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立法

① 新修改的專利法突出強調了專利立法要為什麼服務

新修改的專利法突出強調了專利立法要為科技進步與創新服務

② 人類約制科技發展的條約或法律

2005年，比利時科技發展態勢平穩，以創新體系建設為核心的科技政策不斷充新和完善，科研投入逐步加大，科技人力資源開發倍受政府重視，資源共享、橫向聯合的多元化科研活動日趨活躍，國際科技合作日益增多。但科技發展的現狀並不是盡如所期，伴隨著科技的日益發展，制約科技創新與發展的瓶頸問題亦越發突出，尤其是在歐盟科技創新基準指標體系中所處的頹勢地位，促使比利時聯邦政府隨時制宜，相繼實施了「人才回歸計劃」、「創新基金」、「比利時研究區」、 「聯合研發」等一系列重要的科技創新計劃和舉措。同時，瓦隆大區推出了旨在促進經濟和科技發展的「米歇爾」計劃，弗拉芒大區加大研發投入，布魯塞爾首都大區大力驅動技術創新活動。
在科技發展方面，比利時在空間科學、生物醫學、微電子、環境科學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的科技進步。
1．聯邦政府科技政策動向
（1）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實現科技可持續發展
（2）設立「創新基金」，為科技型企業發展提供條件保障
（3）成立 R&D3%高級小組，為科技與創新決策提供信息咨詢
（4）醞釀創建「比利時研究區」，提升比利時在國際上的科研地位
（5）走聯合研發之路，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
2．三大行政區科技發展政策與舉措
比利時現行聯邦制，除空間科學、核能研究、產品標准、醫療醫學歸聯邦政府管理外，其他科技管理許可權下放至首都布魯塞爾、弗拉芒和瓦隆三大行政區，由諸區獨立進行科技決策和規劃。
（1）弗拉芒大區科技優勢卓而不群
（2）瓦隆大區依靠科技復興經濟
（3）首都布魯塞爾大區加大科研與技術創新力度
3．加強空間立法建制
隨著國際空間技術的迅速發展，聯合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相繼制定了有關外層空間的公約、條約，世界各國也不斷加強對外層空間的立法研究。為了適應和促進比利時本國空間技術的發展，保護其外層空間的合法權益，比利時聯邦議會於2005年6月28日通過了關於從事空間物體發射、操作和宇宙導航的空間法（簡稱空間法），標志著比利時對外層空間的政策和法律研究取得實質性進展，為今後航天通信、導航、監測和空中交通管理等可能產生的法律問題提供了依據。
4．不斷完善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
比利時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始於1996年，迄今已顯雛形，其主要特點是以培育創新文化、構建有利於創新的法律框架、從科研到創新等三大層面為核心，全面優化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
在培育創新文化方面：加強創新教育與培訓；鼓勵科研人員、教師和學生相互流動；提高公眾的創新意識和參與程度；加強企業的創新機制和管理建設；支持創新決策；鼓勵聯合創新。
在構建有利於創新的法律框架方面：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簡化行政管理手續；改善法律和立法環境；加大對創新的財政支持；完善稅收優惠政策。
