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標準的最低限度是

⑴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這句話對嗎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這句話是正確的。
1、道德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總結出來的以人類的理想生活跟品德標准為幻想的尺度，在這個尺度之內就是有道德，不在這個尺度之內就是違背了道德，違背了道德的結果是要受到譴責的。
2、但是社會終究是要一定秩序來維持其生存的必要，違反這個秩序，就會得到統治階級的懲罰，也就是利用國家暴力所維持的國家機器。而法律規定允許作為的限度，大概就在道德的范疇內。所以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為懲罰遠遠比譴責來的嚴厲。

⑵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嗎

抄襲是必然的， 自己改改吧。

法律與道德都有自己特定的調整范圍，但是如何將道德和法律各自的范圍區分開來並加以劃定是一個難題。有一種頗具影響的理論認為，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可見之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法律調整人們的外部關系，而道德則支配人們的內心生活和動機。這一理論最初由托馬休斯提出，而後又得到康德的詳盡闡釋[1]。在這里筆者無意於具體界定二者的范圍，僅就一點觀念性的認識提出自己的看法。法律應最大限度地縮小調整范圍，應該要把社會關系最大限度地讓渡給道德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所稱的非正式制度來調整。法律要有邊界，它不能無限擴張，否則常常事與願違。下面筆者將從三個角度來論述這一論題。

一、法理學角度
道德就是指人類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個人內心信念來維系，用以調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和品質規范的總和[2]。道德代表著不同的規范性命令，然而道德與法律控制的領域卻在部分上是重疊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仍然是存在的，其目的就在於強化和確使人們對一個健全的社會所必不可少的道德規則的遵守[3]。法律與道德同屬社會的上層建築，而且，它們還都是社會的行為規范，都包括了應該做什麼、允許做什麼和禁止做什麼的規定，都具有指導、規定人們行為的作用，因此，它們之間有一些共同之處。法律與道德統一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4]但是，法律與道德的適用范圍和對象畢竟不同。任何法律都不能涵蓋所有社會關系，規定人們的所有行為。與法律相比，道德所約束的領域更廣泛一些。它不僅包括了法律所涉及的領域，而且還包括了法律沒有涉及的領域，如人們之間的友誼、愛情等等。
就法律而言，法治社會的法律滲透並反映了近代以來社會生活中道德原則的最低要求，體現了「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內容」。社會不應該利用法律限制個人在道德問題上的自由和選擇[5]。所以法律不能規定道德調整的領域，只需將最低限度的道德上升為法律，反之，也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二、經濟學角度
從經濟學上說，成本與收益分析是解構多種制度的一個方法。雖然它不能用來分析一切問題，但是它的分析範式對於我們理解一些制度還是有很大的幫助的。法律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它就有進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一般來說，如果一項立法的成本大於它所產生的收益，那麼這項立法就是沒有效率的，應該廢止。反之，則這項立法就是有效率的。概括來說，一切立法都是需要很大成本的，在法律出台前，首先要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進行可行性論證，以及廣泛地徵求意見。而如果把一部分不必要的立法資金用在其他方面則可能會促使資源更有效地配置。而道德這種非正式制度沒有成本，即使有，那也很少。道德顯然比有些法律更有效率。再從交易成本的角度來看，科斯認為，交易成本是獲得准確的市場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6]。道德的交易成本比法律的交易成本低，道德只需要人們內心確認，然後在現實生活中發揮它的作用，具有事前預測，事後救濟的功效。而法律雖然也具有這樣的功效，但是它在實施過程中需要長時間的訴訟，當事人和司法系統都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尤其是有些案件一打就是好幾年，這就導致效率低下。再次，管得太多不利於「經濟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妨礙自由，影響創造性。筆者認為法律就是再完善，它相對於時代，相對於高素質的人來說都是有漏洞的，這就使一部分人抓住法律的這一弱點而一夜暴富。著眼於經濟的長遠發展，這是十分有必要的，不能簡單的看成是不公平、不公正，而去否定它。這一是在於法律的客觀存在的不足，二是在於人的趨利避害性，人會想盡一切辦法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所不同的只是一些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而一些人敢於突破法律的底線。這里筆者並不是在鼓勵人們去鑽法律的空子，而只是想說明法律不要管得太多，它本身有缺陷。法律管得太多會窒息社會的活力和人的創造力，適合時宜地用道德武裝人很有必要。這就在於重新大力宣揚道德教化，誠實守信。當前所宣揚的以德治國理論從根本上來講就是著力於道德的教化，它看到了中國幾千年封建文明的治理根基，所以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當然，治理國家光靠虛無飄渺的道德是無以維系的，它還必須靠制度來保障。

