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宣言法治
㈠ 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為黨的領導原則、人民主權原則、人權保障原則、社版會主義法治原則權和民主集中制原則。
我國憲法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基本憲法精神，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確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憲法地位，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成果，確定了國家的根本任務、領導核心、指導思想、發展道路、奮斗目標，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相統一的憲法表達。
(1)德里宣言法治擴展閱讀：
我國憲法作為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和國家根本法，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
作為人民國家的總章程，憲法是立國安邦、強國發展、長治久安的總綱領。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引領性和宣示性。
同時，作為國法體系的根本法，憲法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基礎和依據，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明顯的法律性特徵。此次憲法修改完善了憲法實施和依法治國的重大舉措，強化了我國憲法的法律屬性。總章程與根本法相結合，政治性與法律性相融合，宣示性與規范性相統一，是我國憲法的一個顯著特點。
㈡ 關於法治的演講稿
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為避免類似文革中決策的失誤而給國家帶來更大災難的發生，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挫折中經驗教訓，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陸續將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議事日程，黨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寫入了黨章。厲行法治，依法治國是黨領導方式的轉變，而不是黨領導地位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黨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黨在依法治國具體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對依法治國的順利進行有著重要意義。
一、法制思想在中國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中，「法治應包含兩個重要意義：以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這里亞里士多德強調了實現法治的標志是服從法律，又強調法律也是正義的法律，否則即使有法律的統治，也非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從這個原始的法治概念出發來給法治尋求定義可得：法治是指存在於法律是正義的前提下的一種「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1700年後的今天，經歷了人類史上的數次思想革命，政治領域中的民主觀念、人權觀念開始為普通人所關注，並逐漸根深蒂固。保障人權，尊重民主，維護公平，體現文明的觀念也不斷為大多數文明國家所接受，基於這種變化，亞里士多德所定義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義在近代有了新的意義。各國政治團體，政黨派別更傾向於把法的至上性作為抑制民主被過分濫用的一個有效的武器來保障其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因為法制對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兩面性：一方面保證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濫用，所以政治家們更關注法治的實施，學者們討論的熱點也集中在「法治」的標准究竟是什麼是其具體內容有哪些。
英國學者戴西認為，法治的標准有三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憲法賦予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是個人的權利產生憲法。美國學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項原則，它們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確，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的事，法律要有穩定性，官方行動要與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專門以法治為議題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歸納為如下四個方面：①立法機關的職能是創造和維持個人尊嚴得到維護的各項條件。②法治原則不僅要求規范行政權力的濫用，也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來維護法律。但賦予行政機關以委任立法權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權。③要求有正當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辯護權，受公開審判全，取消不人道和過度處罰。④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等。
如上學者關於法治標準的論述雖然說法各異，但卻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權威，保障個人人權的實現，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對我國全面而又有重點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啟示。
（二）我國對法治思想的認識與接受
中國學界對法治思想的討論明顯晚於西方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國歷經了無數次社會變革，遭致在中國大地上，從未有過一場真正意義上嚴肅的關於法治的討論，雖然建國後，出現了短暫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時期，但卻最終還是淹沒在了混亂的中國政局之中。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個轉折，這次大會前後在思想界引發的一場關於中國歷史經驗教訓和現狀的深刻反思與總結的討論，打破了人們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當代中國人開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當作純學理來看待。而是借鑒各國關於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與政黨、國家制度、及其周圍環境因素綜合起來考慮。
我國學者姚建宗在其著書《法治的生態環境》中對法治的生活立場、生存土壤、制度基調、人文情懷；時空領域，法律環境以及法治意義的現實載體多方面作了系統而又形象的闡述，提出了許多新的法治觀點。法學理論界名宿張文顯教授對法治意義也從「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理性、文明、秩序、效益與合法性的完美結合」的基本認識出發，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歸納，並提出了法治社會六大基本標志：①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會關系均應納入法律軌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築在尊重民主、人權和潛能、保護和促進經濟增長、社會公平、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基礎上。②凝結著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高於任何個人、群體和政黨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權威。③國家一切權利根源於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和信仰等特殊情況而有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非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差別只能與職位相連，而職位對一切人開放。⑤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許的，每個人只要其行為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和公認的公共利益，就有權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動。⑥公民的權利、自由和利益機會非經正當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剝奪，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來自於個人或國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時、合理的補償。①
