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主要立法是

① 簡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內容

趙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國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誤較小。本書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論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規，同時還介紹了與宋同時期的遼、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讀者對宋代空上特定歷史階段的刑法制度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
一、宋代強化中央集權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輔，是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法學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宋初統治集團對此也十分重視，並在實際操作時更加註重「刑輔」這一手，而且，比較強調對一般犯罪的寬恕與輕刑，對謀叛、謀反及賊盜等危害到統治階級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嚴懲不貸。宋朝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代的治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於宋朝從太宗時就開始採取「守內虛外」的國策，[1]以及對地主豪強兼並農民土地採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劉太後主政以及宋仁宗親政時期，北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也開始逐漸暴露，表現為外有遼、西夏等強敵壓迫，內有京東王倫、京西張海等的暴亂。同時，國家機構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無限占田而出現的百姓傾家盪產、流離失所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統治階級更為重視立法改革，試圖進一步加強法律治理國家的力度。與此同時，自宋代開始，「理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主流，它將法律視為維護封建社會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輔助儒學教化的手段，但有時，為了鎮壓「犯上作亂」的民眾，還必須施以重刑。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理學主張振綱紀、厲風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於理學將維護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產生，為「理」服務的工具，因此，理學同時主張在據罪論刑時，必須以三綱五常為斷獄聽訟的原則。此外，由於理學嚴格要求「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語）、「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頤語），作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種「滅人慾」的工具，法中的權利因素被徹底抽空，只剩下了義務性、強制性和鎮壓性的功能，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進一步受到破壞，其社會地位也進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懲賊盜的國策 兩宋的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是《宋刑統》，其後所附的敕文則加重了對「盜賊」的處罰。同時，制定特別法，繼續加重對「盜賊」的處罰，其中包括《窩藏重法》《盜賊重法》和《妻孥編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1}可見仁宗時即制定了關於劃分「重法地」，懲治「盜賊」及其窩藏之家的特別法《窩藏重地》。神宗時制定《盜賊重法》： 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1} 《盜賊重法》的特點是：對罪犯家屬的刑事處罰及賞告人的規定，與英宗時的《重法》相比，變化不大；但對窩藏之人的處罰則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論；對「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雖非重法地，亦從重處罰，這便使重法的適用范圍更加擴大。 哲宗時制定，對盜賊家屬的處罰作了進一步規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1} 仁宗時，「重法地」僅限於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神宗時擴大到京東、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軍，但神宗時須「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而哲宗「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又繼續加重。 實行「保甲法」，嚴防「盜賊」。「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修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僅一概處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懲罰賊盜外，還加重了對其他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犯罪的處罰。比如造祅書祅言罪。「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1}也就是說對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書祅言罪」的處罰。 三、宋代的刑罰體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罰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為基本刑制，但《宋刑統》又有所改動，創制了折杖法，用決杖來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為改五代之苛，太祖時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1} 對於「折杖之制」，後人大多以為是將刑罰折輕了，是宋初減緩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認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但筆者認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濫殺，或許是一種減輕，若同唐代刑罰相比，則仍是加重。因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別是折成脊杖，對人體的損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時擊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捶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認為五代時期刑罰過於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的好處，體現了省刑從輕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適用於死刑及反逆、強盜等犯罪。宋初採行折杖法，對於糾正刑罰越來越嚴酷的趨勢、緩和社會階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種和刑等設置並不科學合理，輕重懸殊，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為了彌補折杖法輕重懸殊的缺陷，宋開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將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時施加於一人，即處脊杖、刺面後發配到遠惡州、軍終身傅軍籍，服苦役的刑罰。「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曲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為嚴酷。始創於五代後晉天福年間，原為寬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漸突破寬貸死罪的使用的范圍，後逐步用於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關法律條文也日益增多。「諸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歷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歷矣。配法既多，犯者日眾，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種。配隸之刑特別是刺配刑的廣泛適用，使宋代刑罰趨於殘酷。 刺面因情節輕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時規定：「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狀，因犯罪之性質和情節之輕重而不同。南宋時臣僚載論及刺配刑時，也提到：「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隸者根據犯罪情節之輕重決定遠近和地點，情節嚴重者刺配遠惡州軍，無復地里之限。對性質、情節嚴重的犯罪及累犯，則刺配遠惡州軍或登州沙門島。宋初，只將死罪減輕處罰者刺配遠惡州軍或沙門島，即「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5}仁宗時規定：「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5}配隸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則配役於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宋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針配役。太平興國五年，詔罷免之。「婦人應配，則以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為法。」{5} 對配隸者，罪輕者會赦可釋放；次輕者會赦可遷移近（家）州軍；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時期，有不少大臣認為刺配之刑過重過濫，建議進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為「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奸，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仿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牴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即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5} 可惜最終還是未改成，仍沿用舊制。 寧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斗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設使逃逸，未必能為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5}對一般犯罪，限滿後可予釋放；對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雖改刺從正軍，但仍須服苦役。 對刺配之刑，後人多有評價。這些評價，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殘酷性，但對刺配的殘酷性又都言之未盡。「刺配集肉刑、勞役多種刑罰於一身，刑罰苛重，而且使用過濫，引起了一系列的惡果。」{4}194-195筆者認為：刺配沙門島，實等於死刑。沙門島上所配隸之人數，神宗以前定為200人，以後增為300人。如熙寧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砦配隸，以二百人為額，余則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詔以三百人為額。」{5}「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至者多死。」{5}刺配遠惡州軍，也與死刑無異。如熙寧六年，「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倖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雖然臣僚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月遣之。』詔可」。但被處刺配刑者絕大多數都是「情理巨蠹」，仍須「不以寒暑，即時上道」，故路上凍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種法定執行方法，分斬首、絞殺、凌遲、杖殺、腰斬。《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遲這種刑罰。「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體和肌膚，使之在痛苦重緩慢死去。凌遲是封建社會後期最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凌遲刑產生於五代，大遼國率先襲用之。如《遼史·刑法志》稱：「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1}提出使用凌遲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責，故至遲在真宗時，宋代尚不允許使用凌遲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後，凌遲刑已經開始使用。北宋仁宗時荊湖地區出現殺人祭鬼的惡性，仁宗敕令：「有首謀若加功者，處以凌遲刑」，首開凌遲先例。凌遲的廣泛適用，是宋代刑罰走向殘酷的重要標志。以後，元、明、清三代凌遲之刑沿襲不變。

