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游離開立法會

Ⅰ 如何看待五次人大釋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

1.認定依法宣誓是相關公職人員就職的必經程序，未經合法宣誓或拒絕宣誓者不得就任相應公職；

2.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宣誓，必須准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

3.拒絕宣誓者喪失就職資格，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屬於拒絕宣誓。

Ⅱ 一個歷史問題

【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

秦在春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關東各大國。反映並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的賦稅改革，也遲於關東各國很多。如魯國 「初稅畝」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國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後186年。可是這時，秦國已使用鐵制農具，社會經濟發展較快，這不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產生過程，而且還引起社會秩序的變動。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下令廢除人殉的惡習。次年又遷都棟立，決心徹底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秦孝公任他為左庶長，開始變法。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在這一時期，鐵制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導致奴隸主的土地國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新興地主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勢力越來越大。新興地主階級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商鞅變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這種社會變革、變法運動體現了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規律。

【商鞅其人】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年輕時好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座門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臨終前將其推薦給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發憤圖強，乃離魏去秦，以變法強國之術說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龍、杜摯等大臣對變法並不贊成，他們製造輿論，以為「智者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孝公不為所動，仍以商鞅為左庶長，下令變法。
變法令下達後，商鞅以三丈之木置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木於北門者賞十金，但無人響應。他又將賞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應募，即獲得五十金,以此來取信於民。當時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師傅公子虔、公孫賈。《戰國策》對此事的評論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商鞅執法敢於不避貴勢，在秦國震動頗大，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幾年後，秦國百姓家給人足，臣民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故國勢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為大良造。兩年後，秦從雍（今陝西鳳翔）遷都咸陽，並第二次下變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國富強。周天子和諸侯派人向秦祝賀。次年，秦乘魏在馬陵之戰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軍拒之，商鞅用詐謀虜取昂而破其軍，魏割河西（今陝西東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戰功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河南西峽一帶）十五邑，號稱商君。
商鞅相秦期間，商鞅因執法較嚴引起秦貴族的怨恨。孝公卒後，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為報夙怨，告商鞅有謀反企圖，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國，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計而喪師，故拒不接納。商鞅不得已而歸秦，乃與其徒屬發邑兵攻鄭（今陝西華縣），兵敗被俘。惠王車裂商鞅，並滅其族。
商鞅為適應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要求，從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論點出發，強調教育改革，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是重農戰，要富國強兵就必須進行法制宣傳，培養法治人才。商鞅抨擊了提倡以詩、書、禮、樂為教育內容的儒家，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要用鼓勵耕戰為內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認為法治是德治的基礎，法令必須「明白易知」；應以法官為師，給民眾解釋法令，使「萬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為宣傳法制和培養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書》傳世。

【變法主要內容】

經濟措施
商鞅對經濟的改革是以廢除井田制、實行土地私有制為重點。這是戰國時期各國中唯一用國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國范圍內改變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內容如下：

1）廢井田、開阡陌
商鞅在經濟上推行的重大舉措是「廢井田、開阡陌」。《史記》記載：商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戰國策》說商鞅「決裂阡陌，教民耕戰」 ，廢止「田裡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則。所謂「阡陌」，指「井田」中間灌溉的水渠以及與之相應的縱橫道路，縱者稱「阡」，橫者稱「陌」。「封疆」就是奴隸主貴族受封井田的界限。「開阡陌封疆」就是把標志土地國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從法律上廢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佔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此後秦政府雖仍擁有一些國有土地，如無主荒田、山林川澤及新占他國土地等，但後來又陸續轉向私有。這樣就破壞了奴隸制的生產關系，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2）重農抑商、獎勵耕織
商鞅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因棄本求末，或游手好閑而貧窮者，全家罰為官奴。商鞅還招募無地農民到秦國開荒。為鼓勵小農經濟，還規定凡一戶有兩個兒子，到成人年齡必須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出雙倍賦稅。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這些政策有利於增殖人口、征發徭役和戶口稅，發展封建經濟。

3）統一度量衡
商鞅變法前，秦國各地度量衡不統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商鞅製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如今傳世之「商鞅量」，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監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為升」。從「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規定的1標准尺約合今0.23公尺，1標准升約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銘文可知，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認真的。商鞅還統一了斗、桶、權、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國人必須嚴格執行，不得違犯。

度量衡的統一的意義
第一、全國上下有了標準的度量准則，為人們從事經濟、文化的交流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第二、對賦稅制和俸祿制的統一產生了積極作用；
第三、有利於消除地方割據勢力的影響；
第四、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礎。

政治措施
商鞅對政治的改革是以徹底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建立新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為重點。他在這方面的貢獻遠遠超過李悝和吳起。主要內容如下：

1）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爭，各以輕重被刑」，以獎勵軍功而禁止私鬥。規定爵位依軍功授予，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 就是說有功勞的貴族子弟，可享受榮華富貴；無功勞的，雖家富，不得鋪張。
制定二十級爵的作法，意味著商鞅徹底廢除了舊世卿世祿制，今後將根據軍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從有軍功爵的人中選用。二十級爵：一級曰公士，二級曰上造，第十九級曰關內侯，二十級曰徹侯。據《漢書》記載：「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 也就說明了獎勵的做法：將卒在戰爭中斬敵人首級一個，授爵一級，可為五十石之官：斬敵首二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各級爵位均規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數量標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謂私鬥，並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鎮，被奴隸主所佔有。奴隸主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財產，經常發生爭斗。新法規定不準私鬥，目的在於削弱奴隸主的勢力，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嚴懲私鬥的作法是：為私鬥者，各以情節輕重，處以刑罰。
由於推崇戰功，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秦國在對外戰爭中，國力進一步增強，從而扭轉了長期以來被動落後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與魏惠王在杜平相會，結束了秦國長期不與中原諸侯會盟的被動局面，提高了秦國的地位。秦國還用武力逐步佔有了土地肥沃、農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巴蜀地區和盛產牛馬的西北地區，社會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從而奠定了秦統一的物質基礎。

2）除世卿世祿制，鼓勵宗室貴族建立軍功
《史記》記載，秦國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依軍功大小定貴族身份之高低。該規定沉重打擊了奴隸主舊貴族，因而，招致了他們的怨恨。《史記》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法
秦國的都、鄉、邑、聚原來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點。商鞅為了加強封建專制的統治，管理廣大居民，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輕罪用重刑。將魏國李悝的《法經》頒布實行，還增加了連坐法。主要內容是：居民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將什、伍作為基層行政單位。按照編制，登記並編入戶籍，責令互相監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須連舉告發，若不告發，則十家同罪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與後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時規定，旅店不能收留沒有官府憑證者住宿，否則店主也要連坐。

4）推行縣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 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 （也有史書認為是41縣或36個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商鞅通過縣的設置，把領主對領邑內的政治特權收歸中央。該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廢井田、開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證了土地私有。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削弱了豪門貴族在地方的權力。
後來，秦在新佔地區設郡，郡的范圍較大，又有邊防軍管性質，因之郡的長官稱郡守。後來郡內形勢穩定，轉向以民政管理為主，於是郡下設若干縣，形成秦的郡縣制。

5）定秦律，「燔詩書而明法令」
商鞅的該措施是為了排除復古思想的干擾。然而，商鞅開創的「燔詩書」的高壓政策，不僅極端壓制了人民的思想，對於中國文化典籍也是一種摧殘。

【商鞅變法的目的及作用】

商鞅變法以法律形式廢除奴隸制的土地制度，開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隸主世襲貴族的特權，確定了封建等級制度，發展和壯大了地主階級政治勢力；中央集權的實行，鞏固了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統治；發展了封建經濟，壯大了地主階級經濟力量；方便了稅收和交換。

【商鞅變法的進行】

商鞅變法是分兩次進行的。第一次開始於公元前359年，第二次開始於公元前350年。

【商鞅與舊貴族勢力的斗爭】

商鞅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因之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還教唆太子駟公開出來反對。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強思想統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機發動反攻，誣陷商鞅以「謀反」的罪名，將他逮捕並車裂。商鞅雖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孫都繼續實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國勢繼續發展，為後來秦滅六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正確的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於民。

