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立法背景

1. 民法學包括總論，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婚姻家庭，人身權，侵權責任法構成。各個法律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呢

有不少學生問我，學習民法學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知識結構？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但卻並不好回答。因為它所涉及到的問題，往小的方面說，涉及到民法學在私法領域的一般法性質；而往大的方面談，則涉及到民法學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甚至是關繫到市民社會的孕育、成長與構成。前者涉及民法學的內部關系，後者涉及民法學的外部關系。而事實上，除此之外，它還涉及到民法思維及其研究方法問題――當然，這個問題可就更加寬泛和宏大了，這里我們先放在一邊。

先讓我們從民法學內部知識體系談起。

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Civil Law）是調整私人之間一般社會生活的法律，是私法的一般法。"民法規定的主要內容為權利義務主體（自然人與法人）、財產關系（以所有權、契約及各種交易為中心）、身份關系（以婚姻、家庭制度為中心），以及權利義務的變動。"[1] 因此，傳統民法學的研習主要集中在民法總則、物權法、債的關系法（以合同法和侵權行為法為主）、親屬法和繼承法。過去，研習民法學專業的必修課一般要求有三門，即民法總則、物權法和債法，就是建立在這種基本看法之上的。但我認為，由於民事責任和法律關系理論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侵權行為法也應該作為一門單獨的必修課予以重視和研習。同時，隨著近年來人格權的擴張，人格權法也逐漸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聯繫到我們自己的實際生活，從規范內容上看，這些也的確應該成為私法領域中最重要的"普通法"。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國家教育部門最近將民法學學科名稱定名為"民商法學"；法院系統也將過去所謂的"經濟審判庭"統統改為"民事審判庭"，其實這是對過去盛行的"經濟法"觀念的一種"矯枉過正"。國家教育部門將民法稱為民商法，是意在強調有關商事法的內容並不當然地是"關涉經濟的"，也並不當然地就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而是要將商事法的內容明確地納入民法學的研究之中。[2] 自然，民法學與民商法學兩說，也並無二端。

德國法學大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說過，"商法是基於個人主義的私法本質，為那些精於識別自己的利益並且毫無顧忌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極端自私和聰明的人而設計的。"因此，"至少在個人主義的法律時代，商法總在不斷扮演一般私法的開拓者和急先鋒的角色。"[3] 更有甚者，自從1894年德國學者李查（Jakob Riesser，1853－1932年）撰文《德國民法草案關於商法的理念及其影響》提出"民法的商化" [4]（Komuerzialiscerung des buger luheu Rechts）之後，在日本學者的倡導之下，民法與商法相互浸潤、交融，甚至在商業社會中大有"本末倒置"之虞。但潛心於具體制度的研習者們卻認為，商事法兼有公法的性質："在商事法中，已有甚多公法的規定，例如公司法上之登記程序及各項罰則、保險法中有關保險業的罰則等，已形成商法公法化。"[5]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一致的：極大的自由導致極度的不安，要求用明確的形式抽象於實質之外，以便利於社會經濟和貿易交往；而經濟交往的便捷又對交易安全、秩序穩定和公共利益形成一定的威脅。商法就是在個人與社會兩極中發展和變化著的。實際上，在洛克、休謨等啟蒙思想家開創的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理論中，在大的社會背景下，私權從來就沒有"絕對"過，只不過在討論問題的出發點或"本位"的時候，我們將之定位為"權利"，稱之為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拉德布魯赫的這一論斷："商法與勞動法構成現代私法兩個對立的極點，即個人主義和社會的極點"[6] 。當然，在瑞士民法典出台以後，經過對民商合一問題的長時間、反復地討論，商法作為私法一般法的情形並未出現，而民法淪為私法的"特別法"的危險也已經基本上消除了。但這種現象卻提示了我們，即使是在研習傳統民法學的時候，對商事法學的學習和關注確實是不可缺少的。

經濟法（Recht der wirtschaft，Economic Law）概念為德國學者倡導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高度集中，出現了大量的"卡特爾"（cartel）、"托拉斯"（trust）、"康采恩"（Konzern）等獨占或聯營的經濟形式，這種情況不僅損害了其他的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對於民主與自由的經濟競爭秩序也構成了威脅。於是，各國紛紛出台對經濟實行積極干預和統制政策，從而出現了一些經濟規制方面的立法。另外也有人認為，這種規模龐大的經濟組織的日益壯大，也最終會影響到了平民政治的社會基礎。這就是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社會背景。不過，由於這種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與資本主義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雖然它在戰時經濟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經濟法的明確概念和地位一直處於某種未定狀態。拉德布魯赫教授說，"經濟法究竟是一個新的法律領域，或者不過是一種法律思想方法在各個領域的適用，尚可爭辯。"[7] 但是，在經濟轉軌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種國家規制經濟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促使經濟法學在這些國家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值得欣慰的是，由於經濟法之"獨立性"在於"促進經濟發展中關於企業及其經濟行為的特別法"[8] ，這與民事主體制度、商法中企業組織及活動（特別是公司法）發生交叉現象，影響到商事法律體系的周延性，而且因為它在本質上不能與商事法進行區別，因而經濟法大有"回歸"民商法的趨勢。