在從科研到創新方面：加強科研活動尤其是企業科研活動的開展；支持技術型企業的創立；強化科研院所、大學以及企業間的相互合作；提高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技術消化和吸收能力建設。
比利時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弗拉芒、瓦隆和布魯塞爾首都等三大行政區對創新體系的參與力度，為此，聯邦政府號召各大區要採取相應的實際行動，齊心協力，為構築比利時國家創新體系共同努力。
5．研發經費投入及產出指標
比利時政府歷來重視研發活動，視其為提升國家生產力和競爭力水平，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始終把研發與創新置於戰略高度，運用研發與創新活動指標評價體系，不斷激勵和鞭策本國研發活動的開展，實現歐盟所確定的2010年R&D經費支出佔GDP3%的戰略目標。
（1）研發經費指標
2005年比利時研發（R&D）經費支出約55.15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17%。
就R&D經費來源而言，65%來自企業，21%來自政府部門，其他佔14%。
自1999年以來，比利時 R&D經費支出連年在2%以上，高於歐盟平均值1.93%，但仍明顯低於英、法、德、荷等R&D經費高投入國家。鑒此，比利時政府決定逐年加大對R&D經費的投入力度，爭取到2010年實現R&D經費支出佔GDP 3%的戰略目標。
（2）人力資源
比利時現擁有全時工作當量R&D人員5.6萬人年，約占勞動力人口的1.26%。R&D人員數量自1995年以來，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長。從 R&D人員分布來看，63%來自企業，29%來自高校，再次表明企業是比利時研發活動的主要執行部門。
（3）產出指標
科技論文。根據聯邦科技政策辦公室最新統計，2002年，比利時每萬人口發表的科技論文數量為11.6篇，科技論文數量在國際上和歐盟內部所佔比例分別為1.2%和 3.7%，科技論文被引用率約為1.0%。
專利。自1991年以來，比利時在歐洲專利局和美國專利商標局的專利申請受理量持續保持上升勢頭，2002年達到1400餘件，其中信息通信技術（ICT）和生物技術兩大領域的申請量比重最大，分別為20%和14%，約占申請總量的1/3強。
高技術產品進出口。比利時高技術產品進出口的主要貿易夥伴是英國、德國、法國和荷蘭等四個歐盟成員國，占其進出口總額的2/3。
6．國際科技合作動態
比利時聯邦政府積極倡導對外科技合作政策，迄今已與中國、俄羅斯、法國、保加利亞、波蘭、阿根廷以及越南等國家簽定了雙邊科技合作協議，合作領域以空間和環保技術為主，通過設立雙邊科技合作聯委會，以規劃、指導和協調合作項目的開展。
7．主要科研動態
「醫葯嬰兒」誕生。
成立幹細胞研究所。
癌症研究取得突破。
大氣氣溶膠含異戊二烯氧化物新發現。
建造南極科考船。
地表水樣檢測新方法問世。
肝炎理論研究取得新突破。
實驗使用麻疹疫苗治療愛滋病。
GSK公司的研究是基於一種非人類腺病毒和另一種使用輔助劑（ADJUVANT）製成的疫苗。
納米電子和微電子技術研究獲得進展。氮快閃記憶體技術有望獲得突破。
微型溫差發生器問世。
193納米浸入光刻技術應用獲得成功。
此外，隨著IMEC300毫米晶圓無塵室的建成，也為其在45納米電子領域的研發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比利時政府對禽流感思患於防。