②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宋代是中國古代發展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時代。宋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變化。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楊高凡認為，宋代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發展，法制建設也表現出與其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時代特色。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維護私有權益的經濟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詳密完備，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特徵。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王朝。這一時期，不僅讓人們的義利觀念和私有權觀念發生變化，也促進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使以維護私有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事法律規范更加完備。因而，民法成為宋代法律內容中最豐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權利主體的變化。在租佃制、僱傭制盛行的宋代，不僅官戶、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就是唐代的「賤民」，即宋代的客戶、工匠、機戶乃至私家僱傭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依法享有權利主體的資格，這些「賤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體系、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另外，宋代出現的義庄、祭田、學田及寺院等都有獨立的財產、完備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團體。在法律上，它們具有財團法人和綜合法人的性質。

第二是物權法的詳備。宋代是一個私有制高度發展，所有權觀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調整物權關系、維護私有權利益的法律也相當詳備。盡管宋代沒有現代概念上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區別，但在內容上已有財物與產業之分，無論是私財還是官物，私產還是公業，都是法律積極維護的對象。宋代法律對動產物權的原始取得（先佔、遺失物、漂流物的揀獲、埋藏物的發現等）和繼承取得（買賣、贈與、繼承等）及添附物的處理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對以動產物權作為借貸擔保的質、當、典押等亦有明確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財物，在刑法上則構成了盜竊罪，並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宋代法律對以田宅為主要內容的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規定更加詳密。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土地的佔用、開墾、典賣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為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帶來了新的特點。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沖擊下，土地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相當頻繁，買賣成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主要途徑。宋代租佃制、典賣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開始分離，宋代法律不僅承認這種分離的合法性，亦允許佔有權、使用權獨立有償轉移，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永佃權在宋代土地所有權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物產權，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轉讓使用權和收益權。宋代物權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對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權益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債權法的發展和契約關系的發達。債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請求特定行為的民事法律關系。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商品交換關系復雜化，在買賣、借貸、典當、租佃等契約關系中，因侵權行為、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等法律事實，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對債的發生、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免責、債的強制效力及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都作了詳細規定，以至於出現了「違契不償，官為理索」的說法，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契約關系方面，宋代的契約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形式，是為適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是維護所有權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據。宋代的契約種類繁多，主要有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典押契約、租佃契約，但無論哪類契約，凡經官府印押，交納契稅的，官府都承認其法律效力。為了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對契約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擔保責任、時效、損害賠償等都作了嚴格規定，明確了立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是婦女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權利的擴大。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婦女的社會性勞動進一步增強。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帶動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婚姻關系中，宋代婦女的法定離婚權沖破了「七出」「義絕」的范圍，離婚的主動權有了明顯增大。隨著人們對婦女貞節觀認識的變化，社會各階層對婦女的再嫁表現出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法律上表現為維護婦女再婚自由權的立法相應增多。宋代規定，寡妻既可以另適，也可以招來接腳夫，婦女再嫁在宋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家庭關系中，特別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確定了寡妻的戶主權，在戶絕家庭中，寡婦依法享有立繼權和代位繼承的權利。因此，宋代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也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重要表現。同時，宋代在財產繼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備，這反映了宋代對私有權維護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重視程序建設也成為其訴訟法的時代特色。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正確實現的程序法，依據案件的性質，訴訟法又分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樣不僅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訴法和民訴法也不分。其司法機構設置、訴訟活動原則、訴訟程序、審理方式、判決方法等雖多借鑒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約司法權的濫用是其突出的特徵。在宋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君權的強化，表現在司法上是皇帝越來越廣泛行使審判權，當時的審刑院就成為皇帝審斷案件的顧問機關。宋代中央的中書、樞密、三司等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審判活動。在地方，強調州縣行政長官必須親自審問案件，既加重了他們的司法責任，也擴大了他們的司法權力。這都是皇帝加強對司法權控制的表現，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制度正義是宋代刑事審判最突出的亮點。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宋代構建了完備的審判、復核、監督檢查機構體系，規定了詳細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獄冤濫，從制度層面對審判權進行了限制。首先是確定了「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其次是規定了「長官躬親」制，以防司法審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親嫌迴避」制，以保證審判的公正；其四是確立了「據狀勘鞫」制，以防狀外別生奸獄；其五是限制濫施刑訊，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審判程序規定的尤為嚴密。從刑案現場勘驗、取證、審訊到結案，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標准，防止官吏在各個環節中借機生奸。在審理結案之後，檢法議刑之前，創立了必須的錄問程序，即對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員提審錄問案犯，進一步核查犯罪事實，以防審理中的差誤，這是其他朝代審判中沒有的程序。錄問無枉錯之後，由檢法官根據案情檢出適用法條，這就將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其後則由幕職官根據案情和法條草擬初判意見，交由通判及幕職官集體審核簽押後，呈知州定判。如此嚴密的審理和判決程序，在中國法律史上獨樹一幟。試圖通過制度正義實現法律正義，也是宋代法律建設趨向文明的突出表現。

