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歷史任務

Ⅰ 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任務是在哪次大會

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任務。

Ⅱ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四點：

1、公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應得到充分保障；

2、國家政治權力的結構民主，如國家機構內部立法、行政、司法機關，要在黨的領導下實行科學分工，並形成健全的監督機制；

3、國家權力的行使和公民權利的保障要有民主程序；

4、民主方法，如要實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要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不搞一言堂、讓人講話等。

(2)法治歷史任務擴展閱讀：

第一，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第二，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主體地位，也保證了人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這是我們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區別於資本主義法治的根本所在。

第三，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須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方面。

第四，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

第五，必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什麼樣的法治道路、建設什麼樣的法治體系，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決定的。「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

Ⅲ 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大提出了什麼歷史任務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15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行了闡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史任務。

Ⅳ 關於世界歷史上推動法治進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國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歸納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法治國的思想。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礎。作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負著反對「禮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論證依法治國的合理性上是不遺餘力的。他的理論邏輯大概是這樣的：首先，他認為，人人都有「好

利惡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這是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1]。正因為「人好爵祿而惡刑罰」，所以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道德來統治。法家的人性論是是當時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民權利義務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這種人性論來否定溫情脈脈的宗法關系和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並為實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據的。[2]與此同時，商鞅強調了反對復古保守的觀點，主張「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為了在理論上說明，即使是伏羲、神農、皇帝，他們都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因此，「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智不慧也。」總之，現今的社會只能用以力量為特徵的法治。[5]由此，商鞅論證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於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國的思想在變法中得到了實踐，其內容筆者認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概括「盡九變以籠五官，核其憲度而為治本」[6]。

二、嚴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說是「重刑主義」，是商鞅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這一點從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驗證：「不告者腰斬」，「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被刑」「禁奸止過莫過於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麼為何其要選擇與傳統的明德慎罰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筆者認為，這和商鞅的統治方略有關，而非其思想的落後和殘暴。商鞅為秦國臣民設計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動擇利避害的道路，而為國家設計的是用賞導，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統一，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賞足以使民擇而不旁求他利，；使罰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從而實現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當然，在厚賞和重罰之間，商鞅雖也重視厚賞，如「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10]，但無疑，他更加重視的是重罰。商鞅認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姑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義說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見，商鞅的重刑論就是預防論。

三、刑無等級的思想，或者說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強調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為堅決。他聲稱，「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一刑，則就是「刑無等級的思想。這一點在「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中體現得更加明確：法的實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輕重，法律根本不能屈從權貴。從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商鞅緣何會堅持「刑無等級」？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很顯然，這是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的需要，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重新分配權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強烈願望，事實上，也正是奴隸主貴族反對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其二，應該是商鞅樹立法律威信的需要。變法之初，法必不能馬上為民所信，商鞅對這點也非常重視，此後著名的「徙木賞金」也正是為了取信於民。而此時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幾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說的「一刑則令行」也正是這個道理。

以上是我認為商鞅最重要並且是影響最深遠的三點法律思想，當然，他的法律思想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思想的法必須「布之於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須統一、穩定、沒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罰已錯又移之，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定分止爭，即確定名分，防止爭奪，維護等級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

2韓非子

一）本體領域------道的無為和奉法治國的「體道」無為的關系

韓非認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無為原則，是「體道」的具體表現。韓非是道本體者。認為道是宇宙本體和萬物本原。對此，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他還說，道是一種「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宇宙萬物的總根源，是由於道虛靜無為、能放任自然而無所不為。人們要成功，必須要效法道的虛靜無為。這便是「體道」。「體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動的原則。對於君主來說「體道」的最好方法是無為而治。其具體方法是：擺脫喜惡之心，做到無喜無惡、任其自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多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韓非告誡君主，治理國家應該清靜淡泊，不存喜惡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領域------人的性情和「緣理」推導出法治的必要性

韓非從人性的角度論證，君主奉法而治是「緣理」的表現。按韓非的思想，世間萬物都是稟道而生的，萬物稟道所獲得的內在規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屬性上就是「理」。「體道」的原則要求人們在對待萬物時應「緣理」而為，因循萬物的本性。君主統治天下必須因循人性的本來面目和事實情況。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來，人性好逸惡勞、自私自利。在此基礎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絕混亂。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趨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體道」「緣理」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三）價值領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張了法治的合理性

