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哲昕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

① 如何提高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增強依法辦事能力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黨員幹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邁向現代文明國家的當然路徑。無論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還是化解社會矛盾和解決糾紛、制約權力和保護權利，都需要大力提升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法治思維是指一定主體以法治理念為基礎，運用法律規則、原則、價值和精神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以致形成結論，作出決定的思維模式。法治思維主要包括合法性思維、法治至上思維、體系性思維、程序性思維、證據性思維等。合法性思維主要指領導幹部在做出決定時首先要想一想自己作為決定的主體是不是合法，作出決定的程序、依據、證據等是不是合法，合法就可以做，不合法就不能做。法律至上思維主要指領導幹部在決定時要把法律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法律至上包括外部至上和內部至上。所謂內部至上，是指法律體系內部有自己的等級，下位法服從上位法，最終服從於憲法。所謂外部至上，是指當法律與道德、習俗及政策等規范發生沖突時，法律規范為最高的效力，需要優先遵從。體系性思維是指法律是一個體系，既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憲法法律，也包括國務院、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還包括國務院組成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政府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正是因為法律是一個體系，所以領導幹部在作為決策時要通盤考慮，不能僅盯著某一個法，既要看到上位法，也要考慮下位法；既要考慮一般法，也要考慮特別法。程序性思維要求領導幹部在做出決策和決定時，不僅要考慮實體法，還要考慮符不符合程序法規定。證據性思維是指領導幹部在做出決策和決定時，要基於證據所支撐的法律事實，沒有證據就沒有法律事實，沒有法律事實也就不能形成正確的推理和判斷。
依法辦事是指領導幹部按照法律規定的措施、辦法、路徑對待和處理相關問題而形成的方法與模式。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是一個內在思維和外在實踐的關系。法治思維更多是一個內在思維活動，而依法辦事則是外在的表現形式。依法辦事最核心的內涵就是按照法律規定的措施、辦法和路徑來對待和處理相關問題。如領導幹部在做出決策和決定時，相關法律法規對決策和決定的職權、程序、方式、時限有明確的規定時，嚴格遵守這種規定就是法治方式。行政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時限、措施等，就是法治方式。法治方式可分為宏觀與微觀兩種。宏觀的法治方式如：對國家而言，依法治國就是其法治方式，對執政黨而言，依法執政就是其法治方式；對各級政府而言，依法行政就是其法治方式。微觀的法治方式主要指在具體的立法、執法、司法和行政決策過程中，相關立法、執法、司法和行政人員能否嚴格依照法律所規定的主體、程序、時限、方式等去立法、執法、司法和做出行政決策。
盡管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級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依法處理政務的能力與民眾日益增長的依法治國的需求之間還存在相當大距離。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幹部個人意志至上、法治觀念淡薄，常常習慣於憑個人意志來管理經濟與社會事務，甚至干預正常的執法和司法活動。可以說，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大力提升領導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迫在眉睫。
一是加強學習、培訓和實踐，努力提升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思維是一個邏輯思維過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維影響下的行為方式。當然，不管是法治思維還是法治方式都不是與生俱來的，都需要通過後天不過學習、培訓、實踐才能形成。只有通過學習，才能真正懂得法治在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優越性，才能真正知曉何為合法性、何為法律至上、何為法律程序等。只有在掌握法治的特點和相關內涵的基礎上，再通過培訓、實踐，才能進一步培養法治思維、提升法治思維，並在法治思維引領下運用法治方式。正如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指出「堅持把領導幹部帶頭學法、模範守法作為樹立法治意識的關鍵，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把憲法法律列入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 」
二是健全法治制度,用制度倒逼領導幹部提高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能力。學習、培訓和實踐對於提高領導幹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當然很重要，但這些路徑必定主觀性強，具有很大的自我依賴性，如果沒有一定的制度支撐，其效果也許並不明顯。所以當前還需要建立、健全相關法治制度，用制度來倒逼領導幹部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如健全領導幹部出庭應訴制度。通過規定領導幹部出庭應訴，讓領導幹部切身感受何為法律至上思維、何為程序性思維、何為體系性思維、何為程序性思維，也讓領導幹部通過訴訟明白，如果在工作中沒能很好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訴訟中需要承擔敗訴的後果。再比如，健全、完善重大決策的合法性審制度。重大決策的合法性審查制度主要指黨政機關在重大決策前，必須由相關法制機構對重大決策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只有審查通過時，才能形成重大決策。此種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本身就是對領導幹部決策時是否運用法治思維，是否符合法治方式的全面審視和檢驗，此種合法性審查的全面審視和檢驗本身起到倒逼領導幹部必須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重大決策。