《憲政的中國之道》一書作者王人博也總結了法治八條原則：第一，法律必須使公開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應當使相對穩定的；第三，特別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須依據一般性的、公開的、普遍的和相對穩定的規則制定；第四，司法獨立必須給予保證；第五，必須遵守自然正義原則；第六，法院應當享有審查權利以判斷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應當容易、第八，不允許執法機構利用自由裁量權委曲法律。②
綜合各家對法治標準的認識，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過程，是建立社會服從法律的秩序的過程；其次是指實現一種社會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會狀態。
二、「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國」的概念意義
「依法治國」確立的含義究竟是什麼？法治與法制有沒有區別？主張「依法治國」有沒有片面性，或者是否是一個超階級的觀點？所有這些問題從最初的理論探討到實踐中正式將其作為基本方略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從理論界到廣大幹部中都存在著廣泛的意見分歧，存在著不同看法甚至疑慮。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較為統一的看法。
（ From: 兩全其美網校城(http://www.lqqm.net) Url:http://www.lqqm.net/article-95763-1.html
㈢ 那裡可以查到1959年的印度「國際法學家會議」關於法治總結我論文想引用
所得稅啊
㈣ 什麼是實質法治，什麼是形式法治 回答內容全面 論述題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統治者以建立法律為法治內容的核心。
實質法治就是要求統內治者在法治框架容內必須允許人民對法律內容進行評價。
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法治，都旨在建立一種理性的法律秩序。兩者都區別於依靠明君或先知才能的人治和藉助宗教的「神治」以及尊奉道德的德治等治略。但兩者在價值取向上有明顯不同。
(4)德里宣言法治擴展閱讀：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㈤ 如何認識和理解社會主義法治觀念的內涵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回集合體，是指導和答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核心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
㈥ 如何理解憲法中的法治原則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 （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 （2）法律應相對穩定； （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 （4）保障司法獨立； （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 （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 （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 （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 法治原則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7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美國學者德沃金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法治問題，但從他關於權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形式法治的明確挑戰：他主張道德權利，強調個人可以"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國家不正義的法律；他反對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張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保護；他要求捍衛體現"公平、正義"要求的法律原則等等，都含有明顯的實質法治的精神。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徑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
編輯本段憲法形式體現
不論是把法治界定為治國方法、法制的理想狀態、法律運行的原則，還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價值標准、社會結構狀態，那麼必須首先建構法律制度這個前提，理所當然地要以憲法作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說憲法存在本身就是實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志。法治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傳統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憲法形式體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成立前後，法治原則一般集中體現在政治宣言或者憲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內容體現在憲法正文裡面。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當時體現法治原則的內容規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經審判不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所未列舉的權利應為人民保留；（4）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職權；（5）司法獨立；（7）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8）國家機關之間應嚴格實行分權。 現代資本主義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因應資本壟斷化、全球化的趨勢和社會民主化的潮流，在內容上呈現出行政權力不斷擴大，公民權利大幅增加，法治標准趨向國際化等特點外。在形式上也頗有創新。概而言之，這些形式大致有三種：第一種形式是在憲法序言中明確宣告為法治國家。如《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憲法序言便說道：「制憲會議庄嚴宣布：葡萄牙人民決心保衛國家獨立，捍衛公民基本權利，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法治在民主國家中的最高地位。」第二種形式是在憲法正文中明文規定自己是法治國家。如《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2 條規定：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民主的、非宗教的、社會的法治國家。《摩納哥公國憲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尊重自由和基本權利。"第三種形式是雖不直接使用法治字樣，但從其它內容或者文字可以推論出該憲法以法治為基本原則。如前聯邦德國基本法不僅規定了它要實行三權分立的聯邦政體，而且在《基本法》第97章第1節明文規定："法官應該獨立，並僅服從法律。"同時它還規定基本法是具有切實效力的最高法律。