圖為商鞅舌戰諸舊貴族。
商鞅簡介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人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強。孝公死後，被貴族誣害，車裂而死。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西河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秦國貴族多怨。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駟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准備。課本上「商鞅舌戰圖」插圖，是當時這次大辯論的寫照。
「秦人不憐」
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這也便是改革會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於商鞅廢除井田、獎勵耕戰等改革措施觸犯了貴族階層對土地和官職所一項具有的壟斷特權，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為首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但是商鞅並沒有被這些有權有勢的人所嚇倒，他認為法律的制定，並不只是用來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張首先懲辦那兩位唆使太子違抗新法的老師。結果，公孫賈的臉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則因屢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舉，確實起到了「殺雞給猴看」的作用。人們看到，就連太子的老師都逃脫不了法律的制裁，於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僥幸的心理了。經過商鞅的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會實踐都是要付出代價的，變法維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權力基礎，即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來，對商鞅施行了瘋狂的報復。他們不僅以誣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謀反，而且以最殘酷的暴行，將他五馬分屍了。商鞅雖然慘遭不幸，但他所開創的變法大業卻因順應了歷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轉之勢，並最終對秦朝的統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商鞅「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他用簡單粗暴的政治手段來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焚燒《詩》、《書》，實行愚民政策和文化專制主義，甚至推行連坐法而刑及無辜等等，都曾產生多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也正是由於這一影響，致使他死於貴族的報復而「秦人不憐」。

Ⅲ 一個歷史題

3 辛亥革命
革命醞釀：

20世紀初，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迅猛傳播，震撼著中國思想界，並推動民主革命運動的到來。首先覺醒的是新興知識分子群體。近代知識分子宣傳民主革命學說，以報刊為重要陣地，創辦了《江蘇》 、 《浙江潮》 、 《蘇報》 、 《中國白話報》等20多種政治性刊物；還出版發行了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等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冊子130餘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翻譯了不少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譯了德國科培爾的《哲學要領》，嚴復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與民主思潮廣泛傳播的同時，國內外出現許多革命團體。影響較大的有興中會、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和光復會。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

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出現了廣泛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規模最大、斗爭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會，宣布「以保路、廢約為宗旨」。9月，全省60餘縣成立保路公會，數千萬人捲入運動。清政府一面調湖北新軍入川，一面命「實力彈壓」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成為武昌起義的直接導火線。

四省保路風潮興起時，湖北武昌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便積極准備相機發動武裝起義。10月9日，孫武在漢口機關配製炸葯不慎，起義機密泄漏，劉復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劉被殺，清軍四處捕捉革命黨人。當日晚，武昌城內新軍士兵，打死鎮壓革命士兵的排長，攻佔楚望台軍械庫，打響武昌起義的槍聲。經一夜戰斗，11日，起義軍佔領武昌城，成立湖北軍政府；12-13日，起義軍攻佔漢陽、漢口。武昌首義的成功，鼓舞了全國各地人民的革命鬥志，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紛紛起義響應。首先響應的是湖南和陝西。此後，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中華民國成立：

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3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利於推行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廳焚毀刑具，廢止刑訊；取消清朝律令中各類「賤民」條令；保護華僑；禁止買賣人口；廢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辮子；禁止賭博、纏足、吸食鴉片。鼓勵興辦工商業，振興農墾業，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提倡普及教育，刪除舊教科書中的封建內容。這些政策法令，移風易俗，革故鼎新，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傳播。

在孫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實行議會制和責任內閣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憲派、舊官僚、政客的篡權，以及一些革命黨人的妥協退讓，致使南京臨時政府權力被袁世凱所篡奪。

袁世凱篡權與革命失敗：

1912年4月，袁世凱竊得政權後，利用同盟會的內部分化，拉攏部分革命黨人與之合作，並憑借武力公然向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開刀，迫使唐紹儀辭職。1913年的「宋案」和「善後大借款」，使資產階級革命派從議會政治、和平建設、實業救國的幻想中驚醒。7月，李烈鈞奉孫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二次革命」爆發。江蘇、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等地先後獨立。由於國民黨人倉促應戰，缺乏統一領導， 「二次革命」 被北洋軍閥鎮壓。

「二次革命」的失敗標志著辛亥革命的徹底失敗。

革命余絮：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便開始了復辟帝制的活動。為了盡快皇袍加身，袁世凱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以取得外國列強的支持。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各地群眾紛紛集會抗議。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興師討袁，發動護國戰爭。隨後，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等省相繼宣布獨立。在護國軍的打擊下和全國一片討伐聲中，袁世凱不得不於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閩、魯、陝等省；直系的馮國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長江中下游的蘇、贛、鄂及直隸等省；奉系的張作霖以日本為靠山，占踞東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徐州一帶張勛的定武軍，西南的滇系軍閥唐繼堯和桂系軍閥陸榮廷等，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爾吞我並，爭斗不已。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職位，與在中央掌實權的段祺瑞爭權奪利，發生「府院之爭」。1917年7月，張勛應黎元洪「調停」之邀，率三千「辮子軍」入京，復辟帝制，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權後，繼承袁世凱的衣缽，屈膝賣國，企圖建立皖系軍閥獨裁統治。段祺瑞的獨裁賣國激起資產階級革命派及西南軍閥的反對。1917年8月，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隨即討伐段祺瑞的第一次護法戰爭拉開帷幕。在北洋軍的鎮壓下，北伐軍受挫；加之軍政府內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孫中山憤而辭職，護法戰爭失敗。護法運動的失敗，再次證明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瀕臨絕境。

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有人說，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說，辛亥革命失敗了。但我認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沒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敗。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更具有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中國人民「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場革命。

由於資產階級和同盟會的組織和領導，提出了比較完整的革命綱領，在廣大工農和其他勞動群眾多種方式反抗斗爭所匯成的革命怒潮中，趕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從而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產生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文獻。雖然這部文獻不久被北洋軍閥廢棄，但經過這次革命，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擊了封建勢力，民主主義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為這樣，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洪憲帝制，張勛的復辟帝制，都是曇花一現，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也為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作了思想准備。

辛亥革命也給帝國主義沉重的一擊，雖然資產階級沒有明確提出反帝政治綱領，但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為清朝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列寧把辛亥革命視為「亞洲的覺醒」，但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清政府統治來奴役中國人民的美夢破產了。自清政府垮台後，帝國主義妄圖扶植新走狗，但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個接一個被中國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動勢力對中國人民的壓迫。

再深透點講，辛亥革命實際上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雖然革命失敗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國成立後，國內實業團體紛紛成立，開設工廠、設銀行都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裡有了顯著的增大，無產階級隊伍也日益壯大。

辛亥革命還打落了亞洲第一個皇冠，具有國際意義。辛亥革命沉重了打擊了帝國主義，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於世界人民，特別是東方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個巨大的鼓舞。在中國革命影響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屬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廣泛掀起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的革命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洲資產階級統治遭到破壞。

總之，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為中國的發展趨勢，鋪開了一條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倉促，到手的乃是不徹底的勝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只完成了第一項—民族主義，其他民權、民生長期掛著欠帳。而且就民族主義一項來說，完成的也僅僅是「驅除韃虜」，各個帝國主義勢力原封不動地保存。袁世凱上台後,中國在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下，三民主義成了紙面上的東西，他們掛羊頭賣狗肉，雖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就這一點來看，辛亥革命的成功雖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卻是煮了一鍋夾生飯。

辛亥革命果實最終被袁世凱竊取，中國反帝反封建任務並沒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敗了。

領導這次革命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缺乏明確反帝綱領和具體行動，由於資產階級歷史的局限性，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帝國主義的本質的認識不清楚。從同盟會到南京臨時政府，他們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他們認為建立資產階級國家，西方是會贊成的，孫中山不僅沒有辨明對帝國主義的所謂「中立」的偽裝，反而在《告各友邦書》中以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權益為代價，和帝國主義維持友好關系。資產階級的如此妥協，革命實難繼續下去。

資產階級把革命目標只限於反對清朝皇帝，他們認為「清帝退位」就是專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為如此，這恰恰給了那些擅於投機取巧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以可乘之機，後來袁世凱以清帝退位為交換條件竊取政權，破壞革命，革命派不僅沒能識破袁世凱的反革命兩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凱作為同盟者，這就說明革命派對反對封建主義是不徹底性。

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未能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參加斗爭。在同盟會的綱領中，雖然提出「平均地權」口號，但實際上並沒有被全體革命黨人所接受，也沒能找到解決土地問題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實行「平均地權」，從而失去動員農民群眾的作用，既然革命黨失掉農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轉到新軍和會黨。正是由於脫離人民群眾，革命力量才是顯得十分弱小，毛澤東曾指出：「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因而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勾結下，革命遭到失敗是在所難免的。TPH8u）~wD^N6vbg5B（&%u$yK、rU