③ 什麼是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中國適合何種知識產權立法體例

吳漢東

近代民法典是在羅馬法體系基礎上改造的，且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未能發生歷史的機緣。現代民法典編纂運動嘗試接納知識產權制度，但至今尚無成功的立法例。當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開放式，且最具創新活力的法律規范體系，採取民事特別法的體例較為適宜。

關於知識產權制度與未來民法典之關系， 一直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不少民法學者主張在民法典的框架內，整合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體系，其理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質的，應將這一權利與其他財產權等同看待，並納入民法典進行規范，國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規定知識產權之立法例。我國的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節規定了各類知識產權，因此這一制度應成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試以範式民法典為參照系，從歷史考察與現狀分析相結合的角度，探討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之關系，希冀為民法典體系的設計提供些許有益的思想資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編纂與知識產權制度產生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的確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都先後開始了知識產權的立法活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國1790年《聯邦版權法》、法國1793年《作者權法》、德國1837年《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人反對復制或仿製法》、日本1899年《著作權法》；美國於1790年、法國於1791年、德國於1877年、日本於1885年先後制定的專利法；英國於1875年、美國於1870年、德國於1874年、日本於1884年先後頒布的商標法。這些知識產權立法與近代民法典編纂都未發生歷史的機緣。

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知識產權法都表現為制定法的形式，歷來都是一種獨立的財產法律制度，並不涉及民法典編纂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承受了古羅馬法典化的傳統。作為近代範式民法典的法國民法與德國民法，其編纂活動分別完成於19世紀初葉與末期，他們的民法典體系取材於羅馬法的《法學階梯》或《學說匯編》；其知識產權立法早在民法典編纂之前大體就緒，且這些新興的財產制度又多為英國的「舶來品」。因此近代歐洲大陸的範式民法典未能將知識產權制度納入其體系之中。關於其立法動因，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解釋。

1．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從特權到私權嬗變的產物

近代知識產權法的孕育，經歷了封建特許權制度近三百年的長期陣痛。與保護精神產品相關的封建特許權，包括印刷專有權和產品專營權，它以敕令或令狀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獨占許可證或賦予經營者專門製造、銷售某種產品的權利。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或發明者。這一制度不僅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禁錮思想文化、控制經濟利益的需要，而且決定了原始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點。封建特許權的存在意義，在於它同近代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具有某種歷史連接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國家立法使知識產權由公法領域進入私法領域，由特權轉變為私權。法律制度在發生質的轉變的同時，也保留了某種歷史的慣性，即多數知識產權具有國家授予的特徵。這種權利取得的國家授予性與權利產生的本源性並不是矛盾的。美國學者認為，創造性活動是知識產權產生的「源泉」（source），而國家法律規定則是知識產權成立的「依據」（origion），因此知識產權是一種法定的有限制的獨占權利。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背景有別於傳統財產權法所生存的私法環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體系的設計與安排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從特權到私權，反映了近代知識產權的屬性變化，但並非表明知識產權與其他財產權採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識產權制度是私權領域中財產「非物化革命」的結果

在羅馬私法體系中，財產權制度是一個物質化的權利結構體系。羅馬人基於財產的主要構成限於對有體物的認識，構建了物與物權制度。他們以物為客體范疇（主要是有形的物質客體——有體物，也包括無形的制度的產物，即除所有權以外的財產權權利——無體物），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以所有權形式為核心的物權制度，建立了以物權、債權為主要內容的「物法」體系。隨著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要內容的「知識財產」，有別於以往物質形態的動產、不動產，是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另類客體。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寫道：諸如精神技能、科學知識、藝術以及發明等，都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佔有雖然可以象物那樣進行交易並締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十分明顯，傳統的物化財產權結構是無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質化的知識財產的。1807年法國民法典繼承並發展了羅馬法的傳統，將客體物分為有體物與無體物，同時擴充了無體物的范圍。後者專指具有財產內容的權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規定的債權、股權外，還包括新興的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本歸為動產物，以後又被劃歸到更具重要價值的不動產類別中。1896年德國民法典在繼承羅馬法傳統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風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認無體物，所謂物僅涉及有體物的概念。但在學說中，知識產品可以稱為「無體物」，但它不能歸類於物權法的客體物范疇，而僅是知識產權法規范的客體。

概言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是羅馬法以來財產權領域中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無論「法學階梯體系」（法國法）還是「學說匯編體系」（德國法），都只是在羅馬法編纂基礎上的改造，知識產權這一新興財產權制度未能進入傳統民法典的體系范圍。