第四種形式是雖不直接宣布實行法治，也不用其它條文間接反映法治精神，而是用「基本原則」為章名或在其它各章中體現了法治的政治體制。中國1999年3月15日由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而從總體上確立了中國的法治體制。除此以外，現行憲法的其它不少條款也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具體內容有：（1）在序言中鄭重宣告中國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確認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政黨、團體、組織和個人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在總綱中明文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2）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3）在國家機構中規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社會團體、行政機關和個人的干涉。 中國學者一般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和中國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形式的不同外，還有實質的不同，資本主義的法治以維護資本主義的特權為目的，是打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旗幟」對廣大人民進行「合法侵犯」。社會主義的法治是一種消滅特權的法治，它不但要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可能出現的以國家、組織名義所進行的合法侵犯。
編輯本段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視法律與政治分離，實行分權；將程序視為法律的中心；強調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強調對法律的嚴格服從與忠誠等。上述這些無疑對培養法律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建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極其重要意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1）它的法條主義趨向導致法律思維脫離社會現實；（2）規則的適用排除了對目的、需要、結果的考慮，規則模型帶有現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氣質；（3）程序中心主義加劇了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緊張，導致人們的公正預期受挫，從而使人們對程序正義的公正性產生懷疑。有鑒於此，後法治國家在追求法律發自治品格時，也應重視規則和政策的內涵價值，從而尋求法律制度自我矯正的機制，發揮法律、道德與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無論是職業法律家的法律還是代議機構的立法，都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新的規則，他們只能表述、闡釋、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規則。12但在重視發現習慣規則的同時，我們也絲毫不可貶低法律制定的作用，畢竟立法不僅象徵著人類為解決特定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同時立法對補救現有規則之不足，克服習慣規則的凌亂化，並改變或者變通「那些與目前秩序相抵觸或經驗表明不便利的規定」13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從理論的邏輯而言，民主天然地有產生「多數專制」的傾向，從實證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導演「集權專制」和「群眾專政」的災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擴展民主，並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建設法治與憲政，另一方面則要用法治的精神來質疑、否定和矯正民主的缺陷。
㈦ 《德里宣言》把法治概括為那三條原則我國法治包含哪幾方面含義
一是立法機關的職能在於創設和維護使每個人保持「人類尊嚴」的各種條件；二版是不僅要為權制止行政權的濫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維護法律秩序，藉以保證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三是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是實施法治原則必不可少的條件。
㈧ 法治原則一般包括哪些內容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
（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
（2）法律應相對穩定；
（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
（4）保障司法獨立；
（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
（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
（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
（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
法治原則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美國學者德沃金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法治問題，但從他關於權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形式法治的明確挑戰：他主張道德權利，強調個人可以"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國家不正義的法律；他反對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張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保護；他要求捍衛體現"公平、正義"要求的法律原則等等，都含有明顯的實質法治的精神。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徑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
㈨ 依據憲法和憲政的關系論述依法治國和建設法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意義。（法學中的一到考試題）
一、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
在中國的歷史上，憲政曾被視為西方的腐朽產物而受到敵視和排斥。這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人們的線性思維方式有很大關系，但卻引出兩個問題讓我們思考：發源於西方的憲政是否能同樣適用於東方的中國？形成於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憲政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從邏輯上講，研究社會主義憲政首先面對的就是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問題。盡管改革開放後我國學者對憲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但這樣的疑問依舊存在，不容迴避。事實上，從法律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學者對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這一問題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問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模式。一種認為法律是制定的，人們可以根據時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論和對公共政策直覺的感悟，學習法律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制定法律來引導社會發展；另一種則認為法律是發現的，只能紮根於本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之中。在我們國家這兩種觀點表現為移植論和本土論之間的論爭。