革命黨人沒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組織的革命武裝，同盟會發動新軍和會黨舉行起義，這兩者畢竟不是革命黨人自己建立的武裝，況且新軍、會黨成員復雜，他們中大多數人接受立憲派和舊官僚，因此，在舊勢力煽動下往往會變成破壞革命的力量，革命黨人缺乏有力的武裝隊伍，很難應付反動勢力的反撲。

中國同盟會也沒有建立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線，因而在組織上是不鞏固的，同盟會內部復雜，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所以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這樣一個思想上缺乏信仰，組織上鬆懈無力，內部矛盾重重的政黨

總而言之，革命中出現了許多的問題，這充分地暴露出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當然，也有許多問題是在當時客觀環境下必然會出現的，如封建階級和外國勢力的聯合破壞，迫使革命黨人將國民政府拱手讓給袁世凱；當時農民受封建殘餘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黨難有建立和掌握一支軍隊的經濟、政治和群眾基礎等。

革命也是在與時俱進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績應是它對後來歷次革命的影響，它的成功同時也是失敗的種種原因一直為後來的革命者所借鑒。大膽地說，正是有了辛亥革命開歷史之先河，才會有新中國的建立，民主革命的勝利。

所以說，從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敗一半。但從它對後來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影響來看，是值得我們贊揚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是失敗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說明了只要不斷地革命下去，勝利終有一天會來臨！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首先，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後，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民國建立以後，國內實業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資產階級革命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很難說有完全徹底的。所謂徹底，只能說是基本徹底。自沉階級革命成功的結果足以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而剝削制度的更替，並不需要新舊完全徹底決裂，他們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協、融合、並存。許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貴族頭銜，此即革命不徹底的明顯例子。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其成就遠遜於西歐、北美的資產階級革命，但在徹底鏟除封建帝制這一點上，遠勝於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各國。辛亥革命一聲炮響，不僅趕跑了清朝皇帝，還是中國綿延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從此永絕。從民元到民六，其間雖經袁世凱帝制自為、張勛復辟，但只不過是兩場短暫的鬧劇，並沒有使民國中斷，更沒有像法蘭西那樣出現兩次帝國、三次共和國的波折。所以說，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Ⅳ 哪位手頭有香港回歸時的新華社社論《別了彭定康》

別了，彭定康先生
——紀念香港回歸倒計時100天

□ 肖 江

香港回歸倒計時指示牌告訴我們：香港回歸祖國只有100天的時間了。在這最後的100天裏，中國人民包括香港市民在內還將為香港的順利回歸而努力工作著。香港的回歸是眾望所歸，是歷史的必然。
在中華民族的子孫們額手相慶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裡，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尊敬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國兩制」構想的締造者——鄧小平。偉大的鄧小平用他智慧的思維為香港的未來繪制了一幅動人的藍圖。他的偉大構想，將和他的英名永存，並將付諸實現，一雪中華民族百年之恥。
關心香港命運的人們不會忘記另一個人，一個在香港回歸的主旋律中，彈奏不和諧音符的人，一個夕陽下啜咽最後晚餐的末代港督，他的中文名字叫彭定康。
彭定康先生是道地的英國貴族後裔，承襲著先祖的福蔭，也許在老祖宗的陳年舊夢中，知曉遙遠中國的博大和富饒，也許在大英博物館的歷史書籍中領悟了老祖宗們的「武功」。當了政客之後，也念念不忘遙遠東方的那條龍。終於，1992年4月，在好友英首相梅傑的提攜下，接替衛奕信的港督職務，於同年7月赴任。
彭定康先生本不叫什麼「彭定康」，他的本名叫克裏斯·帕膳。據說，當他走馬上任之時，中文公事管理局照例送上幾個譯名供他選擇，他一眼就相中了「彭定康」三個字，據說是取「穩定安康」之意。可見，彭總督當初也是想安安穩穩過幾天好日子的。
彭總督上任伊始，給中國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印象是頗佳的。因為，他一再表示要以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是一個管理香港的出類拔萃的英才，並口口聲聲要把600萬香港市民的利益放在最首要的地位。在對華關繫上，他表示要把對華關系當做首要事項加以處理，並致力於建立良好關系。他還說，他本人與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個人關系密切，有利於他在港開展工作。他的這番表白確實換來不少贊賞。人們等待著不同凡響的彭總督付諸實際了。
彭總督一上任就身著便裝到處巡視，和平頭百姓一起擠地鐵，喝涼茶，和小販握手，抱路上的兒童親昵，替電台主持古典音樂節目，開放港督府舉辦音樂會。一個愛民如子、平易近人的港督頓然讓受中華文化熏陶的香港人油生敬意。彭總督在港督府內部也颳起了民主之風，他鼓勵下屬「直言納諫」，開展平等講座，還網羅人才成立「智囊團」為自己出謀劃策，儼然一個禮賢下士的「明君」。這時候，他的治港藍圖也在他精心策劃下完成，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政改」方案。在中方的強烈反對下，彭總督自恃後台強硬，開始了其既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又違反「基本法」的「征程」。
彭先生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是一個「矢志不移」的人。盡管他的所謂「政改」遭到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他卻依然我行我素。為了和中方對抗，一方面，在香港單方面推行他的「政改」方案；另一方面，他風塵僕僕、不辭辛勞遠涉重洋去日本、去歐洲，還有美國、加拿大游說。但是，除了花掉幾百萬香港納稅人的金錢，另外還有一些廉價的口頭支持之外，似乎一無所獲。彭總督的功績還遠非如此，還有香港「新機場」問題，「貨櫃碼頭」事宜 ，「批租土地」等等。但是，所有的這些都抵不上彭先生的所謂「直通車」的問題，在彭先生的「英明」指引下，那些立法局的議員們只好在七月一日半途「下車」走路。
彭先生的「豐功偉績」還遠不止這些，在中英多達近二十輪談判中，因為彭先生的原因曾數次擱淺。
回顧中英關於香港回歸問題的歷史，應該追溯至1982年。當時的英首相撒切爾夫人挾馬島戰役勝利之風，擬按她的模式解決香港問題，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卻讓「鐵娘子」失望了。這個綿裏藏針的老人，洋洋灑灑地將他的構想告知世人，也告知了「鐵娘子」，這就是「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
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架下，中英兩國的政治家經過艱苦和認真的談判，在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最終就香港問題簽署了聯合聲明。
上溯一百多年的歷史，英國在和中國的交往中確實沒有扮演一個好的角色，從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到瓜分中國的領土，從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到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英國殖民主義者帶給中國人民的除了戰爭就是災難。
如果彭定康先生讀過這段歷史，不知會做何種感想。也許會感嘆世道的不公，自己錯過了那個只需幾艘炮艦和幾千名英軍士兵就可以把清朝的王公大臣們嚇得屁滾尿流的時代。這個時代卻一去不復返了。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似乎已經將大英帝國的「大」字給略去了，或許還加上了兩個字「沒落」。香港也不是馬爾維納斯群島(福克蘭群島)。要解決問題，只有乖乖坐下來談判，當然免不了討價還價，只是不要再耍什麼花樣了。
仔細回想起來，彭定康先生不僅是一個稱職的維護英女王利益的末代總督，還是一個優秀的政治教員。他讓中國人民包括香港600萬市民認清了彭先生所販賣的「民主」是什麼貨色。中國人民深受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和外來侵略和壓迫，渴望民主和富裕，他們想知道彭先生的「民主」到底能給他們帶來些什麼。很快，香港的市民就發現在「民主」的幌子下面，彭先生帶給香港的是社會的動盪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失業率的上升，另外就是手法更高明和更隱蔽的對香港的大肆掠奪。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認清了這一點，開始不買彭先生的賬了。
中英也在香港許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新機場一期工程即將完工，貨櫃碼頭也已開始興建，政府批租土地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1996年歲末，香港選出了首任未來特區行政長官，1997年初，又選出了香港未來行政區立法會主席 。一切都在有秩序地進行。跳動的香港回歸倒計時的時歷昭示著香港在向祖國走近。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香港是中國人民的香港，即使沒有「可愛」的彭定康先生，中國人民也能按期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並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許彭先生在最後的日子裡還想有所作為，這是允許的。一個跳樑小丑的把戲，中國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會以極大的興趣欣賞的。
慶祝香港回歸典禮的會場即將完工，慶祝香港回歸的各項籌備工作也已准備就緒。在不到100天的日子裡，尊敬的彭定康先生還能做些什麼呢？你的那些陳詞爛調也許沒有幾個人聽了，你的「民主」的小把戲或許只有一些智商欠佳的人去欣賞了，偶爾召喚昔日「舊臣」去謀劃，恐怕也要避人耳目而偷偷地進行了。
在不到100天的日子裡，尊敬的彭定康先生還能看到什麼呢？或許你所希望的東西是不會出現了，那種「可怕」的後果卻沒有適時地出現。除了喜悅慶回歸的人們，還有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而迴流的人群，然後就是香港繁榮的經濟。在那個中國人民興奮的時刻，彭先生看到的只是那面降下的掛了100年的「米」字旗，還有威武雄壯的解放軍駐港部隊。除了這些，你還能等到和看到什麼呢？最後，只能夾著皮包走路。
據悉，彭定康先生卸任回國之後，准備另建新黨，開創偉業。很好，很好。彭先生不愧為「傑出」的政客，如果能在有生之年為逝去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再營造一片海市蜃樓的話，那些早已故去的老殖民者們也該三生有幸，並感嘆後繼有人了。只可惜彭定康先生只能在抑鬱之餘到大英博物館去重溫昔日的舊夢了。不過，彭先生也不用太過悲傷，幾年的香港總督肥缺也足以使你安享晚年了。
別了，彭定康先生，希望你能找個好工作。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別了，彭定康先生。美麗的東方之珠即將回到祖國的懷抱，她屬於600萬香港人民，屬於13億中國人民和她的祖國。1997年3月·北京