另外，大多數學者從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確立了經濟法的核心內容――即反壟斷法與限制競爭法的法律地位。但在我看來，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然利用了公權力對民事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了干預，但其價值目標依然是為了追求其他民事主體的自由而真實的意思表示，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效的個人主義競爭秩序。商務部最近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23稿）第1條說明了"反壟斷"的目的，即"為制止壟斷，維護公平競爭，保護經營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草擬稿第3條具體列舉的禁止壟斷情形為，"是指下列排除或者限制競爭，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權益，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一）經營者之間的協議、決定或者其他協調一致的行為；（二）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三）企業過度集中；（四）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的行為。"可見，在反壟斷法（即與競爭秩序相關的經濟法）的價值追求中，同樣體現著市民法所蘊含的"私法精神"。說明這些，不是為了跟經濟法學去"搶地盤"，相反，是意在說明經濟法學的研究與民法學關系緊密，甚至是密不可分，也是我們不得不研習的內容；同時，它還是我們對經濟和社會問題進行觀察和理解的新的視角。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法與私法之間，還存在"社會法"（Sozialrecht，Social Law），例如上面提到的經濟法，以及工會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和社會保障法等。這種法律觀點認為，公法關注的是國家，私法關注個人，而社會法則關注社會本身。由此產生的相關法域研究也可以稱之為"社會法學"。梅迪庫斯教授認為，私法和公法之間存在的實體性質的差異在於：在私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通常是那些自由的、不需要說明理由的決定；而在公法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則是那些受約束的決定。並且，只有在權利被濫用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例外的規定。而換一個角度說就是，將私法中受到約束的那一部分分離出來，單獨稱之為"社會法"是沒有必要的，其後果就是，"大概就難以確定私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可資明確界定的部分了。因為在私法中，也到處存在著對權利濫用行為的監督審查。"[9] 這種社會法學的提法，不同於我們經常談到的法學流派意義上的"法社會學"（法律社會學）或"社會法學"（社會法律學）（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社會法的產生是國家在社會化加劇以後推行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的結果。這里，以社會保險為例，來說明這種社會法產生的情況。1845年普魯士工業法設立勞工強制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立法的開端。1883年，鐵血宰相俾斯麥（Karl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年）在德國推行《疾病保險法》（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次年頒布了《勞工傷害保險法》（Unfallvericherungsgesetz）。1988年又頒布新法，對公務人員、軍人的災害加以扶助。至1889年另行頒布《殘疾老年保險法》（Invalidit?ts und Altersvessecherungsgestz），德國社會保險法的基礎奠定。在西方諸國之中，德國向來以保守、注重國家和社會利益為其傳統，因此這種社會保險政策在19世紀末就基本上確立了。相較而言，其他西方國家，大多數是在20世紀上半葉才陸續推行的。法國的社會保險，肇始於1930年舉辦的綜合性社會保險，如疾病給付、生育給付、殘廢給付、年老給付、死亡給付等，但最初並不包括失業和勞動傷害保險。不過，其後又逐漸增進，凡65歲以上退職及勞動傷害的補償，均列入社會保險之列。英國在1912年實施國民健康保險（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及失業保險（unemployment insurance），在1925年又實施國民共醵年金（contributory pensions）。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便將這些保險統合為"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並於1946年8月制定《國民保險法》。美國在1935年才有《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聯邦政府除了資助各州進行失業保險以外，同時進行全國性的老年、遺囑及殘廢保險（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ASDI）。日本1927年1月1日施行《健康保險法》；其後，船員保險（1939年）、勞動者年金保險（1942年，現改為"厚生年金"），也相繼實施。[10]

當此之時，我國正處在戰亂頻仍之際，政府無力推行這些社會福利政策。而新中國成立之後，計劃體制之下，一切仰賴單位和政府，也無需什麼社會保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包括社會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其實，除去行業管理以外，這些社會政策，從法律關繫上多涉及僱傭合同、保險合同和損害賠償等問題，是屬於民法學的基本內容，只不過其中有一些特殊的條款或規定而已。[11] 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國家教育部門將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也明確地放在了民商法學研究之中。我記得1999年我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的時候，我的畢業證書上就已經很復雜地進行了這種注釋："民商法學專業（含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研究方向）"。而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勞動法與社會保障法在很多高校和研究機構中，是作為經濟法學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事實上也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也應該是作為社會法的一種。當然，理順這些關系，還需要一段時間，但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即使現在仍然有些模糊、不清晰的地方，研究其中的內容卻是民法學不可忽視的部分。

環境法學和科技法學是較為獨特的兩個學科。從自然資源所有和利用、環境侵權與救濟的角度來說，作為民法學的一個分支，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的。為了保持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公共利益，像2003年9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12] 第3章對建設單位附加一些社會義務，也並非有礙私法本身的性質。最近，我們提出了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法》的建議，認為氣候資源也是一種可以利用的自然資源。[13] 但是，在這些相關規范中，不少是行政性規范。而且，有大量的訴訟（特別是集團訴訟）問題，雜揉其間。這是我們在理解環境法學的時候需要有清醒認識的。同時，國家教育部門對這個學科的正式定名為"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法"（？），其目的是出於對日益惡化的自然資源、生態系統和環境的保護政策。

在科技與法律問題的討論中，各國政府都以科研自由和促進本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宗旨。我國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也是意在推行科技發展的促進政策。在最近參加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法制建設研究中，我建議考慮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基本法》。不過，無論這個建議是否被採納，一種將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發展納入國家科技發展和國家安全框架的新的發展觀，將日漸滲透到我們社會生活之中，而且會見之於不久的將來。例如，我認為，即使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問題中，我們也要樹立一種大的科技安全觀和發展觀。比如對於國家信息安全問題，要像2000年《俄羅斯聯邦信息安全構想》[14] 一樣，突破了傳統消極信息安全觀的狹隘內涵，著眼於各種利益――即個人、社會、國家的利益之間的平衡，建立了積極信息安全觀和信息安全保障的理念。從宏觀上，將公民權利、信息產業、政務公開和信息系統等與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相關的內容整合起來，不僅符合信息社會發展的特徵，也反映一個走向權利時代的新的價值取向。這種變化體現在國家信息安全政策和法律制定的指導思想上，即由過去的"管理法"向管理、指導、服務相結合的法律保障體系轉變。其實，科技發展中也同樣存在技術犯罪，但由於其間沒有多少特殊的法律上（――多為技術方面）的問題，而國家頒行中小型企業技術促進法、國立科學研究組織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科技創新條例等，以及網路侵權、電子合同和基因隱私等問題，實則是屬於民商事制度的延展。作為一種國家促進科技進步的社會政策，也可以納入"社會法"的譜系。但令人遺憾的是，國家教育部門將這一學科納入了行政法學的范圍，另外一些關於技術證據的問題納入了訴訟法學。這種考慮，大約也是因為早期科技法學的教學與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行政性質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但近年來的科技法學研究正在逐漸改變這種現象。

