弟,或其「門生故吏」,並無真才實學。這種取士制度,純為富豪地主階級的專利品,他們依仗權勢進入仕途,充塞官場,而那些富於真才實學的士人則被排斤在政權之外。 還應看到，察舉是以上級個人價值取向為選拔標準的，是「人治」的表現，因而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任意性。選官權名義上掌握在皇帝之手,實則控制在中央或地方官吏手中。他們為了發展個人勢力，皆爭相以此籠絡士人；而士人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託權門。這樣便發展成為一種私恩的結合。於是察舉徵辟變成了擴大士族勢力、鞏固門閥制度的工具,危害了中央集權。 另外，中國傳統社會的統治者從政治上的需要出發，把儒學作為皇權政治體制的理論基礎，儒學被進行了改造後奉上聖壇。這種規范化對考試來說是極其必要的，但對任何學說的發展來說卻是致命的，因為它必須把那些不正確的、有爭議的內容通通切除。於是，儒學就被神聖地僵化了。 而在人口幾萬甚至十幾萬的漢代州郡之中，有機會被舉者，必須是「名聲顯赫」或有「高行奇志」的人。因此，有些讀書人為使自己名聲彰顯，不顧禮義廉恥, 為求功名富貴無所不用其極, 敗壞了社會空氣。同時，以道德修養、鄉里輿論為依據，則又增加了這種仕進制度的倫理色彩。這在後來的封建社會中，對民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起了消極作用。 總之,察舉制度的創立使兩漢人才輩出,其主流無疑是進步的,但是察舉制度畢竟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它隨著社會政治的日益腐敗,性質也就不斷地發生轉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時代的風貌。

4. 漢代察舉制的具體做法

兩漢:察舉制與徵辟制

兩漢時期，確立了察舉、徵辟等選人任官的辦法。察舉又叫「薦舉」，即由公卿、列侯和郡國守相通過考察，把品德高尚、才能出眾的人才推薦給朝廷經適當考核，授予官職。西漢初年，漢高祖即位之初曾下詔徵召賢能。後來，文帝也曾下詔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但形成制度，應始於漢武帝時，董仲舒建議由各地地方官每年選擇吏民中賢者二人薦舉於朝。武帝採納了這一建議，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詔令郡國每歲舉孝者、廉吏各一人。自此以後，郡國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舉「孝廉」便成為定製。到東漢和帝時，更規定按各郡人口比例定出應舉人數,除州郡外，中央的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向皇帝推舉人才。他們察舉的對象，主要是公卿或郡縣的屬吏，或是精通經學的儒生和有德行的處士。

漢代察舉的科目繁多，一般可分為「常科」(歲舉)與「特科」(特舉)兩類。

「常科」以「孝廉」為主。它起源於漢武帝時董仲舒的奏請，其依據是儒家以孝為立身之本，廉為從政之方。西漢時每郡歲舉孝廉兩人，一般無須考試，即可授官。由於察舉後直接授官，也就帶來了一些問題與弊端。如德行的標准不好掌握，徇私舞弊的現象也在所難免，等等。所以到東漢初年，光武帝對德行標准作了一些具體的規定，下令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也就是思想品德要符合統治者的要求;「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即文化水平要高;「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也就是要熟悉法令法規，並能以之判斷是非;「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就是要求辦事果敢，善於應變，能處理各種突發性事件。順帝陽嘉年間，對孝廉科也要試經書，實行優勝劣汰。據《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132)十一月詔:「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能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這-變化，史稱「陽嘉新制」。徐天麟《東漢會要》卷二十六指出:「西都(西漢)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東漢)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可見「陽嘉新制」實已孕育了科舉制度的萌芽。

察舉常科還有「茂才」,西漢時稱為「秀才」，東漢時因避光武帝劉秀名諱而改。與孝廉不同的是，孝廉大多是從未仕者中察舉，而茂才中有已仕官吏，有州郡吏和被察舉的孝廉以及太學生、平民等，其所授官職也高於孝廉，所以歲舉人數往往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漢代察舉「特科」的名目尤多，有賢良方正、賢良文學、直言極諫、明經、明法、有道、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者等，尤以「賢良方正」最為顯科。

所謂「賢良方正」，意即德才兼備之人。薦舉的對象是現任下級官員或州郡屬吏，而且必須送往京師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策試。策試的具體做法是:首先由皇帝提出一些關於如何治理國家的重大問題，稱為「策問」;然後把這些問題根據難易程度分為甲、乙等科，密封起來;最後讓被薦舉者任意抽取問題回答，叫做「射策」。對策完後，朝廷再根據他們政見的高下授予官職。這種策問帶有一定的考試性質，它對隋唐科舉制度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察舉制在實行初期，規定還是比較嚴格的。但由於察舉制基本上是推薦、保送制，薦舉者權力極大，所以其腐敗也就勢所難免。特別是東漢末年，君昏臣貪，政治腐敗，請托公行，察舉不實的現象更是層出不窮，所以當時就有民謠譏諷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朴子·審舉》)

