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立法思想

A. 中國古代立法思想簡直理論

第一求穩所以限制流動，重農抑商第二秩序所以劃分等級

B. 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有哪些

（一）家族倫理
古代是沿著由家而國的途徑進入階級社會 的，因此，宗法血緣關系對社會的各個方面有著強烈的影響。尤其宗法與政治高度結合造成家國一體的 特有體制。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後，便開始了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交融發展過程。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法律與道德結合的倫理法。在 普遍重視倫常的 古代社會，要發揮家長族長對家族的管理作用只依靠倫理當然不夠，因此才通過制定法律，使倫常關系變成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法律關系。
（二）「君權神授」
所謂「君權神授」就是君主的詔令是最高的法律，君主是國家的大家長。這實際上是家本位倫理擴大使用而已。古代家國同構，國家是家的放大，一切適用家的倫理在被移做法律原則後都適用於君民之間。一切對皇帝權威的 威脅都被定為最嚴厲的犯罪，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
（三）德主刑輔
德主刑輔是古代中國傳統思想的主線。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教化的力量以收到潛移默化之功效。這種以教化改造人的方法無疑是最徹底最根本的方法，而法律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法律沒有強人為善的力量，頂多起到補救的作用。所謂「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兩者之價值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四）法有等級
對於法有等級，這是中國古代根深蒂固的思想，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法家與儒家是有共同點的。法家講「刑無等級」實際上並不是沒有等級的。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等級之體現。（不做展開）
（五）「無訟」的追求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巨大的儒、法、道三家，盡管他們採取的方法與途徑不同，但他們追求的終極社會政治的目標和理想，就是秩序的和諧。及至漢武帝標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術」為核心，兼容並包其他各家思想之後，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無訟」觀念 , 也就成為正統思想。從歷朝歷代的文史典籍中，都能發現儒家思想對訟獄觀念的闡述。孔子的施政綱領中就有「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儒家思想中所嚮往的理想社會是「講信修睦 ，選賢與能」 平靜恬美的禮制社會，由此描繪了上古時君主禮賢下士 ,民眾淳樸率真的圖景 , 規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的社會秩序。
（六）人治追求
人治與法治是相對應的治理國家的兩種最主要的模式。其中儒家主張人治而法家重法治。關於賢人與良法的關系問題，孔子認為即使制定良好的法律最終還是必須由賢人來執行。如果良好的法律沒有賢人去執行的話再好的法律也是沒有用的。所以孔子主張賢人之治甚於法律，良好的法律必須由賢人去執行。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後這一人治思想一直貫穿始終。
（七）權大於法
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使得皇權專制制度化法律化。從此以後國家的最高權力都集中與皇帝一人。皇帝成為了神權族權軍權經濟權司法權的集中代表者。而皇帝只服從於天除此不受任何制約，法律也只不過是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意志。
（八）民本主義
這是春秋重民觀念發展的理論成果，儒家法律思想的精華。儒家向來重視人命，主張立國應先利民，反對不教而驅民上戰場，不教而向民施刑殺。此外，孔子「愛人」說，孟子「民貴君輕」說，荀子「民水君舟」說均是民本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
（九）大一統思想
古代王道政治的原則即為天下統一，反對分裂割據。孔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荀子「隆一而治」均為大一統思想之體現。
（十）順其自然
此與「無為而治」有點混同，其多少有些排斥法律，對法律的態度有幾分冷淡，因為法律有時候非但不是公平正義的東西，卻可能使人誤入歧途。總之既有利又有弊，順其自然或許是一種好的做法，但這會讓人產生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國家法律的產生與存在本身是否也是自然之事？」
（十一）天然秩序
儒家禮法的重要作為就是要構建一套教化天下的仁義道德與禮法規范。通過禮樂教化提高人的思想道德，調整相關的權力秩序，從而建立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秩序。
（十二）重法治吏
依法治吏是古代傳統的法律思想。封建專制制度下，君主為了控制國家，勢必要 通過一個權力媒介，那就是官吏。中國古代社會所說的 人治其實就是官治。為了發揮官治的作用，那就需要治官。控制官吏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