三是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列入幹部考察范圍。在中國，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和幹部考察內容向來是引領領導幹部工作的標桿，一直都是幹部能力提高的燈塔。如果把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法治指標作為政績指標體系的重要內容，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為幹部考察的主要內容，各級領導幹部一定會高度法治工作，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培養。對此，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有明確要求，即「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在相同條件下，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幹部。對特權思想嚴重、法治觀念淡薄的幹部要批評教育，不改正的要調離領導崗位」。 （作者單位：安徽省委黨校法學部）
作者：作者單位安徽省委黨校法學部

②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③ 領導幹部提高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關鍵是要做到以下哪些方面

一要當好學法的表率。
學法是守法用法的基礎。作為領導幹部必須注重學法，不僅要學履行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而且要學法的原則、原理，學法的價值、精神。通過學習，了解法律授予了什麼權力，這些權力的邊界在哪裡，權力行使的原則、程序是什麼，不依法行使將承擔什麼責任等。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和社會主義學院必須把法治教育作為培訓重要內容，幫助受訓學員切實提高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
二要領會好憲法要義。
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通過科學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決定》強調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法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所以領導幹部要更多地讀憲法、懂憲法，將憲法規定轉化為工作能力，將憲法精神轉化為工作習慣。

三要強化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法治的靈魂，領導幹部要在紛繁復雜的工作事務中有所超脫，應當化繁為簡，即以法治理念把握復雜的利益關系，找出明確的權利義務主體及其之間的法律關系，結合實際形勢作出符合法律規定與社會效果的科學決策。

四要注重法治實踐。
法治思維的養成特別是法治能力的提升，關鍵靠實踐。領導幹部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必須撲下身子，躬身實踐。凡是想問題、辦事情、作決策，務必按法律辦事，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律規定；沒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治原則、法治原理、法治精神，同時要深入法治工作第一線，善於剖麻雀、析個案，注意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而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要遵法守法。
總書記強調，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中央怎麼做，上層怎麼做，領導幹部怎麼做，全黨都在看。如果領導幹部對待法律是「說一套做一套」，那麼下級以及群眾對待法律也將陽奉陰違，久而久之法律權威就會喪失殆盡，依法治國偉大實踐就會落空，領導權威也將在此過程中不復存在。

六要認真對待監督。
從很大程度上講，衡量領導幹部法治水平的基本標準是如何對待監督。美國法學家富勒將道德分為「內在道德」與「外在道德」兩個方面，其中的「外在道德」指的是法律制度規范約束引導下形成的習慣行為。毋庸置疑，這種外在的道德約束與內在道德的最大區別是監督的力量。法律不同於道德，前者是剛性的、強制的、明確的、外在的，後者是柔性的、自覺的、模糊的、內化的。所以領導幹部法治素養的要害在於自覺接受法律監督以及依據法律規定產生的專門監督、黨內監督、公民監督、社會監督等，用外在監督促進內在遵守法律精神，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法治。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④ 領導幹部提高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關鍵是要做到哪些方面