在宋代，隨著民事權利主體的擴大，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律也更加完備和具體。宋代不僅明確規定了受理民訴的「務限」，案件「結絕」的時限，審結後官府給予當事人「斷由」，而且對民事訴訟審理不當的案件准許當事人上訴。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為了寬恤民力、恢復生產、鉗制官吏違法害民，廣開越訴法，這不僅豐富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擴大了民事訴訟權，也彰顯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司法中，既沒有律師也沒有辯護制度，百姓的訴訟全憑官吏決斷，被冤之民無法得到法律幫助。至宋代，由於人們私有權觀念的深化，人身權利相對擴大，要求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願望日漸強烈。基於社會的需要，在江南民間產生了「教引訟理」「教授辭訟文書」的訟學。同時也出現了專門指教詞訟、替人辯理為業的訟師和以佣筆為業的寫狀代書人。訟學的產生，訟師和佣筆代書人的出現，是中國封建訴訟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也反映出宋代訴訟活動十分活躍。

同時，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宋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內容相當豐富：如商事法、專利法、礦冶法、財政法、稅收法、錢法、鈔法等，宋代經濟立法盡管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觀宋代的法制建設，不僅規范詳備，內容豐富，亦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點。民事法規和經濟法規完善表現出宋代私有權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訴訟法的完備和民間訟學的產生表現出宋人對程序法的重視。可以說，宋代法制在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方面表現十分突出。宋代法制雖有因襲舊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③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的法律制度較前代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 ,具體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
1、立法浩繁 ,以敕代律 ;
2、皇帝直接加強了對法律的干預 ;
3、民事立法增多,初步改變了中華法重刑法輕民法的特點 ;
4、重視證據 ,對口供的採信度加強了制約

④ 簡述宋朝主要立法活動

我國古代刑書，自秦商勒「改法為律」後均稱為律，至唐末出現刑律附載有關格敕回的（大中刑律統類），答刑書的名稱和體例發生了一定變化。《宋刑統》的體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統類》、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這種始於唐末完備於後周的綜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統》的歷史淵源。由傳統的律到刑統，是法典編制體例上的一個變化。所謂「刑律統類」或「刑統」，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類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宋刑統》的編纂，正是這種法律形式和立法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⑤ 宋朝的主要刑事法律規范有哪些

（一）重典懲治盜賊

1．《宋刑統》的有關規定

宋朝法律把防止、打擊一切威脅損害皇權的行為作為首要任務，加重有關「賊盜」的立法，藉以殘酷地鎮壓農民起義，維護和鞏固宋朝的統治。宋朝在我國農民革命史上，是一個非常突出的時期。數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前仆後繼。連綿不斷貫穿宋王朝的始終。其中較大規模的，宋初有王小波、李順，中葉有王倫、張海，北宋末年有方臘、宋江，南宋有鍾相、楊么所領導的武裝起義。這一切都動搖著宋王朝的根基，迫使宋朝統治者『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以圖解除其一心腹之慮」。

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修訂竊盜並將其編人《刑統》，標榜「臨以下簡，必務哀矜」，對唐末以至五代有關竊盜的法規作了某些從輕的修改。但與唐律相比仍略重，並且建隆年間賊盜律的變化，只是對一般的刑事案件減而從輕，對於武裝集團性的強盜、竊盜案則加重處刑，以達到防範反逆的目的。

2．制定《重法地法》和《盜賊重法》

北宋中葉以後，土地兼並日趨嚴重，與遼、西夏作戰的負擔沉重地壓在廣大群眾身上，促使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及北宋統治集團之間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在全國范圍蓬勃發展，迫使統治階級進一步採取司法鎮壓的措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重法地法的制定。

重法地法始干仁親嘉年問，主要是考慮京畿地區的安全，劃定開封府諸縣作為重法地，犯罪者加重處罰。隨著地方民眾反抗的加劇，「重法地」的范圍逐漸擴展到各個重要的府、州、軍，其量刑也日益加重。這方面的一系列法律稱為《重法地法》，神宗以後，重法地佔全國地域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

神宗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又頒行《盜賊重法》，進一步加強對謀反、殺人、劫略、盜竊罪的鎮壓。凡犯有《盜賊重法》所規定各罪者，無論是否在重法地內犯罪，都依《重法地法》從重懲處。《盜賊重法》的頒布，一是擴大了重法適用的地區，包括淮南東西、福建、河北東西、京東東西、陝西等十路；二是提出「重法之人」的概念，所謂「重法之人」，主要是指武裝反抗的農民，也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反叛者。對重法之人的制裁，沒有地區限制，一經捕獲，不但誅殺本人，而且「籍沒家產以賞告密者，妻子編置千里外；逢赦亦不移不釋」。如有賊盜「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問，或群行於州縣之內，劫掠於江海船筏之中，雖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論。」

至哲宗時，重法地已佔全國二十四路的百分之七十一，「盜賊重法」代替了《宋刑統》中的賊盜律，其處刑比神宗時期更為嚴酷。如對窩藏犯。神宗時杖配五百里或鄰州，哲宗時一並處死。

《重法地法》和《盜賊重法》的頒行，說明了北宋統治者在社會危機日益深重的條件下，只有乞助於重刑苛法來維護統治。宋朝統治者用殘忍的手段企圖消滅盜賊，而不敢正視和消除產生賊盜的根源——就是不抑兼並的對內政策和輸幣求和的對外政策，以及全面加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從而決定了立法再重也不可能消減盜賊，一時之果終究會被長久的弊害所淹沒。