移植論者認為後發達國家可以學習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來加速本國法律的發展。如何勤華教授最近撰文認為，「法律移植是法律發展的規律之一」，是「世界法律發展的一個基本歷史現象」，「沒有一百年來對外國法律的移植，也就沒有近代中國法」。[1]法律本土論者向來就不少。如孟德斯鳩就曾說過，「為某一國人民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於該國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於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隻是非常湊巧的事。」 [2]自孟氏以來，西方出現了一種「鏡子」理論，認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經濟和社會所鑄就，深深紮根於各個特定的社會。故法律移植實屬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們國家，朱蘇力被視為這一觀點的主要倡導者。在《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一書中，蘇力先生指出：「關於法律移植，我確實認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當今社會的現實似乎證明了法律移植論的主張。自從近代憲法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以來，各國就紛紛模仿。各國憲法在內容和形式上區別很大，但幾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徵：憲法的效力高於普通法律，修改程序異於普通法律，主要規定國家的根本組織，內容劃為三塊，一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二是國家最重要機關的組織許可權及其相互關系，三是憲法的修改。[5]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具有極強地域性的西方憲法的觀念和形式覆蓋了全世界。西方憲政雖具獨特性，但許多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代社會對法治和憲政的不同需求。因此，盡管現代社會各國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各異，但只要採取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效率導向的市場經濟，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體制，奉行利益導向的形式理性價值觀念，就必將選擇法治和憲政。在我們看來，憲政與社會主義有極強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沒有成功的憲政建設，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建立以實質正義為價值導向的憲政。
（一）憲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之一
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或者理想，還是一種制度或者運動形態，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更高階段。憲政則是人類在千百次試錯和糾錯之後所創造的文明中的少數幾顆璀璨明珠之一。從國家權力行使入手並試圖讓人類在國家權力的關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憲政存在的現實意義。顯然，這構成了以解放人類為終極目標的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徵之一。從社會主義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現實來看，憲政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
首先，只有建設憲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憲政最根本的價值追求是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的權利（下文將詳細論述這一問題），社會主義同樣十分關注人權的實現和保障。從人權產生的目的來看，人們對人權的推崇，實際上是對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財產權的保障等權利的渴求。歷史上的一切進步運動，都致力於人權的實現和保障。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讓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種權利，建立一個「由全體社會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使全體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6]從人權的內容看，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革命者反對政治權力對公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恣意剝奪，追求自由、平等和財產權，也是社會主義運動者的目標。在本質上，社會主義與以往的一切進步運動一樣，以實現和保障人權為價值追求，其區別只在於社會主義從經濟基礎入手，找到了使這一夢想成為現實的路徑。
盡管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實現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觀條件決定了在社會主義階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權力，必須存在權力所有者和權力行使者的分離。從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數權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時刻牢記為公民服務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擔心他們濫用職權，對他們的限制就成為多餘。但從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來看，這種哲學王的幻想只有破滅的命運。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惡的。這從諸多學者的論述中就可以見得。社會主義學者反對抽象地談論人性，認為人的屬性是多方面的，在總體上表現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以及社會屬性內部的沖突，構成了人性的外在沖突和內在沖突，前者表現為人的感性慾望的滿足與社會關系有序化之間的矛盾，後者表現為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的沖突。人性在其外在沖突和內在沖突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具體人性存在著一種與社會發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這對於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的人來說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出現權力運行不符合權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權目的，甚至反過來侵犯權力所有者權利的事實。憲政作為防止這一現象出現的成功政治實踐，必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
其次，憲政是標識社會主義特徵，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環。政治文明這一概念，馬克思在論述執行權力、集權制和等級制時曾提到，但並未詳細論述。[8]《中國大網路全書·政治學卷》認為，政治文明是由國家構成的社會活動的產物，一般表現為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於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實現程度。政治文明的內容包括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聯系，互相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中國在19世紀中葉已經步入現代化的歷史軌道，在隨後的歷史中，我們不斷地變奏著這一主題，政治文明的轉型則是其核心內容。[9]政治文明作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綜合體，其核心因素是國家權力的行使。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政治文明史顯示，始終困擾人們難以回答和解決的難題在於，政治文明在不斷推進的歷程中始終表現為「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關系，社會不平等、不公正對社會平等、公正的價值主導格局，少數社會成員對於多數社會成員的權力控制形式。所以，盡管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現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層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質卻沒有出現由於政治文明演進中的量的積累所最終導致的質的變化」。[10]