Ⅳ 從香港中文大學走出去的名人有哪些

學術界

• 余英時，普林斯頓大學東亞歷史研究榮譽教授、2006年克魯格獎得獎者(此為人文諾貝爾獎)。
• 陳玉樹，前香港嶺南大學校長。
• 鄭紹遠，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院長。
• 高錕，1987至1996年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於200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 辛世文，中文大學善衡書院院長、世界首位成功復制植物基因的科學家。
• 徐立之，前香港大學校長。
• 丘成桐，世界知名數學家、於1982年獲得菲爾茲獎（此為數學界的諾貝爾獎），哈佛大學教授。
•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首席教授。
• 趙慧君，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教授及科學家，2011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得主之一，2012年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得主之一。
• 黃元山，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
• 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講座教授。
• 吳先瑩，香港教育學院傳訊經理
• 古德明，香港英語教育作家、時事評論家
• 李典華 (Joseph Li)，香港補習名師
• 陳卓禧，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
• 黃寶財，香港中文大學訊息工程學教授。
• 鄧惠欣，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 雷金慶，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
• 古學斌，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 何宏禧，香港理工大學電子及資訊工程系研究助理教授。
• 林靜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 李致和，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擔任副講師。
• 康寶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前高級導師。
• 李殷泰，香港中文大學旅遊管理系導師。
• 黃愛恩，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 黃文江，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歐陽偉豪，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導師。
• 張學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 黃正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 李海，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員，中共黨員，倡導保守主義經濟學。
• 黃兆麟，香港科技會第10屆青年科學家獎生命科學得主。
• 孫賽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導師。
• 梁頌康，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 鄭文輝，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電子及資訊工程系講師。
• 熊躍根，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文思慧，民間學者，香港綠色運動先驅。
• 庄太量，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
• 陳健民，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譚衛兒，南華早報副總編輯
• 陳珍妮，爽報記者

• 張敏儀，前廣播處處長，英文系畢業
• 林普斯，有線新聞記者，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陶俊民，有線新聞記者
• 龔偉怡，前無線電視主播
• 黃紫盈，無線電視主播，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郭詠嘉，前無線電視記者
• 許方輝，無線電視主播
• 伍家謙，無線電視記者
• 劉顯輝，無線電視記者
• 方健儀，前無線電視主播，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方東升，無線電視主播，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文宇軒，無線電視記者
• 吳璟儁，無線電視主播
• 潘蔚林，無線電視主播
• 陳嘉倩，無線電視主播
• 羅若安，無線電視主播
• 高芳婷，無線電視主播
• 伍嘉文，無線電視主播
• 黃曉瑩，無線電視記者，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藍可盈，無線電視記者，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劉錦輝，有線電視記者，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文橋康，亞洲電視記者，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區家麟，前無線電視主播、香港電台第一台主持
• 吳志森，香港資深傳媒人
• 吳明林，香港資深傳媒人，新聞與傳播學畢業
• 楊潔恩，前香港新聞從業員
• 屈穎妍，香港資深傳媒人
• 張洺華，前香港新聞從業員，現任上市公司管理層
• 武田一顯,日本著名記者

• 屈潔冰，加拿大卑詩省議會列治文中選區省議員，卑詩省國際貿易、亞太策略及多元文化廳廳長，社會學系畢業
• 吳克儉，教育局局長，社工系畢業
• 陳茂波，發展局局長、前立法會議員（會計界），會計學系畢業
• 張志剛，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 陳德霖，金融管理局總裁，社會學系畢業
• 白韞六，現任廉政專員，生物及化學系畢業
• 邱誠武，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生物及化學系畢業
• 許曉暉，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工商管理系一級榮譽畢業
• 梁鳳儀，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社會科學系畢業
• 何安達，前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資深傳媒人、前《明報》主筆，英文系畢業
• 陳黃穗，消費者委員會前總幹事，社會學系畢業
• 黃碧雲，立法會議員（九龍西），宗教研究系畢業
• 梁美芬，立法會議員（九龍西），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
• 梁家騮，立法會議員（醫學界），醫學系畢業
• 陳家洛，立法會議員（香港島），政治及行政學系畢業
• 麥美娟，立法會議員（新界西），英文系畢業
• 陳志全，立法會議員（新界東）、前商業電台DJ，社會學系畢業
• 陳克勤，立法會議員（新界東），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
• 張文光，前立法會議員（教育界），經濟及中文系畢業
• 鄺志堅，前立法會議員（勞工界），社會學系畢業
• 譚偉豪，前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
• 葉文娟，社會福利署署長，政治及行政學系畢業
• 梁焯輝，前規劃署署長
• 劉嘉鴻，人民力量前主席，數學系畢業

• 林森，化學系畢業（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香港歷史上首位中國專利代理及訴訟律師

• 李明逵，前香港警務處處長。
• 劉志強，前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
• 鄧厚江，退休香港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 張凱茵，香港警務處香港警察學院研究中心警司

• 溫思聰（Wilson Wan Sze Chung）社會及公共服務界的新晉年輕領袖、注冊會計師、大學教授、企業培訓師、人生魔術師、社會企業家及專欄作家，慈善團體香港愛心魔法團 Hong Kong Caring Magic Circus 創立人及理事會主席、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得主。

• 鄭海泉，香港銀行家、前匯豐銀行亞太區主席，經濟學系畢業
• 羅富昌，美特容器及永富容器主席兼創辦人，社會科學系畢業
• 王維基，香港電視董事局主席、 城市電訊、香港寬頻創辦人，電子工程系畢業
• 李思廉，富力地產主席兼創辦人，數學系畢業
• 沈振盈，股市分析及評論家、訊匯證券行政總裁，企業管理系畢業
• 伍經衡，補習名師、遵理學校創辦人，市場學系畢業
• 香樹輝，投資銀行家、資深傳媒工作者，經濟學系畢業
• 彭玉榮，前東亞銀行副行政總裁。
• 龐寶林，東驥基金董事總經理。
• 朱泰和，美國國際集團（AIG）投資總監。
• 林永君，慧科訊業創辦人。
• 梁理中，中原財務董事總經理。
• 許夏林，森科集團創作總監兼行政董事。
• 程鼎一，國泰航空營業及市務董事。
• 庄偉茵，中華電力企業發展總裁。
• 張鴻，朗力福集團主席、中國金石礦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 庄志豪，致富證券資產管理聯席董事。
• 梁海明，仲良集團主席、行政總裁。
• 塗國彬，永豐金融集團研究部任職主管。
• Peter Löscher（羅旭德），跨國制葯公司默克葯廠的主席、西門子公司的執行長、Sulzer公司的執行長