C.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D.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同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是密切相關、一脈發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這一傳統特徵的源流，表現在其"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禮的含義內容及其與刑的關繫上（出禮入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表現為"鑄刑書」（鄭國）、"竹刑」（鄧析）、"鑄刑鼎」（晉國）、《法經》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變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
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黃老」（無為而治），漢武帝"擺出百家、獨尊儒術」，法家思想的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表現為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的儒家化，還有春秋決獄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表現為名例律的演變，立法技術、法典結構、法律內容等方面的巨大進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晉律、北魏律、北齊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與封建法典結構的完善；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重要制度的確立。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時期，法律儒家化終於結出豐碩結果——《唐律疏議》。主要把握《唐律疏議》總則和分則各篇的基本內容（如類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點及歷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內容及對今天法律建設的借鑒意義。
明朝重典治吏對後世的影響。明朝以嚴法整肅吏治，重典打擊官吏貪墨、奸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轉功效，保證了皇權至上的封建統治。但是，"輕其輕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輕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單靠嚴刑糾治貪污腐化，只能"朝殺而暮犯」，未能觸及剝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僅憑濫殺以懲朋黨為奸，往往株連無辜，對臣民失去信任，其結果則是皇帝寵信宦官，為明朝宦官擅權干政局面的釀成種下禍根。但明朝有些規定至今仍不失為良法，如對貪官的懲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當代立法者去借鑒，筆者非常同意嚴法治貪的立法思想，否則，我國貪污腐敗之風實在難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現在對貪污腐敗施以重法，定會讓那些欲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年終要通過考核，否則，初犯罰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職敘用，若擅為更改，變亂成法，則要處斬。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執法，這在歷代律典中還是創造性的新篇，對現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傳日上發表講話並親手組織憲法講座學習，無疑為我國全民普法帶了一個好頭。另外，明律規定，官員不體察民情，撫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眾反叛的，對官員要處斬，這種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輕的立法無疑對後世有積極的影響。明大浩頒行之後朱元璋強行」戶戶有此一本」，當時私塾學校把明大浩作為教材進行講解，明統治者把明大浩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減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則要被加罪或被誅殺，可見，明朝統治者為了推行明大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法律的普及意識，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清政府立憲舉措及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後，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一、設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二、制定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於1908年宣布立憲以九年為期。大綱的精義有：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獨攬統治權；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的權利義務。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三、《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製的"憲法」。其採用責任內閣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權，擴大了國會和總理的權力，但用君主立憲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統治地位，對人民民主權利隻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
認識晚清預備立憲的保守性和欺騙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它的積極意義：（1）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2）清政府在實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相應地對舊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它縮小了皇帝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比例，調整和改造了君主專制制度，直接沖擊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拉開了封建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序幕。（3）預備立憲傳播了憲政知識，進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識分子，為我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

E. 中國古代法制思想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尊儒尚法，漢初定下的。
朝奉行法家重刑主義思想而得天下之後,沒有採用對執政最為有用的儒家德政理論,經歷二世、十五年,短暫而亡。漢代總結亡秦教訓,意識到純任法家和純任儒家理論都不行,要將二者結合起來,而且要以德政思想為主,以法家刑罰思想為輔。

F.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2、「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統一法典結構，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訴訟發、經濟法的內容都裝進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論罪論。 中國法律主要起源於早期氏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古人將這些戰爭稱為"刑征"或"刑伐".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統一的紀律，於是首領的軍令成為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軍紀軍規成為中國法最早的一個形式。<<甘誓>>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這種在作戰前當眾發布的誓詞或者說軍令就是一種比較多見的法律形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 昭公六年》)不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罰方式也來源於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黃帝與蚩尤戰爭中產生的，蚩尤戰敗後，黃帝對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殺，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稱"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異族時創造的，《尚書呂刑》中有記載"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絕苗民，無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幾種方式。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從一開始便和異族聯系，和暴力制裁聯系，這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數人仍把"法"和"刑"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順教化，即是和自己不處於同一范圍的人，因此得出結論，對這些人以重刑懲罰，便是理所當然。中國古代刑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一種"人性本惡"的指導思想上的。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樂，好逸惡勞，趨利避害，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張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認為："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所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韓非子也說過："重罪者人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所謂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輕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罰.中國人的重重刑傳統使得整個封建社會法律所採用的刑罰普遍較嚴厲。就以死刑為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斬、梟首、棄市、戮、戮屍、肢解、剖心、炮烙、射殺、凌遲、醢（搗成肉泥）、車裂、活埋、磔（分裂人體）、具五刑（五種極刑並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隨西方法律思想逐漸傳入，中國法制逐漸走向現代化，法律的輕刑化才逐漸得以實現。這個觀點在實際也得到證明：以刑法本身為例，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民法，沒有違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統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門法產生，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由全面保護各種利益逐漸演變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已成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潮流和趨勢，中國法律的發展進化必須與之相吻合。但我國刑罰輕刑化和死刑的廢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世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斷的努力 。