知識產權法學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門新型學科。現在，人們已經不再為知識產權是否具有"國家授予性"和行政法特徵進行爭論，基本上確立了其權利性質為私權，是一種民事權利。但是，其中所涉及到的行政審查（特別是一些實質性審查）和程序性規范，確實是令研習民法學的人感到一些不適應或難以理解的現象。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是強調知識產權與傳統財產權的統合，試圖建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新的財產權權利體系；一是強調知識產權法的獨特性，試圖在權利客體、內容、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尋找知識產權法的獨立品格。另外還有一個引起政府和企業高度關注的問題，就是國家或企業知識產權發展戰略。這個問題更多地涉及國家促進科技與產業發展的政策，應該是科技法學（或社會法學）研究的問題。一位政府官員的話，能夠形象地說明兩者的關系。科學技術部和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兩位官員在一起聊天，科技部的仁兄說，"如果我國科技創新不夠、產業技術發展乏力、專利申請少，國務院就要打我們的板子；如果我們知識產權法制不健全、專利申請審查有問題，那麼國務院就要打你們的板子了。"這話雖然不一定十分符合法治原則，但大致意思也即如此。

盡管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推動下（特別是由於TRIPS的影響），知識產權法在財產和貿易領域的研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知識產權所具有的身份性質，不應該成為學者們越來越忽視的問題。而且由於知識產權在財產法和身份法兩個方面的特點，比較契合傳統民法學的分類和研究方法，知識產權法學一直是作為民商法學專業下的一個研究方向。誠然，最近知識產權法學者們（特別是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的一些學者）提出要將知識產權法學作為法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獨立於民商法學之外（最近在上海召開的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還向全國發出了一個倡議和呼籲），甚至是上海市提出"知識產權興市"戰略、並試圖將知識產權作為與法學一級學科並列的一個學科，但是，這種學科本位主義和國家或地方發展戰略不會影響到民法學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的內容和構成。

民事交往中的涉外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往往稱為"國際私法"問題。其中，其基礎性規范為沖突法規范。在時下制定中國民法典的討論中，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較多的討論。晚近國際私法的集中化的發展趨勢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保留國際私法作為民法典的一部分設專篇專章的立法形式；另一種是制定專門性的國際私法法典，即法典化。韓德培先生建議不納入民法典而單獨進行"法典化"，並主持了起草了"國際私法示範法"，六易其稿，凡5章166條：總則；管轄權；法律適用；司法協助；附則。[15] 國際上採取這種模式的，典型的有瑞士、羅馬尼亞、義大利、列之敦士登和突尼西亞等。但我國2002年12月提交人大審議的民法草案並沒有採納這種建議，這也是許多國家採取的一種立法模式。誠然，立法與學科研究是有區別的。這種討論，也不影響民法學必須對此予以研究。就我個人來看，"從具體內容上看，國際私法不外乎包括法律適用、管轄權和外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三大部分，這些都是民事法律適用的基本規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早先的國際私法方面的立法大都是散見在《民法典》或單行的民事法與商事法之中。即使是今天國際私法領域出現了集中化的發展趨勢，而其中之一的立法形式仍然是在《民法典》中設專篇專章規范，如加拿大魁北克省國民議會1991年12月18日通過的新的《民法典》第十卷、美國路易斯安那州1992年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篇等。"[16]

大家聽了我的這些觀點以後，可能會覺得其中有一點、甚至是含有不少"學科沙文主義"的味道。其實我只是想說明，在民法學學科內部的知識體系中，需要研習的內容非常寬泛。而且，事實上我還只是從一個橫斷面說明了民法學的知識結構問題，如果我們從縱向來看，它還包括我們習慣於將它們看成是歷史學范疇的法律史問題（特別是羅馬法）。關於私法史，既是民法學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又是一種方法論的學問。就我個人的觀點，僅從橫斷面或平面的角度來看，民法學的內部知識結構至少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當然，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這種劃分，並不表明民法學內部就存在這樣一個涇渭分明的知識體系，它們之間還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彼此交叉或游離於這一框架之外的現象。這種劃分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從民法學的角度出發，釐清相關學科關注的方向和視角，並為民法知識的梳理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甚至是可以進行批判的坐標。如此而已！

一、 傳統民法學

（一） 民法總論

（二） 人格權法

（三） 親屬法

（四） 繼承法

（五） 物權法

（六） 債的關系法總則

（七） 合同法

（八） 侵權行為法

（九） 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

二、 商事法學

（一） 商法總論

（二） 公司法

（三） 票據法

（四） 保險法

（五） 金融法

（六） 證券法

（七） 海商法

三、 知識產權法學

（一） 知識產權法總論

（二） 專利法

（三） 著作權法

（四） 商標法

四、 經濟法學

（一） 經濟法學基礎理論

（二） 反壟斷法

（三） 反不正當競爭法

五、 社會法學

（一） 社會法學基礎理論

（二） 勞動法

（三） 社會保障法

（四） 環境法學

（五） 科技法學

（2003年11月12日初稿於武漢；同年12月28日修改、定稿於北京）

作者簡介：易繼明，男，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私法》編輯部主編。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1] 施啟揚：《民法總則》，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6月增訂10版，第1頁。

[2] 我國台灣學者對我們過去的學科劃分和研究內容，幾乎形成了一種普遍看法："商事法系指一切有關商業事務的法律。由於商業事務涵蓋於各類型企業的經濟生活之內，故有以經濟法替代傳統上商事法的名稱者，舉凡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等，統稱為經濟法，如中國大陸是。"參見劉渝生：《商事法》，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3月再修訂初版，第1頁。

[3] 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2－73頁。

[4] Der. Enfluss. Haudelsrechtlicher Ideen, auf den, Entwurf, ein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s fur das. Deutsche Reich, 1894.