• 黃易，香港玄幻武俠小說家，藝術系畢業
• 尊子，香港政治漫畫家，藝術系畢業
• 黃碧雲，香港作家，新聞系畢業
• 李敏，香港流行音樂填詞人、作家、編劇、電台、電視節目主持人，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
• 劉細良，香港跨媒體時事評論家，歷史系畢業
• 梁文道，香港跨媒體文化人、素有「道長」之稱，哲學系畢業
• 邵國華，香港作家、電影編劇，社會學系畢業
• 庄梅岩，香港舞台劇編劇，心理學系畢業
• 陳雋騫，香港鋼琴家
• 王貽興，香港流行作家、電視節目主持人，中文系畢業
• 王迪詩，香港流行作家，新聞系畢業

• 鍾景輝，人稱「King Sir」，資深戲劇教育家、演員、導演、電視製作人，英文系畢業
• 許冠文，香港喜劇電影演員先驅、集編、導、演於一身，社會學系畢業
• 黃炳耀，電影編劇，藝術系畢業
• 劉天賜，資深創意文化人、電影、電視編劇、作家，哲學系畢業
• 王晶，電影導演、編劇，文學系畢業
• 洪朝豐，電台節目主持，新聞系畢業
• 潘源良，著名流行音樂填詞人、足球評述員，新聞系畢業
• 韓毓霞，無線電視資深體育節目主持人，英文系畢業
• 黃凱芹，著名創作歌手，英文系畢業
• 黃一山，香港演員、編劇，主持人，社會學系畢業
• 黃偉文，著名流行音樂填詞人、唱片騎師、專欄作家，社會工作系畢業
• 陳松伶，香港藝人，神學系畢業
• 孫耀威，香港歌手，電腦科學及工程系畢業
• 森美，商業電台唱片騎師、著名節目主持人，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
• Edward Chan，香港流行音樂製作人，音樂系畢業
• 詹志文，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工商管理系畢業
• 朱凱婷，香港藝人，市場學系畢業
• 喬星，流行音樂填詞人，注冊社工，中國語文及文學系畢業
• 陳美詩，香港藝人，工商管理系畢業
• 陳倩揚，香港藝人，日本研究系畢業
• 黃婉曼，now電視節目主持、前天氣報告小姐，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
• 梁雨恩，香港歌手，酒店及旅遊管理學系畢業
• 繆浩昌，香港樂隊Rubber Band主音歌手，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
• 羅杏芝，無線電視配音員，體育系畢業
• 余欣沛，前無線電視配音員

Ⅵ 香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都有誰

香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有許銳宇、朱凱廸等。

（1）許銳宇曾出現在香港暴力示威現場。據香港《文匯報》此前報道，在7月11日尖沙咀沖突期間，有網友發現許銳宇涉嫌扮記者潛伏現場，還作出襲警行為，在警方清場時協助暴徒逃脫。

（2）朱凱廸為香港反對派組織「議會陣線」成員，曾表態提倡所謂的「民主自決」，其後又矢口否認主張「港獨」或「自決」。自香港「修例風波」以來，有暴徒在今年7月1日沖入立法會大樓，朱凱廸亦曾參與其中。

(6)梁游離開立法會擴展閱讀

2019年08月30日，反對派沙田區議員許銳宇被捕，被捕原因暫時未知。港媒報道稱，丘文俊透露，在他發文前半小時，許銳宇致電他透露被捕消息。

許銳宇被曝被捕之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香港眾志」成員周庭等人已先後被警方拘捕。

2019年12月13日上午，香港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成員遊行至立法會，向立法會議員遞交請願信，要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2019至2020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時，盡快通過香港警隊加薪程序，以示全港市民對香港警察的感激和贊賞。

Ⅶ 請問一個辯論的問題

首辯闡釋:
1\首先抓住法治加以闡釋,我們國家正從人治走向法治,國家倡導的和諧社會一定是法治社會.因為和諧社會不是講的絕對統一，仍屬有差別的。但這種差別是有規則的。只有通過法律制度來確立規則，大家才能安守其份。通常來講，由於法律的制定是處在公開、透明的和受監督的條件下，現在法治追求的是平等的理念。所以，法治的本身就應該是平等、公平原則的體現，這恰恰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很重要的要素。所以，也可以這樣說，和諧社會必定是法治社會。「嚴刑峻法」與「全民紀律」根本不是什麼是法治,法治可以濃縮成以下幾個特徵：善法之治、權力制衡、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原則。
2\法治是一個隨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水漲船高,每個時期的陋習都有起現實社會原因,比如交通陋習,以前古人根本沒有汽車,汽車交通陋習也是沒有,隨著社會發展才出現的;法治也是,廣義的法治包括市民文明公約,行為規范;法治是時代智慧的結晶;
3\陋習的產生,陋習產生的原因受文化\歷史\人性等多方原因,包括慣例、風俗、信仰、哲學、法律等等「陋習」的載體是人，而人的各種生產活動和生活活動都是受其內在的價值觀、道德觀所規范的。可以說陋習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其他辯手:
\對隨地吐痰者進行教育，往往顯得蒼白無力，苦口婆心而收效甚微。重罰則不同，它讓隨地吐痰的人付出直接的代價，觸動他們的利益，從而不敢再犯。此外還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使其他人自覺講衛生。新加坡重罰隨地吐痰者成效顯著，其中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教育不是萬能的
若把隨地陋習的原因歸為教育力度不夠，無法令人信服。如僅僅是少數人的交通陋習，何以成為一個積弊甚深的大問題？教育不是萬能的，之所以有那麼多人置「交通禁令」的禁令於不顧，關鍵是沒有觸及其個人利益。只有重罰能刺痛他的神經，從而改正這個陋習。
促使深刻反省
對隨地吐痰等不良習慣，施以重罰方能長治。試想，就那麼一口痰，被罰了一二百元甚至更多，誰不心疼？因此，拿錢買教訓對隨地吐痰者是一種警示。只有為自己的不良生活習慣付出大代價，才能促使其從思想深處認識、反省，自覺改掉不良習慣。
施重典方可根治.
攻辯:
1\法治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法治是萬萬不能的.
2\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法治社會,試想僅靠思想能成為和諧社會嗎?
3\如果思想可以解決問題，那這個世界還要紅綠燈么？
4\很多陋習本身就是違法的,思想能解決嗎?
5\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法制就沒有進步和諧;
6@\法治不是某個人的思想,是集體思想,集體智慧,產生於思想,但遠遠高於思想;
同類問題辯論參考: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0/9511/879570.html