3．近代知識產權制度尚未形成一個體系化的財產權利族群

知識產權是人們基於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而依法享有的權利，是一個屬於民法范疇但又相對獨立的財產權制度體系。將一切來自知識活動領域的權利概括為「知識產權」最早見之於17世紀中葉法國學者卡普佐夫，後為19世紀比利時法學家皮卡弟所發展。皮卡弟認為，知識產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利范疇，它根本不同於對物的所有權。在近代法時期，以知識產權的名義實現權利制度的體系化，並未在立法活動中得以實現。換言之，「知識產權法是對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法律規范的一個總稱，這一稱法是虛設的，是一種理論概括」。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是近代歐洲知識產權制度興起的時期。專利法、著作權、商標法在西方國家陸續產生。毫無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單行立法的形式出現，既沒有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也沒有將各個法律進行整合而編入民法典。1804年法國民法典，明確肯定商標權應與其他財產權同樣受到保護。這一規定不過是對商標權即為財產權的民法定位，並無在民法典中獨立成編的立法意義。正是在民法典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國於1857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的商標法。無需諱言，對各項知識產權進行體系化整合並作為民法典的組成部分，無疑在立法技術方面存有困難。對此，法國學者指出，「多數情況下，有形財產整體性地置於單一法律規則的體系內加以調整。例如，所有權在涉及到有形不動產或動產時，總是具有同樣的內容。誠然，兩種不同財產的地位並不總是相同，但這並不能否認內容豐富的有形財產所有權的一些一般規則的存在」；「相反，無形財產具有不同性質，它們不能置於同一的法律體系而只能置於一系列獨立的、不同的體系，存在於一定的期間。」 可以說，由於民事立法技術的原因，近代立法者並未象構建物權體系那樣，將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整合成一個概括的、統一的知識產權體系。

近代民法典的編纂，自是「言必稱羅馬」，諸如物權、債權、繼承權等財產權都可以從羅馬私法體系中找到它的雛型，而知識產權難以在傳統的體系中與物質化的財產相融。基於羅馬法以來法典化的傳統，加之立法技術的不能，知識財產終究未能以體系化的權利制度出現在近代社會的範式民法典中。

並非範式：現代民法典體例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

自20世紀以來，知識產權制度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規范不斷完善，保護范圍不斷擴大，一體化、現代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大陸法系的一些國家嘗試將知識產權制度編入本國的民法典，並在90年代興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編纂的運動中形成高潮。我國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民法典編纂巨大進步，彌補了近代範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還有的學者以此立法例為範式，主張在未來的民法典中規定一個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大一統的財產權體系。筆者對上述觀點持有疑慮。

20世紀以來，幾個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對傳統的財產權體系進行了改造與突破，以不同的體例和方式規定了知識產權編，這無疑是民法典編纂活動中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變革緣於人們對知識產權本質屬性的認識。在歷史上，知識產權經歷了一個「封建特許權——精神所有權——無形財產權」的發展過程；在今天，知識產權則已成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承認的私權，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筆者以為，知識產權是民法對知識形態的無形財產權利化、制度化的產權形態。客體的非物質性是知識產權的本質特性，但其私權的基本屬性與物權、債權等並無實質性差別。在這個意義上說，立法者將知識產權與其他民事權利同置於民法典，其動因是無可厚非的。問題是，由於知識產權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術的諸多困難，民法典難以將知識產權融入其體系之中。現有民法典的起草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是將知識產權的相關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這無疑是法律規范的位置平移。由於涉及諸多公法規范的處理，這一方式難以適用於所有的知識產權制度（如越南法）；二是從各類知識產權抽象出共同適用規則和若乾重要制度規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時保留各專門法。此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權立法的純潔性與形式美，但其實質意義不大，且在適用中多有不便（如義大利法）。總體說來，現代民法典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接納，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但卻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別法：知識產權立法體例的最佳選擇

單行立法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通行做法，這一體例在英美法系國家是以專門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現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則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別法。