除察舉外，漢代選官還有一條重要途徑，就是「徵辟」。「征」指皇帝直接聘請人做官，有時也稱「特召」、「特聘」;「辟」指官府聘人任職，也叫「辟召」或「辟除」。對某些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名人，皇帝不經官吏薦舉，直接徵召到朝廷，授以「博士」、「待詔」等稱號，讓其侍從左右，以備顧問。如著名辭賦家枚乘，雖已年老，但漢武帝即位之初便把他徵召到長安。據史書記載，皇帝在徵召某些年老體衰的人時，常常用「安車蒲輪」等禮儀以示敬重。「安車」即一種可以比較安穩地坐在其中的小車;「蒲輪」指用蒲草捆裹車輪，以減小車身顛簸震動。這些都是格外優待、禮遇之意。兩漢時期，官府也可以自行招聘僚屬，通稱「掾史」。在漢代，被皇帝徵召做官的人畢竟很少，而被官府辟除為官的人則比較多。

5. 古代第一位外交家張騫，兩度出使西域，開了什麼先河

古代外交家張騫最擅長的便是外交，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開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大門，同時也促進了與西方的文化與了解，經濟與發展，還開辟了絲綢之路，張騫為西漢與西域的文化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張騫是打開中國貿易大門的第一人，第一次揚起國與國之前的交流、平等，第二次出使的第二年張騫便去世了，由於張騫的溝通，西域的葡萄、石榴等都傳入了漢朝，而漢朝的鑄鐵、開槽、絲織品也傳入了西域，為漢朝與西域都帶來了經濟上面的提升，漢武帝和張騫的謀略對西域和中國都有很大的意義，無論是在西域還是中國，張騫的名字都會被後人深刻的記住，因為他建立的友好的關系，促進了西域物質上面的進步。

6. 劉義慶開創了什麼的先河

劉義慶（公元403—公元444），字季伯，漢族，原籍彭城（今江蘇徐州），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南朝宋文學家。宋武帝劉裕之侄，長沙景王劉道憐次子，其叔父臨川王劉道規無子，即以劉義慶為嗣，襲封臨川王。劉義慶曾任秘書監一職，掌管國家的圖書著作，有機會接觸與博覽皇家典籍。17歲升任尚書左僕射，位極人臣，但他的伯父劉裕首開篡殺之風，使得宗室間互相殘殺，因此劉義慶也懼遭不測之禍，29歲便乞求外調，解除左僕射一職。曾任荊州刺史等官職，在政8年，政績頗佳。後任江州刺史。劉義慶是劉裕的侄子，在諸王中頗為出色，自幼就被劉裕所知，稱贊其「此吾家豐城也」。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學，廣招四方文學之士，聚於門下。劉宋宗室，劉義慶自幼才華出眾。著有《世說新語》，志怪小說《幽明錄》。
基本資料
中文名：劉義慶

外文名：Yiqing Liu

國籍：中國 （南朝）

民族：漢族

出生地：京口（今江蘇鎮江）

出生日期：公元403年

逝世日期：公元444年

職業：文學家

主要成就：開創了中國筆記小說的先河，主持編纂《世說新語》

代表作品：《世說新語》《幽明錄》《宣驗記》

字：季伯

身份：劉宋皇帝宗室

官職：江州刺史等

爵位：南郡公、臨川王

性別：男

7. 漢代在選官制度方面取得什麼成就

漢代的選官制度有：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
值得一提的就是察舉制

察舉制
漢代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是一種由下而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這是兩漢選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徑之一。
前 196 年，漢高祖劉邦下求賢詔，令從郡國推舉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漢代察舉制度的先河。把察舉作為選官的一項制度是從文帝開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前 178）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漢書·文帝紀》）。漢武帝進一步把察舉發展為一種比較完備的選官制度。一是對於察舉人才的標准有了明確的新規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舉，開創了以儒術取士的標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學問、法令、謀略四個方面的內容。三是察舉分歲舉和詔舉兩類。歲舉為常科，每年推舉。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為孝與廉兩科，後來連稱為一科。察孝廉的對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曉儒家經書的儒生，由郡國每年向中央推舉，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有名額限制，東漢和帝時制凡滿 20 萬人的郡國每年舉一人，不滿 20萬人的兩年舉一人，不滿 10 萬人的三年舉一人。邊境地區郡國人少，10 萬人以上則可以歲舉一人。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邊當郎官，然後再由郎遷中央或地方官吏。舉孝廉是察舉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舉秀才的對象為現任官吏。到東漢為避劉秀諱，改秀才為茂才。茂才由州推舉，所以人數比孝廉少得多。茂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縣令，比孝廉任用為重，但名額少。詔舉，是由皇帝下詔察舉人才，是臨時性的特科。其特點是：詔舉常在災異之後舉行。詔舉人數不限，由詔令臨時規定。詔舉科目很多，也不固定，能把有專門才能的人推舉出來。無論歲舉孝廉、秀才還是詔舉賢良文學，到中央以後均需經過考試。考試辦法有對策（命題考試）和射策（抽簽考試）兩種。對策多用於考試舉士，射策多用於考試博士弟子。凡屬詔令推舉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試；郡國歲舉之孝廉、秀才則由三公府考試。儒生考經學，官吏考舉奏，通過考試選出優等生，報皇帝錄用。考試實際是量才錄用。察舉制在西漢到東漢初曾起過重要作用，為封建國家選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後隨著政治日益腐敗，察舉不實的現象漸趨嚴重。到東漢晚期，已成為豪強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網羅人才的作用。
東漢時期，察舉制注重孝廉一科。察舉主要根據人才在地方上的聲望，稱為鄉舉里選。隨著地方豪強勢力的發展，封建國家的行政組織日趨癱瘓，聲望影響逐漸被官僚家族所支配，門第望族成為選舉的主要依據，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並發展起來。

