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現代化
⑴ 民主法治科學是什麼現代化
民主法治科學是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
⑵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⑶ 民主與法制建設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之間有何關系
1、民主與法制建設同我國現代化建設之間具有密切關系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
①經濟建設；
②政治建設；
③文化建設；
④社會建設（包括民生建設）；
⑤生態文明建設。
必須更加自覺地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十八大報告
民主與法制建設是政治建設的核心內容，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
2、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辯證關系
①社會主義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礎。
只有發揚民主，才能制定科學的法律，才能充分發揮法律的作用。
②社會主義法制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只有完善法制，才能體現人民的意志和民主的成果，才能保障民主的進程。
3、請注意相關概念的歷史演變
雖然學術界在改革開放之後經常探討「法制」和「法治」的區別和聯系，但一些重要文獻常用是「法制國家」、「法制建設」和「法制觀念」等概念。
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報告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此後，「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和「法治觀念」等概念風行開來。
法制經常相對於民主而言；法治一般相對於「人治」而言。「人治」的特徵包括：第一，個人擁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第二，個人可以隨意制定和廢除法律。
法制和法治是密切相關的。第一，法制是法治的基礎：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制，有法可依是法制的基本特徵；法治是法制的升華：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般說來，法治囊括了法制、法治建設包括了法制建設。
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01版），該決定通篇沒有「法制建設」一詞，「法治建設」一詞出現了10次。
該決定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總之，法治建設包括了法制建設；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們要把民主建設和法治建設統一起來。
⑷ 新中國為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習在民主法治做了什麼努力
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經過6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升到世界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台階，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我們終於找到了實現「中國夢」的科學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經過90多年艱辛探索、為30多年成功實踐所證明的正確道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特別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位一體」的確立，我們在未來發展的征程上將更加自覺、更加自信。
十八大報告基於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判斷，鮮明回答了「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麼樣的目標前進」這些事關黨和國家全局的重大問題，從思想理論、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三個方面昭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豐富內涵，提升了中華民族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並要求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展開，形成「五位一體」的全面發展格局；綜合國力達到的高度決定著夢想實現的程度。「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實現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進一步增強。黨的十八大報告描繪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上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以及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等發展目標，這些目標構成現階段實現「中國夢」的基本要求。
⑸ 什麼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道路
法制現代化是由傳統人治型社會向現代法治型社會的轉型過程.黨的專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屬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大力加強民主法制建設,標志著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承襲近代中國仁人志士的傳統,又邁開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國法制現代化面對著發展經濟的內外壓力,背負著傳統的人治包袱,還面對著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起步階段都面對的社會穩定問題,使這一過程有著不同於西方的歷史軌跡.這就是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目標選擇的階段性,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以及實現法制現代化過程中的非協調性.認識這些特徵不僅僅是為了總結歷史,更重要的是認識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建設一樣,尊重傳統又不囿於傳統,學習外國,又不照搬西方.這是我們走過的路,也是既將走下去的路.
⑹ 什麼是現代化民主法治國家的最高政治原則
人民主權原則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最高政治原則。
⑺ 法制現代化的歷史根源和當前困境
同學，華大的吧
⑻ 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取得的民主法制建設成就有
【答案】C
【答案解析】試題分析：本題主要考查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尊重材料是做對歷史題目的唯一秘籍。而通過材料並結合所學知識不難發現，「①頒布中國第一部憲法」是指1954年憲法，屬於建國初期取得的民主法制建設成就，而不是屬於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取得的民主法制建設成就，所以本題凡是含①均是錯誤的，所以本題答案就是C。
考點：現代中國的政治建設與祖國統一•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民主法制建設成就
⑼ 世界法制現代化的基本模式
世界法制現代化的基本模式分為內發型、外發型和混合型這三種樣式。