[5] 劉興善：《商事法》，台北：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3－4頁。

[6]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76頁。

[7]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頁。

[8] Kaskel, Gegenstand und Systematisher Anfbau des Wirtschaftser echts als Rechtsdisziplirs und Lehefach. JW. 1926. S. 11. ff, insbes S.12.

[9] 參加〔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7－11頁。

[10] 參見何孝元（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六冊•法律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6月初版，第172頁。

[11] 例如，拉德布魯赫教授認為，勞動法以民法的思想取向為前提條件。但是，民法單單規定了具體的締約人和具體的勞動契約，對企業的聯合一致也毫無所知；勞動法不同於抽象的民法，它把人具體化為企業主、工人、雇員，不僅有個人，還有工會和企業，不只有自由訂立的契約，還有構成所謂自由契約背景的重大經濟上的權力斗爭。因此，"勞動法的特徵恰恰在此：更接近生活真實。"參見〔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80－81頁。

[12] 2002年10月28日9屆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通過；同日，第77號主席令頒布。

[13] 這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中科技發展法制和政策研究專題組"未來20年我國科技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課題研究（本人主持）的子課題研究報告成果。專題組組長為羅玉中教授；子課題報告人為國家氣象局政策法規司副司長王志強高級工程師。

[14] 該《框架》於2000年6月23日由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通過，2000年9月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批准發布。該《構想》分為4部分共11章，是一個綱領性文件（或稱"概念性的文件"）。《框架》雖然是基於發展本國信息產業和避免對國外計算機、電信技術裝備以及軟體的依賴，但實際也是在信息領域實現俄憲法中關於公民私生活、個人機密和書信秘密不得侵犯等規定。在西方國家的信息安全領域，一般也要將保障公民個人權利（如隱私權、言論自由等）與政府政策的信息安全、信息系統的安全，以及保障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聯系起來。例如關於個人數據保護的立法，從1970年年代就以歐美為中心展開了討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1995年10月發布《個人隱私權與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白皮書，它就比較全面地闡發了利用市場機制保護個人隱私的新思路。

[15] 參見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6] 易繼明：《將私法作為一個整體的學問》，載易繼明（主編）：《私法》第1輯第2卷/總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28－29頁。
易繼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教授

2. 《民法典》為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

觀點摘要
1.民法自為民之法，是對人們真實生活中行為規范的一種素描。
2.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
4.民法不僅是人文的、有溫度的，它更能幫助人們去對抗黑暗，體現出一種極強的保護理念。
中國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國自1954年便開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歷經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內容摘自孫憲忠研究員的著作《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明確宣布，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國民政府「六法」均被廢除。
時間：
1954年—1956年12月
編制體例：
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
特點：
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為藍本，其特點是採用「四編制」的模式，親屬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採用「物權」概念而僅規定「所有權」；不適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僅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強調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特殊保護等。但是該草案大體上還是德國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國在經歷重大政治和自然災難之後，調整經濟政策，中央的決策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視。
時間：
1962年—1964年7月
編制體例：
這一次的「草案」採取了既不同於德國民法也不同於蘇俄民法的「三編制」體例：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財產所有」、第三編「財產的流轉」。
特點：
這種模式有些類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體例。該草案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排除在外，卻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其中；該草案且完全放棄了「權利」「義務」「物權」「債權」「所有權」「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採取人民化的財產權等概念。顯而易見，此次民法典起草，顯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圖擺脫前蘇聯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法劃清界限的立場。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時間：
1979年—1982年5月
編制體例：
共8編、43章、465條。
特點：
該草案的編制體例和主要內容，參考了1962年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訂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這一草案仍然沒有予以頒行，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無法制定。於是立法者改變立法方式，暫停整體的民法典起草，而採取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由於民法牽涉范圍很廣泛，很復雜，經濟體制改革剛開始，我們還缺乏經驗，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只好先將那些急需的、比較成熟的部分，制定單行法。……考慮到民法通則還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對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有把握的問題作出規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問題，可以暫不規定。」這一時期民法立法活動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憲法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各界即醞釀制定編纂民法典。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編制的立法綱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規劃。該規劃明確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完成。這一綱要對於民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對於編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僅對於民法學家，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界鼓舞極大。
時間：
2001年—2002年12月
編制體例：
共劃分為九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
特點：
這個立法方案有許多顯明的特點——並不一定是優點的特點。
首先，從體繫上看，該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模式。 其次，從立法的內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權法、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部分外，該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現行民法體系中生效法律的簡單聚合或者歸並，不但在立法的內容方面沒有任何積極的創新，而且也沒有對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彌補或者重復的整合。再次，該法對於當時已經明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許多規則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內容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復次，從本人當時參加立法談論的筆記看，在最高立法機關組織的立法討論會上，多數人對於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都表示不贊同，而立法起草機構對此也不做出說明，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保留到現在，理論准備顯得十分倉促。最後，第九編國際私法的內容部分相當豐富，與其他部分的簡易化立法相比顯得不大協調。總體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實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慮、實踐上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當時，對於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學界一致認為毫無創新和發展，因此這個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後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時間：
2015年3月啟動編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議，對全部6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二審，對各方面比較關注的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3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在此基礎上，將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並，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2019年12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經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編制體例：
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特點：
以《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九部民事單行法為基礎，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領域的司法解釋，形成七編1260條的整體，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3. 醫療事故的責任追究制度的立法背景

為了正確處理醫療事故，保護患者和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維護醫療秩序，保障醫療安全，促進醫學科學的發展，國務院制定了《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於2002年2月20日國務院第55次常務會議通過，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條例》具體規定了醫療事故責任追究的相關條款。
在2010年7月1日《侵權責任法》實施以前，該《條例》既適用於醫療損害民事賠償領域，也適用於醫療行政主管部門對於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行政處罰。
《侵權責任法》實施以後，《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主要適用於醫療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對於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發生醫療事故的行政處罰。

4. 「民法典時代」是什麼

中國民事法律制度從此開啟「民法典時代」。

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黨中央決策部署，十二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編纂民法典和制定民法總則作為立法工作的重點任務。民法典將由總則編和各分編組成，立法機關目前考慮分編為物權編、合同編、侵權責任編、婚姻家庭編和繼承編等。