Ⅷ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

Ⅸ 澳門廉政公署的要事回顧

1. 1991年11月22日，首任專員薛克在總督府由韋奇立總督主持宣誓就職。
2. 1992年3月6日，設於美珊枝街3號的反貪公署正式對外辦公，人員編制為34人。
3. 1992年下半年，法院拒絕允許反貪公署就一宗案件的被調查人銀行戶口進行查閱，引發社會大眾熱烈討論反貪公署的權力問題。
4. 1993年上半年，立法會拒絕接受反貪公署查閱銀行戶口和增聘人員的建議。
5. 1993年下半年，偵破一宗財政司人員涉嫌利用職權盜用逾澳門幣一千五百萬元的案件。 6. 1995年上半年，首名公務員因貪污犯罪被法院判決入獄8年，該公務員缺席受審並潛逃海外。
7. 1995年11月21日薛克離任，11月22日前司法警察司司長斐明達就任為第二任專員。
8. 1997年3月，經修訂的公署權力法規公布，賦予公署權力設置卧底及線人，而協助調查貪污犯罪人士得免除刑罰。
9. 1998年6月，立法會通過公署建議的《收益及財產利益的聲明與公眾監察》法律，又稱《陽光法》，規定所有公務員須在入職90日內提交個人和配偶的財產報告予公署或高等法院。
10. 1999年12月20日，特區廉政公署成立，張裕就任為首任廉政專員，廉政公署換上新徽號。 11. 2000年2月春節前，廉署向各政府機關及公共機構發出指引，呼籲要小心處理節日的饋贈及款待等。
12. 2000年6月，澳門廉政公署、澳門司法警察局及香港廉政公署採取聯合行動，偵破以澳門為投注基地的香港區外圍馬集團，香港拘捕16人，澳門拘捕12人。
13. 2000年7月，偵破澳門國際機場警員受賄，讓大量未被合理征稅的高價洋酒非法入境的案件，該案於2001年6月審結，五名被告被判罪名成立。
14. 2000年8月7日，廉政公署組織法(第10/2000號法律)獲得立法會全體議員的一致通過，並於同年8月10日由行政長官何厚鏵簽署命令頒布。該法律的通過反映特區政府肅貪倡廉的決心在法律層面上得到具體落實。 15. 2000年8月21日，廉政公署的行政法規(第31/2000號行政法規)公布，制定了廉署的組織架構。
16. 為配合2001年立法會選舉，廉署成立「反賄選研究小組」，為宣傳廉潔選舉、打擊賄選作研究和部署。期間偵破數宗涉嫌賄選案件，並移送檢察院偵辦。選舉結束後，澳門大學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受訪者認為是次選舉是一次廉潔的選舉。
17. 2001年7月15日，廉署偵破一宗懷疑以虛假撞車紀錄領取保險金的貪污、詐騙案件，共19人涉案，其中3人在案發時任職交通警員，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
18. 2001年7月31日，行政長官透過批示設立「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成員包括廉政專員及四名人士，後者由行政長官從澳門特別行政區公認具備適當資格的人士中指定。首屆紀監會的成員為梁慶庭、張裕、林笑雲、關翠杏及李沛霖，其中梁慶庭擔任主席一職。
19. 2001年8月24及25日，廉署採取了一次代號為『火鳳凰』的行動，以打擊公共部門內有組織的貪污集團，分別在內港南舢舨碼頭及關閘等地帶走一批現役水警返署協助調查，案件已被移送檢察院偵辦。 20. 2001年9月，廉署揭發一宗立法會選舉懷疑賄選案，涉嫌者以層壓及樁腳模式收集選民證。廉政公署在某單位檢獲47張懷疑與案件有關的選民證，傳訊了數十名人士。案件於2007年5月宣判，兩名被告均被裁定不當扣留證件罪名成立，判處2年徒刑，緩刑3年，並須於3個月內向特區政府賠償澳門幣1萬元。
21. 2002年4月4日，三名前澳門市政廳領導和主管成員被廉署揭發在位期間濫用職權，以高出合理價格批出工程，以及不按正常程序進行工程批給，案件涉及7項物品采購、工程和服務批給合同，總金額接近800萬元。2004年12月初級法院審結該案，基於被告的特殊身份和嚴重情況，判罰較過去同類案件為重，其中兩名被告各被判2年10個月及2年6個月監禁，緩刑3年半，緩刑條件是兩個月內須繳付澳門幣10萬元，是同類案件中緩刑條件較重的一次。
22. 2002年8月9日，廉署揭發600多宗持偽造菲律賓駕駛執照換領澳門駕駛執照的貪污和偽造文件案，涉及金額約230萬元，共有417人被列為嫌犯，案中6名主謀，包括1名民政總署員工，於2005年5月被判罪名成立，分別被監1年半至2年半不等，雖獲緩刑，但須向澳門政府作出賠償及支付庭費。
23. 2002年9月12日，香港廉政專員李少光訪問澳門廉署，並與澳門廉政專員張裕一起主持廉署展覽室(設於皇朝廣場大廈13樓內)的揭幕儀式。 24. 2002年9月13日，為紀念廉政建設十周年，廉署舉辦「倡廉守法」研討會。行政長官何厚鏵主持開幕式，同時亦舉行「澳門廉政十載紀念特刊」─《廉透清風》及「廉政十載」紀念郵品的發行儀式。
25. 2002年11月13日，葡萄牙最高法院院長薛克率領代表團一行五人到訪廉政公署，曾擔任澳門首任反貪專員的薛克在了解廉署的架構、人員和資源的情況後，與眾團員均表示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6. 2003年2月下旬，廉署製作並出版了專為高小而設計的「誠實和廉潔」教材，並將該教材與「誠實和廉潔」游戲棋，連同介紹廉署工作的光碟贈給本澳的學校。教育界對上述教科書反應理想，獲近九成學校採納作為公民教育科的輔助教材。2005年8月，廉署根據校方的反饋意見，發行了經重新修訂的第二版教科書，同時推出「誠實和廉潔」教材套，以求達至更佳的教學效果。
27. 2003年4月中旬，廉署委託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院進行一項街頭問卷調查，被訪的過千名市民中，接近9成市民表示支持特區廉政工作，84%表示如遇上貪污情況會舉報，而願意親身舉報的佔73.1%。對於特區廉政工作的成效，有97%表示其本人及親友在過去12個月內沒有遇過貪污的情況；認為本澳貪污非常嚴重及嚴重的，由2000年的64.6%減至9.4%，顯示市民認為本澳的貪污情況已有改善。 28. 2003年7月21日，行政長官透過批示發出第28/2003號行政命令，修改第31/2000號行政法規第三十一條所指的「廉政公署部門人員配備表」，廉署部門人員配備總數由96人增至109人。
29. 2003年7月，立法會通過新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律(第11/2003號法律)，作為監察和存放機構的廉政公署，特別制定了一整套的推行辦法，包括舉辦解釋會和印製指引等，並設立臨時收表站與及提供上門收表等安排以方便公職人員申報。
30. 2003年10月1日至3日，廉政專員張裕出席了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理事會在加拿大魁北克市舉行的理事會會議，並在會上作了財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獲一致通過。
31. 2003年10月15日，廉政公署主辦題為『財產申報法中的刑事規定』的法律講座、由葡萄牙助理總檢察長彭仲廉主講，就有關將財產來源不明的情況定為犯罪的法理依據作出闡釋。
32. 2003年10月20及21日，來自9個國家80名代表，齊集澳門參加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理事會年度會議，是次會議由澳門廉署承辦，會議就促進行政申訴工作的研究、加強向社會推廣申訴專員的制度、及亞洲申訴專員的角色等議題交換意見。 33. 2003年10月30日，廉署將一宗涉及港幣6,300萬元懷疑土地購買詐騙案移送檢察院偵辦，案中一名公務員懷疑在案中以不正當手段詐騙港幣近400萬元，另兩名公務員懷疑在評稅過程中故意調低土地價格約1,000多萬元，而令土地少納稅金70餘萬元，二人則從中獲得利益。
34. 2003年11月9日至15日，廉政專員張裕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之邀請，率領代表團前往北京、湖北省和廣東省的檢察機關進行正式訪問，藉以加強與中國內地相關機構的交流及協作。
35. 2003年12月，廉署出版《公務采購程序指引》，並廣泛派發予各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希望有助公務員重視采購各階段中須注意的事項，提高工作的嚴謹性和警覺性。
36. 2004年1月6日，廉署社區辦事處經行政長官何厚鏵主持揭幕儀式後正式啟用，辦事處的設立將有助廉政公署拓展社區關系，加強廉潔教育工作，以及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咨詢、投訴和舉報渠道。
37. 2004年1月9日，廉政公署助理專員陳錫豪獲特區政府授予專業功績勛章，成為特區政府成立後首名獲頒專業勛章的公職人員。 38. 2004年4月14日，香港廉政專員黃鴻超率團來澳訪問澳門廉政公署，兩地廉政公署領導層在會晤中，就廉政建設的發展交換了意見。
39. 2004年4月26至29日廉政專員張裕率團前往韓國漢城參加亞洲申訴專員協會第八屆會議，並在會議上發表題為《政府與市民的關系：市民對政府的期望？市民對申訴機構的期望？》的論文。廉政專員同時獲選連任理事一職，任期為3年。
40. 2004年5月16至21日，廉政專員張裕率領代表團前往葡國，先後訪問了葡國最高法院院長薛克(Jorge Alberto Aragao Seia)、總檢察長莫勒(Souto de Moura)、申訴專員羅德禮(Nascimento Rodrigues)、國家司法警察總局和總局下屬的司法警察、犯罪學高等學院、安全情報局、外籍人及出入境事務局、國家選舉委員會等機構，進行聯絡和交流。