⑥ 宋朝有哪些法律

《宋刑統》，我國古代法律主要是民刑合一。

⑦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節宋代法律制度

一、兩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舉取士，重文輕武，遂擺脫了前代門閥、武臣的羈絆，朝政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從而導致了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也影響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應當說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個朝代和講究法律的一個朝代。這或許也是兩宋以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何以維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從整個兩宋的法制變化來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豐變法以後到北宋末年；南渡後至宋亡於元。
二、宋代法律內容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行政法律規范
兩宋的行政體制正處在由唐向元、明、清過渡這一歷史時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龐雜。歷朝均對行政律法有所編纂，如至今尚可見到的《吏部七司法》殘卷及《景定吏部條例》等，但終宋之世卻沒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會典》那樣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兩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職官為綱目編制，故對官吏的銓選、考課、獎懲仍為其主要內容。此外對文書管理的規定趨於完備，在中央由中書省、門下省和樞密院分掌。行政與司法進一步結合，行政處分與刑罰相輔而行。尤其是隨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有關手工業、商業方面行政律法日漸增多。
（二）．兩宋行政律法的特點
（1）皇帝君權的集中與臣僚事權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歷朝皇帝為使高度的中央集權不致旁落，採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權的措施，在職官設置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官與職殊」，「名與實分」的「官」、「職」、「差遣」制度[29]。上至宰輔重臣，下到州、縣長官均受到來自不同機構的牽制，如相權的一分為三，監司巡檢制，通判的設置等。皇帝不再擔心某個大臣的判逆，因為每個人都許可權不大，且彼此都是和應當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
在各級官府設置上，有幾個平行機構，彼此各管一攤，又互不隸屬而直統於皇帝，這是體制上的分權結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體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對朝臣的重用上，遵循「異論相攪」的用人原則，即參用政見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為非」，顯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與司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與吏相比，前者權勢大易自作主張，而後者權勢小隻能謹守成法。自徽宗時始，便詔令地方州縣長官詳理刑獄，不得假手胥吏。這些特點，使皇帝能夠「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三）刑事法律規范
1．刑事政策
兩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議》基礎上多有損益，主要變化有以下幾點：
（1）維護地主對佃農的特權
隨著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轉化，地主和佃客便成為兩宋社會的兩大對立階級。朝廷通過刑事立法公開維護地主對佃客的特權。哲宗元祐年間規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還嚴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雖直不佑」。這種刑事政策，助長了地主對佃客的壓迫，到南宋末年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主戶生殺，視佃戶不若草芥」[32]。南宋鍾相曾指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把起義的矛頭直接對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適用「請」、「減」、「當」、「贖」法
封建法制「辟貴施賤」的傳統，在兩宋特殊情況下，不僅起不到強化其統治基礎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潛在的威脅。因此，兩宋除個別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對犯贓私罪的官吏適用「真刑」。例如，哲宗紹聖年間規定：「重祿人受乞財物，雖有官印，並不用請、減、當、贖法」。《慶元條法事類》亦規定：「諸私鑄錢者，不以蔭論，命官不在議、請、減之例」。 朝廷對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適用贖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詔：除婦女犯杖以下，非故為，可贖銅以外，其餘不得以贖論處。從整個宋代來看「贖法惟及輕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以減少死刑的適用
隨著編敕的增加，死刑條款也隨之劇增。僅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就斷大辟2436人。斷死刑數比唐代增加幾十或上百倍。尖銳的階級矛盾不容許朝廷大規模使用極刑。於是朝廷採取兩種辦法加以調節以控制死刑：
一是擴大「奏請敕裁」的范圍，即對於某些可判可不判處死刑的人犯通過刑部，報中書奏請皇帝裁奪，裁奪結果實際上大都不判處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貸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謹受賂及侵盜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處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設、配牢城等七種刑罰，除配牢城為主刑以外，其餘六種均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於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統治者不能不通過「恩宥」之制來加以緩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又統稱為貸雪。《宋史?刑法志》載：「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廣狹無常」。
此外，還有錄囚降釋之制，如：「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雜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罪亦得釋，若並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焉」[35]。
兩宋時期赦降之頻「於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紹熙年間竟致歲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來「盪滌瑕穢」，「使人灑心自新」，以「感召和氣」。但行之過頻，「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結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濫矣」。
（四）．宋代刑罰制度的變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頒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別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後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後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別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後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則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
（2）配役
配役刑淵源於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後，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與折杖後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於後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並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後，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後，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