一、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內發型法制現代化的模式，是指由社會自身力量產生的內部創新、經歷海長過程的法律變革道路，是因內部條件的成熟而從傳統法制走向現代法制的轉型發展過程。這種類型的法制現代化模式一般以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為代表；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的主要特點是：
1，它是因社會自身內部條件的逐步成熟而漸進式地發展起來的。在英國、法國等早走上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在其創設和形成現代法律的過程中，盡管充滿著許多激盪風雲的重大社會變革事件，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個自然演進的自下而上的漸進變革的過程。因此，內發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動力來源，主要在於社會內部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條件的逐步變化和發展。
2，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發達是推動內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強大的內在動力。內發性法制現代化之所以發軔於西歐，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因，乃是由於在一些西歐國家，商品經濟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西歐商業資本主義的涌動與擴張，以及新興的市民階級的廣泛活動，推動了經濟交往規則的革命性變化，也促進了法律意識的轉型與發展，從而為近代法制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3，民主代議制政治組織形式的發展成為內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支撐力量。近代西歐民主代議制有著久遠的歷史淵源。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到古羅馬的共和體制，乃至中世紀城市共和國的發展，為近代西歐民主代議制系統的建構積累了較為豐厚的歷史資源。近代西歐的政治革命，不僅加速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進程，而且造成了代議制度這一近代民主政治的運行模式，從而推進了內發型法制現代化的持續發展。
4，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互動發展構成了內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運作機理。西歐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運動，首先表現為法律形式主義的擴展與廣泛化，以憲法為中軸的諸法分立的法律系統蔚為大觀。然而，西歐法制現代化運動總是伴隨著廣泛而深刻的近代法律精神啟蒙運動。構成法律形式主義運動思想基礎的，乃是近代的自由、法治和人權觀念。
二、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比之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外發型現代化模式則是指因一個較先進的法律系統對較落後的法律系統的沖擊而導致的進步轉變過程。這一模式通常以日本、俄國等國家為代表。外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的主要特點是：
1，強大的外部因素的沖擊成為外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生成動力。盡管在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國家，其社會內部存在著一些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生長因素或條件，但是這一轉型過程十分緩慢且困難，商品經濟和市民社會的發展較為薄弱。因而外來的法律文化系統的沖擊與滲透，就成為外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強大推動力量。
2，政治變革運動往往成為外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的歷史先導，政府發揮著主要的推動作用。由於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國家是在外部環境影響以及外域法律文化的沖擊下而走上法制變革道路的，因而往往有著相對確定的時間起點，而這些時間起點通常又與特定的政治變革事件相聯系。
3，爭取法律主權的斗爭往往成為外發型法制現代化國家從事法制變革運動的重要目標。在外來法律文化的激盪和沖擊下，外發型法制現代化國家內部的各個方面和領域的矛盾都被激發起來，其中之一便是「西方化」與民族化的尖稅矛盾。因此，在外發型法制現代化運動中，民族主義情緒的激盪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現象。爭取法律主權的斗爭，往往成為這些國家法制變革的動力和目標之一。
4，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之間的悖離是外發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表徵之一。域外法律文化的沖擊，也催發了傳統法律精神與現代法律精神的劇烈沖突。傳統法律文化根深蒂固，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對域外的法律又化產生排拒的作用。
三、混合型法制現代化模式
一般來說，在屬於混合式法制現代化模式的國家，域外法律文化的沖擊是引起該社會法律變革的重要動因，但是這種外部力量並不具有決定性意義，它終究要通過該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因素而發生作用。因此，混合式法制現代化模式是指因各種內外因素相互作用而推動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的轉型與變革過程。
這種模式以中國為典型代表。混合型法制現代化的模式既具有內發型法制現代化模式的某些特徵，又兼具外發型法制現代化的相關屬性。二者內在融合，形成獨特的混合式的法律發展范型。具體言之，一方面，從法制現代化的啟動機制來看，在混合型法制現代化運動中，確實存在著域外法律文化的強大壓力和沖擊的問題，舶來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和沖擊往往構成啟動法制變革運動的重要動因。近現代中國社會是一個劇烈變革的時代，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遭遇到空前的挑戰，這一挑戰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壓力下變得更加尖銳。近現代中國法律的發展進程，幾乎每一步都帶有西方法制沖擊的印跡。從戊戌變法到清末法制改革，從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建設，到北洋政府及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制實踐，盡管還保留著濃厚的傳統色彩，但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西方法律文化的影響和沖擊，乃是近現代中國法制變遷的催化劑和外部條件。
推動近現代中國法律變革的主要根源，來自於中國社會內部存在著的處於變化狀態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在這些條件的綜合作用下，形成了中國法制變革的運動能力和運動方向。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猛發展。在這一新的經濟文明體系推動下，一個全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總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表明，雖然法律的交流與融合日益增進，但全球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並沒有因此而停滯不前。運用科學的法制現代化理論，從法律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中尋求統一性，從千差萬別的具有偶然性的大量具體法律現象中，探求法制現代化運動的普遍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