20世紀末，採取單行立法傳統的法國將23個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單行法規整理匯編成統一的法典，這即是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有學者認為，該法典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第一個法典，有可能成為21世紀知識產權法與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既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二百多年相關立法經驗之結晶，也是回應當代經濟、技術發展進行制度創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視的。但是，該法典並沒有改變其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質屬性，其理由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法國知識產權法與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知識產權法典」的譯者黃暉博士對此寫道：1804年法國民法典頒布時，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沒有現在這么突出，民法典也沒有針對知識產權的專門規定。因此，法國決定對知識產權採取單獨立法的方式後，十分注重處理其與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關系問題，並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權，民法典關於有形財產權的很多規定不能直接適用於知識產權；為保護作者權益免遭損害，對契約自由進行大量限制；有關智力創作的勞動合同不影響作者享有精神權利和思想權利；有關著作權與婚姻和繼承的關系也存在不同於一般法的特別規定。除上述例外規定外，作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規定的普遍原則仍然是適用的。這說明，法國知識產權法典與法國民法典是體系分立的兩部法典，但並非是地位平行的兩部法典，他們仍是一種基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在私法多元體制中，民法典是作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規定的是私權的一般問題。而知識產權法典則屬於特別法，它對知識財產的特別問題作出專門規定。將兩部法典作出上述區分的意義在於：在知識財產問題的法律適用方面，知識產權法典的適用應優先於民法典。前者有專門規定的，應優先適用其規范；無特別規定的，則應適用基本法規范。可以說，知識產權法典雖冠名為法典，但並沒有改變其民事特別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專門法規系統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義的法典，不是已有規范性文件的簡單匯總，而是在原有法律規范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統化的法律文件。法國立法者將知識產權的各種單行立法進行整合、編修，實現了法典編纂的基本要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在立法技術上有兩個優點：一是體系完整，二是內容諧調。該法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文學和藝術產權，規定有著作權、鄰接權、資料庫作者權等；第二部分為工業產權，規定有外觀設計權、發明專利權、技術秘密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商標權以及其他標記權等；第三部分為在海外領地及馬約爾屬地的適用。就其基本制度來說，法典幾乎囊括了現代知識產權的全部內容。該法典還較好地處理各項知識產權制度的內部關系，避免了原單行立法出現的各種沖突。例如計算機程序應受著作權保護而不得授予專利；對資料庫製作者的保護獨立於著作權對資料庫或其組成部分的保護；植物新品種不受專利保護而取得專門權利；有關著作權、外觀設計權、人身權、地理標記權、商號權等在先權利的標記不得作為商標使用注冊等。但是，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顯然遺漏了法典編纂的一個要素，即缺乏各項知識產權制度共同適用的原則和規則，立法者未能也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與民法典相同的總則。正如譯者黃暉博士所指出的那樣，「1992年頒布法典時只是將當時的知識產權各部門法匯集到一起，體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獨立，1994年為加強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時也只有遵循這一體例」。由此可見，在立法技術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是各類法規的匯集，是專門法規的系統化，它沒有改變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民事特別法的根本屬性。

以法典形式出現的法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相關立法體例上並沒有走出多遠，從世界范圍來說，民事特別法仍然是大陸法系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首選模式。筆者以為，作出以上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綜合性的法律規范體系。知識產權制度從其產生之初，即是以綜合性法律規范、多樣性法律制裁措施為其主要特徵的專門法律，它與作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著顯著的差別。知識產權制度本為保護創造者權利之實體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規定有權利取得程序、權利變動程序、權利管理程序、權利救濟程序等，即在實體法中規定了程序法的內容，程序法依附實體法而存在。知識產權制度本為規范個人知識財產權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設有行政管理、行政處罰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規范，在立法技術上具有私法與公法規范相結合的特點。誠然，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的特殊性，並不影響其作為民法體系中組成部分的本質屬性。但是，從知識產權規范的特殊性出發，則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對這種綜合性法律單獨立法。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全部納入民法典，則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規范和公法規范將會使民法典在體繫上難以協調，相關條文在性質上將難以兼容，民法典也就無法實現其形式上的「審美要求」。如果將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規范性質不同，分別納入民法典和進行單獨立法，則會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為割裂的狀況，徒增法律運用的不便。