配役刑兩宋使用最多，南宋時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達十餘萬人。配役刑雖然改變了推行折杖法後輕重失平的狀況，但也帶來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如崇寧年間，蔡京建議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將應配人犯禁錮在「圜土」內。但由於經費或管理上的困難而旋行旋罷。
刺配對後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後世都曾頗遭非議。
（3）凌遲
作為死刑的一種，凌遲始於五代時的西遼。是一種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極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種酷刑。史書說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動，四肢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仁宗時使用凌遲刑，神宗熙寧以後成為常刑。至南宋，在《慶元條法事類》中，正式作為法定死刑的一種。
（4）管置[46]
管置，指將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區進行改造的刑罰方法。可能創於北宋中期，類似於當今的管制刑，主要適用於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職）的官吏。管置刑分為：「羈管」（羈系而管束之）；「編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時限，無得髡鉗」）；「編置」（或稱「安置」、「居住」，輕於編管，謂編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遠近（或為本州，或為鄰州，或為遠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別。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所有權——所有權的發生，添附、相鄰關系，質權
兩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義利並重」的思想逐漸取代了「貴義賤利」的思想，民事法律關系與法律制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宋初統治者注重對所有權加以保護，並規定：「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進一步規定印契（紅契）制度及稅契制度，即用官府加蓋紅印的契據確認土地所有權，以收取契約稅的形式保護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並政策和兩宋之際的戰亂，引起所有權的頻繁變更。當時是「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47]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對所有權的立法作較前代更多的規定，以穩定經濟秩序，維持社會安定。宋初就曾詔令：「墾田即為永業」。「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為永業」。[48]並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設立印契(紅契)制度。以後又完備了稅契制度。以法律確認和保護私人所有權。人說宋代「官中條令，惟交易(指田產交易)一事最為詳備」 [49]。這當不是誇大之詞。
兩宋所有權已劃分為動產所有權（宋稱物主權）與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宋刑統》對動產如宿藏物（埋藏物）、闌遺物（遺失物）、漂流物、無主物、生產蕃息等所有權都作了明確規定。同時對不動產（田宅）所有權的轉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規定要書面立契並取得官府承認，即所謂：「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否則，發生糾紛，法律不予保護。
從當時官府對所有權取得的具體規定中，可以推知：動產所有權之取得，以佔有或掌握為必要，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只以管業收租為條件。
（1）動產所有權——宋時稱物主權——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發現——宋時稱宿藏物。《宋刑統?雜律》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臟論」。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現)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這也許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護法吧。
二是遺失物的取得——《宋刑統?雜律》稱闌遺物，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對遺失物的處理，規定得頗為詳盡：
「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衛。所得之物……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目榜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沒官」。
此外，對遺失家畜的處理亦頗為詳盡，恕不一一例舉。
三是漂流物之處理——《宋刑統?雜律》承唐雜令，其卷二十七「地內得宿藏物門」載：「諸公私竹木，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並積於岸上，明立標榜，於隨近官司申諜。有主識認者，江河五分賞二分，余主五分賞一分。限三十日，無主認者，入所得人」。
四是無主物的佔有——《宋刑統?賊盜律》卷二十「貿易官物門」載：「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盜論。」「疏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葯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由此來看，先佔而取得無主物，是法律所容許的。
五是生產蕃息之歸屬——《宋刑統?名例》卷四「贓物沒官及征還官主並勿征門」載： 「生產蕃息，本據應產之類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舉，而得利潤皆用後人之功，本無財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後人。其有展轉而得，知情者，蕃息物並還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後人。」可見，至宋，已對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區別了。
（2）不動產所有權——宋稱業主權——的轉移略
不動產在宋稱為業，其所有權稱為業主權，種類主要有租佃權，典權、押權等。不動產所有權的標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著物」。
對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必須書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認，始得成交。《宋刑統?雜律》卷二十六「受寄財物輒費用（公私債負）門」載：「質舉及賣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後聽之」。
為了杜絕爭訟，宋代還專門編繪了有關地界圖冊，對每一處田地標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爭訟，作為賃斷質證。史載這種地界圖冊：登記其坐落、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址、權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權接份共有的記載。宋人劉克庄在其《後村先生大全集》中有賣田骨的記載。所謂田骨即「一地兩主，系將土地分為兩層、稱上層為田皮(面)，下層則謂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權的共同有則表現在始於唐宋的祭田、族產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額是不明確的。
至於不動產的典權、押權至宋也已十分發達，在有關債的一節中將述及。
（3）添附和相鄰關系
其時的法律規定中多有與《拿破崙法典》相近的內容。有關添附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三》載：「景德三年(1006)二月詔：賃官屋者，如自備添修……徒居者，並聽拆隨。」「即委監官相度，如不虧官，亦聽。」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載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50]又：「如內有種植林木……估價與所賣田土一處依法召人承買。木價錢給還原載人戶。若系見佃人承買，即止納買地價線。從之。」
綜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處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則上基本相同。
有關相鄰關系的問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十八》載：「地原從官地上出入者，買者不得阻礙。宅舍亦開。且新舊間架丈尺闊狹，城市鄉村等緊慢去處，並量度適中，估價務要公當，不致虧損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見出賣地者，特與存留。」
2．典賣與時效
