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法學家認為

A. 羅馬帝國五大法學家的法律思想以及主要貢獻

公元 426年，《引證法》正式承認蓋尤斯、J.保羅、D.烏爾比安、A.帕比尼安和H.莫迪斯蒂努斯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並規定凡法律問題未經明文規定的，悉依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加以解決；如他們的解答並不一致，取決於多數；人數相同時則以帕比尼安的解釋為准。
1、蓋尤斯（約公元130～180年），羅馬帝國前期著名法學家，代表作為《法學階梯》，該書是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古代羅馬法學家的文獻，成為查士丁尼編纂同名法典的範本。
2、帕比尼安（約公元140～212年），帝國前期羅馬的著名法學家，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和被認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衛都督之職，行使軍事和司法大權。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問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說書》。其學說具有極高的權威性，直至4世紀，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屬下整理他的學說。在《學說引證法》中並明確規定，在五大法學家的意見相左時，以帕比尼安的學說為准。
3、烏爾比安（約公元170～228年），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做過皇帝的法律顧問。烏爾比安是公認的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是羅馬法學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摘錄的9142段法學家的著述中，其中烏爾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也是烏爾比安。
4、保羅（約公元222年去世），擔任過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審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關於告示的80卷注釋書，在《學說匯纂》中摘錄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譯為莫迪斯蒂努斯，約公元244年去世），是烏爾比安的學生，也是五大法學家中名氣最小的一位。

B. 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不包括以下哪一位

1、下面哪一個人不是羅馬帝國時期的五大法學家？
A、蓋尤斯B、烏爾比安C、保羅D、西塞羅

答案D

C. 從哪裡可以知道古羅馬五大法學家的主要思想

公元 426年，《引證法》正式承認蓋尤斯、J.保羅、D.烏爾比安、A.帕比尼安和H.莫迪斯蒂努斯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並規定凡法律問題未經明文規定的，悉依五大法學家的解答加以解決；如他們的解答並不一致，取決於多數；人數相同時則以帕比尼安的解釋為准。
1、蓋尤斯（約公元130～180年），羅馬帝國前期著名法學家，代表作為《法學階梯》，該書是唯一一部流傳至今的古代羅馬法學家的文獻，成為查士丁尼編纂同名法典的範本。
2、帕比尼安（約公元140～212年），帝國前期羅馬的著名法學家，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和被認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衛都督之職，行使軍事和司法大權。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問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說書》。其學說具有極高的權威性，直至4世紀，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屬下整理他的學說。在《學說引證法》中並明確規定，在五大法學家的意見相左時，以帕比尼安的學說為准。
3、烏爾比安（約公元170～228年），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做過皇帝的法律顧問。烏爾比安是公認的古代羅馬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是羅馬法學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摘錄的9142段法學家的著述中，其中烏爾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也是烏爾比安。
4、保羅（約公元222年去世），擔任過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審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關於告示的80卷注釋書，在《學說匯纂》中摘錄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譯為莫迪斯蒂努斯，約公元244年去世），是烏爾比安的學生，也是五大法學家中名氣最小的一位。