8. 「五服」制罪原則的確立，使得儒家的禮儀制度與法律的適用完全結合在一起，是自漢代開「禮律融合」之先河

前邊是介紹五服與法的關系的，最後一段是比較簡單的理解

「五服」是指五服指的是五種喪服，在中國古代社會，以喪服來表示親屬之間血緣關系的遠近以及尊卑關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親屬關系遠近及尊卑，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具體原則是：服制越近，即血緣關系越親，卑犯尊的處罰越重，尊犯卑的處罰越輕。如果服制越遠，則表明血緣關系越疏遠，這種情況下，卑犯尊的處罰越輕，尊犯卑處罰越重。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父子相互之間的犯罪，如父親打罵兒子，兒子沒有控告的權利，即父親免罪，如果兒子打罵父親，則要處死，所以五服制罪的本質是維護家族的等級制。

在《晉律》中第一次將五服制罪即「服制」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從此確立了後世的法定親屬等級制度。

五服具體指的是斬衰（同 ，音崔，指喪服）、齊衰、大功（功同工，指做工，大功即做工粗）、小功（做工細）、緦麻。斬衰是用很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縫邊，像斧斬一樣，故名斬衰。穿這種喪服服喪三年，用於臣、子、妻、妾為君、父、夫服喪。齊衰則是縫邊的生麻布做成。大功和小功則是用熟麻布作成，只是做工不同。緦麻是細的熟麻布做成。服喪時間依次減少，有一年、九月、五月、三月。

從自己開始，上到父親、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下到子、孫、曾孫、玄孫，同時還有上述親屬的旁親，都是有服親，叫內親。母親一系叫外親，服制只有一世，僅包括外祖父母、舅父、姨母、舅表和姨表兄弟，其他人則是無服親。同時，期親指父系親屬，大功親指祖父系親屬，小功親指曾祖父系親屬，緦麻親指高祖父系親屬，母系親屬均列入緦麻親中。

唐朝法律繼承了晉律的以服制制罪的傳統，並加以發展，明確具體地列入律條。五服制罪體現了禮教要求的「親親尊尊」原則，越親近的就越應該愛敬，如果侵害則要嚴懲。同時，財物上越親的越應照顧，所以兒子偷著拿父母的錢財並不算偷，最多被訓斥。

在依照五服制罪時，和現代人人平等的法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古代社會中，一種行為有罪無罪，或者罪刑輕重，常常取決於當事人之間是否有五服內的親屬關系，以及關系遠近。同樣是斗毆，打了一般人，罪較輕，打了自己的長輩尊親，如大功以上親屬，罪行尤為嚴重要入十惡之一的「不睦」罪，要受死刑。古代社會的法律等級制在五服制罪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自漢代，儒法進一步結合，儒家思想融入法律中且影響深遠，儒家的五服講究的親屬間不同的禮儀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漢代乃至後世定罪量刑的標准，也就是說，儒家認為是犯罪的就用法律規范下來，建議你看一下瞿同祖老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是講法律的儒家化的，看了之後你對這個的理解會更加深刻。

9. 漢代三大文教政策是誰提出的

三大文教政策是西漢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文教政策建議，包括：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思想的統一；2.興太學，行教化而美習俗；3.重選舉以選用賢才等三個方面。
董仲舒的這三大建議適應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的需要，被漢武帝採納，促進了漢代思想的統一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的現象，並對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思想和文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王朝推行 獨尊儒術! 文教政策的結果, 使儒 家教育正式成為國家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儒家 教育施行的一個里程碑, 從而開創我國封建教育崇 尚儒家思想的先河, 對漢代以後各個封建王朝文教 政策的推行起了規范定型化作用。
隋唐重振儒術、宋明的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