（1）典賣。宋代典賣又稱「活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取贖》卷九「典主遷延入務」一案頗有代表性。該書載：「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取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奸狡為尤甚。今不欲並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2）消滅時效及時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規范中，對時效問題，已有較詳細的規定。有關取得時效的規定，在所有權取得一節中可見，此處主要就有關喪失時效的內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當限外，經三十年後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虛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見佃主一任典賣」。
後又於《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中，引用唐長慶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對收贖期限加以修改：「經二十年以上不論，即不在論理之限」。又《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之二十三》載：「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贖，今詳年限稍遠，欲乞限十年內許……限滿不贖。從之」。又《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爭業下》卷五「侄與出繼叔爭業」條載：「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看出，隨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流轉的加快，時效期限日益縮短這一民法發展的特點，在宋代已有明顯的體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遲至宋，已有了類似今天民法關於時效中止的規定。《宋刑統?戶婚律》卷十三「典賣指當論競物業門」載：「有故，留滯在外者，即與出除在外之年。」
且規定：「如出限，許逐人陳訴其經由，官司曲意阻難及遷延時日者，並重寘典憲」。[54]可見，當時官府對時效問題是較重視的。
3．債法與契約關系的發展
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慶元條法事類》中還有對抵押權和留置權的規定。宋代流行的契約主要有買賣契約、租賃契約、借貸契約等[55]。其中有關土地的租賃稱佃，租佃制是當時法律調整的最重要的債務關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雙方應以契約規定租佃關系，佃農被官府登入戶籍，稱為「編戶齊民」。仁宗時曾詔令：佃戶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憑由」。但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至南宋，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又有所強化。法律對負債出逃者嚴加稽查，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1）債的發生
兩宋因契約所生之債佔大多數，當然還有其它形式引發的債權，《宋刑統》與《慶元條法事類》在買賣契約的法律規定上，強調雙方的「合意」性，對強行簽約違背當事人意願的，要「重寘典憲」。同時維護家長的財產支配權。即「應典賣物業，或指名質舉，須是家主尊長對錢主或錢主親信人，當面署押契貼。或婦女難於面對者，須隔簾親聞商量，方可成產交易。」
（2）買賣契約。宋代買賣契約分為絕賣和活賣與賒賣三種。絕賣為一般買賣。宋代「活賣」 又稱典賣，即通過讓渡物的使用權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贖權的一種交易方式。因典賣田宅者多為貧困之人，他們過期無力回贖時，就使得有錢人以低廉的代價獲得田宅的所有權，而使自己蒙受損失。賒賣是採取類似商業信用或預付方式，而後收取出賣物的價值。這些重要的交易活動，都須訂立書面契約，取得官府承認，才能視為合法有效。
（3）租賃與租佃契約。宋時對房宅的租賃稱為「租」、「賃」或「僦」。對人畜車馬的租賃稱為庸、雇。以房屋租賃為例，宋朝法律規定很詳細。即所謂「假每人戶賃房，免五日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並分舍屋間椽、地段、錢數，分月掠、日掠數，立限送納。」
兩宋租佃土地活動十分普遍。地主與佃農簽訂租佃土地契約中，必須明定納租與納稅的條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實行定額租。地主同時要向國家繳納田賦。若佃農過期不交地租，地主可於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訴，由官府代為索取。
（4）借貸契約。宋代法律因襲唐制，對借與貸作了區分。借指使用借貸，而貸則指消費借貸。當時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貸稱為負債，把付息的消費借貸稱為出舉。並規定：「（出舉者）不得還利為本」，不得超過規定實行高利貸盤剝，以防激化社會矛盾。
3．婚姻法規
宋承唐律,規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違犯成婚年齡的，不準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內親屬結婚，但對姑舅兩姨兄弟姐妹結婚並不禁止。另外，《宋刑統》還規定：「諸州縣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違者雖會赦仍離之。其州上佐以上及縣令，於所統屬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後，及三輔內官門閥相當情願者，並不在禁限。」
在離婚方面，仍實行唐制「七出」與「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許變通。例如《宋刑統》規定：夫外出三年不歸，六年不通問，准妻改嫁或離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減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戶令》規定：「若改適（嫁），其見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費用」。嚴格維護家族財產不得轉移的固有傳統。
4．繼承法規
兩宋法律在繼承關繫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除沿襲以往遺產兄弟均分制外，允許在室女，享受部分繼承財產權。同時承認遺腹子與親生子享有同樣的繼承權。至南宋又規定了絕戶財產繼承的辦法。絕戶指家無男子承繼。絕戶立繼承人有兩種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凡「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親屬，稱為「命繼」。繼子與絕戶之女均享有繼承權，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財產繼承權，繼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財政匱乏，禁榷是其獲取財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專賣）范圍有所擴大，除傳統的鹽、酒、茶外，礬、鐵、煤等均列為禁榷物種。在禁榷律法中，以鹽法、茶法、酒法最為重要和完備。鹽法是有關鹽的煮制、買賣和販運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鹽鐵使，在地方有各產鹽地和商埠所設場務專理鹽的專賣。其時分為鹽的官運、官銷和商運、商銷兩種方式。鹽法規定：犯私鹽一兩，笞四十。但因官鹽價高，私販是禁而不絕。酒法是有關酒的釀制、征稅和專賣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稱酒的專賣為「榷酤」。釀酒的酒麴由官府壟斷，禁民間私造，違犯者重至處死。官府嚴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稅課繁重。後人評價「歷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訴訟審判制度的特點
1．宋代皇帝多親自斷案。徽宗時更常以御筆手詔斷罪，「變亂舊章」。凡對「御筆斷罪」執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論處。此類判決多不依法，更不許訴冤。
2．重視證據和現場勘驗。為重口供定有「翻異別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關情節重大，一般換法官審理，稱「別推」；若換司法機關審理，則叫「別移」。官府設有專門的勘驗官並制有詳細的勘驗格式，南宋時還頒布了《檢驗格目》，重視對犯罪現場的勘驗和取證。客觀上推動了其時法醫學的發展。著名的《洗冤集錄》等法醫學著作的出現，與此有直接關系。
3．宋代對民事訴訟定有明確的時效規定，稱「務限法」。對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質情節的輕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審結期限。對防止積案，發揮司法職能有積極作用。
（三）審判監督制度的特點
宋代除了審判機構間上下、左右監督外，還設立了較完備的審判監督制度。在中央擴大御史台司法職能，太宗時曾設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審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監督州縣司法，這成為後世巡按制度的淵源。此外，還專門規定有平反冤案及錯判案件的「理雪制度」與「推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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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宋朝的立法概況有哪些