顯然，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質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要建設的政治文明，無論從內容還是類型上講，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歷史類型的實質區別，是一種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拋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建立一種平等公正的價值主導格局。當現代化被確定為我國的奮斗目標，特別是現代化建設擴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層面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便處於排頭兵的地位。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須使國家權力按照社會主義的本質運行，憲政正是這樣一種制度選擇。憲政作為防止國家權力的行使違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數人利益的一種政治構架和實踐，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家權力的運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當然評價指標。社會主義憲政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價值內核，是中國政治文明轉型建設獲至成功的重要一環，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標志。
復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資本主義處於共同的歷史階段和時代環境，決定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建設憲政。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預測，資本主義後的共產主義分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但在落後的國家如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則必須經歷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十五大報告的論述，這一階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要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我國正處於這樣的階段。「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終前途是進入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順利發展的下一站也是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11]這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資本主義是共時態的社會發展階段，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間的過渡社會形態。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處於共同的歷史階段，面臨著共同的時代背景，肩負著發展生產力的歷史重任。「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與資本主義建設的區別，僅在於建設的方向、道路和領導力量方面，而不表現在建設的具體任務或內容上。」[12]
資本主義國家長達幾百年的興盛歷史，充分證明憲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18世紀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則是發展中國家，這種差距產生的根源在於二者制度上的差別。當時在英法都存在資本主義，但英國在1688年以後就形成了憲政制度，法國則處於專制統治之下。這種制度上的差異，使英國的資本主義是「好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是以政治上沒有壟斷為基礎。當時的英國建立了一種共和憲政制度，存在分權制衡，這種制度限制了當權者的機會主義。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壞資本主義」，經濟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種壟斷政治。政治壟斷使機會主義盛行，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質次價高，還與商人勾結獲得大量壟斷利潤，產生的收入分配既無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場的容量，有害於經濟發展。只有在憲政制度下，壟斷政治和政府的機會主義才會消除，分配才會盡可能公平，進而增強民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發展。美國經濟發展後來居上，也證明了這一點。[13]盡管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從本質上講能夠更好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我們當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擴大經濟自由，會面臨種種實踐困難。因此，我們應該吸取英美法的歷史經驗，積極利用憲政這一文明財富，促進經濟的迅速發展，追趕民主、文明的時代潮流，促使社會主義順利地邁向共產主義。
最後，在社會主義中國，憲政建設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意味著在一個具有兩千餘年封建傳統的地域上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中國長期的超穩定的封建統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徵或規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壞全系於官僚一身，甚至國家安危、民族興亡、人民枯榮，最後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則對之無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似成定律。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面臨著傳統的種種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傳統的周期率問題。記得1945年在延安時，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對他說，我們找到了能夠跳出這一周期率的辦法，那就是民主。[15]所謂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國家權力腐化導致國家分裂動亂。為此，從建國到現在，中國共產黨都在摸索如何使國家權力執掌者遵從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宗旨。在毛澤東時代，整黨整風、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黨外群眾和民主黨派人士監督等種種措施多管齊下；鄧小平則在確立經濟建設為中心後，強調民主法制建設。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摒棄了運動式的整黨整風、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訴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從總體上講，盡管我們在國家權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並沒有將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控制在最低程度。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憲政建設在目前是相對較好的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嘗試。對於有著悠久權力本位傳統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講，憲政不失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建立實質憲政