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重點是做好以下三個方面工作：
1、重視法治思維養成，教育引導黨員幹部在學習和實踐中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
由於歷史原因，我國社會比較缺乏法治傳統，一些領導幹部不習慣、不善於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手段推動工作、解決問題。因此，必須重視法治思維的養成，教育引導黨員幹部著力提高法治素養。一要牢固樹立法治信念。黨員幹部要從關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關系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進一步深化對法治的認識，懷有對法治發自內心的認同和尊崇。要深刻認識到，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法律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法律實施就是保證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實現。
2、要加強法治學習培訓。
在法治已確定為黨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領導幹部不學法、不懂法，有的連基本法律常識都不知道，怎麼能當好領導？怎麼能保證不出事？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學法，不僅要學履行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而且要學法的原則、原理，學法的價值、精神。通過學習，知道法律授予了什麼權力，這些權力的邊界在哪裡，權力行使的原則、程序是什麼，不依法行使權力需要承擔什麼責任等，提高依照法定許可權、程序行使權力的素養。各級黨組織及其組織部門要加強法治教育培訓，把憲法法律列為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把法治教育納入各級幹部教育培訓規劃，幫助廣大幹部切實提高法治思維水平和能力。同時，要堅持把法治教育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引導廣大黨員幹部自覺做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範。
3、要高度重視法治實踐。
法治思維的養成特別是法治能力的提高，關鍵靠實踐。各級領導幹部在領導和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一定要撲下身子、躬身實踐，凡是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第一原則就是按法律辦事，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律規定；沒有法律規定的，遵循法治原則、法治原理。同時，要深入法治工作第一線，注意剖釋個案，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從而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工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⑤ 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

摘要 1、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四個層次。

⑥ 為什麼要強化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

領導幹部的法治能力,就是領導幹部運用法治理論、法治方針、政策策略動員和組織人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科學發展、保障人民權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增進人民福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本領。強化法治思維、提升領導幹部法治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對於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法治中國建設的優秀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自覺擔當治國理政、治黨治軍、內政外交的歷史重任,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
作為承擔治國理政大任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為國家地方立規畫圓、頒布規章、發布政令,還是制定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規劃、出台政策措施、實施社會治理行動方案,都要樹立善治思維,既為治國理政、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治黨治軍、內政外交提供良法治理體系,又要善於運用行業規章、企業章程、鄉規民約、家訓家教等社會「軟法」動員社會力量、疏導社會心理、調節社會關系、化解社會沖突、處理社會矛盾、保障人民權益、增進社會和諧。

法治方式則是指社會主體以法治思維為先導,以法律規定為依據,遵循和運用法律程序處理和解決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以及社會組織內部事務、公民個人事務的方式方法。它要求社會主體處理既定事務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合規性與合法性；適用的法律法規章程公約具有合憲性、權威性、准確性和效力性；運用的規則程序具有規范性、協調性和可救濟性；效果評價具有預期性、可測度性和引領性。