一、《宋刑統》

宋朝建立之初，在鞏固統一、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思想指導下，積極著手立法工作。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依照工部尚書判大理寺卿竇儀的建議，宋太祖命竇儀及蘇曉、奚嶼、張希遜、陳光父、馮叔向等人，在總結歷朝法律法令的基礎上，編纂了宋朝的第一部刑事法典——《宋建隆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並於同年八月下詔「摹印頒行」，從而使《宋刑統》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我國古代刑書，自秦商勒「改法為律」後均稱為律，至唐末出現刑律附載有關格敕的（大中刑律統類），刑書的名稱和體例發生了一定變化。《宋刑統》的體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統類》、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這種始於唐末完備於後周的綜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統》的歷史淵源。由傳統的律到刑統，是法典編制體例上的一個變化。所謂「刑律統類」或「刑統」，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類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宋刑統》的編纂，正是這種法律形式和立法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宋刑統》就其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除「折杖法」，很少增損。但是它收集了自唐代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近一百五十年間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並從宋朝現實需要出發，加以審定和匯編。綜觀《宋刑統》，是以刑律為主，律文之後附以經過選錄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規范。這種律、敕並重合編的形式，是宋朝立法的特點之一，同時也為以後明清律例合編的體例，創立了模式。

《宋刑統》共三十卷，十二篇五百零二條，篇目和基本內容與《唐律疏議》大體相同，但每律詳細分門，合計二百一十三門，這是宋初立法形式的又一變化。《宋刑統順採取的律敕合編的體例，顯示出在專制主義強化時代，敕令調整范圍逐步擴大，其重要性也在不斷提高。由於《宋刑統》是宋朝開國以來第一部法典，歷代都沒有太大的變動，因此《宋刑統》「終宋之世，用之不改」。

二、編敕

敕的本意是尊長對卑幼的一種訓誡，南北朝以後敕成為皇帝詔令的一種。編敕，是一個個單行的散敕的匯編，是使敕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宋史·刑法志》說：「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明確指出了「編敕」在宋朝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宋刑統》雖然也附列了太祖初年的某些重要詔敕，但是還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形勢，以符合統治階級進一步強化封建君主專制的需要，因此在宋朝立法史上就出現了「敕律並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狀況。

敕作為皇帝發布命令的一種形式，在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隨時補充、修改甚至廢棄法律，也可以對特定的案件作出裁決而置律文不顧。但由於敕通常對特定之事或特定之人而發，為一時之權制，起初並沒有成為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隨著宋代專制皇權的發展，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頒發的敕不僅數量增多，而且開始具有「麗刑各輕重」、「比事依條斷遣」的功能，可以隨時補充、修改律文。敕雖不如律穩定，卻具有靈活性，因而為統治者所樂於運用，以致於出現除了朝廷之外，「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另有敕」。由於敕指導了國家的司法實踐，並且又大都是針對一事、一地的單行法，適用范圍廣泛，數量也隨之增多，真宗時敕竟多達一萬八千五百五一五條。為了把日積月累。零散駁雜的敕令加以分類整理，刪去重復矛盾之處，然後冉加以頒布，使之上升為特定的法律形式，取得普遍的效力。

宋各朝皇帝都進行編敕。宋初建隆四年編成新敕四卷一百零六條，稱為《建隆編敕》，與《刑統》並頒天下，從太宗起便逐漸進入了頻繁編敕時期。如果說神宗以前是律、敕並行的時代，那麼至神宗便進入了以敕破律、以敕代律的時代。編敕的盛行，從立法上反映了皇權的加強，但敕出律外，造成了法令不一，法司藉此任意援引以行其私。

三、編例

來神宗以後法律形式的變化，不僅在於編敕地位的提高，而且在於例的發展。所謂例，就是成例，也就是用前事的處理作為後事處理的標准。宋朝在審判中適用例，最初是臨時性的措施，以後因有利於司法鎮壓，遂成為慣例。

「例」有兩種：一為「斷例」，亦即案例；二為「指揮」，即尚書省與吏、戶、刑部對下級官身的指示。、例的適用，不僅「法所不載，然後用例」，而且可以「引例破法」，結果使得法網嚴密，尤其便於吏胥營私舞弊。同時，也給明清兩代例的使用帶來很大影響。

由於「例」被賦予法律效力，而且廣泛使用，隨之而產生了「編例」的問題。神宗以後各朝都有編例的活動。

南宋，在敕、令、格、式四種法律形式並行和編敕的基礎上，將敕令格式以一事」分類統編，形成了《條法事類》這一新的法典的編纂體例。

編敕與成例，是宋朝統治集團手中靈活的武器，為封建皇帝隨意以個人意志取代法律提供了極其方便的途徑。但是也出現了「因一言一事輒立一法」，「煩細難以檢用」的流弊，為各級司法官吏提供隨意取捨、出入人罪的方便，使法律制度趨於紊亂，從而走向宋王朝統治集團主觀願望的反面。

⑨ 宋朝的民事法律規范有哪些

（一）戶籍制度

宋朝初期，租佃制經濟關系廣泛地發展起來。租佃制是一種以契約為紐帶的經濟關系，佃農租種地主的土地，地主則向佃農收取定額租或分成租。宋建立以後，在戶籍管理上改變了隋唐以來部曲「隨主之屬貫、又別無戶籍」的狀況，將全國戶口分為主戶和客戶，將佃編人客戶，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屬。編戶分為「鄉村戶」與「坊廊戶」，鄉村分五等主戶。主戶有等弟之分，客戶無等弟之別。戶等確定後即成為國家賦役大小的依據。因此宋朝以「五等了產簿」登錄戶等丁口，即所謂版籍，每三年修定一次，以反映戶等的升降情況。主戶在法律上對國家承擔各種賦役，因而是政府控制的重點對象。

宋代的丁不分主客，均為賦役的對象。成丁的年齡為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子，各戶男丁都在政府掌握的「丁賬」上記錄。為了防止通過「別籍異財」降低戶等，以減輕對國家承擔的賦役，宋朝採取抑制析產分居的政策，並以法律強制執行。凡欲析戶之家必須向官府申請，並履行一定的程序，才算合法。

由於戶口是國家賦役的基礎，因此宋朝把戶口的增減作為考核州縣官吏政績的標准之一。一些官吏趁機在版籍中增加虛戶，求得升賞，以致出現了戶多了少的問題。

（二）典賣制度

有關土地的典賣，在唐時只是偶而出現。然而至宋朝，典賣不僅成為普遍的現象，而且開始制度化。

典賣與一般賣出不同，一般賣出是作絕，不能收贖。典賣是活賣，在一定期限內可以收贖，因此典價比賣價低許多。由於典賣土地絕大部分是農民，因此通過確定典賣制度，地主們不僅賤價取得土地的收益，而且當農民到期無力收贖時，便依法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權。宋朝法律是明顯偏袒典主的，《宋刑統》規定：典契「證驗顯然者」方許收度，「並無文契，難辨真偽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這樣便為典權人取得所典買回宅的所有權提供了方便。