民法總則就民法基本原則、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法律行為、民事責任和訴訟時效等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作出規定，構建了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為編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礎。

民法總則傳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強調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信原則等;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4)侵權責任法立法背景擴展閱讀：

2017年3月15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民法典的開篇之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誕生了。被譽為「社會生活網路全書」的民法典翻開了第一頁。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民法典編纂工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這一重大立法任務。新中國幾代人孜孜以求的「中國民法典」夢想邁出堅實一步，必將為華律網建設築牢根基，為奮進中國提供不竭動力。

編纂民法典堅持黨的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推動華律網建設邁上新高度一部民法典，提升的是一個國家治理水平。

「民法」是法律體系這座「大廈」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民法典編纂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法律傳統、法治信仰和法治自信集大成者。編纂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法典，是中國立法者、法律工作者乃至全體人民的夢想，更凝聚著國家民族崛起的雄心壯志。幾度滄海桑田。

5. 為什麼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百科全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於5月28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民法典實施後，現行的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將被替代。

為何它被稱作中國「社會生活網路全書」？社科文獻與新華媒體創意工場聯合策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姚佳做客「有話」欄目為大家解讀民法典。

觀點摘要

1.民法自為民之法，是對人們真實生活中行為規范的一種素描。

2.中國民法典不僅僅是理論層面與思維層面的，而是源於生活實踐的。它是一部鮮活的「社會生活網路全書」。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編，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以及侵權責任編。

4.民法不僅是人文的、有溫度的，它更能幫助人們去對抗黑暗，體現出一種極強的保護理念。

中國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國自1954年便開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歷經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後的今天，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內容摘自孫憲忠研究員的著作《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當時的中央政府明確宣布，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國民政府「六法」均被廢除。

時間：

1954年—1956年12月

編制體例：

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

特點：

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為藍本，其特點是採用「四編制」的模式，親屬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採用「物權」概念而僅規定「所有權」；不適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僅規定訴訟時效而不規定取得時效；強調對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的特殊保護等。但是該草案大體上還是德國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國在經歷重大政治和自然災難之後，調整經濟政策，中央的決策又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視。

時間：

1962年—1964年7月

編制體例：

這一次的「草案」採取了既不同於德國民法也不同於蘇俄民法的「三編制」體例：第一編「總則」、第二編「財產所有」、第三編「財產的流轉」。

特點：

這種模式有些類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體例。該草案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排除在外，卻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其中；該草案且完全放棄了「權利」「義務」「物權」「債權」「所有權」「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採取人民化的財產權等概念。顯而易見，此次民法典起草，顯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圖擺脫前蘇聯民法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西方民法劃清界限的立場。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從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視。

時間：

1979年—1982年5月

編制體例：

共8編、43章、465條。

特點：

該草案的編制體例和主要內容，參考了1962年的《蘇聯民事立法綱要》、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訂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這一草案仍然沒有予以頒行，因為，立法者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開始，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體系完整的民法典無法制定。於是立法者改變立法方式，暫停整體的民法典起草，而採取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時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由於民法牽涉范圍很廣泛，很復雜，經濟體制改革剛開始，我們還缺乏經驗，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只好先將那些急需的、比較成熟的部分，制定單行法。……考慮到民法通則還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對比較成熟或者比較有把握的問題作出規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問題，可以暫不規定。」這一時期民法立法活動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憲法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各界即醞釀制定編纂民法典。199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編制的立法綱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規劃。該規劃明確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標志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建設的完成。這一綱要對於民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對於編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僅對於民法學家，而且對於整個中國法學界鼓舞極大。

時間：

2001年—2002年12月

編制體例：

共劃分為九編：第一編總則、第二編物權法、第三編合同法、第四編人格權法、第五編婚姻法、第六編收養法、第七編繼承法、第八編侵權責任法、第九編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

特點：

這個立法方案有許多顯明的特點——並不一定是優點的特點。

首先，從體繫上看，該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模式。 其次，從立法的內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權法、人格權法和侵權責任法部分外，該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現行民法體系中生效法律的簡單聚合或者歸並，不但在立法的內容方面沒有任何積極的創新，而且也沒有對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彌補或者重復的整合。再次，該法對於當時已經明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許多規則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內容顯得非常不合時宜。復次，從本人當時參加立法談論的筆記看，在最高立法機關組織的立法討論會上，多數人對於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問題都表示不贊同，而立法起草機構對此也不做出說明，以至於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保留到現在，理論准備顯得十分倉促。最後，第九編國際私法的內容部分相當豐富，與其他部分的簡易化立法相比顯得不大協調。總體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實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慮、實踐上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當時，對於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學界一致認為毫無創新和發展，因此這個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後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

時間：

2015年3月啟動編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民法總則》；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拆分審議，對全部6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二審，對各方面比較關注的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3個分編草案進行了三審。在此基礎上，將民法總則與經過常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合並，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2019年12月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經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

編制體例：

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

特點：

以《民法通則》《民法總則》《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等九部民事單行法為基礎，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領域的司法解釋，形成七編1260條的整體，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開創了我國法典編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義。

姚佳推薦

「世界范圍內民法的研究淵遠流長，如果人們對民法的歷史發展與解讀比較感興趣的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60年學術精品選粹系列叢書中的《邁向民法典之路》、《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和即將出版的《民事立法與民法典編纂》三本書都會讓人們更加系統、直觀和立體地去了解民法典的形成、意義與價值，頗值一讀」。

《邁向民法典之路》

民法典的科學立法離不開廣大學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論研究的持續積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作為國家級法學研究機構、黨和國家重要的法治智庫所，自1958年建所以來，就持續為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設和民法學科的發展貢獻力量，涌現出了謝懷栻、王家福、梁慧星、孫憲忠等一批學術大家，在學界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研究風格。本著回顧法學所民法學研究發展歷史，總結民法學理論研究經驗，提煉中國特色民法學理論學術思想，服務中國民法典編纂歷史任務的宗旨，對法學所建所以來取得的民法學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梳理，並從中精挑細選出50餘篇高水平學術論文，以餮讀者。