三、社會學角度
社會有自己的一套評價體系，法律關系是社會關系的一種，把什麼都納入法律關系的范疇是不可想像的。我們要盡量發揮道德的作用。鄉土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是我國的第一產業，農民是我國社會生活的主體，了解農民對法律的需求度更能讓我國理解法律與道德的關系。農民的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對於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更是普遍不知曉，但是我國的農村社會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糾紛總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原因在於農村社會不需要法律。不僅如此，農民對於法律的態度是「恥於訟」，這是與我國的儒家文化分不開的。我們一直重視道德教化，把人往道德人方向培養，促使農村社會整體和諧與穩定。從另一方面說，我國一直缺乏法治的土壤，這樣使我國的法治國家目標步履維艱。我們看中國幾千年文明史，只有嚴酷的刑法典，而沒有專門的民法典，當然民刑在古代是不分的，但是刑事規范居多。刑法是用來打擊危害統治秩序的行為，而民事糾紛要麼由大家公認的道德原則來裁判，要麼由官府依據儒家的經典理論來裁判。即使沒有發達的民法，社會還是井然有序，原因在於道德倫理規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孔子為創始人的儒家主張「為政以德」，「仁者愛人」。儒家所謂的「德」是指深藏於人們內心中的高貴品質，而明德或揭示和弘揚德性則是治學和為政的根本目的。[7]再者，我國傳統上是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成的網路。這網路的每一個結都附著一種道德要素，因之，傳統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個籠統性的道德觀念來，所有的價值標准也不能超脫於差序的人倫而存在[8]。所以，我們不能盲目崇拜法律的作用，要看到我國的傳統。
其次，中國古代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先修身才能平天下，而修身主要講的就是要立德，做一個有德行的人。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中國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謂天下治，而西方則尚法治[9]。這充分說明了法律不是萬能的，我們不能迷信法律，中國社會尤其如此。
再者，現代西方社會的中介組織力量強大，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一般來說，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程度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之前社會生活中只有兩個主體：政府和人民，二者的關系很難調和。自從中介組織出現以後，國家更加穩定，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出現了一個聯絡人和緩沖劑。而存在於中介組織內部的內部規則起到了規范成員的重要作用，成員也樂於遵守這種規定，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地服從。這些規定多數都是一種道德的約束，我們應該從中受到某些啟示。

四、相應的立法要求
1、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要體現道德的要求。
2、立法要考慮到長遠利益，要有前瞻性，為將來法律最大限度地退出做好准備。
3、立法要規定法律應該規范的領域和社會關系，不該管的領域應該交由道德和各主體所確認的自治規則來調整。
4、立法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促使效益最大化。
5、立法要有靈活性，鄉間應該允許自治規則的存在，行業協會和自治團體應該允許有自己的規定，只要它不違反公序良俗。
當然，以上提到的只是我國立法所要遵循的一些大的原則，然而我國目前所面臨的更大問題也許不是立法，而是法律信仰問題和執法問題。根據我們這幾十年來的司法實踐，總的感受是目前的關鍵在於培植人們對法律的信仰，而不在於立多少法，把什麼關系都納入法治的軌道。中國目前不是立法不夠多，而是有法不依。我國傳統上是權大於法，政策大於法的社會，法治沒有土壤，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還在於培植人們內心對法律的信仰，這樣法律的權威才可以凸顯。亞里士多德說：「法治的條件一是制定的法是良法，二是良法能得到有效實施」。即使制定的法律再好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有效實施，也只是空的，是僅僅具有文學美感的東西。

⑶ 最低道德要求是什麼

大街上不脫衣覅

⑷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句話是誰說的

耶律內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說，該學說認為，法律與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與一個社會低層次的道德——該社會中最起碼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實現這種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強制性手段和衡量質疑道德要求的具體標准。
應該出自耶林的《法律的目的》一書。

⑸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句話是誰說的

出自耶林《法的目的》。這句話主要闡述了法律與道德關系的一種模式，即耶律內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說，該學說認為，法律與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與一個社會低層次的道德——該社會中最起碼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實現這種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強制性手段和衡量質疑道德要求的具體標准。