G. 中國古代各種的法律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仁者愛人，尊禮尚德，覺得道德是約束人們的主要手段，君子應該自省，對於法律的看法是遵守但不重點推崇。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施仁政，輕刑罰，認為法律不該過於嚴格。韓非子是法家代表人，認為社會主要由法律維護秩序，法律應該嚴格，天子與庶民同罪，法律是統治的重要手段，比較嚴苛，並且他的思想得到了實踐。先秦法家思想是法律對於社會而言極為重要，國家需要完善法律嚴格執行。

H. 中國古代的法律指導思想有哪些延續了今天

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不問原因，只看結果。刑罰本是手段，卻當成了目的，為刑罰而刑罰。只有這些糟粕延續至今。「刑而不刑」，早已忘得乾乾凈凈。

I.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思想的特點是什麼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國家主義
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J.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中國古代各時期立法的共同特點,及其目的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具體：
到隋唐時期（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秦朝的法律制度從現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來看，已經很完備，初步確立了中國古代各項法律的原則。
此後，經過西漢和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

中國古代法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法」這個字寫作「灋」，《說文解字》中對這個有專門解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音志），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傳說廌是堯時的法官皋陶審案時蹲坐一旁的獨角神獸，能辯曲直、斷疑案，如果誰有罪，就會用角去觸他。後來，廌又寫為獬豸，古代法官都戴一種獬豸冠，來表示自己執法公正。現在北京故宮太和殿房檐上的小獸中就有獬豸。
在夏、商、周的文獻中，「刑」就是法，春秋時期的一些成文法也稱《刑書》、《竹刑》。戰國時「法」才有了法律的含義，「律」也同時作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現，如商鞅的「改法為律」，表示法要有穩定性。在古代，刑、法和律經常通用，不過，歷代各朝的基本法典都以「律」為名，通稱為刑律。

八 議
八議是封建社會官員、貴族享受的一種特權法，是「刑不上大夫」具體體現。
具體內容是：議親，即皇帝的親戚；議故，即皇帝的故舊；議賢，即德行出眾的人；議能，即有大才乾的人；議功，即對國家有大功勞的人；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議勤，即特別勤於政務的人；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禮與刑
周公制禮後，禮在西周就具備了法的性質。禮從積極方面來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而刑則從消極方面來規定人違禮以後如何處罰。禮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系統的典章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國家活動等，二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和婚、喪、冠、祭等各種禮儀。刑則指《呂刑》，是西周中期穆王命司寇呂侯製作的，以論刑為主，強調執法慎重。
禮主要在貴族內部執行，所以一般都是用教化的方式推行，使人們自覺遵守，防止犯上作亂。如果違背了禮，就要受到刑的制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對兩者關系的概述。因為庶人忙於勞動，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按照禮的要求做事，但他們要受禮的約束，嚴重違禮的行為也要受處罰。另一方面，大夫以上犯罪，一般可以得到減免或寬恕，比如不用殘酷的肉刑，不公開處死等，但嚴重違禮也會受制裁，甚至被處死。

殺和戮
殺和戮都有殺死的意思，但二者又有一些區別。在古代，人們將戮刑視為奇恥大辱，所以，在這里戮又有了羞辱和恥辱的含義。戮可以分為兩種，即生戮和死戮。
生戮即先將犯人示眾，然後再殺死。死戮是先將人殺死，然後再陳屍示眾，如果沒有被殺就已經死的，就陳屍示眾，有時為了泄憤，還要鞭屍。或者將屍骨故意弄得到處都是，叫做鞭屍揚灰，這不但是對死者的侮辱，還是對他在世的親屬的羞辱。
戮刑是對要受刑的人的一種羞辱，所以，到近代以後，都注重人的尊嚴和榮譽，處死犯人時一般要秘密處死。

禹 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基本是夏啟以及後來的繼承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積累起來的習慣法，其具體內容已無法考證了。有的史籍中記載說「夏刑三千條」，實際並沒有那麼多，現在知道的包括墨、劓、刖、宮、大辟（具體參見「五刑和肉刑」）。
具體內容包括三種：昏、墨、賊。這三種罪名都要殺頭。其中的昏是指自己做了壞事卻竊取別人的美名。墨是指人貪得無厭，敗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