《權利體系與科學規范：民法典立法筆記》

2015年以來的中國民法典編纂活動，是當前，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吸引了我國全社會的極大關注。其中既包含著立法推動者努力的動議，也包含了各種爭議。本書作者親歷《物權法》1995年開始起草以來歷次民法的重要立法活動，又是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上連續數年提出編纂民法典議案的全國人大代表。在民法典編纂中，本書作者提出了包括民法總則在內的十餘項議案，以及二十餘項人大代表立法建議和立法報告，此外還發表了為立法提供理論准備的多篇論文、文章和講演。本書收納的二十三篇論文、立法報告等，就是從這些成果中選擇而來，既是作者的核心民法思想，也反映了民法典編纂的立法與學術歷程。

6. 民事法律制度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曾先後於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4次組織起草民法的工作。據介紹，前兩次由於當時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和指導方針方面的原因而停止。

1979年第三次啟動民法典起草工作，由於改革開放剛開始進行，制定一部完備的民法典條件還不成熟，因此確定了先制定民事單行法的方針。現行的繼承法、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制定的。

2001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並於2002年進行了初次審議，由於各方面認識不盡一致，確定繼續採取分別制定單行法的辦法。十屆全國人大以來，先後制定了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等。

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在我國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對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經濟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民法通則既規定了一些民法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規則，也規定了合同、所有權及其他財產權、知識產權、民事責任、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等具體內容，可以說是一部「小民法典」。

(6)侵權責任法立法背景擴展閱讀：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石宏回應指出：編纂民法典的任務是對現行民事法律規范進行系統整合，編纂一部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內容協調一致、結構嚴謹科學的法典。

編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對現行的民事法律規范進行科學整理；也不是簡單的法律匯編，而是要對已經不適應現實情況的規定進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對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有針對性的新規定。

民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事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它規范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涉及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每個民事主體都密切相關。

7. 如何正確理解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基本功能

所謂懲罰性賠償，是指行為人惡意實施某種行為，或者對該行為有重大過失時，以對行為人實施懲罰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為人支付通常賠償金的同時，還可以判令行為人支付受害人高於實際損失的賠償金。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該條法律規定的實施，給大家在今後的具體案件中判處懲罰性賠償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如何正確把握該條法律之精神，准確適用之，以期達到立法之目的，筆者試著加以闡述。
一、懲罰性賠償之立法背景
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其實早在古代法中就已經出現，如公元前2000年的《漢莫拉比法典》規定，「若牧羊人以欺詐的行為竊取牛或羊，其應將賠償所竊之物的十倍」；公元前2800年的《巴比倫帝國律令》規定，「若持有人故意隱瞞信託物者，其應賠償所隱藏物五倍的損害」。現代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源於1763年英國的Huckle V.Money一案。該案的法官指出，「陪審團有權判決原告所受之實際損害更高的賠償金額，損害賠償的目的不僅僅在於補償受害人，它也是對不法行為的懲罰，以及對將來有可能發生的同類行為的威懾，同時，它還能夠表達出陪審團對該行為本身的厭惡」。然而，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揚光大卻不是其發源地英國，而是在英美法系的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從1784年的Genay v.Norris一案開始，懲罰性賠償在美國生根、發芽、壯大。19世紀中期，懲罰性賠償制度已經成為美國侵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裡，懲罰性賠償制度幾乎存在於美國的所有部門法之中；80年代，在企業界的推動下，美國興起了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改革運動，懲罰性賠償在各州的使用有所限制。
二、懲罰性賠償在我國的發展
懲罰性賠償制度首次進入我國的法律體系，是1993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該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該法生效後，對於該條規定的產品欺詐、服務欺詐可以適用兩倍的懲罰性賠償是否正確，是否適合我國的國情，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見。立法機關為了進一步明確承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場，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經營者對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另外，在200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九條又規定了懲罰性賠償新的范圍，即具有下列情況之一，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無法取得房屋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並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
還有我國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由此可見，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已經生根、發芽，尤其是我國《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的確立與實施。
三、懲罰性賠償制度所具有的功能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對打擊重大惡意的不法生產者、銷售者，保證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具有積極的功能。首先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懲罰功能或者制裁功能。懲罰性賠償是侵權人賠償受害人全部損失之外多出來的賠償，這多出來的賠償就具有懲罰侵權人的目的，通過給不法行為人強加更大的經濟負擔來制裁不法行為，從而達到制裁的效果。其次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威懾作用。通過懲罰性賠償來遏制行為人重復實施侵害行為，對其他生產、經營者起到震懾、警示作用。再次懲罰性賠償還具有補償性功能。在很多情況下，受害人的損失是得不到完全賠償的，通過懲罰性賠償可以進一步補償受害人所遭受的潛在的損失。
四、懲罰性賠償的成就條件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我們可看出在適用懲罰性賠償這一條款時必須注意以下問題：1、懲罰性賠償僅僅適用於產品責任案件，不能隨意擴大其適用范圍。2、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以侵權人明知產品存在缺陷為前提。這是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主觀條件。通常情況下，侵權責任並不區分侵權人過錯的具體形態，只要求其具備過錯即可，但是懲罰性賠償具有懲罰性質，屬於損害補償原則的例外，故必須以侵權人的過錯形態為故意時才可適用。故意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懲罰性賠償中大多是間接故意。3、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以造成受害人死亡、健康嚴重損害為前提。這就是說，懲罰性賠償只適用於人身損害，而不適用財產損害，且受害人的健康損害必須為「嚴重」。4、在懲罰性賠償適用時，受害人要就侵權人具有主觀故意承擔舉證責任，否則受害人要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即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5、對於「健康嚴重損害」的程度，該條並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這就要參照其他的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加以確定。
五、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
《侵權責任法》對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如何加以確定，並沒有明確的規定。法院在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時通常是從以下方面加以考慮的：1、侵權人實施侵權行為的動機、持續時間。2、產品缺陷造成實際損害的幾率、社會的影響。3、侵權人受到的處罰、獲得的利益，財物狀況等。4、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等。然後，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加以確定，如受害人遭受實際損失的倍數，或侵權人所獲違法利益的一定比例或倍數等，這都是自由裁量權的問題。現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決定，已經於2013年10月25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其中第二十七條決定：將第四十九條改為第五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的金額不足五百元德，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增加一款為第二款：「經營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務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費者提供，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受害人有權要求經營者依照本法第四九條、第五十一條等法律規定賠償損失，並有權要求所受損失二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該決定於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那麼在今後的案件中，當懲罰性賠償條件成就時，是否可以根據受害人的實際損失，根據以上的規定來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呢？筆者認為是可以的。因為《侵權責任法》屬於基本法，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則屬於特別法，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法律原則，是可以適用的。
總之，對懲罰性賠償條款的適用，要嚴格把握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適用范圍，合理的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從而真正體現立法之目的。