⑦ 黨員幹部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法治思維

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的一項新內容，也是對各級領導幹部領導能力的一項新要求，意義重大。 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能力的提出是創新。這個創新，是在總結和發展基礎上的創新。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是著重提高領導幹部的「法制觀念」。十六大報告中繼續強調了尤其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十七大報告提出了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到十八報告中，則提出了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的能力，並且針對性地運用於「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四個基本方面。從「法制觀念」到「法治思維」，從「依法辦事能力」到「運用法治思維能力」，其創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方面，由「法制」發展到「法治」，包含了民主、公平正義、權利保護等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涵，是內涵創新。第二方面，由「觀念」發展到「思維」，從思想理念進入到工作和能力思維，更具有針對性，更具有引領和指導意義，是工作、能力思維創新。第三方面，由一般性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發展增加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四個方面，是應用領域的創新。 所謂法治思維，就是以法治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標準的思維。所謂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就是用法治思維來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要搞清楚法治思維，先要搞清楚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是什麼。我認為，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三：非法律的思維、人治思維和法制思維。 首先，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非法律的思維。法治思維的關鍵詞之一是法，是法律思維，而不是非法律的思維。這些非法律的思維，包括經濟的思維、政治的思維、管理的思維、文化的思維、道德的思維，等等。這些思維，當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思維，但是，不是也不應當是唯一的或者排他性的思維。除了上述非法律的思維以外，我們還應當重視法的思維，想問題、做判斷、行措施，還必須增加法的思維，以法為據，以法為尺。 其次，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人治思維。法治，對應的是人治，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對應的是人治國家和人治政府。法治思維直接對應的就是人治思維。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思維包含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即民主的基礎、控權的核心、人權保護的目的、依法辦事的規則，等等。 另外，法治思維對應的概念有法制思維。法制思維是依法為前提的嚴格依法辦事的思維，而法治思維則有更加全面的內容和深刻的針對性，即法治不僅要「治民」，更要「治官」，規范、約束和監督公權力的運行是法治的核心，當然也是法治思維的核心。 法治思維主要包含了五個方面的思維內容，即合法性思維、權利義務思維、公平正義思維、責任後果思維和治官治權思維等。 第一，合法性思維。領導幹部在行使公權力時，無論是決策，還是執行，或者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推動發展、深化改革，都應不斷審視其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和要求，包括行為的目的是否合法，行為的許可權是否合法，行為的內容是否合法，行為的手段是否合法，行為的程序是否合法，等等。合法性思維，是規則思維，也是制度思維，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按制度辦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權，就是這種思維的表現。 第二，權利義務思維。法律是規定權利義務的，法律關系就是權利義務關系。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社會主體彼此之間，都是權利義務關系。治理國家、管理社會、行政執法、人與人交往等，都要尊重保護權利，履行義務，承擔法定職責。法治思維，必然包含權利與義務思維的內容。各級領導幹部所作決策和所行措施，大多是針對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這些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在法律上是權利義務主體，而不是可以隨意侵犯的客體。對他們權利的尊重、維護和保護，就是法治思維的表現，漠視、蔑視其權利，任意剝奪侵犯其權利，不是法治思維，而是典型的人治思維。另外，領導幹部行使的權力是公權力，公權力的特點就是既是權利也是義務。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積極履行職責義務，不失職，不辱使命。一些領導幹部在當地經濟發展缺乏資金時，採用發文件強行讓公務員集資的辦法，就是在蔑視和踐踏公務員的法律權利，是典型的沒有法治思維的表現。 第三，公平正義思維。法治體現了公平正義的精神和原則，法治思維自然要反映這種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例如，領導幹部在重大決策時，程序性規則的約束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公眾參與決策、決策的民主化，才是決策中的實質性約束。讓公眾有序參與決策，決策反映和體現公眾利益和各方意見，這是公平正義在決策領域的體現。那種在決策工作中忽視公眾意見和利益，刻意袒護個別利益群體的做法，就是缺乏公共行政的公平正義思維的表現。在行政執法中，隨意執法、選擇性執法，都不是法治思維，難以取信於民，也難以真正有效和長效。 第四，責任後果思維。法律不僅是行為規則，還有法律後果和法律責任。法治不僅是行為之治，也是後果之治。法治思維也不僅僅是行為規則思維，不僅僅是判斷思維和行為思維，更為重要的還有責任後果思維。因此，行為有後果，行為者要對其行為的後果承擔相應責任，這是法治思維的應有之義。對領導幹部來講，必須對其權力行使和職責履行行為承擔責任後果，違法的行為要及時糾正，侵犯的權利要得到有效救濟保護，造成損害損失的要依法給予賠償，違法犯罪的要予以懲處。正所謂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失職必問責。 第五，治官治權思維。法治以制約和監督公權為核心，法治思維當然是以制約和監督公權為核心內容的思維。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些要求，無不體現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著深刻的法治思維內涵。對各級領導幹部而言，治官治權思維，就是權力受制約和受監督的思維。因此，領導幹部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必須有嚴格、規范行使權力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必須有接受制約和監督的思維方式，而不是為所欲為，更不是膽大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