41. 2004年5月，廉署委託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院進行有關澳門廉政狀況的問卷調查的結果公布，調查報告顯示，本澳市民對廉署的評分為66.2分，比對上一年上升2.44分；綜合各項數據顯示，市民對邁進廉潔社會的信心增加，對未來廉政建設也持較樂觀態度。
42. 2004年6月14日，廉署將一宗涉嫌在中區某娛樂場所的發牌程序中行賄、受賄、濫用職權，以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實和財產來源不明的案件移送檢察院偵辦，案件涉及土地工務運輸局兩名主管和一名本澳商人。 43. 2004年7月30日，揭發兩宗公職人員涉嫌在公務采購程序中濫用職權，以謀取私利，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實案件；3名涉案公職人員同在財政局擔任與電腦資訊有關工作，其中一人曾先後出任廳長和司長辦公室顧問（現為政府派駐某公司的董事），此案涉及總金額超過澳門幣100萬元。
44. 2004年8月2日，行政長官透過批示修改有關設立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的第164/2001號行政長官批示，8月5日委出「廉政公署人員紀律監察委員會」新一屆成員，包括梁慶庭(主席)、林笑雲、關翠杏、李沛霖及許輝年。
45. 2004年9月4日至10日，廉政專員張裕率領代表團前往加拿大魁北克市參加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理事會會議和第八屆大會；會上，廉政專員張裕再次當選為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理事會成員，任期為4年。
46. 2004年10月20至26日，廉政專員張裕應中國監察部的邀請，率團前往北京、四川兩地進行考察訪問，與內地監察機關在業務協作、信息交流及培訓等方面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系。 47. 2004年12月20日，在國家主席胡錦濤監誓下，行政長官何厚鏵與第二屆政府各主要官員宣誓就職，張裕續任第二屆特區政府廉政專員。
48. 2005年1月24日，廉署發行《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和《公共部門及機構廉潔守則製作建議》兩部規范公僕職業操守的法律指引，並舉行《公務人員廉潔操守指引》推廣活動暨講解會。行政長官何厚鏵、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與廉政專員張裕共同主持了啟動儀式。
49. 2005年1月，廉署就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成立「反賄選研究小組」，以『重點預防 全力打擊』為方針，制定一系列廉潔選舉宣傳策略。
50. 2005年3月14日，廉署揭發一宗涉案金額合共港幣四億三千七百九十多萬元的詐騙及受賄案。一名電業公司負責人涉嫌利用虛假交易，詐騙本澳三家銀行信用證巨額貸款，案中一名銀行分行經理涉嫌受賄及虧空公款。案件移交檢察院處理。 51. 2005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期間，廉署揭發多宗懷疑賄選案件，涉案嫌犯超過700人，當中更包括一名候選人。大部份案件均涉及組織非法留置選民證，有部分賄選者甚至利用「水客」及中學生作為中間人以金錢收集他人的選民證，所有案件均被移送檢察院處理。2006年至2007年，法院陸續宣判了當中的4宗案件，多名被告賄選罪名成立，被判監禁，不得緩刑。
52. 2005年10月19日，印尼申訴專員蘇查塔(Antonius Sujata)等一行4人到訪澳門廉政公署，與廉政專員張裕及廉署領導層會面，雙方就行政申訴、選舉及防貪等多方面問題交換了意見。
53. 2005年11月22日，廉政公署為葡萄牙助理總檢察長彭仲廉所著之《廉政文選第一輯－職務犯罪》舉行發行儀式，同時舉辦「職務犯罪」的專題講座，邀得作者彭仲廉及中國著名刑法學家、武漢大學法學院馬克昌教授在會上發表專題演說，就職務犯罪的課題交換心得。
54. 2005年12月2日，中國監察部代表團一行5人在副部長黃樹賢率領下到訪廉政公署，並舉行座談會，就反貪、行政申訴，以及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交換了意見；同日，亞洲申訴專員協會代表團一行22人，除前述的中國代表外，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馬來西亞、伊朗、澳洲等多國代表在該協會的理事會主席薩希布扎德(Imtiaz Ahmad Sahibzada)帶領下亦訪問了廉政公署，了解廉署在行政申訴及宣傳教育等方面的情況。 55. 2005年12月14日，馬來西亞反貪局局長Zulkiplibin Mat Noor等一行三人到訪廉政公署，並參觀了社區辦事處，以了解澳門廉署在反貪、行政申訴，以及宣傳教育等方面工作的情況。
56. 2005年12月，廉署再次揭發一宗賄選案，懷疑有賄選集團以利益引誘非法留置他人選民證，並發現選舉後有人為實現選前承諾，繼續給付選民金錢。全案經5個月調查後完成，涉案嫌犯共146人，案件已被移送檢察院。
57. 2006年1月11日，香港廉政專員黃鴻超率團訪問澳門廉署，雙方就兩地廉政建設的發展交換意見，並期望日後進一步加強聯系和合作。代表團此行亦獲行政長官何厚鏵接見，並先後拜會檢察長何超明及立法會主席曹其真。
58. 2006年3月，「政經風險評估」發表《亞洲貪污趨勢年報》，澳門首次被納入為評估地區。在該評估報告的13個亞洲國家及地區中，澳門的廉潔度排名第4，廉潔水平僅次於新加坡、日本和香港。 59. 廉政專員張裕於2006年5月16-20日率團前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出席亞太地區反腐敗行動組第八次指導小組會議。會上，澳門正式成為亞太地區反腐敗行動計劃成員。
60. 廉政專員張裕於2006年10月3日至8日率團前往西班牙巴塞隆拿，出席「國際申訴專員協會」理事會會議。會上，各代表除了對區內工作情況作匯報和交流外，亦就協會的未來發展方向進行探討。
61. 廉政公署於2006年10月19日假澳門理工學院舉行「持廉守正 － 經驗交流會」，讓各公共部門彼此分享各自在制定《廉潔守則》及推行過程中的經驗及交換意見，互相參詳，取長補短，共有240多位公共部門領導及主管出席。
62. 2006年11月6日，「透明國際」公布2006國際清廉指數，澳門首次被納入評選之列，在亞太區25個國家及地區中排行第6，僅次於紐西蘭、新加坡、澳洲、香港及日本；在全球163個國家及地區中，則排在第26名；「透明國際」指出，澳門第一次上榜即以6.6高分躋身前列位置，這跟本地反貪機構大力倡導反腐敗運動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63. 2006年11月8日，初級法院對2005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的一宗賄選案件進行一審宣判，案中第一被告蕭鴻偉及第二被告鍾偉俊均被判處留置選民證罪名成立，分別被處1年6個月及1年4個月的即時監禁徒刑，不得緩刑，其餘10名被告分別被判留置選民證罪或提供選民證罪名成立，各被判處1年至2年的徒刑或繳納澳門幣7,200元至12,000元不等之罰金。
64. 澳門特別行政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懷疑嚴重受賄及進行非法金融活動，於2006年12月6日晚上10時被廉政公署依法拘留調查，同案另有8男3女包括歐文龍的親屬被拘留，有關嫌犯分別涉嫌行賄、受賄和清洗黑錢。12月7日上午，行政長官何厚鏵在特區政府總部公布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嫌受賄的案件；同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的建議，免除歐文龍的職務。12月8日，廉政公署將案中12名嫌犯移送檢察院處理。
65. 2007年3月，「政經風險評估」發表2007年《亞洲貪污趨勢年報》，在13個亞洲國家及地區中，澳門的廉潔度排名第4，與2006年的排名相同，廉潔水平僅次於新加坡、香港及日本。
66. 廉政公署完成對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涉嫌嚴重貪污案件的初步調查工作，並於2007年4月12日將案件移送檢察院。涉案的公司共有3間，涉案人數為30人，包括歐之親屬4人。同年6月6日，檢察院以歐文龍涉嫌觸犯濫用職權、嚴重受賄、清洗黑錢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名，向終審法院提出起訴。2007車8月1日，終審法院完成歐案的預審，預審法院作出起訴批示，歐文龍涉嫌觸犯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清洗黑錢罪、濫用職權罪、在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罪、財產申報的虛假聲明及財產來源不明罪等76項控罪。