憲政與憲法關系密切，憲法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憲法實施的結果。憲法與法治也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在人類歷史上，法治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原則和制度要求，但主要體現為一種價值追求。憲法作為體現和塑造一國客觀價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導著一國法治的主要價值追求。法治與人治的區別在於堅持法的權威至上。在現代國家中，憲法統帥著一國的法律體系，如果放任憲法被踐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統治將淪為空談。從這個意義上講，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法治首先是憲治，憲政是法治的必然結果。一個國家奉行什幺樣的法治理念，踐行什幺樣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樣的憲政實踐。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法治在古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理論及制度安排則是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的事情。現代法治是人類告別前現代社會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產物，以「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價值密切相關聯」，是現代西方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主要模式，並為非西方國家所效仿。[16]盡管西方各國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區別，但現代法治產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構成這一背景的文化、歷史、經濟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現出一種整體性和階段性特徵，經歷了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的歷史演變。我國學者高鴻鈞在《現代西方法治的沖突與整合》一文中的研究顯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由資產階級思想家首先提出來，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實證主義則為之提供了理論支持，其後的學者如拉茲、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關論述強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徵。從總體上講，盡管思想家的觀點在細節上極具智能，但總體含義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論上的缺陷十分明顯，並受到實踐的強力挑戰。、[18]在20世紀初期，實質法治在學者對形式法治的一片討伐聲中登堂入室，其始點是1919年的魏瑪憲法和1918年蘇俄社會主義憲法的制定。實質法治是對形式法治造成的社會貧富不均、失序沖擊秩序的挑戰的回應。自此以後，現代法治的理論和實踐在內容和價值上發生了根本變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個明顯的標志。這種變化隨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領域。[19]我們同樣可以在馬克斯·韋伯、紐曼、莫爾、沃克，特別是羅爾斯、德沃金等學者的論著中找到實質法治的思想淵源。與形式法治相比，實質法治主張以實在法之外的正義、道德來衡量和檢測法律，要求法律保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並從制度安排上來彌補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憲政主要關注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成員彼此不受侵害，並通過一序列制度構架來限制政治權力的行使。憲政將這一價值追求訴諸於法律的統治，憲法則擔當起總體制度構架的重任，如1787年美國憲法通篇只規定國家權力。自法治在西方國家確立以來，體現在制度層面和實踐維度的憲政便同時出現，法治建設的歷程也是憲政建設的歷史。與法治的歷史流變相關，憲政也經歷了從追求形式正義到追求實質正義的階段性變化。但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時序上，形式法治是西方法治的第一站，隨著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轉向壟斷經濟，法律工具導向的形式法治轉向了價值導向的實質法治。但是，實質法治並沒有代替形式法治，形式法治還是法治的主體，實質法治只是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內對之加以補充和修正。「在現代民族國家，只要利益導向的市場經濟、科層制的官僚政治和工具理性的價值觀占據主導地位，形式法治就會繼續成為主導型法治形式，實質法治只能處於一種補偏救弊的地位。」[20]同樣，與形式法治相適應的形式憲政在當代民族國家居於主導地位，而建立一個完全的實質憲政尚待時日。在我們看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建立實質憲政。
事實上，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形式憲政的局限和弊端，他們從現代化的高度剖析了形式憲政的弊端，為社會主義超越形式憲政建立實質憲政開出了一副革命性的良方妙葯。馬克思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一部分的形式憲政有其光輝的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資產階級高度的贊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他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他無情的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行行色色的封建羈絆。」[21]但馬克思認為現代性並非是和諧的整體，矛盾、二律背反貫穿其中。「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渡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窮的根源……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22]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轉向的根本動因在於經濟的發展。前者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相適應，後者則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支撐。當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加強對社會和經濟的干預，社會市場經濟一統天下時，實質憲政卻並沒有隨之取代形式憲政，其根源就在於私有制。盧梭在論述不平等的起源時就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現的唯一基礎上；他認為私有制的出現是一種災禍。[23]馬克思同樣認為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經濟根底，因此他號召說：「哲學家只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重要的在於改變世界」，認為只有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為實質憲政的實現創造經濟和政治上的條件。