D. 羅馬法學家對羅馬法有哪些貢獻

德國著名的法學家耶林說：「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亡，宗教隨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征服。」羅馬帝國不僅在當時成就了並遠播了古代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系——羅馬法，而且，整個中世紀西歐法學智識的發端與發展就是一部羅馬法的詮釋與發展史。在古代羅馬遺留給後世的諸多遺產中，羅馬法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其影響逾千年而不衰。
以歷史的長時段鍛造羅馬法。正如羅馬城不是一天造起來的一樣，羅馬法也不是一夜之間驟成的。從公元前451年至前450年間的羅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問世，到公元530年至533年完成的《國法大全》中的《優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和《法學階梯》為止，羅馬法歷經了一千餘年的發展。它從最初一種狹小和簡陋的農村共同體的法，發展成一種強大的城邦國家的法，進而發展成一種帝國的法。羅馬法的發展與完善，有賴於多項因素，撇開政治的、經濟的這些宏大的背景性的動因不論，僅就法本身來看，在一千餘年的時間跨度中，羅馬法從粗陋質朴走向精細縝密，有賴於法學家窮經皓首地著書立說，親力親為地解答、撰約、協助訴訟，條分縷析地對每一項法律規則的討論與爭鳴；有賴於裁判官通過擬制訴訟和擴用訴訟的方式，在司法實踐中擬制某種法定要素，或參照已有的法定訴訟形式，對社會中新衍生出的而立法又來不及規定專門的司法救濟手段的情況和關系，以具體、靈活、變通的做法提供司法保護，以至於裁判官法成為市民法的活的聲音；還有賴於普通社會民眾的參與與推進。可以說，羅馬法諸項法律規則的形成，發端於當事人對糾紛的提起，確定於裁判官的裁決與處理，抽象化、理論化於法學家的著述。由羅馬法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法律規則、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乃至法學傳統的形成，必須假以時日，不可能百十年間一蹴而就。在一千多年的時光流轉中，那些對日常生活的持之以恆的關注，那些對因社會變遷而引發的新問題、新挑戰的不斷的回應，那些對司法實踐的一再的審慎的反思，最終沉澱為了一種規則體系、一種邏輯體系和一種意義體系。不誇張地說，羅馬法系積千年人類生活經驗和理性智慧鍛造而成的。
以追求藝術的精細與完美之心雕琢羅馬法。古代羅馬法並不單純是法條文本、皇帝敕令或法學家的解答與著述的集合物，超乎文本和法典之上的是法的精神與法的理念，從中我們可以明白無誤地發現，羅馬人不是僅僅把法律作為經時務世的技術工具，而是將法律作為體現了一定價值觀念的藝術來對待的。公元1世紀初期的法學家P?J?塞爾蘇斯定義道：「法（ius）是善良和公正的藝術」。優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注稱：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義。由此又引申出，「法」當是符合正義的。烏爾比安指出：法律是關於神和人的學問——是關於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學；法的箴言不是別的，就是誠實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這些是古代社會對法和法學最精練的概括與說明。由此，有學者斷言：「羅馬法是歐洲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薩拜因）。
羅馬法的實踐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的一面，體現在流傳甚廣的諸多法律格言中。這些法律格言涉及各個方面。在法的一般理論方面的格言有：法不是針對個別人的，而是為所有人普遍創設的；法律應當能被所有人理解；通曉法律不在於了解它的文字表述，而在於掌握它的精神和實質；違反法律原則的規定不應得到因循；習慣是法律的最好解釋者；法則產生於事實；對法的不知是不可原諒的；任何人不得通過損害他人的方式為自己獲利；行使自己的權利以不損害他人權利為限等。在刑法方面的格言有：刑罰應當成為對人的改造；法律考慮激憤者，激憤者卻不考慮法律（指刑法一般對在激憤狀態中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減輕處罰）；疑罪從無；任何人均無義務指控自己有罪等。在私法方面的格言有：公法不得被私人簡約變通；契約起源於意願，隨後變為必須遵守的義務；和解協議相當於已決案；不得要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的給付；不得推定任何人遺棄自己的財產物；不情願者之間締結不了婚姻等。在程序方面的格言有：訴訟只不過是通過審判獲取應得之物的權利；沒有原告就沒有法官；法官不得自動審判；審判員不得審理與己有關的案件；法官只知法，事實須證明；舉證的義務由主張者而不是否認者承擔；一目瞭然之事無須證明；單一證據不能證明，與其他證據相結合可以證明；判決應當與請求相對應；一事不再理等。我們還很難發現其他哪個民族有如此豐富的法律格言。而且，這些格言不是類似於我國古代宋、明、清時期的律學讀本或訟師秘本中的僅僅是方便記誦的法律歌謠，而是對法律規則高度濃縮化後的藝術錘煉的結晶。今天，透過這些格言，我們仍能夠領略到規則背後的信念。今天，也仍有法學家堅持這樣的見解：「在任何時代中，法的確定性都是通過如下方面得到保證：一是法律藝術，它居於統治地位；二是法學，它的任務局限於形成法的技術因素……；三是立法，它相對於法學只能居於次位，其任務是構成法的政治因素。」（�德�霍爾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
以信仰鞏固和弘揚羅馬法。在古代羅馬，指稱「法」的有兩個詞：ius和Lex。ius指自然形成的法與習俗，它本身即含有潛在的完善性，是所有人定法Lex的正當性源泉。而lex則專指由世俗權力機構制定、認可的人定法或曰制定法。Lex的含義比ius要狹窄，Lex的中心意義是命令。西塞羅把Lex稱為「有關命令和禁止的正確理性」。五大法學家之一的莫德斯丁則說，法律（Lex）的效力在於命令、禁止、允許和懲罰。制定法（Lex）要盡可能地遵循、符合自然的固有的法與習俗（ius）。羅馬法的這一觀念我們簡言之謂「自然法觀念」。
自然法觀念為羅馬法的被信仰奠定了道德基礎。對於這一觀念，西塞羅有過美妙的闡述：
「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一致的正確理性；它適用於所有人且不變而永恆，……對於真正的法律，其神聖性不可能被貶低，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廢止；我們不能通過元老院抑或公民大會的命令來驅逐它，我們無須訴諸任何人來確定和解釋它；若是真正的法，……它是唯一而一同的法，永恆而不可改變，約束所有時代的所有民族；……對永恆的法的違反即是對人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違背，因此，誰若違背之，哪怕他逃避了對他的行為作出的其他相應懲罰，也將受到最嚴厲的處罰。」
在此基礎上，西塞羅陳述了法律至上原則：
「環顧我們國家中的其他部分，你會發現一切都依照規則和法律的規定而運轉。」
「在一個以法律為根基的國度，棄法律於不顧的行徑將會是更大的恥辱。因為法律是維系個人在共同體中的利益的紐帶，是我們得享自由的基礎，是正義的源頭……沒有法律的國家猶如缺失頭腦的人體……執政官司掌法律之執行，法官照看法律之解釋。總而言之，我們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賦予我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