第二，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開放式的法律規范體系。與近代法所涵蓋的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相比，現代知識產權法已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法律體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規定來表述，它是一切在工業、科學、文學或藝術領域由於智力活動所產生的權利制度的總和。自新技術革命從20世紀中葉興起，知識經濟不僅孕育了「知識＝財富」的新的財產觀，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識財產制度。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邊緣保護法」，即採用專利權和著作權的若干規則，創設了一種新的制度即「工業版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專有權即屬此類；二是「單獨保護法」，即為特殊的知識產品設定「准專利」或類似其他知識產權的保護。新植物品種權、域名權，即屬此類。在新的知識產權制度繼續出現的同時，舊的相關制度也逐漸演變成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新成員，其中最具意義的就是商業秘密與反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是一種無形的信息財產。它與專利技術不同，其權利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權利的效力完全取決於商業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於這一特性，大陸法系國家長期採取合同法或侵權法的保護方法，商業秘密不包括在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之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國際商會（ICC）率先賦予商業秘密以產權屬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其成立公約中亦暗示商業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識產權之中。至90年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專門規定「未公開信息」的保護問題，確認商業秘密屬於知識產權范疇。此外，反不正當競爭亦與知識產權有密切關系。最初，競爭法對於知識產權僅是一種補充保護，意在為各類知識產權制度的交叉領域或真空地帶提供兜底保護。而在現代社會，反不正當競爭已歸類於知識產權法領域。《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文本將專利技術、經營標記與制止不正當競爭同列為工業產權的對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將反不正當競爭的權利納入知識產權范圍，1993年《TRIPS協議》強調締約方遵守《巴黎公約》的有關條款，即確認反不當競爭作為知識產權組成部分的規定。上述情況表明，現代知識產權法正處於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之中，其權利制度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的法律體系。如將這種頻頻變動的法律置於一個需要相對穩定的民法典中，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三，現代知識產權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法律規范體系。現代化、一體化是知識產權立法的兩大趨勢，前者動因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後者受制於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形成。知識產權法從其興起到現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時間，基於技術革命而生，由於技術革命而變，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個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說，知識產權制度無疑是「制度文明的典範」。自20世紀下半葉至今，相繼出現的新技術革命與信息革命（或稱為知識革命），使得現代知識產權法總是處於劇烈變動的狀態。著作權法告別19世紀的「印刷版權」時代，走過20世紀的「電子版權」時期，繼而開始「網路版權」的新紀元。這一進程使得傳統的著作權保護范圍在不斷擴大，新的著作權權項陸續產生，著作權效力在虛擬空間逐步拓展；專利法大大縮小非專利對象的范圍，著力保護化學物質和葯品專利，增加微生物品種及方法專利。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實現立法現代化的目標之後，又面臨著21世紀基因技術專利問題的挑戰；商標法在網路空間里，不僅涉及到傳統商標制度的變革（例如商標權地域性與網際網路國際性的沖突，商標分類保護與網上商標權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網上商標侵權形式的變化與侵權責任的認定等），而且必須考慮域名保護制度的創新（例如域名的登記與審查、域名權的性質與內容、域名權與其他在先權利的沖突、域名權的保護與域名糾紛的處理等）。知識產權法不僅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立法現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圍建立新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即通過制度改革實現立法的一體化。在國際社會里，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經濟、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烏拉圭回合的一攬子談判，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形成了《貨物貿易協議》、《服務貿易協議》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三大主體制度。由於世界貿易組織與上述公約的有效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現已成為國際經貿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際范圍看，知識產權制度進入了一個統一標準的新階段。在這一背景下，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按照國際公約的相關要求重新審視本國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基於上述情況，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知識產權法處於頻頻修訂之中。據資料記載，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頒布後的6年間先後12次進行修改和增補。中國的商標法、專利法自製定後分別於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進行兩次重大修改。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法律修改活動都是在專門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統化、穩定性特徵的民法典，則不具備這些便利。

中國知識產權報

④ 法律與科技關系是什麼

法能夠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法也可能阻礙科技的發展，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對科學的禁錮和對科學家的迫害，都影響到科技的進步。法對科技的影響是有限度的，往往通過反作用於一定的生產關系來實施對科技發展的影響。

科技的發展對法律調整的范圍和方式等也產生明顯的影響。當前及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科技的發展會產生一系列新的社會關系，其中一大部分將有必要納入法律調整的領域，如航空法、太空法，災害法、環保法等。