8. 侵犯著作權和人身權。都屬於侵權責任法嗎

侵犯著作權和人身權都屬於侵權責任法。
侵權責任法釋義之第一章第2條 適用范圍
法條內容：
第二條 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
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
釋義內容：
【釋義】本條是關於侵權人的責任以及本法適用范圍的規定。
侵權責任法作為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從基本法的角度對侵權責任作出規定，但一部侵權責任法解決不了所有民事侵權問題，世界上也沒有一部侵權責任法囊括所有民事侵權內容。因此，首先要解決侵權責任法的適用范圍問題，即哪些權利和利益屬於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哪些侵權責任問題由侵權責任法調整。
一、國外關於侵權責任法適用范圍的立法模式
關於侵權責任法的適用范圍，爭議很大，國外民法典的規定也有較大區別，大陸法系主要有兩種立法模式：法國模式和德國模式，分別規定在《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是大陸法系的典範，對世界法律文化、法律思想有重大影響，但兩者誕生於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各有特色。《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規定：「人的任何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時，因其過錯致該行為發生之人應當賠償損害。」第1383條規定：「任何人不僅因其行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且還因懈怠或者疏忽大意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第823條規定：「因故意或者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者其他權利者，對他人因此而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的法律，負相同的義務。」第826條規定：「以違反善良風俗的方式故意對他人施加損害的，行為人對他人負有損害賠償義務。」法國模式和德國模式有三個不同點：
第一，法國民法典對侵權行為作了概括規定。《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第1383條有兩條規定，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即因過錯造成損害的要承擔責任。日本就是用一個條文作了規定，其民法典第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人，對於因此而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沒有做概括規定，而是在第823條、第826條規定了三種侵權形態：一是規定侵害權利，如生命、身體、健康、所有權等，對侵害權利的要承擔責任；二是違反保護性法律的，即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的法律；三是故意違反善良風俗造成損害的。
第二，《法國民法典》就侵害的對象沒有區分權利和利益，對侵權造成的損害都要承擔責任。《德國民法典》區分侵害權利和侵害利益，設定了不同的侵權標准。
第三，《法國民法典》在立法時有關侵權行為適用的是過錯責任，即在歸責原則上採用「一元論」，但法國法院實務中採用的歸責原則是「兩元論」，即區分人的責任和物的責任，人的責任適用過錯責任，物的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德國民法典》在立法和實務上絕大部分適用過錯責任，只有動物管理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其他無過錯責任由特別法規定。法國法中的無過錯責任由《法國民法典》中物的責任和特別法的規定共同組成。在法國，有關侵權行為的特別法比較少，大概只有六七部，而在德國，特別法有近二十部。原因就在於《法國民法典》中物的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不需要制定那麼多特別法。
二、我國侵權責任法的適用范圍
在充分借鑒國外相關立法例的基礎上，從我國的實際出發，考慮到與現行法律的協調一致，本條明確了侵權責任法的適用范圍，其第一款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第二款規定：「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
1．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為「民事權益」
任何法律都要明確其保護對象的范圍，與其他法律相比，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的范圍更加寬泛，也就更容易產生爭議。對於如何規定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當盡可能詳細地列舉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各種權利和利益；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採取抽象概括的模式。這兩種觀點各有利弊，前一種做法清楚、明白，在法律適用上較為方便，但詳細列舉難以窮盡，難免掛一漏萬；後一種做法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適應未來侵權責任發展，但對於其具體范圍容易產生分歧，不利於法律的統一適用。侵權責任法最終採取「概括+列舉」的方式。本條第一款明確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為「民事權益」，這就把民事權益之外的其他權益排除在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之外。比如，行政法上的知情權受到侵害，應當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途徑解決，而不能訴諸侵權責任法。第二款明確了民事權益的內涵，列舉了一些具體的民事權益。根據本款規定，民事權益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生命權。生命權是指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它以生命安全和生命維持為客體，以維護人的生命活動延續為基本內容。
(2)健康權。健康權是指自然人以其機體生理機能正常運作和功能完善發揮，以其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
(3)姓名權。姓名權是指公民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姓名的權利。
(4)名譽權。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就其自身屬性和價值所獲得的社會評價，享有的保有和維護的人格權。
(5)榮譽權。榮譽權是指民事主體對其獲得的榮譽及其利益所享有的保持、支配的身份權。
(6)肖像權。肖像權是指公民對在自己的肖像上體現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所享有的人格權。
(7)隱私權。隱私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人格權。
(8)婚姻自主權。婚姻自主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結婚、離婚自由，不受他人干涉的權利。
(9)監護權。監護權是指監護人對被監護人在人身和財產方面的管教和保護的權利。
(10)所有權。所有權是指所有權人對自己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11)用益物權。用益物權是指用益物權人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法享有的佔有、使用或者收益的權利。
(12)擔保物權。擔保物權是指擔保物權人在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擔保物權的情形，依法享有的就擔保財產優先受償的權利。
(13)著作權。著作權是指著作權人對其作品享有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的總和，包括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路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和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