社會主義實踐也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將為實質憲政的實現提供先決條件。這首先表現在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取代了私有制，為經濟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是生產條件（既包括他所耕種的土地，也包括他用來勞動的工具）的非所有者」[24]，「所有權表現為佔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者不能佔有他自己的產品」，這種狀況僅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經濟上的合理存在」。[25]這種「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將導致形式憲政的出現，而作為經濟上的不合理存在，則必然阻止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的轉化。社會主義制度超越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狹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權歸人民所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基礎，使勞動條件變成一個獨立於工人之外並同工人相對立的力量的基礎，就不再存在了。」[26]這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將使資產階級失去剝削的工具，為經濟上的平等創造條件，進而為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的轉變掃清了障礙
另外，社會主義將建立一種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體現。從奴隸社會始，國家權力經歷了從所有權與行使權合一到逐漸分離、國家權力所有者從單個主體到多數主體乃至屬於全體國民的演變，在這一演變過程中，國家權力同時向社會成員權利轉化和回歸，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都在憲法中宣布主權屬於人民，公民享有種種政治權利。[27]在現代國家，要保證主權屬於人民，只能建立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所以列寧說：「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像什幺是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28]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闡釋了人民主權的真實含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發展前途是「專政的對象日益減少，民主的主體日益增多。這種發展趨勢的最終結果總有一天是專政對象完全消逝，全體國民都成為民主的主體」。[29]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正是這一新型民主的體現，而且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體范圍的擴充，使人們可以參與協商形成作為共識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體現自己的意志。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言：「惟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顯然當人民為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得到實施時，一種體現實質正義的憲政就會出現。
二、憲政的普適性價值
人類發展到近現代，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人們驚嘆西方的繁榮時，更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誘惑，反觀本國的積弱積貧，我們堅信走憲政之路，是社會發展使然。將濫殤於西半球並具有極強地域性的憲政視為社會發展必經之路，其預設的一個理論前提是憲政具有普適性，它所追求的價值，不僅適用於西方，而且應為所有的國家所追求。我們研究憲政這一主題，應該首先明確憲政自身的價值追求。憲政發端於西方，厘析憲政體現的價值追求，自然無法拒絕西方語境下的憲政含義指涉。
在經歷過中世紀極端專制和殘酷的統治後，創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們的最高政治追求。在傳統上，西方憲政思想的突出主題是要設計一些政治制度來限制政府權力的行使。古典憲政思想傳統上關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成員彼此不受侵犯，同時將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機會降至最小。在現代政治學和憲政理論中，學者在論述憲政時，關注的依舊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權利的有效保障。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丹·萊夫認為，「憲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鉗制政治權力的公共規則和制度。憲政的出現是與約束國家及其官員相關。」[31]斯蒂·M·格里芬則認為，「憲政是這樣一種思想，正如它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個人並向個人授予權利一樣，它也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政府並向政府授權」。[32]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雅施·蓋伊（Yash Ghai）理解的憲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權力由憲法界定和限制，憲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擁有通過不同形式的司法審查來實施這些限制的權威，這種司法審查可以經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為的侵犯的當事人的請求而開始。」[33]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主席凱茨博士則認為，「任何有意義的憲政概念必須考慮到『合法性』（國家權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對政府及其行為的承認和贊同）。」[34]
西方學者對憲政的這一認識，來源於他們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學者眼中，在前政治社會時期，人們享有天賦的生命、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但這一社會有其致命的缺陷，沒有一套明文規定的法律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爭執的公正法官，也沒有強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於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只得「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恐懼和危險的狀況」，相約進入政治社會。人們放棄一個自由的社會並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形成政治權力，只是為了形成一個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狀態，「政治權利就是為了規定和保護財產權而制定法律，以判處死刑和一切較輕處分的權利，以及使用共同體的力量來執行這些法律和保衛國家不受外來的侵害的權利」。自然權利的讓渡，通過人們之間的契約行動來實現，憲法就是這一契約的書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權力時必須按憲法行動，「除了保護社會成員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以外，就不能再有別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強調政府必須按憲法行動的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分立對防止政治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的重要意義。它的這一分權思想最終由孟德斯鳩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在孟德斯鳩看來，只有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立並由不同的機關行使，才能逃脫專制的危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統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