對科技成果的獎勵、保護、轉讓、應用等也需要法律調整。科技發展促進著法律調整機制的改善，有助於提高法律調整的效率，還促使同違法犯罪進行斗爭手段的變化和強化，並引起法律調整標准和技術的變化，如死亡的標准，安樂死、人工授精等都對傳統的法律觀念帶來了沖擊。

科技發展也促進著法學研究和法律調整的方法的變化，如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等方法和技術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等。

(4)科技創新立法擴展閱讀

法律對科技的反作用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法組織和協調科技活動，為科技活動和科技管理提供民主、科學的規則和秩序。

2、法律利用激勵原理促進科技發展。

3、法調節科技成果應用中產生的利益關系，保證和促進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廣。

4、法確認和保障科技活動主體科學研究、發明創造的自由，為科技活動創造自由、寬松、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5、法協調科學技術與人的各種關系，保證科學技術為人類福祉服務的正確方向。6、推動國際間科

學技術合作，促進科學技術的全球共享和高效能運用。

⑤ 成果轉化需要怎樣的法律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十二條關於「國家鼓勵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等事業單位與生產企業相結合，聯合實施科技成果轉化」的規定，為產、學、研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據。我國科技部和財政部於2002年《關於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的若干規定》中做出規定：科研項目研究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識產權，除涉及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重大社會公共安全利益的以外，國家授予科研項目承擔單位。科研項目承擔單位可以依法自主決定實施、許可他人實施、轉讓、作價入股等並取得相應收益。以此促進產學研的合作並促進項目承擔部門建立科技成果轉化機制。但是，這一規定僅是行政規章，科技進步有賴於科技立法權威性、系統性的加強。有關技術創新立法在條件尚未成熟時通過授權立法或委任立法方式發揮行政法規、規章乃至政策性文件的靈活性特點是必要的，但在條件成熟時還是要根據技術創新運行機制本身的規律性需要將有關法規規章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商品化的進程。
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投人多，但由於風險大，介入的資金少，因此更需要稅收優惠的扶植，以形成良好的科技創新循環機制。根據發達國家的實踐和我國現行稅收法律制度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存在的問題，首先，應改變按照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等標准給予差別稅收優惠的帶有歧視性的法律規定，尤其要使中小企業和民營科技企業同等地享受科技開發和成果轉化時的稅收優惠，從而激發所有企業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其次，應當進一步推行和不斷完善再投資退稅制度。企業用留利進行科技開發和成果轉化的投資時，全部或者部分退還其繳納的企業所得稅，以促進科技開發和成果轉化。

⑥ 1.為什麼科技進步必然需要法律的保護 2.以實例說明權利與義務的關系

科技進步與法律保護：
一些基層單位，尤其是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反映「科技進步」這個詞的概念比較模糊。特別是現在處於知識更新、科技事業發展突飛猛進的時代，科學技術進步的重點、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究竟什麼才屬於科學技術進步的范疇？法律應該給予明確的界定。這樣可以從法律層面上給予相應的擴展和調整。像科技資源保護與共享問題，生物安全保護問題，這一次修訂草案中都有所反映，但在糧食安全和公共衛生等等方面還規定得不夠。如果能加以明確界定，在實際工作中就可以准確把握，為科技進步提供必要、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保障。
法律發展為科學技術發展起組織、管理和協調作用;為科技創新活動創造自由、寬松、安定的外部環境;協調科學技術與人的各種關系,保證科學技術為人類福祉服務,限制其消極作用。因此要處理好技術進步和科技發展之間的關系,促進其共同進步。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影響著人類法律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立法內容到立法程序,從普法到執法,幾乎無一不受到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同時法律的發展也為科技進步創造了條件。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因此必須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
權利與義務：
法律是規定人們權利和義務的行為規范。其最主要的精神是強調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性。公民要正確對待權利義務關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也要履行法律賦予公民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對立統一的。
比如說：法律規定我們有勞動的權利，而勞動也是我們的義務：我們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同時我們也有尊重別人的人身自由的義務；我們有依法納稅的權利與義務等等。總之，權利與義務是對立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脫離義務的權利，也沒有脫離權利的義務。