• 關於耶林

魯道夫·馮·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 耶林生於德意志北部的一個小鎮上，父親是一位職業律師。耶林以其不朽成就，得以與薩維尼、祁克並列，成為19世紀西歐最偉大的法學家，也是新功利主義（目的）法學派的創始人，其思想不僅對西歐，而且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 關於《法的目的》

《法的目的》對《羅馬法的精神》所提出的論點作了進一步的展開，通過該書，耶林既為他關於法的定義即「法是國家權力通過外部強制手段來保證其實現的最廣義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總和」進一步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克服只重視邏輯、形式和概念的「概念法學」的缺陷，以及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新功利主義法學出台創造了條件。事實上，耶林法律哲學的核心概念就是目的。他在另一部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本書的基本觀點是，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於一種目的，即一種實際的動機。」他宣稱，法律是根據人們欲實現某些可欲的結果的意志而有意識地制定的。他承認，法律制度中有一部分是根植於歷史的，但是他否認歷史法學派關於法律只是非意圖的、無意識的、純粹歷史力量的產物的論點。根據他的觀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有意識地達到某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

⑹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這句話怎麼理解

法律與道德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有符合道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而這樣的法律也才是真正的法律。

法與道德當相輔相成，並非對立排斥的關系，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體現為有條件的聯系和必然的區別之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關於法與道德是否有本質的聯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哈特和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富勒兩人各自提出核心命題：

哈特的命題是法律與道德之間是分離的，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系，著眼於實定法；富勒的命題是法律本身必須包含內在道德，法律是規則治理的有目的的事業，著眼於應然法。

圍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展開了長達十多年的論戰。分析法學派認為法的本質是「權威制定」即法的可預測性，自然法學派認為法的本質是「社會實效」即法的可接受性。

(6)道德標準的最低限度是擴展閱讀：

當法律憑借國家強制力取得社會的支配地位時，其自身的正當性常常被預設為不證自明的前提；盡管，法律已成為判斷我們和他人行為正當與否的標准，但是其規制的能力與社會的接受度卻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高。

刑訴法六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我認為這個法條就是為了兼顧法理與情理之間的平衡。

法不外乎人情，法官嚴格執法是對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的認識到法不是一成不變的，他正是需要經過無數個這樣棘手的案件來評價，最終修正和演進的更加完善，更加具有「人情味」；能夠經得起時代的檢驗，經得起輿論的監督。司法不會無原則遷就輿論，但也不會忽視乃至辜負輿論。

司法與輿論本非對立，它們的目的是一致的：讓有罪者受到懲罰，讓無辜者不致蒙冤，讓強梁不敢橫行，讓弱者獲得尊嚴。

⑺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句話出自哪本書

這句話主要闡述了法律與道德關系的一種模式，即耶律內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說，該學說認為，法律與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與一個社會低層次的道德——該社會中最起碼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實現這種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強制性手段和衡量質疑道德要求的具體標准。
應該出自耶林的《法律的目的》一書。

⑻ 道德教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

道德是有標準的，道德就是五戒十善，就是仁義禮智信。道德教育，至少老師要能保持五戒十善。身教大於言教。如果老師不善，他怎麼能教出好的學生？

⑼ 道德標準是什麼

判斷行為善惡的價值尺度。道德標准不是超歷史、超現實、超人類的東西,在其直接意義內上,它是一容定社會、階級或集團所倡導或實際通行的道德原則和規范。凡是符合這種原則、規范的行為，就被判斷為善的行為，否則,就被判斷為惡的行為。判斷行為善惡價值的標准,歸根結柢是從一定社會、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和需要中引申出來的。正因為如此，不同社會、階級或集團往往有著不同的甚至根本對立的道德標准，有著不同的甚至根本對立的善惡觀念。道德標準是不是科學的，主要看它所表達的經濟關系和相應的利益需要，是否同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相一致，是否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

⑽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句話出自於哪本書，哪個作

應該出自耶林的《法律的目的》一書。
這句話主要闡述了法律與道德關系的一專種模式，即耶律屬內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說，該學說認為，法律與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與一個社會低層次的道德——該社會中最起碼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實現這種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強制性手段和衡量質疑道德要求的具體標准。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