韓非指出，法家主張法術，並非好法而法，而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實行法治，暫時痛苦而可長久的利；實行仁政，苟樂而後患無窮。君主採用法治並非出於殘忍，而是出於長久的考慮。君主奉法而治是應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國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歷史領域------時代的變遷與道德的軟弱共同印證了法治的優越性

在「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問題上，針對儒家所說的古代聖賢德治而國富民豐的傳說，韓非反駁說，古今的社會狀況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古代資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費力就有充足的資料，人們所以不爭。如今人口越來越多，致使財貨短缺，紛爭激烈。時代發展了，社會環境和物質情況也隨著發生變化，治國之策也要隨之變化。如果再用老辦法應付新問題，就會顯得力不從心、束手無策。應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制定出新方法、新對策。這就是他所說的：「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世異而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非凡的現實主義的韓非不恪守陳規，而是強調時代和歷史的變遷，要求因時制宜，不斷更換、調節新的統治政策，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後王「原則。韓非的」法後王「原則是其社會變化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治國方針的理論依據。道德手段也許適應於古代，卻不適應於當今。對當今來說法治優於德治。

總之，為了證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韓非進行了多方論證，涉及到本體哲學、人性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多個方面。而在論證中，韓非更堅定了他的治國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這個最厲害
該書所倡導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權力分立是對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有力抨擊，成為此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綱領。特別是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權與制衡理論，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經過法、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構建民主制度和政權體制的組織原則。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並藉此找到恢復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我就想起來這三個人，其他的你再找找。

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有哪些

1、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全面清理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最大程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的許可，最大限度縮小投資項目審批、核準的范圍，最大幅度減少對各類機構及其活動的認定。取消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資質資格准入許可，研究建立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管理制度。

2、大力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並實行動態管理。

在全面梳理、清理調整、審核確認、優化流程的基礎上，將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許可權、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以權力清單的形式向社會公開，逐一釐清與行政權力相對應的責任事項、責任主體、責任方式。

3、優化政府組織結構。

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許可權、程序、責任法定化。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政府機構設置、職能配置、工作流程，理順部門職責關系，積極穩妥實施大部門制。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完善政府績效管理。

推進各級政府事權規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層級政府特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權法律制度，強化中央政府宏觀管理、制度設定職責和必要的執法權，強化省級政府統籌推進區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職責，強化市縣政府執行職責。

4、完善宏觀調控。

健全發展規劃、投資管理、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法律制度，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准等制定和實施。切實轉變政府投資管理職能，確立企業投資主體地位，制定並公開企業投資項目核准目錄清單。

5、加強市場監管。

清理、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破除部門保護、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繼續清理工商登記前置審批，加快工商登記後置審批改革。

進一步推進工商注冊登記制度便利化，實現工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三證合一」、「一照一碼」。推行電子營業執照和全程電子化登記，實行「一址多照」和「一照多址」。

Ⅵ 為什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任務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任務，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大批高素質法治人才。

Ⅶ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主要任務是：
1、以提高立法質量為中心，全面加強立法
2、以依法行政為標准，嚴格執法
3、以維護司法公正為目標，推進司法改革
4、以增強法治觀念為基礎，加強法律教育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1）
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就是要立法，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
（2）
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國的中心環節，含義是指一切國家機關、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武裝力量和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及公民，都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嚴格遵守法律、而不得違背法律。要求嚴格依法辦事、嚴格遵守法律；有法不依是藐視法律，是踐踏法律，會造成不良影響甚至嚴重後果。
（3）
執法必嚴是依法治國的關鍵，含義是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在執行法律時，必須嚴格、嚴肅，做到認真准確，不枉不縱。要求不詢私情，不冤枉遵紀守法的人，也不姑息縱容違法犯罪行為。
（4）
違法必究是依法治國的保證，是指對一切違法行為都必須追究法律責任，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如不履行法定職責，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任何單位、機關、部門、單位的行為若超越法律許可權，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任何人只要違法都要受到法律追究。
5
我國一切機關都是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組織和建立起來的，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都必須依法行使職權。
6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前面四個是基本要求

Ⅷ 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