⑦ 什麼是「法律科技」

科技對法律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影響法律的內容、形式、傳播等；而法律對科技的反作用表現為法律為科技提供規則和秩序，保證科技為人類福祉服務的正確方向等。具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
一、科技對法律的影響作用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科技的發展影響著立法的內容，成為法律規定的重要的依據。
2、科技影響法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方式，使法的表現形式更科學合理，法的信息傳播更便利、公開、快捷、准確和充分。
3、科技影響法的調整范圍，將會導致新的法律部門的出現。
4、科學技術影響立法體系、程序和方法，促進立法的專門化、民主化、科學化和高效化，使得法律更具操作性。
5、科技影響法律技術和法律調整機制及其執法，促進法律調整機制和執法手段的科學化、公正化、合理化和高效化。
6、科技影響法學教育、法制宣傳和法學研究的方式和內容，促進法學教育、法制宣傳和法學研究方法與內容的更新和發展，增強公民守法的自覺性。
二、法律對科技的反作用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法組織和協調科技活動，為科技活動和科技管理提供民主、科學的規則和秩序。
2、法律利用激勵原理促進科技發展。
3、法調節科技成果應用中產生的利益關系，保證和促進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廣。
4、法確認和保障科技活動主體科學研究、發明創造的自由，為科技活動創造自由、寬松、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
5、法協調科學技術與人的各種關系，保證科學技術為人類福祉服務的正確方向。
6、推動國際間科學技術合作，促進科學技術的全球共享和高效能運用。

⑧ 怎樣看待國務院在十三五科技創新中提到轉基因產業化

1、轉基因產業化必須搞，是個人都知二十一世紀最有價值的科學技術就是基因工程，差不多就是轉基因產業化。
2、轉基因產品，如轉基因胰島素等，去除研發成本的話，利潤率基本上是很可觀的，不搞轉基因產業化，這些利潤只能眼睜睜被國外拿走。
3、國家以立法形式，在國內建立非轉基因農業產業化保護區。
4、實行非轉基因與轉基因產業化實行差額定價，打造非轉基因賣點，形成非轉基因獨立的定價體系。

⑨ 思想主張、制度創新、法制建設三者之間的關系

一、思想主張、制度創新、法制建設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下：
1、思想主張為制度創建提供理論基礎；
2、法制建設是制度創建的保障；
3、思想主張在制度創建和法制建設完善中體現。
二、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
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是社會政治、經濟和管理等制度的革新，是支配人們行為和相互關系的規則的變更，是組織與其外部環境相互關系的變更，其直接結果是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促使不斷創造新的知識和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及社會財富源源不斷的涌現，最終推動社會的進步。
同時，良好的制度環境本身也是創新的產物，而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創新型的政府，只有創新型政府，才會形成創新型的制度、創新型的文化。目前科技創新存在和面臨體制、機制、政策、法規等等諸多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否以改革的精神拿出創新型的新思路，同時政府從經濟活動的主角轉為公共服務提供者，努力創造優質、高效、廉潔的政務環境，進一步完善自主創新的綜合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制定和完善促進自主創新的政策措施，切實執行好已出台的政策，激發各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
三、法治建設：
法治建設就是在一定的階級范圍內，按照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大力普法。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治國方略，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民主體制下，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盡管世界各民主政體間存在細微差異，但民主政府有著區別於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則和運作方式。民主是由全體公民--直接或通過他們自由選出的代表--行使權力和公民責任的政府。
民主是保護人類自由的一系列原則和行為方式;它是自由的體制化表現。民主是以多數決定、同時尊重個人與少數人的權利為原則。所有民主國家都在尊重多數人意願的同時，極力保護個人與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民主國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權力分散到地區和地方，並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須最大程度地對人民敞開和對人民的要求做出反應。

⑩ 健全科技保障體系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摘要 我國初步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內容包括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農村社會保障。