(14)專利權。專利權是指發明創造人或者權利受讓人對其發明創造在一定期限內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和獨占權。
(15)商標專用權。商標專用權是指注冊商標的所有人在核準的商品或者服務項目上使用其注冊商標的權利，以及禁止其他人未經許可擅自在與核准商品或者服務項目相同或者類似的商品或者服務項目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類似商標的權利。
(16)發現權。發現權是指集體或者個人在探索闡明自然現象、特性或者規律的科學研究中，取得前人未知的、對科技發展有重大意義的成果而依法享有的權利。
(17)股權。股權是指投資者因投資於公司成為公司股東而享有的權利。股權根據行使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可分為自益權和共益權兩部分。自益權指股東基於自身利益訴求而享有的權利，可以單獨行使，包括資產收益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股份轉讓權、新股優先認購權等；共益權指股東基於全體股東或者公司團體的利益訴求而享有的權利，包括股東會表決權、股東會召集權、提案權、質詢權、公司章程及賬冊的查閱權、股東會決議撤銷請求權等。
(18)繼承權。繼承權是指公民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被繼承人生前立下的合法有效的遺囑而承受被繼承人遺產的權利。
(19)其他人身、財產權益。除了上述權利之外，還有其他民事權益也屬於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比如死者名譽、胎兒人格利益等。考慮到民事權益多種多樣，立法中難以窮盡，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還會不斷地有新的民事權益納入到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因此，侵權責任法沒有將所有的民事權益都明確列舉，但不代表這些民事權益就不屬於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
2．侵權責任法對民事權利和民事利益在保護程度和侵權構成要件上沒有作出區分
侵權責任法要不要區分對民事權利的保護和對民事利益的保護，設定不同的侵權構成要件，存在爭議。有的意見認為，民事權利和民事利益在民事中的地位不同，對民事利益的保護有嚴格的限制，通常只有在行為人具有主觀惡意等情況下，才有必要對受害人受到侵害的利益提供侵權責任法上的救濟。建議侵權責任法借鑒德國模式，根據侵權行為的對象是民事權利還是民事利益的不同，確定不同的保護標准和侵權構成要件。侵權責任法最終沒有採納這種意見，主要是考慮到權利和利益的界限較為模糊，很難清楚地加以劃分。對於什麼是權利，意見紛紜。從權利的內容上看，對於權利的具體內容，有支配說、利益說和結合說幾種觀點。結合說是目前的通說，認為「權利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其落腳點實際上還是利益，很難把權利和利益劃清楚。從權利的形式上看，法律明確規定某某權的當然屬於權利，但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某某權而又需要保護的，不一定就不是權利。而且，權利和利益本身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有些利益隨著社會發展糾紛增多，法院通過判例將原來認定為利益的轉而認定為權利，即將利益「權利化」。德國、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司法實務都存在這種情況。所以，侵權責任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權利和利益，而是統一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 法律教||育網整理
3．侵權責任法不調整違約責任問題
合同債權也是一種民事權益，但它原則上不屬於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本條第一款明確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本法的規定不涉及違約責任問題，因此違約責任不受侵權責任法調整，而是由合同法調整。
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是否受本法調整，沒有明確作出規定，大多數意見認為第三人侵害債權應當屬於侵權責任的范圍。本條第二款列舉了部分民事權益，最後用了「等人身、財產權益」，這可以涵蓋第三人侵害債權的問題。當然，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的構成要件、責任方式等問題還可以進一步研究。
4．侵權責任法調整的侵權責任包括過錯責任和無過錯責任
侵權責任法是僅調整過錯責任，還是包括過錯責任和無過錯責任，即在歸責原則上是採用「一元論」還是「兩元論」。這一點基本沒有爭議，應該採用「兩元論」。中國在21世紀制定侵權責任法，如果僅僅規定過錯責任原則，肯定是錯誤的。首先，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5．行政侵權責任是否屬於侵權責任法的調整范圍，沒有明文規定
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侵害民事權益是否屬於侵權責任法的調整范圍，也有爭議。有的意見提出，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建議將這一條的內容納入到侵權責任法中。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的關系。從其他國家的立法歷史上看，以前，國家賠償包含在民事賠償里，目前有些國家還是這樣做。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有的國家單獨制定了國家賠償法，專門調整行政侵權和刑事賠償。我國1994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也規定了行政侵權責任。理論上看，國家賠償法應當是民法的特別法，但隨著國家賠償制度進一步發展，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民事賠償存在差異，比如歸責原則、賠償程序、賠償標准、救濟途徑等。這些重大問題與民事賠償相比較，是共性大，還是差異性大，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侵權責任法既沒有明確行政侵權責任包括在侵權責任法里，也沒有明確將行政侵權責任從侵權責任法中排除出去。

9. 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案例 關於被撫養人生活費的賠償 在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中如何計算

1、殘疾賠償金=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居民人均收入×傷殘系數×賠償年限；
2、死亡賠償金＝事故責任人所在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20年，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根據客觀計算方法，以定型化賠償模式來確定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准和賠償年限，具體為：就是一次性賠償20年，死亡賠償是固定的，受害人是6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75周歲以上的，按5年計算。死亡賠償金賠償的對象是余命，但又不完全是余命，如果年齡太小，賠償20年就完了，年齡大一點的就是年齡每增加一歲就減少一年。死亡賠償金採納了系「繼承喪失說」，並非精神撫慰金，其計算公式為：

（1) 城鎮居民為：死亡賠償金＝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60周歲以上的為（實際年齡－60）；75周歲以上為5年]

（2) 農村居民為：死亡賠償金＝上一年度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N〔N：60周歲以下為20年（含）；60周歲以上：N＝（實際年齡－60）；75周歲以上為5年〕

(3) 60周歲以下人員的死亡賠償金=上一年度城鎮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年。

(4）60周歲—75周歲人員的死亡賠償金=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實際年齡-60)]。

(2) (5)75周歲以上人員的死亡賠償金=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年

10.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