Ⅹ 舊中國蒙受的恥辱和今日祖國的強大

恥辱

不平等條約一覽表
南京條約 1842年8月 英國
主要內容
1.割香港島給英國
2.賠款2100萬銀元
3.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
4.中國海關收取英商進出口貨物的關稅稅率要與英方商定
影響
1.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
轉化為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3.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成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國人民從此肩負起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任務
5.中國進入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 1844年 英國
主要內容
從中攫取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權

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 1844年 美國和法國
主要內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權益

天津條約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內容
1.外國公使進駐北京
2.增開沿海沿江是10處商口岸
3.外國軍艦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通航
4.外國人可以到中國內地游歷、通商、傳教
5.清政府賠償英法兩國經費各200萬兩白銀，賠常英商損失200萬兩白銀

北京條約 1860年 俄國
主要內容
1.清政府承認天津條約有效
2.增開天津為商埠
3.割九龍司地方一區給英國
4.對英法兩國的賠款各增至800萬兩白銀
天津條與北京條約的共同影響
清政府開始被列強控制，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共同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條約 1860年 俄國
至19世紀80年代 ，侵佔中國東北和西北150多萬平方千米的領土

馬關條約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內容
1.割遼東半島、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
2.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白銀
3.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本輪船可以沿內河駛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華通商口岸投資設廠，產品運銷中國內地免收內地稅
影響
1.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再一步遭受受嚴重損失
2.此後帝國主義爭相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強進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開辟使外國侵略勢力進一步深入中國內地
5.允許日本在華投資辦廠，拓展了其對華資本輸出的途徑，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6.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條約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奧
主要內容
1.清政府向各國賠償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億兩
2.賠償以中國的關稅和鹽稅做抵押，中國的稅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國控制
3.在北京東交民巷設立「使館界」，屆內不許中國人居住，各地駐兵保護
4.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的戰略要地
5.懲辦義和團運動中曾與列強「作對」的官吏，永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和參加反帝性質的各種組織
6.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響
這樣的使館界成為列強在中國都城的佔領地
清政府徹底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鎮壓人民的工具
列強可通過外交途徑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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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部分中國政府或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不平等的條約。

中俄蒙協約（民國4年（1915年）6月7日，中國與俄國，簽約地點：外蒙古，恰克圖）
民四條約（二十一條）（民國4年（1915年）5月25日，中國與日本，簽約地點：北京）
滿洲里界約（1911年（宣統3年）12月20日，中國與俄國，簽約地點：滿洲里）
中英續訂藏印條約（1906年（光緒32年）4月27日，簽約地點：北京）
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1905年（光緒31年）12月22日，簽約地點：北京）
辛丑條約（1901年（光緒27年）9月7日，簽約地點：北京）
廣州灣租界條約（時間：1899年（光緒25年）11月16日；簽約地點：廣州灣；中國與法國）
訂租威海衛專條（時間：1898年（光緒24年）7月1日；簽約地點：北京；中國與英國）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間：1898年（光緒24年）6月9日；簽約地點：北京；中國與英國）
中俄旅大租地條約（1898年（光緒24年）3月27日，簽約地點：北京。1898年5月7日在俄國彼得堡簽訂了《續訂旅大租地條約》）
中德膠澳租界條約（1898年（光緒24年）3月6日，北京；中國與德國）
中日通商行船條約（1896年（光緒22年）7月21日，簽訂於北京）
中俄密約（1896年（光緒22年）6月3日，莫斯科）
馬關條約（1895年（光緒21年）4月17日，馬關，與日本）
中英會議藏印條款（1890年（光緒16年）3月17日，印度加爾各答；補充修訂：1893年12月5日，大吉嶺）
中英煙台條約（1876年(光緒2年)煙台；中國與英國）
中日北京專條（1874年（同治13年）10月31日）
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塔爾巴哈台）
中德通商條約（1861年（咸豐11年）9月2日，天津）
北京條約
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咸豐10年）11月14日，北京）
中法北京條約（1860年（咸豐10年）10月25日，北京）
中英北京條約（1860年（咸豐10年）10月24日，北京）
天津條約
中法天津條約（1858年（咸豐8年）6月27日，天津）
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咸豐8年）6月26日，天津）
中美天津條約（1858年（咸豐8年）6月18日，天津）
中俄天津條約（1858年（咸豐8年）6月13日，天津）
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咸豐8年）5月28日，璦琿）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豐4年）7月5日，上海）
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咸豐元年）8月6日，伊犁）
黃埔條約（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與法國，黃埔）
望廈條約（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與美國，望廈）
虎門條約（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與英國，虎門）
南京條約（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與英國，南京）
1917年，德國和奧匈帝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中國的敵對國，而被廢除不平等條約。1917年蘇聯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事後未完全兌現，亦無退還條約中獲得的領土)。1943年，美國和英國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義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中國的敵對國失去他們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國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不承認以前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

中國日益的強盛表現在哪些方面？

為生命扣上「安全帶」

安全生產是黨和政府重點監管的領域之一，《安全生產法》出台、改革國家安全監管體制、違法違規行為被嚴懲等舉措，受到廣泛關注。但我國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煤礦等高危行業事故多發。按照安全生產中長期奮斗目標，到2007年，我國將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安全監管體系，全國安全生產狀況將穩步好轉，重點行業和領域事故多發狀況將得到扭轉，工礦企業事故死亡人數、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道路交通萬車死亡率等指標將出現一定幅度的下降。

孩子上得起學

2004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1年。但教育從業人員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僅為7.2%，教育投依然嚴重不足。2006年，普及和鞏固農村義務教育將成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財政性教育支增長將高於財政支出的增長，教師工資、生均公用經費等逐步增長，辦學條件差、運轉困難、教育亂收費等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將逐步得到解決。到2010 年，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將接近100%。

看病心裡舒暢

過去的5年，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突破了靠政府單一發展的模式，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但醫療體制、機制還存在著諸多障礙，公立醫療機構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傾向嚴重，小病「大處方」、「濫檢查」，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2006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面將擴大到40%，群眾因病致貧、返貧現象將得到進一步遏制；國家將落實必要的經費，支持鄉衛生院和縣醫院的建設，為農民提供安全、廉價的基本醫療服務；發展社區衛生服務，將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保障。

放心喝水吃肉

2005年，為加強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推進重點流域區域污染防治工作，著力解決嚴重危害人民群眾健康安全的環境污染，特別是水污染、大氣污染等問題，國家關閉了15種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小企業，實行工業污染源限期達標排放。2006 年，讓百姓喝上潔凈的水，呼吸新鮮的空氣，已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目標之一。國家已經明確，到「十一五」末期，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越來越成為全社會共識。

支起「保護傘」

2005年前10個月，我國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人員880萬人，「十五」期間實現城鎮新增就業4000萬人的目標已提前實現。但我國已進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高峰期，今後幾年裡，每年勞動力供求缺口仍將達到1300萬～1400萬人。今後，企業不得集中將富餘人員推向社會，國家也將建立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指標體系。「十一五」期間，將新增4500萬個就業崗位。一些歧視性就業協議將被禁止。優化就業環境，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

居者有其屋

2005年，在國務院統一部署下，多部門聯手出擊調控房地產市場，市場秩序得到好轉。但對普通百姓而言，商品房價格仍然「高高在上」。隨著中央穩定住房價格政策的陸續實施，房地產市場將朝著遏制投資、控制投資、引導合理消費、穩定房價的預期目標方向發展，投機性購房行為將得到遏制，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將會得到更多關注，房價將在更大范圍與百姓對接。

老有所養

統計顯示，全國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險費19年增長119倍。但目前我國公共養老覆蓋面只佔總人口的15%，一部分退休人員生活窘迫，農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會保障。隨著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完善，以非公有制企業、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工作為重點，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將逐步擴大。國家逐步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越來越多的人將過上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生活。

共享發展的成果

我國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目前佔全國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2006年，政府將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製度和國家財政支出結構入手，建立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讓公共服務惠及農民；今後，新增財力將重點投向農村、農業和農民，而且增長幅度還會大大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戰略舉措，也將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

農民工及時拿到工錢

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各地陸續掀起清欠農民工工資行動。截至2005年9月，全國累計清償2003年以前竣工項目拖欠工程款1410億元，占拖欠總額的75.82%。但漠視、侵害農民工利益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務工環境仍待根本改觀。2006年，讓農民工按時、足額拿到工錢，成為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隨著國家有效加強對企業的監管，業主行為將會得到進一步規范，在建和新建項目拖欠工資的現象將得到遏制；農民進城務工的環境將更加寬松。

生活更有質量

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平均出遊率達到84.8%，文化產品也大大豐富。但和老百姓日益高漲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文化服務網點還很不健全，一些景點高昂的票價依然讓百姓「望景卻步」。2006年，讓普通百姓看得起風景，享受更有質量的生活，給政府留下了更多思考和努力的空間。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推進，百姓將享受到日益完善的文化服務；在農村，影院、文化館、圖書館等設施的普及，將把農民的傳統日常生活概念大大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