根據宋律，對土地、房屋等的典賣必須向官府納稅和訂立書面契約。典契中須註明標的具體情況以及擔保人，典當契約的時效一般定為三十年，「經三十年後」，「不在論理收段之限」。宋朝在典賣的法律行為中，保護家長對財產的處分權。凡典買賣產業，必須家長和買主「當面署押契貼」，如果家長在化外（古代指中國域外）或阻於戰爭，一時難返，須要呈報州縣，給予憑由，才能商量交易。卑幼如果擅自典賣，或者偽造在簽署尊長姓名，依法重斷。

為了保護典權人的利益，嚴禁「一物兩典」，如有重復典賣者，業主、中人、鄰人並契上署名人「准盜論」，並須將錢退還給典主。業主無力退還，勒令典契上署名的中人，鄰人共同賠償，典當物仍舊歸第一個典權人所有。

（三）所有權與債權

宋時所有權已經區分為不動產所有權（業主權）和動產所有權（物主權）。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主要是墾田、買賣、繼承和受賜。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主要是宿藏物的發現，闌遺物的取得，漂流物的獲取，無主物的佔有，以及生產孳息的歸屬。

在不動產的所有權中，土地的所有權是核心。為了進一步從法律上承認土地的私有權，在北宋初期，就已經出現了作為官府正式承認土地所有權的憑證——紅契。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不僅需要書面契約，而且要取得官府承認。宋朝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稅契制度，印契是解決土地糾紛的重要根據，凡「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

兩宋品經濟的發展，推動了債權法的發展，其內容較唐代進一步豐富。宋代對債的發生、履行或不履行、債的消滅、債的擔保均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宋代債的發生，主要是基於契約。有關契約標的、價格及其計算、期限等均有相當完備的法律規定。除因契約而發生的債之外，也有因侵權行為或行政原因而發生的債。在債的擔保方面，出現「三人相保」、「保人代償」、「連保同借」等多種形式。據《慶元條法事類》的規定，已具有近代民法中抵押權、留置權的內涵。此外，也有人身擔保和定金的擔保。關於債的履行或不履行，《宋刑統》中有詳細、具體的規定，對於逾期不履行債務，按標的數額及遲誤日期分別處刑，並責令賠償。

兩宋的契約種類主要是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和租賃契約。買賣是宋朝主要的債權債務關系。買賣分絕賣和活賣（典質）。買賣田宅必須經「立契」的法定程序，幾加蓋官印的稱為「紅契」，表示國家確認。不加蓋官印的稱為「白契」，經過官府驗契收稅稱為稅契，也具有較高的法律效力。買賣契約訂立之後，賣主要承擔「擔保責任」，如在一定期限內發現買賣標的物有瑕疵，允許買主更改或廢棄契約。宋時作為買賣關系發展標志之一的，是「賒賣」的出現。賒賣是憑信用賒貸，至一定時期再付現錢。

宋律繼承唐律的有關規定，對於借貸契約的成立採取「任依私契，官不為理」的不幹涉原則。但是對借貸的利息則有明確的限制，違律取利，要受到制裁。對過期不償者，可以告官審理，由官府強制賠償。但是如「負債不告官司，而強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

在租賃契約中，主要是土地的租賃。隨著土地制度的私有化轉變。在剝削方式上也由租佃製取代部曲制，由此廣泛出現了讓度土地使用權以收取地租的租佃契約。在租佃契約中須寫明祖佃雙方及鄰保姓名、地租形式，租佃契約的期限自一年至數年不等。為了強化國家對農民的統治，使農民擺脫對於地主的人身依附，宋仁宗時下詔肯定了封建租佃契約的自由與合法性。

（四）婚姻家庭制度

宋朝婚姻立法大體沿襲唐制。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子女的權利相對有所提高。但與此同時，理學的精神束縛力也對兩宋婚姻家庭立法有著明顯的影響。《清明集》中，多處出現「一女不事二人」，「相守以死」的字樣。妻的財產並歸夫所有，妝奩田產，如果被夫典賣，也不算違法，即使妻欲典賣，也要由其夫出面立契。

兩宋的繼承法較唐律詳盡，根據「戶令」：「諸應分田宅者及財物，兄弟均分」，「兄弟之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則諸子均分」。特別是對女子繼承財產的分配規定了許多細則。根據兩宋法律的規定，遺腹子、私生子、義子與贅婿的繼承權也受法律保護。遺腹子與已出生的親子權利基本相同，而對於私生子（當時稱別宅子），不論是否同居或同籍，只要有證據證明與其父的血緣關系，官府即承認他的地位，並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權。

兩宋在唐代「遺囑處分」的基礎上也有所發展。例如：立遺囑人有年齡限制，遺囑以書面為有效，並要經官印押，否則不予承認。還規定「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

綜括上述，兩宋封建經濟的發展，為民事法律規范的充實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其調整范圍的寬泛，有關戶籍、典賣、婚姻、繼承方面的細密規定，均為前代所未有。

⑩ 宋代法律的基本形式

北宋初年與唐朝的法律形式相同，仍為律、令、格、式，北宋的律就是《宋刑統》，從宋神宗開始提高了編敕的法律地位，也就改變了法律形式的體系，變為敕、令、格、式。
敕：懲罰犯罪的法律。

令：行政法令。

格：官制官規。

式：公私文書的格式。

例：見上文。

申明：朝廷主管官署對法律和法令的解釋。

看詳：即審定，指中央主管官署根據法律、法令對案件審理的意見。

條貫：官府辦事的程序和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